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西沟浮出水面：《人民日报》记者发现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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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陕西省委工作组和常黎夫他们，还有一个原因。
这年更晚一些时候，1961年11月，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米脂县作为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十几个县之一，是历来“污染”黄河的重灾区县，也历来要在大会上做重点发言。米脂县委书记在他的发言中重点介绍了他们县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村庄高西沟，介绍他们水土保持的经验和农林牧综合治理的经验。与会的新闻记者立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在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是年冬天，在北京朔风凛冽的严寒中，在陕北黄土高原北风呼啸雪花飞舞的冰天雪地里，走来了两个中年记者：人民日报社的刘野和王安。
陪同两位记者采访的除了乡农技员林关石，还有陕西省及米脂县水保局的几位水利专家。6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也仍旧吃住在高西沟大队队部。此时高西沟果不其然地在1961年又有了一个丰收年。比起年初常黎夫他们，高西沟人对北京来的记者生活上又有了更多的优待。应当说，直到1961年这年的岁末，全国范围里的大饥馑还没有完全解除，在米脂县城里，一个烧饼一块钱，月工资三四十元的人，也就相当于月收入能买三四十个烧饼。而高西沟人的生活这时却更上一层楼，他们已经有能力让记者们除了吃小米干饭、白面馍，还能隔三岔五地改善生活，吃到香喷喷的炒鸡蛋和羊肉炖粉条，这对久不见荤腥的城里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刘野和王安这年均年近不惑，算是人民日报社的资深记者。刘野性格开朗活泼，很快就和村子里的人打成了一片，村里的人无论谁都像是和他一见就熟，无拘无束地和他交谈，家长里短地、掏心窝地给他倾诉。刘野很喜欢陕北秧歌，学到着迷处，竟抱着条板凳在队部的院子里扭起来。这个京城来的大记者以他独特的性格魅力，在短短七八天时间里就成了全村人的知心朋友。他的伙伴王安则较他深沉、冷静，看得多却说得少。返回京城后不久，《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长篇报道和社论就让高西沟一下子名扬天下。
1962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以《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米脂县高庙山公社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工作调查》为题报道了高西沟，同时，在头版上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范例》。
196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
报道说——
高西沟生产大队因为水土保持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了。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仅四十斤，1956年提高到六十斤，1958年平均亩产提高到八十九斤，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1959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亩产仍达到八十一斤；1960年又受到一百五十多天的大旱，仍较1956年提高34.4%。1961年，这个生产大队的粮食生产更获得空前丰收，总产量仍较1960年提高39.1%，交售公购粮也比上年提高了48.5%。
高西沟大队在粮食获得丰收的同时，畜牧业、林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1956年相比较，1961年这个生产大队的大家畜已经增长50%，羊子增长135%，猪增长763%。在一千多亩林地中，有杏、桃、苹果、枣子等经济林四百零二亩。
《人民日报》社论说——
高西沟生产大队连续三年遭受严重旱灾，但是粮食产量年年上升，畜牧业全面发展，社员收入不断增加，这个成绩的取得正是因为他们把水土保持工作看作是发展山区生产的重要条件，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愤图强，克服困难，改变了水土流失的自然面貌，把穷山荒沟变成发展生产的基地。这个生产大队，可以说是个有志气的、有干劲的大队，他们这种勇于改造自然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效法的。
从“生命线”和“范例”的提法，我们可以知道，高西沟作为农业的一面旗帜已经在全国农业战线上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而且我们知道，就当时和以后而言，高西沟这时已经达到了它光辉和辉煌的顶点。被中央党报称为“范例”，把它的生产经验称为“生命线”，这分量委实不轻。因为尽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过在各种各样情况与条件下称之为“生命线”的东西，但在农业上，就一个村庄而言，能被党报把它的一种生产经验称之为“生命线”，却无疑是一个殊荣。
但此后的高西沟为什么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它没有成为以后全国农业学习的“范例”和“典范”？却如同谜一样的楼兰古国消失在瀚海沙漠中一般，淡出了全国人民的视线，谜一样地消失在了千山万壑的黄土高原的褶皱里，被漫漫黄尘所淹没？……
如果今天要问这个问题，也许有一个回答。
那就是：大寨出现了。
但在高西沟走红中国的当时，大寨的知名度还不算很高。
大寨大队在1962年前后，虽说不算“养在深闺人未识”，但至少也还没有石破天惊地横空出世。从历史资料看，大寨当时的成名还仅限于山西省。1960年6月《山西日报》发表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和《领导作风好，群众干劲高，生产大飞跃——大寨党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陈永贵是出色的支部书记》的长篇通讯。只是在高西沟之后，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同时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后来者居上。
大寨倒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的大寨，由于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进入了呼风唤雨的大寨时代，也从此走进了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