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5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所在地外面，人们为一座用钢铁、青铜和玻璃制作的巨大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雕像是克里特岛上的圣尼古劳斯镇（Agios Nikolaos）捐赠给欧洲议会的，描绘的是神话中的公主欧罗巴。由青铜铸造而成的欧罗巴骑在一头用钢铁和玻璃做成的牛背上。从前（据传说），主神宙斯爱上了这位名叫欧罗巴的美丽少女。为了赢得她的芳心，宙斯将自己变成一头膘肥体壮、高贵华丽的公牛，并将她背过大海，到了克里特岛。根据一些传说，欧罗巴和宙斯育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米诺斯（Minos），后来成为克里特的国王。因为欧洲大陆就得名于欧罗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标志着欧洲历史的真正开始，所以斯特拉斯堡的这座雕像优雅地象征着克里特岛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斯特拉斯堡这座骑着公牛的欧罗巴雕像给参观者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古典”欧洲的定义：一个以一位希腊神话人物（欧罗巴）命名的地区，而这个地区的第一个伟大文明则得名于她的儿子。当然，这个被现代人轻松接受的故事里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但是对这个传说需要进行更加认真的考察。斯特拉斯堡的欧罗巴雕像与这个故事的希腊和罗马版本相去甚远。

在古代希腊世界，欧罗巴和公牛的故事广为人知。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提到了欧罗巴被诱拐之事，希腊的艺术作品也经常刻画这一主题，例如陶瓶画或雕塑。因此，这是泛希腊神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传说在希腊世界的不同地区广为人知，人们讲述的动机有很多种。这个故事最知名的版本正是来自克里特的。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克里特岛，很多城邦都铸造以欧罗巴为主题的硬币，有时她骑在公牛背上，有时则躺在一棵梧桐树下。显然，就是在这棵梧桐树下，欧罗巴和宙斯第一次躺在了一起。在宣称自己是这个故事的发源地方面，戈耳提恩城（Gortyn）尤其成功，而这棵树则成为那里一个十分显著的地标。在罗马时期，这棵树因为永不落叶而受到赞颂，人们剪下它的枝条，种植到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换句话说，通过宣称戈耳提恩是这个著名的泛希腊神话的发源地，戈耳提恩人为自己在广阔的希腊世界争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正是在戈耳提恩，就是在这棵树下，宙斯使欧罗巴怀上了米诺斯和他的兄弟。戈耳提恩与附近的克诺索斯（Knossos）和斐斯托斯（Phaistos）一直竞相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发源地，上述说法显然是在竞争中提出的。如果戈耳提恩是宙斯与欧罗巴发生激情故事的真正地点，那么克诺索斯和斐斯托斯在这场竞争中就落败了。这段叙述提醒我们，希腊人没有把他们的神话视为“神话”或是虚构，而是将其视为关于遥远过去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可能植根于真实的地点和事件。在戈耳提恩城的旧址之上，这个故事的当地版本依然被当地导游所津津乐道。他们会指着某一棵大树，说就是在这棵树下，欧罗巴躺在了宙斯的怀抱里。

欧罗巴的故事也很受罗马作家的欢迎。在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腓尼基推罗（Tyre）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在海边与女伴们一起玩耍，宙斯看上了她，想勾引她，于是就把自己变成一头膘肥体壮的公牛，混进他事先安排在海边吃草的牛群。欧罗巴爱上了这头美丽的动物，很快就爬到了它的背上，之后公牛背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女孩越过大海，来到了克里特岛。在这里，宙斯恢复了原形。奥维德讲述的这个故事和戈耳提恩、克诺索斯和斐斯托斯当地的版本都大相径庭。这是一个“游移无根”的版本，没有偏向于克里特岛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只是构成《变形记》一系列变形中一个优雅（并且有点暗示性）的小插曲。正是因为奥维德对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神话故事的讲述是游移无根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日子里，它们才获得了正统的地位。正是奥维德的版本赋予了像提香和伦勃朗这样的画家以灵感。

这个神话成为欧洲文明的象征，实际上是晚近的事情。在古代，这个神话本没有这一含义。在古代，欧洲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格化，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才经常被人格化为骑在公牛背上的欧罗巴。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和欧洲的起源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现代产物。希腊人仅仅把米诺斯视为克里特岛早期的几批统治者之一，而不是一个原始文明的创始人。虽然斯特拉斯堡的欧罗巴和公牛雕像源自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故事，但是其文化意义和21世纪初的特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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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古典欧洲的历史从克里特岛上所谓的米诺斯文明一直讲到罗马帝国晚期，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到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虽然本书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尼罗河谷，从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到亚美尼亚的山脉，但是我们无意呈现今天被称为“欧洲”的整个地区的全部历史。我们探讨的焦点是地中海盆地北部的古老民族，即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此，我们无须为偏向性道歉，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推动古典时期发展的主要是爱琴海、巴尔干南部和意大利半岛的民族。本书的九个章节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因为对历史的分析必须要结合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把握。我们努力避免提出不受时间因素限制的说法，例如“希腊人的某某观”或“罗马人的某某观”。关于欧罗巴的古老神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唯一版本。即使是非常普遍的想法也植根于特定的情况和事件。

历史必须从某个点开始讲起，而本书的起点早于关于古典世界的大部分讲述。（本书最后的年代表提供了关键时间的简明摘要。）我们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和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宫殿时期开始讲起。我们也会考察它们和爱琴海东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邻居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的视野继续向西扩展，将整个中部地中海世界纳入其中。我们会考察宫殿时期崩溃之后的动荡时期（所谓的黑暗时代），以及希腊和意大利早期城邦的出现。第四章和第五章讲述的是从古典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历史。在此期间，希腊城邦的文化传播范围远远超出其爱琴海的家园，深入了亚洲的腹地。第六章和第七章又回到了意大利半岛，讲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海外治权的发展，最终，共和制崩溃，罗马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第八章是对罗马帝国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最后，在第九章中，我们探讨了公元4世纪帝国体制的转变、基督教对帝国与日俱增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对“古典”文化的态度转变。圣奥古斯丁试图将基督教文化与罗马的“古典”遗产调和起来，本书在这里结束正合适（“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下一卷将从这里讲起）。

因此，本书各章涵盖的地理范围会随时间而变化。每一章都从对背景和范围的简要阐述开始，并对所考察的区域范围做一些说明。每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一时期国家特征的讨论。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宫殿制、城邦制还是君主制？它的面积有多大？该地区有单一的中心，还是有多个中心？那里的聚落达到什么级别？这一区域和外部世界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希腊和罗马历史上明显的中心地区（克诺索斯、斯巴达、雅典、马其顿和罗马）将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地方也会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其中包括一些城邦，比如马西利亚（Massilia，现在的马赛）、迦太基和米利都（Miletus），也包括一些地区，如克里特岛西南部的斯法基亚（Sphakia），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吕基亚（Lycia）和塞浦路斯岛。

虽然我们的讲述大致按时间顺序进行，但我们所努力提供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世界的一个简单陈述。我们的目的是在一系列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探讨以下三个主题。

第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是“记忆”。本书是对记忆的历史研究，但是并没有简单化地在对过去所谓的“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之间划出界线。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记忆行为，历史学家试图将历史记录下来以保存对过去的记忆（正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开篇所说的那样）。对于研究历史的意义，可能还有其他的说法，但这一点无疑是最基本的。回顾过去，反对那些出于不良动机而改写历史的人，这是我们的道德义务，但历史学家不能（或者说不应该）说自己就是客观真实的守护者。历史至少在部分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智力、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记忆和历史是一回事。历史学有严谨性的规则，为的是提出站得住脚的、符合真相的主张。历史叙事与记忆叙事的建构方式不同，但是记忆和历史之间也有相似之处。无论是记忆还是历史，对过去事件的讲述都不是直来直去的，关于过去，两者都有自己的版本，而两者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研究前人记忆的趣味在于它聚焦于特定民族的自我理解，这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他们的世界。对记忆的研究应该使我们离前人的心态更近，应该有助于防止我们对该时期做出不符合时代背景的解释，使我们能够看到人们所做的选择和他们自己对过去的看法有何关联。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过去的看法与现代历史学家大相径庭。例如，我们知道（或者认为我们知道），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希腊迈锡尼文明的结束，历史进入了一个长达400年的“黑暗时代”。最早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出现，它们对迈锡尼宫殿时期的文化和制度毫无借鉴；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是“白纸一张”。然而，在希腊人的集体记忆中，并没有一个长达数世纪的“黑暗时代”。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认为，他们所在的城邦是遥远过去（包括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宫殿国家的直接继承者。根据经验，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肯定，希腊人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时代与“英雄时代”之间连续的历史年表并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向往年表”。尽管如此，对于这个希腊人的“向往年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就希腊人的自我定义来说，他们对自己过去（无论是否真实）的认识至关重要。驱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希腊社会向前发展的，不是我们对他们早期历史的了解，而是他们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因此，本书的目的是认真考察前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所呈现的是“滚动式的过去”。

“记忆”这个主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考察。在试图表明希腊人和罗马人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过去的同时，我们也想探索后人是怎样利用古代的。例如，一边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备受争议的文化身份（是不是希腊人？），另一边是当前围绕该地区的文化身份以及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名称而起的政治争论，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将他的陶瓷厂命名为“伊特鲁里亚”（Etruria）？为什么“波阿狄西亚”（Boadicea）能成为一个如此有力的英国民族认同感的象征？这一类例子作为附记穿插在正文中，以免破坏主要叙事的流畅性。我们自己对古典时代历史的使用（和滥用）形成一张网络，将我们和“古典欧洲”联系到一起。

记忆这一主题的最后一个方面涉及将某些特定的时间、地点或遗迹定义为“古典”。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公元前4世纪和前5世纪的“古典雅典”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时期，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古典雅典在古代就被认为是“古典的”吗？这种看法是谁提出的呢？自中世纪以来，维吉尔一直被尊奉为“古典”作家（毕竟，在《神曲》中，他是但丁在地狱中的向导）。在罗马帝国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吗？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共同体身份。对历史的利用是定义共同体身份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本书探讨了古代欧洲各个民族不断变化的自我定义的方式，其中包括公民、种族、区域、文化和语言等。我们特别关注罗马帝国治下人们的不同文化身份，包括希腊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罗马帝国曾试图在其臣民中培养一种特定的罗马身份吗？它成功了吗？罗马的许多臣民确实借鉴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罗马化”），但在帝国的不同地方，这种借鉴的形式大相径庭。我们将会看到，在公元后的前3个世纪，罗马西部各省的“罗马化”导致其历史记忆的广泛消失，在很大程度上，罗马高卢和不列颠的居民成为真正意义上“没有历史的民族”。相比之下，在帝国的东部省份，古典希腊历史的记忆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被赋予各种特权（并为罗马帝国政府所鼓励）。其他少数群体在他们共有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公共身份认同。我们会重点考察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两个群体，研究他们对彼此的看法、他们对过去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当时世界的看法。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空间和概念上的。如果记忆的主题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古典”不断变化的定义，那么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不断变化的“欧洲”概念的分析。从2004年到2007年，欧盟持续扩张（从14个成员国到27个成员国），“欧洲”的外部边界似乎令人不安地游移不定。十年之后，“欧洲”很可能与现代伊朗相邻。然而，尤其是在西欧，许多人在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旧欧洲”（早期欧盟的范围）的自然边界。当然，即使这个“旧欧洲”也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建构。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我们将探讨“欧洲”在古代是何时被定义的，以及是怎样被定义的，从最初为了将其和“亚洲”（赫勒斯滂海峡以东被波斯人统治的地区）区分开来而下的定义，到后来由从苏格兰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罗马帝国所创造的新的空间体系。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里，“文明”世界的一个或多个中心发生了变化，对这个世界的边界也有过不同的界定，边界常常是由海洋、河流和山脉这样的自然特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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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定居点的大小相差很大，在整本书中，我们试图让读者对这些定居点的规模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尽可能指出具体的面积，而不是用像“小”或“大”这样模糊且毫无意义的形容词。我们使用的面积单位是标准的现代考古单位：公顷（1公顷即1万平方米，或者说是边长为1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为了更直观地把握一公顷到底是多大，不妨说一个英式足球场的面积大约是一公顷，而一个橄榄球场的面积不到半公顷。如果你喜欢以英亩为单位来思考，将公顷数加倍（更确切地说是乘以2.5）即可。

当然，对于面积较大的地区来说，在脑海中将其与一些现代事物进行比较也很有帮助。例如，温莎城堡占地超过10公顷（26英亩），而巴黎在环城大道以内的面积是9 470公顷。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理希腊名称的解决方案。我们采用了三种方式来处理。最常见的名称，比如“雅典”和“科林斯”，在英语里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写法。另外一些常见的名称，比如“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伊萨基”（Ithaca），保留其拉丁语形式，而那些罕见的名称，比如“凯阿”（Keos）和“伯巴瑞斯”（Peparethos），则保留了其希腊语形式。还有就是大力神在希腊语中的名字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在拉丁语中是“赫丘利”（Herc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