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礼》中的法

据战国法家的论述，其时的法律形式有法、律、令三种，这三种形式《周礼》中都有，其中法、令经常出现，律作为法律只出现一次，即《大司马》讲的“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这个律与《周易》师卦讲的“师出以律”及甲骨文中讲的“师惟律用”所指当相同，即都是军律。这与我们看到的秦及汉初的法律多以律称的习惯不一样，这意味着其法律体系属于较早时期的形态，至少不晚于秦汉。不仅如此，与军律关系比较近的全民适用的刑法，在《周礼》中似乎也不存在。《大司寇》讲“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很显然，对于诸侯、卿大夫、庶民三种人的狱讼，法律依据不一样。能够与刑法相比拟的只是决庶民狱讼的邦成。《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邦贼、邦盗相当于《法经》的《盗》《贼》二篇，而犯邦令相当于秦《法律答问》中的犯令与废令。挢邦令相当于汉人的矫诏。邦谍的问题，《二年律令》归入《贼律》，邦诬的问题则属于《告律》。邦汋，郑司农读为邦酌，意为斟酌盗取国家密事；邦朋，郑注理解为朋党相阿，使政不平。这两种犯罪行为，在目前发现的秦汉刑律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我们知道，汉《九章律》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制定，秦律《法律答问》讨论的问题基本上不出《法经》六篇的范围，从士师的八成看，其与以《法经》为蓝本的秦汉刑律不属一个体系。至于说其还存在针对诸侯的邦典、针对卿大夫的邦法，尽管太宰所掌建邦之六典中，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的刑典为其中之一，则邦典、邦法、邦成皆属刑典，但其与秦汉律仍不是一个属性的法律体系，秦汉律刑律中看不出有针对官员与邦国的专门条款。

《大司寇》讲“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实际是在提高诉讼的门槛，与儒家反对诉讼的指导思想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没有统一的刑律，与法家不属于一系，完全可以理解。后来谈论法律儒家化，出现《小司寇》的“八辟丽邦法”即所谓八议是一个重要指标。

与律之罕见不同，法在《周礼》中大量出现。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笼统地讲的为政之法，《大宰》有“治象之法”, 《宰夫》有“掌治朝之法”, 《大司徒》有“教象之法”, 《小司徒》有“建邦之教法”, 《州长》有“教治政令之法”, 《小史》有“礼法”, 《内史》有“国法”, 《大司马》有“建邦国之九法”“政象之法”, 《司士》有“军法”, 《都司马》有“国法”, 《大司寇》有“刑象之法”“邦法”, 《小司寇》有“邦法”, 《大行人》有王抚邦国诸侯之法；一类是具体做事之法，《宰夫》有“牢礼之法”, 《大府》有颁财之法，《司会》有“九贡之法”“九赋之法”“九功之法”“九式之法”, 《司书》有税敛之法，《内宰》有“书版图之法”“妇职之法”, 《九嫔》有“妇学之法”, 《典妇功》有“妇式之法”, 《大司徒》有“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地法”“教法”, 《小司徒》有“比法”, 《乡师》有“国比之法”“田法”,《族师》有“邦比之法”, 《载师》有“任土之法”, 《遂人》有“造县鄙形体之法”, 《稍人》有“县师之法”, 《草人》有“土化之法”, 《舍人》有出入宫中财物之法，《大司乐》有“成均之法”, 《内史》有“八柄之法”“叙事之法”, 《大司马》有“九伐之法”“蒐之法”, 《司勋》有“六乡赏地之法”, 《量人》有“建国之法”, 《掌固》有守都邑之法，《射人》有“射法”, 《司弓矢》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 《土方氏》有“土圭之法”“土宜土化之法”, 《士师》有“五禁之法”“荒辨之法”, 《朝士》有“建外朝之法”,《司刑》有“五刑之法”, 《司刺》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司盟》有“盟载之法”,《司隶》有“五隶之法”。以上列举只是《周礼》中明确出现了做事之法名称的内容，根据这些法的得名逻辑，可以知道《周礼》中还有很多虽未提到法之名，但可以判断，其内容其实也是法，比如《膳夫》云：

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宥食。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卒食，以乐彻于造。

这段文字中没有出现法字，但依据《周礼》称法的逻辑，这其实也是法，即膳夫馈食之法。按照这样理解，《庖人》所言可名为四时禽献之法，《大司徒》中还有封建之法，《载师》中还有任地之法，《闾师》中有任民之法，《遗人》中有委积之法，《均人》有均力政之法，《遂人》中还有治野之法，《大宗伯》有正邦国之位法，《小胥》中有正乐县之位法，《大司马》中还有令赋之法，《司险》有设国沟涂之法，《司士》有正朝仪之位法，《校人》有颁良马养乘之法，《大行人》有以九仪辨命等爵之法，而《考工记》通篇都是讲各种制器之法。

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周礼》一书，就不仅仅是一部设官分职的书，其主体内容应是以讲官法为主，这个官法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制度性的内容；一是礼仪性的内容；一是为器之程式的内容。所有这些内容，都出于官，所以《周礼》又有某官之法的提法，如“大司马之法”（《小司马》）、“大仆之法”（《小臣》）、“司马之法”（《司兵》）等。从目前发现的秦汉律看，法律的主体内容正是这种官事之法，只不过经过商鞅的改法为律，这些法都不再称法，而称为律。

《周礼》中的法，大多数是常态性的制度、礼仪以及作器之程式的规定，这体现了政治的常态性与稳定性，但也有一些制度规范会因时因地而变化，比如《土均》云：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以和邦国都鄙之政令、刑禁与其施舍。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媺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这里土均平土地之政，做到了因地制宜。另外，《司稼》云：

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

这里司稼出敛法，做到了因时制宜。这样的法，每年都会有不同，据此可以判断，《周礼》讲的法，有些其实只是为政之依据，还不是文本化的法律。

《周礼》中“式法”一词数见：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与其荐羞。”

《大府》:“凡颁财，以式法授之。”

《职岁》:“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及会，以式法赞逆会。”

《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凡邦之会事，以式法赞之。”

《掌皮》:“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

《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

式与法相通，《小宗伯》讲“县衰冠之式”, 《大仆》讲“县丧首服之法于宫门”，前者之式，即后者之法，“式法”作为一个词，就是法的意思。《小宗伯》《大仆》之式法，未必有文本图式，但不一定不是常法，联系到前引的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法，皆多著一“象”，象与形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在涉及具体物的时候，法需要靠具体的物来展示。前引出现“式法”的语境中，都与财物有关，其言“式法”盖均与财物之法度有关。《羊人》讲“宾客，共其法羊”，所谓“法羊”，当即符合法度要求的羊。《司稽》讲“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 《司门》讲“凡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文中都出现“不物”一词，所谓“不物”，郑注：“衣服视古，不与众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笔者以为可信，不物，就是讲物不符合法度。河上公本《老子》讲“法物兹彰，盗贼多有”，其法物应该就是《周礼》中强调的符合法度与仪式需要的物，“法羊”只是其中之一，另外《小宗伯》《肆师》讲的“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则是从反面说明法物的意涵。法物的观念在《周礼》中是一个基本观念，据此大致也可以推断它产生的时代，其不会晚于《老子》，应该不成问题。

《周礼》中很多的法不能作成文法来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周礼》作者心目中没有成文法，《乡大夫》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 《大史》讲“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引文中都提到考法，这与《秦律十八种·尉杂》中讲的“岁雠辟律于御史”，应是同一性质的行为，只不过秦是到御史处考法，而《周礼》中是向司徒与大史考法，其讲的应该都是成文法。《周礼》中御史之所掌为令，“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与大史存在分工，秦律要求雠辟律于御史，其与《周礼》并不矛盾。到了秦商鞅以后，法律都与治理国家相关，而不见《周礼》中的礼法，加上法律体系自身的演变，《周礼·御史》的治令，也都变成了律。从这也可以看出《周礼》的年代比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