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是外交思想形成和执行时所面对的外在环境。中国通常用时代主题来指代国际环境的总体特征。所谓时代主题是指国际关系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里的某种根本性特点，反映世界需要解决的主要战略性问题，以及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流趋势，从而区别于其他时期。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时代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时代的特征总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分析中国所处的时代，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另一方面要把握时代脉搏，要善于从变幻的世界风云中发现本质，认清长期趋势；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崛起正在使“一超多强”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国际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更要看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时代主题。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最早认定时代主题发生变化并予以深刻阐述。早在1977年年底，他第一次提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的判断。[19]1985年3月，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0]尽管邓小平同志没有明确地把和平发展说成是时代的主题（党的十三大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五大才明确地称之为“时代主题”），但他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论述，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的判断。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新论断的基础之上，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放弃了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转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政策调整，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不仅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党的十三大以来对于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和外事场合反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不断加强。但他同时也清醒地指出，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21]
一 世界总体和平态势可以保持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的增强使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变化。维护和平的力量上升，制约战争的因素增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威胁仍然存在，小战不断、冲突不止、危机频发仍是一些地区的常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新的发展，一些国家仍在支持和鼓励他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强行推翻他国合法政权。各种国际力量围绕权力和权益再分配的斗争趋于激烈，民族宗教矛盾、边界领土争端等热战问题复杂多变。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并日益占据着各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9·11”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使人们开始对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予更高的重视。面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网络安全、难民危机、自然灾害、能源与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既涉及全球治理，也涉及国内治理。
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直接影响各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对比，关乎战略主动权。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以重塑军事体系为目标，涉及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编制体制和军事管理等方方面面，几乎覆盖战争和军队建设全部领域。这场新军事革命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22]高新技术的发展运用将形成新的作战力量，催生新的攻防手段，产生新的作战样式，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形态，由此推动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未来战争将可能由以信息技术和精确打击武器为核心的“初智”阶段，跃升为以生物、纳米、“无人”等技术为支撑的“高智”阶段，作战领域从单纯的自然空间、技术空间向“自然—技术—认知”复合空间拓展。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处于一个结构性的持续低迷状态。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复苏比较明显，而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确定性。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困难和风险明显加大，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下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有效需求不足、债务积累过多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常态化时期，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经济复苏压力。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能源格局可能出现较大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话语权继续上升，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加快重构。
二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一超多强”是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一结构不断趋于弱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改变，但其优势程度将大大缩小，主导和控制世界事务的力度下降。与此同时，多强分化明显，中国从多强中脱颖而出，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明显减小，与其他强国的实力差距明显加大。
从经济上看，200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为10.3万亿美元，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11.7%左右。而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0.42万亿美元，美国为17.87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58%。中国的追赶速度可谓惊人。从2016年到2020年，如果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而美国保持在2.4%左右，则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14.3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将达到20.1万亿美元，即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71%左右。
从军事上看，2000年中国的国防支出约为146亿美元，美国约为2944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5%。而2016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约为1480亿美元，美国为6050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24%。从2016年到2020年，如果按7%的增长率计算，2020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将达到1940亿美元。与此同时，如果特朗普政府使美国国防开支保持温和增长的话，到2020年美国的国防支出大概在6000亿美元左右，即中国的国防支出可达到美国的32%左右，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3]从2016年到2020年，随着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第四代战斗机、北斗导航系统等一批高精尖军事装备投入使用并形成战斗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将有更大的提高。不过，考虑到美军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众多的军事盟国。因此，到2020年，中国尚难以大幅度地、实质性地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差距。
如果说全球实力结构在未来几年内只是有较明显的分化趋势，但还不会发生质变的话，那么亚太地区的实力结构却很可能发生质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过该地区除美国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即将接近这些国家的总和。如果算上美国的话，亚太地区将出现两强并立的实力格局。由于中国执行不结盟政策，而美国拥有众多的亚太盟国，未来亚太地区将出现中国面对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的局面，中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外部安全压力。
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来看，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有明显增长。自2016年起，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投票权从3.65%上升到6.07%，这两项的排名均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第三。中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也从2.77%上升到4.42%，并成为该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5年，中国联合部分国家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应对本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自2008年起，中国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并于2016年成为首脑峰会的主办国。中国还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力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
三 大国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
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一直呈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各大国之间的“竞合”关系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特别是出现了阵营分界的苗头。
中俄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始终把中国当作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1996年，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16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全面、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经济上，双方正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问题；军事上，双方正在研究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的问题。两国政府还在研究进一步提升双边战略合作程度的政策与措施。
美国强化其亚太盟国的军事战略关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方面在口头上接受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另一方面却在行动上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竭力宣扬美国将会坚定地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和防范来自中国的威胁，强调美国在地区层次上承担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义务。围绕中国周边问题，美国主动出招，向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国承诺其可靠而强大的同盟责任，进一步密切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同时开展与越南的战略合作。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宣布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并通过一连串的军事演习和密切军事关系的举动，强调美国不会忽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信息。另外，奥巴马在执政期间先后三次对台出售武器，两次接见达赖喇嘛。这些做法使得中美关系不断波动，难以稳定发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仍在成形当中，虽然已经承诺“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不变，但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矛盾继续存在。总之，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解，虽不至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美国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战略压力，两国关系有可能出现反复振荡的局面。
日本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旨在共同遏制中国的崛起。中日总体经济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使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日本意识到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一去不复返，因此想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同盟来防范中国，并提高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日本不仅在钓鱼岛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上与中国缠斗，而且积极强化日美安保同盟。另外，为牵制中国，日本还主动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加强协调，企图介入南海争端。
中国与印度虽然同为地区新兴大国，但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并不能防止双方战略矛盾的扩展。中印战略矛盾已不仅是领土争端，而且正在形成结构性矛盾，即印度视中国为其在亚洲崛起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此，印度采取与地区外的国家合作，平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的策略。印度与美国加强关系，在核技术和军事方面展开合作，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印度还逐渐卷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试图通过与东盟国家合作，共同制衡中国。
四 世界“四化”趋势深入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就经济全球化而言，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还在加速，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在提升，但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现象和“逆全球化”思潮，这表明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加强，全球化这条道路并不总是开满鲜花，也会存在崎岖的路段。
我们必须看到，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没有消失。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在政策层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政策出现双向调整的迹象，多数国家继续开放并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政策。在制度安排层面，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继续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国际化生产布局，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由于日益重视拓展海外业务，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另外，以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和应用、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为特点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各国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反全球化现象和“逆全球化”思潮值得警惕。由于资源短缺、外部需求减弱、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部分国家和个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受损者和失意者，他们对全球化的发展存在强烈的抵触心理，并以各种方式反对全球化进程。这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有所恶化，全球治理和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就政治多极化而言，尽管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美国的“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持，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没有逆转，也不可能逆转。一方面，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在经济增长方面，2000—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为6.1%，2013年其GDP总额达到28.6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份额达38.7%。从经济规模的增量来看，2008—2013年的5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额净增约9.4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增量的77.9%；而七国集团（G7）净增1.88万亿美元，只占全球GDP增量的15.5%。
另一方面，多极格局的形成将是一个曲折的、长期的过程。多极格局的形成是世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相互间利益的冲突与整合是必然的，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将充满矛盾和斗争。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借助其强大实力维护“一超”地位，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做法是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文化多样化而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正是由于不同文明之间持续开展对话、交流，才融合汇成人类文明奔流不息的长河。我们可以说，文化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相互之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该公约要求各国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的意义更加凸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与交融丰富了世界多样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促进了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增进了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和友谊。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促进文化多样化的努力一刻也未停歇。1995年，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我们创造力的多样性》问世，肯定了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必要性。1998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通过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捍卫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标志着国际社会形成了关于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共识，成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座里程碑。这份首次以公约形式确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性法律文书，记载着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为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原则被提升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高度。
就社会信息化而言，它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影响和改造社会生活方式与管理方式的过程。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突破。信息、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互联网推动产业变革，促进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国际分工新体系正在形成。网信事业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推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提升，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引发生产关系重大变革，成为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发展新格局的主导力量。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使社会和经济生活呈现出信息大联动、平台大集群、流程大互通、产品大升级、计算大覆盖、办公大自由、行业大融合、跨界大协同、管理大整合的趋势。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信息化而走向“互联互通”。面对这种形势，谁在信息化上占据制高点，谁就能够掌握先机、赢得优势、赢得安全、赢得未来。发达国家持续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全力巩固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抢抓产业链重组和调整机遇，以信息化促转型发展，积极谋求掌握发展主动权。世界各国加快网络空间战略布局，围绕关键资源获取、国际规则制定的博弈日趋尖锐复杂。加快信息化发展，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24]
第二节 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总体国际形势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这种既变又乱的国际形势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和乱是国际格局重组变革的必然过程，其中既有新挑战，也有新机遇。对于各国来说，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努力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和平、稳定、公正，更加有利于世界发展繁荣的方向演进。
一 复杂多变的周边外交环境
随着权力格局、安全结构和地区秩序的不断演进，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转变。从全局层面来看，整体稳定与局部紧张并存；从区域层面来看，北部、西部和南部陆地方向形势较为稳定，东部和南部海洋方向形势持续紧张；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中日关系的竞争、对抗成分总体上增多；朝鲜半岛局势继续保持阵发性紧张；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复杂性加大。
美国一段时期以来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25]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个别海洋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国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此外，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这些负面因素都给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 时隐时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反华活动
中国还面临民族分裂主义和敌对势力颠覆活动的威胁。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大业，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近年来，两岸关系保持着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但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更迭，蔡英文当局有可能在“隐性台独”之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近年来，“东突”和“藏独”分裂势力危害严重。国内外“东突”势力以各种形式相互勾结，不断在新疆以及内地制造各类暴力恐怖活动，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达赖喇嘛利用各种机会与国外政要见面，为“藏独”势力张目。其他反华势力则图谋制造“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三 暗流涌动的海外利益安全威胁
随着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年来，中国的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明显上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恐怖组织、宗教极端势力对中国周边国家渗透的威胁在增多。
据悉，东亚、中亚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恐怖组织、宗教极端势力的招募中心，目前已有数千名来自上述地区的极端分子奔赴伊拉克、叙利亚参战。他们的目的是接受暴恐技能训练、获得资金援助和取得战争经验。“伊斯兰国”、塔利班等极端组织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组网结点、扩张势力。随着“圣战分子”的回流与聚集，中国周边地区成为恐怖主义高危地带的风险在加大。
东南亚、中亚和南亚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在这些地区有大量的投资项目。近年来，中国驻外机构和公民在巴基斯坦等国频繁受袭表明，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威胁的频率和程度都在增加。
第三节 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格局在新起点上加快调整。国际形势的“变”与“乱”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变和乱实际上是国际格局重组变革的必然过程，其中除了各种新的挑战，也蕴含着不少新的机遇，并且机遇大于挑战。
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深入，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日渐加深。世界的繁荣稳定与中国的繁荣稳定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另一方面，中国仍面临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
一 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一国的综合国力对该国的外交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虽然国力强大不一定能搞好外交，但“弱国无外交”是铁律，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惨痛历史无不证明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截止到201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连续翻番达到约8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2015年，中国制定了新的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即在2020年前要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使中国外交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游刃有余，更加张弛有度。强大的国力为外交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7月，利比亚冲突升级。中国在利比亚公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果断决策，展开撤侨行动。从7月28日开始的12天内，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轮船11艘，中远、中海货轮5艘，军舰1艘，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这次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海外撤侨行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而行动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如此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若没有国力的保障是不可想象的。
2015年下半年以来，南海问题日益升温。部分南海争端当事国与美国等域外国家串通一气，对中国以各种形式施压，妄图使其占据南海岛礁的非法行动长期化、合法化。越南组织大批船只围攻在西沙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981钻井平台，菲律宾向所谓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起南海仲裁案。美国虽然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亦借机搅局，不断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海相关岛礁海域，以执行所谓的“海上航行自由”行动。面对南海斗争激烈而复杂的形势，中国政府采取岛礁建设、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顶住了各种国际压力，在2016年下半年成功化解了危机。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国力，中国才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完成有关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为今后控制南海、为顶住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国家时提出，中国要以正确义利观为原则来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26]正确义利观由此成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指导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照顾对方利益。在正确义利观原则的指导下，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促进双方在工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合作、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公共卫生、人文和安全十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他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还宣布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用于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没有强大的国力，坚持正确义利观就缺少足够的资金能力，就无法更好地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原则。
二 牢牢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快速发展，席卷全球。中国牢牢抓住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经过艰苦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说，中国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势头减缓，一些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思潮和措施正在抬头。国际社会也围绕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趋势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对此，中国政府有自己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27]
不过，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变小，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而且经济全球化具有“后果非中性”特点，即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的受益和受损情况同时存在。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但是，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化的过程不可能一直行进在充满鲜花的平坦大道上，偶尔遇到崎岖泥泞之路也是正常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世界经济的大海。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历史潮流。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而不要把困扰世界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中国在勇敢地迈向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曾经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中国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中国坚信，自由贸易最终还是会成功，因为全球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贸易收益太大了，贸易保护的成本是人类难以承受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有些就业岗位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让摩擦减少，让整个过程更加平滑。正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所说，自由贸易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当今领袖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既要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又要让贸易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原动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加快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继续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
中国认为，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突出的根源在于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维持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动力，中国发出了如下倡议：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28]
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倡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唱独角戏和谋求势力范围。
三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所谓国内大局，是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谓国际大局，是指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世界形势发展的现实与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共同决定的。中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因此，中国政府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类规则。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相互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存在。统筹两个大局，就是要充分认识这两个大局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立足国内，放眼国际，把两个大局统一起来，形成彼此配合、良性互动的格局。统筹两个大局，就是必须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中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此，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是要妥善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当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开放红利正在消退，国内发展需要注入新的动力。中国要积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倒逼和推动深层次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同时，要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力度、范围，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要妥善处理发挥自身优势与利用外部条件的关系。中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统筹两个大局，就是要在扩大开放中取长补短，做好自身优势与国外市场、资源、要素的对接，使自身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国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三是妥善处理立足自身国情办好自己事情与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态势和政策举措势必产生日益增大的国际外溢效应。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中要按国际规则办事，在调整国内政策和法规制度时也要考虑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中国要积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四是妥善处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国利益与世界利益是统一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和而不同”，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搞零和思维，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时期坚持统筹两个大局，关键在于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统筹两个大局，不仅需要对内创新统筹方式方法，而且需要对外创新统筹方式方法，更需要对统筹两个大局的体制机制本身进行创新，大力强化中央统一指挥、跨部门合作、内政外交联动。
以协调发展统筹两个大局，不仅需要对内加强协调和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而且需要对外加强部门协调和资源整合，更需要内外协调、沟通、互补，从而“以内领外、以外促内”。以绿色发展统筹两个大局，既需要对内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早日恢复生态平衡、努力实现“天人合一”；又需要对外加强环境外交、气候外交，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参与抢险救灾等国际合作。以开放发展统筹两个大局，既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并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中外利益捆绑和经济相互依存；也需要对内扩大开放，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有序释放民间潜能，不断增强社会生机。以共享发展统筹两个大局，首先需要对内加快和深化收入分配等改革，做大中等收入阶层，大力扶助弱势群体，打好脱贫攻坚战，依法限制垄断行业牟利，持续加大民生建设，切实增强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其次需要稳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平等化，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决策权，反对唯我独尊、凭借一己霸权谋求主宰国际事务。
四 外交工作不断创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外交和外事部门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有力推动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进步。外交工作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这里着重分析前两点。
首先，充实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了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他提出了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为核心的合作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外交及时提供了有力指导。[29]
其次，加强外交工作的统筹协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对外交工作的统筹协调，强调外交工作必须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既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做好集中调度，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30]为统一思想，中央召开了三次专门的外交外事工作会议，包括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及2015年1月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和第十六次武官工作会议。
再次，加强外交工作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有关外交和外事机制的建设，逐步理顺体制机制，制定了明确规定，加强与规范外交和外事管理工作，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交和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中央相继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相继成立了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和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涉外安全领域的法律，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其中包括《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
最后，加强外交服务于人民的具体措施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部秉持外交服务于人民的工作理念，实施了一系列服务于群众、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新措施。比如，中国在局势动荡的利比亚和南苏丹等国实施大规模的撤侨行动，成功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船员，妥善处置上万起涉及中国公民利益与安全的重大突发案件。“12308”领事保护热线运行通畅高效，已覆盖全球200多个驻外使领馆。中国还同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新的便利人员往来安排。截止到2016年年底，同中国实现简化签证手续的国家已有40个，持中国普通护照可以有条件免签或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7个。
外交部还启动了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打造服务地方开放发展新平台，使各地方尤其是中西部省区市不出国门，也能和世界各国及国际著名企业相互对接，找到合作对象。同时也使各国驻华使节不出北京，就能了解中国地方省区市的开放政策和发展前景，开拓合作机会。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还利用自己的渠道、信息和人脉优势，为地方开放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
外交部还全力配合国内主管部门做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把反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式途径，追回多名“百人红通”分子，为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积极贡献。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总之，当前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且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增加；大国关系竞合并存，但有阵营分野之势；周边热点难点问题长期存在，且中国难以回避；全球治理规则之争更加激烈，但中国影响力持续上升。
今后几年既是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实施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期”，也是世界的“秩序嬗变期”和“新旧角力期”，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于我有利的一面在于世界仍将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国际力量对比继续趋于平衡；于我不利的一面在于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危机、紧张面会继续上升，局部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将有增无减。然而，中国的综合国力仍将迅速增长，只要党中央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今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