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
——回忆柳青同志
行行过太行
迢迢赴延安
细细问故旧
星星数鬓斑
一九四一年春，我从太行山根据地回到延安。前一年，柳青也从太行山根据地回到了延安。我们又住在蓝家坪文抗的窑洞，两个窑洞离得挺近。坪上长着一排柳树，在柳荫下，常常碰见一位陕北青年，身材瘦弱，面庞黝黑，眼光刚毅，喜欢诙谐说笑，流露出一种倔强的精神。他穿着一身灰军衣，戴着陕北的羊绒毡帽，倒背着手，望着杨家岭青青的后山，似乎在进行创作构思。
文抗的一位同志指着那位青年对我说：
“他就是陕北的契诃夫柳青。”
把柳青比作契诃夫，是从形式上看的。柳青从事创作从短篇小说开始，而且一开始就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洗练，人物扎实有力，富于幽默感，有些近似契诃夫的风格。柳青喜欢读鲁迅和沙汀的作品，特别是鲁迅的《祝福》，刻苦钻研，精心琢磨，读过七八十遍。他学习了鲁迅的创作技巧，也学习了鲁迅的战斗不屈的人格。柳青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地雷》，发表在茅盾同志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放在头一篇。由于印刷工人对柳青的名字还不熟悉，竟把柳“青”误排成了“柳倩”。柳青只好跑到延安新华书店，把刊物上排错的名字更改过来。
在延安的文抗，我和柳青很快地接近起来了。在创作上都属青年一代，我俩都到过太行山根据地深入生活，回到后方在一个厨房里吃大灶，在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在一个窑洞里开讨论会，饭余会后，又常常到延河边去散步，我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与幻想，常常谈到前方八路军的战斗、延安的文艺界，一直谈到私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语言。他有自己的见解，能够吃苦，不计较名利待遇，勇于实践，在文抗的作家当中，他首先迈出和工农兵结合的第一步。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深入实际和工农群众结合，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课题。
一天，柳青到厨房去打水，爬上坪上土阶，神秘地对我笑着说：“到我的窑洞里拉拉话吧！”
柳青住的窑洞坐西朝东，向阳有一扇椭圆形的窗户，前面摆着木头书架，后面摆着木板床，床上铺着缴获的日本黄色军毯。地中心放着张白茬的木头书桌，桌上堆着稿纸、《解放日报》，还有延安出版的《谷雨》和《草叶》，这两本文艺刊物都是用粗糙的马粪纸印刷的，很是难得。柳青在《谷雨》和《解放日报》上都发表过小说，他用难得的一点稿费买了一壶陕北糜子酒、一碟牛肉、一碟延安的涝枣。他用这些东西请客，在延安的条件下，也是难能可贵的。那一天，柳青挺兴奋，也挺热情，把羊绒毡帽摔在桌子上，和我对酒。他喝了几杯酒，脸上泛起红晕，眼睛鼓起来，直爽地对我说：
“我要下乡，到吴堡去啦！”
我问：“你到吴堡去做什么？”
“我下乡去当乡文书，一竿子插到底。学会种地，帮助农民搞变工队。”
柳青放下了酒杯，指着桌子上的《解放日报》，诙谐地笑起来：
“你读过报上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吧！毛主席怎样告诫我们？理论和实际分离，成了墙上芦草，头重脚轻根底浅，要搞创作，也就成了一个空头文学家。”
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柳青就毅然地深入工农兵，在米脂的山沟里做一名乡文书，一住就是三年。他在那里吃小米，和农民拉话，在煤油灯下统计材料，组织变工队，熬过了严寒，战胜了疾病，冲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领导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长篇小说《种谷记》，便是他深入生活的成果。
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会议期间，我和柳青见了面。《种谷记》是周扬同志的报告里提到的优秀的作品之一。在成绩面前，柳青显得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当我提到《种谷记》写得很扎实时，柳青却想到来自反面的议论，眯着眼睛，诙谐地笑笑：
“胡风说它是自然主义啊！”
我也笑一笑：“真是好大的帽子！”
“一个作家很容易被大帽子压倒。”柳青诙谐地说了一句笑话，态度又严肃起来：“在作家里，只有鲁迅是能顶得住的。我们把脚跟踏在群众的土壤上，就不怕被歪风吹倒。”
那期间，我知道柳青见过胡乔木同志，他并不因为有胡乔木同志的鼓励感到满足，而是虚怀若谷，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鞭策着自己。
我问：“乔木同志看过了你写的这部长篇？”
柳青回答说：“乔木要求中国作家，要写六部长篇，那才达到最高标准。”
一九五一年，柳青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铜墙铁壁》，它是以陕北沙家店战役为中心，反映毛主席的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在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毛主席的形象，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柳青是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的。但是，对于那些蛮横霸道、专门打棍子的人，却非常反感。那年冬天，中国作家访问团出国访问。在出国访问期间，柳青又接触到那种不愉快的事情，心情不佳。在一些欢迎会和筵席上，他尽量避免出头露面，很少发言，碰到照相的机会，总是躲在后边。
有一次，中国作家访问团访问索契的时候，我和柳青到黑海海滨散步，海水正在退潮，波涛汹涌，卷起层层浪花，非常瘆人。柳青见景生情地说：
“海水闹得汹，就要退潮了，一个人要霸道，就快垮台了！”
柳青厌恶具有偏见的权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国作家访问团出国期间，他不迷惑于莫斯科宴会席上热烈的祝酒，也不沉醉于大剧院里灯火辉煌的芭蕾舞。他想到的是扎着羊肚子手巾的陕北农民。他告诉我说他要到西安的乡下深入生活，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写陕北斗争的历史，一部是写农业互助合作的题材。究竟先写哪部长篇，他还在考虑，并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你要写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很有意义，要先写农村的题材，就能和深入生活结合起来。”
柳青会意地点点头，胸有成竹地笑起来：“我也是这样想着啦，趁着现在身体还结实，走得动爬得动，就吃点苦。将来成了老汉，再写历史的题材。这样，我就得把家从北京搬到乡下，真正安家落户。”
从北京搬到乡下，生活的差距有多么大，这需要牺牲许多物质条件，那时候柳青刚好结了婚，要自己的爱人一起下乡过那种艰苦的生活，要下最大的决心。
回国不久，柳青就搬到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在那里安家落户。终南山麓，蟆河滩上，稻田池埂，撒满马粪的饲养点，处处都能找到柳青的脚印。他穿着农民式的蓝布对襟小褂，一双纳底布鞋，走到一处，就和一处庄稼汉打着招呼，他在那里帮助成立第一个互助组，给干部做报告，和社员谈心，和敌人进行斗争。他像一棵茁壮的柳树，在皇甫村的土壤上扎下根，扎得非常牢靠，台风也刮不倒。
一九五六年春天，全国作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我和柳青又到了北京。在那短短的会议期间，我们幸运地三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为着国内国外大事操劳，日理万机，对于文艺工作者还是关怀备至。那一天，我临时得到了通知，赶到会场外边的走廊里，那里已经灯火辉煌，大理石的墙壁闪闪发光。周总理和柳青已经站在那里谈话。周总理穿着灰色制服，神采奕奕，亲切地询问柳青在皇甫村生活的细节。柳青站在周总理的身边，额头发亮，眼睛闪光，汇报深入生活的体会，抑制不住那种幸福的感情。站在周总理身边的还有周扬同志。周扬同志看见我来了，把我介绍给周总理，周总理关怀地和我打着招呼，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感到有些拘束，觉得自己不应该占用周总理的宝贵时间，自己来迟了，又打断了周总理和柳青的谈话。
一会儿，周总理带着赞许的神情问柳青说：
“你在乡下搞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实践知识了。”
柳青谦虚地微笑着，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通过农业合作化的实践，回头再读《实践论》，感到分外亲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活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没有这种实践，怎能进行创作，对我来说，这仅仅是上了第一课……”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因而体会深。这是党栽培的成果。站在我们身边的周总理，就是党的领导人的化身。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感激。当我们问候周总理身体健康的时候，周总理就要离开我们了。因为那天晚上，周总理要参加在宴会厅举行的文艺界联欢晚会，宴会厅里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许多文艺工作者热切地期待着周总理的到来。当周总理刚一露面，就被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起来。
柳青在周总理的鼓励下，在皇甫村继续深入生活，一住十几年。他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上构思《创业史》，苦思冥想，精心雕琢，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成年累月的经营，仿佛在攀登终南山一样。作品长期没有脱稿，引起一部分人的纷纷议论，也流传出一些流言蜚语，有人派人到皇甫村进行调查，看看柳青在皇甫村做些什么。到了一九六〇年，《创业史》终于问世了，它以宏大的艺术构思和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反映了广大农民走向集体化的光明大道。它不仅向读者解答了问题，而且提供了一部精湛的历史画卷。
谁能想象到，像柳青这样读者喜爱而杰出的作家，竟然遭受到迫害？那是林彪等“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一九七三年春，我去北京，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一次见到柳青，真是百感交集。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他已经变成陕北老汉模样，穿着市布对襟小褂，留着光头，胡子拉沙的，脸庞削瘦，额头出现了皱纹，仿佛精神上遭受着痛苦的折磨，露出憔悴的痕迹。他忍受哮喘的苦痛，又得了肺心病，挣扎地张着嘴，用胶皮囊向嘴里输送氧气。他的身体虽然很坏，却表现出顽强的毅力，看见我走进来，露出亲切的微笑：
“哎呀，我们又见面了！”
我和柳青握手的时候，我感到他的手瘦骨嶙峋像一把麻秸棍，没有一点弹力。我不晓得为他的健康担忧呢，还是为他难过呢？心里觉得很沉重，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到北京治病来了。”柳青打破了沉默，爽朗地笑起来，好像他一到了北京，就能恢复健康。他挺一挺腰，呼吸一口氧气，又接着说：“我到北京以后，就给周总理写一封信，周总理做了批示，把我送进了医院，看样子，《创业史》又能拉着写下去了。”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的前夕，“四人帮”正在猖獗，抓住片言只语，所谓不能“正确对待”，准备向老干部进行第二次政治迫害。柳青却表示毫不畏惧，直言不讳地讲起他被迫害的遭遇。他的遭遇非常悲惨，他被专了政，关进牛棚子，又抄了家，书籍丢失，稿件和材料被洗劫一空，爱人被逼死了，孩子们没人照顾，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降到他的头上。
在批斗会上有人喊：“柳青，你是什么人？”
当时，只要柳青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或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就可以免遭毒打和折磨，混过了那一关。但是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不屈地回答说：
“我是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
“你的《创业史》是不是毒草？”
“你们认为是毒草，我再考虑考虑。”
正义的回答，只能换来无情的毒打和肉体上的折磨。
柳青一边吸着氧气，一边叙述说：“后来，我的病情严重恶化，感谢皇甫村的庄稼老汉把我背进了医院，他们听说狼油能治哮喘病，跑到秦岭深山里去打狼，剥下狼油，从几百里外给我捎来。我的病情越来越重，前后抢救了十几次。有一次，我死过去了，一点知觉也没有了。有人张罗把我抬到太平房去，我的娃娃们听说爸爸死了，围着我哭起来。护理我的护士也非常难过，为了存一线希望把我抢救过来，坚持不让把我抬走，要求继续观察，她耐心负责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我才苏醒过来，我听到娃娃们的哭声，睁开了眼睛，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多么好呵，永远是属于人民的。
到了今年春天，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光景了。天气分外暖和，严寒已经退去，春风荡漾，柳树乍青。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柳青寄来的《创业史》第二卷，书上有他亲笔的题字。我读了一段《创业史》，他的文字还是那么精练、深厚、结实有力，让人感到亲切。我从心里感到欣慰，心里想：柳青恢复健康了吧？《创业史》可以继续出版了。不久，全国文联常委扩大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我又将和柳青见面了。
我真没有想到，柳青虽然到了北京，并没有参加文联常委扩大会议，他却躺在朝阳医院的病床上。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穿着那件非常熟悉的对襟小褂，光着头，脸庞更消瘦了，胡子更长了，眼光癯癯有神，闪烁着不屈的意志和强烈的愿望。那工夫，医院的护士和柳青的女儿刘可风抬进氧气筒，忙着给柳青输氧，在输氧的空隙时间里，柳青热情地伸出他枯瘦的手，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呢？我知道你来了。”
“这次文联扩大会议，许多熟人都来了。”
我简单讲了一些情况，怕影响柳青的情绪，安慰他说：“你安心养病吧！大家都关心你的健康，关心你的《创业史》。”
柳青沉默了一会，带着强烈的愿望说：“只要我的身体好，还可以写……”
我问：“你的身体比过去好了呢，还是差了呢？”
“比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差了。”
柳青又一阵哮喘起来，呼吸很费气力，脸色煞白，刚刚仰起半个身子，又倒在床上。护士急忙过来给他输送氧气，把氧气管插进他的鼻孔里，他瞪着眼睛，困难地呼吸着。这工夫，刘可风告诉我关于柳青近来的病情，心脏跳动加速，饮食减少，行动很不方便，走路上车，都需要她来照料。柳青输完氧气以后，继续和我谈话。打听关于东北一些同志的消息，从身体健康，文艺创作，一直到受“四人帮”迫害的情况。他很兴奋，精神挺好，对于前途很有信心。我一边和他谈话，一边为他的病势担心，担心谈话过多消耗他的精力，影响他的健康。我准备向他告别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停了一会，柳青明白我的意思，困难地抬起了头。他好像想起了许多事情，有许多话要说，还没有说尽。
柳青望着我说：“我们见一次，少一次了，下一次……”
我为了安慰他，不使他想得更多，紧接着往下说：“我下一次到北京，一定来看你。”
真想不到，我和柳青这次见面，竟成最后的永别了。
永别了，柳青同志，你在人间走过的漫长道路，是一条坚实而健康的道路，又是多么波澜曲折！你在生活、创作、战斗中体验到欢乐与痛苦、灾难与友情，在时代的大搏斗中，记载下你的声音和文章；你不仅给我们留下《创业史》诗篇，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你那坚强不屈的性格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永别了，柳青同志，我们共同走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这历史使我记忆犹新。那太行山上劲拔的青松，黄河岸上吴堡的谷穗，皇甫村蟆河滩上的稻秧，还有那潺潺的延河流水，一泻千里，奔向东海，永不止息。你的生命也是不息的。
197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