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新学院_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2：启蒙岁月：1946—1960）（伯林文集）-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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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8：新学院

想到接下来的三十多年中，我都要过一种苦拉牛车的生活，心情就无比沮丧。致菲利普·格雷厄姆，1946年11月14日。

若是内心对其滋长厌恶之情——[哲学]这门学科便成了可怕的致命惩罚，以毁灭性的方式啮噬那些心有旁骛之人的命脉。致谢利·安格尔西，1948年12月6日。

1945年以赛亚·伯林访问俄国，对俄国思想及俄国文学兴趣大增，特别对屠格涅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作家、剧作家。伯林十分欣赏屠格涅夫不拘教条，以及他“清晰、敏锐、带有些许嘲讽的见解”，“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对各种性格和处境的着迷，超然的态度，以及根深蒂固地要让各种目标、态度及信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的习惯”。伯林认为，屠格涅夫像其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一样，是一个“本意善良、惶惶不安、耽于自省的自由主义者，复杂真理的见证人”。（摘自《俄国思想家》卷2，第338、348页）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热忱。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哈米什（“杰米”）·汉密尔顿（1900—1988），拥有苏格兰和美国血统，短暂学习医学后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学及法律，之后取得律师资格证，创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社（1931—1981年担任董事长，1931—1972年任总裁）；还是一名卓有成就的运动员，爱好戏剧，以其巨大的活力、竞争力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为人称道。其第二任妻子为伯爵夫人伊冯娜·帕拉维奇诺（原文第68页注1），是著名文学节目主持人。得知后，建议他翻译出版几部屠格涅夫的短篇作品。伯林对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帕特里西娅·西比尔·德·本德恩夫人＊（1918—1991），婚前姓道格拉斯，昆斯伯里侯爵十一世的女儿。长久以来的单相思激发了他首选译作的灵感。

致哈米什·汉密尔顿

[1946年5月中旬，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哈米什（或许称你为杰米更好？）：

[……]我想我很乐意翻译屠格涅夫的中篇杰作《初恋》屠格涅夫半自传性短篇小说，1860年出版，讲述一个男孩单恋一个美丽但看似无情的女孩的故事，狂热的情爱逐渐演变为对成人世界神秘爱情的深刻理解。，也相信它的确物有所值。你一定听说过这本书，大概150页的样子（我模糊记得）。这是屠格涅夫最感人、最抒情、最知名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我打算重译此书，不受任何旧译的影响。戴维·塞西尔（爱德华·克里斯蒂安）·戴维·（加斯科涅）·塞西尔勋爵＊（1902—1986）, 1939—1969年任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1948—1969年任英国文学戈德史密斯讲席教授。应该会愿意为这部作品写序言，但我尚未跟他说起，只是在我们不时谈到时都很欣赏这部作品。加内特夫人康斯坦斯·克拉拉·加内特（1861—1946），婚前姓布莱克，翻译过许多俄国经典作品。尽管伯林称赞她将俄国文学介绍给英文读者，却对她“单调乏味的散文”不屑一顾，表面上轻微赞扬实则贬低地评价她对俄国文学中的诗意和屠格涅夫小说对白的自然流畅麻木无感：“尽管她的散文思想守旧且表达笨拙，但也算是清晰、坦率、直接、少有不准确，偶尔还不乏其特有的精妙。[……]加内特夫人的作品往往不得要领且毫不悔改地始终保持平淡无味。[……]但是，如果加内特夫人也拥有那些思想更为敏锐的人不免具有的恐惧和优柔寡断，她就不可能在她冗长、无暇、称职、令人称赞的工作生涯中拥有如大力神般的力量。”“屠格涅夫作品翻译谈”，关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的作品《烟》、《前夜》、《处女地》、《父与子》、《贵族之家》的评论，康斯坦斯·加内特译，《观察家报》1951年11月11日第7版。曾经译过，但译得不好。如果你觉得可行请来信告知，我会开始认真准备。[……]

以赛亚

以赛亚·伯林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特别拥护哈伊姆·魏茨曼哈伊姆·魏茨曼＊（1874—1952），化学家、政治家，1948—1949年担任以色列临时委员会主席，1949—1952年任以色列首任总统。主张的通过外交和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政策。但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1921—1940年担任运输和普通工人联合会总干事，1940—1950年担任工党议会议员，1940—1945年担任劳工大臣，1945—1951年担任外交大臣，1951年担任掌玺大臣；他极力反对让更多的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同情阿拉伯事业，特别是拒绝放宽对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限制，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在战后得到工党政府善待的希望破灭。这一政策令犹太人大失所望，引发了一系列反英攻击行动，暴力冲突加剧。6月16日至17日，帕尔马赫组织巴勒斯坦主要地下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的一个精英战斗部队，1941年在英国帮助下成立，用于对抗纳粹。盟军在北非取得胜利后，英国撤回对其的支持力量，帕尔马赫转变为左翼地下组织，总部设在以色列定居点基布兹。实施了对巴勒斯坦交通基础设施大范围的破坏活动。（英属）巴勒斯坦政府于6月29日（“黑色星期六”）进行反击，逮捕了3000名犹太人，包括犹太事务局在英国托管下（原文第9页注2）的犹太事务局是一个类似政府的组织，在正式场合代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开办学校和医院，组织向阿拉伯人购买土地；以非正式形式成立“哈加纳”组织，同时（自1938年起）鼓励向巴勒斯坦非法移民。起初犹太事务局包含一些非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到1946年其性质基本相当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行政核心。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犹太事务局成为以色列政府。的所有重要人物，魏茨曼和当时不在场的本—古里安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原姓格律恩，生于波兰，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和政治领袖；1935—1948年担任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1948—1953年担任以色列总理，1955—1963年担任国防部长，其间大力推进了以色列建国进程，并于1948年5月14日亲自宣布以色列国正式成立。除外。

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伯林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未经魏茨曼同意，他犹豫是否要将这封信寄出。

致《泰晤士报》编辑

1946年7月10日[打字稿经手写更正]

[无地址]

尊敬的先生：

巴勒斯坦政府以怀疑串通实施暴力及以武装力量袭击其政府办公室为由，逮捕了几名犹太事务局的行政高官，使其国内局势更加严峻，之前的补救措施已难以奏效。我不想追究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想归咎于谁，但以下几点还是值得一提。

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希望在盟军取得胜利、英国工党政府掌权（他们曾经许诺会最大限度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计划）之后，可以给他们带来些许慰藉，使他们从彻底的挫败感中多少得到解脱。《贝尔福宣言》在1917年11月2日的一封信中，时任外交大臣的阿瑟·贝尔福致函（瓦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传达了内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并托其转交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大英图书馆，附录。手稿41178A·（2）文件夹：3—4] 和《国际联盟托管令》 1922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久，国际联盟拟定了一份正式文件，即巴勒斯坦托管令，确定了英国在巴勒斯坦前奥斯曼领土中的权力和责任。自1917年起，英国就实际占领了这部分领土（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记录的时间为1919年）。曾经给他们带来太多的政治希望，在其鼓舞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父辈纷纷前往巴勒斯坦。但是，随着后来事态日渐明朗，显见他们是过于天真了。待他们明白根本等不到任何新政迹象出现时，绝望催化了他们内心的极端念头，促使他们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违法暴力行为。有些是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动乱分子那里学到的，另一些则是从俄国革命和欧洲抵抗运动那里效仿来的。战斗中，不少人拼杀身亡。

恐怖主义和谋杀是极其凶残的武器，不值一谈，同时也给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如果这两者得不到辩护与宽容，犹太人使用了它们，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做出如下解释：正是因为阿拉伯人采取了类似残酷无情的恐怖主义行动和暗杀行动等暴力手段，才使早期的英国政府做出了实质性让步；而由于政府发言人在伦敦和中东地区先是对阿拉伯人发表口气友好的声明，之后又对犹太人发出严厉警告，这种日益加大的区别对待，才使得相对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也产生了怨恨情绪。

在发生了几起孤立的恐怖主义事件后，去年成立了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于1945年成立，由六名美国人和六名英国人组成，每人各来自不同背景。该组织旨在调解英美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日益加深的分歧。美国主张让大批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而英国则害怕阿拉伯人会对此感到不满。1946年4月，调查委员会一致建议当即允许10万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英国政府予以驳回。。这使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有了充分理由认为，该举措有力证明了当局对魏茨曼博士推心置腹的诚恳请求置若罔闻，唯有通过暴力方式才能使犹太人民所受的苦难引起重视，使事态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然令英国政府十分反感，贝文先生大声斥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美国朋友。于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怨恨和暴力再次升级，政府对其进行镇压，局势更为严峻。

从一开始，英国政府与犹太事务局之间就预设了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即尽管时常处于紧张之中，双方至少维持最起码的相互尊重。这是两者间官方往来的形式框架，虽然这种形式已岌岌可危。断裂点有时近在咫尺，但从未真正降临。逮捕舍托克先生摩西·舍托克（1894—1965），生于乌克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1948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具有希伯来特征的夏里特；1933—1948年担任犹太事务局政府部部长，1948—1956年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长，1954—1955年担任以色列总理；他为人温和，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常与相对激进的本—古里安意见不合。及其大部分同事的行为，很可能会打破这个框架。鉴于犹太事务局蒙受如此大的羞辱，所面临的法律指控依据十分“充分”，使进一步的官方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切实际。此外，魏茨曼博士到目前为止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与英国政府保持合作的方针，本来就遭到其激进追随者的不满，因为此次的逮捕事件更受到诋毁。巴勒斯坦政府的惩罚，看似是为了重整秩序而不可避免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手段，等于导致了它与犹太事务局的关系破裂。这一点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巴勒斯坦犹太人永远不会忘记“斯特鲁马”号和“家乡”号的惨剧，抑郁仇恨的情绪也在此阴霾下滋生。越来越多关于欧洲难民营的负面报道，那里骇人听闻的恶劣生存条件依旧普遍存在。这些都激起人们对进入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者的同情，甚至连一贯兢兢业业的反民族主义者马格内斯博士朱达·莱昂·马格内斯（1877—1948），生于美国的拉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校长（1925—1935）、校长（1935—1948），致力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和谐共处的伟业，倡导将巴勒斯坦建立为两个不同民族共存的国家，而不是搞两族分裂。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谴责这一行为。在这种氛围下，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连魏茨曼博士这样的伟人，也只能是有心无力；特别对英国似乎已束手无策，既无法缓和局面，更谈不上阻止，只能任由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吹来的凛冽寒风无情摧残，使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希望相继破灭。

当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一个国家中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希望化为泡影之后，建立一个犹太政治实体，这一由皮尔委员会英国政府委任罗伯特·皮尔勋爵领导巴勒斯坦问题皇家委员会，调查研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冲突。该组织于1937年提出暂时减少犹太移民的数量以减轻阿拉伯民族的恐慌；同时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组成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分治共存的国家，通过交换人口达成该目标；而包括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市南部海岸地区在内的一部分领土仍由英国托管。但英国政府和阿拉伯人反对分治；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接受这项原则，但对留给犹太民族领土太少这一点提出反对意见。提出的建议，本来就已是一个绝望之下的无奈提议。巴勒斯坦政府最近采取的这一行动，似乎强化了该政府目前对犹太领袖和阿拉伯领袖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从而促成了在巴勒斯坦建立某种形式的独立犹太人定居点。无论它具有何种政体形式，达到何种独立程度，都是防止英国与巴勒斯坦犹太移民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唯一确定途径，但其前景会令任何一个理智之人——当然也包括犹太人，甚至[? ]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难以言表的恐惧和惊愕。就目前而言，关于这个办法的任何争论都毫无意义，因为明智之人都明白，其他温和的办法在过去看来并不具多少启发性和可行性，而且也为时过晚。只要不重新集结一些分散的组织或者一些被夺去领土的玄学派联盟，这样一个让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分治的办法，有可能确保从美国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那里获得有效的经济支持，减少当地的很多问题，使其从危险的国际政治中解脱出来。

到目前为止，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团体，虽然反对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主张，但还是不顾其狂热分子的反对，公开支持为英国提供贷款指美国为英国提供的37.5亿美元贷款，该协议在长达一年的艰难磋商后于1946年7月15日最后达成，用来代替1945年8月被杜鲁门总统突然中止的租借协议，该协议使英国经济在战争期间得以维持。，即充分体现了其智慧；但智慧不能抵抗无限期拖延，因为它们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与英国的多次往来中，英国动用过多次暴力，却一次都没有表现过耐心、情理和友善。就连艾德礼先生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55年受封艾德礼伯爵一世，工党政治家，1942—1945年任英国副首相，1945—1951年任英国首相，1951—1955年为反对党领袖。也承认，只有英国政府立即做出明确的决定并且得到美国方面的认同，才能为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带来领土和经济条件，使他们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并得以发展；才能修补西方强国在中东地区岌岌可危的威望，并且最终结束这段旷日持久而又令人痛苦不堪的历史。这中间，太多希望破灭，太多补救措施徒劳无功，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致哈伊姆·魏茨曼

[1946年7月17日，手稿]

伦敦多切斯特酒店魏茨曼在伦敦时下榻的酒店。

亲爱的魏茨曼：

听到您就要回来的消息，我既开心又兴奋。我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长信，据说这篇东西可能会产生巨大轰动；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出洋相，但十分明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保持沉默是一种可耻行为，所以我无法保持沉默伯林此处原文为：He Moгy Moлчaтъ。。但是，我想将这封信的内容读给您听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信寄出去。如果您觉得这么做不对，或者没有必要，我将无比欣喜地将其压下。每到一个地方，我总会充满激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关于这点我想您是不会反对的。回来后请来电告知（汉普斯特0912）伯林家中的电话号码，他的家位于伦敦西北区3号，汉普斯特霍里克罗夫特大道49号。，什么时候有空见面，在什么地点等您，就几分钟也可以，需要任何帮忙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

爱您的以赛亚

魏茨曼于7月18日到达伦敦，不久后伯林就和他讨论了那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在打印稿中有大量的手写修改部分（见此信原件），由此可以看出魏茨曼的意见。但是，这封信并未发表，或许从未寄出。我们找到了一篇伯林关于相同问题的文章发布在IBVL上，网址为http://berlin.wolf.ox.ac.uk/lists/nachlass/palestine1946.pdf。，篇幅更长，很明显不是一封信，由此可以猜测当时魏茨曼建议他写一篇相关文章而不是书信。即便事实如此，这篇文章也很快被其他重大事件淹没。7月22日，伊尔根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组织，成立于1931年，“哈加纳”的右翼分支，赞成通过暴力方式维护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利益，并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协助众多欧洲犹太人抵达巴勒斯坦。对设在戴维王酒店的英国军事、警察和民事部门的总部发起袭击，属伊尔根所为，当时该组织正与哈加纳组织和斯特恩帮（莱希，原文第21页注2）联手合作。将耶路撒冷戴维王酒店的侧楼炸毁，造成91人死亡，政局再生变化。

8月初，伯林前往瑞士，边休假边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

致门德尔和玛丽·伯林门德尔·伯林＊（1884—1953）及妻子玛丽·伯林＊（约1880—1974），伯林的父母。

星期二[1946年8月13日？，手稿]

日内瓦阿西尼膳宿公寓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在巴黎过得很愉快。抵达当晚，与约翰·福斯特约翰·盖尔韦·福斯特（1904—1982），律师，1924—1982年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任研究员，1945—1974年担任保守党议会议员，是伯林在牛津和美国的朋友兼同事。和艾尔索普约瑟夫·赖特·艾尔索普＊（1910—1989），美国记者。共进了晚餐，之后见了波伦查尔斯·尤斯提斯（“奇普”）·波伦＊（1904—1974），美国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和其他几个在UNRRA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美国人。第二天又和几个美国人一道吃了午饭，其中包括德·本德恩夫妇伯林的父母不赞成他对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夫人的迷恋。本德恩夫人当时与其丈夫约翰·杰拉德·德·本德恩伯爵（1907—1997）住在巴黎，他是达夫·库珀的私人秘书。因此，以赛亚·伯林装作已同本德恩夫人结束了关系。艾耶尔那年年初同时与帕特里西娅和她的密友佩内洛普·菲尔金（原文第37页注3）交往，这个秘密在两个女人交谈时穿帮。艾耶尔怪罪伯林背叛了他，伯林否认是自己的责任，同时因为帕特里西娅与艾耶尔的关系结束而心中暗喜：“我是无辜的，但我并不因此而生气，因为我依然爱着她。”（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二），我和她的关系已经结束，目前和平相处，公开坦荡、心境平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伤口愈合后竟然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真是奇妙。饭后我到了一家俄国书店，和波伦进行了亲密的交谈。晚餐是在大使馆里吃的伯林此处原文为：à l'Ambassade。，主宾为A. V．亚历山大先生阿尔伯特·维克托·亚历山大（1885—1965）,1963年受封希尔斯伯勒郡亚历山大伯爵一世，工党（合作）政治家、浸礼会传道者，1940—1946年担任海军大臣，1947—1950年担任国防部长，1950—1951年担任兰卡斯特郡公爵领地大臣，1946年6月至10月巴黎和会英国代表团成员及代理团长。，他是英国大臣，艾德礼和贝文不在的时候由他担任代表团的团长。当晚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慕尼黑的趣事，简直是达夫·库珀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1890—1954）,1952年受封诺维奇子爵一世，保守党政治家、外交官、作家，1944—1947年为英国驻法国大使。和亚历山大的回忆录。同时对约瑟夫拉比可能指约瑟夫·多弗·索洛维奇克拉比（1903—1993），生于波兰，来自主要的犹太教祭司家族的颇具影响力的犹太东正教学者和教师，1941—1958年担任纽约叶史瓦大学拉比学院塔木德教授及校长，1946年起担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组织（米兹腊希）名誉主席。感到恼火，他的做法的确令人讨厌；我们还痛骂了丘吉尔，因为他不负责任地提议撇下以色列伯林此处原文为希伯来文，即“Aleph-Yod”, “Eretz Yisrael”（以色列国土）官方名称的缩写。8月1日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议会辩论中，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建议英国政府考虑将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交给联合国，让英国摆脱独自承担这一吃力不讨好事情的重负。。我们一直聊到凌晨3点。[……]戴安娜戴安娜·奥利维亚·威尼弗雷德·莫德·*库珀夫人（1893—1986），婚前姓曼纳斯，早前是演员，社交名媛，其丈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馆任大使期间，她是地位显要的女主人。硬要我在香提伊圣菲尔曼城堡，库珀一家位于香提伊附近的乡间别墅。待几天，但我实在不想冒犯本·科恩本雅明·维克托·科恩（1894—1983），律师、总统顾问，富兰克林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重要人物，1945—1947年担任国务院法律顾问，1948—1952年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之一，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乔治·巴克乔治·巴克（1903—1974），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多个犹太组织的激进分子、剧场赞助者和剧作家，1939—1942年担任《纽约邮报》出版商和编辑。和其他几个少不了的犹太教铁杆人物某些犹太宗教仪式规定的法定人数。，所以我拒绝了她。被她狠狠责怪了一番。可为什么我就不能先找点乐趣呢？总之我执意回绝，会见了本、劳登可能指亚历山大·劳登（1892—1953），荷兰外交官、大臣，1938—1947年任荷兰驻美国大使，1947—1951年担任国务委员会委员，1951—1953年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碧翠丝·坎德勒·威廉斯，婚前姓科布（生于1911年）。等人，他们各有可爱之处，全是我喜欢见到的人。劳登非常友善，和他的妻子比起来我更喜欢他本人。他为人正派、热心公益，对重大事件十分敏感。本像往常一样阴郁，有时甚至有点无精打采。唐纳德·霍尔唐纳德·约翰·霍尔（1903—1984），公务人员、小说家，以赛亚·伯林战时的同事。在我的房里进进出出。我避开所有其他的英美与会者，最后于晚上8点出发前往日内瓦。到了贝勒加德，（早上7点）所有乘客必须下车通过法国海关，旅程十分疲劳。上午9点抵达日内瓦，菲尔金（阿瑟）·埃利奥特·菲尔金＊（1892—1968），国际事务公务员，大部分时间待在日内瓦，1938—1953年任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秘书。在车站接我。到了他家，准确说是一个大公寓（下周罗斯柴尔德可能指（纳撒尼尔·梅耶）·维克托·罗斯柴尔德（1910—1990），罗斯柴尔德男爵三世、动物学家，1946—1958年任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董事，1945—1958年任农业研究委员会主席，1950—1970年任剑桥动物学研究院副院长。他的第二任妻子为特雷萨·乔吉娜（“泰丝”）·梅耶（1915—1996）。两人于8月15日结婚，所以这时他们可能正在度蜜月。来住酒店），他为我留了一个小房间。我感觉有点吵闹和闷热，于是巧妙地建议，与其分吃他们的口粮，不如我到山上居住（就像妈妈说的上山），那里更加凉爽，工作起来也更方便。他们为我找了一个很不错的膳宿公寓，在山上可以俯瞰日内瓦湖伯林此处原文为：Lac de Léman。，宁静、安逸，更重要的是无人打扰。我谁也不认识，可以安心工作；需要人陪伴的时候我就坐电车（1英里）或走路下山去见菲尔金和其他朋友。我肯定1900年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伦丁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多年流放在日内瓦。在这里时也是这么过的。这里环境整洁，人们彬彬有礼，食物鲜美，无须多加形容。[……]瑞士还是那么充满德国气息；公寓像极了威斯巴登和马里昂巴德城的建筑；美味的柏林果酱包柏林果酱包，柏林市民在庆祝圣灰星期三节日前几天就会开始吃的一种传统甜甜圈。和羊角面包——价格不菲但尚可接受。在圣莫里兹的膳宿费每天最多大约为15—20法郎，即1—1.5英镑，不算太高。总之我过得很好，写信或发电报给我都成。爱你们。

沙耶

在回国途中，以赛亚·伯林以来宾身份入住英国驻巴黎大使馆。

致埃利奥特·菲尔金

1946年9月15日[手稿]

巴黎英国大使馆

亲爱的埃利奥特：

我按捺不住要立刻对你说，眼下在巴黎的生活与日内瓦的宁静有多么巨大的反差。在日内瓦期间，我的每个感官和接受能力都异常强烈敏感；而这里则像一个地狱，真正的地狱。要不是有我喜爱的老朋友们——帕特里西娅、纳博科夫尼古拉斯·纳博科夫＊（1903—1978），原名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俄罗斯，作曲家、教师、作家、文化行政官员，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兄弟。和伊丽莎白·鲍恩伊丽莎白·多萝西娅·科尔·鲍恩（即艾伦·卡梅伦夫人）（1889—1973），小说家，是伯林战前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大使馆里的日子将变得更加难挨。戴安娜·库珀的自我幻想本领了不得，身上充满传奇式流浪冒险甚至悲剧情结。只要她在，生活就充满戏剧色彩；达夫终日吞云吐雾，一副半醉半醒的模样；贝拉尔先生克里斯蒂安·贝拉尔（“贝贝”）（1902—1949），公开的同性恋者、法国艺术家、剧场设计师；他“胡须杂乱，布袋一样的身体，衣服上满是污渍，用绳子当裤腰带”。（《时代》周刊，1949年5月9日，28）孤高傲慢，自命不凡；帕尔菲伯爵夫人路易斯·莱韦斯克·德·维尔莫琳（1902—1969），法国小说家、诗人、记者；在其短暂的第二段婚姻中，丈夫为保罗·帕尔菲·鄂尔多德伯爵；她长期充当达夫·库珀的情人，是戴安娜·库珀的密友。瘦骨嶙峋，令人生厌；我有充分的理由为19世纪塞西亚人游牧武士的名称，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掌控着俄国南部地区，后逐渐被运用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当中。他们怀疑西方，视俄国为一种元力量，能够使塞西亚人的骁勇和独立得以永久传承。以赛亚·伯林7月27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俄国以为她占领着某个地位，但这一地位的不稳定性却令其内心产生了永久性的恐惧感。‘塞西亚人’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苏联的心灵》，90）陷入世纪末的大衰败而感到愤怒；我渴望见到牛津黯淡的魅力。康诺德夫人（埃默拉尔德）·康诺德夫人（1872—1948），婚前姓莫德·艾丽丝·伯克，生于美国，伦敦上流社会女主人。克莱丽莎·丘吉尔（原文第71页注1）将以赛亚·伯林引见给她，此后伯林便成为她家的常客之一。但是后来伯林说道：“如果我当时知道康诺德夫人是里宾特洛甫的朋友，我想我就不会经常去她那儿了。”（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二）、罗斯柴尔德勋爵（帕特里西娅似乎觉得他宾虚 1925年卢·华莱士根据1880年的小说《宾虚》拍摄的默片，由雷蒙·诺瓦罗饰演男主人公。式的华丽外型相当不错）和其余人一天到晚都在谈论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私生活，形式单调老套，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东西。关于中青年人两性紧张关系的说谈十分无聊，有时甚至颇感下流：我再次在心里驾起道德的高头大马，对这些事感到愤懑；我留意到帕特里西娅也有同感，大概内心深处也会对这“小提亚侬宫” 凡尔赛宫的建筑，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此临朝听政。产生厌恶。现在我知道费希尔赫伯特·阿尔伯特·劳伦斯·费希尔（1865—1940），历史学家、政治家，1925—1940年担任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伯林对其十分钦佩。先生和莫雷可能是约翰·莫雷（1838—1923）,1908年受封莫雷子爵一世，记者、作家、自由党议员、政治家。先生的感受了。1月中旬，他们被迫在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将主人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德阿尔弗雷德·查尔斯·德·罗斯柴尔德（1842—1918），银行家，建造哈尔顿庄园单纯作为娱乐休闲场地之用。先生（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的教父）准备的玫瑰花瓣撒向天空；之后（立即）加以补救，赶到莱姆豪斯，在贫民窟中向每个人传达他们在心灵得到净化后对自由的呐喊。我讨厌这虚假的迦太基，其中，贝拉尔和季洛杜让·季洛杜（1882—194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被认为是当代天才的巅峰。要是赫伯特·哈特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哈特＊（1907—1992）,1945—1952年任牛津大学新学院哲学系研究员和导师，1952—1968年在牛津大学任法学教授。也在场就好了，他一定不知所措，脑筋高度紧张（才思枯竭然后再恢复如初）。我明天离开，真的很感激你的招待。相对于这样一个沼泽般的地方，在日内瓦度过的每一刻光阴，每一杯酸奶，每一根雪茄，都闪烁着美好高尚的光辉——从某种舒适感上升到道德层面。如果有一个像法国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来杀杀他们的锐气，我会愿意帮他一把的：俄国人对此也一样热衷，哪怕有丝毫机会也不会放过。与福斯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主张“宽容、温和、同情”，“自我的信念”，《国家》杂志，1938年7月16日，在福斯特《为民主的两次喝彩》中再版（伦敦，1951），第77页。先生不同，我认为我们必须狠一点，否则将被这片沼泽吞噬。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怨恨的情绪在内心翻滚。帕特里西娅和约翰都得了感冒，躺在床上休息。我很好，很高兴马上就能回到饥饿的祖国。[……]

爱你的

以赛亚

伯林在美国忙碌的社交生活延续到英国。后来他回忆道：“1944年到1953年，我的社交生活异常丰富。[……]经常在伦敦与有识之士一道进餐。[……]我是一个标准的单身汉[……]一个剩男。”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二。科尔法克斯夫人是伦敦社交名媛，伯林经常参加她举办的聚会。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在牛津的学术研究与伦敦的社交活动，以及周末的乡间别墅之间应付得游刃有余。但是后来，众多青年人从部队退伍回来，急于继续他们因战争中断的学业，这使得伯林和其他大学教师一样，感到许多不适和压力。

致西比尔·科尔法克斯（西比尔·索菲·茱莉亚）·科尔法克斯夫人（1874—1950），婚前姓哈尔西，上流社会女主人、室内设计师。

1946年11月9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西比尔：

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您写信，抱歉之心无以言表。我从无数人那里得知您恢复得挺好西比尔·科尔法克斯胯部骨折。 ——就连牛津也不是社交沙漠，虽然自恃清高、目中无人的褊狭隐者有时会这么形容——这样我就安心了。您试着想象一下我的生活现状吧——不论是从学院院长们，还是疏于精耕细作的学者们那里，我没有享受到任何益处——整天只是和一群彬彬有礼却了无生趣的学生混在一起，他们身上带有太过浓重的军人生活气息，把每一点时间、每一寸空间都占据了，不论何时何地，上午、下午或是晚上；这一切立马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把我远在瑞士度过的安逸、宁静的夏日驱赶得无影无踪——10月我回来后，立即便开始了无休无止、了无生趣、繁忙杂乱的生活，至今仍是如此——希望我把自己令人厌烦的生活现状准确呈现给您。无疑这是赢得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惩罚，必须用谦卑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态度去无奈接受。但我做不到。如果从战场回来的这些年轻人表现出牢骚满腹、神经质、吹毛求疵、令人讨厌、傲慢无理的话，至少我们还可以体验一下充当循循善诱的人道主义殉难者的感觉，竭尽所能将他们从危险的野蛮人变成文明人。但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很文明、很谦虚，懂礼貌，他们十分好学，有上进心，也很懂得为他人着想。他们唯一缺少的是生命的活力，这一点无论是道德还是知识都无法替代，因此也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从来不会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就算他们真的感觉厌烦也不会承认，或许他们根本就对此毫无感觉。我知道我说得有点过了，但相信我，这是事实。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已经枯燥到只剩下谦恭的礼数，那么和这些礼貌、随和、勤奋的孩子们在一起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唉，至少我还没有麻木到能够客观欣赏他们的能力。由于人数众多，我每周必须辅导至少20名学生，完全失去了奋进的感觉，无法写作、聊天，也没时间与人交往，而这一点对剑桥和布鲁姆斯伯里来说，是所有生存目的中最为神圣的。我无法回信，任由来信杂乱无章地堆满了房间——更多信件还在不断飞来，有来自华盛顿的，也有来自莫斯科的，信中提出种种请求，涉及许多问题，急需得到具体切实的答复——信积压得越多，越是让人无暇下手。还好全灵学院的考试全灵学院每年举办选拔新研究员的考试。伯林于1932年成功通过该考试，但提前一年在1938年辞去这一具有声望的职位，回到牛津大学新学院。已经结束，即便在这样一所我无比忠诚挚爱的地方，也充斥着令人厌烦、单调无趣的庸才——尽管瓦德汉姆学院院长（塞西尔）·莫里斯·鲍拉＊（1898—1971），古典学家，1938—1970年担任瓦德汉姆学院院长，1946—1951年任诗歌学教授，1951—1954年担任牛津大学校长。敢作敢为。除此之外，一片沉闷死寂。您一定不会原谅我。您不曾招惹我，却要毫无来由地承受这番枯燥乏味的苦情哀诉。我突然开始自怨自怜，并在一番无端的遐想中，突然有了个想法——应该努力唤起对处在可悲境地中的牛津教师们的一点同情之心。光明之处也并非没有。我应该很感激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私密而不公开的生活。偶尔会看到外面人们惬意、愉快、体谅的面容。说也奇怪，第三套节目 1946年9月26日，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全国广播节目开始从早上七点到午夜十二点播放古典音乐、聊天节目和戏剧。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这些不知姓名、令人厌烦的大学生总有一天会消失又回来。牛津的外表还是十分宜人的，偶尔甚至美得令人惊叹。学期很快就要结束，所有关于玩乐和创造性工作的想法都将变得微不足道。日内瓦的美味佳肴和在巴黎使馆里的日子已经变得十分遥远。我平生第一次期待圣诞节的来临，好让自己有些自由时间。到时候应该就可以见到您了，希望您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过得开心。再一次向您表达歉意，没能早点给您回信，这一写又写得杂乱无章。

您永远的朋友

以赛亚·伯林

经常从奥玛·萨金特奥玛·加顿·萨金特爵士（1884—1962），外交官，1946—1949年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爵士那里听到您的消息，令我十分宽慰。

致菲利普·格雷厄姆菲利普·莱丝丽·格雷厄姆＊（1915—1963），律师（曾是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实习律师）、记者，1946年起任《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

1946年11月14日

新学院

亲爱的菲尔：

[……]抵达巴黎时我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不应该如此突兀地给你写信，现在却无法停笔。我提前一天出发，拼老命才赶上一趟法国列车。车内很不舒适，结果我就感冒了，咳嗽、流涕、气喘不停。到了之后才发现你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就离开了。本话中有话地说，“你不知道菲尔今天要走吗？我想他很急着见你呢”，诸如此类的——且不说你和奇普·波伦在诋毁我的基础上重归于好，我觉得这件事本身还是挺好的，你也知道，拖了这么长时间（虽然我反对用这样一种方式）——不说这些吧，我急切想与你和凯凯瑟琳（“凯”）·格雷厄姆＊（1917—2001），婚前姓梅耶，菲尔·格雷厄姆的妻子，1963年在其丈夫死后负责出版《华盛顿邮报》。见面。在我看来有件事很荒唐：你极力模仿李普曼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政治记者、作家，1931—1962年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全国性的辛迪加专栏《今日与明日》，早期比较偏向自由主义，后期偏向实用主义。先生，却居然会如此精心周密地逃避英国，扔下乔单枪匹马，成为这块狭小却丰富多彩的政坛上唯一的专家，虽然（“虽然什么”，听到此你一定会插话）他在这里时，的确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因此也了解到不少情况。我非常想见到你和凯。我不否认，我也想见到我们来自肯塔基的老朋友小爱德（华）·弗莱威尔·普里查德＊（“普里奇”）（1915—1984），美国律师（来自肯塔基州）,1943年夏，在华盛顿与伯林同住一座房子。；我心里经常想念他，但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关于他的最后记忆是在华盛顿，已然模糊不清，跟一群毫不相干的人搅和在一起（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再说了），你一定要告诉他，他必须主动出击。当然，我知道他体重又增加了，这的确令人担忧。就因为这唯一的原因，或许我应该过来阻止情况进一步严重。但是，最好他能来欧洲，尤其是来英格兰。我承诺，今年暑假，如果他能来，我会尽心尽力照顾他。不列颠群岛的饮食会很有疗效，远远胜过任何其他东西。何不你们三位一起来呢？大家都明白，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准备给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882—1965）,1939—1962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写封信，让那些微小却持久的齿轮运转起来。

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值得一说。整日整夜的工作，时间浪费在本不值得完成的事情上。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还不止——采用了斯达汉诺夫法阿列克塞·格里戈洛维奇·斯达汉诺夫（1906—1977），俄国矿工，据说，在1935年间，他超额完成了14倍工作份额，俄国产业界就此发起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运动，激励人们更快速地提高生产力。 ——统计数字极其漂亮，我们超额完成了工作份额，且超出了数以千计个百分点。年轻人严肃认真，但缺乏活力，让人失望沮丧到非凡境地。我收到过一些试探性的工作邀请，让我放弃之前从事的古老学科，去担任俄罗斯历史学家。相比较哲学而言，这是一份能够获得更高报酬且付出更少体力和脑力的好差事。有好差事向我招手，我深感荣幸。但关键时刻，我却表现出稳重高贵的品格，回复说不能在我的大学最艰难的时候离开，只顾寻找自己的安逸快乐；希望这一点可以深刻影响到周围人，虽然最终我还是会被迫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过目前，我的拒绝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被接受了。想到接下来的三十多年时光，我都要过一种苦拉牛车的生活，心情就无比沮丧。

美国和俄国已逐渐在地平线消失，变得模糊不清。1937年回国后，我总有一种克制不了的感觉：觉得哪里不太对头，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全然不同的事情，可又绝不会去做。但是，很显然，如果长此以往，这种感觉将蜕变成一个巨大的艾尔索普式翻版，鼻子越来越长，脸颊越来越僵硬，凌晨两点，逃离的欲望不可遏制。[……]

就像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衣服一样，我也已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走到哪里，说到哪里。我很清楚，如果我是贝文，我应该做什么；我也明白，如果我是伯恩斯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1879—1972），有影响力的美国律师和民主党人士，1945—1947年任国务卿，1951—1955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我应该做什么。然而我不清楚，如果我是杜鲁门哈里·S．杜鲁门（1884—1972）,1945—1953年任美国总统。，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我发现，很奇怪，更难以想象，自己对俄国、法国和巴勒斯坦却有清楚的了解。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包裹，无论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是莫大的帮助。如今，包裹体积允许更大了，如果能收到名牌火腿，那就太好了。当然，并不要求非得是21号餐馆著名纽约餐馆，因其地处西区第52大街21号而得名。的。不需要茶叶、浓汤和肥皂。最好是巧克力、糖果、意大利蒜味香肠、蛋糕以及各式点心（只好请你自己报销了）。但我还没有沦落到挨饿的地步，偶尔还是可以奢侈一下的。

沙耶

附言：至于[尼古拉斯]·纳博科夫，他极有才华，天性乐观，但我不知道他想留在美国。如果他真想，我定会极力推荐。虽然他不是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却比任何人都更理解音乐，至少在谈到音乐时，见解独特，表达清晰。希望你喜欢他。他是最最老朽的一类人——20世纪10年代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这种人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日丹诺夫指责1907—1917年是俄国艺术和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显然是有所指的。

事实上，那个时期体现了真正的文艺复兴，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层出不穷，至少在诗歌和音乐领域。眼下，一些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已经遭到残酷镇压，对此我无法不公开表示愤怒。他们受到严酷对待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太受欢迎。日丹诺夫的一个相关讲话值得通篇细读——不是指在政治局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的那篇，而是八九月份在列宁格勒有关文学的讲话。这是他针对如何对待艺术和教育问题的表态，内容十分激进，值得严肃认真地好好评论一番。出于和之前同样的原因，这件事不能由我来出头。只要是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把我的朋友卷入更大的旋涡，风险太大，华盛顿又太容易走漏风声。但若有谁肯代为署名，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些评论文字，只要你们认为值得这么做。可是，或许从人们那里听到的消息让我过于愤慨，无法下笔也有可能。正在发生的一切是那么样的肮脏可恶，难以用言语表达。对诗人和音乐家的凌迟羞辱远比直接击毙要痛苦得多。但是，我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贝文和大法官见面了吗？与大使馆的关系一如既往的亲近吗？我必须写出来，并且直截了当地发问。同时，你会高兴地得知，他的姨妈打电话给我，请我照顾“一位巴利奥学院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并认为我会很喜欢他。他名叫尼古拉斯·莫斯利尼古拉斯·莫斯利（生于1923年）,1966年受封雷文斯代尔男爵三世，小说家，1946—1947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奥斯瓦尔德·厄诺德·莫斯利爵士（1896—1980）之子，政治家，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奠基人，其首任妻子为辛西娅·柯曾夫人。1933年，其母去世后，终身未嫁的姐姐（姨妈）（玛丽）·艾琳·雷文斯代尔夫人（1896—1966）将尼古拉斯抚养长大。艾琳于1925年受封雷文斯代尔男爵夫人二世，1958年成为凯德尔斯顿的雷文斯代尔男爵夫人，爱好音乐、打猎和酗酒（也是被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爱情俘虏的众多女性之一）。，奥斯瓦尔德爵士之子。（真奇怪，至今我什么事都还没为他做。）

关于欧洲，我觉得（我们的）贝（文）先生错了，因为非共产主义者需要的是对所有社会民主政权提供政治引导及帮助，而不是具备社会经济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尽管不无价值，并且在1919年时迫切需要，但目前不会成为吸引欧洲人的动力。至于巴勒斯坦，我的政府似乎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样怀有恐惧：说实话，斯特恩帮 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阿弗拉汉姆·斯特恩抵制伊尔根组织暂停对英国表示敌意的主张，建立了小型军事组织“以色列自由战士”（希伯来语缩写为Lehi），决心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1944年，他们在开罗谋杀了丘吉尔的朋友莫因男爵。真正是毁了犹太人，尽管凯斯特勒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小说家、记者及从事科学和社会专题写作的作家，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后裔，1945年加入英国国籍，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他的小说《夜幕中的窃贼》（伦敦，1946）就是以他20世纪20年代在一个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农场）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写成的。的小说读起来引人入胜，在某种程度上那么写也不无必要，但未免太恶俗不堪了些。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分治。剥掉皮一样的国界线见附页Ⅱ注1（未见原文有此出处——译注）。：阿拉伯得到的是一块完整土地，无附加条件，一直到伊拉克，横穿约旦河，意味着450万阿拉伯人居住在这块土地上，200万犹太人不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埃及人、沙特人和伊拉克人会对此作如下解读：北非和中东血统的犹太人可与在犹太地区被抓的阿拉伯人交换：我的天，一切问题将局部化，不会再激怒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尽管其本质上可能虚情假意。如果用劲够大的话，应该是能够打通的，外交部和议会的阻力微弱，我交谈过的所有人看来都愿意接受这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解决方法。如果阿拉伯地区成为更广阔领土的组成部分（包括伊拉克、约旦河流域），犹太人地区则可在联合国组织等约束下，成为一个非完全主权国家，但增加类似无限期试行的做法和权利，允许犹太人自我移民、自由进出[……]倘若如此，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两个小国实行分治这一显而易见颇为愚蠢的举动，可以多少得到遏制。

你的

沙耶

以赛亚·伯林接下屠格涅夫的《初恋》及之后小说《罗亭》的翻译任务，标志着他回到了出版作家的行列中来。这一回归始于1939年《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出版面世，但之后因为战争被迫中断。他写《卡尔·马克思》的合约中明确规定，三年内必须完成；而实际上，他多用了一半时间，在学术界，这种拖延司空见惯。可到了翻译《初恋》，伯林便成了出版商的噩梦（并始终如此）：他的译作质量的确是高，但要拿到他的完稿却困难重重，因为他总是拖了又拖，出版的最后期限只能一次次半途而废。哈米什·汉密尔顿是遭遇此类经历的众多出版商中的首位。

致哈米什·汉密尔顿

1946年12月14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杰米：

恐怕罗杰·马切尔罗杰·维克托·马切尔（1908—1984），原为记者，战时受重伤后成为汉密尔顿的生意合作伙伴；在他的讣告中，他被形容为“最后几位老派出版社编辑之一”，他“有极高的鉴赏力、耐心、学术辨别力和对细节的掌控力。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对作家们及其作品和生活的全身心投入”。（《纽约时报》1984年2月14日第16版）。对我琐碎的演讲活动过于认真对待了，虽然说实话，这些演讲是有充足理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在学院和大学让我东奔西走四处演讲的。但是，你提出的要求也是实际情况，我必须有所作为：我已经取消了本月去布鲁塞尔的演讲，并且一直到下学期开学之前，不再参加任何其他学术活动。一旦开学，又会有无数的学生像蝗虫一样啃噬掉一周周的时间。总之，1月底之前，我一定会完成一部屠格涅夫小说的翻译。另外一部在4月底之前完成最后，以赛亚·伯林违背了曾经许下的翻译两部屠格涅夫小说的诺言，他翻译的《初恋》与亚历克斯·布朗翻译的《罗亭》同时出版（1950）。。如果加快速度的话，会完成的。教书是首要工作，是重中之重；其他一些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做的事情就只能等等再做。理解你的苦衷，我会尽力而为。

你的

伯林

犹太社团的领袖们不断给伯林施压，希望他在犹太复国运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希望他转战巴勒斯坦。伯林与牛津大学的合约成了1947年初他拒绝在犹太事务局中任职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老朋友哈伊姆和薇拉·魏茨曼薇拉·魏茨曼＊（1881—1966），婚前姓查兹曼，俄国出生的儿科医生，与哈伊姆·魏茨曼结婚。的请求，回避就没那么容易了。

致哈伊姆·魏茨曼

1947年3月20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魏茨曼博士：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日期是3月6日，催促伯林利用复活节假期去看他。，是大约一周前抵达的。接信后，我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设法与您在复活节相聚——我是指逾越节此处伯林原文为希伯来语。。眼下最大的困难是，此刻我卧病在床，高烧101华氏度[原文如此]。不是很严重，没有危险，应该是普通的感冒，但肯定也是洪水、冰河时代 1946年到1947年的冬天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的。从1月底到3月中旬，温度几乎一直处于冰点，持续不断的雪天造成交通中断，加剧了战后的燃料和食物短缺，终日难得一见阳光；3月中旬的河流解冻和大风又造成了大面积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的19世纪40年代指1840年至1850年这十年。因立法的改变和谷物无收，整个英国的穷人们挣扎在饥饿的边缘。联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猝不及防地一起向我们袭来，仿佛埃及的瘟疫一般。没有暖气，食物短缺，我不敢巴望自己一周内可以恢复到能够出行：这样就到了27—28日。下月17日我必须回校组织考试：为了使下学期我的课不遭遇惨败，我必须踏踏实实认真工作一周，即便只是列出大纲和参考书目也好。因此，此次出行将匆匆出发，匆匆赶回，充满畏惧、恐慌，一路忧心忡忡。我那可怜的父母会拧着双手，担心我孱弱的身体，惶惶不可终日。我敢说，目前巴勒斯坦的情况一定很鼓舞人心，就算贝文也无法改变。他的讲话大概指2月25日贝文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议会辩论中所作的令人侧目的直率演说。2月14日英国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贝文还以同样态度激烈攻击了早期托管协议的条款，以及犹太事务局的不妥协及美国政府于事无补的干涉。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施压，希望有更多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是迫于国内的政治考虑。显然是临时发挥，内心真实思想的流露，与事先准备好的外交部情况通报完全背道而驰。外交部的发言不会那么推卸责任，也更加公正，赞成采取明智的举动，反对使用暴力。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论是在联合国组织内部还是其他地方。至于未来应该做什么，我想，不要马上决定，而是等到未来某一天，事态变得更加乐观的时候。等到6月份，我再过去跟您讨论这件事可以吗？如果到时候以色列土地此处伯林原文为希伯来语（见巴勒斯坦，原文第13页注10）。的天气太热，您也可以来这里。如果您同意，我就在英国等您。我接到了去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麦凯在向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征求意见时，菲利克斯这样评价伯林：“博学而不迂腐，智慧而不笨拙，机智而不浮躁，具备高品位的批判性判断能力。”[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致唐纳德·麦凯，1947年2月18日，（伯林手稿，排架号253/文件夹28）]为此，麦凯在3月1日写信邀请伯林来哈佛讲学，上俄国问题专题课程，时间为1947—1948学年。3月14日伯林回信，建议改到1948—1949学年。但即便如此，去哈佛也是困难重重：“即便我准备好在1947—1948年去，新学院和牛津大学也都会以不同口径一致阻扰我去哈佛一年。就算到1948年或1949年也不会希望放我走。”致哈伊姆·魏茨曼，1947年9月15日。任教一年的邀请，工资是牛津的四倍，工作量只有牛津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可能永久留在哈佛任教。不用说，后面这点肯定是行不通的。但即便是一次颇具吸引力的短期旅行，我也只能拒绝。牛津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危机，对其至少要保留起码的尊重——我从内心深深爱戴着她，无法容忍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用草率的行为来回报牛津对我的仁慈。然而，让我更加痛苦的是此刻无法去看您：或许，倘若如我所愿，身体提前康复，甩掉了使我整个学期都一蹶不振的病菌（我还得卧床4—5周，带病上课），我有可能飞去；但以我目前的状况，这似乎并不可能。虽然没有得肺炎，我这次的情形和1942年 1942年11月，伯林患肺炎之后去纽约州的卡茨基尔山休养，与魏茨曼一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卡茨基尔山，您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那次差不多。此刻，我感觉自己再也不会出外旅行了。如果有机会，条件允许，我会给您发电报。如果办不到，那么这整个月都将请您原谅我言而无信。总之，我会再给您写信。

问魏茨曼夫人和伯格曼夫人欧内斯特·戴维·伯格曼（1903—1975），有机化学家，出生于德国，1934—1939年和1946—1951年任丹尼尔·西弗研究所（1949年并入新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科研部主任，1948—1966年任以色列国防军科研部负责人，1952—1966年任希伯来大学有机化学教授，1952—1966年任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创建主席。20世纪40年代末离开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庇护他的魏茨曼，转而效忠本—古里安，于1951年成为国防部本—古里安的科技顾问。好。

以赛亚

尽管伯林拒绝前往以色列，他的病情并未阻止他在复活节假期前往意大利和法国度假。

1945年11月对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的笔名，诗人，主要创作革命前有关阿克梅派运动的诗歌，表达革命之后俄国人民的疾苦。由于缺乏社会现实主义精神，其作品受到国家谴责，并在1925年至1952年间遭严厉禁止。战争时期，气氛稍有宽松，她成为民族的灵魂领袖。的拜访，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但这一次会面和之后1946年1月的更多接触，很快加剧了苏联对她的监控。之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遭到日丹诺夫见原文第20页注4。的谴责，原先享受的不多的一点优惠待遇也被缩减，她的作品再次被强令禁止。其间，根纳季·拉克林哥达利·（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克林，书商，几乎可以断定他是安全部门的特工（伯林对此一无所知）。他在列宁格勒拥有一家国营书店，被用作非官方的文学沙龙场所。1945年访苏期间及之后，伯林在他的书店买过书（通过布伦达·特里普）。大约自1949年开始，拉克林在古拉格劳改营度过了大约八年时光。见《伯林书信集》（卷一）（1928—1946），第604—607页。写了一份振奋人心的报告，“告诉我们的朋友，阿赫玛托娃很好，在她的公寓里生活快乐而宁静，每月享受600卢布的国家津贴”。这份报告通过布伦达·特里普布伦达·穆里埃尔·霍华德·特里普（1906—2004），英国文化委员会驻苏联代表（正式身份为外交部具备外交官地位的文化专员），曾陪同伯林完成了难忘的列宁格勒之行。她的来信日期为1947年2月12日。传到以赛亚·伯林手里，特里普由此断定：“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糟糕，因此，你完全不必为此感到愧疚。我根本想不通怎么这一切就非得归咎于你的拜访——所以不用担心——虽然拉克林自己吓得魂飞魄散，但关于她的消息似乎很是让人安心。”不过，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1887—1966），孟什维克政治活动家，后成为俄国革命运动历史学家和档案保管员，1940年移居美国。他准确报道了安娜·阿赫玛托娃失去作家协会会员证（及其配给卡）的经历，但错误地以为她同时也失去了公寓，现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用人宿舍（致以赛亚·伯林，1947年3月20日）。却没这么乐观。

致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1947年5月10日

新学院

亲爱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先生：

[……]关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就我所知，实情是这样的：据[拉克林] 打字员留下的空白。说，她每月依旧可收到600卢布的津贴，不是很多，但聊胜于无。当然，这个消息也许缺乏真实性。总之，只要一切照旧，她显然是完了。1945年，我见到了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1912—1992），历史学家，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她的第一任丈夫、革命前诗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921年被处死）的儿子，1938年被判十年徒刑，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战争期间被释放，到苏联军队服役，但1949年至1956年间再次入狱。阿赫玛托娃将此事归因于1945年在其公寓里他与伯林的短暂会面。 ——请不要公开或议论此事，否则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就要遭殃了。他当时刚从柏林回来，在那里当防空高射炮手，1946年1月他应该有空。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中亚历史学家，曾经是塔尔勒叶夫根尼·维克多洛维奇·塔尔勒（1875—1955），著名苏联历史学家。的学生。当然，不排除目前已经有什么不测降临在他身上。他受到特别良好的教育，想象力丰富，亲切可爱，与母亲感情深厚。我没读过他的诗指《达扎姆嘎王子的死》，戏剧诗，诗中故事发生在成吉思汗时期，当时没有出版，有两个不同版本，均收录于M. G．科吉列娃与弗洛诺维奇合编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作品集》（圣彼得堡，2004），第75—80、81—159页。，如果你有，能否寄一份给我，我将不胜感激。我也没听说过他母亲写的诗指《安魂曲》之二，鲍里斯引用的是最后一个对句（俄文原文），“丈夫已入土，儿子也入狱，请为我祈祷”。引自《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歌全集》，朱迪斯·汉姆切梅耶译，罗伯塔·里德编，第二版（波士顿，马萨诸塞/爱丁堡，1992），第387页。《安魂曲》主要写于1938年至1940年间，在列夫·古米廖夫被捕之后，用于祭奠斯大林时期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1963年全诗在慕尼黑首次出版，但一直到1987年才在苏联出版。，就是你附上最后一行的那首，为此我也很感激。我最后读到的她的几首诗，是发表在被明令禁止的那期《列宁格勒》此处伯林可能是指1946年第1—2期的《列宁格勒》（他手头有一本），该书的第13页中有八首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标题为“不同年代的诗”，旁边附有她的照片。以和伯林的会面为基础的组诗《车前草》发表于第3—4期中。这些诗促使日丹诺夫对《列宁格勒》施压，并且与阿赫玛托娃发表在《星辰号》上的作品一道，引发1946年8月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的污蔑（原文第20页注4）。上的。覆水难收。很明显，她已无法撤回。至于左琴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1895—1958），讽刺作家。20世纪30年代，其作品因缺少社会现实主义精神而受到严厉抨击。1946年遭到日丹诺夫的谴责，使他饱受摧残。，最近，他声称要写一部有关列宁格勒游击队员的小说，很明显是想巴结奉承当局，重新得宠。对此我并不感到强烈愤怒，因为他本来似乎就是一个才德平平之人，虽然我认为不应该带着偏见的情绪。[……]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此刻，魏茨曼夫妇还在期待他不顾反英恐怖主义的危险，实现晚些时候拜访他们的诺言。伯林灵机一动，计上心头：

魏茨曼要我去看他。可我知道一旦真的去了，我是说如果我真到了他面前，他会奇怪我来此何干。伟人们往往如此，他们会召唤你，然后忘到脑后，但是你还得去，就因为他们不是凡夫俗子。可是，我并不那么想去。[……]没有签证，肯定进不了巴勒斯坦，很难。当然，战争时期有某种临时签证。于是，我随意找了张不太干净的纸片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先生，我想到巴勒斯坦度假，可以获得签证吗？祝好。”然后歪歪扭扭地写上“以赛亚·伯林”。我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你想，我并没有用牛津新学院的信纸。不用说，我会收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目前，任何人均不得进入巴勒斯坦，希望我放弃这个想法。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我提笔给魏茨曼写信称：“是这样，我申请了签证，但没[给我]，而利用曾经是英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身份去骗取一个签证，即便是不得不这么做，这种想法还是令我汗颜——的确如此。这是实话。”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九。

致哈伊姆·魏茨曼

1947年6月11日[电报手稿原件，部分损毁]

牛津大学

签证遭拒咨询相关官员明确表态徒劳无用目前情形强制出行颇为尴尬别无选择延迟无期深感失望不安谨记您的教导爱您

以赛亚·伯林

但伯林低估了魏茨曼的幕后活动才能：“随后，我收到来自高级专员阿兰·戈登·坎宁安爵士将军（1887—1983）,1945年至1948年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电报‘特此邀请您访问巴勒斯坦，随时欢迎前来’。这下彻底切断了我的退路。”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九。

致菲利普·格雷厄姆

1947年6月21日

全灵学院

我亲爱的菲尔：

现在我可以确定无疑地回复了。我准备好了，是的，充分准备好了，在英格兰等你，一直到9月2日。之后，我就要按计划前往意大利南部。欢迎来卡拉布里亚，我将同那里原始野蛮的牧羊人一道欢迎你的到来，我会在那里度过9月份。9月份的英格兰异常寒冷，因为不允许使用任何大家熟悉的燃料种类而更加寒气袭人。所以，如果你准备前往牛津大学，建议带一件皮外套和一个有耳朵罩儿的海豹皮帽子[……]华莱士先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1888—1965），农业科学家及左翼民主党派政治家，1940—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后因支持杜鲁门被罗斯福罢免。1945—1946年任商务部长，又因同情共产党被杜鲁门免职。1946—1948年任《新共和》主编。进步党创始人，作为候选人参加了1948年的总统大选，大力倡导和平计划，得到当时美国共产党丝毫无助的空头赞许，因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党对其不公平待遇而长期心怀怨恨。1946年4月，他访问了英国，开始了他的欧洲巡游演说。在演说中，他公开批评美国的对苏政策，引起很大争议，但他对伯林的抨击应该是在私下场合（伯林总认为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七）。为了震慑这里的公众，描绘了一幅政治对手面目狰狞的图画。在此，我呈上他做得最精彩的演讲给你，而不是给赫伯特·艾利斯顿赫伯特·贝里奇·艾利斯顿（1895—1957），出生于英国，1940—1953年任《华盛顿邮报》主编。。他像弗莱威尔一样，是最应该为他（华莱士）的潦倒负责的人。在他看来，我不仅是个危险分子，还是有史以来从大英帝国派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最最阴险的特工。在他眼中，我想方设法骗取了不同美国自由党人的信任，如弗莱威尔和小阿瑟·施莱辛格阿瑟·梅尔·施莱辛格爵士＊（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自由党政治活动家。（此人我见过一面）。通过向他们兜售非共产主义左翼阵营可怕的战争呐喊，引起美国进步运动中的内部分裂，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左翼分裂的连锁反应。要不是因为这枚精心布置的炸弹，美国的进步运动将会实现统一战线。可现在，这一运动已然分崩离析，让被我联合上我当的人和手下帮凶们一手毁了。很遗憾，你也被列入这些人中间，当然不像另外一些人那么不可救药。他将所有这些一股脑儿地向哈罗德·巴特勒哈罗德·贝尔斯福德·巴特勒爵士（1883—1951）,1932—1938年任国际劳工办公室主任，1939—1943年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院长，1942—1946年在华盛顿英国大使馆任英国情报部负责人。伯林曾在他手下工作。和帕肯汉姆伯爵弗朗西斯·安吉尔（“弗兰克”）·帕肯汉姆（1905—2001）,1945年受封帕肯汉姆男爵，1961年受封朗福德伯爵七世，社会改革家、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1934—1946年和1952—1964年，在基督教堂学院学习政治学，1946—1947年任陆军部政务次官，1947—1948年任兰卡斯特大公国首相，1948—1951年任民航大臣，1951年任海军大臣，后（1964—1968）成为工党内阁大臣。等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倾诉——他们信以为真，十万火急地赶来找我，无异于向一部基督教色彩浓厚的作品致以罗马教会的贺词。这一切既令我感到兴奋，也颇觉尴尬。我认为应该告知加德纳·杰克逊加德纳·“帕特”·杰克逊（1896—1965），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因1927年参与阻止处死尼古拉·萨科和巴特洛米欧·万兹提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运动而闻名。他和玛丽安·法兰克福特（见下注）曾合作编辑了上述两人的书信；20世纪30年代受共产党影响，成为反共产党自由党人干将（1944年被主要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工会分子偷袭，失去左眼）。，他怀抱的是怎样一条毒蛇。玛丽安玛丽安·A．法兰克福特＊（1890—1975），婚前姓丹曼，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妻子。会是什么反应呢？我想会听到她说：“这个嘛，我想他偶尔是有点阴险。你知道，他与哈利法克斯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1881—1959），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1941—1946年间任驻华盛顿英国大使（1942—1946年间伯林在华盛顿起草的政治报告的签署人），其妻为多萝西·伊夫林·奥古斯塔（婚前姓昂斯洛），哈利法克斯伯爵夫人（1885—1976）。毫无疑问，哈利法克斯与伯林在牛津大学曾经的同事关系强化了两人在专业方面的合作；当时，哈利法克斯是全灵学院的研究员和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伯爵夫妇走得很近。不过当然，菲利克斯也一样。”这里的确似乎洋溢着难以置信的气氛。

[……]我要是现在去哈佛就好了，但我不能怪罪我所在学院的固执，美国已经成为奢侈与安逸的同义词，一种强大的清教徒式的本能力量阻碍人们到那儿去。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左右受敌：当然，只要杜鲁门的暴政关于政府部门当中共产党人渗透的揭秘报道使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宣布设立“忠诚调查委员会”，以监控公务人员的行为与信仰；任何公务员一旦加入“可疑”组织即会遭到解雇，尽管实际上类似事例很少。持续下去，我想自己就有理由安然无恙，但这样的安全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左翼这边，华莱士先生正野蛮地嚎叫；右翼这边，加勒特夫人艾丽丝·沃德·加勒特（1877—1952），巴尔的摩文化界富有的元老级人物，前美国大使约翰·沃克·加勒特之遗孀；根据伯林的说法，她是“一个疯老太婆”（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七）。在两人因某些原因发生争吵之前，伯林曾在她家住过。这座号称“常青屋”的大房子里摆满了各式艺术珍品。已将右翼力量全副武装。据D．麦克莱恩唐纳德·麦克莱恩（1913—1983），战争时期伯林的同事，两人曾一同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后被揭发为剑桥苏联间谍组织的一员；1944年，麦克莱恩在华盛顿的一场晚宴上批评伯林对持右翼观点的人们态度过于容忍，并因此引发了一场争吵；可是当伯林与艾丽丝·沃德·加勒特发生争吵之后，“麦克莱恩又指责我，说我败坏了英国名声，居然对这位老太太如此无礼”（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七）。所言，通过加勒特夫人，我引发了一种仇英心理，这种心理已经蔓延至华盛顿。我们俩，菲利克斯和我，并不向往这个世界。我希望你的信能写得长些。你可以从乔那里得知与我有关的消息，他是我在美国的唯一一个朋友。或许凯也算一个，只是从没见她有任何友情表示。

你的

以赛亚

（已经确定了，三天后我将前往耶路撒冷。上帝知道我为什么非去不可，都是因为那位老朋友——就是魏茨曼——催着非要我去。想到此行前往并无人看好，我便心生不爽。可又找不到可以不去的理由。我将搭乘一艘不定期航行的2000吨级希腊货船，顶着地中海的炎炎热浪，经过十天航行，如同无耻的叛徒般投入伊尔根组织的怀抱。为我祈祷吧，同时也告诉菲利克斯夫妇——希望此事能促使他们写信。

伯林）

在父亲在当时的局势下，一向谨慎的门德尔·伯林会前往巴勒斯坦，不免令人吃惊。他极有可能是要前往巴勒斯坦购买他和玛丽一直考虑想买的一块土地。的陪伴下，伯林在马赛搭上了一艘绕地中海缓慢航行的小船；小船在雅典逗留了两天时间，其间，他们受到了英国大使馆朋友的款待。小船最终停靠在了海法，当时反英恐怖主义活动正愈演愈烈。伯林花了几天时间陪伴魏茨曼夫妇，会见了高级专员和英国政府官员，他们前来号召英国最大的盟友一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但是，伯林也见到了巴勒斯坦的另外一面。他在那儿与许多亲戚重逢，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伊扎克·萨德，伊扎克·萨德（1890—1952），原名伊沙克·兰德博格，门德尔·伯林的表亲，与门德尔的姐姐伊芙吉尼亚结婚（后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队的英雄；1920年在巴勒斯坦定居，成为一名哈加纳指挥官（1941—1945年任帕尔马赫组织最高指挥官），负责协调反英军事行动；在1948年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伯林《个人印象》第二版中的一篇回忆录中有谈到他。他谈吐幽默，充满活力，伯林对其欣赏有加：“我和他一起待了大约三小时，谈话非常愉快，虽然我的家人可能表示强烈反对。[……]他天性慷慨，毫无卑劣小人之心[……]他喜欢刺激[……]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性格乐天；如果有人打架，他一定会参加，典型的爱尔兰人性格，从本质上来看，的确有些轻浮。”（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八）两人在特拉维夫曾秘密见面。如今伊扎克已是帕尔马赫组织最高指挥官及哈加纳总参谋部长官。此次探索之旅以赛亚·伯林与父亲及伊达姨妈花了两天时间乘坐一辆由哈伊姆·魏茨曼提供、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深入游览了巴勒斯坦的北部地区。让他看到1934年巴勒斯坦之行后，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

致玛丽·伯林写在门德尔致玛丽的一封信背面[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伯林手稿，排架号806/文件夹25]。

1947年7月14日[手稿]

迦南山曼斯楼膳宿酒店

没别的事，只想告诉您一声，今天早晨七点三十分我们离开酒店，启程出发。过去十三年来，巴勒斯坦经历了令人惊叹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十三年前我来这里时，类似眼下我们入住的这种酒店在靠近萨法德的北加利利迦南山上的曼斯楼膳宿酒店是一家“大型欧式酒店，提供浴室、盥洗室、卫生清洁的客房、宽敞的大厅及阳台”：门德尔致玛丽，1947年7月14日（同上）。根本不敢想象[……]

比起在伦敦时，我的主人好了许多——我是说身体状况，他现在是真的很享受他的豪宅魏茨曼夫妇自己在雷霍沃特建造的房子。及地位尽管魏茨曼由于其亲英立场和反对暴力的态度导致他没能在1946年12月于巴塞尔举行的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以赛亚·伯林起草了他当时讲话稿中的一段，内容为反对犹太复国恐怖主义），他仍然是这个运动的元老领袖，并于7月8日向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见下注）发表了一场演说。。魏茨曼夫人也贵妇人范儿十足。他们两人对父亲都很好。对于联合国委员会 $联合国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pdf2stream\figure_0080_0003.jpg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简称UNSCOP）于1947年5月14日成立。作为调查任务的一部分，该委员会成员于同年6月16日至7月24日来到巴勒斯坦，参与听证会并取证（听证会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青年会中举行）。对此，阿拉伯的领袖们表示了对此举的联合抵制。该委员会经过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数次讨论并访问了欧洲的几个难民营后，于8月31日发表了一份报告；尽管少数国家如印度、伊朗及南斯拉夫对于建立一个联邦制的犹太-阿拉伯国家表示了赞同（澳大利亚弃权），大部分国家还是支持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虽然委员会的11个代表成员来自与巴勒斯坦问题毫无关联的国家，但其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 ——这是自1918年以来的第19届委员会——魏茨曼的态度是，“我们已经挺过了之前的18次，这次我们也能挺过去”。

爱您的

沙耶

7月下旬，伯林离开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已经进一步恶化。伯林于7月17日写信给埃利奥特·菲尔金：“只要恐怖分子没抓到我，我就必须去参加一个聚居地（即定居点）的启用仪式。我很确定我现在已被列入受迫害者的黑名单。” 两名英国陆军中士于7月12日遭绑架（后遭伊尔根组织暗杀，以报复7月29日三名犹太恐怖分子遭处刑）。7月18日，搭载有4500名非法移民至巴勒斯坦的哈加纳组织的船只“出埃及号1947”受到英国驱逐舰的攻击，并被带往海法。在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代表成员的监督下，这些来自法国的非法移民被迫登上了将他们遣返至法国的船只。正如哈加纳组织所预料的，这一事件及后来这些移民（他们最终被遣返至德国的集中营）所遭受的苦难，对世界舆论界造成了重大影响。

伯林经日内瓦和巴黎返回牛津，为研究生暑期班上课暑期班的主题为“20世纪的欧洲文明”。。

致帕特里克·赖利（达西）·帕特里克·赖利（1909—1999），外交官，1932—1939年任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1947—1948年任英国驻雅典参赞，1949年就职于帝国国防学院，1950—1953年任外交部助理次官，1953—1956年以大臣身份驻巴黎，1957—1960年任驻苏联大使，1965—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

[英国驻雅典大使馆]

1947年8月3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帕特里克：

早就该写信给您，感谢您和夫人雷切尔·玛丽·赖利，婚前姓赛克斯（1911—1984）。对我的欢迎伯林此处原文为：acceuil。（我没拼写错吧？）和盛情款待——您大概无法想象，在经历了一段旅途之后，在前路茫茫、充满未知因素、内心忐忑惶恐之际，能够得到您的热忱款待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接下来的旅程一路风平浪静：在海法，整个英国舰队严阵以待，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随时准备扑向我们这几位合法移民。所幸，未等任何可怕的事件发生，牛津勋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那（生于1916年），牛津与阿斯奎斯伯爵二世，1934—1938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42—1948年任巴勒斯坦地区助理行政专员。伯林正是从他那里听说了阿基罗库斯的讽刺短诗，并受到启发，有了《刺猬与狐狸》这一书名（原文第245页注3）。，同时也是海法地区助理行政专员，以庄严神圣的姿态登上了船，当着众多正排队准备上船的乘客的面将我接走，把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之前这些乘客以为我一介草民，呆板无趣，一副穷酸模样，并因此不拿正眼看我。然而，此刻我却感觉无上荣光，十分享受这其中的每分每秒。至于圣地本身，我认为那些军队高官比起地方当局的官员似乎脑袋要灵光得多，消息也更为灵通。由80000多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比过去派往印度的人数都多——居然无可奈何，被4000名恐怖分子牵着鼻子走，无疑非常滑稽可笑。想要根除这些恐怖分子，唯一的办法便是向俄国人或者德国人学习，也就是说，不论有罪与否，朝着人群大范围扫射便是。这在巴勒斯坦不是很行得通。但最终，还是有人必须这么去做，这既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阿拉伯人（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约1895—1974），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1922年由英国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任命。这一职位通常只由侯赛尼家族的人担任），阿拉伯（后来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反犹主义复国者；战时纳粹的同盟，据说是欧洲犹太种族灭绝计划的煽动者。的手下还在不动声色地暗杀“卖国贼”们，这些“卖国贼”被怀疑暗中出卖土地给犹太人）：或许也是为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的利益。因此，我觉得除了以某种形式分开治理，别无他法。对此巴勒斯坦的每个军人都持相同看法，尤其是高级专员。他看上去非常的无畏，诚实，值得尊敬，虽然不是非常的聪明。可他为什么非得要特别聪明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过高的评价。鉴于目前的局势，心怀不满的军人们一定会对您的工作横加指责；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由。军人们执着地认为，您应该要相信，相比巴格达及大马士革的外交使团提交的报告所述内容而言，阿拉伯反对分治的理由软弱无力，不足以使人信服；反之，犹太人会持续不懈地开展游击战，直至苏联将所有地区吞并。但不论事态如何发展，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组成都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委员会认真负责的人当中，有加拿大人兰特法官伊万·克利夫兰·兰特（1884—1969），加拿大律师，1943—1959年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伯林对于兰特的赞赏却不被拉尔夫·本奇（33/9）认可。拉尔夫·本奇认为兰特只会饶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品格高尚，充满智慧，之前我并不认识。瑞典主席（阿尔弗雷德）·埃米尔·F．桑德斯特伦（1886—1962），瑞典最高法院前法官，1948年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去世后，接任其瑞典红十字会主席的职位，1950—1959年任红十字协会主席。是一个典型的瑞典人：和蔼可亲，不带成见，遇事态度模棱两可，老是说些息事宁人的套话，努力在各方面寻找友善的信号；荷兰代表尼古拉斯·塞尔霍斯特·布隆（1899—1972），前荷属东印度群岛公职人员（在某些场合担任代理总督）。是一个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同样非常温和，善于协调平衡。接下来便是一些富有喜剧色彩的人了：波斯代表纳斯罗拉·安迪让（1900—1980），伊朗政治家和外交官，1944—1945年担任外交部长，1946—1950年任联合国常驻代表，1950—1951年任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主席，1950—1952年及1953—1955年任驻美国大使，1958—1962年任驻法国大使。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大家自己绝对中立：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代表团成员均作为独立个体得到任命，而非代表国家：只有荷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们接到他们政府的指令。，完全独立，可以随心所欲思考决断，同时给大家抛了几个意味深长的暧昧眼神伯林此处原文为：oeillades。。无人了解其中含义所在。不知他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想向外兜售；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又想卖多少价钱。秘鲁的加西亚·萨拉萨尔博士阿图洛·加西亚·萨拉萨尔（生于1886年），秘鲁政治家和外交官，前外交部长及大使（曾经被派往梵蒂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天主教堂在耶路撒冷圣地的地位。代表罗马教廷，但他没有时间在这儿逗留，给什么报告签名，因此对此事并无多大兴趣。危地马拉的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博士乔吉·加西亚·格拉纳多斯（1900—1961），危地马拉外交官和政治家，1945年起担任危地马拉国会主席，驻美国及联合国大使，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记录他在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中的经历；再后来成为危地马拉第一位派驻以色列的大使。很清楚，自从英属洪都拉斯边境问题危地马拉和英国因为英属洪都拉斯中很重要的一块地方（伯利兹）的归属问题而产生了一场逾百年之久的争端。这一争端在1940年再度被引发。起因是危地马拉否认1859年签订的一份双方边界协议。1945年，危地马拉颁布了新宪法，将英属洪都拉斯并入该国。产生以来，英国就已经铸下大错，并且处处疯狂压迫他国。他认为犹太人的王国应该扩张至幼发拉底河岸。乌拉圭的（罗德里格斯）·法夫雷加特博士恩里克·罗德里格斯·法夫雷加特教授（1885—1976），西班牙文学大学教师、记者、广播员、政治家和外交官、前教育部部长，1977年乌拉圭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纪念其加入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之前曾经受到过英国外交部的羞辱，他认为犹太人国家在吞并了外约旦之后可以见好就收。斯拉夫代表布拉格的里斯克基博士卡里尔·里斯克基（1893—1966），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1936—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大使，1945—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1948年任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的巴勒斯坦分治这一方案付诸实施，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外交部长扬·马沙利克之亲密盟友，1948年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后在英国寻求避难。及贝尔格莱德的西米奇博士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西米奇（生于1897年），南斯拉夫非共产党律师，1945—1953年任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他的弟弟是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及联合国首席代表。伯林此处原文为：Beograd，即Belgrade（贝尔格莱德）。认为，只要英国军队退出，清理掉定居点管辖政府，一切自会慢慢变好。阿卜杜勒·拉赫曼爵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爵士（1888—1964），拉合尔高等法院法官，穆斯林，强烈反对宗教民族主义，尤其反对将印度划分开来，严厉质问前来委员会作证的犹太复国主义证人。残酷迫害犹太人，直到尼赫鲁斯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在当时任对外事务和文化关系部部长，印度过渡政府副总统；8月15日，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开，印度获得独立，他成为总理。发来电报，要求其停止迫害行为（该电报在各地公开发表）。胡德约翰·道格拉斯·劳埃德·胡德（1904—1991），澳大利亚外交官，莫德林学院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1929—1936年任《泰晤士报》编辑部成员，1936年起在澳大利亚对外事务部门担任诸多职位，主要负责欧洲地区；1950—1952年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2—1956年派驻西德，1958—1963年派驻联合国，1963—1965年派驻以色列。（来自澳大利亚）醉醺醺的没个清醒样，成天与两个块头硕大、奇丑无比的犹太妓女手挽手四处游荡，嘴里说着不堪入目的猥亵脏话；不是什么善良好人。秘书处由一帮老朋友组成：维克多·胡博士（胡世泽）维克多·胡（胡世泽）（1894—1972），中国律师及外交官，1942—194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72年任联合国官员（从1946年起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托管事务）。（一个乐天派，不过分执着于原则）；我的老朋友本奇博士拉尔夫·约翰逊·本奇（1904—1971），政治和社会科学家，国际事务调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国驻联合国行政人员，后成为联合国秘书处常任理事（1947年至1954年任托管事务部门主要负责人）；1948年，本奇一直给予协助的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原文第59页注6）遭暗杀，本奇任联合国巴勒斯坦地区代理调解员。由于本奇于1949年几乎凭一己之力达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平协议的签订，他在195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来自华盛顿的黑人，一个好人，有点像黑脸版的齐默恩爵士阿尔弗雷德·（埃克哈特）·齐默恩爵士（1879—1957）,1930—1944年就职于牛津大学，首位国际关系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1945年任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制宪大会秘书长，坚定地认为通过私人关系往来可以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认为人心向善；还有来自新学院的我的各类学生，他们极其友善，为我提供了种种信息。这些人在离开委员会的时候，遭到了阿拉伯人的联合抵制，以及当局多少带有抵制意味的阻挠，离开时自然就带走了赞成分治，多少也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至于我本人的“任务”，似乎完成得太顺利了些。请我来的主人进行了一场热情洋溢的亲英演说魏茨曼在其对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所作的演讲声明中宣称：“在各位先生及在座的所有公众面前，在开始我今天的演说之前，我首先想要表达对于托管国家大英帝国的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他们开创了这一政策（《贝尔福宣言》）并在这么多年以来努力帮助我们实施这一政策。毫无疑问，无论处于何种地位，只要我们看到今日巴勒斯坦国内这个伟大而又繁荣兴旺、举世关注的犹太人社会，我们就该意识到，若非当初英国军队的进驻及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管理，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信息系统（UNISPAL）网站，A/364/Add.2 PV.21,1947年7月8日（2008年5月16日查询结果）。，并从更加热情的前追随者们那里得到了阵阵嘘声。我问他为什么要迈出如此大的步调，远远超出我之前所希求，他回答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走得太远了。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尽管如此，他依然是一个非常伟大之人。这一点现在就连阿拉伯人也开始表示认同。不合常理，但事实如此。犹太事务局让人感觉有些害怕，不仅是从个人角度：他们都希望把流放作为获得荣耀的一种手段，以代替政治成就的破产，却又急于展开新的类似莫里森计划赫伯特·斯坦利·莫里森（1888—1965）,1959年受封为兰贝斯的莫里森男爵，1945—1951年任工党副首相，枢密院议长及下议院领袖，1946年7月，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大会在伦敦举行，由莫里森及杜鲁门内阁委员会会长亨利·F．格雷迪主持。此次会议提议将巴勒斯坦建设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在这项计划中，巴勒斯坦将被分割成四个地区，由英国托管：一个犹太省份，一个阿拉伯省份，耶路撒冷地区及内盖夫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该提议。那样的谈判。我非常确信，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决定——即便是一个被犹太人拒绝而又强加于他们的决定——最后会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虽然它会分别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引起两次内战。不过，我说的也许不对。经日内瓦飞回英国，在香提伊吃午餐的时候遇到了吉尔伯特·穆雷（乔治）·吉尔伯特·艾梅·穆雷（1866—1957）,1908—1936年任牛津大学希腊语钦定讲座教授。。库珀先生对你赞美有加，程度之甚难得从别人口里听到。我的心情非常愉快。你知道吗？韦德—格里亨利·西奥多·韦德—格里（1888—1972）,1939—1953年任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1953—1958年任墨顿学院研究员。，牛津大学公认的少年天才，非法地将你古典人文课程有关希腊历史的论文保存至今，并且不想让此事被人知道？想不到吧。我和他谈到了达夫尼（?）礼拜堂（教堂？）雅典西面的达夫尼修道院的教堂内部装饰有独特的11世纪的马赛克。，可他十分厌恶拜占庭艺术，并被我对于拜占庭艺术的热情所激怒。尽管如此，我本人却感到异常享受，并心怀无限感激。我会将你的口信转告考克斯克里斯托弗·威廉·马切尔·考克斯（1899—1982）,1926—1971年任新学院研究员，1940—1961年任殖民地国务大臣的教育顾问。。他似乎很忙。全灵学院已经显示出它的颓势了。一个人可以在漫长的夜晚与雅各布博士欧内斯特·弗雷泽·雅各布（1894—1971）,1920—1971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60—1970年任图书管理员）,1950—1961年任牛津大学近代史齐切利讲席教授。进行一场不可多得的精彩谈话，涉世未深的年轻研究员要么洗耳恭听——抑或痛苦地遭受令人恼火的沉默。这些人良莠不齐，但其中一些还不错。我说话的口气有点大言不惭吧。请转告你的太太，非常感谢她为我准备的可口晚餐。你们的款待之周到，超过我目前在这些国家受到过的任何一次接待。我非常期待当她成为巴黎大使夫人的时候，能够再度受邀，与你们共度周末。虽然咱们迟早会（在巴黎）再聚首，但提前做好计划总是好的。我曾问过达夫·库珀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认为相比起那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位子 9月3日，达夫·库珀听说1947年底将有人来接任他的工作，但此人并非赖利。的人来说（他在说到这些人的时候甚至咬牙切齿），你真的是好太多了。戴安娜女士也这么认为。当你们来到这儿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我这个新学院的隐士。

你的

以赛亚·伯林

[……]

伯林回到牛津大学后，两次有人试图将他挖走。

当时，在牛津，我正坐在自己屋里，与戴维·塞西尔聊天。电话铃突然响起，有人在电话那头说，“我是摩西·夏里特”[……]然后他接着说道：“我们有个职位想要提供给您。您是否愿意负责整个东欧及中欧的犹太事务局工作呢？”[……]我一口回绝道：“不，不，不行，非常感谢。”他又接着说，“为什么不呢？这项工作可以为您提供一份丰厚的薪酬。”我回答：“不，不是，我所担心的并不是薪酬问题。”（实际上我手头拮据——正负着债）我说：“我无法答应您，十分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十分荒唐，但我真的不愿意为那儿的任何政府做事。我觉得自己会被撕成碎片。我脸皮太薄，过于敏感，在意人们所说的话，也在意他们的想法。不仅如此，那儿的气氛相当紧张，剑拔弩张，好像人们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争吵——真不是个太平的地方：（在那里）犹太人和犹太人作对，犹太人也和英国人作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作对，犹太人和每个人都作对——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我无法生存也无法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个稳健的机构，保护和约束我，使我不至于无所事事或效率低下。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八。

第二个邀请他的是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奥利弗·舍维尔·弗兰克斯爵士＊（1905—1992），哲学家、公务人员。，时任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主席。该委员会已于7月中旬开始运作，工作地点设于巴黎大皇宫这座大礼堂是为1900年巴黎世博会而建，因其玻璃的穹顶天花板而闻名。，主要工作内容是收集欧洲国家对旨在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1947年6月5日于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1880—1959），承认欧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由战争而引起的经济崩溃；在1946年的短暂恢复后，欧洲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大，他表示，如果这些欧洲国家愿意携起手来共同制定经济复苏方案，那么美国将对其提供帮助。7月12日召开的首次巴黎会议上，这项计划启动。苏联也曾受邀参与，但拒绝了邀请，并确认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及波兰也放弃参会。有何反响。得到通知后，伯林于8月18日加入了英国代表团，对外身份为经济顾问。他后来解释道：“虽然早些时候在赴巴勒斯坦问题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我最终还是无法拒绝，同意为外交部承担一些临时性工作。因为我对巴黎大会想要达成的目标充满信心。” 致哈伊姆·魏茨曼，1947年9月15日。

致埃利奥特·菲尔金

1947年8月20日，星期三[手稿]

寄自（a）巴黎克里龙酒店

（b）英国大使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英国代表团

我的生活真是太怪异了。当我正惬意地安坐在牛津大学的校园里时，女王学院院长（本次会议由他负责主持 “我觉得自己正受到上帝的召唤。就算明知这是个错误，我依然无法拒绝。当先知约翰受到上帝的召唤时，他拒绝了。没过一两天大家就都看清我是多么无可救药了。”伯林引用尼古拉斯·亨德森的文章“弗兰克斯之道——过去与现在”中的句子，《泰晤士报》1983年1月17日第8版。）找到了我，要我表示对贝文先生的效忠，于是，我被威逼利诱到了这里。这儿的气氛怪诞诡异。不用说，法国人非常聪明，但工作不够努力。英国代表团成员也不傻——比如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戴维·瓦利爵士（西格斯蒙德）·戴维·瓦利爵士（1887—1962），原姓施洛斯，1946—1947年任第三任财政部长；1948年在外交部欧洲重建司任职。及“共同被告”汉普希尔斯图尔特·牛顿·*汉普希尔（1914—2004），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就职于外交部及粮食部，在1942年A. J．艾耶尔与其夫人勒内的离婚案中被指控为共同被告。 ——工作起来却异常卖力疯狂。像我这样对经济一无所知并对经济事务深恶痛绝的人，天晓得要在这伙人当中做些什么。在此作祟的显然是某种颇为浅薄的想法：先是让一帮雇佣文人苦干一番，然后由一名牛津教授登场，运用某种不同寻常的“牛津魔法”，将这项工作一变而成为永恒不朽的学术散文。阿瑟·索尔特爵士（詹姆斯）·阿瑟·索尔特爵士（1881—1975）,1953年受封基德灵顿的索尔特男爵一世，公务人员；1934—1944年任政治理论与制度学格拉斯通讲席教授，同时担任全灵学院研究员（后获“杰出学者”荣誉）；1944年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高级副总干事，1937—1950年任代表牛津大学的独立议员，对交通运输领域的知识尤其丰富。的鼾声在整个会场当中如雷贯耳。要是他发现我居然出现在这里，他一定会感到或将要感到震惊不已——我一向是与这些严肃的事情沾不上边的。此人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正如詹姆斯先生可能指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所言——从极其广阔的、超大无比的、无可挽回的、毫无回旋余地的含义层面来说——但就是不可能在这里，不可能在靠近这里的任何地方。仅凭此人对此类事情的能力、相关性及兴趣程度，就可以理由充足、不容分说地断言，此人根本就不属于这里，应该被驱赶得远远的。好了，总的来说，这里闷热得简直像在地狱一般巴黎当时正遭受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直到2003年该记录才被打破）。更糟的是，“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者们[……]当时正在巴黎大皇宫工作，由于这座建筑大量使用玻璃装饰，使之成为巴黎最热的大楼之一[……]时间很紧，大家心里都清楚，因此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忙到夜半时分）”。苏珊·玛丽·艾尔索普，《巴黎信札：致玛丽埃塔1945—1960》（纽约，1975），第115页。。此外，我没法参加佩内洛普的婚礼佩内洛普·乔伊斯·菲尔金（1926—2002），埃利奥特·菲尔金之女，8月30日与社会学家詹姆斯·道格拉斯博士成婚。了。巴黎是个安静的地方。库珀先生不在这儿，帕特里西娅也离开了，我感到非常无聊。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如果你途经这里，看在上帝分上，请务必往克里龙酒店536号房在大约250名英国代表团成员中，伯林是少数能够住进酒店套房的高级官员之一。然而，克里龙酒店的条件还是引起了诸多抱怨，因而代表团的组织人员决定在将来入住布里斯托尔酒店。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大会的117号分机给我来个电话。在这儿，吃的还不算太差。

以赛亚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五[1947年8月22日，手稿]

巴黎克里龙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一切均好，真的很好。我的任务是负责总拟伯林此处原文为：rédaction générale。一份文件，需要改写和有技巧地融合由那些杰出的公务员及平庸的“苦力们”提出的前后矛盾的建议。库珀夫妇非常亲切，库珀夫人是真心喜欢我，但库珀先生则没有喜欢我到那种程度达夫·库珀在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伯林下午三点来看我，并给我看了他到目前为止为马歇尔计划会议所写的报告内容。我认为写得很好。”《达夫·库珀日记》，约翰·裘力斯·诺维奇编（伦敦，2005），第477页。。贝劳福小姐（里尔）·诺拉·贝劳福（1919—1997,1977年起成为克利福德·迈金斯夫人），记者、作家，1948—1978年任路透社记者，1946—1948年任《经济学人》巴黎特派员，1948—1978年任《观察家报》驻外国记者（对伯林进行跟踪采访）,1964—1976年任政治记者。是《观察家报》的通讯员，因为她掌握了太多内幕消息，很多人都害怕她，没有人喜欢她。明天她会来采访我，但我觉得什么都不透露给她其实一点也不难。这项工作让我感觉有些劳而无功——明明是一封求援信，却要写得尊贵体面甚至语气高傲——我至少会像艾德礼先生一样，对其进行“脱水处理” 根据《经济学人》（1947年8月9日，第225页）的一篇社论，“遗憾的是，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艾德礼的任何演讲都是枯燥无趣的；没有经过他‘脱水处理’的东西，他连碰都不会去碰”。。[……]天气并不是特别热——我睡得很好，吃得也好，因为我的英镑支票可以兑换成法郎（只能兑换成1200法郎，而不是1500法郎。这些钱只够勉强支付两餐的费用，洗衣费就没钱支付了——可我不能开口讨要薪水！）——我的同僚们都认为我是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的私人幕僚。其他15个国家的代表也不知道我将要编撰他们的想法。一个荷兰人就代表了比荷卢关税同盟由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组成的关税同盟于1947年开始运作。，一个挪威人则代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个国家。多么明智的安排啊。我要试着把波伦奇普·波伦起草了马歇尔的哈佛大学演讲稿。找来，这样我们就能攻无不克伯林此处原文为：TOГДa ЩTУPM BOЗ[Ь]MeM。。目前我并不反对你们到巴黎来——我会很高兴你们能来——我的社交生活单调乏味，所有朋友都不在身边，这个世界让我感觉有点空虚无聊，还有点热——再次提到这个词。我会为你们准备好一个房间。这儿车流不多，晚上可以睡得很好。晚安。

沙耶

在马歇尔将军的演讲中，他表示，将在起草计划时为欧洲国家提供“友情援助”。但是，到了8月下旬，美国派至欧洲的代表们却致力于制定一些条款，以保证报告终稿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因此，除非进行重大更改，此次代表大会将很有可能否决整个计划。面对这种情况，乔治·凯南乔治·弗罗斯特·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与苏联问题专家，时任（1947—1949）国务院政策规划部负责人。他认为马歇尔计划是遏制苏联行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早在1947年7月他便以“X”为笔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主张遏制苏联。亲赴巴黎，试图打破这个僵局。在参加各种官方会议的间隙，他与伯林进行了一次私底下的交谈。第二天，伯林便将交谈的要点转告给了英国代表团：

[……]1951年后将停止对欧洲提供援助[……]美国将视这些参与国为考生，根据其表现为其打分[……]在[凯南]看来，美国国务院似乎并不想在最近的将来真正着手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但希望参与国能够对最终建立一个联盟这个看法表示赞同。[……]华盛顿如今有了一批新人，他们思想单纯，为人诚恳。无论如何，我们这方都要尽量避免任何模棱两可和难以捉摸的态度，而且我们一样要选派一批思想单纯、为人诚恳的人来作为代表。根据1947年8月30日英国代表团的会议记录[英国国家档案馆，CAB/133/42]。

至于凯南这边，他在发往华盛顿的报告当中传达了目前迫切需要的现实态度，强调，“我们不应指望由巴黎的这些人来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乔治·凯南，“关于欧洲复苏计划的情况”（1947年9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1947年第三卷，《英联邦国家》；《欧洲》（华盛顿，1972），第398页。，并就解决僵局提出了可行的方法。

起草及修改的过程仍在继续，但以赛亚·伯林因为自己缺乏经济学的专门知识，不愿意处理马歇尔计划的报告当中涉及专门知识的部分。在巴黎工作了三个星期之后，他终于从工作中摆脱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前往意大利度假。

致门德尔和玛丽·伯林

1947年9月12日[手稿]

圣卡泰里纳

亲爱的爸爸妈妈：

无法用言语向你们形容这儿的安静、祥和、安宁以及它的阳光与大海。这儿的天气也没有太过炎热。早晨十分凉爽，下午气温升高（但比巴黎来得凉爽），正好休息——刚开始我会选择小憩一会，现在我不再睡觉而是干点工作——到了夜晚又变得十分凉爽。我的作息是这样的：早晨10到10点30分起床，吃早餐（一般是烤面包片、咖啡、无花果、葡萄、梨子外加鸡蛋，如果我想吃鸡蛋的话），接着我会去阿马尔菲的海滨浴场伯林此处原文为：piaggia。，去海里游泳，并在沙滩上待一小时左右，然后穿过隧道，回到圣卡泰里纳（坐奇尔弗盖伊·爱德华·法夸尔·奇尔弗（1910—1982）,1934—1963年任女王学院古代史研究员及讲师（1948—1963年任高级讲师），后（1964—1976）任肯特大学古典研究教授。他的妻子（一直陪伴他左右）是西尔维亚·克洛伊，婚前姓里特尔。的车子，两分钟）。接着洗澡，休息，写信至下午1点，吃个午饭，从2点30分开始休息到下午的6点。充分休息之后，我会喝一杯柠檬水，与人聊天，晚上7点30分吃晚餐。如果阿马尔菲或拉韦洛刚好举办什么节日活动伯林此处原文为：festa。，我就去看看，如果没有，我就10点钟上床，看点书或者工作，直至11点30分入睡。这种生活简直是田园诗中所描绘的生活：食物非常可口，比1932年好多了。酒店老板甘巴德拉克雷申佐·甘巴德拉，其家族自1880年以来便拥有并经营豪华的圣卡泰里纳酒店，也就是伯林当时入住的酒店。是个聋子，令人同情，但他工作非常卖力伯林此处原文为：из кoжи лeзeт oн。，逗客人开心。我的同伴鲍拉和奇尔弗是两个比较安静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感到舒服、亲切。这儿没有压力，没有陌生人，也没有社交生活。我已经为牛津大学写好了一篇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演讲稿有可能是以赛亚·伯林对“1867—1914，欧洲历史上的危机”系列演讲准备的稿子。这个系列演讲由阿兰·布洛克组织（原文第62页注3），在1947年新学院的秋季学期（米迦勒学期）开讲。，并且正在为《心灵》期刊应该是他对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评论，《心灵》1947年第56期，第151—166页。写一篇文章。至于巴黎这个地方，当我宣布无法完成报告中涉及纯技术性内容——我不假思索，脱口说出了这愚蠢的话伯林此处原文为：a вдpyг cкaжy идиoтcтвo нaoбyм。 ——只撰写报告中不涉及专门知识的部分时，我就无法继续待在那里了。一名财政部高官，一个叫奥托·克拉克理查德·威廉·巴恩斯（“奥托”）·克拉克（1910—1975），金融记者（《金融时报》索引的设计者），后成为公务员，先是在财政部，1945—1947年任助理秘书，1947—1955年任次长，1955—1962年任三等秘书；后（1966—1970）任科技部常务秘书。克拉克（他还是工党政治家查尔斯·克拉克的父亲）以其下笔神速、思路敏捷的文件起草本领而著名。他的讣告上写着：“在许多错误的开始后，在被特别召唤来的外围‘作家们’的帮助下，奥托撰写了这份简短扼要，同时又通俗易懂的出色报告，作为欧洲国家对于马歇尔演讲的回应。”《泰晤士报》1975年6月23日第14版。的人，主动提出由他来做，三天之内完成。若想争取到由我独自一人来完成所有工作，非得有一场恶战不可——可我没理由这么做——这项工作并非我的专长伯林此处原文为：мoй кoнëк。，干起来不情愿也没把握。他们都对我所写内容的冠冕堂皇、避重就轻以及使用的写作技巧感到印象深刻，并告诉我这些是多么值得称赞。现在，我终于从相关文件了解到，贝文告诉弗兰克斯，这份报告不能用，需要重写，也就是说，风格可以不变，但报告的主旨却要变动。我自然是无法用文字把这些官员实际上没有做到的事全部掩盖，也无权威逼这16个国家在报告内容上达成一致以赛亚·伯林离开巴黎没多久，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与美国代表之间的谈判便彻底破裂。在紧张忙碌了几天之后，凯南的建议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将这份报告视为整个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美国保留决定援助数量的权利。由奥托·克拉克起草的报告的序言部分满足了美国的所有权益诉求。各国部长和大臣于9月22日重聚巴黎开会，在最终获得通过的这份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报告中签下了字。。在我看来，此事已经失败一半了。我现在很庆幸不用卷入其中。这或许是一个很卑劣的想法，但是在这些国家没完没了的争吵当中，一个无权要求改变报告内容的悲哀的起草者一定会被完全毁灭，万劫不复。所以，不要认为我会为了鲍拉或任何人而对此事保持中立。从一开始，我的立场就是虚假不实的。面对我，他们始终感到尴尬不已。我的一个同事认为我（在报告中）显示了“极强的尊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感”，并为我感到高兴。恐怕弗兰克斯现在要为此丢点小脸了，或许他以后会在华盛顿重新找回面子在华盛顿，弗兰克斯将参加相关宣传活动，确保该计划能够在国会获得通过。。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在写给哈伊姆·魏茨曼的信中，他承认：“在巴黎会议期间——工作条件恶劣得令人难以置信——并因此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各种苦难。现在我已经从这些苦难中解脱出来，精神开始恢复。但请不要将这些话告诉我父母，他们还以为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原文heath疑为health之误。——译注）——我是这么对他们说的，请他们放心。”1947年9月15日。 ——这儿有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有晚上11点钟由军乐队演奏，在露天广场的烛光下演出的歌剧《茶花女》朱塞佩·威尔第1853年创作的歌剧《茶花女》。，有灯光、新鲜的空气、海浪和阳光[……]。

爱你们的

沙耶

与往常一样，伯林向其父母高调渲染自己的纯粹快乐只是一个障眼法，目的为了掩盖其真实情感。

致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

[1947年10月，写在一张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寄来的明信片上；未寄出]

[新学院]

我不想保留这根蜇人的小刺指他在上面写信的那张明信片（未标明日期），寄到新学院给他。明信片上写着：“很遗憾，你这么早就离开了[伯林在一旁注：“9月27日？”]。波托菲诺很美。戴安娜和库珀抛弃了你，但我想你其实也不想和她再多待几天。她们这样的人似乎如今太多了。亲爱的以赛亚，下次你开口说别人[伯林在这两个字眼旁均加了个问号]是‘公众消遣对象’的时候切记要三思——别介意，我真的很想念你，希望有一日你能来与我们一起，我们开车过来，沿途悠然穿过了几个很是美丽的小城。我爱意大利——无比热爱。” ，像黄蜂叮，又像蚊虫咬。如果之前蒙你告知，9月26日之前都有哪些行程——你本可以往圣卡泰里纳酒店给我电话的——我应该会过去待上一周。因为我对你无尽思念，成天长吁短叹，扰得鲍拉博士心烦。啊，我对你的想念比起你对我的，要深切多少？可你就是置之不理，有意与我作对。魏茨曼受疾病困扰，甚是可怜，我的家人也是如此。我对“公众消遣对象”一说不甚明白，但戴安娜的确是一位。我只知道帕顿夫人苏珊·玛丽·帕顿（1918—2004），婚前姓杰伊，威廉·帕顿之妻（原文第115页注6），拥有国际外交背景，运用其社交技能和外貌，使其丈夫在美国大使馆的普通地位得以提升（并因此改善了因地位低下而带来的拮据生活），成为战后巴黎一位重要的社会名媛。她是戴安娜·库珀的密友，也是达夫·库珀的情妇之一。1960年丈夫去世，1961—1973年嫁与家族朋友乔·艾尔索普，从而成为一名作家。她把自己寄给玛丽埃塔·特利（原文第72页注1）的信件编辑成书，题为《巴黎信札：致玛丽埃塔》（原文第37页注2）。曾经说起格雷夫斯先生的女儿可能是詹尼·普芮德·尼科尔森（1918—1964），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之长女。，知道戴安娜和库珀在波托菲诺享受欢乐时光时我在罗马独自坐着生闷气，同时又对那个地方着迷不已。我的确生气，感觉受到背叛和抛弃。然而，我的不幸却是因为没能见到你，我的挚爱。

我一直期盼能见到你。但如果你还是这么矜持无度，我会尽量学会不再想念。

我突然明白了“公众消遣对象”的意思。多么可怕啊！好像握住魏茨曼先生的手就是一种消遣：或者我在威尼斯的时候，牛津大学下的那场雨也是一种消遣。但也许我的行为像一个卑鄙无赖，我的确应该来见见你和约翰约翰·德·本德恩。 ——我成天生活在维罗纳和维琴察的白日梦里——日日念叨自己很快就会幸福无比，只需稍费苦心，因为好事总是多磨。把同伴们都搞疯了——可至今尚未如愿，我的挚爱接着，以赛亚·伯林又在一张碎纸片上继续写。他在巴黎时也曾写好了一个给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的信封，但未盖邮戳。。

此刻我不再想成为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了；不再想倘若剥夺了自己见你一面的权利（我会不停地这么做）就是在惩戒自己；不再想对此你并不介意或你可能会产生误解，而是想自己最该在意的是自我惩戒的痛苦；不再想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像在意大利时那样，变成荒诞的堂吉诃德，且行且赞颂你的美德，直到世人认可。你要不要回这封信都无所谓了虽然该信并未寄出，但伯林似乎寄出了别的信件予以还击，因为帕特里西娅在1947年10月21日从洛桑市发出这样一封电报：“亲爱的已收到你的所有来信你我误会太深见谅我讨厌的明信片惹你生气抱歉我写作水平太低方便的话周五早上会打电话。我们都爱你。帕特里西娅。” 。

这期间伯林继续受疾病 “我因扁桃体炎卧病在床，还在疗养院中休养时拔掉一颗智齿，不幸并发症接踵而至，现在才开始好转。”致克莱德·克拉克洪，1947年12月17日。困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白金汉宫接受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1946年新年荣誉表彰中，以赛亚·伯林受封高级英帝国勋爵士，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促进英美两国相互理解所做的贡献。但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哈利法克斯的安排，作为伯林受到的巨大侮辱的嘉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二十八），以补偿他被安东尼·艾登（原文第43页注2）排除在波茨坦会议之外之辱。的荣誉，并与温斯顿·丘吉尔共进午餐。丘吉尔就其回忆录《暴风前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伦敦，1948—1954）的开首卷。与丘吉尔共进午餐后，伯林读完该书初稿，后来他在致丘吉尔的信中详尽地写下自己的读后感，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在丘吉尔书信文稿中未曾找到。的首卷向伯林征询意见并予以采纳。

致温斯顿·丘吉尔

1948年2月14日[给丘吉尔的信件〈草稿〉及副本]

新学院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非常抱歉这么久才回复您从马拉喀什寄来的信日期为1947年12月25日。丘吉尔对以赛亚·伯林就其作品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并寄了修订后的前六章给他，请求伯林坦率直言。马丁·吉尔伯特，《“永不放弃”：温斯顿·S．丘吉尔：1945—1965》（伦敦，1988），第383页，曾经引用丘吉尔书信文稿中的一封信，该信现已无法追溯。，但比尔·迪金（弗雷德里克）·威廉·丹皮尔·（“比尔”）·迪金（1913—2005），历史学家，1936—1949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的研究员兼导师；战时作为南斯拉夫专家任职特别行动执行小组，在1943年与铁托（原文第177页注1）及其拥护者会面，任务艰险但获得巨大成功。1945—1946年任贝尔格莱德英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1950—1968年任圣安东尼学院院长，迪金曾经担任丘吉尔研究助手，在丘吉尔回忆录助写团队中表现突出。可以证明，战后的牛津大学，学生人口过剩到可怕的地步——特别是我所在的学院——至少在当下已破坏了悠闲时代的一些文明习惯，那时的人们只从事自发自愿、力所能及之事。〉我已认真读完您的最新一批校样，非常赞赏您的成果，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改写和重新组织。[……]总体来说，我认为目前第一卷的结构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更加合理，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开头几章。未修改前，我认为（希望您不介意我的看法，记得您反复强调要我坦率直言）它们略显拖沓伯林评价前一稿时曾说，开篇至少有两章“插话过多，内容空洞，难以支撑起一个关于希特勒得势的宏大故事，而该故事关系到全书的顺利进展”。吉尔伯特，上页注（原文第42页注5），第393页（引用丘吉尔书信文稿4/141；以上伯林评价无法追溯）。，而现在，这些章节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和节奏：局势急转而下，坠入可怕的深渊这个部分从技术上不再离题，而是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积蓄而发的过程，叙述明快而不失连贯，可谓精彩。我对上一稿就非常欣赏，现在更加认为它是文学和政治上的巨作。您说过可能会回信反驳，我满怀期待，但我确信您日理万机，根本没空对我诉说抱怨。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内容——或者说至少是可争议之处，您的判断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点我接受。但尽管如此，我最终还是要冒昧重申两点。其一是关于艾登（罗伯特）·安东尼·艾登（1897—1977）,1961年受封首位艾文伯爵，保守党议员，1935—1938年和1951—1955年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首相。先生于1938年艾登于1938年2月提出辞职，尽管名义上是因为意大利的绥靖政策，实际上他和时任首相（阿瑟）·内维尔·张伯伦之间的巨大分歧存在已久。1938年1月初，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1882—1945）私下提出召开美、英、法、德、意五国会议，缓解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艾登因在法国南部度假而缺席，张伯伦提出暂缓美国方面提出的计划，直到英国与意大利谈判结束。罗斯福同意暂缓行动，但对英国有可能同意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表示担心。艾登得到幕僚的告知从法国赶回，惊恐地发现自己为建立英美两国关系所取得的成果正遭到破坏。他努力在内阁讨论中使英国采取软化立场，并将安抚信息传递给罗斯福，但美国的提议已胎死腹中。辞职背后的故事，我想这是第一次以公开出版的形式呈现出来。它让我想起战争期间在外交部听说的一个传闻，与此事相关，说的是艾登先生从格拉斯匆匆赶回后，不顾内维尔·张伯伦反对，试图强制逆转内阁决定——当然为时已晚。但首相认为尊严受到了冒犯，于是便酿成这一严重后果。倘若上述传言属实，我希望您能获得艾登先生对此事的看法，当时内阁内部发生的事情或许应当得到详尽了解和重视。但也可能是我记错了，或者这属于内部机密，无论怎样，都不该由我来多嘴多舌，妄加评论。其二是贝奈斯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分别于1935—1938年和1945—1948年任（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丘吉尔回忆说，1936年贝奈斯听说了（德国）军方和一些前苏联坚定共产主义者要密谋推翻斯大林，建立一个亲德政权的消息，他马上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冷酷无情地清扫了苏联红军。伯林试图说服丘吉尔删减书中的相关注释（显然基于伯林本人提供的信息），但似乎未被采纳，因为在后来出版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然而，有证据表明贝奈斯的消息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提前透露给捷克警方的，他们希望斯大林从一个友好的外国渠道获知这一消息。”《暴风前夕》（原文第42页注4），第225页。向斯大林透露的消息，关于30年代中期苏联士兵与德国人的谈话：书稿中的一个注释对“格伯乌”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年代替“契卡”成为苏联政治警察力量，不久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而后在1934年成为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再次更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后来成为“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作了推测，这点最早是我让您注意到的。实际上，该注释本身已足以暗示这一推测属实。可能是我言过其实了，若真是如此，我愿承担罪过：虽然我认为极有可能确有其事，但我们的证据只是些传言，而且是根据反苏流亡者收集的信息，极易受到质疑。因此，相较于称其为“证据表明”，我觉得用“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更为妥当。否则捷克人也会像俄国人那样小题大做。我已告知迪金，他也许拿出了合适的修改方案。〈再次感谢您让我提前读到这个作品，感谢您给予我如此巨大的荣幸，并让我领略如此引人入胜的奇妙文字。真诚希望您已完全康复，希望能再次与您见面。

您最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在许多人看来，战后欧洲的动荡局面大大增强了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欧几个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可能性日益加剧。外交部特地成立了工作小组，研究西方联盟国的思想动态，为未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准备思想武器。阿兰·达德利阿兰·阿维斯·达德利（1907—1971），外交官，1940—1942年任英国驻纽约新闻与情报处负责人（因此曾与伯林共事）,1946—1949年任外交部情报政策处处长。代表工作小组向以赛亚·伯林 “我们要做的是，简要记载人们对从艺术到社会服务等一系列事物（及思想）之态度有关的共性因素，同时厘清与真正有代表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态度的区别所在。我认为这一切的背后必定体现的是最根本的哲学理念，但我们这里谁也无法言简意赅地道出西方同盟国共有的哲学思想。”阿兰·达德利致以赛亚·伯林，1948年3月9日。请教。

致阿兰·达德利

[1948年3月17日收到，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阿兰：

我不知有没有能力回答你的问题。在所谓的技术哲学（唯一名副其实的学科）领域中，不存在什么专属于西方的思想（至少我这么认为）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如同化学或数学一样。但显然你指的并非这点。你指的是对具体活动或生活方式等事物的总体看法和态度。你认为参照黑格尔阿兰·达德利写道：“我的确想过尝试[……]提出有关黑格尔及其影响的问题，但总体来看，通过以上所言，我想已足以让你明白我们的追求。”出处同上。是不明智的，我同意你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黑格尔学派的，可是从1870年至大约1920年间的主流英国哲学也属于黑格尔学派。自由帝国主义不仅仅有黑格尔学说的影子，还有些许种族主义色彩，塞西尔·罗德塞西尔·约翰·罗德（1835—1902），帝国主义者，其目标是让英国统治覆盖大部分非洲；同时他也是一名商人，在南非开创了钻石行业；1890—1896年任开普殖民地首相，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即以其名字命名。及其跟随者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不提黑格尔也罢。密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哲学家及政治思想家，一边承认“应该了解黑格尔的学说”，一边又说“与黑格尔对话使人的思想堕落”。致亚历山大·贝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全集》， J. M．罗布森等编（多伦多/伦敦，1963—1991），卷一6，第132页。或伯特兰·罗素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1872—1970），罗素伯爵三世，数学家、哲学家、作家和反核活动家，1895—1901年和1944—1970年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20年的一次访俄之行使他成为坚定的反共人士。肯定会不乐意，但他们并不代表主流，只得到少数反对派的崇拜。只要愿意，苏联人会这么说。同时也不能断言我们就代表了科学客观性，以公正无私的方法追求真理——人们或许会用此来区分19世纪的俄国和西欧，即代表宗教人生观的神秘主义、公社主义、专制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等的区别。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经验的和实证的，诸如此类；而若想解释清楚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认定他们实际并非如此，那是在欺骗自己和别人，同时又耗时费力，难以办到。因而我感觉（别人不一定认同）若没有削弱性的限定条件，在纯粹知识层面上是说不出非常清晰、简洁和不容置疑的明显差异的。在我看来，我们与他们的真正区别似乎可归结为社会生活观念，并可进一步聚焦于以下两点：

（1）公民自由。即便我们不相信天赋人权，不相信有关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不证自明”的命题，我们至少相信，除非个人有权拥有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生活空间，有权建立不被国家或任何机构通过某种不可抗力侵犯的个人关系网络，生命就不值得一活。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自我救赎，或是自我非难：按自己的方式堕落，不论国家如何悲悯也不受其左右。除非这点得到保证，否则人类或许能够享受太平兴旺，却不一定享有自由。所谓与西欧对立的东欧民主是不存在的，就像所谓的东欧自由、东欧平等或东欧真理也不存在一样。它们听上去都荒唐可笑。我们可能接受“东欧民主”这么一个说法，因为“民主”经常可以搭配其他修饰语——“社会民主”、“自由民主”等。但若提出“东欧自由”，则听上去颇为荒唐，按此划分的“民主”也不例外。在危急情况下，某些自由可能会受到限制，如言论、择业或是别的自由，但这或许情有可原；而若是危急情况永久存在，或持续时间过长，正常和异常状况的区别完全被抹杀，公民观便将失去意义，毫无价值。你尽可以说，这意味着一旦相应的权利——或者说免受干涉的自由空间——得不到保证，任何社会福利也不值得拥有，即便它明显由高压政治所给予。作为补充，我们并不认为贫困的人比受集权压迫的人更缺乏自由。不可否认，不合理的压迫和勒索——例如经济压力——是极其有害的，会伤害人民，也会引发机会的不公。我们坚持与这些邪恶开展斗争的权利，但前提是社会存在政治自由，也即官方自由传统（例如法治代替人治，精简法律条文，等等），至少是存在一个被公众一致承认的理想，并以其名义挑战邪恶。一旦政治自由消失，所谓正义和自由的观念自身也必将随之遭到破坏。任何人若认为，缺少最低限度的经济能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就是空谈。他（即使此人是拉斯基教授）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1893—1950），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理论家，1926—1950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1936—1949年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945—1946年任工党主席。便是在掩盖问题，在欺骗撒谎——原则上，经济奴隶在政治自由中能够组织和解放自己，但政治奴隶是翻不了身的，因为他们的社会扭曲了“自由”和“法治”的含义。无论法治有多么糟糕，人治多么美好，两者间的鸿沟对西欧来说是绝对的，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最佳手段。

（2）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我们认为一个人观点和活动的价值与真理不全在于，甚而不全决定于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我们认为个人、群体或阶层在某些方面的利益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另外一些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与理想；同样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我们不认为所有理想都代表着公开或隐含的物质利益。因此，在我们看来，合作是可能的，阶级斗争并非不可避免；纯真、善良、公平、仁慈、和谐等概念不是掩盖阶级利益的外在形态，而是不同阶级、个人和社会所真正共有的。我们判断事物基于其优点，而不是根据与事实性发现无涉的先入之见。因此，我们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宣称，了解了一个人的社会与经济背景或状况就可以预先判断他的观点之正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观点——由于其理论宣称不可辩驳——便因此背离了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马克思要么是误解了这个传统，要么就是背叛了这个传统。诸如此类。

我认为，所有以上围绕公民自由，以及扬·马沙利克扬·盖利格·马沙利克（1886—1948），首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斯·盖利格·马沙利克之子，1940—1948年任外交部长，就在共产主义政府夺取布拉格政权几周后，1948年3月10日，他从自己在外交部的四层公寓上坠落，离奇死亡。关于有轨电车，以及能够坦言他“不喜欢政府” “我希望能够随心所欲随便找个时间在布拉格乘坐有轨电车下行至温塞斯拉斯广场，大声宣告：‘我不喜欢现在的政府。'”引自“马沙利克其人”，《泰晤士报》1948年3月11日第4版。权利的言论，较之我们基督教和希腊文化的传统根源等更为重要。对于后者，马克思主义者们能够——也一定会——采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接受的唯物主义理论同样予以宣认或反对。

我说得太多了，充分展现了我枯燥无味的阐释与你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多么不合拍，且或多或少带有不当的宣传性质。与其依靠一个大型工作小组专门研究西方价值观——如汤因比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历史学家和国际主义者，1925—1955年任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1928年始为研究教授，1926—1955年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1943—1946年任外交部研究处处长。或诺斯洛普教授费尔默·斯图尔特·库考·诺斯洛普（1893—1992），哲学家，1932—1947年任耶鲁大学教授，1947—1962年任耶鲁大学哲学与法律斯特林讲席教授。在其代表作《东西交会：各国交流探索》（纽约，1946）中，他对世界的几种主要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建议各国文化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写的宏大乏味同时又表意清晰的长篇巨著，比较研究西方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别的思想形态）（如《东西交会》）——我发自内心地认为最好将之抛弃，转而求教一位专业的、雄辩的自由主义者为你们写一份清晰明了的宣言。如果伯特兰·罗素不行的话，我向你们推荐陶尼理查德·亨利·陶尼（1880—1962），经济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但他可能有点癫狂；或者伦纳德·伍尔夫伦纳德·西德尼·伍尔夫（1880—1969），作家和政治理论家，与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创立霍加斯出版社，1931—1959年合作主编《政治季刊》。，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吉尔伯特·穆雷也不错，他的犀利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再或者，别不以为然，还可考虑萨尔瓦多·马达里亚加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886—1978），工程师、语言学家、记者、小说家、文学和历史学者、外交官，自由国际主义者，因反对佛朗哥被逐出西班牙多年，其间主要在牛津居住。，他对西方有许多思考，且文笔又好；不擅长于此道的有林赛亚历山大·邓洛普·林赛（1879—1952），伯克的林赛男爵一世，1924—1949年任巴利奥学院院长，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家，1949—1952年任北斯塔福德郡大学（今基尔大学）校长。和利文斯敦理查德·文恩·利文斯敦爵士（1880—1960），古典主义者及教育家，1933—1950年任圣体学院院长，1944—1947年任牛津大学校长。，专业哲学家或人文学家也不行。我说了，并且卸下了我灵魂的担子伯林原文为：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马克思曾在1875年致德国某社会民主运动的信件中一系列“旁注”末引用该宗教俗语，讽刺批判其社会变革纲领。这就是有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该文献中，马克思写出了革命后的世界格局。参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集》（伦敦，1975—2004），卷24，第99页。。

你永久的朋友

以赛亚·伯林[……]

总体来说，以下几封信的收件人对以赛亚·伯林的分析十分欣赏，但对其实用性持怀疑态度。一位官员曾悲哀地评论道：“欧洲有很大一批人，而且多为知识人士，由于来自经济和思想界的压力，加上社会动荡，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教条。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信并具有权威性的教义，追随者对其笃信不疑[……]这些人并不渴求思想的自由。”杰弗里·奥尔丁顿，1948年6月16日会议记录[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953/144]。

致温斯顿·丘吉尔

1948年4月26日[手稿]

新学院

尊敬的丘吉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并对您的慷慨丘吉尔寄给伯林200几尼作为报酬。深表惭愧。若有任何帮得上忙之处，定当报答。能够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参与到如此了不起的建功伟业中，我也感到万分荣耀和愉悦。它如同一艘高贵美丽的船舶，即将开始下水首航。能有幸目睹它入海的英姿，我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祝好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就其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展开辩论，投票结果赞成巴勒斯坦实行分治。该决议引发了犹太人和阿拉伯国家的暴力冲突，并由最初的局部战争发展成为后来持续数月的无名却有实的战争伯林评论道：“对巴勒斯坦——总的来说——目前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选择分治并借助国际力量促其实施。我确信英国外交部正等待事态恶化——爆发内战，两败俱伤——只有到那时，新的莫里森计划——目前这个计划影响微弱，且为时已晚——才会被厌烦至极、反感至极、渴望得到解脱的世界倒逼着得以实施。”魏茨曼“静坐在多切斯特，是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唯一值得倾听的人”。[1948年1月底2月初]致菲利普·格雷厄姆。。随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即将结束，其对军队的干涉权被大幅度限制并开始撤军。在犹太军事占领区中，许多阿拉伯人逃往或被驱逐到相邻的阿拉伯国家，期待阿拉伯军队打败犹太军队后能从逃亡之地回到故乡巴勒斯坦。5月14日，英国结束在巴勒斯坦托管的前一天，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戴维·本—古里安立即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尽管并未划分国界。美国随即承认了以色列国，但英国拒不承认。联合国试图管理耶路撒冷但未成功。以色列周边五个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立即袭击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包括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的部分地区。几天后，耶路撒冷古城的犹太居住区被阿拉伯军团指外约旦军队，在当时阿拉伯军队中武力最强。其司令格拉伯（“格拉伯帕夏”，原文第51页注6）中将和他的众多军官乃英国人，一些军备也由英国提供。占领，当时极有可能还发生了屠杀城内犹太居民的事件。

致利奥·艾默里利奥泼德·查尔斯·莫里斯·斯丹内特·艾默里（1873—1955），保守党政治家、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大英帝国的坚定拥护者，1939—195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第二次担任该职），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他，是一位坚持不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起草了《贝尔福宣言》。

1948年5月27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艾默里：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和所做的努力艾默里曾致信丘吉尔（在伯林的促使下）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指出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面对的威胁。。恐怕有一点您再正确不过，那就是贝文不会动摇他的政策。美国国务院一直得到英国方面支持，他们同意外交部对以色列的政策，安排由贝文来执行。因此他难辞其咎：每回杜鲁门宣布国务院政策，贝文都会越发反对犹太人。虽然最终可能不得不让步，承认以色列英国一直到1950年4月才完全承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但因为他带有种族偏见，且视其为奇耻大辱，所以定是不情愿的。我们也难以免除他差点引发甚至尽力煽动起一场战争的罪过。我认为由坎宁安——一个正直、智慧且善良的人——来作一次演说或访谈可能会点醒无知愚昧之人，如此足矣。下周我会面见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阿瑟·詹姆斯（“波伯蒂”）·加斯科因·塞西尔（1893—1972）, 1947年4月开始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五世（之前为克兰伯恩勋爵），保守党政治家，1945—1951年任上议院（保守党占多数）反对党领袖，1951—1957年任上议院领袖，1952—1957年任枢密院议长。，如果还来得及，我会试图说服他。在这儿，我认识一位阿拉伯富豪，是我从前的门生，来自巴勒斯坦阿布杜尔·马吉德·塔吉·法鲁吉（1912—1986），一位富有的巴勒斯坦土地所有人之子，1932—1935年就读于新学院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伯林书信集》（卷一），原文第102页注11]。，对犹太人态度温和，却同时仇恨穆夫提和贝文。他信任阿布杜拉外约旦国王阿布杜拉（1882—1951）,1921—1946年为外约旦的埃米尔（酋长）（由英国托管）,1949—1951成为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一世，与大穆夫提争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导权；英国的亲密盟友，阿拉伯领导人中最为温和的一位，1947年曾向犹太领袖表示希望和平。然而，来自阿拉伯联盟其他成员的压力（可能也因为阿布杜拉自己的扩张领土野心）使外约旦加入1948年5月阿拉伯人攻击以色列的行动中。虽然如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直对其动机表示怀疑，1951年，阿布杜拉在耶路撒冷遭暗杀。。

您的

以赛亚·伯林

致哈伊姆·魏茨曼

1948年6月6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魏茨曼博士：

未能发电报祝贺您当选魏茨曼（写此信时他在法国）于5月16日当选以色列临时议会主席。，深感愧疚，但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在这么至关重要、令人心痛（但又奇妙无比）的时刻，总统职位对您是那样的实至名归，却又被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责任是那么的繁重，处境是那么的艰难。只是简单地向您道贺——像其他人恰如其分表示的那样——对我来说就好比是一种公开行为，不带任何个人或私交情感。我记得曾经和卡普兰德雷金纳德·卡普兰德爵士（1884—1952）,1920—1948年任牛津大学大英帝国史贝特讲席教授、全灵学院研究员，1936—1937年任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成员（原文第11页注1）。谈到此事。他说他若有充分的勇气，会向您表示祝贺。但他认为，作为一个羞愧得抬不起头来的英国人，发电报祝贺您，无异于在羞辱您。艾默里也这么认为。我与艾默里通过信，希望他与温斯顿谈谈。他按我说的做了，多少取得了些成效。事后他写信给我，称除了与美国产生大家预料中的严重冲突外，没有什么能阻止贝文的自我毁灭进程。我理解卡普兰德害怕冒犯您的想法，但他能大胆说出心里话，的确勇气可嘉。甚至连吉米·罗斯柴尔德詹姆斯·阿芒·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1878—1975）,1929—1945年自由党议员，生于法国，但后来成为英国犹太人社团领袖之一，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鼓起勇气，公开谴责政府。当下局势的确十分古怪荒谬：历史进程中（甚至包括英布战争期间）还从未出现过现在这样全球报刊集体谴责英国政策的情况。世界上有许多反犹太亲阿拉伯的国家和报纸，但所有亲犹太、反犹太、亲共产主义、反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组织都无一例外地加入指责英国政策的行列。可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所有报刊，却带着畸形的虚荣心和毫无意义的怄气态度，对这一不争的事实采取了完全压制的态度。《曼彻斯特卫报》、《新政治家》和《论坛报》均不予报道——在此之前，唯有德国人才如此堕落。我在牛津的同事们非常聪明圆滑，其中一些亲犹太的人与卡普兰德、艾默里一样感到羞愧，但大多数人的行为都像张伯伦在慕尼黑时一样姑息养奸：存疑不语，三缄其口，扼杀良知。想想那两名英国陆军中士见原文第30—31页。和耶路撒冷戴维王酒店见原文第12页。。贝文上一次引发的反犹太人行为（因为下议院中没有阿拉伯人），实实在在地令所有党派议员感到难堪，他们中有些人是这么告诉我的。这或许只是品位和风格的问题，说出许多人内心所思所想，却因过于矜持而难以启齿。我没有任何关于外交部的官方信息，但要让我猜的话，他们的问题当然是如何阻止以色列建国。他们认为犹太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会受到苏联的束缚。美国国务院打了一张好牌：他们基本伯林此处原文为：au fond。同意贝文先生、赖特先生迈克尔·罗伯特·赖特（1901—1976），外交官，1943—194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1947—1950年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助理，1951—1954年任驻挪威大使，1954—1958年任驻伊拉克大使。、比利先生哈罗德·比利（1909—2001），学者和外交官；1935—1938年任女王学院的历史初级研究员和讲师；1939—1945年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对外研究与出版处及其后身外交部研究处的成员。1946年巴基斯坦问题英美委员会英国大臣；1946—1969年任职于外交部（1950—1953年任驻巴格达参赞；1955年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1—1964年任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在英国托管末期，是贝文最信任的智囊。的看法。他们与英国达成的协议是，他们负责在中东修补政治和军事关系，而因为一项明显的反犹太政策，外交部要承受所有的责难。美国国务院则合乎道义地保持中立，不受谴责。每次杜鲁门发起支持犹太人的行动，贝文就越发反对犹太人，因为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向他暗示，他们对杜鲁门的不当行为同样表示愤怒，但是政治、犹太人、选举权等是他们无权过问、无力改变并屡遭背弃的。撇开犹太人不谈，贝文和艾德礼的行为简直就是无知和愚蠢至极，他们让自己变成虚伪且残忍的国际恶棍。我能做的只有试图让各界人士相信，但凡出现对耶路撒冷城犹太人的屠杀（现今仍有可能发生）不论严重与否，只要英国格拉伯中将约翰·巴格特·格拉伯（“格拉伯帕夏”）（1897—1986）,1939—1956年阿拉伯军团司令，负责将该军团打造成为最训练有素的阿拉伯军队。在袭击耶路撒冷的行动中，军团中有近40名英国籍军官，超过半数是从英国军队中调任的。的士兵与之稍有牵连，都会让人们抹去对犹太恐怖主义的记忆，并且成为英国历史上最难洗清的污点，连阿姆利则惨案 1919年，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市在遭受一系列暴力事件后被强制实行军事管制。当时，准将雷吉纳德·戴尔带领英国军队向正在庆祝宗教节日、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数百人惨遭杀害。、印度叛乱（1857—1858）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起义引发了1857—1858年印度国内大范围的反英叛乱，各方都犯下无尽暴行，最终英国胜利。和“黑棕人” 1920—1922年间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的后备队（“黑棕人”的名字来自他们最初分配到的颜色不同的制服），因在爱尔兰独立战争前后残忍对待爱尔兰人而臭名远扬。都会变得无足轻重。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话有几分理解，但这一与众不同的观点（我不由自主地认为悲剧可能发生但仍可避免）是唯一现实的命题，可以一试，让人们觉悟。否则的话，国民的愤恨情绪和一些人的自我正义感（即面对事实，揭发英国政策的真相，会给这些实际上并非愤世嫉俗的人带来道德上的痛苦）将掩盖一切，包括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充满勇气和良知的信件，例如一位叫康奈尔的先生在信件中，约翰·康奈尔写下他的所见所闻：“抢劫、仇恨、混乱和破坏[……]一个美丽的城市被毁灭”，“30年的建设和创造”毁于一旦，毁在“女王陛下政府的意志之下”，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因为人们的犹豫不决，悲剧便毫不犹豫地降临了”。然而，两封刊登在旁的信件所表达的却是与康奈尔截然不同的态度：由E. L．斯皮尔斯（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少将，爵士）的信件总结道：“犹太复国主义对人类是可怕的灾难。”另外一封信来自著名的哈利·圣约翰·布里杰·菲尔比，他提出，英国“可以不像1917年那样行事；但此刻她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泰晤士报》1948年5月20日第5版）。从巴勒斯坦寄来的那些信件谴责了贝文恣意破坏、引发战争的行为——他的确难辞其咎——但并未收到实质的回应。我更有个滑稽的想法，我感觉就连外交部都认为以色列已成定局，会以国家的形式建立并得以生存，且时局必须迅速稳定下来，防止苏联插手。当然，我认为贝文他们在与道格拉斯路易斯·威廉斯·道格拉斯（1894—1974）,1947—1951年任美国驻伦敦大使。谈论美国提交给联合国组织的决议案 5月17日，美国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建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9条，认定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为破坏和平，并建议36小时内停火。决议案最终未获通过。时，采取的路线必定是这样的：国际组织一旦认定阿拉伯国家的行为非法，任由其遭到诸如苏联等别国的合法入侵，英国一定会极力阻止，即便与美国决裂也在所不惜。于是，美国退却了，卡多冈的方案亚历山大·乔治·蒙塔古·卡多冈爵士（1884—1968），外交官，1938—1946年任外交部常务次官，1946—1950年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52—1957年任英国广播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5月22日，由英国提出的不行使宪章第39条的停火方案（决议第49条）获得通过；英国继而提出修正方案（决议第50条），提议一周内停火，于5月29日获得通过。被采用了。然而，这是一张不可多打的牌，而且我相信，就在阿拉伯人声称厌倦战争之时，或者苏联人蠢蠢欲动之时，一旦这么做，阿布杜拉和犹太人将在深思熟虑后最终达成实际上的妥协。当然，我们这里无人知道他们的行为在外界看来有多么邪恶：各种英国日报和周刊的驻外记者全都在报道中淡化外界对英国的批评。在贝文的身后，是一种民族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来自外国的有害影响。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十分清楚巴勒斯坦政策是一个肮脏、失败的政策，对这个政策过多的自我辩解只会使罪恶感愈加深重，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新的政策。就连英犹协英国犹太协会，伯林称该协会“全部由受人尊敬的英籍犹太人组成，无犹太复国主义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十六）。也不断向外交部表示抗议。与此同时，最近议会中赞成阿拉伯人的言论也减少了许多，而《泰晤士报》则继续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地位，虽然并未起到什么作用。总而言之，反犹太战争，尽管在巴勒斯坦和外交部的确发生着，公众舆论却对此缺乏热情，相反充斥着道德疑虑和挫败感——但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加上来自外国的批评与质疑不绝于耳伯林此处原文为：Umkreisung。，同样也对犹太人不利。到头来，唯有丘吉尔可以扭转局势。我会尽我所能搜集论据——他尽可从中做出自己的推断——这个英国人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爱国却不冲动。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话，请告诉我，我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天哪，我成天忧心忡忡，为您和夫人担心，置身于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危机中一定步履艰难吧。此话说起来的确让人心惊胆战，但我认为，要想建立一国，使之成为一个充满回忆、富有传统、忠烈辈出且人人愿意为政治理想而献身的国家，有必要英勇抗争——[……]我在伦敦和纽约期间与您一道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它们是我此生中做过的最感荣耀、真正有意义的事。现在，我感觉自己犹如身处荒岛，与世隔绝，所以，如果还有什么能用到我的地方，尽管告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非常开心能写信给您，并像从前一样，向您奉献我所有的热爱、忠诚、信任以及所有一切。

您的

以赛亚

7月，伯林两次患十二指肠溃疡并接受治疗，因此较少参与牛津大学研究生暑期班的课程和事务暑期班1947年开班，课题为“20世纪的欧洲文明”，伯林当时为哲学教研室主任（名义上）。。尽管如此，8月，他还是启程参加了萨尔茨堡音乐节，是战后以来第一次。同时为《观察家报》写了一篇文章伯林提交的文章被认为过于冗长，无法全文发表，但其节选发表在《观察家报》1948年9月19日第2版，题为“卡拉扬研究”。。他对父亲说：“我鄙视当地人，但他们的个性魅力及彬彬有礼让我感觉他们是那样可爱，毫无令人生厌之处。” 见1948年8月26日伯林写给父亲的明信片。然后，伯林来到威尼斯利多和加尔达湖畔度假，再到法国埃克斯莱班与父母一起水疗。哈伊姆·魏茨曼当时正在日内瓦治疗眼疾，伯林借机拜访了他和他夫人。之后不久，魏茨曼和太太正式上任，成为以色列总统和第一夫人，开始了新生活。面对魏茨曼希望他在以色列工作而对他施加的压力，以及伯林自己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人格操守、内心平静或纯洁理想比他们从事或致力于的工作、事业更重要而脱离生活的人”的蔑视伯林，《个人印象》（第二版），第53—64页。，伯林心怀内疚和决绝做出了以下回复：

致哈伊姆·魏茨曼

1948年9月16日[原稿去向不明，此为打字稿]

法国埃克斯莱班

尊敬的魏茨曼博士：

在即将返回英国之前，我必须与您告别，不管这告别多么简短、匆忙。昨天，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了您和夫人。看到两位身体大大好过从前，真是感到由衷欣慰，同时，再一次感受到精神上的满足。每次与您见面，这种幸福感都会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想说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不足了然于胸；因此，我必须将自己微不足道的才能聚集起来，形成合力，将其投入某一个目标中去，同时辅之以全身心的努力，如同您所作所为，并因此取得骄人业绩。然而，我却分散、浪费、挥霍了这些小小的才能，结果业绩平平，甚至一事无成。我希望您可以相信我对您和夫人所说的话，正是由于深怀内疚之心，我想试着安顿下来，在未来几年认真做点正事；否则，我不仅会在自己眼中沦为毫无价值之人，更会被能力出众者视为无用之人。我很清楚，在目前这个人民陷于危机的时刻，我这么做是一种不可宽恕、自私自利，甚至是一种轻率的行为。但我相信您会了解，因为我认为，除非一个人能稳定他自己的生活，否则在执行公共事务时只会带来坏处而丝毫无益。但我绝不会置以色列及以色列人民于不顾。我所知的唯一一条为以色列奉献的途径就是为您效劳，其中原因无法用平庸的言辞来表达，这一点您再清楚不过。因此，我会按我们说定的，与您提到的人联系，看是否有人可以做些有价值、有建设性的事情，并保证您身边总有优秀的人才全力辅佐。当然，我还会经常地、尽可能多地、毫无保留地与您保持联系，充分与您沟通。与您相识是我一生当中最感自豪、获得最大精神满足的事——更不用说它给我带来的快乐，以及对我存在意义的肯定。万分抱歉如此突如其来地向您倾诉这些潮水般涌来的情感，类似脱口而出或欲言又止的情感许多人一定都经历过——只是上一次见面格外强烈地激发了我对您的所有感激之情和崇拜之意。好了，我必须打住了。最后还想说一句，我相信，没有任何宪法或法律规章会影响您对以色列未来的强大而纯净伯林此处原文为：assainissant。的影响。在此，向您和魏茨曼夫人献上我所有的热爱和忠诚，非常希望明年的春天或夏天或秋天能在雷霍沃特或欧洲与您再次相见，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您的

以赛亚

令人颇为难以置信的是，到9月23日，伯林还真的向哈米什·汉密尔顿去信汇报：“我几乎不知该如何开口，但就我而言，对于《初恋》，我已尽其所能——简言之，就是我已经完成了译稿。问题是，大概一半多的译稿都在谢利·摩根小姐（伊丽莎白）·谢利·沃恩·摩根＊（生于1924年），小说家查尔斯·摩根（见原文第57页注7）和希尔达·沃恩之女，伯林的助手，负责协助整理《初恋》译稿以供出版。手上，而恐怕这阵子她正忙着操办与安格尔西侯爵（乔治·查尔斯）·亨利·维克托·帕吉特，安格尔西侯爵七世（生于1922年）。即将举行的婚礼。”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准备婚礼看来成了重中之重，整理译稿被搁置一边。

致谢利·摩根

10月3日[1948年，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谢利：

你想要什么结婚礼物呢？一支银笛？还是一份精心镶刻的《初恋》手稿？我希望送你唱片最后，伯林送的礼物为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唱片。 ——但想必你一定全都有了——或一套新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最初由乔治·格罗夫爵士（1820—1900）编辑，1878年至1889年以四卷本出版，是一部标准工具书。伯林选它送给安格尔西十分合适，因为安格尔西和他一样喜欢音乐。乔治·格罗夫年轻时是一名工程师，曾与罗伯特·史蒂文森一起设计跨越麦奈海峡，连通安格尔西岛的布列坦尼亚桥，后来成为一名研究巴勒斯坦地形的专家。 ——想必你一定也有了。但还请你直言。我肯定你不喜欢作决定，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件微妙的、需由赠送人自主决定的事情，你肯定会特别也理所当然地羞于作这个决定。然而，我们总是能理性地看待所有事物。例如，我喜欢的课程，你也喜欢，尽管同时你激烈愤慨地想要否定自己这一明智的表现。那么，关于礼物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有空请回复我，我会按你说的去做。

在我看来，理查德·魏赫姆理查德·阿瑟·魏赫姆（1923—2003）,1941—1942年及1945—194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历史专业，1947—1948年就读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课程（导师为马库斯·迪克）,1949—1951年任哲学助理讲师，1951—1960年任讲师，1960—1963年任教授，后任伦敦大学学院心灵与逻辑哲学格罗特讲席教授（1963—1982）。和马库斯·迪克马库斯·威廉·迪克（1920—1971）,1947—1963年在巴利奥学院任哲学和政治学研究员和导师，后在东安格利亚大学任哲学教授（1963—1971）。在牛津的漫步充满孤独忧郁——我从未见过如此凄凉、阴沉、浸入人心的孤独——因为我生活在极其嘈杂的环境中其时，伯林已经搬到新学院的中庭花园居住。，差不多每隔六小时，我就会改变一次对书架、开关、箱子的想法，身边总有人在等我作决定，其中包括愤怒的电工和建筑商代表，还有常来常往的访客、大学生、童子军、邮递员。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滑稽可笑的工厂，有时候，里面会有一些滑稽的人物在狂购后依然流连于其间的二手家具店。我什么也找不到，因此我必须停止寻找。

致以问候

以赛亚

致谢利·摩根

[1948年10月下旬，手稿]

新学院

最亲爱的侯爵夫人：

匆匆去信，只是想告诉你，你的整个婚礼婚礼于10月16日在奇斯威克教区教堂举行，随后在奇斯威克大道的沃尔波尔宅屋设宴，也即新郎阿姨维奥莱特·本森夫人的住宅。新娘在七位花童的陪伴下，身穿一袭白色天鹅绒连衣裙，手握兰花，鲜花摘自博南特的阿伯康威勋爵的花园。是那么令人愉快，那么充满魅力。好喜欢戴维充满生气的基督徒气派，不仅朗诵主祷文时声音洪亮，连阿门也说得不同凡响；马库斯则表现得十分矜持，一言不发。你父亲盛装打扮，小心翼翼挽你入场——每个情景、每个细节，包括维希冷汤式的布道（家庭、祖国、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维希政权时的国家口号。伯林此处原文为：famille, patrie, travail。 ——没有快乐，只有无穷无尽的艰辛劳作和沉重负担。这只是乔治·威登菲尔德（阿瑟）·乔治·威登菲尔德（生于1919年）,1976年受封切尔西威登菲尔德男爵，维也纳人，出版商，1948年联合创办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并任董事长）,1949—1950年任哈伊姆·魏茨曼的政治顾问及内阁大臣首席顾问（以及以色列外交部资深顾问）。的部分玩笑，不止这些。他还提到基督教民主党写信时，中右派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当权。，但我觉得“维希冷汤式的布道”一说更加准确和有趣）。整个婚礼我乐在其中。我喜欢你和安格尔西侯爵新郎。的打扮，喜欢与维奥莱特夫人（海伦）·维奥莱特·伯纳姆·卡特夫人＊（1887—1969）,1964年受封阳伯里的阿斯奎斯男爵夫人，自由党党魁赫伯特·阿斯奎斯（第一代牛津和阿斯奎斯伯爵，1925年起）的女儿，丈夫为莫里斯·伯纳姆·卡特爵士（见原文第57页注12），自由党领袖人物及公众人物。交谈，喜欢洗礼仪式上邪恶的小精灵带来的轻风，喜欢与戴安娜·库珀夫人、达夫·库珀、罗斯·麦考利（艾米丽）·罗斯·麦考利（1881—1958），小说家。说话，每个人都将我重新介绍给罗斯（其实我与罗斯相识已有10年到15年之久，只是不太熟悉而已）。我还与查尔斯·帕克此处可能指查尔斯·乔治·阿奇博尔德·帕克（1924—2004）,1946—1948年就读于新学院俄语专业，1949—1956年任职泰晤士报业公司，1956—1961年任职切林顿公司。寒暄了几句，他跟我说不能透露与他有关的企业名称。是的，我甚至还跟夏洛特·伯纳姆·卡特（夏洛特·海伦）·伯纳姆·卡特夫人（1893—1989），婚前姓奥吉尔维，埃德加·伯纳姆·卡特爵士的妻子。聊了聊，她现在实际上是比尔博姆（亨利）·马克西·（米利安）·比尔博姆爵士（1872—1956），漫画家、散文家、小说家、戏剧评论家及诙谐文作家，主要抨击自命不凡和矫揉造作的现象。漫画的人物原型，还有闲不住、总要找点事做的马克·伯纳姆·卡特马克·雷蒙德·伯纳姆·卡特（1922—1994）,1986年受封阳伯里的伯纳姆·卡特男爵，莫里斯爵士（见下注）与维奥莱特·伯纳姆·卡特夫人之子。，还有卡罗琳新郎的妹妹，（亚历山大·玛丽）·卡罗琳·塞西莉亚·帕吉特夫人（1913—1973），安格尔西侯爵六世之女。伯林形容她为“女妖精”（致莫里斯·鲍拉，[1937]新年，卷一网上补遗），在众多追求者中，深得艺术家雷克斯·惠特勒的爱恋，1949年与迈克尔·达夫（见原文第65页注4）结婚。新郎的妹妹，（亚历山大·玛丽）·卡罗琳·塞西莉亚·帕吉特夫人（1913—1973），安格尔西侯爵六世之女。伯林形容她为“女妖精”（致莫里斯·鲍拉，[1937]新年，卷一网上补遗），在众多追求者中，深得艺术家雷克斯·惠特勒的爱恋，1949年与迈克尔·达夫（见原文第65页注4）结婚。 ——哦，天哪，她又给了我一个吻，并且还告诉我在听到你父亲优雅、庄严的致辞时，玛丽女王是多么感动玛丽女王（见原文第629页注5），新郎的教母，参加婚礼的宾客之一，具体对她说了什么赞美之言不详。不过新娘的父亲查尔斯·兰布里奇·摩根（1894—1958）是位颇有学问的小说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一位严肃作家。其作品在1930年代十分流行，但之后他对超自然的关注就不再吸引读者了。他强烈批评幽默，并将幽默定义为“人才对天才的嘲笑[……]平庸之才对人类灵魂的憎恨”，并认为许多伟人，包括莎士比亚和耶稣，都是没有幽默感的（见“论单一心智”，1938年与《闪烁的溪流》于伦敦一齐出版）。他是斯黛拉·吉布森1946年出版的小说《韦斯特伍德》中杰拉德·查里斯的原型，遭到无情讽刺。。戴安娜告诉我她最讨厌无聊之人。在跟格莱德温·杰伯（赫伯特·迈尔斯）·格莱德温·杰伯（1900—1996），格莱德温男爵一世，外交官，1950—1954年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54—1960年任驻法国大使。在外交部时，谢利·摩根曾是他的私人秘书。说话时，我大谈特谈法国，他则不断发出嘘声，用手推我，眼珠子急剧转动，全都因为我没有注意到马西格里勒内·马西格里（1888—1988），法国外交官，1944—1955年任法国驻英国大使。正从他身边经过。直到我问，“你干嘛推我？”他已走开。我还同霍夫曼斯塔尔太太格特鲁德（“格蒂”）·冯·霍夫曼斯塔尔（1880—1959），婚前姓施莱辛格，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遗孀，1939年起在牛津居住，1947年成为英国公民。以及奥塔维安·查尔斯·雨果奥塔维安·查尔斯·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生于1946年），瑞蒙德和伊丽莎白·冯·霍夫曼斯塔尔（见第65页注3）之子，新郎的侄子，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孙子，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创作戏剧《玫瑰骑士》剧本（其中一个主角叫奥塔维安）。他和他六岁的姐姐都是新娘的花童。说了几句话，当几个法西斯主义支持者和马库斯在琳琅满目的酒水饮料旁坐下时，整个气氛开始急转而下，出现冷场。我很开心邦吉莫里斯·伯纳姆·卡特爵士（1880—1960）的昵称。准备送你两套阿特·施纳贝尔阿特·施纳贝尔（1882—1951），钢琴家，生于波兰的利普尼克，1938年定居美国，以演奏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奏鸣曲而出名。此处可能指他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完整版的唱片（大约200条音沟的密纹黑胶唱片）。的作品，我很想去安格尔西度个周末，但现实不允许。这封信只是想告诉你：你们的婚礼是那么喜庆和充满快乐，连音乐也不例外，可谓完美无瑕。深深爱着你们。

以赛亚

致谢拉·纽萨姆谢拉·纽萨姆＊（1913—2004），婚前姓格兰特·达夫，此时为诺埃尔·纽萨姆（见原文796页）的妻子，1952年嫁给迈克尔·索科洛夫，改姓为索科洛夫·格兰特；记者和作家，战前主张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忠于其祖国和人民（扬·马沙利克是其大儿子的教父）；伯林最好的朋友之一。

1948年10月21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谢拉：

你的来信一路狂追着我，从意大利北部跟到法国，终于在埃克斯莱班抵达我手中。我已经将它与其他珍贵物品一道放在皮夹或包裹中，埋在一堆堆样子难看的东西下（那番乱象你一定嗤之以鼻）。它们随便堆放在地板上，虽然窗外风景十分美丽，但屋内地面上散落着1500多本书，显得杂乱无章。多么典型混乱的伯林式作风，我只能无助地在它们之间踉跄行走（你可以想象）。墙纸已经贴好，十分漂亮（我搬家了，你知道），但相比之下，书架就差多了。目前，我还处于短暂的欢乐心情中，但不知这喜悦来自何方。或许是因为不为爱情所困吧。通信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是你建议的替代形式，我隐约记得你在那封特别贴心的来信中提到过），其中原因我相信你也清楚。打电话很贵，原来电话在我房里，如今得去走廊上打，因此，现在连隐私也无法完全享有了（电话尾号是2225，以备你获得意外之财时，想要打给我，告诉我如何得来并有多么开心，虽然应该由我来这么问）。但是，我不能定期、经常地给你写信，因为那样太过劳累。专业的东西写多了，就很难有精力完成私人的信件写作，也因为我是一个即兴而作、随意而写的作家，即使确立了情感默契，也是非常不确定、不可靠，甚至令人失望的。只有见面才最好，再不济交谈也行。写信是一种平和的快乐，适合内心平静、没有情感波澜的老年人。除非遭受某种冲击，经历某种冲动、剧痛或狂风暴雨般的感情，否则写信一定不是一种寻常或令人满意的情感传播媒介。总之，我想见你。你什么时候能来呢？即使这同时也意味着要与希尔（约翰·爱德华）·克里斯托弗·希尔（1912—2003），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1938—1965年在巴利奥学院任哲学和政治学研究员和导师，后任巴利奥学院院长（1965—1978）。伯林与希尔之间“隔阂很大”，是“因为在其书中谈及列宁时，他说了一些他自己也知道缺乏真实根据的内容，不管为冷战期间做这些事能找到多少理由，至少对我而言，是无法容忍与这样的人有什么私人交情的”。致诺曼·O．布朗，1959年10月28日。共处（在公开演讲场合——如有关公敌汤因比的那场，我见到他时，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冷酷并略带讽刺意味，似乎在说他对我了如指掌：例如，我明明是非分明，知道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善良，却明知故犯地选择邪恶，在内心里站在当选总统的一边，跟着他走。同时又出于邪恶或软弱，要么故意附和对手，要么出卖自己，要么选择带着枷锁生活，因此我必须首当其冲被处以火刑烧死。别装作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罪有应得，又是多么十恶不赦）——或新学院巷的“那个什么人” 詹妮弗·哈特（见原文第186页注1）。一次谢拉去探视住院的赫伯特·哈特时，忘记了詹妮弗名字，叫詹妮弗“那个什么人”，赫伯特随后便将这件事传开了，告诉了詹妮弗和其他人。（我当然知道是谁，这里只是学舌罢了）。如果你是平日来（周一至周三），我还可以叫上汉弗莱（阿瑟）·汉弗莱·豪斯（1908—1955）,1931—1932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牧师、研究员、英语讲师，1931—1932年任英国国教教会执事（发生信仰危机后辞职）,1947—1949年任剑桥大学彼得学院英语系教务主任，1948—1955年任牛津大学英语文学高级大学讲师，1950—1955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1951—1952年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师；狄更斯和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作品研究专家，伯林的老朋友。。总之，至少一个月内我不会去伦敦，或者去任何其他地方。你应该也必须从你目前可怕的流亡状态中摆脱出来，你能够摆脱的。当初你莽撞行事，以至酿成大错，自投罗网，全都因为你盲目相信书本，像清教徒一样压抑自发真实的冲动，对什么是美好，什么能让你快乐，内心真正喜欢什么，对这些你本来是有再清晰不过的目光的，可你却强行压抑自我，去追求一个戏剧性的梦想，维持一份感动他人却代价不菲的骄傲 $此处可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pdf2stream\figure_0133_0002.jpg能指谢拉与诺埃尔·纽萨姆的婚姻（1942—1952），谢拉形容这场婚姻“是个大错，但导致错误的原因不是‘盲目相信书本，像清教徒一样压抑……'，我的确曾有过‘戏剧般的梦想’，即我们两人有可能携手并进，在战后世界干出一番事业。我帮助他在1945年竞选议员（为此，他丢掉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职位。与他一起负责欧洲广播节目的同事休·卡勒顿·格林耿耿于怀，再没让他重新踏足英国广播公司）”引自谢拉·索科洛夫·格兰特写在信件副本上的话。$ 。好了，我的说教到此为止。好想见到你，和你在一起令我感到无比快乐（说这话时我脸红了），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深深爱你的

沙耶

冯·特罗特夫人克莱丽塔·冯·特罗特（生于1917年），婚前姓梯芬巴切尔，亚当·冯·特罗特·楚·索茨的遗孀（见原文第207页注2）。尚未过来。之前我通过戴安娜戴安娜·玛丽·霍普金森（1912—2007），婚前姓哈巴克，亚当·冯·特罗特的好朋友、终生爱慕者和捍卫者。，已经正式为她找到了一位听众了。

附言：哪怕是来一个下午，没下雨的日子（下雨天也行——一定要来啊）。

阿以战争仍在继续，中间应联合国要求停战过几次，时间长短不一。9月17日因联合国调解员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福克·伯纳多特伯爵（1895—1948），外交官，瑞典奥斯卡二世的孙子，1946—1948年任瑞典红十字会主席，1948年任联合国在巴勒斯坦的调解员。在耶路撒冷遭斯特恩帮成员谋杀也休战过一次。但以色列军队在战场上捷报频传，使这个新生国家被推翻的概率日益减小。伯林在为去哈佛进行六个月讲学做准备时，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总统，信心倍增地预见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致哈伊姆·魏茨曼博士

1948年12月1日[手稿]

新学院

尊敬的魏茨曼博士：

收到您的来信，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很开心——就连我们的报刊也无法完全掩盖正在发生的大事，无法否认此事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带来了喜悦、热情和自豪——结果已经显而易见。正如您所知，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调查 1948年11月至12月，高等法院法官乔治·林斯基爵士主持法庭调查，内容为指控贸易委员会的助理部长和几名政府高官的贪污行为，称他们与足球彩票公司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1949年1月法庭判决此案，虽驳回了性质最严重的贿赂指控，但对英格兰银行董事乔治·吉布森及部长约翰·贝尔彻的行为进行了批评，约翰·贝尔彻的议员政治生涯就此终结。，事关与工党大臣有涉的各色可疑人物的商业行为——这些可疑人物大部分是犹太人，这是明目张胆的反犹主义行为。但是，除了让人感觉有点讨厌和羞愧外，犹太团体不再处于衰老、绝望、无助、畏缩的境地，不再是努力逃避不可避免的诽谤和中伤，同时被诽谤和中伤深深伤害的一群人，不再是过去如德雷福斯—贝利斯—斯塔维斯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曾任法国上尉军官（犹太人获得过的最高军衔）,1894年被误判犯间谍罪；由此产生的政治丑闻旷日持久，导致法国分裂。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1873-1934）,1913年因为绑架和谋杀一名乌克兰小男孩，在基辅被判有罪（后无罪释放）。控方对血祭诽谤案和祭祀杀牲的指控引发了世界各地对俄国反犹主义的批评。塞吉·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1888-1934）是一名生活在法国的乌克兰籍犹太人。他是一名金融大诈骗犯，1934年死于枪杀，凶手可能是他自己或搜捕他的警察。因为大量官员也参与了他的虚假债券销售。他的死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法国总理也因此下台。处境一样的人。真正经历苦难的人（远多于人们所知的那些人），是极度厌恶反犹主义的战战兢兢的以色列人兄弟会刘易斯·纳米尔（见原文第236页注2）使用的词语，指不喜欢自己犹太特性的犹太人。伯林将其更名为“战战兢兢的业余外邦人兄弟会”（Order of Trembling Amateur Gentiles, OTAG）。和正派的非犹太人伯林此处原文为：Goyim。你可能会问，有这样的人吗？的确存在）。但不是犹太人。他们的眼光已投向别处。痛苦减轻，痛苦的欲望终于结束，目标实现了，随之而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即便在这儿也四处洋溢，无边无际。且不说整个以色列国沉浸在幸福和喜悦当中——这似乎是件美丽遥远的事——单单它曾经存在这个事实就是不可抹去且具有重大意义的。我能想象现在特拉维夫和雷霍沃特的气氛有多么奔放热烈。或者，我不应该只是想象而应该亲临其境，耳闻目睹，感受一番。遗憾的是，我已经买了12月27日去美国的船票，我在这里的工作到17日或18日结束。中间时间很短，我还必须在远行之前去看望父母一趟。我真的很想去以色列——谁会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呢——亲眼看看梦想如何变为现实。我更想见见您和您夫人，促膝交谈。我寄到日内瓦的信，每一个字都带着永远不变的真情实感，发自内心。真希望我能前往，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遵守原则，否则就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无用之人。我知道您会理解我的苦衷，真后悔9月份前没能去看望您。美国之行结束后，如果您还欢迎的话，我一定会去。犹太人的命运总是那么奇妙，记得吗，当世界经济萧条时，在1932年至1934年间，巴勒斯坦经济却在快速发展，当其他国家传来的都是坏消息或不太好的消息时，我们看准一个目标，并成功实现。这是杜鲁门总统促成的一件大好事。我敢肯定，聪明、善良的英国人将从本国利益角度，看到自己犯下的可怕大错——目前这种半心半意的懈怠努力只会错上加错。这是英国人犯的愚蠢错误，但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会重整自己的视野，重拾自己的道德标准。请帮我向您夫人和伯格曼转达对他们的问候，到哈佛后会继续给您写信。

您的

以赛亚[……]

致人文科学院院务委员会

1948年12月4日[手稿]

新学院

尊敬的先生：

应您要求，我完成了担任学院大学讲师一职的述职报告。请允许我附上以下汇报，按您提出的问题逐项陈述我完成的职责。很抱歉，由于缺乏相关设备，无法上交打字稿。

您真挚的

以赛亚·伯林

1．自1946年米迦勒学期开始，我已讲授了四门公共课程。前三门课程是我之前从未讲授过的，也未写过相关论著，第四门课程主要根据第一门而设，但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均与其有所差别。这四门课程分别是：

（1）19世纪初欧洲政治与社会思想（1946年米迦勒学期牛津大学米迦勒学期（MT）为10月至12月，希拉里学期（HT）为1月至3月，圣三一学期（TT）从4月至6月。）

（2）伯克利哲学（1947年希拉里学期）乔治·伯克利主教（1685—1753）所有讲座“伯克利的外部世界理论”有一个合集。合集手稿收藏在伯林网上图书馆，网址为http://berlin.wolf.ox.ac.uk/lists/nachlass/berkeley.pdf。

（3）知识论中存在的问题（1948年希拉里学期）

（4）19世纪的欧洲政治观念（1948年圣三一学期）

此外，我还与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同事约翰·兰索·奥斯丁约翰·兰索·奥斯丁（1911—1960）,1935—1952年任莫德林学院哲学研究员及导师，1952—1960年任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怀特讲席教授、圣体学院研究员；牛津大学语言哲学派带头人，伯林的密友，称伯林“是他见过的除凯恩斯外最聪明的人”（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六）。他是《个人印象》中提到的人物之一，与伯林共同讲授“认识论”课程。（1946年米迦勒学期）、弗里德里希·魏斯曼博士 $弗里德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pdf2stream\figure_0138_0001.jpg里希·魏斯曼（1896—1959），奥地利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1942年起为牛津大学新学院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1946—1950年任牛津大学科学哲学及数学哲学讲师。伯林在信中提及的与他一起讲授的课程可能为《牛津大学报》上列的由魏斯曼和吉伯特·赖尔讲授的课程“表达的逻辑之力”，或许伯林曾参与其中。$ （1948年圣三一学期）、阿兰·路易斯·查尔斯·布洛克阿兰·路易斯·查尔斯·布洛克（1914—2004）,1976年受封利菲尔德的布洛克男爵，1945—1952年任伦敦大学新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和导师，1952—1962年任圣凯萨琳学院学会（面向非在校学生）督察员（负责人）,1960—1980年任圣凯萨琳学院创始人。他与伯林一起讲授的课程为“历史观念与范畴”。（1948年米迦勒学期）一起为研究生上课，并且单独开设了两到三次讲座，作为政治哲学系列讲座的一部分。

2．评审期间，我在《心灵》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罗素勋爵《西方哲学史》（1947）见原文第40页注1。的长篇评论，以及一篇1.4万字左右关于《钱伯斯百科全书》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文（已进入校样阶段）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见《钱伯斯百科全书》（伦敦/纽约，1950），也收录在《现实感》中。。另外，我还打算在两个月内投出两篇哲学方面的相关文章等待发表。第一篇探讨“现象论” 此处可能指《对现象论的批驳》，该篇论文未正式发表，收录在伯林网上图书馆，网址为http://berlin.wolf.ox.ac.uk/lists/nachlass/phenomenalism.pdf。它与伯林1950年在《心灵》期刊第59页上发表的文章《实证命题和假设陈述》有关，该文也收录在《概念与范畴》中。，就我在牛津大学哲学学会、剑桥大学道德科学学会、伦敦大学学院的刊物上读到的各种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二篇是关于“实指定义和难望矫正” 这篇文章显然并未发表在任何地方，也未曾以论文形式保留下来。伯林在1951年12月美国哲学学会布林莫尔会议上宣读的未曾发表的论文《先天综合命题》可能基于这一研究（这篇论文现收录在伯林网上图书馆，网址为http://berlin.wolf.ox.ac.uk/lists/nachlass/syntheti.pdf）。的，3月份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宣读。

3．我还参与了A. J．艾耶尔教授系列哲学文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其中的伯克利哲学卷尽管签署了合同，但更多是一厢情愿。，预计将于1951年至1952年间交稿出版。上文提到的伯克利讲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伯克利思想的初步探讨，接下来的工作是要更透彻、更全面地研究其思想。

另外，我正着手写一篇关于“可约性的谬误” 发表时题为“论逻辑转化”，刊登在《亚里士多德学会论文集》第50期（1949—1950），也收录在《概念与范畴》中。的论文，这是一篇有关逻辑和认识论的文章，计划不久后投稿给某个哲学期刊发表。论文灵感一部分源自我做认识论讲座所使用的素材，但这篇论文从更专业的角度对“可约性的谬误”进行了探讨。

此外，我还准备更广泛地研究19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政治和科学思想，因为我正准备写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文集，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的稿这部文集最终并未问世，但为这部文集做的准备工作，为1952年春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学院作玛丽·弗莱克斯纳系列讲座打下了基础（见原文第774—775页注5）。1952年末，伯林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第三套节目广播时实际上也是用的这些材料。广播内容在伯林逝世后整理出版，名为《自由及其背叛》（伦敦，2002）。他为这些讲座准备的草稿足有一本书之厚，后来经整理出版，名为《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其兴起及对现代思想的影响》（伦敦/普林斯顿，2006）。，我已经答应。我之前做的有关19世纪上半叶政治思想的讲座，主要是法国和德国政治思想的讲座，都与这一大研究领域直接相关。

4．（1）每个星期我教授15节每节1小时的课程诸如个别辅导15名学生，各为一小时。（最开始的学期为每星期18小时，自1948年希拉里学期起为每星期15小时），不包括指导高年级学生的时间。

（2）我在1947年米迦勒学期和1948年希拉里学期参与了第二和第三哲学教研室的考试工作，并同赫伯特·詹姆斯·佩顿教授赫伯特·詹姆斯·佩顿（1887—1969）,1937—1952年任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研究员和道德哲学怀特讲席教授。一起审阅了一份哲学博士论文。

（3）自1948年希拉里学期起，我担任学院的文学系系主任一职（负责各类学位工作等），同时还担任学院的道德导师。

（4）我从未参加过学校任何耗费大量时间或劳动的委员会。

（5）为了使我这份述职报告更加完整，我还必须说明，应俄语教授谢尔盖·考诺瓦罗夫（1899—1982）,1945—1967年任牛津大学俄语教授。之邀，我在1947年希拉里学期为高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西方对19世纪俄国思想的影响” 四堂专题课，5月5日开始，题目为：“激进的苏联知识阶层，1825—1881：西方思潮”。的专题课程，并就相关题目作了数场专题讲座。

此外，我还投入了一部分时间研究俄国革命思想的起源，下学期在哈佛大学，我会做这个话题的讲座。目前，世界上尚无任何围绕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各种语言都没有，只局限在某些方面或时期。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希望可以发表一些有关这个话题的文字。目前我已向《斯拉夫评论》投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俄国在1848” 即“俄国在1848”，发表在《斯拉夫评论》第26期（1948），也收录在《俄国思想家》中。，这篇文章最初我曾在牛津大学斯坦布斯学会宣读过。此外，还想补充一点，我曾经为1947年7月牛津大学校外学生进修委员会赞助的外国学生暑期班作过三场讲座，并在1948年暑假担任外国学生暑期班哲学教研室主任。但因当时身患痼疾，实际上主任的大部分职责都由副主任、基督教堂学院的詹姆斯·奥佩·乌姆森詹姆斯·奥佩·乌姆森（生于1915年）,1946—1955年为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学生，1955—1959年在邓迪大学女王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任哲学教授，1959—1978年在圣体学院任哲学研究员和导师。担当。我认为这两次暑期班和其他类似经历并没有加深我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因为它们都不属于我的学术研究范围，我亦未将太多时间或精力投入其中。

以赛亚·伯林

致汉密尔顿·费希·阿姆斯特朗汉密尔顿·费希·阿姆斯特朗（1893—1973）,1928—1972年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期刊《外交事务》编辑，作家。阿姆斯特朗逝世后，伯林称赞他“为人正直，心灵纯洁，动机纯净，具有政治洞察能力和公益精神，勇敢……具有十足的人格魅力”，并说“他毫无浮夸之气，也不一本正经。他的真诚、公正、人道、对探究人类和思想的极度热爱感染了其他人，一些最开始反对他的人逐渐也认为他是美国‘社会’的支柱”，具体见《泰晤士报》1973年4月28日第16版。

1948年12月6日[手稿]

新学院

亲爱的汉姆：

我多么希望我可以！但就是不行！不行！我是说，我无法按照托克维尔亚历克西·夏尔·亨利·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家、作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致力于实现人类自由。他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巴黎，1835）通过分析美国的经历，对欧洲发起摆脱贵族控制，实现社会平等和民主的运动启发很大。的方式，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辉煌与苦难的沉思录，至少现在我写不出。我从未研究过这个如此棘手的学科，对它没有一点想法。在哈佛，我将尝试研究社会学中通常意义上的美德与恶习。事实上，英国不存在这些美丑问题。只有在美国，它们才处于原生状态，我才好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对这些美德和恶习的思考联系起来。首先，我必须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者如何进行“对社会的科学研究”，然后才能对它提出各种强烈的质疑，这听起来可能不太合理，却的确是我目前的感觉。即便如此，从头脑里轻松（或许太轻松了）冒出胡思乱想的泡沫，到在交谈中化为语言，再到写出连贯、通顺、得体、富有思想性的论文，还需经过漫长的时间。尽管您研究这个问题明显比我更强（我写的文章总是模糊、冗长、断断续续），甚至强过目前所有研究这块领域的学者（我这么说出自真心），我肯定您也清楚研究过程中的痛苦。能再与您见面，我很开心。我本来早该向您夫人卡曼·迪·巴恩斯（生于1912年），小说家。致谢，但一直没有机会，谢谢您夫人送我的书可能指《时光沉睡》（纽约，1946）一书。，内容十分有趣：大约1月15日后我会抵达哈佛大学的洛厄尔楼：如果您能在方便时偶尔与我联系，我将不胜感激。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谢利·安格尔西

12月6日，星期一[1948年，手稿]

革新俱乐部

最最亲爱的谢利：

我似乎总是在这个昏暗的俱乐部给你写信，这儿好比帕丁顿车站，但并不会因此让人联想到来往牛津的旅程中脑海里充满的复杂情感：希望、恐惧、欢乐及痛苦掺杂其中。（大学时代，我曾四处旅行，有过各种冒险经历，也遭遇过各种危机险境，曾经为认识他人并急于了解他们兴奋不已，也有过对他人兴趣索然、完全不想了解的时候。至今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当时的强烈情绪，尽管这种记忆已日渐模糊。）之前我之所以未能回信，只要你了解过去几周里我过的是什么生活便能明白。没有丝毫乐趣或任何社交往来，只有大批大批的学生和考卷相伴，再就是一次次往来于温彻斯特，住在一位神经兮兮且过度热情的校长夫人 1946—1954年间温彻斯特学院的校长是沃尔特·弗雷泽·奥克肖特（1903—1987），他的妻子是诺埃尔·罗斯，婚前姓穆恩（1903—1976）。家里，以一个陌生的，对我而言甚至不无奇特的来自新学院督查官的名分，与那里的男教师及他们的夫人们进行古怪别扭的社交接触。任何真正具有实力的人，只要充分具备社交、道德及情绪分析的能力与方法，愿意以男教师的身份体验某个公立学校的校园生活，应该能创做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小说杰作。不说了。你好吗？听说你非常快乐，为此我很高兴。我确信婚姻本身是极其美好的，而你的婚姻更是如此。我将继续这样相信，除非面对完全相反的事实，即便到那时，我也会依然相信。但我渴望亲耳从你那儿听到。我想我会在12月29日或是30日乘船启程。你在哪儿呢？12月15日之前我会断断续续待在牛津，之后（也就是16日）会去伦敦。上星期某天下午的六点我去了冯·霍夫瑞蒙德·冯·霍夫曼斯塔尔＊（1906—1974），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及词作者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之子，多年来一直担任《时代》周刊的伦敦记者。他的妻子是伊丽莎白·海斯特·玛丽·冯·霍夫曼斯塔尔＊（1916—1980）夫人，婚前姓帕吉特，安格尔西侯爵六世的次女，戴安娜·库伯夫人的侄女，卡罗琳·帕吉特夫人的妹妹，谢利·安格尔西的弟媳。的家，希望碰见你和亨利，但只见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美国小姐和一位名叫达夫的先生（查尔斯）·迈克尔·罗伯特·维维安·达夫爵士（1907—1980），麦奈海峡对岸班戈维诺尔庄园的所有者，普拉斯·纽伊斯宅第（见原文第67页注1）与其隔海相望。，说是你的邻居，他十分友善又活泼有趣，却有所保留。你在哪儿呢？我再问一次。我想我可以询问乔治·威登菲尔德，他颇像一位乐善好施的总联系人——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神通广大、消息灵通的情报局。我还可以问问两天前在迪奇利牛津北部迪奇利庄园的18世纪宅邸，1933年至1949年为罗纳德·特利（见原文第72页注1）所有，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后来的南希·兰卡斯特）（见原文第602页注5）对宅邸进行重建；社交及政治聚会场所，战争期间是丘吉尔的乡间别墅。碰见的聪明绝顶的马克·B. C.；但我更喜欢从你这儿直接得知。我9日之前会在伦敦，之后一直到15日待在牛津，然后再回到汉普斯特，之后才启程。因此，请让我知道，立刻让我知道；不然，我会从牛津打电话，从我搬进的新屋里乱糟糟、脏兮兮，但又莫名地令人兴奋的狼藉中给你电话。辅导学生时我常常会跑神，想一些诸如什么样的红色搭配什么样的蓝色，浅青绿色是否适合椅套的问题，可总是无果而终，最后陷入绝望，只能没完没了地请教他人，请求他们为我作决定。你可以想象（并表示同情，让我补充一下，虽然不合文法）。我的思绪已然自行飘向科尔法克斯夫人——奇怪得很，还飘向马库斯。

如今，我已看清马库斯不会长久待在牛津。他的才智丝毫未减，但生活显然过于漫无目的、失调无序。去看看他的住处就能明白，他温和茫然的表情，开启的空酒瓶、天鹅绒夹克、拜伦风格的开襟衬衫、没完没了的一副宿醉模样，完全无法把控自己，回回都让人载他一起晚餐，回回又都喝得烂醉，人事不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对哲学已然失去兴趣。教哲学，他完全胜任，但若是内心对其滋长厌恶之情——[哲学]这门学科便成了可怕的致命惩罚，以毁灭性的方式啮噬那些心有旁骛之人这些人中，也包括伯林自己。的命脉。所以他必须离开，如有可能，去管理某个国有企业并发财致富。他品质依然优秀，同时我也确信，他会因其朋友对他持有这样的想法而深感困窘。马克和理查德——特别是理查德——会对此小小地幸灾乐祸一番，以一种你很容易想到的方式。接着说吧，我已促使科尔法克斯夫人请他共进晚餐（我希望），与可能雇用他的企业家会面（我猜她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而邀请错误的客人——讨人喜欢、鼎鼎有名或魅力四射，但对实现预期目的毫无用处。这种情况下，我深感必须采取行动；至少必须带他到水边，给他装上鞍具，然后他才能前行、饮水什么的）。对此你有何看法？我对他们那一整代人有种奇特的不适之感，他们的愉悦感过于自我，过于做作，更有令人不解的懈怠腻烦——我猜是战争使然。以理查德为例，他注定会将一切化为灰烬。在他们眼里，那些取得成功的年轻教授全是些待人粗鲁、讲究实际、无法准确辨别音高、机器人一般的工匠，令人难以忍受。我感觉这些人多少会感到屈辱：某个富有想象力、感知力、同情心且才智灵敏、注重细节、一丝不苟、赋予生命以活力的人正掌控着他所在的学科；要么就是单调乏味的年老平庸之辈不断逼近，施加压力。还是请你告诉我，不久的将来你会在哪里吧。我极度怀疑自己能不能去普拉斯·纽伊斯宅第安格尔西侯爵的18世纪宅邸（现为国家托管财产），与斯诺登尼亚山隔麦奈海峡相望。，但我不能没有见你一面就去美国——我会尽力与你相见。天哪，我忽然对要去美国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六个月时间太长。太[此处信纸式明信片丢失：在另一张明信片上继续]，人脉虽未中断，却注定日渐淡薄。对离乡背井的排斥心理与恐怖感，以及回国后一切必须重新开始的可怕折磨，当时看起来不觉怎样，但现在若有某件事或某个人能让我放弃这次旅行，我将如释重负。一想到自己必须适应陌生的美国人，我就希望自己是一块高贵的岩石，不用委曲求全，却能让周围圆通柔顺的人常春藤般倒伏缠绕其上。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我想，在我迟钝呆笨的外表之下，一直隐藏着情绪的跌宕起伏。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一切都好，身体康健，不断向前，渴望见到你，急切想与亨利谈谈可能举办的音乐节（我希望把明年整个夏天及我在哈佛赚到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参加各类欧洲音乐节，当然要精心挑选）。哦，务必写信给我。还有，请原谅我之前的杳无音讯。

致以深切的问候

以赛亚

你能把自己写的信再读一遍吗？我做不到。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有那么一点点。

致哈米什·汉密尔顿

[1948年12月中下旬，手稿]

无地址

亲爱的杰米：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祝千万种美好与你相伴。伯林此处原文为：Mille Belle Cose。我患了流感，卧病在床，将于31日启程前往美国，我完全原谅身为出版商的你，正如你也必定会原谅作为译者的我。直至6月底，我会一直待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洛厄尔楼，无论到哪里，只要你愿意，我会将校样空邮给你，我不会再拖延了。我还没读到戴维的序言，但我猜你会满意，并确信他会写得情真意切，文笔优美。整整两个星期里我每天对他施以威逼，就为了拿到这份东西。至于“译者后记”，我没有太多要说的，只有“首先感谢安格尔西夫人，其次感谢戴维·塞西尔伯爵与马库斯·威廉·迪克先生，此外，我想将此书献给‘P. de B.'”（她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一目了然，你就自己去想吧），以免看似与屠格涅夫献辞对象的名字首字母相同。不知道戴维在他的文章中是否谈到，但我认为在某个地方点明以下两点相当重要：其一，这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对此众所周知；其二，这篇小说极其出色，里面几乎看不到屠格涅夫作品常见的瑕疵，就连苛刻严厉、与他同一时代的左翼批评家和民族主义俄国评论家，对此也都无言以驳。这些无可置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是唯一一部。比起他的其他任何文章，此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晚年的屠格涅夫对男女两性的看法。但若缺乏合适的方式提到这点（短时间内我不会有机会见到戴维），此事就作罢，我不再多言，总之，留给你决定，我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了。问候伊冯娜伊冯娜·帕拉维奇诺伯爵夫人（1907—1993），汉密尔顿的第二任妻子，意大利人。。

以赛亚

致谢拉·纽萨姆

1948年12月28日[手稿]

新学院

最亲爱的谢拉：

唉！此信回得太晚了！收到你的信时，我正准备出发，去温彻斯特学院督查（上帝，多么可怕的一个学校啊），之后，毫无疑问，由于那儿的生活艰苦，果不其然我就病倒了。直至回到牛津，参加一个神经质的委员会，议题是选举或不选举汉弗莱·豪斯接替D．塞西尔担任新学院的英文教授。最近我又忙得不可开交，再次患上感冒，不过很快就好了。之后我将前往美国。此时此刻，迈出这一步已不可逆转，但我对其陡生厌恶之情，感觉自己犯了万劫不复的大错。你为了追求理想，压抑对生命的热爱，并因此陷于盲目，错眼迷离，对人对事均无法清醒识别。我相信自己对你这方面的看法不会有错，西比尔目前并未对其他方面说些什么。如果你写信，请寄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洛厄尔楼，我会以全部的热情不断给你回信，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热情十分稳固且坚定不移。但最亲爱的谢拉，写信是很好，可把信件视作建立了某种关系却具有欺骗性。

爱你的

沙耶

未能与你相见，我真的（这会儿我开始活跃点了）深感遗憾；但我们各自都表露出了中年人的理性利己主义。真是可怕。无论如何，我向你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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