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明确学科发展的指导原则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一个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体系，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皆可为我所用。那么，哪些核心要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体系呢？下面，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分别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总结提炼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实践、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四个方面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

一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套深刻、宽广、辩证、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以狭窄、封闭、细致、精密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吸收西方经济学在具体问题分析和某些研究方法上的优点，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继承与发展，从而更加全面、科学、深刻地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运动过程的基本规律。

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品质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演进与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

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看，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学说。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一批文化和思想大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伟大的科学家或文艺巨匠，但他们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对社会构建的思想认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产生了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形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在对所处时代和世界深刻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最终升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是《资本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学好《资本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巨著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总结、批判地继承前人经济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书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读《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得出以下结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尽管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涵有着一些不同认识，例如，有的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有的认为是专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的则认为是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统一，等等。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全书中没有一处提到过“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但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为马克思已准确无误地阐明《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而能够全面涵盖这些内容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

实际上，马克思在以后的修改中也确实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改成“资本主义生产”一词。同时，马克思还阐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研究商品和货币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总过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阐明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律，诸如价值与使用价值原理、劳动的二重性原理、剩余价值理论、分配原理、消费原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和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本增值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等。这些原理和规律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和血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是科学的，主要是从立场和方法论上给我们以指导，然而，其中一些原理和规律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共性，诸如劳动的二重性原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供求原理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等，就是既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的，它所揭示的许多原理一方面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适用范围。

例如，对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资本论》所阐明、揭示的许多原理和规律，则不能加以简单套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学家们，既要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和规律是普遍的真理，却又在尝试用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时，颇感捉襟见肘。

为摆脱这种“两难境地”，计划经济理论家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理论和基本概念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机械的改造。例如，将商品经济换为产品经济、将资本改为资金、将剩余价值变成利润等，使之成为用来指导计划经济实践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无序性等弊端进行分析时，曾提出过在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计划的设想，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这样做。而且，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或者脱离发展阶段，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设想，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以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设想，在被援引来指导和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实践中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话，那么，其关于市场经济特征和运行规律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内在发展规律都具有共通性，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则都具有适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未过时。与此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也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去指导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需要特别强调，马克思所能做到的只是揭示和批判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百多年来，人类的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修补，市场制度的各种具体机制也趋于精细化、复杂化、多样化。西方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如凯恩斯、熊彼特、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在这些领域的理论架构探索或政策方案设计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要看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生产过程与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利益矛盾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在论证的严谨性、资料占有的丰富性和观点的新颖性上都有独到之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静止的，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与现实的变化相对应，与时俱进地获得了广泛、深刻和长足的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理论优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奠定了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政治导向明确，根本立场旗帜鲜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之所以使用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学科概念，是要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虽然从表面看，许多西方经济学流派似乎不讲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从来也没有截然脱钩。从理论层面看，强调制度重要性的政治学与强调个体选择方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在重新融合成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全面运用于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从现实层面看，经济学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未能同等和充分受益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工业化国家政治家们的重视，而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受损后，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乃至形成反移民、反贸易和投资协定、退出一体化机制等呼声，以致威胁到政治家的选票时，后者往往表现出反全球化的政治倾向，而一些经济理论也闻风而动，及时提供理论依据。正因为如此，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表示不喜欢“经济科学”这一表述，而更喜欢“政治经济学”这一表述，因为后者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经济现象，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背后，着力分析基本经济因素，从而揭示出市场经济中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探求事物本质的目的。这一过程也是建立联结基本关系与运行机制和现象形态的桥梁的理论探索过程，其深刻性是侧重于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实现优化配置等具体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难以企及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格外重视经济利益矛盾的分析，强调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演变是决定经济关系变化趋势的直接原因。马克思理论体系当中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资本集中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理论要素均是以各种利益矛盾的发展为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经济利益矛盾及其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精神实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理论工作者同样需要根据特定的经济关系，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探究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协调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相对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内核则展示了市场机制的完美性和均衡性：市场中所有的决策者都是经济人（其内涵是追求货币利益最大化、拥有完备的信息和知识、偏好稳定、计算能力精确），都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进行选择，在市场机制的指引下，通过积累适量信息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导致均衡状态的出现（也就是使得每个人的基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至最大）。这表明市场机制足以协调所有个人利益，达至帕累托最优。

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结构精妙的架构，却显然无法解释现实当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分配失衡等各种利益矛盾现象。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底盘”的必要性。虽然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自己并不承认，他也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对于西方国家收入分配的分析，无疑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他除了把自己的篇幅巨大的专著称作《21世纪资本论》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重视研究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又重视研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立场，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研究放在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绝不能有所偏废。一旦偏颇于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显现出来，甚至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失败。前车之鉴，教训惨痛。当然，有关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以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经济分析的视野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把技术、制度、偏好、人口、预期等各类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力图为分析各种因素提供基本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我们每一个人在阅读《资本论》的时候，都无不惊异和折服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这也是封闭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

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声称，自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出现，宏观经济学开始具有微观基础。但是，事实上西方宏观经济学仍然抽象地把经济危机简单地归结为想象出来的宏观经济变量，形成了一系列与事实不一致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从而使这一学科陷入巨大的危机。而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引用了下面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微观动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指导思想和逻辑基础。与此同时，它并不是教条，也没有穷尽一切真理。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为我们观察、提炼、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分析框架，构成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给我们留出了继承和发展的余地。

二 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学界早已认识到，在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的卷帙浩繁著述中同样积累了深刻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西方世界的古希腊、古罗马经济思想交相辉映、各具特色。孔子、孟子、管子、墨子等先秦诸子，司马迁等史学家，范蠡、桑弘羊等理财能手，严复、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都留下了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这一点在国际学界也得到了普遍认可。

例如，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其鸿篇巨制《经济分析史》中发现，人类最早在经济分析方面努力的痕迹可在古代中国找到，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孟子的著述中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实际上，许多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各国，的确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影响远较罗马学说、基督教思想、《圣经》等重要，尤以对于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后者被公认为是以亚当·斯密为标志的现代意义上经济学的重要来源。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些严肃的经济分析著作，如李肇义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说的影响》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等，则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着与西方大异其趣的独特理论风格。仅以“经济”一词内涵的中西差异为例，就可以管中窥豹。西方的“经济”含义比较微观，所含范围很窄。根据熊彼特的考证，“欧洲人的文化祖先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初步的经济分析是一个微小的，甚至很微小的成分。……他们的经济学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签：他们的所谓经济，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他们把经济推理与他们有关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糅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课题本身而研究经济课题。……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济思想，也许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鳞半爪”。可见，西方人所使用的“经济”概念主要局限在家庭理财层面，并无国家繁荣层面的含义。这或许与西方人先有政府，后有国家，其国家观念形成较晚有关。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天下为公的家国天下观和民为邦本的国家政治经济观，国家观念的形成远早于西方。于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家也将国家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作为关注的焦点。“经济”一词也被赋予经世济民的含义。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的考证，早在4世纪初的西晋已正式使用“经济”概念，《晋书》中便有记载。宋以来“经济”不仅普遍使用，而且出现了不少以此命名的书籍。“经济”的内涵基本不出“经国济民”等传统含义，并有不少是供科考用的，说明入仕要求懂“经济”。

中国虽很早就有“食货”“货殖”“理财”“富国”等比“经济”具体得多的语词，但在“讳言财利”的时代，其宏观性、整体性、政治性特征，决定了“经济”具有远较“财利”重要的意义。最早使用“经济之学”的是《朱子语类》，而到了清代，“经济”不仅有“学”之名，还有“学”之实，是学校的习学科目，而且还被列为制举特科。

当然，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还是接受了“西学”之后的事，然而却不能说这门学问完全是或只源于“西学”。上述历史回顾表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着深刻的东方文明烙印，刻画的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进一步分析，由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这就使得中西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这一命题的中心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也即西方哲学中所讲的物质世界及其内在运行规律；“天人合一”，就是大自然与人浑然结合为一体，也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以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它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天与人并未有主从之分，但由于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于伦理哲学的研究，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这与西方哲学的“人—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人”的思维框架与认识路线是明显不同的。

同时，中国儒教在数千年中形成的忠君报国、强调集体主义、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与道德规范，也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氛围有着明显不同。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冷冰冰的经济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人；社会经济关系也不再是西方经济理论中那种抽象为某一种类型诸如商品、资本、劳动或人与物的单纯或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以复杂的人为主体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感情关系；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或某个具体范围，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如此看来，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华加以提炼整理后，完全可以使其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绽放光彩。尤为重要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所积淀下来的对于中国人在哲学思维、价值偏好、行为目标、约束条件等方面的微观作用，以及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宏观影响，恰恰是“中国特色”的重要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涵盖和充分考量的方面。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基于中国的文化、历史与哲学传统来研究中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的经济学，简单照搬西方理论，不仅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甚至可能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也南辕北辙。

三 总结提炼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顺序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进程生动体现了理论创新对改造现实世界的重要价值，也深刻揭示了理论创新源自实践探索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在新形势下，必须发扬这一优良学风，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同时总结付出代价的教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如上所述，我们在若干领域已经具备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概括，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也将为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我们要深刻领会并不折不扣地践行这些思想，不断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使中国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在世界赢得话语权。

中国经济学家立足改革开放发展实践，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是独特的，是因为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在整个经济改革及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同时伴随着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在整个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恰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逐渐弱化的过程，直至消除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发展是匀质的和一元的，在解释和理解中国这种比刘易斯模型本身更加典型的二元经济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借鉴以往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创建中国特殊的发展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经济体制的转轨通常需要遵循某些固定的教条，即所谓“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揭示了“华盛顿共识”作为改革目标的真实含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在那些改革之前就先验地有了一个蓝图的国家，无一幸免地被所谓“华盛顿共识”左右，形成各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和路径。

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并不适用于许多国家的特殊国情，并且往往产生误导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结果。连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创造并推行著名的“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本人也承认，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远为成功。2003年11月，他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次演讲中感叹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相比，其优越之处不啻天壤之别。

中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形成一个改革蓝图和推进的时间表。因此，最初的改革除了获得来自高层决策者的政治支持之外，不可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然而，恰恰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注重实际效果的渐进性质。然而，中国的改革道路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下而上”的推动方式。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理论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支持。

之所以会有人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经济理论，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改革期间基本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这恰恰是许多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没有能够做到的。然而，与得出这样结论的逻辑相反，中国在改革期间实现的宏观经济稳定，也是从特殊的国情出发，形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也是独特的。中国改革期间，恰好是现代经济学中和经济政策领域自由主义最为甚嚣尘上的时期。如果按照流行教条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显然是会带来灾难性结果的。但是，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还是中央政府在制定规划、宏观调控、协调地方和部门利益，以及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尽管也有不成功之处以及弊端，但是，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不同于任何“共识”或教条的模式和结果，并引起诸多的赞叹，引发人们尝试用新的理论解释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差异。

转轨经济通常存在一些不同于处于稳态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这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提出特殊要求，也与常规状态不尽相同。首先，在一个长期远离市场经济的国家，即使已经启动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还尚不完备。如果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完全无障碍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话，让遗留下来的计划机制起补充的作用，则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巨大冲突。相反，以特定的政府职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则对于未来的转轨不会产生根本性阻碍作用。

其次，在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用体制尚不健全。同时，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在失信的情况下，自动保护交易各方利益的功能。在市场机制与计划手段交接过程中形成一些制度真空的情况下，市场交易各方诚信的缺失，则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加以补充和维系，即为了保持市场的运转，政府出面对相关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诚信担保。

最后，在市场发育的初期，企业家尚不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方位施展的人力资本。作为对企业家能力的一种补充，政府有必要履行更为积极的经济职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成为跑项目和进行谈判的主角。当然，这些因素都不否认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政府经济职能面临重大的转变，并且十分紧迫，任重而道远。

以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所以，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对外开放又是具有独立和确切内容的。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方面入手；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加入WTO作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

无论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从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对外开放的一致性，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是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获益者。然而，面对全球化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获益，而是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正确应对。

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特征的生产率改进等必要条件，把人口红利兑现为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在得出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结论时，不应该主要从其出口产品份额和引进外资规模看，而是要依据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进行判断。

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或同时通过三种形式，得以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阻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就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第二，在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自2009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持续缩小。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进一步得到提高。

总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宝藏。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包含和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

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和同步推进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可以在多个领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以如下三个方面的经济实践和理论概括作为代表，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具有不同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更适合于解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并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的特征。

第一，赶超型工业化理论。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过程之一。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归功于非暴力的“光荣革命”之后实行了宪政，以及启蒙运动的发展破除了封建的意识形态，等等。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同样的路径，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反而徘徊于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按国际标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而我们所走的，显然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发展至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国有经济的有效转型、非公有制经济的破茧而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均构成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概括出其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必定可以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要素。

第二，人口红利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因为在经济增长潜力未被充分开发的情况下，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吃饭问题殊为不易。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充分兑现了潜在的人口红利，人口转变因素则被视为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所倚重的重要源泉。当年的负担如何转化为如今的红利，转变的时代背景、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等，均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由此形成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将对发展经济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和示范意义。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理论。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应该是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之相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有为政府。各级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充分运用蕴藏于政府官员之中的企业家才能来促进市场发育，推动经济发展，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因此，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经验，认真从体制机制角度分析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富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包含一个从全局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刻画政府、企业、居民的分工与合作机制的理论模型。

四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干部群众思想上的疙瘩。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指出其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当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是因为它对西方经济现实给予具有一致性的解释和预测，而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有西方取得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在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既要注重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也要注意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认真研究西方发达经济体过去数百年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其理论逻辑和经验教训，当可形成“后发优势”：冷静判断中国的发展阶段，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避免再走它们走过的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是加速发展自我的有效“捷径”。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是成功的秘密和失败的教训凝聚的结晶，谁善于利用这条“捷径”，谁就会很快顺利地到达成功的“彼岸”。否则，就会作茧自缚，四处碰壁而不得其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具体到市场运行的微观层面，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各种具体理论机制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均有着积极的意义，其经验教训同样值得中国借鉴，但也应注意其适用范围，不可滥用理论。西方经济学中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工具，我们都可以借鉴并且创新发展，但是，要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注重学问为什么人而做的根本问题。

以西方经济学中的金融衍生理论和方法为例。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罗闻全研究发现，现代金融工程理论能够有效地帮助人类抗击癌症。抗癌药物的研发是一项失败概率极高的创新活动，为了分散风险，提高投资的多元化程度，金融专家针对这一活动设计了一套资产投资组合工具，将众多的抗癌药物研发机构吸纳进来作为其投资对象，既增强了投资的吸引力，也为研发活动寻找到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显著提高了抗癌药物研发的成功率。然而，金融衍生工具这一分析技术，只有在可控的范围内被负责任地使用，才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如果不加限制地任由其发展，则可能导致诸如次贷危机之类的惨烈后果，损害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性与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但它们也分别从不同层次、角度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形成了一些适合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优秀成果。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比较详尽和深入的分析，并达到相当高的分析水平，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信息、预期因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来研究市场经济，都将基本制度和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不承认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不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不承认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因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相比，就有着明显的缺陷。

这三大理论体系中虽然都有关于市场经济的科学论述，但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基本范式，彼此之间又有着本质差别和优劣之分。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其他西方经济理论，都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提并论，因而也不能将之混在一起去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以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础和主体，去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进行兼收并蓄。

总之，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

概括以上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分析新形势新问题、概括新思路新认识，同时注重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