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环境史的兴起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发展迅速，目前在西方和中国更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然而，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思想史等具有深厚学术积淀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同的是，环境史只有大约30年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学位时，尚不知晓环境史的存在，甚至直到1981年，当我完成有关湖南农村长时段变迁史的博士论文时，也没把它看作是被人们称作“环境史”这个专门领域的著作。直到1987年我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版，并被《哈佛校友杂志》纳入“环境史”系列著作之后，我才认识到环境史这个领域的存在，而我的研究属于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
不过在西方，环境史研究的起源更早，而且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活动，来自许多国家的学者在从事不同时期的相关研究。
例如在耶鲁大学，对环境史感兴趣的师生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
我们开设了本科生的环境研究项目，邀请历史学、人类学、森林和环境研究学院、法学院、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院系的老师来进行指导。同时，耶鲁大学几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关于环境史的研究生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东北地区主要大学的学生提交会议论文并参与讨论。2012年有关资源利用的研讨会邀请了环境史和经济史学者，他们研究的时期包含了从古罗马、古埃及、中国、奥斯曼帝国，直到19世纪的美国的所有时期。仅耶鲁大学历史系，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研究的区域就覆盖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地区，包括非洲、中东、欧洲、中国、日本及美国等。这个领域的发展过于迅速，很难对它的现状作一个完整的介绍，不过，若能考察一下它的发展历程，无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研究主题及取得的成果。
当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领域受到太多关注的时候，许多学者开始担心，怎么给它下个定义呢？我们是应该给它下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把它和类似的历史学科及其他历史学科严格区分开来呢，还是应该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给出一个可以包含多种研究方法的宽泛定义？我本人更加愿意接受宽泛的定义，这样可以邀请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分享这项令人兴奋的研究。不过，我们仍然需要给出一个大概的定义，并确定环境史的主要研究方向。
简而言之，环境史是一门关注过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学科，包括诸如食物、矿物、能量和气候等各种资源以及它们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通过人类劳动转化自然物质维持人类生活的各种生产方式，当然这也是马克思的核心论题，即任何形式的价值皆是由人类劳动加工自然产物来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是环境史学的一位理论奠基人。马克思有关“第二自然”的定义——即人类作用于自然物质之后的产物——已成为许多环境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由于许多有关人类过去记载的历史都是农民的历史，所以农业生产也经常是环境史讨论的中心话题。但是工业革命前的许多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地球及地球上的生物，例如狩猎、采集、捕鱼、开矿和手工劳动等，故环境史也不仅限于农业活动，还出现了城市生态史，考察由城市中心对原生自然物质的需求而产生的“人类足迹”等新领域。当然，考察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对环境的影响是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出现的新术语“人类世”（Anthropocene）认为地球上生活的所有人类造成的影响已经导致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代的产生，我们将会在结论中讨论这个问题。
环境史研究也包括对疾病和人类健康的分析（这与医学史有关），以及人类通过技术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这和农业史或工业史有关），“环境技术史”（Envirotech）这门环境史的分支学科正努力地把工业变迁的标准化描述与微生物、农村生态和城市生态的环境问题结合起来。
许多政治活动也体现出环境方面的特点，包括政府行为以及那些利用自然的力量来对抗政府的群众活动。正如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一样，“士兵是靠肚子行军打仗的”（Armies march on their bellies），他认为所有的军事史都必须认识到食物供应对于战争的重要性。这可以从军队后勤服务方面来研究，包括：战时军队的补给是如何从农民那里获得的，又是怎样运输到前线的？或者反过来，在和平时期军人是如何转业成农民以维持其生计的，特别是中国的军屯？
同样，抵抗军队、抗拒国家的人们也会利用环境的策略，他们背井离乡、废弃农田，以免被征兵入伍或被军队搜刮粮食。他们要么会把谷物埋在地下、屠宰牲畜，以便逃避国家的剥削，要么会主动袭击粮仓，抢回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粮食等，这些都是利用自然产品表达政治诉求的例子。
这些历史延续到今天，就演变成了绿色运动。显而易见，绿色运动致力于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引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一些人和政府合作，另一些人则采取抵制的方式。显然，大自然是他们政治诉求的中心，不过其他政治运动也与自然资源紧密相关。
环境史还包括文化影响，体现为环境思想、哲学、我们对自然界负有责任的伦理观以及自然界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然而今天绝大多数的环境史研究者都是唯物主义者。这里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物质第一、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概念或历史学概念，而是指大多数环境学者相信的，仅仅知道自然的思想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知道独立于人类信念之外的自然本身运行的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环境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发现联系起来。
尽管诸如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等并非专门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但是了解这些学科的成果对环境史学者来说亦有裨益。诚然，环境史本质上是一门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一个关注人类如何改变、理解自然界，以及这些改造又是怎样影响人类这个物种的领域，它也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息息相关，这些学科揭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一些普通模式，有时这些模式可适用于不同时段和地区。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仅仅专注于人类的做法太过狭隘，我们不应该持“物种中心”论这样的观点，而是应该把其他物种的活动视为与人类活动一样具有同等的价值，许多动物肯定也有自身的意图、目的、需求，甚至权利。这些环境保护论者的目的是扩大人类与其关心的生物的范围，以便尽可能地包容其他生物，并与之为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些最新研究，受“后人类”（posthuman）方法的启发，考察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每个物种都被置于合适的位置。
这种焦点的扩展在哲学领域和方法论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本书中，我主要关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活动，尤其是近代早期及近代的活动。
本书首先考察肇始于古代，直至20世纪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西方环境史的历程。环境史源自两个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边疆史研究学派。前者关注长时段的研究以及自然界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制约，后者强调近代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不断改造。第二章相应地介绍中国环境史自帝国时期以来到近代的逐渐兴起。中华帝国的官员和学者经常收集农业环境的信息，并讨论如何改造自然以便人类利用，这些讨论为20世纪更加迫切地想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的争论打下了基础。第三章考量分析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使用的不同尺度，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地方、区域以及全球范围的概念来彼此相联。所有历史学者都必须考虑如何在其研究中把握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但是当代历史学者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以及短时段的研究，而是会面临更多的选择。第四章梳理了把环境史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诸多创见。20世纪的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些对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为期不远的严重威胁，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和自然科学学者一起，已在政策层面就如何解决这些威胁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其他有关环境史的综述主要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而忽略了中国丰富的学术传统，同时回顾中西方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利用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有关人地关系的成果，并可通过比较的方法获得更加深邃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