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空间维度：全球化新阶段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空间上来看，新常态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新阶段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8—2015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出口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近9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恰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在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这些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论断，是从空间维度对新常态的把握和认知，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基本语境。

一 逆全球化潮流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充分说明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贸易总量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至今。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见图3-3）。在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创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至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

例如，美国总统选举中处于聚光灯下的候选人，既有反移民、反贸易协定的极端民粹主义特朗普，也有被视为极端左翼的桑德斯，就连参与了政策制定和推动的“内部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宣称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这场乱仗隔洋呼应的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或者两者的奇怪组合，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也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最终，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助推了逆全球化趋势，并且还将继续产生类似的政治变化。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及其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于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演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也好，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也好，作决策的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呼声难以实质性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方向的话，发达国家内部数量众多的“输家”，终究要通过“投票箱”机制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影响一国的政治和政策取向。然而，对此作出反应的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往往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激起民众更大的政治对抗。例如，美国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刺激房地产泡沫，引致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导致“占领华尔街”等群众运动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政治势力抬头。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全球化这一事物本身的问题，出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根本调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作出颠覆性的制度变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蛊惑性的承诺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内以尽可能低的政治成本、尽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权位的政党和政治家，都难以做到或者不情愿做的事情。因此，把矛盾引向经济关系的伙伴身上，甚至把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是他们作出的最符合政治经济学逻辑的选择。

二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本轮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既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被打破，全球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在新的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新一轮技术革命。在全球经济增长遭遇逆风的同时，以互联网、再生能源、数字化制造三者深度整合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悄然而至，并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在生产力上的又一次飞跃。可以想见，这轮技术变革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通信系统、能源模式，乃至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在这一潮流之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经济体将面对不同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对发达国家而言，一方面，由于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多个维度的既有优势，新技术革命将最有可能在发达经济体发生，并进而强化后者在分工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如在近年来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归中，更加强调制造业中的创意设计与数字化，绝非简单的工厂设备回迁。而与此同时，德国也提出了以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工厂等为核心的“工业4.0”发展战略。值得一提的还有21世纪以来机器人产业的崛起。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凯菲（Andrew McAfee）研究了这一快速的转变。他们在《人工对机器》中写道：“最近的机器人对人类技能的替代速度和替代范围有深远的经济影响。”在他们看来，低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出现预示着规模足以与20世纪农业技术革命相媲美的巨大变革，农业革命导致美国的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当初的40%降到了如今的2%。麦凯菲认为，此次变革不但可以类比于农业的工业化，同样也可比肩20世纪制造业的电气化。机器人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重获制造业优势的重要砝码。当然，发达经济体由于处在创新的最前沿，也意味着可能承担较大风险。如何减少、分散此类风险，调动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一方面，面对新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处于相对接近的起跑线上。这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后发国家也普遍具有摆脱旧有格局，争取向“中心”靠拢的积极性。此外，在“大稳定”时期，后发国家普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而在经济、科技、文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其迎接新技术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将会进一步倾向位于价值链两端的设计研发和市场开发等活动的贡献，压缩价值链中端的劳动贡献。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收紧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借助新技术革命发展新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实现向价值链两端的延伸，将逐渐被边缘化，直至被排除在“中心—外围”的分工体系之外，陷入尴尬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史和以往的经验来看，有两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新的科技革命往往不会立即形成势头。即使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已经发生了突破，但是，被普遍应用并转化为经济增长，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突破，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花了一个世纪。第二，新技术的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带来共享。例如，经济史学家指出，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英国重要工业中心反而遭遇更严重的失业、贫困、污染和犯罪等现象，以致这些地区的生活质量低于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低15年。这种新技术革命的非分享性质，在当代发达国家得到了重现。

其次，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的条件下，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特性，有利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换句话说，人口红利表现为较高的潜在增长率。相反，当人口抚养比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人口结构就变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上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就反转过来，降低潜在增长率。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继续加速的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字，在2000—2015年间，发达国家平均的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从21.9%提高到26.9%，而同期较不发达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率则从8.8%提高到11.8%。预计到2050年，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率将分别上升到37.7%和25.9%（见图3-4）。

最后，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金融监管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的必要条件，一是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中加入了新兴经济体的力量。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平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取代金融稳定论坛（FSF）成为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制定和协调的机构，并将成员扩充至G20全部成员。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同样扩充至G20全部成员，并将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纳入成员。二是国际银行业监管达成《巴塞尔协议Ⅲ》。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的27个成员国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达成新的《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监管、杠杆率监管等方面大幅提高了监管力度。三是扩大监管范围，强化对影子银行以及场外市场衍生品的监管。四是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解决“大而不到”的问题。五是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

然而，全球杠杆率越去越高。去杠杆是本轮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的共识，但进展却非常有限，甚至总杠杆率不降反升。可见，全球范围内高杠杆风险在不断积聚。以债务/GDP指标来衡量，全球的杠杆率仍在上升，且上升速度并未减缓。去杠杆化过程仅发生在一些部门层面，而总体去杠杆尚未开始，债务率仍居历史高位。

麦肯锡2015年年初的一份报告称，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已经增加了57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如今所有主要经济体债务相对于GDP的水平都要高于2007年，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7个百分点，从269%上升到了286%。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英国），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去杠杆过程进展显著，然而这是以公共部门的债务上升为代价的。

全球资产泡沫仍在积累。次贷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都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这种全球量化宽松加空前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资产价格膨胀成为全球性现象。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股市和以富时指数为代表的英国股市都创历史新高。目前集中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资金量超过1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两倍。房地产市场。全球主要大城市如欧洲的伦敦，北美的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多伦多、温哥华，大洋洲的悉尼、墨尔本，亚洲的东京等都出现了房地产价格的显著上升。从大宗商品市场看，2015年年底以来，原油价格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几乎涨了一倍，铁矿石和焦炭价格上升，不少农产品如糖、大豆、棉花等的价格也有所上升；黄金价格也有温和上升。

上述这些逆转全球化和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不仅导致国家之间竞争关系趋于紧张，而且诱使许多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期冀抑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相对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国家间竞争加剧，加上具有针对性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效应，中国崛起的成本也大幅度上升。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指出，一些大国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依靠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推动国际实力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逐渐增大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后发国家的赶超和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复杂而艰难的发展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对象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与过去四十年相比，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崛起的成本在不断上升。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其一，全球范围内很多新兴大国（包括人口大国印度）都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其对全球资源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面临的环境约束也在增强（包括各类减排协定），这就使得中国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成本在上升。其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在国际社会中声音的增强，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相应增大。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因此未来需承担更多责任，搭便车的机会大大减少。其三，由于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以及国家间竞争加剧，需要我们动用更多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资源来应对，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这与过去比起来，成本要高得多。

从世界整体看，在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渐失和以要素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行将终结的大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着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各国开始转入以科技和人力资本为基础，以新技术革命为手段，以产业价值链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竞争。与此同时，国际货币体系、贸易规则、政治秩序等也将出现异彩纷呈的多元化趋势。总体说来，这样的国际大势同现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基本契合。中国正可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升级、需求调整、要素优化等途径，加快自身的结构转型。

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世界体系的构建之中，特别是要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安全等重大事务中勇于担当“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变以往主要聚焦于发展外贸、引进资金与技术的低层次对外开放战略，更须摒弃在全球化中“搭便车”、一味依赖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等狭隘的发展思路。

当然也须指出，后危机时代也是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转型期。国际竞争将异常复杂、激烈，各种经贸、金融、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冲突更为频仍且往往相互交织。为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将需要动用更多、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较之以往，这一挑战不仅更为艰巨、成本更高，而且中国在此方面也尤其缺乏经验。为此，中国需要在一个全面的、长远的、面向新时代新问题的对外开放战略框架下，在了解、尊重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充分整合自身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战术、方法、手段、途径，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无论从政治经济学逻辑，还是从长期的历史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决定了欧美乃至拉丁美洲国家在长期中呈现出经济政策及全球化政策时左时右的周期变化。很显然，至少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将朝着不利于全球化的方向施力。在这个变化趋势下，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受其牵累，仍将一如既往发展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全球经济自扫门前雪，而是说中国利用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国中对外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具有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的能力，完全可以引领今后的全球化，并为我所用。

第一，认识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国在清晰认识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计较一时一事或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受其他主要国家盲目“向左转向右转”的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顺风和逆风，都是对我们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和提升。

既然国际贸易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都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影响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政策，都会造成全球福利的净损失，并给参与各方带来伤害。

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并在多种场合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在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上，不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不会主动打货币战。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只不过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花费不尽相同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个“试错”的时期，合作机会仍然存在，并且每个参与主体都有趋利避害的机会窗口。因此，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稳住阵脚，善意相待，哪怕是单方面地创造更好的经济合作条件，仍然可以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时继续从中获益。

第二，利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按照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分享权益的原则，调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规则。去全球化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西方国家酝酿对已经签署甚至已经实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虽然这种再谈判旨在把利益向发达国家倾斜，毕竟也将为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借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

中国分别作为最大或者最大之一的经济体、进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者、外汇储备国、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其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而且，中国有能力形成正面的外溢效应，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例如，按照现价算，2015年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0.8万亿美元和73.4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为14.8%。在“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中，我们只需保持6.5%甚至略低的增长速度，就意味着每年平均对世界经济贡献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设想世界经济在这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在2.5%—3.5%的幅度内，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可以高达1/4到1/3。

但是，归根结底，世界经济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增长动力，而不是只管一时之用的镇痛药或强心剂。所以，中国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并且更加包容的前提下，实现的平衡、协调、可持续的经济中高速，既是我们自己的目标所在，也是对于全球增长有利，因而各国都乐于看到的增长速度。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逆风，我国对外开放正在向深度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成功举办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都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

第三，在国际经济政治的黑天鹅事件频出的情况下，抓住全球市场的新机遇。既有的或者谈判中的一些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不可避免地在美国新政府和英国脱欧等政治格局下遭遇挫折。这同时提供了一个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改变全球治理话语权结构的机会。中国应该积极进取，通过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和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达到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目标。

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抑制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做法，固然不排除产生像人们对特朗普的政策所预期的那样，进一步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倾斜，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贸易协定的再谈判仍然可能产生抑制跨国企业既得利益、注重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后果，则可能或多或少改善其国内收入差距过大从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力不足的问题。抓住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对应的商机，可使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获得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第四，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制造有利于各国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新成长点（或引爆点）。麦吉利弗雷列举了全球化历史上出现过的4个以十年为单位，导致地球显著缩小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全球化的引爆点，即1490—1500年伊比利亚瓜分世界、1880—1890年不列颠国际制高点、1955—1965年人造卫星竞争，以及1995—2005年全球供给链。并且他预测，下一个引爆点应该是所谓“热力全球化”（thermoglobalization），即以全球气候变化为焦点，世界性合作得以广泛开展。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巴黎协定》，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充分发挥了领导力，积极推动了这项协定的通过和签署。2016年9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批准《巴黎协定》的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举行了批准文书交存仪式，标志着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在形成。虽然美国新一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食言毁约，中国也将言出必行，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扛起这杆大旗。

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符号，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即体现了全球化的内涵，着眼于构造崭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预期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爆点。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内外联动，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展投资和贸易关系，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战略的国内版与国际版相衔接。在全球化治理体系未能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以该倡议以及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可以补充现行格局中忽视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缺陷。为了使参与各方相信其作为比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更关注共同获益，让西方大国相信其作为现行规则的补充而非挑战，需要从战略层面到务实环节，作出目标明确、紧密衔接且不会走样变形的整体机制设计。

第五，实践新发展理念，使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发展，并通过共享使全体中国人民获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期间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在大幅度提升国力的同时使城乡居民明显收益，根本还在于其赶超型经济增长体现了共享理念。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甚至可能出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也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弱化，进入以增长速度减慢、增长动能转换和增长模式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微观主体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要素投入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整体上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中国正在进入的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种大规模的效率改善机会也将减少，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越来越依赖“创造性破坏”。然而，美国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社会保护机制不健全，普通劳动者在创新中成为“输家”，即使经济得以发展，企业整体获得了竞争力，也不能被称作共享发展。因此，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必须在增强竞争的同时，坚持社会政策保底，使劳动者能够跟上创新发展的步伐，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