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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哲学家检查词语的目的在于，当它们用于成功交流的时候，它们是否会展示出或掩盖住某种令某一类事实不同于其他事实的特征，或者错误地显示出存在某些直接经验观察无法揭示的细微差别。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对任何一种情形的忽视都可能导致系统性的混乱或失误，这种混乱或失误倒不一定会是词语使用方面的，因为普通的词语旨在用于日常实践，而不是供哲学家们玩味，也不该被哲学家们的批评所改变，他们应当用它来准确辨别和描述不可还原的经验。因为这个缘故，哲学家们一直重视词语；在我看来，这也是唯一的缘故。

——以赛亚·伯林《专题论文集：归纳与假设》（与玛格丽特·麦克唐纳德和吉尔伯特·莱利合著）的第二篇，载《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增刊，第16卷，1937年，第102页。

我在以赛亚·伯林生前编选、出版了七本他的文集，本书就是其中一本的第二版。这些文集汇聚了他绝大多数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已经结集出版过的除外），以及好几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本文集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在伦敦和纽约第一次发行。其他几卷分别是与艾琳·凯利合编的《俄国思想家》（London and New York,1978）、《反潮流》（London,1979; New York,1980）、《个人印象》（London,1980; New York,1981;2nd ed., London,1998）、《扭曲的人性之材》（London,1990;New York,1991）。另外，还有本人与罗杰·豪舍尔合编的单行本《人类的恰当研究》（London,1997; New York,1998）。在此之前，这些文章七零八落，多散于一些不常见处，且大多还已经绝版，只有六篇曾被收录重印。这些文章收集在《自由四论》（London and New York,1969）和《维柯与赫尔德》（London and New York,1976）两书中。现在，这两本文集改名为《自由论》和《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发行，详情参见下一条注释。其他文集均只以译著的形式出版过。这些文集（伯林自己也慷慨表示，它们彻底改变、提高了他的声誉），连同伯林逝世后出版的七本文集这些文集分别是《浪漫主义的根源》（London and Princeton,1999;2nd., Princeton,2013）、《观念的力量》（London and Princeton,2000;2nd., Princeton,2013）、《启蒙的三个批评者》（London and Princeton,2000;2nd., Princeton,2013）、《自由及其背叛》（London and Princeton,2002）、《自由论》（Oxford and New York,2002）、《苏联的心灵》（Washington,2004）、《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London and Princeton,2006）。，让世人更为方便地了解了伯林的作品全貌。

本书收录的是伯林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最重要的哲学论文，只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和《两种自由概念》两文算是例外，两者的修订稿已被收录于《自由四论》，现在又被收录于《自由论》和《人类的恰当研究》; 《归纳与假设》同上文引用（第xix页注释1）。一文被收录于某专题论文集中作为第二篇，虽说该文很难单独成立，因为它主要是对专题论文集中第一篇文章的直接回应，不过对于研究伯林哲学思想的人而言，此文依旧不容忽视，因为该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本文题记中引用的这段，可谓是当时牛津大学分析哲学的小宣言。读者们或许想进一步了解另外四篇不曾收录在此的哲学文章。一篇是对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评论，载《心灵》杂志56期（1947）；发表在《20世纪》杂志157期（1955）上的《哲学与信仰》一文，是与安东尼·昆顿、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艾丽丝·默多克三人的谈话录；《哲学入门》一文是对布莱恩·麦基的访谈录，发表于《思想家》（1978）; 《历史哲学可能吗？》一文是多人对话录，收录于约威尔编的《历史哲学与行动》（Dordrecht/Boston/London and Jerusalem,1978）当中。有关这方面的其他述评和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可参考我整理的伯林研究参考文献。文献可从“以赛亚·伯林虚拟图书馆”的网址下载：http://berlin.wolf.ox.ac.uk/。也正是在此文中，伯林提出他相信存在综合性的先验命题，并用了有关不同颜色关系之间的命题举例说明。如，“这种粉红（色调）更像这种朱红色，而不是这种黑色”。他在1996年《我的学术之路》一文中总结自己哲学方面的成就时曾提到，这种观点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讨论是一大贡献。参见《归纳与假设》（上文第xix页注释1），第76页及以下；《观念的力量》（上文第xx页注释3），第3页。

本文集中各篇文章的最初出处如下：

《哲学的目的》最初发表于尼日利亚杂志《洞察力》第1卷1期（1962）,1962年11月4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重印，并以《哲学的目标》为题收录于列奥纳德·罗素所编的《次年重唱》（London,1963）。

《证实》《、逻辑转换》《、平等》和《“希望不再，恐惧不再”》（1963至1964年就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就职演说）等几篇文章依次发表于《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第39卷（1938—1939）、第50卷（1949—1950）、第56卷（1955—1956）和第64卷（1963—1964）。

《经验命题与假言陈述》一文载于《心灵》杂志第56期（1950）。

《科学历史学的概念》一文曾以《历史与理论：科学历史学的概念》为题载于《历史与理论》第1期（1960），并收录于亚历山大·赖萨洛夫斯基和巴恩斯·里茨尼克合编的《历史概论》（Philadelphia,1963）中，同时以本文集中的标题收录于威廉·德莱所编的《哲学分析与历史》（New York,1966）中。

《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一文最早以法文载于《法国政治科学》第11期（1961），其英文版收录在彼得·拉斯勒特与W. G．朗西曼合编的《哲学、政治与社会》（Oxford,1962）中。

除非是为了必要的纠正或附加遗漏的注释，这些文章都保持了当年原貌。

此次第二版中新增了麦金太尔撰写的“前言”，还有好几篇附录，节选了我和伯林1976年就重印其哲学文章的书信往来（他一开始拒绝了我的好意，多亏了伯纳德·威廉斯的介入才令本书的出版得以实现。他以书信形式完成了这一仲裁，这封信也被收录在附录中），伯林接受弗朗斯·本德斯有关本书初版后的访谈，为一本哲学词典准备的伯林哲学观点简介，以及其他几篇有助理解伯林哲学思想或有关哲学话题的文章。

我没有在附录中收录任何伯林不曾发表过的哲学文章，尽管其中一些其实非常有意思。这部分文章大多可以在以赛亚·伯林虚拟图书馆的网站（http://berlin.wolf.ox.ac.uk/lists/nachss/index.html）直接浏览。（其中一篇关于功利主义的文章大概写于1937年前后，在我看来最早预示了伯林后来认为价值是多元且互不相容的观点。）

鉴于第二版经过重新排版，页码也与初版不同了。这给读者跟进初版里的一些文献带来了不便。有鉴于此，我把两个版本的页码转换放在了网上（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cc/concordance.html），供读者随时查阅。

特别感谢伯纳德·威廉斯不仅欣然为本书撰写导读，还协助我说服了伯林这些哲学文章值得重印。没有他的支持就没有大家眼前的这本书。伯林为人一贯谦逊、温和，无论对我力主出版文集的倡议，还是对我提出的任何细微问题都能及时予以回应，尽管他对出版文集之事一直都表示怀疑，对本卷文集的出版更是如此。本书之所以能面世，还得益于伯林的秘书帕特里夏·尤特金从一开始就给予我不可或缺的帮助和鼓舞，凯特·麦肯齐则热心复核了本书的校对稿。此次第二版得以发行，还特别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阿尔·伯特兰，以及塞缪尔·格腾普兰、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和菲利普·斯科菲尔德。

亨利·哈代

2013年7月于赫斯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