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发奋读书

刘达端，自幼生活在贫穷、勤劳、善良的父母身边。耳濡目染，眼见父母生活艰辛，饱尝人间疾苦。受父母的影响，达端从小养成爱劳动、能吃苦、朴实善良的品格。

刘上洪一辈子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仅靠自学认识一些常用字。他自认为没有文化受穷，社会地位卑微，时时遭遇歧视与冷漠。他时常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穷。而要不受穷，只有念好书，才有活路，才有出息。一天，上洪把达端叫到身边，一脸正经地说：“我送你去念书，你可要好好上心，为爹娘争口气！”达端听后，连连点头。于是，上洪带着儿子达端到扁担巷附近一家私塾馆拜师求学。先拜了孔圣人，又拜了老师。念的依然是《三字经》《弟子规》等。刘达端在这家私塾馆念书半年多，后转入基督教会办的圣马太小学。

穷家子弟早知发奋。刘达端深知自己家境贫寒，能有机会上学实属不易。所以，他一直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优秀。校长邓述坤和几位老师对刘达端十分器重和爱护，都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生。但是，在刘达端升入四年级时，因家境实在无以为继，不得不辍学回家。

失学后，刘达端学裁缝未成，又到磨子巷王荣记鞋店当了学徒，实则给王家当佣人，烧火、跑腿，倒夜壶、看小孩，时不时瞄上几眼，偷看师傅做鞋。后来鞋店因生意不好不得不关门，刘达端只好又回到家中。正在走投无路时，校长邓述坤给刘达端捎信，破例让他免费升入高小一年级继续学习。刘达端感激涕零。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二），刘达端的父亲刘上洪不幸病逝。父亲过早离世，对刘达端全家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刘达端的母亲邓氏成了家里的支柱，靠给人家干些缝补浆洗等杂活，换取微薄收入养活家人。14岁的刘达端曾指望靠在家门口附近摆小摊卖香烟、糖果补贴家用，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尽管舅舅借钱资助，哪知小本生意惨淡，想法落空，无奈只得收摊。度日的艰辛，母亲躬身劳作的背影，在少年刘达端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铁路、邮政和郎中并称时下三大铁饭碗。1925年，刘达端曾梦想报考邮政学校。为此到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英文补习夜校学习英语。家里穷得连油灯都点不起，每天晚上放学后，他就到家境条件比较好的要好同学李正规的家里借“光”温习功课几小时后再回家。就这样，他坚持了一年多，初步掌握了英语的基本知识。

1926年夏，刘达端高小毕业，进入圣马太小学初中部读一年级。不久，北伐军攻打南昌，刘达端被迫又一次辍学。

1927年，南昌一中、二中合并而成的南昌中学免费招生，刘达端得以插班读初中二年级。暑期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讲习班学习，开始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八一”南昌起义时，身处学校学生宿舍，枪炮声惊醒了同学们的幻梦。从这一时期开始，刘达端逐步接触进步书刊并经常悄悄传阅《新青年》杂志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章和书籍。这些书籍字里行间饱含的新思想和对旧世界的无情鞭挞，激发了青年刘达端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同时，也渐渐地对文学、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8年，大革命失败，免费就读的南昌中学被迫解散。新办的学校收费很多，刘达端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再次辍学。真可谓“苦读十载三辍学，年幼失怙路坎坷”。辍学之后，小小年纪的他，心急如焚，苦苦寻觅，到哪里找个吃饭的门路？

南昌起义部队是穷苦人求生的最好门路。可是起义部队被迫撤离江西，向南开进，一路遭到国民党部队的追剿，前途如何不得而知。刘达端无从得知任何信息。

就在这时，“国民党江西省党务学校”招收党务训练班学员。为求生存，刘达端冒名国民党员报考上了该训练班，学习三个月。暑假期间，他参加了“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举办的夏令营讲习班。在讲习班期间，教员见他毛笔字写得还好，就派他当了一个半月的临时记录员。结业时，训练班全体学员拍集体合影照一张，以示集体加入国民党。之后，他被分配到祖籍地，在“安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当文书。到安义不久，由于他不肯同流合污，被排挤出来，不得不从安义回到南昌家中。

这次就业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刘达端那颗年轻的心灵，使他进一步感悟到社会的黑暗、社会底层人们的痛苦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