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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沟的确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的原因，就是我所说的人类的“灾难记忆”。

高西沟的1949年比县志中记载的米脂的1949年还要糟糕。米脂尚能1平方公里有20棵树，高西沟几近于无草无树，草让羊啃光了，树让人吃光了，连蒿草都让人烧光了。还有什么比这种情景更加可怕？高西沟的自然环境比米脂县的平均水平还差，比周围那些自然环境最恶劣的村庄还要恶劣，即使到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你到高西沟的漫场子沟、小峁沟、泥页沟等等诸如此类起着乱七八糟名字的沟底走一走，抬头望望，假如你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就能够“复原”半个世纪前高西沟的地形地貌。这个村子的土峁差不多都直上直下，百米高度的土峁，一般坡度都在七八十度。这山峁，人称“悬崖立壁”。

不用说，这是水土严重流失给高西沟人的特殊馈赠。

不用说，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生存也变得极其艰难。

然而，物极必反。当水土流失，严重到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无法再生存下去的时候，当生存的希望被愈来愈贫瘠的土地砸进了深得见不到底的深坑的时候，当生存的苦难沉重得让高西沟人喘也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任何说教或者任何运动，在这群渴望战胜和超越生存苦难的农民面前就显得非常苍白。

灾难记忆里最显著的，就是有关“一头刨出个石棺”的记忆。

就是有关那句“千年白骨晒出天”的惊讶和惊叹。

——这是高西沟，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

幸亏高西沟人有着石棺的记忆。

幸亏高祖玉和高西沟人此时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和适合他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独特路子。土地的集体所有让他们第一次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根据土地的不同用途，对全村的土地进行重新摆布，重新进行整合和利用。

此时的高西沟，万事俱备，蓄势待发。

1958年古历正月初八，高祖玉带领由青壮男女劳力组成的基建队开上了孙家梁山。这年冬天他们披星戴月以革命加拼命的“大跃进”精神修出了20亩高水平的水平式梯田。但是，高西沟和高祖玉却受到了公社的批评，原因是他们没有跟上“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速度，没有完成公社要求的“10天修出70亩水平梯田”的任务。盲目地追求完成任务的指标，完成指标里的土地面积，不是高西沟人的风格。同时他们还认定，这样干肯定不是对土地的科学态度，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滥垦滥种，把本该种树种草的地方修成梯田种了粮食，把本该生长灌木、种柠条的地方种上了土豆，结果只会糟糕：失去了林木的土地，土豆也长不好。

高西沟之所以成为后来的高西沟，和这块土地上生长着的一种我们可以叫作“精神内蕴”的东西分不开。他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瞎指挥，他们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也了解他们的土地——他们相信，只有了解自己土地的人和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才有权利对这片土地做出安排。

这个1958年对高西沟极其重要，对我们理解高西沟极其重要。

因为高西沟后来的一切，都必须从这个1958年开始。

“大跃进”的“强劲东风”没有刮晕高西沟人。别人修100亩或200亩梯田那是欺哄上级给别人看的；高西沟的20亩是修给自己的。这20亩地费的工比起别人的200亩甚至300亩还干得更苦。他们严格按照技术专家的指点，要保住上面的熟土，梯田外缘得夯实拍瓷，要深翻，要多施几倍的农家肥，目标是“修一亩，成一亩，丰产一亩”。结果，这20亩地春种秋收一下成了高产田，比坡地增加4倍。就是说，1亩等于4亩。

1958年这一年高西沟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县上大炼钢铁，县城南关升起了土炼铁高炉，机关干部学生农民轮流拉风箱炼“鸡窝铁”。还好，炼铁烧的是煤不是树木。据此分析，米脂1958年林木大面积被毁不是毁于“大炼钢铁”而是毁于“大修梯田”。煤需要从山西长途驮运，因此公社要求从高西沟抽调10头驴中极品：佳米驴。而且，要公不要母，这是为了畜力的需要。高祖玉心疼村里的驴，拒绝了。因为在公社眼里的“男强劳”公佳米驴，在高祖玉眼里却还承担着为高西沟繁殖后代生儿养女的责任。公佳米驴累得狠了就没有性欲，甚至丧失了生育能力，高祖玉为村子驴的后代考虑宁肯忤逆了上级也不肯毁了他们的公驴。此外，护驴还有一个原因：高西沟需要畜肥。

那时候还没有化肥，庄稼地里的肥料主要靠畜肥。佳米驴的肥料就得靠多养驴、养好驴。除了驴粪，他们还需要牛粪羊粪猪粪。这就需要他们多养大家畜。

半个世纪后高西沟人对我说，他们后来著名的“三三制”是逼出来的。

道理很简单：修了梯田需要肥，肥从哪儿来？——要有牲口。

牲口吃什么？——吃草。

草从哪儿来？——向山坡要。

于是，在修这20亩高产稳产水平梯田的同时，他们开始了种草种树。

这年，1958年，他们退耕坡地种了300亩草和30亩林。

极为奇特的，恰恰是在1958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大跃进”年代里，高西沟人开始种下了他们村第一棵和第一批树。也在这一年，高西沟开始了逐步退耕粮田还林还草。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58年到1961年年底，高西沟共退耕800亩还林还草……

这里没有任何说教，是高西沟人以他们对土地的深爱和对土地的理解，对土地的一种合理利用。这里也没有理论上的号召，有的只是农民最原始的智慧。凭着这种智慧，他们懂得对土地只能“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用林和草保住他们优质高产的农田。

这里甚至有一种叛逆。他们没有按上级要求把一座座山，整座山头都全部修成梯田，而是在坡度较缓的阳面山坡修稳产高产田，在荒坡野洼悬崖立壁种草种树。于是你不能不佩服，在“大跃进”的1958年，在米脂全境为种粮而大量毁林的大环境大背景下，高西沟人却开始了他们极其超前的退耕还林还草。而且非常奇怪，它恰恰又是由对林草破坏力极强的修梯田引起的。所谓祸福难料，梯田对国土上的生态环境可能是一次较大的破坏，对高西沟却意外地启发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生路”。

我曾经问过高祖玉：为什么你们能想到种草种树，沟坡兼治，而别人却想不到呢？

高祖玉的回答很简单：那是人们都知道就是不做。

想想，这句听起来很简单的话里却有着十分深刻的道理。

事情的“真相”的确如此。

1958年，还是这个“大跃进”的年代——这个在此后许多年里，反复和不断为人们所诟病的年代。时任米脂县县委书记的王彦成就在全县制订的改造米脂山河的规划中提出了：“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小沟打坝聚湫滩，平地变成米粮川”的远景设想。

——想不到吧？看看这个规划，比我们今天的“规划”能差到什么地方？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一点儿不比我们今天差！而其恢复生态，恢复绿色植被的意图也相当清晰和清楚！说心里话，开始我甚至不能够相信，在“大跃进”的1958年米脂县委能够有如此“超前”的意识，我反复问了几个人，包括林关石和刘树滋，他们都是当时的农业技术员和农业官员；我甚至还查了米脂县志和有关资料。没错。一点儿没错。米脂县委的这个规划白纸黑字地写在有关档案资料里，也深印在高西沟许多普通村民的大脑里。我这才想到，也许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有误。也许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有颇多偏颇。甚至也许，是我们过于偏激，甚至偏执。我们只记忆我们想要记忆住的东西。否定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便全盘否定。我们记住了“王老九”而没有记住“王彦成”。而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我是龙王”和“高山远山森林山”却同时出现在中国的1958！

当然，我们能记住“王老九”而记不住“王彦成”，肯定也有我们的道理。并不是我们的集体记忆都出了差错。王老九的“我是龙王”和1958年的“放卫星”对中国历史有着现实意义，而米脂县委书记王彦成的“高山远山森林山”毕竟没有成为现实，只是落在了口号里和纸上，但对高西沟有用。这至少让我们明白了，高西沟在1958年开始种草种树也不是高西沟人的“突发奇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米脂县委的“远景规划”——只是，森林山的“远景规划”很快便被高涨起来的、没有丝毫道理的“放卫星”和“王老九”式的革命激情所淹没。

除了米脂县委的“高山远山森林山”，我们还不能忘记。1958年，从那个时候甚至此前，林业部门每年都要下达林业方面种草种树的指标，水利部门也要下达打坝填沟等水利方面的工程指标，畜牧部门也有养羊养牛的政策要求，农技方面还有果树种植改良土壤提高农业科技等等方面的技术指标。如果我们仅以纸面上的统计数字去理解，我们的国土恐怕早已经治理成了地球上最适宜人居住的人间天堂和伊甸园，我们的森林早就铺满了神州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旮旯拐角。

正像高祖玉所说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们没有想到。

问题在于人们想到了却不去做，或者，根本做不到！

有一个民间笑话，讲的是一个农夫和视察的官员——

有个人问农夫道：你用什么喂猪？

农夫回答：用吃剩的东西。

这人说：这样说我应该罚你。我是大众健康视察员，你用营养差的东西去喂供大众吃的动物是违法的，该罚款一万元。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穿着整齐的人又来问农夫：好肥的猪啊！你用何物喂它们？

农夫回答：鱼翅、鸡肝、海鲜之类的东西。

这人说：那么应该罚你。我是国际食物学会的视察员，现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饿肚子，而你却用这么好的食物喂猪，罚你一万元。

过了几天，又来了第三个人，他和前两人一样，问农夫用什么喂猪。农夫答道：现在我什么也不喂。我每天给它们10块钱，它们想吃啥自己买！

高西沟人对付这种政出多门、条条垂直领导，谁说的都有道理，但谁的道理又都不是完全真理的办法就类似于这个喂猪的农夫，不唯上，只唯实，让猪“想吃啥自己去买”，让自己“想干啥自己去做”。如果你完成了梯田的指标，势必要滥垦滥种，因为土地就是那么多，上天不会为了让你多修几亩梯田而凭空给你长出一些土地。树种上，明年为了扩大土地的粮食面积再砍掉，结果肯定是年年种树不见树，下级哄上级，一级哄一级。人哄地皮，地皮哄人，从而导致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高西沟不，高西沟贵在冷静、科学、务实和坚持。

这从他们兼收并蓄水利部门和黄委会治沟还是治坡的“世纪之争”可以看出。从他们不听从“一年等于二十年，十天修出七十亩”水平梯田可以看出。他们从不会被你叫它“左”也罢、“右”也罢，来势也汹汹、气焰也嚣嚣的各种运动裹挟着走，不会听从别人的指挥棒，把自己和土地的命运交给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上级。

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

一种难能可贵的坚持。

这话说起容易做起难，尤其在1958年那样的“共产风”年月，尤其在全国人民都晕了头、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样的年月。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就真实地发生过。南方一个小城的领导在听了上级的报告后，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本市于今天起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当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出现了。市民们成群结队地进到商店食堂饭馆，见东西就拿，见饭就吃。你说：干什么？这是我的！白吃白拿的人理直气壮地回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白吃白拿的人比物质和财富的所有者还要理直气壮。这股势头还在蔓延。很快，商店空了，食堂饭店也关门歇业了，人们开始进入领导人的家里。餐桌上刚端上来一盘鸡，风卷残云没了；所有的食物不等领导人动箸，都被这些“吃大户”的市民吃光了。领导人饥肠辘辘却只有苦笑的份。无奈，真的是无奈，万般地无奈，谁让他宣布他们已经进入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让他自食其果！饿了肚子的市委书记迫不得已又匆匆忙忙宣布：本市的共产主义结束了！……我没仔细计算，不知道该市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共持续了几天，但可以肯定，它比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巴黎公社”要短，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短命的“共产主义”。

林关石和刘树滋，这两个人，一个农业科学家，一个曾抬着担架随王震旅转战陕北、此时已官升县农业局副局长的农业官员，按说应该是两个头脑清楚和冷静的人，而且应该是两个懂得科学种田的人。但在1958年这一年，两个人同时驻队在杜家石沟时就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当时流行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和那个“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的农民诗人王老九同时在1958年“大跃进”时出名的、同为陕西人的陕西咸阳烽火公社烽火大队支部书记王保京，当时也有一句豪气冲天的话：“给我一亩地，保打十万粮！”两个人这天从报纸上看到王保京的这句话，于是同时热血沸腾了。

刘树滋说：人家一亩打10万斤，你说咱能打多少？

林关石，这位“梯田之父”，略一沉吟，道：咱种一亩田打一万粮！

他有所“保留”地只报出个王保京的十分之一。

刘树滋疑惑：怕打不下吧？

林关石坚决地说：各种措施跟上，能打下！

两个人就在杜家石沟的一块试验田上忙活起来。地要深翻，林关石说翻6尺深，刘树滋说不够，得一丈深。然后，杀了10只鸡、4条狗，把鸡和狗煮烂沤粪，又担了30担羊粪，一二十担人粪，全部施进地里。最后得密植，商量商量给地里撒了100多斤麦种。等到出苗，两人一看，简直大吃一惊，两眼瞪两眼：哇哈！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他们的地变成了像一座座小坟头的山丘，麦苗把厚达一丈的泥土像伞盖似的顶了起来！来年，在这一亩地里只收成了200多斤，减去100多斤种子，打的粮食还不足100斤——而成本，则无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