三

将巫统、血统分疏的观念带入商代，可以化解古代文明特质是萨满主义还是礼乐文明的纠葛，但并没有解决萨满主义与礼乐文明如何衔接的问题。如果萨满文明与礼乐文明不能衔接，意味着我们的早期文明或者与萨满主义无关，或者它就不是连续发展的，而是存在着断裂。就去巫化本身来说，并不必然意味着断裂，也就是说，礼乐文明可以在萨满主义文明中孕育。事实上，早期文明的去巫化，决不会只发生在商周之际，在文明诞生之初就应该发生过一次，否则文明很难生长。商周之际的去巫化，只是文明更进一步的发展。笔者曾将文明的发生与政治的发生联系在一起，这里依然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商周之际去巫化进程中文明的连续性问题。

据前所论，礼乐文明的形成与商周之际经典包括礼典的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经典中所讲的政治，核心价值即是后来人热衷谈论的“政者，正也”的观念。《周礼·巾车》讲“王所在为路”，故王车为路车，宫门有路门，正寝曰路寝。另外，王还有道车，郑注说是“王行道德之车”（《道右》注）。《曲礼》有云“德车结旌”。毫无疑问，在礼乐文明中，王是道德的承载者。这令人想起西人宗教话语“吾即是道路，吾即是真理，吾即是生命”，并且会认为中国的礼乐文明是政教不分的文明。就礼乐文明而论，这个判断是成立的，但这种特质并非始终如一的。王字之构形，学者已指出，其是斧钺之象形，本是武力的体现，并非道德的载体。尽管武力征伐也可以解释为是正人，但这种正毕竟还不是礼乐文明关切的正，礼乐文明关切的正还是关于人生道路的正，即王所在为路的正。如此看来，“王所在为路”的观念的发生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卜辞中也可以发现解决的线索。卜辞有这样的记录：

辛未卜，宾贞，王有不正。

贞，王亡不正。（合5354）

王其有正。（合14962）

这些记录告诉我们，“王所在为路”，王天然为正之精神的化身的观念，在商代是有疑问的。那个时代尚未将王等同于道路。卜辞中还有这样的记录：

贞，婐正王。

婐弗正王。（合2779）

婐是卜辞中的妇，为王妃之一。学者或认为卜辞是占问婐对于王是否合适，笔者并不这样看。既然王并非是天然的正之精神的化身，这里的“婐正王”，指的可能是婐矫正王不正的行为举止。至于如何矫正，笔者推想应该是通过礼乐。

如所周知，《诗经·关雎》之传统解释是说赞美王妃之德，现在流行的读法将其理解为爱情诗。二者其实可以相通，爱情诗毋庸置疑，但其显然不是普通庶人的爱情诗，而是贵族君子与窈窕淑女的爱情诗。其中谈到琴瑟、钟鼓，应该是比较高级的贵族的生活写照。传统讲是王妃，可信。言王妃之德，应是指窈窕淑女以钟鼓琴瑟正君子之情欲的内容，后来孔子讲《关雎》“以色喻于礼”，也应该是从窈窕淑女的角度讲的，窈窕淑女要求君子借由礼乐来接近自己。这样看《关雎》，它确实就是讲王妃之德的诗，并且是王妃以礼乐正王之好色之心的诗。联系前面“婐正王”的卜辞，王之待正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了。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是女性来正王？难道说正的价值原本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正的价值本与神联系在一起，笔者曾引用卜辞卜问事情是否正的记录阐述这个问题。与西方的神喜欢自由相比，中国的神喜欢正，春秋时史官论神，有“聪明正直而壹者”的讲法（庄三十二年《左传》载史嚚语）。神喜欢正，人也喜欢正。通过甲骨占卜问正是一种途径，直接通神问得正也是一个途径。也就是说，巫师文化未必像一些学人理解的都是令人不舒服的东西。郑玄曾批评其时的巫师“正神不降”，这意味着有些巫师也关注正神，由他们所传导的价值当然也合乎正的要求。《易经》无妄卦卦辞“其匪正，有眚”，无妄卦的爻辞，笔者理解是讲一个人成为巫师的过程，其卦辞讲“匪正有眚”，当是说巫师也要追求正。令人不舒服的巫师并不能概括整个巫师文化，尤其不能用其来比附礼乐文明形成之前的巫师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萨满主义文明与礼乐文明之间，本有相通的地方，而女性的角色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因为巫与女性之间关联更多，所谓女曰巫，男曰觋。礼乐与女性之间也有更近的联系。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中的礼字从珏从鼓，鼓与舞联系在一起，《系辞传》讲“鼓之舞之以尽神”，礼是通神的手段。从舞蹈的角度讲，女性又比男性擅长，所以初始的礼乐活动，女性扮演的角色可能更重要些。女性有更好的条件通神，而正的价值即源于神，女性正王就不奇怪了。《关雎》是诗三百之首，而诗本身即是配合礼乐而用，女性以礼乐正王，或许正是那个时代政治的主题，是从浓重的萨满主义特质的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的重要途径。“王所在为路”的观念并非古来如此，而是文明转变的结果。

笔者在阐释《易经》时，曾提出儒最早为女性的看法，如所周知，儒家是一个重视正己正人的学派，并且特别重视对君王的正，所谓“致君尧舜上”，商周之际的政治存在女性正王的命题，恰好可以证验这个提法。并且，笔者注意到女性之儒在商后期社会地位下降，而西周政权的建立某种程度上恢复了祖甲之前的秩序，如此看，将《关雎》列为首篇，应该是在周初确定下来的。

儒家讲正人，首先是正心。卜辞中也有这样的关切，“丙戌卜，争贞，王有心，正”（合6928），这应该是关心王心是否正的记录。这与《易经》讲“有孚惟心”相应，都是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对人心关注的意识的证据。儒家的终极关切是成己成人，卜辞有“立人”的记录：

［辛巳卜，宾贞］叀翌甲申立人。

辛巳卜，宾贞，勿叀翌甲申立人。

宾贞，立人。

宾贞，勿立人。（乙6696）

“立人”，笔者理解就是《诗经·大雅·棫朴》《旱麓》中的“作人”，都是讲塑造典范的人。《易经》比卦爻辞有“比之匪人”，睽卦爻辞有“载鬼一车”，后来讲的人鬼之辨在那个时代也许就存在。如果这个解读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认为，后来儒家关切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商中期武丁时代都已经提了出来。只不过，那个时候关注这些问题的可能是女性。

儒家是后来礼乐文明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如果将这个判断前推到商代中期武丁时代，女性之儒，或许正是那个年代新文明的倡导者。《易经》的需卦，笔者以为是讲儒之祭祀，其中讲到以酒食进行祭祀，所谓以生人的方式事奉神明，这也是后来的儒家所主张的礼。爻辞中又讲到不速之客三人来，笔者判断，这三位不速之客代表的是纯正的巫者，爻辞所透露的实际上是当时的儒者与巫者之间在祭祀问题上的差异。儒者所代表的是新的宗教文化，后来的礼乐文明正是从这种新宗教文化开始的。前面讲女性更近于巫，女性为最早的儒，二者并不对立，相反，这种兼具两种特质的身份，为文明的转型提供了连续性的基础。需卦讲“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里的“敬之终吉”，让我们想到现代学人提倡的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儒代表了新文化，但其对旧文化并不排斥，相反却是带着敬意。文初提到卜辞有用旧礼还是新礼的占问，除此之外，卜辞还提到“叀旧法用”（合30615）、“叀旧册用”（合30358），也是说新宗教文化兴起之时，并未简单地否定旧宗教文化，依然要向神明请教。这样看萨满主义与礼乐文明的关系，恐怕就不能用相互排斥的视角去认知，二者间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当我们用礼乐文明去排斥萨满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排斥的是后世与礼乐文明处于相对对立位置的巫师文化，而不是远古那个同样讲求正的萨满主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