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服装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功用

（一）服装的文化属性

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智能活动的创造。人类凭借丰富的知识技能以改善社会生活的行为及其创造物，被称为文化。衣着服饰包含着人的创造过程和被物化了的人的意识观念，是人类生命活动中最具本质意义的文化形态和审美形态。它使站立起来的人类从此摆脱野蛮蒙昧的动物属性而开始进入文明的生活状态。可以说，衣着纺织的创造，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

服装作用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除充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以外，还体现在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的积极作用方面。服装发展史告诉我们，服装的进化在人类文明的各个时期都有特定的标记，其设计不仅是美化身体的手段，也是表现社会文化机能的一种符号，传达和表述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属性。就世界性服装文化的区别而言，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着装方式，有不同的设计和造型的风格，这些差别和特点，无疑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风情、人文习俗、哲学信仰、审美意识、心理积淀和技术环境等宽广的领域。比如，西方文化以其基本的内容和特性，影响和决定着西方服装文化的审美内涵。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发现的“黄金分割律”，表现出对人体美、客观形式美的追求。东方文化注重服装的精神功能，服装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在其审美观上，更偏重于伦理美之“善”的认同，强调服装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

美国文化学者莱斯利·A.怀特（Leslie A.White）认为：一种文化是由技术的、社会的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则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因。每一次工具和机器设备的进步，都促进了制衣技术的不断完善，而每一次材料的革命，也加速了面料的更新换代。技术和经济以及艺术的发展，都会对服装文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服装文化的演变直接反映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变化以及风尚的变迁。

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显著的文化特性，这就是它的民族性、时代性、流行性和交流性。民族性构成各民族服装传统的独特风貌，时代性反映服装伴随社会进步的发展轨迹，流行性则显示服装发展的趋同特征。总之，服装的文化特征是使服装成为文化现象的结构要素，是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服装文化学的研究也就是要揭示服装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类文化现象和意义。

（二）服装文化的交流性

服装文化的交流性指服装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风格的服装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不断完善的属性。

服装发展的交流性反映的是发展过程和变异性，是一种横向的发展与变异。当我们讲时代性变异的时候，是指一种纵向的、历史的变异关系，而交流性和流行性一样，反映的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民族间、区域间服装风格的融合、发展关系。可以说，服装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不同风格的服装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

服装的交流性是作为文化现象固有的属性而存在的。我们知道，文化在其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客观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乃至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所谓“居楚则楚，居夏则夏”[5]。不同的文化群是存在着差异的，同一文化群在功能上是互相整合的，外部特征是相似的。服装也是如此，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生活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不同，观念思想也迥异，故此形成了不同的服装文化风格或类型。服装发展史告诉我们：服装的文化交流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有本土文化之间的，又有中外文化之间的；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服装发展需要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基础，但更需要各民族、地区间服装的交流，以获得新参照系统和设计灵感。

文化又具有传播特性，也就是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文化因其具有共享性，并存于一种传播关系，通过特定的传播媒介而产生互动的现象。其交流表现为冲突与融合两个方面，也是促使服装不断发展进步的基本属性。

我们知道，中西服装文化的时尚交流可以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其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大批国外留学生在回国的同时，将海外的着装观念和穿着方式带进来，使一部分进步人士脱去长袍马褂而穿起了西式洋装。

（2）受来自美国好莱坞（Hollywood）电影文化和海派服装的影响，以上海为主的大都市的女性纷纷打扮成一副“摩登女郎”的模样，追求地道的海派西洋风格。

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外服装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交流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师能了解许多国外著名的设计师，能熟悉许多世界服装品牌，也拓展了自己的艺术视野，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时期，国际服装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各国民族文化的组合逐步走向多元化发展的方向。其实，世界上流行的“民族风貌”的服装，是中外服装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和渗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巴黎高级时装传统中由来已久。如伊夫·圣·洛朗推出的俄罗斯系列以及印第安风格时装，同时还设计出具有中式服装特点的对襟衫和暗门襟的上衣。而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民族服装”，实际上就是最先在美国流行的牛仔装。

20世纪80年代后，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服装都在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着大量的文化吸收；将古今中外的服装经验作为自己文化创造的符码和工具，以博采众长的方式加以利用；将各种古典服装语言和民族服装语言一一拆解之后混合使用，表现出一种强调多元化发展的后现代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不同的服装文化传统便成为设计师灵感的来源，利用人类服装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实现对传统服装千篇一律模式的抵御和反叛。这种相互影响的倾向已促使中国更多的时装设计师思考：在借鉴西方优秀设计的同时，应该如何增强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也使我们深知，服装文化的整体上的繁荣需要建立在一个综合性、多元化的服装发展体系之上，它涉及服装文化、服装传媒、服装网络信息等各个层面的成熟和完善。

（三）服装的社会功用

人类因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创造衣着服饰，同时又因衣着服饰而走向社会生活，形成一定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古代，一定的服饰章纹是社会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标志。人们常会把服装和人穿着行为的某一方面加以神圣化和扩大化。衣冠服饰成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不仅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穿着的造型、色彩、质地有别，而且其内在意义也不相同，所谓“人物相丽，贵贱有章”[6]，社会和时代造就下的服饰内容，塑造出各个相异的文化服饰符号。始于周代的冕服，宽袍大袖表现了“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的思想；中国古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把服饰提高到“治国立本”的地位；黄色作为一种符号，传递了“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无声语言；还有服饰中的十二章纹饰、汉代的佩绶制度、唐代的“品色服”、宋代的束带及幞头、明代的巾帽、清代的花翎及朝珠以及16～19世纪欧洲贵族妇女流行的紧身撑裙和绅士服装等，都被用来标示着装者的社会地位。这是服饰特有的一种社会认知功能。

人的视觉、知觉、心理结构和情感是感知美、体验美的载体，它们对来自于物的美进行判断、选择和接受，从而实现其审美价值。服饰文化形态，实质上是一定社会的人认识自己、表达自己的物化形态。由于服饰是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重要一环，它既要表现自我，又要使社会认同，这不仅从一般生活方式中可以体现出来，而且可以从具有宗教性、道德性、社会政治性的活动方式中表现出来。因此，人类着装的美化，是群体生存的心理需要，并随着社会思潮和审美取向而变化，具有表现世态人心、思想倾向的先导性特征；随着地域习俗与心理观念的传承而类聚，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性特征。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则用服饰的各个要素（造型、色彩、纹样等）来表达自己内在的情感，寄托自己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如汉族的“虎头鞋”、傣族的“船形鞋”、壮族的“孔雀帽”、彝族和哈尼族的“鸡冠帽”、纳西族的“披星戴月”以及内容丰富的“吉祥图案”等，都具有深刻的民俗含意和审美取向。随着社会文化交往的频繁，民俗融合汇集而走向同化，显示出心理追求的趋同性特征。

以服饰来表达对社会的倾向，在现代社会比较多。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嬉皮士”“朋克”以及现在所谓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等，在服饰上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甚至奇装异服，表达的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叛观念。在生活中，我们的任何一种选择就是一种生活主张的言说，并以此展现我们的个性。而服装作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缓冲”和“纽带”，更直接、更细腻地表达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和文化理想。

美国哲学教授巴尔（Barr）在《时装的心理分析》一书中指出，服装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在生活上，是为了适用、舒适；在艺术上，是为了装饰、美观，具有独特的式样、色彩；在社会上，它反映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素质、个人兴趣、职业等。这种社会性心理因素还表现在羡慕并要求新颖，要求在式样上处于领先地位，要求表现形体的美，这也促进了服装式样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另外，服装还有表现男女性别的符号意义，反映出社会以及男、女对各自角色的审美、观念和心理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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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

[2]叶梦珠，《阅世编·冠服》.北京：中华书局，2007：9。

[3]房玄龄.《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

[4]唐·舒尔茨，《整合营销传播》.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

[5]《荀子·儒效》。

[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第六》.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