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第一节 汉化命题与征服王朝论

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或采集狩猎者不断南下，相继建立了辽、金、元和清朝。虽然这几个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汉族，但在20世纪中叶之前，学界一般将它们也纳入传统中国王朝序列去研究。1949年，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在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了“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的概念来重新阐释辽、金、元、清四朝。在魏、冯看来，以往学界（包括西方学者在内）忽视了非汉族政权的特性，错误地认为异族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汉化（sinicization），从而错误地将非汉族王朝与典型的中原汉人王朝等量齐观。

在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启发下，魏、冯强调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同化极其罕见。他们认为二元性（duality）是辽朝（在不同程度上也是金、元、清三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进而把辽朝定义为既不同于传统内亚部族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文化，而是融合二者的第三种文化（a third culture）。“征服王朝”这一理论模式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批判以汉化为辽金诸朝历史变迁基本线索的研究角度。

在魏特夫和冯家昇的影响下，“二战”后的日本学界更进一步主张，辽金诸朝应当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归入与中国史并立的北亚史。比如，辽史名家岛田正郎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同样，田村实造在考虑“对这一系列征服王朝是仍按历来的看法把它们视为中国史的一环，还是该把它们视为中国史以外的自成一个历史世界的北亚史的一环，并站在把中国史和北亚史都包括进去的更高的立场去考察”时，选择了“后一立场”，并认为“作为研究的前提，必须先从考察征服王朝所由兴起的北亚世界开始”。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征服王朝论在西方学界远不如在日本影响深远，就此问题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的学术论著中并没有出现有分量的进一步研究。相反，在西方学界，尤其是负笈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中，仍不乏将汉化视为非汉族政权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的学者。比如，何炳棣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中，主张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非汉族王朝，并把其成功归因于系统的汉化措施（systematic sinicization）。另外，陶晋生于1967年提交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讨论金代女真的汉化，1976年出版时题为《十二世纪中国的女真人——一项汉化研究》。该书认为，汉化是金朝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大多数女真人最终被汉族所同化，成为中原汉族社会的一分子。再如，同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萧启庆，在由他撰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元中期政治》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忽必烈政治决策的一大败笔是行政机构汉化不彻底，从而给继承者们留下了一堆政治难题。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理论在人文学界影响的逐步扩大，西方学者们日益表现出对汉化命题的不满。如包弼德（Peter Bol）在1987年发表的讨论金代汉族士人的文章里，主张用“‘文’（包弼德将其释为civilization）化”代替“汉化”，认为女真统治者追求的并非包含狭隘民族意义的“汉”化，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明”。1996年，即何炳棣的文章发表几近三十年后，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其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讲演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清朝的成功并非得益于汉化，恰恰相反，清朝的真正基石是其与内亚地区非汉人族群的文化纽带，以及在行政管理上将非汉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区别对待的政策。罗友枝主张用以满人为中心的视角（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取代汉化视角，她把历史研究中的汉化命题等同于认为所有进入中国的非汉人族群最终都被同化的观念，认为这一观念源于当代汉族民族主义，从而否认汉化是异族王朝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史怀梅（Naomi Standen）在其《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书评中，对该书未能明确鞭挞汉化命题表示遗憾，而对萧启庆那一章的态度，也异乎寻常的严厉。

虽然何炳棣曾就罗友枝的演说写过反驳文章，但西方学界高涨的汉化批判浪潮似乎不可阻挡。在抛弃汉化命题的同时，西方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来阐释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王朝，其代表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关于清朝的研究。柯娇燕认为，清朝君主的普世皇权观念（universal emperorship）与传统中原不同，儒家的普世皇权理念追求天下一道德、同风俗，而清朝皇帝允许臣服的不同族群保留各自的文化。针对不同的被统治人群，清帝会以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出现。面对汉人，清帝将自身打扮成传统的中原皇帝，但面对内亚族群时，他又成了草原上的大汗。也就是说，清朝所刻意追求的是一个多民族和平共处、多元文化平等并存的复杂帝国。因此，清朝及其他异族王朝与中原汉人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

概言之，对汉化命题的批评者认为，这一命题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其一，将汉族文化等同于文明，而把非汉人文化等同于野蛮，从而推导出，文化上的汉化意味着进步，是异族统治者追求的天然目标。其二，认为非汉族政权若要取得成功，其管理只能照搬汉地制度，换言之，汉化是其政治的唯一出路，从而将其政治上的成败与汉化与否画上等号。西方学者们认为，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偏见。

与此相应，他们所主张的以非汉族为中心的视角也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文化无高下之别，非汉族并非野蛮人，他们并不追求文化上的汉化，相反，异族王朝的精英往往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斥汉化。其二，从地缘政治和统治族群角度强调异族王朝的特殊性，认为非汉族政权并不寻求复制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标与中原王朝有根本差异，政治制度上的汉化不是其出路。这些征服王朝并不追求以农业立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以中原为核心区。作为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游牧或畜牧等，在其社会中至少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内亚草原等地区在其政治地理中的地位绝不亚于中原。

时至今日，除了作为批判对象外，汉化命题几乎已经完全从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不仅如此，在非汉族王朝研究，甚至汉人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研究中，汉文化的影响也被普遍淡化处理。

如果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对汉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终极真理。而不同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的价值观的不同。既然没有客观标准可用于判断不同价值观孰是孰非，文化自然就无高下之别。受文化无高下论的影响，史学家们在对历史上的族群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主张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别。

遵循同样的逻辑，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与其他族群的文化相比，汉文化并不具备内在的优越性，换言之，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生活准则、以官僚制为政治管理模式的汉人社会与内亚或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以游牧或采集狩猎为基本经济方式、以萨满教为信仰、以部落为组织形态的非汉族社会相比——至少在异族的眼中——并不会显得更优越。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当然更愿意相信不同的族群都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吸引。而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中的多元化诉求，也让他们觉得有道义去宣扬文化平等。因此，在他们看来，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没有理由被汉文化吸引，汉化对非汉族王朝来说不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并进而强调异族政权政治体制方面的特殊性，强调其政治结构在本质上与中原王朝不同。

从非汉族的角度研究异族王朝，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确有贡献。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北族政权不同于典型中原王朝的一些特点，而这一缺失的确也与中原士人的偏见有关。比如，蒙元一代的统治者似乎自始至终对汉文明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并没有天然地被其吸引。即使是最终决定全面汉化的北魏，推行这一政策时上距其立国虽已有百年，但仍然遇到了强大阻力，如果不是孝文帝这样胆识兼备的君主，这一措施能否成功，乃至是否会被提出，都是一个疑问。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今天看来，传统研究的弊病也已是共识。比如，辽朝虽建置都城，后期更发展成五京，但有辽一代的政治中枢始终落于迁徙不定的捺钵，这从汉制角度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再如，蒙元在草原传统中发展出的皇权，与中原皇权迥异，对明代影响极大，这也是我们跳出汉制才能认识到的历史真相。

因此，西方学者对汉化命题的批判，的确能鞭策我们反思自身的盲点。但是，认识到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复杂态度，认识到北族政权制度中的草原因素，是否就意味着北族统治者必然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必然反对汉化，汉地文化制度与草原传统就完全无高下之别呢？在笔者看来，西方学者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

首先，相对主义并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石。相对主义自出现之日始，哲学界的强烈批判之声就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相对主义尚存在很大的争议。

其次，对汉化的批判在具体事实层面还有很多可商榷之处。比如，陶晋生指出，包弼德用“‘文’化”取代“汉化”，表面上摆脱了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立场，但事实上金代女真人所谓的“文”的来源仍然是汉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所追求的乃是普世的文明，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倒是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前恐怕并无普世观念。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的新研究过分关注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建构的主观性，而较少从国家和社会的具体运作和实际需求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对征服者而言，族群认同当然重要，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政治现实。在讨论汉化时，我们应当将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与政治思想和制度相区别。

在针对罗友枝的反驳文章中，何炳棣就重申，毫无疑问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大帝国，但其首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管理数亿汉人。虽然满人和其他非汉人族群的关系与汉唐王朝不同，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否认清帝国政治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中原。在这方面，满人的成功经验来自对汉地政治制度的借鉴。

萧启庆在其备受责难的《元中期政治》一文中，也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类似问题：“中原是帝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统治重心所在，还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应献出全中国的资源来维系帝国？如何满意地回答这些疑问，总是摆在元统治者面前的严肃并影响深远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一核心问题，萧启庆认为，对忽必烈及其继承者而言，答案应当是前者，所以他批评忽必烈汉化不够坚决，同时将元中期政治的根本任务界定为：“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的利益。”当然，这一结论可以商榷，但反驳者应说明中原不必是元朝政治结构的重心。遗憾的是，史怀梅似乎并不能理解萧启庆论证的整体思路，有些意气用事地批评他不重视非汉族文化对汉人社会的影响。而史怀梅的这篇书评，大体可以代表目前西方学界对汉化命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倡新角度固然应当欢迎，但如果不能也无意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其基础，这样的“新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实在值得怀疑。Native perspective不是简单的一个所谓视角转换的问题，它意味着艰辛的努力，真正去读懂、理解其他民族，必须经过多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学术不是泡沫经济，不是时尚服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以十年乃至几十年为时段随着潮流转向的人文学术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真正有价值。当“颠覆”成了时尚，恐怕离“肤浅”也就不远了。思想，真的可以轻轻松松地换个坐姿就能获得吗？

西方学界新研究的真正问题，不是角度本身，而是预设答案。其本意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新角度，以尝试能否突破以往研究，而是预先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答案。西方中国研究的变迁，往往并非本学科内部学术积累之结果，而受人文社科整体思潮之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理论影响，北美中国研究界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丧失几尽，一些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以中国案例印证主流话语，这更像意识形态宣传（ideological propaganda）而非严肃的史学研究。

相对主义的另一面，恰恰是虚无主义。文化相对论，表面上尊重不同文化，但所有文化都有价值，恰恰意味着所有文化都没有价值。

总之，笔者认为，汉化命题还有再加检讨之必要。在思考汉化是否为异族王朝的核心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从文化认同的主观构建这一角度去认识，还必须澄清几个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其一，据有中原在辽、金、元、清诸朝统治者的建国方略中是根本目标还是从属目标？对汉地的稳固统治对维系这几朝是否是决定性因素？

其二，成功统治汉地所必需的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除了模仿汉制之外，有无可能从游牧或采集狩猎社会的本土政治资源中产生？异族统治者自身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比如，就清而言，其国策首重满洲，换言之，维护满洲这一少数族的利益，是清皇室最根本的出发点。在这一意义上，清朝的确并不认同汉文化，也不看重中原。但问题是，何谓满洲利益？据有中原，难道不正是满洲利益的根本所在吗？民族因素的确在其王朝体制中有重要体现，在制度和文化层面都有与典型中原王朝迥异的种种措施，民族问题也曾引发严重的政治风波。但立意于维护少数族统治的这些制度安排和文化措施并不影响政治体制中汉式君主官僚制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北族王朝的建国过程中，君主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因部落首领权力过大而带来的对皇权的威胁，而为消弭这一威胁，统治者经常采取的是将部落首领转化为官僚这一汉化措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源于内亚传统的职官会得到保留，但这并不影响在整体架构上对汉制的模仿以及改造。所谓清承明制，清代中枢体制难道不是明制的继承和发展吗？

清朝疆域广大，但值得深思的是，在皇帝日常处理的公文中，来自汉地的占多少？其他区域的占多少？即便柯娇燕的说法成立，我们也必须承认，清朝皇帝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扮演的是汉地君主。

事实上，“从汉代以来着力加以演绎和巩固的王朝体制来看，惟有德者居之的‘天子’所治理的‘天下’，本质上就需要淡化种族而强调教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尤其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已为多民族统一帝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理论和体制内核。……汉、唐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实质上也就是要把各族人等一并纳入王朝体系，重新建构起合乎‘王者无外’和‘天下一家’理念的统治格局”。唐王朝包容性极强，允许不同族群保留各自文化，以近悦远来为处理族群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此后辽、金、元、清王朝体制的直接来源。换言之，清朝的多元恰恰是对中原王朝体制的继承，而非反动。

当然，蒙元的例子相对较特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志在征服世界，中原只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汗国分裂，元朝的实际领地限于今中国版图、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部分领土，中原地位凸显，汉化加深。但在有元一代统治者心目中，草原似乎始终比中原重要，他们始终无意推进系统、深入的汉化。这是元王朝瓦解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蒙古人得以全身而退，民族与文化得以保存，也正有赖于此。蒙元的例子证明，异族并不必然被汉文明吸引，但同时也证明，政治制度上汉化的深浅，的确决定了中原事业的成败。也就是说，汉化命题仍然应当是我们理解北族王朝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

我们还注意到，北族政权中草原因素的存在虽然是个事实，但这些因素对王朝历史的影响，还需要具体分析。比如，上文提到辽代的捺钵制度，是辽朝中枢体制中最重要的草原因素。但这一制度对辽朝历史的影响，尚未见深入的分析。辽天庆四年（1114），尚处于半农半猎阶段的生女真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仅以两千多人起兵，却无往而不胜，十一年后即灭亡了偌大一个辽国。笔者以为，辽朝如此迅速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捺钵制度带来的中枢系统潜在的不稳定性。

女真灭辽过程中展现的辽朝军事体制的最大问题，就是主持大局的最高军事决策中心名存实亡。军事前线不仅无法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恐怕也不知道中枢何在，这对战略战术部署，对士气和抵抗决心都是致命的打击。耶律大石曾云：“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天祚在实力尚存时就步步退却，似乎全然没有根据地的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流寇颇有几分相似，完全不像是大国君主，这种奇怪的举措当然与其个人能力胆识有关，但恐怕也是受了捺钵传统的影响。

另外，上文提到了蒙元皇权的草原渊源与中原传统不同。已有学者指出，唐宋两朝在专制君权持续强化的同时，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但到元朝，制衡机制丧失，皇权单方面膨胀，君臣关系向主奴关系演化，其根源就是草原政治传统。而其余风所及，影响了明清两代。笔者引证这两个例子，想说明的是，草原和汉地文化，并不是在所有层面都可以从相对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就统治的实效和价值观而言，一定程度上高下的判断是需要的。

因此，本书将以辽朝前期历史为例，为重新思考汉化命题在北族政权研究中的意义提供一个较详细的案例。

在正式讨论之前，附带对一个有关方法论的问题做出说明。晚近对汉化命题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汉文史料的批判——汉文史料被认为渗透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北族文字史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确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深化了我们的认识。但是，笔者以为不宜过分强调非汉文与汉文史料的差异。首先，北族文字史料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认识，即便不是重复证明汉文史料足以证明的史实，也只是在局部做出修正。其次，关于北族政权的汉文史料，其核心是北族王朝系统的史书。比如，元修《辽史》，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同为官修史书的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如果说元修《辽史》仍有“偏见”的话，那也只能说明这是北族政权对其自身传统的态度。

下面笔者将先简单介绍以往学界对辽朝历史的整体认识，以及本书的基本思路。

第二节 辽朝二元性检讨

魏特夫和冯家昇在以辽为例阐释“征服王朝”时，着重指出了辽的二元性，其具体表现有如下诸方面：（1）辽朝控制的疆域大致可分为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两大部分；（2）在借鉴汉地制度管理农耕区的同时，契丹传统的以部族为基础的政治军事组织也被保留了下来，形成了政治上的二元体制；（3）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并存；（4）不论是契丹贵族还是平民，都没有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与王朝治下的汉人社会有明显区别。二元性被认为是辽朝的一个根本特性，也是魏、冯质疑汉化命题，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最重要的依据。

魏、冯所提及的辽朝二元性具体表现中的（1）、（3）、（4）三点，学界向无异议。关于第二点，虽然辽朝部族和州县并存也是学界共识，但这是否构成二元政治体制，引发了一些讨论。李锡厚认为，《辽史·百官志》将辽朝官分北南面是元朝史官的虚构，辽官制中的“北面”“南面”指的是行宫中官衙与皇帝殿帐的位置，只有行宫中随驾的官员才有北、南之分，部族和方州官并无类似区分，因此他反对辽朝政治体制二元论。他的核心证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其（辽）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笔者以为，上引史料只能说明辽官制中“北面”“南面”得名的由来，并不能证明行宫之外不分北南。相反，《长编》明确记载北、南面官分别管理蕃、汉事，这与辽地方组织中的部族和州县应当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辽朝北枢密院掌契丹等部落民，南枢密院掌汉人等定居者，对部族和州县的分别管理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

而且，对于辽朝历史的复杂性，今日的辽史学界比魏特夫等学者有更深刻的认识。魏、冯的二元说只是强调汉人、契丹之别，但辽朝治下远非仅此二民族，尚有渤海、奚人等。因此，中国学者在概括辽朝特性时，一般使用“因俗而治”这一概念，以表现其多元性。

不过，虽然在具体现象的认识上，中国史家与魏、冯并无实质性分歧，但阐释却截然不同。魏、冯提出二元说，其根本用意在于将所谓征服王朝与中原王朝做出区分。而中国学者强调的却是民族融合。比如，陈述在其《契丹政治史稿·结说》中这样讲：“（契丹）在政治上体现了学习先进与保存传统相结合的精神，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保持北方草原传统，对于番汉结合和消灭南北隔阂的努力，为祖国统一提供了有益的必要条件。”

但是，不管是二元说，还是“因俗而治”论（即多元说），都没有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辽朝政治经济中的这些复杂因素是平等共存，不分先后呢，还是有主从之分？就其整体而言，存不存在一个最核心的因素？笔者认为，辽朝历史的复杂性毋庸置疑，但其政治经济的基本构架在最根本层面仍依赖于汉制与农业。

首先，辽朝中枢机构分北南二面，分治部族与州县，这并不能理解为草原与中原体制的简单相加或平等融合。辽朝固然保留了部族组织，但其首领向官僚转化，部民向编户转化，至少到圣宗朝这一过程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中枢机构枢密院本身就取法自五代制度，掌管部族之北枢密院，恰恰是契丹君主为加强中央集权、改造部族体制而设立的。杨若薇认为：“尽管枢密院内部有两院，并进而有所分工，地位亦稍有不同，但同作为皇帝身边的左右执政大臣，两枢密使所担负的治理国家的重任，几乎是不分轩轾的。因此，北南二院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同一最高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笔者以为，此说把握住了辽朝枢密院最根本的特点。辽朝虽有北南面官之分，但这并非两个各自封闭的系统，北南面官可以相互迁转。而且，北南枢密使除了是北南枢密院长官之外，一般情况下还是宰辅。枢密院只是政务执行机构，中枢决策权属于皇帝及包括北南枢密使在内的宰执群体，而这一决策群体显然是超越北南的。因此，辽朝中枢之二元体制在根本精神上是汉化的产物，是在中原君主官僚制的架构下对草原部族组织的容纳。

同样，经济层面的不同因素也不能理解为平等关系。辽朝作为一个控制广袤地域的大帝国，维系自身存在的必需前提之一是稳定充足的财政收入。而根据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游牧经济是非常脆弱、不稳定，甚至无法自足的一种经济模式。从历史文献看，契丹的畜牧业也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因此，即便是认定辽朝本质上不同于正统中原王朝，主张辽史不属中国史而只能归入北亚史的岛田正郎，也不得不承认农业经济是辽朝的财政支柱。总之，二元乃至多元并不能掩盖汉式君主官僚制和农业经济在辽朝的主导地位。

二元及多元说还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用其概括有辽一代，而忽视了历史变迁。在这点上，魏、冯尤甚，把二元性认定为包括辽朝在内的非汉族王朝内在和固有的特性。魏特夫等之所以用二元性批驳汉化命题，就是因为他们将二元性理解为异族政权的特殊结构的必然产物，认为是异族统治者的必然选择。但是，晚近的研究表明，汉式制度、汉文化在辽后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一趋势是二元或多元说所忽视的。

辽朝文化方面的汉化，在兴宗朝以降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是辽道宗。道宗不仅曾作有《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而且不以《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为讳，在朝堂上宣称辽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制度方面，也有学者指出，有辽一代北面官整体上在不断汉化。至辽后期，北南二枢密院甚至出现了合一之趋势。另外，辽朝在农业区设五京道掌民政，八财政路掌财赋。辽朝后期，八财政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甚至超过了五京道。王朝对财政路的重视，显然是因为越来越倚重农业区的岁入之故。这也说明这一契丹政权在不断褪去其游牧色彩，走向中原王朝。

因此，不仅如上文所言，在辽朝体制的各复杂因素中，汉制与农业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有辽一代的发展中，汉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虽然草原因素始终在辽朝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仅从未真正主宰过辽朝体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是逐渐淡化的。显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把二元性作为非汉族王朝的内在和固有特性来理解，辽朝的二元或多元性是汉文化主导下、融合契丹传统优势（如骑兵）的二元或多元。因此，辽朝的复杂性非但与汉化命题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在汉化视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认真分析辽朝前期的历史，就会发现，辽朝的开国君主们所设想和追求的，事实上正是一个以汉制为主导、以入主中原为目标的王朝。陈述曾指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子、第二任君主太宗德光试图混一天下，一度攻入后晋都城汴京。由于直接治理汉地经验不足，入汴后中原各地义军蜂起，太宗仓皇北归，病死于归途。继任者世宗兀欲是阿保机长孙、德光之侄，他虽是南进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但即位不久就因内乱被弑。穆宗耶律璟是太宗之子，但他是坚持“草原本位政策”的保守派，不仅搁置南征，甚至有“汉地还汉”之说。圣宗继位后，由于北宋矢志收复幽燕，辽宋交兵。但因南北势均力敌，终有澶渊之盟，辽朝限于燕云的局面遂得以定格。也就是说，至少在太宗、世宗朝，辽曾有过短暂的入主中原的计划，其统治者恐怕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将辽朝转变为汉式王朝。

笔者近读《辽史》，偶有心得，发现陈述及其他前辈、时贤对辽朝前期历史的研究尚有待拾遗补阙之处，诸家对辽初君主的汉化态度可能有所低估。首先，诸家对太祖的认识似乎还有所欠缺。陈述认为，阿保机时代的基本国策是对各族群兼容并包、因俗而治，还谈不上对中原的企图和自身的系统汉化。此外，如张正明、舒焚的研究，也基本上只把阿保机定位为契丹从部落联盟到国家这一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并不认为他对太宗、世宗朝进取中原的国策有决定性影响。李锡厚著有《耶律阿保机传》，是阿保机研究迄今最系统深入的成果。该书精彩见解所在多有，不过，关于阿保机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阿保机对亲手创立的大契丹国的远景规划的讨论，也还有未尽之处。倒是海峡对岸的王明荪，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用了不到三页的篇幅对阿保机对中原的企图以及为此而实施的策略进行了相当清晰的勾勒。唯惜乎篇幅所限，点到为止，未能展开详细讨论，因此其文迄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

笔者发现，阿保机实是不世出之雄杰，他建立大契丹国之初即有意逐鹿中原。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其成长的时代恰逢契丹发展的绝佳契机。一方面，回鹘汗国早已瓦解，另一方面，黄巢之乱后唐王朝摇摇欲坠，已回天乏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契丹积极扩张。9世纪末，阿保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率军征讨周边部族。唐天复元年（901），他被痕德堇可汗任命为迭剌部夷离堇，“专征讨”，大权在握，成了契丹实际的统治者。虽然阿保机时代史料不多，但钩沉索隐，仍可看出，从其主政开始，直至辽天显元年（926）病逝，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阿保机诸多政治决策背后，隐然有草蛇灰线，彼此串联，其根本出发点是对中原局势的判断，最终目的是入主中原。

关于太宗耶律德光，其曾一度入主中原固然是历史常识，但自宋代以来且为现代史家所承袭的传统看法一致认为，德光本无意入主中原，援立石晋、获得燕云十六州是石敬瑭主动开门，诱使契丹南下的结果，而辽、晋关系的破裂，责任在石重贵，太宗灭晋是由于后晋挑衅所致。

笔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入主中原是太宗继承阿保机遗志、即位以来就在策划的契丹国家大计，石氏父子只是促使该计划提前实施，而并非决定因素。在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前，太宗就曾多次尝试寻找南下的突破口，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石敬瑭的求援，恰恰给了契丹一个天赐良机。而建立石晋，本就是太宗的权宜之计，即便石重贵不试图破坏辽晋体制，如果机会到来，太宗同样会举兵南下。

太宗入汴之后，所建号“大辽”，这一国号最初指代的究竟是什么国家？本书同样一反千年旧说，提出了全新的解释，认为这是契丹在中原设立的附属国的国号。

更重要的是，自宋代以来，传统看法一致认为，契丹入主中原之后，各地义军蜂起，德光仓皇退走，当时辽朝完全不具备长久统治中原的可能性。本书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辽太宗离开汴梁，是既定策略，其时契丹对中原的控制相当稳固。契丹在中原统治的崩溃，真正的触发因素是太宗暴卒、世宗称帝所导致的契丹内乱，刘知远的后汉坐享其成，捡了个大便宜。若非德光意外染疾身故，辽朝很有可能像日后的金朝那样长期控制中原，因为当时辽朝甚至连南宋这样的对手都不存在。换言之，中国历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改写。

关于世宗，笔者也有一些新的看法。首先，与传统看法不同，本书主张，世宗继位与所谓契丹世选传统无关。其次，学界以往认为，世宗遇弑，是因为其主张南伐，引发了不愿意南进的契丹保守势力的反弹。本书对相关史实详加考辨，否定旧说，以为所谓契丹保守势力并不存在。其三，由于世宗在位未久，在开疆拓土方面并无功绩，完全无法与乃祖乃叔相提并论，以往学界对世宗在辽朝历史上的意义较为忽视。但笔者发现，虽然他在位不到五年，但在制度建设上，却远超前人，给契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二元体制历来被公认为是辽代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特点，但吊诡的是，长期以来，关于二元体制的缘起，研究并不充分。本书第一次对此进行了细致考察。如何将契丹传统松散的部族体制改造为中央集权的王朝体制，如何将传统部族首领改造为君臣关系下的官僚，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阿保机时代，契丹传统部族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走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之路还只是刚刚开始。终太祖一朝，契丹政权的部族色彩仍非常浓重。经过了太宗时期的发展，至世宗朝模仿汉制设立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才初步确立。

笔者对穆宗的看法，也与前辈学者不同。自陈述以来，穆宗草原本位主义者的形象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具体分析穆宗朝史事，我们发现，穆宗在制度建设上，是辽初三朝君主的继承者而非反叛者。太祖朝开启太宗、世宗朝继续发展的政权中央集权化、汉化及契丹部族农业化等趋势，在穆宗朝不仅没有被逆转，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深化。另一方面，经过本书考订，穆宗草原本位说的两大证据“汉地还汉”和“睡王”二说均不能成立。穆宗朝契丹在与中原关系上趋于保守，穆宗中期以后对周、宋采守势，酗酒不理政事，残酷虐杀近臣，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长期以来受疾病折磨，无法摆脱的痛苦使其心理极度扭曲的结果，而非出于草原本位主张。大契丹国扩张势头的中止，一方面是因为周、宋以来中原重趋统一，另一方面也与穆宗个人悲剧有关。所谓草原保守势力之崛起，实属子虚乌有。

对于景宗，以往学界关注较少。但笔者发现，他是辽朝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位君主。在内政上，景宗朝承继了辽初以来一以贯之的官僚化、集权化、汉化的大方向，进一步加以深化。辽朝鼎盛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初步形成于此时。同样在景宗朝，宋、辽一度达成了雄州和议。可以说，圣宗朝制度的成熟与澶渊之盟的缔结，都是对景宗的继承，景宗朝与圣宗前期（承天称制，圣宗亲政前）应当看作一个整体。

与景宗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宗朝因澶渊之盟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一方面，关于澶渊之盟，以往的认识似存在较大的偏差。另一方面，圣宗朝代表了部族向官僚体制转变的初步完成、契丹汉化的第一个高峰这两点，却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

面对北宋之崛起，契丹有清醒的认识，一度与宋媾和。但宋太宗两番北伐，关系再度破裂。澶渊之役，契丹举国入寇。宋朝方面，真宗虽不像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畏懦怯战，王钦若、陈尧叟的表现亦可圈可点，并非无耻小人，但和议始终是宋方的主选项。其时宋辽大军对垒，天子亦俱在前线，一旦决战，双方都有亡国的危险。长期对峙、双方都无法取得明显优势的宋辽两国，在剑拔弩张的澶渊，终于神奇地走到了一起。

总之，我们发现，自阿保机始，辽初三朝君主的共同心愿是入主中原，穆宗以降，契丹对外关系上趋于保守，是形势所迫，并不能证明穆、景、圣三帝放弃了入主中原的梦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三朝出现过草原本位主义势力的崛起。历史上的对立政权，虽然都想灭掉对手，但形势所迫，并不妨碍他们实现或长或短的和平。

另一方面，太祖至圣宗六朝，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即便在对外趋于保守的穆、景、圣宗三朝，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也完全承袭了辽初的方向，汉化不断走向深入。

辽朝止步燕云，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局面的形成，是南北势均力敌的结果，而非契丹君主无意南下。固然，与金朝和清朝相比，辽朝汉化程度要弱一些，草原因素更为突出。但这并非辽朝统治者有意为之，而是形势使然。况且，辽朝前期的汉化程度，要远比学者们此前认识到的要深入许多。

辽朝前期历史的明晰，能给辽朝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局面的形成过程，乃至辽朝历史的整体认识，带来新的突破。故笔者不揣浅陋，撰作此书，重新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与制度史，同时也希望能对有关汉化命题在辽史以及其他非汉族王朝历史研究中的意义的探讨提供一些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