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中国的语言来讲解中国的历史与思潮

问：从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编撰开始，你就走上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

张岂之：是。在侯外庐先生的带领下，我和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开始修订、增补抗战时期初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三卷，随后又参加第四卷编写工作。编写如此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无疑是一个极大锻炼。稿件由侯先生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经常有推倒重来的。我们经常跟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从不愠怒，这对我们年轻人成长大有裨益。

《中国思想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五卷六册。从写作、出版、修订、再版，历时较长，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正值社会激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外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在生活动荡中，承受各种压力，坚持学术研究，完成了卷幅很大的著作，这个功绩对于后来者是有很大激励作用的。《中国思想通史》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力求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精神，对中国思想史的内涵、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每卷“绪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外庐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独到见解，并由此入手去解剖中国思想的演变发展，力求触到思想史的实质。

同时，此书也富创新性。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当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时，他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感受：“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这就是创新，也就是在科学上找到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特点的一种学术自豪感。

2008年正当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学术文化研究备受重视，人民出版社改版重印了《中国思想通史》，这既可告慰于前辈学人在天之灵，对后来者则是有益的鼓励和鞭策。

这里我要说一句，虽然我随外庐先生学习研究中国思想史，但是我没有完全学好，因为我对中国社会史没有进行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只能引用学者们的已有成果。

问：你提到侯外庐先生走出“仿效西欧”的这个学术创新，对今天的人文社科研究仍然有着现实意义。是这样吗？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他研究成果中最宝贵的，就是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特点，不生硬套用西方的模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面临“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前辈学人早已在这方面开始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比如，外庐先生曾经下功夫研究马克思以印度为主的东方社会时，接触到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学人注意到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重要论断。侯外庐先生经过研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历史阶段（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古代文明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有古典形态，还有非古典形态。古代希腊属于前者，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属于后者。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则是“改良（维新）的路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和希腊不同，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氏族血缘组织的某些结构，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逐步形成演变为血缘的宗法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和思想。

这个观点，即使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也是创新观点。经过几十年，今天我国考古学已有很大发展，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已有了比过去更加充分的认识。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氏族贵族统治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研究，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侯外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这样说：“在主要关键上都做过严密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研究外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贡献，并不是在具体观点上的继承，而是在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上的继承，特别要学习他勇于探索创新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