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爱琴海地区，米诺斯人、迈锡尼人和特洛伊人：
约公元前1750年—前1100年

让我们从特洛伊城和特洛伊战争开始说起，由于据说是荷马创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在欧洲历史上十分有名。根据这两部史诗，这场战争由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引起，因为他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王后海伦。《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武士阿喀琉斯对特洛伊的愤怒，《奥德赛》讲述的是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故乡伊萨基岛途中的冒险故事。我们知道，这两部史诗的内容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在古代及以后，这些故事和后来对特洛伊战争的记忆十分重要。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都从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事件中追根溯源，可以说它标志着欧洲历史的开端。在考察特洛伊战争对后来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时期。

1822年，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生于今天的德国北部，他起初接受的是古典教育，后来转去经商，通过从事各种商业冒险活动来赚钱，也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他后来声称父亲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激励了他，在8岁时，他就立志有朝一日要对特洛伊遗址进行挖掘。这些说法可能是谢里曼为使自己更具传奇色彩而虚构的，不过在40岁左右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四处游历。1868年，46岁的谢里曼到了希腊和土耳其。次年，他出版了《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Ithaka, the Peloponnese and Troy）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不远的希萨利克（Hisarlık），这和当时盛行的，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珀纳尔巴舍（Pınarbaşı）附近的观点背道而驰。他的观点部分建立在英国考古学家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的成果之上，在此前的5年里，卡尔弗特一直在那里开展挖掘工作。谢里曼决定亲自动手，1871年，在卡尔弗特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后来让他声名远播的挖掘工作。谢里曼的挖掘方法很原始，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他一下子把九层全给挖了，包括最靠近底部的那一层（从底层往上数的第二层），他认为这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即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城邦。他还被指控伪造证据，至少是在记录挖掘发现时很不严谨。但是在1875年，他就此出了一本书，即《特洛伊及其遗迹》（Troy and her Ruins），并且又几次回来，继续从事挖掘。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他的挖掘工作和著作成功确立了希萨利克作为特洛伊遗址的地位。谢里曼还对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其他地点进行了挖掘：1876年，他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即阿伽门农的故乡，他还去了位于希腊西北部的伊萨基岛，他认为奥德修斯的宫殿就在此处。

虽然谢里曼的观点和证据有严重的缺陷，但是他做出了两项伟大的成就。首先是在年代方面。在19世纪早期，大部分西欧人认为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历史依据，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受过教育的人依然相信《创世记》里的说法应当照字面意思理解。17世纪时，大主教厄谢尔（Ussher）认定创世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他的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公元前5世纪之前爱琴海地区复杂社会的存在。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种创世时间如此之晚的观点了，没有人类的过去世界被追溯到了无数个千年之前。现在已经证实，“智人”大约出现于13万年之前，而我们更加遥远的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大约出现于250万年前。到了19世纪中期，地质学家认为世界的历史比这还要悠久很多。谢里曼确凿地表明，爱琴海地区有一个重要的“史前”阶段，那是一个至少长达千年之久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定居点，有大规模遗迹，并且这些定居点之间有长距离的联系。谢里曼的第二个成就有更强的技术性。他意识到仅仅有遗迹并不足以确定这些新发现的时间段，而陶器不仅能够长期保留，而且不同时代的陶器会有不同的质地、形状和图案，因此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相对年代。按照相对年代排序的陶器至今依然是考古年代学的基础。

另外一个影响了我们现在对早期爱琴海文明看法的伟大人物是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1851—1941）爵士，他对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遗址进行了挖掘。谢里曼受到了荷马史诗的驱动，而埃文斯则是为了寻找早期的书写形式。阿瑟·埃文斯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牛津大学获得近现代史专业学位之后，他到北欧和东欧广泛游历。1877年，他成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巴尔干记者。次年，他娶玛格丽特·弗里曼为妻，婚后在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拉古萨（Ragusa，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定居。1883年，他去了希腊，在那里遇到了谢里曼，了解到他在迈锡尼几个遗址的挖掘工作。1884年，埃文斯成为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馆长，上任之初，他宣布自己的目标就是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古典时期之前，收集并展示更多种类的古代遗迹。

1894年，埃文斯第一次到达克里特岛。在为阿什莫林博物馆收集刻有文字的石头和印章的过程中，他对爱琴海地区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兴趣。他拜访了克诺索斯遗址，向当地的克里特考古委员会提出他想买下这块土地，亲自进行挖掘，希望能够在此发现早期文字的新证据。克诺索斯有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早在1739年，英国旅行者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就已经看到为数不多的遗迹。1878年，来自附近城市伊拉克利翁（Herakleion）的麦诺斯·卡罗卡莱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在此挖了几条沟，认为这就是传说中古老的迷宫，即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住处，后来这里被确认为宫殿的西翼。谢里曼也想在克诺索斯进行挖掘，他已经从克里特的土耳其当局获得挖掘许可，但是在经济赔偿的问题上却没能和土地所有人谈妥。

使埃文斯无法开始在克诺索斯挖掘的则是克里特的政治局势。克里特人当时为争取独立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1898年，土耳其人离开克里特岛，自治的克里特新政府成立。到了1900年初，埃文斯已经获得了克诺索斯遗址的挖掘许可，从3月23日开始启动挖掘工作。此时，他已经从到手的文物中意识到史前克里特的文化和迈锡尼文化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很大，甚至到了前者可称为“非希腊”文化的程度。于是，他借用欧罗巴和宙斯的儿子、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名字，用它来指代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现证实了他的看法。被他称为米诺斯宫殿的华美建筑，色彩亮丽的壁画和陶器，刻有后来被称为线形文字B的泥板，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从1900年到1905年，挖掘工作持续了5年之久，挖掘成果被发表在1921年至1936年出版的精美六卷本《米诺斯宫殿》（The Palace of Minos）中。

现在要想批评埃文斯很容易，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的确犯了错误。关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先是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地区占主导地位，后来迈锡尼文明在克里特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他永远不会接受的。在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复建的过程中，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有些复建是必要的，尤其是他发现的是多层结构，要考虑到进一步挖掘和游客的安全。虽然如此，埃文斯依然是克里特史前考古的重要人物，既因为他的远见卓识，也因为他将自己的工作成果带入公众的视野。1941年，他误以为德国入侵者已经毁坏了克诺索斯遗址，伤心离世，而实际上德国人对其精心保护。克诺索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在整个欧洲牢牢确立。

克诺索斯和克里特的其他地方都属于所谓的第二宫殿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本书就从这一时期开始讲起。在经历了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早期的长期繁荣之后，到了大约公元前1430年，克里特岛上的很多地方遭到武力破坏。在这一时期，最早的迈锡尼人从希腊本土来到克里特。如果将迈锡尼人的到来看作是对克里特的直接征服，未免过于简单化，新来者并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而是和米诺斯人精英进行融合与合作。在公元前1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4世纪，克诺索斯成为岛上的主要行政中心，希腊语成为新的行政用语。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的迈锡尼文明继续繁荣发展，到了公元前1100年，也就是本章所涵盖的最后阶段，在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宫殿式组织形式就不再发挥作用了，社会和政治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第二宫殿时期，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克诺索斯，但是到了公元前11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爱琴海地区分崩离析。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文明的重要性。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宫殿国家位于一个广大区域的西部外围，那个区域里的近东国家实力强得多，也成熟得多。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近东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是南部的埃及王国。经过一段中间期（前1795—前1540），中王国（前2116—前1795）被新王国（前1550—前1070）所取代。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很稳定，和南部的努比亚（Nubia，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之间有稳固的边界。在中间期，埃及受到外来的希克索斯人（Hyksos）的统治。这一时期的埃及与外界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统治者对整个国家的控制非常弱。公元前1550年前后，希克索斯人被驱赶出去，新王国建立，埃及被重新统一，疆域南至努比亚，东北到巴勒斯坦附近，两地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 200千米。

此时，近东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互相竞争的国家。在篡权的希克索斯王朝统治埃及的动荡时期里，小亚细亚中部（今天的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公元前1590年前后开始，经过三代人的时间，城市发展已经降到了1 500年中的最低水平。人类社会被分解为不安全的小定居点，没有或者很少有更广泛的组织。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出现了三个相对稳定的主要国家。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喀西特人（Kassites）成功占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巴比伦尼亚，这个长寿的王朝统治这一区域长达400年。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公元前1400年，亚述王国已经形成。亚述本来是以阿舒尔城（Ashur，面积约为50公顷）为中心的一个小国，逐渐发展为近东的超级大国。亚述人侵犯其南部的喀西特王国，并向北部和西部大肆扩张。在其疆域最大时，南北距离长达700千米。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古老的赫梯王国东山再起，以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北部的巨大首都哈图萨（Hattusa，今天的博阿兹柯伊附近）为中心，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从公元前142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在此期间，哈图萨城的面积扩大到180公顷，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城内有宫殿建筑群，还有专门的宗教区域，至少有30座神庙。赫梯统治者从这里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中部，到公元前1220年前后，他们已经支配了广大的区域，西到爱琴海沿岸，东部和亚述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部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接壤，东西和南北的距离皆有1 000千米左右。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下半叶，赫梯帝国是近东地区的主要国家，和爱琴海地区有活跃的外交关系。

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后半期，这些伟大的近东帝国拥有许多看似很现代的机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都是从中心进行统治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埃及在过去的1 500年一直是一个领土国家，但是在巴比伦和亚述，以前独立的城邦失去了自主权，成为疆域更广的新国家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赫梯王国更多是建立在附属王公的忠诚之上，而不是靠对附庸城邦的大规模兼并。通过援引历史先例、建构王朝谱系，占统治地位的王朝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些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相互间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例如，现存有350封信件的副本，记录着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前1353—前1335年在位）与埃及之外的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些就是所谓的亚马拿泥板书信（Amarna Letters）。其中大部分是阿肯那顿写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附庸国的信件，但还有大约40封是他和其他被视为地位平等的统治者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大国王”（Great Kings）之间以兄弟相称，其中包括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统治者，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埃及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在必要时，外交事务还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便精确而详细地阐明它们的边界。各国内部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国王是国家的主要象征，是一切事务的核心。人民需要服务于国王，向他提供捐税（比如牲畜、谷物或白银）和劳役（参与公共工程或服兵役）。在亚述王国，法律管控着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法律明确规定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从而建立起一个控制私人仇杀的公共框架。相较于这些近东的先进国家，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和米诺斯宫殿社会显得无足轻重。

爱琴海地区包括南部的克里特岛，至少是直到沃洛斯［Volos，位于古代的色萨利（Thessaly）］的希腊本土以及爱琴海南部的一些岛屿。支配克里特岛的是一系列宫殿，至少有七个，埃文斯所挖掘的克诺索斯是其中最著名的。它和斐斯托斯的确是最大的两个宫殿，但此外还有已知的或者是被认为存在过的十个宫殿。宫殿清单长短取决于定义宫殿的具体标准。

克诺索斯遗址位于距离克里特岛北部海岸大约5千米的地方，在今天的伊拉克利翁东南部。在同一个地点，在这个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的宫殿之前，曾经有过其他的宫殿。在公元前第三千年，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其中包括一座很大的建筑，和后来的宫殿在同一条直线上。第一宫殿是一座大型的综合性宫殿，建于公元前1900年以后不久，但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被地震摧毁。第二宫殿建于公元前1700年前后，和第一宫殿基本上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是在公元前1430年前后同样被毁（见图1）。这里常常被用作仪式活动的场所，男女皆可使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跳牛表演，对于宫殿来说，这一仪式非常重要。宫殿的大门在西北方向，门外是一个台阶式的结构，这里可能被用来迎接来客进入西庭，这里与宫殿的西立面正好相对。从这里有一系列过道通向中庭，过道的墙上是华美的壁画。中庭是一片很大的开放区域（长50米，宽25米），用于举行仪式。这种庭院是所有克里特宫殿的典型特征。中庭外的前厅通往王座室，附近有一座由三部分组成的三重神殿（Tripartite Shrine）和两个用柱子支撑起来的地下室，这些黑暗的小房间被认为有仪式上的意义。

居住区域位于宫殿的东南部，这里设计巧妙，可以最大程度利用间接光线、气流和室内管道（见图2）。遗址的发掘者埃文斯认为男人居住的房间较大，称之为国王寝宫（King’s Hall），女人居住的房间较小，称之为王后寝宫（Queen’s Hall）。从这些房间的现代名称中，可以看到埃文斯关于不同性别分开居住的假设，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居住区域是分开的。事实上，和中庭西边的房间一样，可能整个区域都是用来举行仪式的。宫殿中还有许多储藏室，里面有巨大的罐子，用来储存葡萄酒或橄榄油；还有一个作坊，用从希腊本土进口的石材制作豪华器皿。在第二宫殿时期，宫殿被许多彼此不相连的住宅所环绕。宫殿周围定居点的面积有大约67公顷。房子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但其中最宏伟的房子在建筑风格上借鉴了宫殿的很多特色。

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克里特岛上的十来个宫殿构成了一系列中心，覆盖了岛上大部分地区。它们有共同的建筑特色和类似的功能。尽管其他宫殿小于克诺索斯和斐斯托斯，但这些国家之间似乎是基本平等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商品交易，并且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地位在宫殿之下的是一系列从属的定居点，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模仿宫殿。古尔尼亚城（Gournia）的一座主要建筑一度将定居点广场的一部分纳入其中，仿佛是一个宫殿的中庭。岛上各处还有大量的“别墅”，这些独立的建筑物借鉴了宫殿的建筑风格。这些建筑没有宫殿那么复杂，连小型的中庭也没有，但是在石料加工和房间设计方面，它们与宫殿有着同样的风格。这些“别墅”和宫殿一起构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体系并没有覆盖整个克里特岛。这些宫殿和“别墅”都集中在岛屿的中部和东部，沿北海岸向西一直延伸到干尼亚（Khania）。岛屿的西部和西南部似乎处于宫殿式商品生产组织形式之外。现代斯法基亚地区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斯法基亚位于克里特岛的西南部，在干尼亚以南，从那里的建筑上很少能看出宫殿的影子。斯法基亚被白山（White Mountains）与北部海岸隔断，在其西部和中部的定居点，无论是在规模方面还是在遗迹方面都不太突出。但在斯法基亚东部情况有所不同，这里有一片广阔的沿海平原，可以通过海岸和克里特中部的宫殿联系起来。这里的定居点规模更大，可以看到宫殿式建筑风格的特征。

在希腊本土，宫殿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和克里特岛相比要晚不少。演进过程很漫长，从分散的酋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早期很常见）发展到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人们对这里宫殿建筑的发展知之甚少，但在公元前1400年后不久，迈锡尼、梯林斯（Tiryns）、皮洛斯（Pylos）和底比斯就建起了宫殿。这些宫殿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大相径庭。希腊本土保存最完好的宫殿遗迹在皮洛斯，这个宫殿面积不大（不到半公顷），但结构很复杂（见图3）。建于公元前14世纪的皮洛斯宫殿似乎模仿了米诺斯宫殿的建筑风格，但是留存下来的建于公元前1300年至前1200年之间的宫殿，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有很大的不同。其入口很复杂，可能一侧有一个卫兵室，另一侧有一个档案室，负责记录进出的货物。从那里，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庭院和前厅进入所谓的“正厅”（megaron）。正厅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有四根圆柱环绕中间一个圆形的炉灶，上方有一个灯笼或天窗，有一个宝座靠在一面墙上。正厅是希腊本土宫殿的典型特征之一，迈锡尼和梯林斯的早期宫殿也有这样的大厅。正厅的墙上装饰有华丽的壁画，是举行仪式的主要场所。正厅的周围是食品储藏室和仓库。穿过庭院，可以到达一间缩小版的正厅，与卧室和浴室相邻。公共宴会很可能在两个地方举行：上层人物的宴会地点在西南部建筑和主殿之间的开阔地带，在正厅外面；普通人的宴会则在宫殿前的开阔地带举行。

迈锡尼、梯林斯和底比斯的宫殿都建在平原上露出地面的岩石之上，周围是复杂的防御工事。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重要的设防城堡，比如米狄亚（Midea）、阿辛那（Asine）和戈拉（Gla）。在戈拉，露出地面的岩石四周是厚厚的城墙，用很大的石块筑成。被巨大的围墙围绕的区域，面积大约有24公顷，那里有迈锡尼最大的城堡。城堡中间还有一圈笔直的围墙，其内部面积为4公顷，一些建筑散布其间。

对于我们来说，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标志着希腊历史的开端。但是，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年轻”的文明，而是认为自己处于一段漫长历史的结尾，这段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皮洛斯宫殿奢华的装饰壁画特别值得注意。在西南部建筑物的正厅，壁画描绘的是身着迈锡尼盔甲的武士击败身穿兽皮者的情景。虽然在描绘士兵时，甲胄（头盔、剑和护胫甲）往往都会出现，但这里描绘的似乎不是当时的战争。其中一些武士佩戴的野猪獠牙头盔对于这一时期来说已经显得有点过时。迈锡尼武士都袒露胸膛，他们对手的穿着也不像那时候的人会穿的，因此双方之间的战斗可能被设定在很久以前的“英雄时代”。主殿正厅的壁画更加引人注目。正厅墙上的壁画描绘了巨大的动物和人物，在宝座两侧都有纹章式的狮子和狮鹫。正厅一端的墙上画着一场户外宴会的场景，至少有四个男人坐在桌子旁，一队男女正在从前厅走向正厅，他们后面跟着一头用来献祭的公牛。宴会场景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弹奏七弦琴的吟游诗人，他坐在一块彩色的石头上，可能在吟唱过去的英雄事迹。对于当时的观看者来说，皮洛斯正厅的壁画显然具有叙事上的意义。我们无法判断这些壁画描绘的是特定的还是一般的场面，但我们肯定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一群迈锡尼人在聆听吟游诗人吟唱他们过去的英雄时代。

通过迈锡尼的墓圈A（Grave Circle A）的竖井墓穴，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过去的历史对于迈锡尼社会的重要性。这些坟墓是谢里曼在1876年发现的，他声称里面精致的陪葬品具有典型的迈锡尼特征。其中五个墓穴中有黄金面具，陪葬品之丰富令人难以置信。谢里曼大喜过望，他给希腊国王发了一封电报：“我向陛下通报一件大喜事，我已经发现了帕萨尼亚斯（Pausanias）所声称的阿伽门农、卡珊德拉（Cassandra）、欧律墨冬（Eurymedon）和他们同伴的坟墓，他们都是被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和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在一场宴会上杀死的。”事实上，现在人们已经弄明白，这些坟墓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至前1600年，因此比现存的迈锡尼宫殿古老得多，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特洛伊战争的时间早很多。但是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城墙延伸到了西南部，使卫城的面积增加了超过三分之一，狮门也建了起来，墓圈A受到了特殊的对待。周围墓地的其他部分被新的建筑物所覆盖，但六个竖井墓穴得以保留。一堵新的巨大挡土墙被修建起来，形成了很高的地面部分，墙基和最初的坟墓可能是同时代的。周围建有复杂的圆形护墙，入口在新建的狮门附近。在其内部，原来的墓碑有的被移到新加高地面上，位置也被重新安排。公元前1300年以后，迈锡尼统治者开始以那些古老竖井墓穴里埋葬的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自居。

希腊本土的宫殿是当地复杂社会系统的中心，其周围有数量可观的定居点，面积和小镇差不多。皮洛斯宫殿周围的定居点占地约20公顷，迈锡尼宫殿周围定居点面积为32公顷。和在克里特岛上一样，希腊本土的宫殿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系统。各个宫殿之间是相似的，但似乎并不存在某个占主导地位的宫殿。在每个宫殿之内，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他被称为“瓦纳克斯”（wanax，意为王者），可能总揽内政和外交事务。瓦纳克斯之下是“人民领导者”，其地位仅次于瓦纳克斯。在人民领导者之下是“贵族”“同伴”“官员”，还有各个地区的长官及其副手。有些官员隶属于中央宫殿，还有些隶属于地方，受各地宫殿的管辖。这些地方官员中有些被称为“巴昔琉斯”（basileis），他们的权威可能建立在亲属关系之上，早于宫殿制度。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宫殿制度崩溃之后，巴昔琉斯一职（和其他官职不同）得到了保留。巴昔琉斯负责监督当地的手工生产。他们一度和“人民领导者”并列，因此其角色绝不仅仅是监工，在宫殿制度瓦解之后，这一职务变得更加重要，有了“贵族”甚至“国王”之意（见后文，第47页）。

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等级制度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作用，但是在经济事务方面，国家肯定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和米诺斯的宫殿不同，希腊本土的宫殿并不集中储存物资，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生产的农产品，宫殿里的人的确是记录并跟踪的。对于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并没有多少控制权，但是他们的确对有些物品的生产实施监管，比如亚麻产业的原材料。对于这些产品，他们会监督实际的生产过程。国家主要关心的是物品在国内的再分配，但是芳香油等声望商品被大量出口到国外，可能是为了交换金属、香料和象牙等需要进口的物品。虽然希腊本土的宫殿在建筑风格上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不同，但是它们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即仪式、行政、农产品生产记录、奢侈品存储，以及一些产品的生产。

在上层人物纪念祖先方面，宫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希腊本土，在宫殿发展起来之前，地方精英在纪念祖先时会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典型的迈锡尼墓穴是圆顶墓（tholos）和室式墓。在建筑风格方面，圆顶墓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坟墓多见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包括一条长长的入口过道和圆拱形的墓室。“tholos”一词的意思是“蜂巢”，因为它的形状就像蜂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迈锡尼的“阿特柔斯宝库”（Treasury of Atreus），这个宝库入口正立面的一部分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宫殿时期，圆顶墓的数量减少，主要集中在宫殿周围。似乎宫殿的精英成员有意将资源集中于宫殿附近。与此前和此后的时期不同，在第二宫殿时期，克里特岛上几乎找不到墓葬的证据。也许是因为宫殿主导着整个社会，没有给各个家庭纪念其逝者留下空间。

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似和差异的问题。大约在公元前1430年，克里特岛很多地方和克里特岛北部岛屿上的米诺斯定居点都毁于大火，但不一定都发生在同一时间。关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直有很多争议。曾经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即桑托林岛（古代的锡拉岛）火山爆发，引发了巨大的海啸，所以造成这些毁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克里特岛上的破坏没有得到修复呢？）。有的地震学家根本就不相信这一海啸理论（桑托林岛西北部的火山所造成的海啸怎么会跑到东南部呢？）。无论怎样，通过对一块埋藏在地下的橄榄木进行放射性碳分析，最新的一项研究认为这次火山爆发的时间为公元前17世纪。现在人们已经可以肯定，桑托林火山的爆发比宫殿被毁要早两百年。

对于公元前1430年前后的破坏，另一个主流解释是来自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入侵者占领了克里特岛。和宫殿政权有联系的地方似乎是重点破坏对象。例如在皮尔戈斯（Pyrgos），被烧毁的是别墅，而不是附近的小镇。还有可怕的暴力迹象：在莫克洛斯（Mokhlos），尸体没有得到掩埋；在克诺索斯，似乎有儿童的尸体被吃掉，这可能是围城造成的。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破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当前的观点是迈锡尼入侵者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迈锡尼人支配之下的克诺索斯的确曾主导克里特岛一段时间，但是迈锡尼人可能也与当地的米诺斯精英人士合作并通婚。

克诺索斯本身在这个时候也没有逃脱被毁灭的命运，但是和其他的米诺斯宫殿不同，克诺索斯宫殿立即得到了重建。克诺索斯宫殿很快就成了迈锡尼人在克里特岛上的主要行政中心。新的宫殿政府至少控制了四个地区，第五个地区则将克诺索斯与当地两个主要的圣地连接到一起，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两个圣地。这四个地区至少从西部的干尼亚延伸到在克里特岛东部拉西锡（Lasithi）高原的西部边缘。在克诺索斯控制的区域之内，附属的区域中心得以保留，包括宫殿和别墅。例如，斐斯托斯曾经有一个独立的宫殿，在公元前1430年后克诺索斯的记录中依然被提及，然而，就外表看来，斐斯托斯的宫殿已经不再能够独立运作。尽管有一些具有连续性的因素，但在这次政权更替之后，克里特岛上的文化和艺术遭受到巨大破坏：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官方语言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建造以庭院为中心的建筑，宫殿式建筑的典型建筑风格消失无踪，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也停止生产，包括浮雕壁画、石头做的牛头酒器和象牙雕塑。直到公元前13世纪，克诺索斯在克里特岛上的支配地位才告终结，米诺斯特征得以恢复。

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比希腊本土的大，但是和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同时代的近东宫殿相比，两者都要小很多。如果把迈锡尼（近4公顷的城堡内宫殿面积只有1公顷）和克诺索斯（宫殿面积为2公顷）与哈图萨（城墙内的面积至少有180公顷）进行比较，就能看到规模上的显著差异，这足以说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宫殿制度的复杂程度。和近东国家不同，它们并没有发展出成文的法典，也没有在复杂多样的场合广泛使用文字。但是，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确实使用了文字。

克里特岛上的书写系统出现于第一宫殿时期或之前，这方面可能受到了近东的启发，但是书写形式是当地的发明。最早的书写符号被用来记录商品的数量，它们被称为“克里特象形文字”，这个叫法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它们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并无相似性。使用克里特象形文字的区域仅限于克诺索斯和马利亚（Malia）的中心区域，但是在第二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岛南部，出现了另一种被称为“线形文字A”的书写系统。这种文字在整个克里特岛乃至岛屿之外的地方都得到了使用。和克里特象形文字相比，线形文字A更加复杂，其符号更多，有较多线形（因此得名），是一系列用来表示音节、事物和数字的符号。它也被用来记录商品，有的刻在泥板和印章上，还有的在陶器上，它也被用于其他场合，例如在宗教物品上刻上文字，记录宫殿的供奉。至于克里特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记录的是同一种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人们依然不得而知。无论是什么语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不是希腊语。

随着迈锡尼人来到克里特岛，书写系统发生了变化。被称为线形文字B的文字肯定源自克里特岛，在这里，它被专门用于行政管理。在克里特岛上，流传下来的线形文字B要远多于线形文字A，其中大部分来自克诺索斯，但也有部分来自西部的干尼亚。迈锡尼人把这种新的文字带到了希腊本土。在皮洛斯、梯林斯、迈锡尼和底比斯的宫殿中，发现了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在米狄亚还发现了刻有这种文字的印章。和在克里特岛上一样，在希腊本土，线形文字B也专门用于行政。

线形文字B的符号有三分之二借鉴了线形文字A，但是对其做了简化，并增加了新的符号。其使用范围仅限于行政管理，几乎全部写在黏土之上，有的刻在泥板上，有的绘在运输罐上。例如，来自克诺索斯的一块泥板上保留了两份名单的部分内容，记录的是在克诺索斯劳动的妇女的名字（见图4）。之所以开列这样的名单，是为了记录宫殿工人的情况，也是为了方便计算需要分配给她们多少口粮，以便维持她们本人及其子女的生存。在第一份名单的末尾，第四至六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第四行：来自斐斯托斯的妇女，X。妇女，1人。斐勒格拉（Philagra），X，妇女，1人。*18–to-no，女儿，妇女，2人，X。wiso，妇女，1人，X。

第五行：来自e-ra的妇女。妇女，7人。女孩，1人。男孩，1人。

第六行：妇女总人数，45人。女孩，5人。男孩，4人。

这份名单的格式很简单：名字，表示妇女的符号，然后是一个数字。这里的“X”写得很轻，是未烧制的泥板干燥后添加上去的，可能是负责清点妇女人数的宫殿官员或文书所为。对这些妇女有不同的指称方式，有的是记录个人的名字，比如斐勒格拉，还有的是按照原籍进行命名或分组，比如来自斐斯托斯（位于克里特岛的中南部）的妇女，或者是来自e-ra的七名妇女，这个地方位于克里特岛中部。有的妇女带着小孩，孩子们可能年龄太小，还无法工作。但是有一位名叫“*18–to-no”的妇女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大，可以被算作成年妇女（顺便说一句，“*18”代表一个音值尚未确定的符号）。缩进的第六行记录了第一份名单上的总人数，包括45名妇女以及她们的孩子，5个女孩，4个男孩。第一份名单只保存下来一部分，上面仅记录了二十多名妇女，加上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所以很显然，泥板上端缺失了很大一块。这种一丝不苟的人名或商品清单是线形文字B泥板上的常见内容。

线形文字B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线形文字A的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学者们无法解读线形文字B，但他们一致认为它记录的不是希腊语。关于线形文字A，学者们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理由很充分。1952年，一位名叫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的非专业人士成功解读了线形文字B，并证明它记录的确实是希腊语。例如，在前文引用过的线形文字B记录中，几乎每一个词在后来的希腊语中都可以找到，比如“女儿”（tu，是后来希腊语中thugater一词的缩写形式）、“女孩”（ko-wa，在后来的希腊语中是korē）、“男孩”（ko-wo，在后来的希腊语中是kouros）。由此可见，刻在泥板和运输罐上的线形文字B是希腊语，比此后流传下来的希腊文字要早400多年。

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的迈锡尼人都使用希腊语，并且可能用希腊语交谈。希腊语是公元前第二千年这一时期和后来的古典时代之间的主要联系，虽然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克里特人实际上学会了说希腊语还是一个问题。但是，线形文字B也表明了宫殿文化和其后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一时期，掌握书写技能的人很少，和线形文字A相比，线形文字B的使用范围更有限。线形文字B泥板是用来开列清单的，并没有用在更随意的文本中，更不用说文学了。其使用仅限于宫殿及其行政管理。由于它没有深深扎根于社会，因此一旦宫殿时代结束，这种书写方式也就随之消失了。

此外，线形文字B并非主要的记录媒介，与在皮洛斯和迈锡尼一样，还有其他记录过去的方式。即使在开列清单方面，线形文字B泥板的寿命也是有限的，这些文本被刻在泥板上，然后放到阴凉处晾干。它们被保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年。泥板可以被重新利用，因此有的文本上会有关于上一年债务的信息。这些为期一年的记录只有在储存地毁于大火而意外被烧制之后才能留存下来。因此，线形文字B并非永久性的档案。在这方面，它们不同于埃及、亚述和赫梯人的记录。那些民族确实有永久性的档案，还有皇家通信、条约和史册的副本。他们还在突出位置公开展示一些文本，而无论是在迈锡尼人的克里特岛还是在希腊本土，都完全没有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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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最终被共同的管理方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但它们本来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的。两种文化有一些相通的做法，并且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共同认同，但是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异，在宗教方面，这些差异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第二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岛上，宗教仪式似乎是由宫殿组织的。这一时期克里特岛上的敬拜以宫殿本身和山顶圣所为中心，而没有同时代的近东那种纪念性宗教建筑。据说克诺索斯宫殿中的几个房间有仪式上的功能，但这种说法是猜测性的，只有两个房间（见图5）可以确定是宗教活动场所，即所谓的三重神殿和双斧神殿（Double Axes）。举行祭仪的很多用品都便于携带，这可能意味着固定的仪式地点很少，所以宗教建筑也很少。山顶圣所和神圣洞穴也是宫殿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顶圣所位于中等高度的山上，彼此可以相望，本地和区域性圣所有不同的等级。在克诺索斯，尤克塔斯山（Mt. Juktas）两个山脊中较低的那一个上面的圣所尤为重要。从宫殿远眺，可以看到克诺索斯所在山谷尽头山顶以南的美丽景色。沿着山谷有一条6千米长的道路，米诺斯崇拜者可以沿着这条路到达尤克塔斯山。爬上一个很大的山坡就可以登临这处圣所，圣所的周围有一圈宏伟的围墙。圣所由露天平台组成，上面有一座带供桌的祭坛。山腰上凿有几间辅助洞室，面积不大。克诺索斯另一个主要的敬拜地点是阿穆尼索斯（Amnisos）的埃勒提亚（Eileithyia）洞穴。这里位于克诺索斯东北部5千米处，是举行仪式和敬献供品的场所。阿穆尼索斯以及其他几个洞室的供品和山顶圣所基本上一样，这表明了宫殿时期宗教体系的统一性。

希腊本土的宗教体系与之大有不同。迈锡尼人借用了一些来自克里特岛的宗教象征，但是并没有建在山顶上或洞穴中的圣所，也没有和宫殿中心相连接的其他外部宗教场所。和在克里特岛一样，宫殿中心的宗教建筑面积并不大。在迈锡尼，墓圈A南侧的敬拜中心大部分是在新城墙建成后立即建造的。这是一个复合式房间，在建筑风格上并无特殊之处，但其内部有明显的仪式特征。例如，在一座神殿的中心位置有一个低矮的长方形台子，也许是祭酒用的（见图6）。在房间一端的台子上，有一尊小雕像，可能是一位女神，有一张小供桌放在前面。在房间左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块裸露的天然岩石，这块石头一定具有重大意义，它把这个地方与这一崇拜联系到了一起。在房间右侧，是一段通往楼上房间的台阶，上面储藏了大量的陶俑，可能代表着崇拜者。整个复合式建筑，包括其中的女神及其崇拜者的形象，在克里特岛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例子。

只有当我们有线形文字B的证据时，才能知道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受崇拜的神灵的名字，我们很少能够把一位神灵的名字和一个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从线形文字B泥板上，可以找到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神灵的名字，比如宙斯、赫拉、波塞冬和狄俄尼索斯，他们也许很重要，但泥板上还有其他不为后人所知的神灵的名字，比如伯特尼娅（Potnia，“女主人”）和迪维娅（Diwia，女性版的宙斯）。不同的地方崇拜着不同的神灵群体，例如在皮洛斯，一块线形文字B泥板上记录着某一个月举行的宗教仪式，以及祭祀的地点、祭品、参与者和接受祭品的神灵。泥板上一共列举了8个人的名字，他们可能是神殿的管理者，还有13件金器，大概是每年在仪式上使用的、代代相传的酒器。在主要的宫殿宗教区域与皮洛斯之外的其他四五个圣所，都会举行这些仪式。在主要的宗教区域被敬拜的伯特尼娅是这块泥板上提到的主要神灵，但其他的神灵也受到敬拜，比如波塞冬（皮洛斯的一位主要神灵）神殿中的“秀发女神”（The Lady of the Tresses）和“牛一样的女神”（The Cattle-like Lady），以及宙斯、赫拉、德里弥欧斯（Drimios，宙斯的儿子）和赫尔墨斯-阿雷亚斯（Hermes Areias），还有一些次要的神灵，比如伊菲莫狄亚（Iphimedeia）和迪维娅，以及“三度英雄”（The Thrice-Hero）和“一家之主”（The House-Master）。显然，皮洛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多神信仰，神灵的重要性不同，定期轮流接受敬拜。

人们往往会强调这份名单中那些熟悉的名字，比如宙斯、赫拉、波塞冬和赫尔墨斯，以此指出这一宗教体系中既有男神，又有女神，既有男祭司，又有女祭司，因此断言青铜时代的神灵和后来的希腊众神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如果将青铜时代和古典时代宗教的诸神一一对应，就会忽略这两个时期宗教体系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这两个宗教体系植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虽然有些名字相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神灵在两个时期有相同的意义。“延续性”的说法意味着对这些神灵的崇拜是代代相传的，而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后人虽然沿用了他们从过去知道的名字和做法，但是对其进行了调整，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移世易，他们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宗教体系。

一些现代的解析强调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差异。米诺斯文明常常被描绘为和平、没有内部暴力冲突的文明，米诺斯人无忧无虑，幸福而自然。相比之下，迈锡尼人被认为好勇斗狠，据说他们入侵克里特岛，破坏了之前这里宁静的田园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对比之上，有的人还会加上另外一个区别，米诺斯人虽然性格温良，对欧洲人来说却是外族人，因为他们不说希腊语，而那些讲希腊语的迈锡尼人往往被视为早期的欧洲人。事实上，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之间的这种两极对立是很武断的，而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这一划分也无甚裨益。米诺斯人的语言可能属于印欧语系（我们不得而知），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在外部联系、海外移民、对外接触和贸易模式等方面。从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看，我们不应该将克里特岛与希腊本土简单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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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宫殿时期，克里特岛和北部岛屿之间的接触变得频繁起来。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对爱琴海诸岛居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地精英试图仿造克里特岛的产品。米诺斯人的海外移民促进了这些贸易，移民主要定居在锡拉岛、米洛斯岛（Melos）和凯阿岛（Keos）。第二宫殿时期，移民的规模和数量明显增加。克里特岛西北面有几个重要的定居点，在基西拉岛（Kythera）上，米诺斯人修建了可以远眺克里特岛的山顶圣所。在克里特岛东北面的卡尔帕索斯岛（Karpathos）、罗得岛（Rhodes）和科斯岛（Kos）上，米诺斯人建立了定居点，小亚细亚海岸线上的米利都也有他们的定居点。有些定居点原本就有居民，克里特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有时，移民在以前无人居住的部分定居下来。米利都定居点特别值得一提。在第一宫殿时期，一些来自克里特岛的商人移居到米利都原有的一个城镇。到了第二宫殿时期，米诺斯人在这里的地位已经大不相同。这一时期米利都的物质文化由米诺斯人主导：当地生产的日用陶器有85%～95%是米诺斯风格。这里还建了一座米诺斯风格的圣所，圣所中有一个用土砖建造的祭坛。这里使用的是线形文字A，当地生产的陶器在烧制之前会被刻上这种文字。很明显，当时有许多米诺斯人生活在米利都，他们聚居在这里，建立了米诺斯式的组织。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个地方第一次被命名为“米利都”，米诺斯定居者可能是以克里特岛上小镇米拉托斯（Milatos）的名字为这个定居点命名的。

迈锡尼人到达克里特岛之后，爱琴海上这种海外定居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南部岛屿上的影响式微，不敌迈锡尼文明的强大影响力。就像其他相似的地区一样，在米利都，米诺斯时期以毁灭告终，迈锡尼定居者取而代之。大多数陶器都遵循迈锡尼的形制，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当地生产的。更突出的是，房屋和墓穴也都是迈锡尼风格。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宗教仪式也是迈锡尼式的。沿着安纳托利亚海岸，迈锡尼定居点从米利都向南延伸，一直到达近海岛屿，特别是罗得岛。

在本章所涵盖的整个时期，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都与当时的近东国家有重要的外交和其他联系。无论是在第一宫殿时期还是在第二宫殿时期，克里特岛都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泰勒答巴（Tell el-Dab’a）的王宫里，人们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下半叶的壁画，其在风格、技巧和主题上都有鲜明的米诺斯特征。壁画表现了各种米诺斯主题，包括穿着米诺斯服装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正在参加克里特岛上常有的跳牛活动。该壁画对米诺斯图案的借鉴表明，在埃及新王国时期之初，克里特和埃及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公元前15世纪埃及的首都底比斯，有两个贵族的墓葬，墓穴壁画描绘了所谓的“克夫提乌人”（Keftiu），他们穿着米诺斯的服装，拿着米诺斯风格的金属或石质容器，其中包括公牛头造型的水杯和整头公牛的模型。这些人想必是向埃及人呈献厚礼的克里特使节。甚至有人指出，早期壁画中的克夫提乌人看起来更像米诺斯人，后期壁画上的更像迈锡尼人。

赫梯人也与爱琴海地区的民族有联系。从公元前15世纪起，赫梯国王就已经意识到了“阿希亚瓦人”（Ahhiyawa）的存在，这是一个复数名词，指代西部与其相邻的民族。关于阿希亚瓦的身份，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最近面世的赫梯文献清楚地表明阿希亚瓦人不仅生活在赫梯人的西部，而且与其隔海相望。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他们归为“亚该亚人”（Achaeans），即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开始重视阿希亚瓦人。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III，前1267—前1237年在位）试图恢复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秩序。赫梯的叛逆分子皮亚马拉都（Piyamaradu）从哈图西里三世那里逃到了米拉万达（Milawanda，即米利都），米拉万达在赫梯的支配范围之外，但是受阿希亚瓦国王的间接控制。哈图西里三世到米拉万达去追捕皮亚马拉都，要求当地的统治者把这个叛逆者交给他。但是皮亚马拉都乘船逃到了阿希亚瓦人的土地上，从那里他继续对赫梯人进行袭扰。哈图西里三世的远征失败，他写信给阿希亚瓦的国王，称他为兄弟，请求阿希亚瓦王帮助他剿灭皮亚马拉都。我们通常把迈锡尼国家看作一系列相互斗争的政权，然而哈图西里三世仅仅将其中一位统治者视为阿希亚瓦人的国王，这是很不同寻常的。这位国王很可能是希腊中部的底比斯（不要与埃及的底比斯弄混了）的统治者。根据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底比斯不仅控制着希腊中部周围的地区［该地区后来被称为维奥蒂亚（Boeotia）］，而且还向东控制着优卑亚岛（Euboea）的大部分地区。（后来米利都周围的很多地方都采用了维奥蒂亚地区的地名，可能就是因为和维奥蒂亚的这种联系。）这位底比斯统治者似乎已经成功地让哈图西里三世视他为亚该亚人唯一的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的继任者图德哈里亚四世（Tudhaliya IV，前1237—前1209年在位）也远征到了西安纳托利亚：他入侵米拉万达，可能还破坏了米利都的定居点，扶植自己的盟友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图德哈里亚四世是这样称呼那些被他视为与他地位平等的国王的：“和我同等地位的国王，包括埃及国王、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和阿希亚瓦国王。”书吏后来又抹掉了“阿希亚瓦国王”，也许是因为在图德哈里亚四世远征西安纳托利亚之后，这位亚该亚人的国王失势了。

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把米诺斯定居点和迈锡尼定居点联系在一起的是贸易，能够证明他们与埃及和赫梯王国之间关系的证据也是贸易。从克里特岛出发，有三条主要的贸易路线：向西北走，经基西拉岛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向北走，经过锡拉岛、米洛斯岛和凯阿岛，到达阿提卡（Attica）地区的铜矿和银矿；向东北走，经过卡尔帕索斯岛和罗得岛，到达安纳托利亚，然后向东到塞浦路斯和黎凡特（Levant，现代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所在地区）。前面提到的米诺斯人定居点全部位于这三条贸易路线之上，这并非偶然。迈锡尼人来到克里特岛后，贸易从米诺斯人那里转移到了迈锡尼人手中。公元前1300年以后，主要的贸易路线发生了变化，但迈锡尼人和米诺斯人一样，在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地区有广泛的利益联系。

从公元前1300年前不久一艘沉没在安纳托利亚南部乌鲁布伦（Uluburun）海岸附近的沉船上，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时期贸易的情况。从1984年到1994年，人们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这艘船长15～16米，自黎凡特地区一路向西航行，可能来自该地区最大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城市乌加里特（Ugarit），这个地方位于现代叙利亚的拉塔基亚（Lattakia）北面。船上装载着极其丰富的货物：不少于490锭产自塞浦路斯的粗铜，重达10吨；约120块锡板，产自近东的某一个地方，重达1吨。铜锭的品质不高，又薄又脆，但是用这些金属可以生产出约11吨的青铜。此外还有：175块玻璃，有的是钴蓝色，有的是蓝绿色，还有的是淡紫色，这些玻璃将被加工成珍贵的器物；24根产自埃及的乌木；整根或部分的象牙和河马牙，准备用于雕刻，有几个是已经雕刻好的成品；用来制作七弦琴共鸣箱的龟壳；鸵鸟蛋壳；149个可能来自乌加里特的罐子，一个里面装着玻璃珠，有一些里面装着橄榄，但大多数装的是来自死海以西地区的松节油树脂，总重量达1吨，可能会被用作熏香；还有来自乌加里特和埃及的珠宝。总之，货物来自近东的各个地方，从塞浦路斯、埃及、努比亚、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各地。这些货物很可能是应爱琴海东部地区一位统治者的要求运送的。让人既好奇又无奈的是，船上还发现了两个折叠起来的木制写字板，其造型是近东风格，但是里面的蜡上究竟写的什么内容，已经无迹可寻。船上有两个迈锡尼人——从他们的佩剑和其他个人物品可以判断他们的这一身份，可能要护送货物到一个主要的迈锡尼宫殿。

沉船上的物品让我们窥见黎凡特和迈锡尼世界之间的贸易情况。船上货物的价值有高有低，其价值结构和亚马拿泥板书信（见前文）体现的近东统治者间交换物品的价值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只缺了最贵重的两种物品，即黄金和白银。但迈锡尼人并不仅仅被动接受强大东方邻居的施舍。他们进口原材料，以当地风格进行加工，赋予其当地的意义。作为回报，迈锡尼人肯定提供了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什么物品，但是在阿提卡地区，白银很容易开采，克里特岛则以羊毛纺织著称。在前文提到过的埃及壁画上，克里特人穿着精美的羊毛衣服。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也曾提到，克里特岛的一些羊毛制品和皮洛斯的一些芳香油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

爱琴海地区的国家也向西开展贸易，贸易对象包括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和撒丁岛。西边没有米诺斯人或迈锡尼人的定居点，不像在爱琴海地区，这里贸易似乎不由宫殿直接管理，而可能是由独立的商人管理的。随着迈锡尼人利益的扩张，就像在爱琴海地区一样，在这里迈锡尼的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米诺斯人的商品，但克里特岛依然和西边的国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公元前1200年后，干尼亚生产的陶器被卖到意大利半岛、撒丁岛和其他地方。克里特岛上生产的陶器具有意大利半岛中部地区的风格，由此可以判断有一些意大利人移居到了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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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这座闻名后世的城市位于迈锡尼外部联系网的边缘。谢里曼所挖掘的遗址距离现代的海岸至少有5千米，我们很难想象特洛伊会是一个主要的海上强国。但是，对特洛伊城所在半岛的地形研究表明，公元前第三千年到公元前第二千年的海岸线与现在的海岸线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西摩伊斯河（Simois）和斯卡曼德河（Scamander）带来了许多淤泥。公元前第二千年时，特洛伊城位置优越，正好可以控制一个大海湾，对于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的船舶来说，这是唯一的深水港。到了公元前第二千年，特洛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中心，控制着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和爱琴海诸岛北部地区。

特洛伊的物质文化属于西安纳托利亚，判断的依据是房子的建筑风格、门口的祭仪，以及人们发现的刻有卢维语（Luwian）的印章，卢维语是在安纳托利亚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然而，无论是对于爱琴海地区，还是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特洛伊都处于边缘。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特洛伊可能从爱琴海东部地区进口了一些迈锡尼陶器，并在当地进行仿造，但是生产的数量很少，大约只占当时当地陶器总量的1%～2%。特洛伊紧挨着赫梯王国控制着的地区。国王姆塔瓦利二世（Muttawalli II，前1295—前1272年在位）不得不派遣一支赫梯远征军来到一个名叫维鲁萨（Wilusa）的地方，以恢复这里的秩序，因为这个地方似乎已经被叛乱分子所占领，给赫梯人和他们的附庸国造成很大的麻烦。维鲁萨显然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由于特洛伊是这一地区唯一的重要考古遗址，维鲁萨可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伊利昂（Ilion，最初为“Wilion”）或特洛伊。在公元前13世纪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和骚乱有关的其他赫梯文本中，维鲁萨这个地名也出现过。阿希亚瓦的国王和总是制造麻烦的赫梯叛逆者皮亚马拉都似乎也介入其中。

随着1988年以后对这处遗址的重新挖掘，我们对特洛伊遗址重要性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掘活动的主要赞助商之一是戴姆勒——奔驰公司，它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竞赛，因为这些发掘对“欧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和谢里曼的发掘一样，现代的发掘活动也各有其文化上的目的。谢里曼发掘的土丘只是很小的一个区域，还不到2公顷，持怀疑态度者一直认为对于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来说，这个中心未免太小，让人难以相信。最近在这个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特洛伊实际上是一处大遗址。现在人们已经弄明白，谢里曼发掘的土丘仅仅是一个堡垒，在下方的平原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定居点，占地约20公顷（见图7）。这个定居点周围是一系列的防御工事，有一道巨大的木头护墙，一条宽3.5米、深2米的大沟，用于抵挡战车的攻击。这些新的发现告诉人们，特洛伊与希腊本土的皮洛斯和叙利亚北部的贸易中心乌加里特有同样的规模。

对特洛伊的发掘可以支持特洛伊战争的确发生过这一说法吗？谢里曼认为，被亚该亚军队攻陷的是第二层（自下而上）的特洛伊城，但实际上第二层的年代比这早得多。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和迈锡尼国家同时代的是第六层和第七层的第一阶段。然而，关于这些地层的划分及其意义，各种现代观点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往往被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所蒙蔽。通过对1938年出土的陶器进行仔细分析，正统的观点认为第六层的第八阶段和第七层的第一阶段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公元前1300年前不久，第六层的第八阶段毁于一场大规模的破坏，这也是第六层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后不久，特洛伊城就被匆忙重建，并没有文化断裂的迹象。重建的城市被称为第七层第一阶段，持续了大约90年，在公元前1200年前不久被洗劫并烧毁。1998年和1999年的发掘结果挑战了这一正统的观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第六层的第八阶段和第七层的第一阶段属于同一时期，第六层的第八阶段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毁于敌人之手，在第七层第一阶段发现的“烧毁”的痕迹实际上是仪式活动的结果。

那么，被称为第六层第八阶段或第七层第一阶段的那座城，就是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毁的普里阿摩斯之城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不确定的。荷马史诗对我们观念的影响太大了，许多人愿意相信特洛伊战争的确发生过。因此，人们不是总能冷静下来，去思考《伊利亚特》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以及就特洛伊战争而言，什么样的考古证据才算是好的证据。《伊利亚特》的创作距离它声称所描绘的事件有500年之久，这是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但其中的世界和诗人所处的时代相去甚远。因此，它是不能被视为历史著作的。另一方面，考古学擅长为长时段的模式提供证据，但不擅长为特定的事件（或据说发生过的事件）提供证据。在某一个问题上，用实物证据去硬套文本证据通常会犯错误，尤其是考虑到《伊利亚特》中丰富的想象成分。就特洛伊城是否被入侵的亚该亚军队围攻并洗劫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实物证据可以说必然是很含糊的。根据正统的观点，公元前1300年前夕，第六层第八阶段的特洛伊城毁灭，这时迈锡尼人在爱琴海地区的势力正处于巅峰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特洛伊毁于敌人之手，但也有人认为，从破坏的规模来看，造成这一破坏的是一次巨大的地震，而不是人为的原因。墙壁的毁坏是因为地震还是因为劫掠者？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焚烧痕迹是意外、仪式还是敌人造成的？假如是敌人的行动导致了第六层第八阶段或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破坏，那么敌人又是谁呢？《伊利亚特》说敌人是亚该亚人，但同时期的证据显示赫梯人在这一地区也有广泛的利益关联。

诚然，赫梯王国的宫廷档案非常零散，但是从这些档案中，看不到有关亚该亚人对特洛伊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并导致其灭亡的记录。不仅如此，从中反而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赫梯人和阿希亚瓦人曾对特洛伊地区展开争夺。小规模的攻打的确发生过，进攻的有时是阿希亚瓦人，有时是当地指挥官率领下的安纳托利亚军队。第七层第一阶段特洛伊被“毁灭”的年代较晚，很难想象当时会有迈锡尼人的势力联合起来攻打特洛伊，因为在这一时期，希腊本土的宫殿制度正走向崩溃。此时来自希腊本土的小规模偷袭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并没有考古学证据可以证明究竟是什么人洗劫了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特洛伊。我们最多可以说，围绕特洛伊而起的冲突可能构成了后来《伊利亚特》等传说的基础（我们在第三章还会讲到《伊利亚特》）。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利亚特》的作者似乎并不知道赫梯人，还说米利都是卡里亚人（Carian）而非迈锡尼人的城市，受不说希腊语的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居民统治，作者在描写希腊地理时，似乎也不了解青铜时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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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特洛伊遭到所谓的劫掠之前，公元前1200年前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宣告终结。对于这些变故，人们提出了三种解释：自然灾害，外敌攻击和内部冲突。问题是，学者们往往只赞同其中的一个解释，例如认为地震是导致宫殿体制崩溃的唯一原因。但是，对于复杂的现象，单一原因的解释往往过于简化。即使地震的确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人们为什么没有进行修复呢？事实上，对于成功运行了几个世纪的宫殿体制，要想找出其崩溃的原因，就要将所有三种解释都考虑进来。

关于克里特岛，围绕克诺索斯“最终毁灭”的时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宫殿档案被破坏的时间上有分歧，在该问题上，埃文斯最初的发掘记录中并不完全明确。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克诺索斯利用线形文字B进行管理的做法结束于公元前1350年前后，而迈锡尼人在克里特岛上的活动也在同一时期停止。克里特岛从受克诺索斯的支配发展到拥有多个中心。在整个公元前13世纪，干尼亚继续使用线形文字B，但是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克里特岛上就没有再出现宫殿体制了。

公元前13世纪初，希腊本土似乎发生了一连串的地震，对迈锡尼、梯林斯、底比斯等地区造成了破坏。然而，地震的后果并不是宫殿体制的崩溃，而是迈锡尼和梯林斯的防御工事被大大加强，使用了一种新式的建造风格。在迈锡尼的卫城之上，人们建造了工场和仓储设施。这些举措似乎是为了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集中资源和人员。

人们发现了公元前1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2世纪早期的一系列破坏层，例如在迈锡尼和梯林斯，而在皮洛斯，人们也发现了一个破坏层。并不是在希腊本土的每处遗址都能清楚地看出地震造成的破坏，地震无论如何也难以作为宫殿体制崩溃的唯一解释。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攻击想必是宫殿体制崩溃的重要原因，毕竟此前人们为抵御攻击而加强了防御工事。有人称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劫掠者曾在埃及、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爱琴海诸岛此时并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迹象表明攻击希腊本土的是“海上民族”，后面我们还会谈到他们（见后文，第56—57页）。另外一个由来已久的解释将希腊本土宫殿的毁灭归因于来自北部的多利安人（Dorian）的入侵。在后来的希腊传统（见后文，第63—65页）中，所谓的“多利安人入侵”被视为希腊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但是对于这一解释，就像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一样，我们找不到多少证据来支撑。破坏的范围虽然很广，但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最好这样想象：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入侵，说希腊语的多利安人逐渐扩散到原来迈锡尼世界的各个地区。宫殿体制可能此前就一直受内部经济问题困扰，因此无法从这些压力中恢复过来。各中心出现崩溃：宫殿没有得到重建，乌鲁布伦沉船所体现的那种广泛的对外交往停止，行政体系停止运作，宫殿所特有的书写体系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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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经常被描述为欧洲文明的开端。它们确实是非常成功和持久的机构，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但是在同时代近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面前，它们相形见绌。真正驱动变革的可能是公元前第二千年的近东超级大国。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系崩溃后，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遗产。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随后一个时代要简单和狭隘得多，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宫殿文明意义重大，原因有两个。首先，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是由说希腊语的人控制的，而这是今天从雅典到墨尔本所有的希腊人所使用的语言的早期形态。其次，对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来说，对这一时期的记忆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特洛伊战争”及其直接后果构成了他们历史意识的上层，已然成为欧洲认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