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蟆滩的回声
——忆柳青
每当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苍苍莽莽的终南山的时候，我就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
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他仍然在面临终南山的他住的院落里活动着。每天中午，他坐在他那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窗下的桌旁，面对着稿纸，在他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里，与其中的各色人等，一同感受，一同思考，一同激动，一同焦急，一同笑或者一同哭……
有一次，我到皇甫村，正好是中午，他正坐在桌旁，手里握着他用了多年的那支浅灰色的钢笔，眼盯着稿纸沉思着……我悄声地坐在靠墙的那张旧沙发上，没有惊动他。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朝我走过来，说：
“慢呀，慢得很嘛！吃力得很嘛！……”
每当我在许多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中，看到评论家以十分诚挚的口吻，称赞柳青在创作中表现了这样那样的才能的时时候，我就想起了柳青当时说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沉稳而自如，脸上没有丝毫焦急的神色。柳青写得很慢，每天写一张稿纸，有时还写不满一张。我曾问过他：不能写得再快些吗？他笑笑，用手稿指着他那光洁的前额，说：“不行嘛！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出抠哩！”如果柳青在他的作品中，确实表现了他的某种才能的话，恐怕就是他这种“一个字一个字往出抠”的艰苦劳动的结果。
作家这种职业，以及这种职业的具体劳动过程，并不被社会上很多人所了解，因而作家这种职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甚至还遭到各种各样的摧残。秦始皇焚过书，坑过儒，蒋介石枪杀过作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作家和文学在我国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江青之流，既焚过书，也坑过人，范围之广，手段之毒，花样之多，历史上所有残害过作家的坏蛋，都自叹弗如！柳青和其他不少优秀作家，在这场骇人听闻的迫害中，都未能幸免。
作家绝不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政治勾当的奴仆，文学也绝不是他们手里的工具。作家和文学都是属于人民的，因而，作家的工作，是崇高的、庄严的，当然也是十分艰苦的。如果数学桂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随便就可以摘到手的话，那陈景润还有什么值得人们去称颂的呢？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一个作家，用他的全部心血，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优异贡献，就应该受到尊敬！
炼钢固然艰苦，但是找矿，开矿，选矿，也许更艰苦。作家写作过程是艰苦的，但我觉得，在动笔之前，即孕育作品的过程，可能更艰苦。但愿人们不要忽视这一过程。
柳青一九五二年来到长安县皇甫村。住的房子是一座破庙，吃水用辘轳从井里打，晚上点的是煤油灯，走路搭乘农民的马车；没有电影，没有戏，没有音乐，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北京、西安有的物质文化条件，这里全没有。这对早在四十年代，在陕北米脂农村当了三年乡文书的柳青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当时全国工作重点，已转向城市。而且柳青在这里不是住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收集些创作材料，而是安家落户十四年呵！
柳青常说，一个人在生活中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什么都想得，什么都得不到。一个人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或其他低级趣味的东西，如名利呀，地位呀，肯定他对人民不会做出贡献。他常说，一个人为自己选定某种志愿和奋斗目标，这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实现它。比如想当作家，那你得对作家的工作，要有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为达到目的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有能力排除各种干扰，外来的，特别是自身的干扰。否则你那些理想、愿望，只能是一种空想罢了。柳青常十分诙谐地说：
“你要从绥德到米脂，你就只管走。不要到了二十里铺，见人家杀猪哩，你站下看一阵；到了四十里铺，见两个人打架哩，你又站下来看一阵，这样，八十里路，赶天黑你就到不了米脂城里……”
柳青像他自己说的，一步一步，在他为自己选定的路上，只管走，向着预定的目标……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要回城里。他和我一块走上他的房子后边的坪畔。因为坡陡，我们都有点气喘，于是对着终南山站着，缓缓气。这时，终南山巅的雪峰，在晚霞辉映下，光彩闪烁。柳青久久凝视着雪峰，他似乎发现了他从未发现过的什么。
“真好看，”他突然说，“也真高呀！……”
我不知道他这时候在想什么。他内心翻涌着怎样的感情的波澜？也许眼前终南山巍峨的雪峰，激荡着他正在攀登他自己的艺术高峰的壮怀……
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论急风暴雨，云雾笼罩，或是风和日丽，柳青那锐利的目光，始终盯着他自己的目标，从不左顾右盼，见异思迁。他执着，他顽强，甚至执拗到亲人和同行不可理解的地步。在他前进的路上，哪怕面前是荆棘遍地，或悬崖峭壁，他仍然坚定不移，小心谨慎地为自己开拓着前进的途径。
柳青看了我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以非常严厉的口吻对我说：
“……一个县委书记下乡去检查工作，路上的心情和感受，不会像你写的那样。自己不了解的人物，是写不真的。……以后不要写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
有人曾建议柳青写一部有关陕北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以柳青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少年时在陕北就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又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写一部这样题材的作品，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柳青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要写他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柳青一九五二年就到了皇甫村，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写完《创业史》第一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以一个党的干部，亲身参加了从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整个过程，而且为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革，花费了不少心血，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艰苦斗争。在这期间，柳青真有点梁三老汉当年创业时那股劲头：恨不得趴在地上，用头去深翻蛤蟆滩这片生活的沃土。他常说，一个作家必须在生活中解剖麻雀。他说走马看花，下马观花，毕竟不如种花的人，对花了解得深刻。一个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缺乏深刻了解的人，就懂得政治，懂得艺术，他不相信。给青年作者谈话或做报告，他经常劝告青年作者，必须进生活的学校，进艺术的学校，并用马克思主义把两个“学校”结合起来，统帅起来。在他临终前不久，在一次录音讲话中，他又重申了他这个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主张。他不仅向别人宣传他的这一信念，几十年来，他一直坚贞不渝、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亲身力行了这一信念。当他从“牛棚”里被“赦”了出来，他那本来就十分病弱的身体，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但他毅然把家又搬到了长安县。他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呀，我是长安一户人呀！……城里我住不惯嘛！……”
柳青常对人说：“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特别是一个作家。”他说他长期住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不失去这种感觉。他说一个作家丧失了人民群众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他要想在他的作品里，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绪，是不大可能的。鲁迅先生告诫他的孩子，不要当空头文学家，恐怕也包含这方面的意思。
有人问他，他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他说，没有模特儿，他就没有办法写。众所周知，王家斌就是梁生宝这个典型的模特儿。他说，作家的困难，要在作品中扮演各种角色。你在生活中对各种各样的人，了解不深，你怎么能扮得像呢？
人们不是提出来要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吗？我不知道，从柳青几十年的文学活动中，特别是他在长安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中，能不能寻找出一些对这个讨论有益的东西来？
柳青始终依靠他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生活着。他不理解的事情，他不说，也不去做。他永远是他自己。
一九五八年，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文学界也“放卫星”。在一次制定作品“放卫星”计划的会议上，柳青一直沉默不语。当会议的主持人一再要他表示态度时，他十分为难地说：
“我不会，我放不了……”
他这种冷静态度，和当时整个社会上那种不冷静的气氛，和当时会议上那股“热气”，都极不协调。他的“顽固”态度，引起别人很大不快。尽管当面没有人对他的态度发表什么评论，但在有的人心里委实觉得柳青这个人太缺乏“政治热情”了。
柳青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态度，引起别人的不快，以及由此引起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而烦恼。会议完了，他仍旧回到皇甫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的《创业史》去了。第二年，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发表了，引起国内极大的反响。而那些所谓的“卫星”，一直未见进入轨道，引人翘首。过后说起这件事，柳青严肃地说：
“怎么能拿自己的工作开玩笑！吹牛，我从来不会。……作品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几句大话、空话，能等于作品吗？”
柳青最厌恶那种说话没准，办事没谱，三丈高二丈低的人。他认为，任何人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扎扎实实的风格，要想办成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虚假，浮夸，必定失败。他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把握住自己，这是成熟的表现。他经常劝告青年作者，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就，当自己还不具备做出成绩的各种条件时，那只有努力去具备做好工作必不可少的各种条件，这是一种老实态度。对任何一件事物，只要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别人用任何方式，也很难改变他的看法。
在那头脚倒置、黑红不分的年月里，那伙所谓的“革命派”，反复用强制的办法，要柳青承认《创业史》是什么“大毒草”。柳青也只重复一句话，作为回答：
“我的作品有缺点，将来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修改……”
每当这时候，那些妄图用拳头、咒骂和疯狂的号叫，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英雄们”，同样，也想用拳头、辱骂、威胁、恐吓和号叫，以及一切卑鄙伎俩，改变柳青对《创业史》的看法，然而他们失败了。柳青宁肯个人受屈，也不肯让原则受辱。因为柳青不把《创业史》认为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把它当作一种被人们承认了的、于人民有益的社会的物质。
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次，那伙“英雄们”，突然把柳青叫在稠人广众面前，叫柳青“自报家门”，妄图以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冲垮柳青精神上的防线，要他承认自己是什么“黑作家”“三反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等等。柳青两手搭在手杖上，把他那已被摧残得伛偻的身躯，挺得直直的，高高昂起不屈的头，镇静自若、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
一阵“打倒”的号叫，也没有使他的头低下去……
柳青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抠手指头。不论在任何场合，当他静静地认真地抠起手指头的时候，正是他沉浸在一种深刻的周密的思考中。他对他遇到的任何事物，都要思考一番，从而得出他自己的看法。和他交谈，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他不像一个艺术家，倒很像一个哲学家。有时候，从他的话语中，使我感到他对问题的思索，显得过分冷峻。他眼里闪射出来的锐利的目光，似乎他无时不在探索着生活的奥秘和事物的底蕴。他经常给我一种印象——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把所有的偶然的和感性的东西都排除掉了，一切仿佛都在一种高度的理智支配之下。
我几乎没有看见柳青流过泪。不论是欢乐的时刻，或是痛苦的时日。
柳青的助手、爱人马葳同志，忍受不了对柳青的残酷迫害，抱恨而死。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竟然还要对这位不幸的死者，进行一次最后的污蔑。他们召开大会，声嘶力竭地给马葳同志强加上“叛徒”的罪名。同时，他们想要看看柳青，在这沉重打击下，会神态失常地向他们低头。可是柳青当时没有悲伤，没有眼泪，从他那冷峻的目光中，只能感到轻蔑和恨……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想象不来，在他那瘦小孱弱的身躯里，怎么会贮存着那么顽强的意志和力量！我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为失去亲人，极度悲伤！
一九七六年春末，我们几个人到长安县去看望柳青。他说自从周总理逝世以来，他的心情一直不好，无心做事。他的身体又不如前些时候。我心里为他的生命担忧。我们谈起总理逝世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巨大悲痛，发生的各种各样感人至深的事例，柳青盘腿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听着……我看见他眼眶里溢满了泪水，接着两串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滴在他的衣襟上……他那理智的闸门，再也拦不住感情的波涛。他一任眼泪流淌，最后终于变成了轻轻的啜泣……
我们都流着眼泪，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那瘦小的身躯静静地躺在那里，他那双深藏在眉骨下的锐利的、充满智慧的眼睛，微微地闭着，那犀利的、看得很深刻的目光消失了，他唇上那浓浓的黑髭，再也不会随着他那爽朗的笑声，愉快地跳动了。尽管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这么早而快地离开我们，离开严冬过后这明媚的春天，但他的心脏确实停止了跳动，他停止了呼吸，停止了思想！
中国有一句老话：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我以为，一个作家当他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活体验，形成了精湛而宏大的艺术构思，正在运用圆熟的技巧，把他心中的生活画卷，往纸上描绘的时候，突然中断了，永远再也不能完成他的工作了，这恐怕才是最大的不幸。而且这种工作的突然中断，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却是因为一种粗暴蛮横的外来的恶势力所造成，那就使人更愤慨，更悲痛！
柳青的死，使人特别感到悲恸，原因就在这里。
高尔基在一篇回忆托尔斯泰的文章中说，托尔斯泰死后，躺在那里，在他的胡子下面隐藏着微笑；他的一双手终于和平地休息了，它们已经完成了它们的那种艰苦的工作。托尔斯泰自己也曾经说过，他写得太多了。他在他那些浩瀚的著作中，曾充满激情地宣传了他们造的教义，当他死了后，也许他满意地笑了，他那双奇特的手才满意地休息了。可是我看到在那浓浓的唇髭掩盖下的柳青的嘴角上，没有一丝微笑，脸上似乎还滞留着一股愤懑、遗憾的神色。他那双我所熟悉的手，怎么能休息呢？因为他还没有把蕴藏在他心灵里的那首抒情诗写完，他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啊！
我站在他的遗体旁，和他做最后的告别。我久久地凝视着他那高高的前额，熟悉的脸庞，浓而黑的唇髭，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这时，在我耳边仿佛又听到他临终时那沉郁、悲怆的声音：
“再让我活几年吧，哪怕两三年也好，让我把我的工作完成……”
1979年6月20日
（原载于《长江》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