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呼叫党中央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暴发武装起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工农政权相继建立，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此时，依靠原有的地下交通线进行联系的办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联络点遍布全国各地，路途遥远。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陆路水路并用，来回要2个月，耗时费力，且处处充满危险，有不少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生命。鉴于此，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便捷的现代化的地下无线电通信联络，以密切同各地党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加强对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指挥。于是，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的倡议和领导下，交由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通信科）科长李强负责组建无线电通信工作。自此之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工作陆续展开。

早在1928年6月6日，在莫斯科筹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恩来，在同联共（布）中央军委代表讨论中国革命中的军事问题时，提出了代培无线电技术干部的申请，很快获得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周恩来在同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主要领导商议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党员中挑选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宋侃夫、李元杰、程祖怡等6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1928年10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又挑选涂作潮、宋濂、谭显猷、刘喜吾4人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0年3月和10月，毛齐华、方仲如、宋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涂作潮、宋濂等先后回到上海，加入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的工作。

周恩来下达任务后，李强这位学土木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钻研无线电技术、组装电台的事情上来。他利用在上海购买、筹备无线电器材方便的有利条件，于1928年春末组装成第一台功率为50瓦的发报机，紧接着100瓦、200瓦发报机也相继组装成功。三灯收报机也出自他手。继而进入选派人员、培训骨干阶段。在一些社会机构和人士巧妙的掩护下，打着“上海无线电学校”的名号，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了张沈川、曾三、伍云甫、俞杰生、王子纲、宋侃夫、翁瑛、王有才、邱德、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张华、刘进、胡白天等一大批通信人员，并于1929年秋在上海建立起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之后便由通信人员携电台派往全国各地及各根据地，从事党的秘密通信联络工作。

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既是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一项急迫任务，也是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迫切需要，但也经历了颇多周折。其间苏区中央局曾几次向中央报告，并派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亲赴上海当面汇报无线电电台装备和人员配备情况。周恩来这才知道中央苏区有了无线电台，于是，便开始采用新的联络办法了。

自苏区中央局决定与上海党中央地下电台联络的任务下达后，刘寅他们便严阵以待，夜以继日，期望早日完成这一特殊任务。初期用15瓦电台联络，连续守听呼叫了几个月，都没有结果。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几次问及此事，刘寅他们深深地感到肩负的责任之重大，个个心急如焚，人人压力山大。自1931年5月16日缴获了100瓦电台以后，条件有所改善。于是，王诤和伍云甫、刘寅和曾三分为两组，改用100瓦电台继续日夜守听，按照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带来的呼号、频率进行呼叫。由于两地相距遥远，加之受到地形、山势、气候影响，从艳阳高照到雷电交加，从满天繁星到月黑风高，虽然他们在种种不同条件下坚持守候，但联络却一直未见成效。

为了提高守听效果，就把发射天线架到山顶上，而电台则放置在山崖下。于是便展开了两个层次的防空准备。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天线必须天天变换山头，搬来搬去；山下电台四周掩盖得严丝合缝，避免漏光暴露目标，同时也防止蚊虫叮咬。在里边守候时间一长，哪怕是赤膊上阵，汗流浃背也是不可避免的。

最为恼火的是，电台的充电机工作起来“突突”直响，尤其在夜深人静时分，更显得惊天动地，给电台人员招来了不少麻烦。一天晚上，充电机刚刚开动不久，中央局代书记项英气冲冲地来到报房，硬说电台是在有意暴露目标，提出要给曾三处分。虽经曾三反复解释，依然无济于事。直到王稼祥等领导人闻讯赶来，一同替电台的同志们解释，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时至9月26日晚，轮到报务主任刘寅值班。他一上岗，即戴上耳机，聚精会神，苦苦守候，直到深夜。小山村里十分寂静，只剩下随风飘来的阵阵草丛蟀唱、荷塘蛙鸣。在守听的波段范围内，很少听到信号出现，常常听到的只是收音机里的振荡电流声。刘寅用毛巾擦了擦脸上、手臂上的汗水，继续守听。工夫不负有心人。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他透过许多杂乱的信号和沙沙的噪声，终于听到了上海党中央电台传来的微弱而清晰的呼叫声。刘寅顿时兴奋起来，喜悦之情，像一股电流一样，顿时传遍了他的全身。他马上把对方的呼号一字一码地抄写下来，同规定的呼号一一对照，发现丝毫不差。他迅即一次次地呼应，并要求通报，然而对方却始终不予理睬。这时，刘寅灵机一动，一边应答，一边马上让通信员叫醒曾三。曾三很快赶来，二人作短暂交谈。后经曾三证实，此台的确是党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曾三立即上机，戴上另一副耳机，听着听着，他的脸上禁不住现出了微笑，他接过手键，与对方在机上作了相互应对，并给对方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请示即将召开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很快便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份简短电报。

日后得知，上海方面经手、译电的是周恩来、邓颖超，中央苏区方面经手、译电的是任弼时，因“豪密”是周恩来亲自编写、由任弼时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来的。

这盼望已久的红区与白区、红区和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终于沟通了！二人的兴奋劲儿溢于言表，几乎蹦了起来。几个月的坚守，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全台人员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大家相互祝贺，忘记了疲劳。

这是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互通电报。从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便架起了一座空中电波桥梁。这次互通电报，也为年底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

在事后交谈中，刘寅曾问曾三：“我一次次地呼应，对方总不回答，怎么你一呼应，对方就回应了呢？”曾三不无自豪地告诉刘寅：“嗨嗨！对方上机的是我的那一口子何世英，因她不熟悉你的指法，所以迟迟未予回应。”刘寅这才明白过来，笑盈盈地说：“怪不得呢，原来对方是你的妻子呀！”从这一天起，刘寅使用过的这部机器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上称作无线电第一分队。

对于无线电通信沟通上海党中央与革命根据地的联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聂荣臻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指导和支持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是军委工作的主要内容。”“向中央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提供情报，也是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国民党打算在什么时候、用多少兵力，向我们什么地方进攻，一般说，我们都能及时了解，通报给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央根据地没有电台，给前方的情报都是用密写方式派交通员送去的。第二次反‘围剿’之后，我们缴获了电台，沟通了江西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各种情报就可以及时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前方。我们提供的情报，对前方的军事斗争，起了配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