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先秦：盗墓史的发端
1.伍子胥掘墓鞭尸
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郢。
刚刚成为楚国新的主人的吴王阖闾，正在被占领国的王宫里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吴王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吴楚之争80年，其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负难分，而今终成定论，这岂非天命？想到这里，吴王慢捻稀疏的胡须，志得意满地笑了。他不由得抬眼打量四周，这座王宫还算豪华，至少比吴国的王宫要显得宽敞。而左右两边，依次坐着他钟爱的文武大臣。这真是一个惬意的良宵啊！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让我们为大王干杯，为吴国的强盛干杯，为我们的胜利干杯！”不知是哪位大臣率先起身，众大臣纷纷向吴王敬酒。吴王来者不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在微微的醉意中，吴王宣布，今日免除君臣大礼，大家不要拘束，尽兴享乐。
众大臣听罢，更为高兴，一时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时，一群妙龄少女飘然而至，各自轻扭细腰，跳起了楚地舞蹈。在异国他乡，酒足饭饱之余，欣赏战败国的舞曲，就如同押解着敌国的俘虏，其中的滋味自然是妙不可言。有了歌舞助兴，众人劲头更足，场面更加热闹。
吴王阖闾同众大臣一样，完全陶醉于巨大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正在这时，一阵不和谐的音调钻进了他的耳朵。这声音由弱到强，终于演变成了号啕大哭，完全盖过了歌舞之声。“何人如此大胆，敢败本王之兴！”吴王不由心头火起。“停！”随着吴王的手势，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正伏案大哭的人身上。
只见那人起身来到堂前，面对吴王，匍匐在地，但仍痛哭不已。吴王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受这一意外冲击，头脑已完全清醒，他已经知道这哭者不是别人，正是十几年来为吴国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伍子胥。
“今楚国已平，万众皆欢，你为何啼哭？”吴王的怒气已消了大半，心平气和地问。
伍子胥止住哭泣，磕头答道：“吾王有所不知，吴虽破楚，但亲手加害我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去，而继位的昭王又潜逃在外，不知其下落何方。我父兄之仇，现在还没报万分之一，这怎不使我辛酸落泪？”
“是呵，既然那楚平王人都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悲悲戚戚，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人死不能复生，你说该咋办？”尽管阖闾心中有些憋气，但为照顾面子，只能顺便搪塞一句。
子胥重新抹把泪，又吸了一下鼻子，然后上前拱手施礼，咬着牙关，恨恨地道：“请大王批准我率兵将挖掘楚平王之墓，然后开棺斩首，方可泄我心头之恨！”
阖闾瞪大了眼睛望着子胥，似是突然顿悟又有些不太理解地笑着说：“我以为你要弄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就是掘个死人坟吗？这抛坟掘墓的事可是你过去的拿手好戏呀，今天对你来说还不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你想一想，整个楚国都是咱的一亩三分地了，甭说把死了的人再掘出来，就是把没死的人埋进去，那还不全看你乐意不乐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这事就随你的便，爱咋弄就咋弄去吧。”
阖闾一席话，使子胥大为感动，当场垂泪谢过，退到席旁继续饮酒。待熬到宴席散罢，子胥迫不及待地冲出宫来，找到手下一帮情报人员兼恐怖分子，四处探访楚平王墓葬的所在位置。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总算访得此墓匿藏在东门外寥台湖之中。子胥率人根据线索来到湖边寻觅，但见烟波浩淼，湖水茫茫，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清墓的具体位置。子胥挑选了几名受过特种训练的一流恐怖分子，在湖内湖外又连续寻觅了三天三夜，仍然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线索。子胥徘徊湖边，两眼渗着血丝，不禁捶胸顿足、仰天长叹道：“看来是老天故意跟我作对，不让我报这个血海深仇呵！”
正在他绝望之时，忽有一苍老声音在耳边响起：“伍将军可是为寻找平王之墓而叹息乎？”子胥大吃一惊，转身望去，只见一白发老翁立于面前，随即答道：“是呵，你这老不死的怎么知道此事？”老翁微微一笑道：“你小伍子这点心事，在楚国可说是路人皆知，况老朽乎？只是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掘平王墓不可。”
子胥听罢此言，再细看眼前的老翁，觉得非同寻常百姓，像是有点道道，遂立即转变态度，躬身施礼道：“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实在是因寻平王之冢不得而口出妄言，还请您老多多包涵。至于说到为什么非要掘平王之冢，那是因为这平王禽兽一般弃子夺媳，杀忠任佞，灭我宗族。他与我，杀父害兄之仇不共戴天。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将他的狗头砍下来，而他死之后，我也要枭其头，戮其尸。只有如此，才消我恨，并报父兄于地下……”子胥说着，涕泪俱下。
老翁望着子胥那悲痛之状，脸上露出同情之色，随之说道：“我今天就成全你这个宿愿吧。这平王到了晚年，自感一生所作所为罪孽深重，天怒人怨，因担心死了之后有仇人发掘其墓，便将墓葬之所秘密选建在这一大湖之中。如要掘墓，非得想个排水办法不可，否则很难成功。”老翁说着，携子胥一同登上寥台，遥指东边远处一地方道：“平王之冢就在其下，具体就看你怎么操作了。”子胥听罢，立即命几个善水的特工人员潜入湖中，于老翁所指的位置实施打捞。经过一番上下左右、来来往往的折腾，终于发现了埋在水下的石椁。子胥看罢神情大振，再命一个营的兵士用麻袋装满泥沙，用船运往石椁之处，投入湖中，在墓坑四周垒成围墙。在将墙内之水设法舀干之后，命有经验者凿开石椁，只见椁内包有一棺，几十名军士将棺抬出来打开，却发现棺内只有衣服帽子及铁块数百斤，别无一点皮毛显现。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老翁走来说：“这是一件疑棺，专为迷惑盗墓者而设，真正的棺材在它的下面。”在老翁的具体指挥下，军士们掀开厚重的石板，果然看到有一棺伏卧于空旷的墓穴中。子胥立即命特工人员将棺劈开，将里边盛放的尸体拖出，并运到岸边。因此尸入殓前用水银专门做了防腐处理，故虽埋入地下几年，但整个身子从上到下，仍同刚死去一样鲜亮而富有弹性。子胥一看，正是楚平王之身，立刻怒气冲天，从一军士手中夺过九节铜鞭，蹦着高儿，嘴里喊着“狗日的，看鞭！”开始鞭打其身，直到整具尸体骨断筋折，方才住手。子胥一边收鞭，一边围着楚平王的尸体转了两圈，仍觉不解其恨，便抬起左脚踩住尸腹，右手两个手指插入眼窝，愤然呼道：“楚平王，你活着时枉长了一对狗眼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杀我父兄，真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代表世人正式判处你的死刑，并给予碎尸万断的补充处分。”言毕，两个手指用力插入平王的眼窝，一扭一勾一挑一拽，将二目刷地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弯腰弓背，双手抱住平王已经有些脱发的头颅，两臂一用力，咔嚓一声扭了下来，西瓜一样摔在地上，随后连踢三脚，直至踢入波涛滚滚的湖水中。最后，子胥下令随行军士将楚平王的棺椁、衣帽、尸身等，全部捣毁、砸烂，弃之于荒野。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子胥长嘘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彻底解除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深仇大恨。正待转身让手下弟兄撤出现场回府，心中怦然一动，突然觉得此事有些跷蹊，便上前问道：“你老汉怎么知道平王之冢的具体方位，又何以知其有诈，莫非你是什么神仙或妖魔鬼怪不成？”
对方笑笑道：“我老汉今天不瞒你小伍子说，本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白发老怪，而是一石匠尔。昔日平王曾令我们石工五十余人为其建造疑冢于此，待冢成之后，恐我等泄露其机，乃设计将诸工杀之冢内，独老汉命大私逃得免。这些年来我只有暗地里望冢而怀恨，不敢稍有造次。今听说你专门请示吴王并获特批欲掘冢报仇雪恨，我也就趁机给予指点。一来我也有恨要雪，二来我想今日事成，你小伍子再吝啬，但身居高位，资财丰厚，说什么也得给几个大钱，我也好买刀纸祭奠一下含冤去世的工友们那在天之灵吧。”老汉说到这里，满脸悲伤地望着子胥补充道，“不知可施舍否？”
子胥用惊奇、复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老汉一遍，心中不悦。但转念一想，既然今天事成与这位投机钻营的神秘老汉指点有关，破点财也是自然，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让手下弟兄领老汉到军中后勤部门领了几个大钱作为酬劳。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其复仇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后人对此事多有评论，认为这手段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良史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
2.先秦被盗名墓备忘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记载，冢的规模很大，在四个角，各有一个石犬捧烛照明，有40余尊石男石女像侍立四周。而晋灵公的尸体历经300余年，竟然完好如初，他的嘴、鼻子等“孔窍”中都放有金玉。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是还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九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尸体上的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帝建兴年间，被一位名为曹嶷之人盗掘，据说里面的“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前面伍子胥故事中涉及到的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相传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这虎丘，初名海涌山，古代的《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月，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为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惊异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的。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令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3.盗洞中发现人头骨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擂鼓墩曾侯乙墓，引起了轰动。该墓墓主是战国时期江汉地区曾国的君侯，名乙。墓中出土的文物世所罕见，其中最出名的是青铜编钟，共有65件。令人惊奇的是，编钟至今仍能发音，而且同一件钟可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互不干扰，音声纯正，音色优美，能演奏中外多种乐曲，真可谓世界奇迹。
然而，这座古墓在发掘时却发现了盗墓者“作案”的痕迹。据考古队长谭维四说，在墓中室的东北角，有一个90厘米的圆形盗洞，能够容一个人携带盗墓工具通过，此洞已深入墓底，当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感到凶多吉少。
就在擂鼓墩曾侯乙墓正式发掘两个月前的3月6日至10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员郭德维曾参加了江陵天星观楚墓揭取椁盖板工作。根据郭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其墓被盗掘之惨状，可谓目不忍睹。整个墓坑共有七室，除足厢一个小室未被盗掘外，其余各室全被盗扰，稍大一点的青铜器均被盗劫一空，有一个大铜鼎可能由于盗墓贼无法搬出盗洞，索性砸碎带走，只遗下两只蹄形铜足不知何故未被带走。两只铜足分别高35.5厘米，直径10～12厘米，如此粗大的铜足，据估计当在50公斤以上。室内四重棺椁全被盗墓者劈开，尸体被拖出棺外抛入一角，一些未被盗走的漆木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大批竹简被踩断碾碎，损失惨重。从直径3米多的盗洞留下的痕迹与遗物分析，盗墓者是采用六层圆木垒砌成四方形井架而进入墓室的，如此巨大的盗洞和繁杂精致的盗掘设备，显然属于明目张胆的官盗。据郭德维分析，这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大概是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以后，秦军除了对郢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洗劫之外，也对郢都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与盗劫。后来项羽攻破秦都咸阳，所进行的火烧阿房宫、洗劫始皇陵的恶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都是跟着秦人学来的，只是远没有秦人厉害罢了。郭氏的这一推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尚可讨论，但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官家兵匪所盗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发掘擂鼓墩曾侯乙墓时，郭德维正在现场，并且负责中室，也就是盗洞所深入的那个椁室。当时墓坑内的积水近3米深，考古人员先用潜水泵抽水，然后清除淤泥。在清理中，发现盗洞四周的淤泥松软而稀，盗洞底部稍坚硬一些。最后，考古人员在距椁盖板2.7米深处的泥水中，发现了盗墓贼凿断的木梢，木梢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3厘米。清理至3米深处时，又发现了盗墓贼凿下之碎木梢，比上次细小，长、宽在3～4厘米之间，总量一铁锨左右。伴随木梢出土的还有一块被凿下的长约80厘米的椁盖板一段，椁板斜插于泥中，有明显的凿痕，痕宽约5厘米，与稍后在盗洞东南角发现的一件木柄铁刃工具宽度一致。经前来参加发掘的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测量并纪录，这件铁刃物长50厘米，刃宽5厘米，厚3.5厘米，与现代木工使用的铁凿相似，圆柄长30厘米，柄端经使用已被敲成圆疤状。
当淤泥清理完毕，坑内积水也基本抽干之时，整个墓坑内的情况全部暴露出来。考古人员发现，整个中室的东北角为盗洞所扰乱，范围在0.7×1.38米左右。扰乱的范围内，出土的器物与墓室中的随葬器物迥然有别，显然属于盗墓贼掉入椁室的。此类器物为：
铁臿2件，均为双面刃，上面有方銎，可以装柄，出土时一件木柄尚存，连柄长89.6厘米，上部为圆木柄，靠近铁臿处作铲状，铲的上方有肩，可脚踩。
铁锄一件，刃部作圆弧状，宽8.8厘米，残高8.4厘米。
麻绳一截，为双股扭成，呈黑褐色，径1.1厘米，残长6.2厘米。
另外，还有双耳罐一件和残豆盘数件。双耳罐下部施绳纹，圜底内凹。黑色竹竿一根，长1.7米，径2厘米，出土时已断成10截。稍加修整的树枝或树杆五根，树皮尚存，均残断，其中一根略加修整，断成8截，局部留有树皮，一端较粗，并凿成凹字形的叉口，另一端较细。残长142厘米，中部径4.5至6厘米。
这些制作粗糙的木杆与陶器之类，不论从出土位置还是从制作风格来看，无疑应属盗墓者的遗物。从这些盗墓工具与遗物分析，盗墓时间可能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在湖北襄阳等地秦汉墓中，曾出土类似陶罐。也就是说，盗墓贼下手的时间就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的300年之内。从盗洞中出土的遗物推断，显然并非官盗，而是民盗。
像天星观那样的官盗，等同于公开劫掠，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支撑，其特点是声势浩大，除了墓内宝物被洗劫，陵墓地下地上建筑物也往往火炎昆岗，玉石俱焚，遭到灭顶之灾。民盗则不同，其特点是缄默无声，如同老鼠之打洞，借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钻入墓穴劫取宝物。只要地下珍宝取出，便掩埋行迹，一走了之，绝不会无事找事地朝陵园建筑物抡上几锤，踢上几脚，或放一把大火将陵园烧个精光——除非盗墓者患有精神病。
据1949年后被收编到各地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的老盗墓者透露，凡民间盗墓，其人员的构成有行内的规矩，一般是两人合伙，超过五人结成团伙者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者则更少。究其原因，若一人行动，则诸多不便，一旦打开墓穴，则首尾难顾。除非是小型墓穴，或事先做过勘查和做过手脚，对如何进出心中有数，否则非两人以上不可；而两个人行动，可以分工合作，大中型墓葬皆可适用。动手时，一个人专管挖洞，另一人负责向外清土，同时望风。当洞挖至墓室后，一人进入室内或取土或摸取宝物，另一人则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按照不成文的行规，合伙者多有血缘亲戚关系，或是要好的铁哥们儿，但父子关系者较少。这是因为盗墓毕竟是地下工作者干的事，不能轻易示人，一来官府不允许，二来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在儿子面前维持做父亲的一点形象和尊严，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当然会慢慢知道其中的奥秘，心知肚明，但也只好充聋作哑，故做糊涂。因而有两人合伙者，一般为舅甥关系，即由舅舅与外甥合作，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或十几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或找一块大石板封住洞口，下面的人必死无疑。此情形仅是指两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小范围。倘若人数过多，如达到五人以上，除了容易暴露目标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多嘴杂，各有见解和私心杂念，掘墓打洞时的分工极其困难。就一般人的心理，谁都想让别人进洞中挖土，自己做个传递者。若洞口深入墓穴，谁都想自己蹲在外面做指挥官，别人进入漆黑的墓坑内做“摸金校尉”，一旦事发，自己拔腿而逃，溜之乎也，而墓中的“摸金校尉”是死是活，是被官家捉去蹲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汤，是抽筋还剥皮，那就只好听天由命，顾不得了。若“摸金校尉”把墓坑内的奇珍异宝递上来之后，很可能面临的就是人尚在墓中正做着发财大梦，而一块大石板已封住了洞口，墓坑内的摸金者见状，于惊恐绝望中来一番呼天抢地，以头撞壁，直至伏地泣血，痛悔人心难测等，最后，只能与墓主人的骨骸相依为伴，等待来生再做盗墓贼时加以小心防范了。若墓坑的摸金者侥幸活着出来，则又往往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相互之间的仇恨，从而引发向官家告发或火并的恶果。
据旧社会长期盗墓的长沙“土夫子”们说，盗墓这个行当，合伙人最为紧要，也是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头等大事。合伙做这种生意，主要靠的是一个“义”字，一旦合伙人见利忘义，起了邪念，进入墓室中的人就很难活着出来。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但所谓的铁哥们靠不住，就是舅舅外甥也不见得可靠，甚至有父子也为了争占财宝而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盗墓行业中尤见分明。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这位“土夫子”所说的凶险之事是屡见不鲜的。如著名的天星观一号楚墓中，在盗洞深约14米处，发现人头骨一个和零散肢骨。据推断，这个人骨架当为盗墓者所留。若真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人在取出宝物后被同行所害。至于是未出地宫就封锁了洞口，还是将要爬出洞口时被上面的同伙一脚踹回洞内，或者被一棒子敲昏于地下，那就不得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陕西乾陵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墓（永泰公主即武则天孙女，唐中宗李显七女儿李仙蕙），考古人员在墓道第七天井（最后一个天井）接近墓室头道门的东边，发现有一个盗洞，盗洞下靠墙立着一个死人骨架，周围地面散落着零碎的金、银和玉石、玛瑙等饰品。经勘查，发现有打破石门，从右上角钻进石墓室，移动棺椁，入墓室行窃的现场遗痕，后部墓室的白墙上还留下了一只很显眼的黑手印。据推断，盗墓者至少在两人以上，很可能是一同进墓室盗取财物后，先出墓道者产生了独吞之念，对未出者下了毒手，致使后者一命呜呼，千余年来立于阴暗的地宫与美丽的公主相偎相伴了。
据曾侯乙墓发掘队员刘柄发掘纪录显示，在5月25日这天，曾侯乙古墓盗洞处清理时发现一个破碎的人头骨，但未见其他骨架和人骨，“有可能盗墓人已死于洞中，何原因死，还不清楚”。由此可见，盗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4.擂鼓墩盗墓现场还原
擂鼓墩曾侯乙墓盗墓工具与盗洞中人头骨的发现，为推断盗墓贼进入墓室的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和依据，沿着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整个盗掘场景可复原如下：
秦末汉初，当八千江东子弟兵在一代人杰项羽的统率下，走出楚地，与农民造反集团合兵一处，攻城掠地，越过函谷关，浩浩荡荡地杀奔咸阳之时，天下陷入了大动荡、大失控、大混乱的格局。在硝烟弥漫，战火连天、殍尸遍野，人头乱滚，天崩地裂的历史转折时刻，两个黑影在一个初秋的茫茫夜色中，悄悄潜入杂树丛生、荒无人烟的擂鼓墩山岗。沉寂了一袋烟的工夫，见四周没有动静，黑影压低了嗓音道：“我说老弟，动手吧。”
“要得。”只见二人提着一堆黑糊糊的东西，猫一样迅捷快速地来到不远处一个大土冢之下，听听四周真的没有异常动静，便施展腾挪跳跃的本领，嗖嗖窜上土冢顶部。待稳住阵脚，二人来到圆顶偏西北的方位，年长的道：“就照这里挖下去。”
“准不准？”年轻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就挖吧，保证见到棺椁，说不定正对着地下那个死鬼的头呢！”老者颇有些自负地道。年轻人不再言语，拨开四散飘荡的草丛，挥动手中的铁臿，弯腰弓背挖掘起来。沉寂的山岗立即发出扑扑的响动，草丛中不时冒出金属工具与岩石擦撞后的点点火花。一阵大风掠过山岗，树木发出沙沙之声，躲在丛林中的猫头鹰发出一阵凄厉的悲鸣，给夜色下的山岗平添了几分恐怖色彩。天空的乌云渐渐向东南方飘去，月亮悄悄地钻出云缝，一缕微光洒向山岗的树木草丛，斑斑点点的月色映照着草木繁盛的大土冢和正在挖掘的两条汉子。二人一高一矮，皆身穿黑色老鼠衣，全身裹得严丝合缝，只有七窍留着门户，以便于听、闻、交谈和观察动静。从谈话的声调中可知，矮者约五十岁左右，高者年约三十。随着铁臿的掘动，大土冢上部很快现出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圆形洞口，年轻者在洞中不断掘进，老者将掘出的泥土悄然无声地用竹筐移于丘下一个低洼处。当洞已没过人身时，老者从一个口袋里摸出一根双股扭成的麻质绳索，一头拴在身边的树上，一头伸进洞中，像当地农民打井一样，把挖出的泥土利用竹筐和绳索提取出来。
约四更天的光景，山岗下乡村传来了阵阵鸡鸣声，此时圆洞已深入地下一丈多深。年长者对洞中小声喝道：“鸡叫二遍了，收摊吧，明晚再接上。”洞中传出隐约的应答之声。不多时，洞口之人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二人并不说话，只是找些树枝乱草将洞口遮掩，然后又来到低洼处，以同样的方法将挖出的泥巴做了伪装，疲惫中带着几分希望与憧憬，像夜行的老鼠，滋滋溜溜钻入树丛草莽之中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夜晚，两个黑影再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昨日挖掘的土冢之上，继续从事未竟的事业。约三更时分，洞中之人顺绳索爬了上来，一边用手抹着满脸的汗水，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好像遇到了封顶石，难弄得很，得换别的家伙。”
长者一听，兴奋地道：“石头下面就是墓穴，只要想办法凿穿石板，后面的事省心得很。”言毕，从一只口袋里摸出了锤子、凿子之类的工具，最后拿出一个牛皮灯盏，用火镰引出火种，慢慢点燃，递与年轻者道：“在旁边挖个小洞，把灯盏放上，找准石板的缝，看能不能撬得起。”
年轻者缓过劲儿来，将新的工具扔入洞中，口含牛皮灯把，沿绳索复入洞中。
将近五更时分，洞中人爬了出来，两眼放光地对年长者道：“总算弄开了，下面还是土。”“弄开就好，赶快离开，山下的鸡都叫过三遍了。”老者说着，急忙收拾随身携带的东西，对洞口和挖出的泥土又做了些伪装，悄然溜下山岗。
又经过一个夜晚的挖掘，盗洞自上而下由西往东斜插墓室椁顶。根据年长者的指点，年轻人在洞中用铁锤和凿子在洞的两侧分别砍凿木板。凡盗墓者皆清楚明白，只要挖到椁盖板，离最后的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而大多数椁盖板在地下埋葬成百上千年，早已腐朽成粉状，一触即溃，映入眼帘的则是遍地奇珍异宝，只待盗墓者像搂草一样哗哗往筐中收拾即可。只是，此次的情形却有些不同，椁盖板既宽又厚，且基本保持完好状态。要在十几米之下且仅容一人之身的空间内用原始的铁凿或铁斧，切断半米多厚质地坚硬的梓木板（木椁的用材，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全部为梓木），其难度和耗费时间可想而知。对盗墓者而言，非常不幸的是，借着欲望之火，费了几个夜晚的力气，于惊恐、烦躁、疲惫中，终于将一块椁盖板在相距80厘米的位置分别截断，断后的椁板掉入洞底，而这个时候，与此相关联的椁板东端因失去平衡，无力承受上部的巨大压力，哗的一声斜插入洞底。如此一着，盗墓贼一定如闻炸雷突响，银瓶迸裂，惊出了一身冷汗。尚未回过神儿来，扑的一声随着倾斜的椁板跌入洞底，上面的泥土劈头盖脸地砸压了下来，牛皮囊灯盏随之熄灭，洞内一片漆黑。
此时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盗墓贼跌入洞底后，椁板下是2米多深的积水，上面的散土和石块一并塌下，立即将洞口封住，此贼尚未来得及叫喊一声，便没于水中绝命而亡。这便是盗洞底部淤泥中所发现的那个人头的由来。至于人的骨架没有被发现，很可能在抽水时被潜水泵的吸力吸于墓坑之外而无法查寻了。另一种可能是，盗墓贼落水的瞬间，本能地抓到了盗洞周边尚未断裂的椁盖板，经过一翻周折，终于从泥水中钻出，重返人间。两种推测，最关键的是要准确判断大石板落下的时间。从考古发掘的情形看，至少有三块大石板落入洞底的椁室之中，而墓葬所铺石板层的高度距椁顶为2.8米。若截断的木椁落水之时，三块大石板和上面的散土随之落下，则蹲在椁盖板上的盗墓者必死无疑。若石板与散土是盗墓贼走后，经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与浸泡陆续落到洞底，则盗墓者尚有存活的可能。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对此无法做出明确的有说服力的推断。
从盗洞中出土的铁臿、铁锄，特别是黑色竹竿和稍加修整的五根树枝与凿成凹字形带叉口的树杆推断，在椁盖板被截断并落入水中之后，仍有人持竹竿、木棍等物对洞下的情况进行过探索搜寻，并在椁室底部留下了方圆近一平方米的明显扰痕。那么这个手持木棍向水下探索者是谁呢？此处又产生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截断木椁后随之落水的那位年轻者，侥幸爬出洞口后向老者报告了洞中的情形，在椁室底部情况不明又不敢贸然下水的两难中，只好找来几根木棍竹竿之类的长柄物进行试探。一种是守在洞口负责用绳索提土和望风的老者，当他听到洞下突然传出哗哗啦啦加扑扑棱棱的声音时，一定感到情形不妙，他的心咯噔一下，头皮发炸，汗毛根根竖起，眼睛瞪得形同鸡蛋般大，但却不见洞中的灯光传出。慌恐之中，趴在洞口向下叫喊，洞底却一片死寂。此时老者应当明白，下面那位年轻的兄弟或许是遇到了墓中的飞刀，或许是身中毒箭，或者遭到了什么暗算，总之是不幸与世长辞了。想到年轻人家中那80岁瘫痪在床的老母和一家没吃没喝的老婆孩子，此时正在望眼欲穿地盼着亲人安全归来，弄几块破铜烂铁换些钱财，全家吃顿饱饭。想不到年轻人出师未捷，突遭罹难，命丧古墓，这要叫他的家人知道，将如何是好？这样想着，老者鼻头一酸，泪水像断线的珠子刷刷地流淌出来。他直起腰，脱去老鼠衣，抬手抹了一把那刀刻斧凿一样历尽沧桑的脸，以悲壮的心境重新借助腰中的火镰点燃火种，以娴熟老练的动作，顺着拴在洞口边树上的绳子滑入洞底。他小心地踩住洞口周边的椁盖板，将火种吹起燃烧开来，轻轻呼唤着同伴的名字开始伸手打捞。当他的胳膊全部伸入冰凉刺骨的水中而仍摸不到椁底时，尚残存一点希望的心随之哗的一声掉进了冰窖，他知道，这就是南方古墓中的水洞子，不但同伴的性命无可挽回，就是地下的奇珍异宝也与自己绝缘了，遂长叹一声，顺绳爬出洞口。
翌日，天空小雨纷飞，整个擂鼓墩笼罩在一片茫茫的雨雾中。老者承受不住人财两空的心灵煎熬和折磨，索性不再前怕狼后怕虎，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弄来几根竹竿与木棍稍加修理，揣了火种和灯具，头戴一顶草帽，提着一捆绳索，挟带长柄竹木器具，快步朝擂鼓墩山岗奔去。
来到洞口前，老者将竹竿、木棍一一扔进洞中，然后腰系绳索，一头拴在树上，顺洞壁而下，带来的雨具平放于洞口，以掩挡淅淅沥沥的小雨。待来到洞底的椁顶部位，老者稳住脚步，用火种引燃灯盏，从腰里掏出一根细长的木椎用力按进洞壁，将灯盏挂上。十几米的洞下灯光昏暗，一团幽深黑绿色的水泛着点点瘆人的寒光。老者毕竟是久经沙场的盗墓高手，他闭上眼睛默诵了一会儿在楚地盗墓者之间流传的定针神法，处于惊恐、纷乱状态中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老者蹲在残存的椁顶上，拿竹竿向水下捅了起来，这一捅令他大吃一惊，所带一人多高的竹竿压根就没有够到底，复换一根长度接近两人高的细木棍，始戳到底部，但向四周探却无边无沿，既没有探到奇珍异宝，也没有触到同伴的尸体。老者望着手中的木棍，惊得有些发呆，这是一个水库的深度，也很可能是一个水库的容量。在山岗的顶部有如此浩大深邃的一潭深水已属罕见，而这个水库又暗伏在一座古墓的底部，更属奇特，若非墓主生前精妙安排，怎能出现这般奇观异景？既然如此，地下是否布有暗道机关、飞刀毒箭，或水轮转盘式拐钉铁锥，专以射杀盗墓者？老者心中无数。此前几十年盗墓生涯，类似墓坑积水的现象亦常遇到，在行内通称为“水洞子”。但这类“水洞子”的水并不深，主要是地下渗漏和雨水从坍塌的墓顶灌入而成，水位一般都在膝盖以下。若墓坑较浅，盗墓者便采取泽竭而渔的取宝方法，先用皮囊将水排出，然后盗取宝物。若墓坑较深，向外吸水极其困难，则干脆采取大坝中的摸鱼法，弯腰弓背在泥水中乱摸一气，根据手的感觉和长期练就的经验将器物在泥水中掏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太费力地得到了宝物，又达到了速战速决，免遭官府捉拿而进局子蹲大狱的目的。
5.盗墓者溺毙洞中
很显然，擂鼓墩古墓地下情形已大大超越了盗墓者的经验所及和想象之境界。可以说，战国、秦汉时期的盗墓贼，能遇到此种情况者，其概率或许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无论是古代的盗墓贼还是现代的盗墓者，都是官府打压抓捕的对象，在百姓间也属于拿不上台面的鸡鸣狗盗之辈，因而一个盗墓贼的眼力再高，能量再大，覆盖面再广，一生所盗之墓也有限得很，仅就数量而言，与现代考古学家无法比拟。据谭维四和谭的弟子辈人物杨定爱等人，在擂鼓墩古墓发掘许多年后说，他们一生主持和参与发掘的大小古墓都在3000座以上，有的达到5000多座。在荆州纪南城一带，一个工地一开工，就是几十座几百座墓葬成片成行地同时发掘，并动用了先进的现代化机械，场面壮观得很。而盗墓贼就远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摸摸地像老鼠一样提心吊胆地干，所以一生盗掘的墓葬与现代考古工作者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像谭维四、杨定爱等人，即便发掘了如此多的墓葬，所遇到的地下水库式的古墓也仅此一座而已，由此可见相遇之难。那么，这么大的积水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曾令发掘的考古学家困惑了很长时间而不得其解，直到20年之后的1998年，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几家科研单位的人员，对这座古墓墓坑内遗留木椁进行脱水保护。借此机会，对坑内积水问题进行了科学测验，从而解开了一系列历史之谜。勘探与检测表明，这座古墓墓坑处于风化岩石中，岩石具有一定的透水性。墓坑四周岩石本身和地下都含有大量水分，且地下水又埋藏较浅，最浅处埋深小于0.5米。据推算，墓坑的高度应在山岗地表以下13米左右，椁底板是直接建在坑底岩石上的，没有像椁顶和椁墙四周那样填埋木炭或膏泥，说明入葬时坑底岩石干燥无水，而坑壁四周则有渗水现象。通过对墓坑进行抽水试验，即抽干墓坑中的积水，观察墓坑水位的涨落变化，从而得出墓坑周围补充进墓坑的水量是每昼夜2～3立方米，而墓坑的容积大约是475立方米，按每昼夜2立方米的流量计算，将整个墓坑注满水，只需237.5昼夜便可完成（参见谭白明《曾侯乙墓墓坑木椁脱水工程解开历史谜团》）。
因地下水位高于墓坑，在重力作用下，坑壁四周的地下水就会不断渗流于墓坑，直至与地下水持平。从当年残留在椁墙的水锈痕迹看，水深约2.2米即可达到饱和与持平状态。当墓坑被盗掘后，因上部雨水灌入坑内，使坑内的水再度上涨，直至升到椁盖板为止。
当然，作为一个破解之谜，仅限于汉代之前的竖穴土坑木椁墓，若是唐代以山为陵式墓葬，或明代之后开启的券式石砌洞式墓形制，墓内积水形同水库已属常见之现象，不足为奇。但无论历史上还是近现代，所有的盗墓者甚至考古工作者，一旦遇到水库型的墓葬，要想得到墓室内的器物，很难通过摸鱼法实现，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用吸水法，即以泽竭而渔的方式取出墓中宝物。此种方式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只是成败不同而已。
很显然，像擂鼓墩古墓的这个古代盗贼，是无法把一潭清水全部吸出十几米深的洞外的。当时尚未发明潜水泵，像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等半机械化吸水工具也未得发明创造，即使有如潜水泵、筒车、龙骨水车这样的特殊机械，也不能使用。因为那如同站在擂鼓墩山岗上高声叫喊：“我要盗墓，我要作死！”
既然无力向外吸水，是否可以像后世的跳水能手一样，一头扎入水中用手打捞椁室中的文物？回答应当是否定的。盗墓贼胆量再大，技术再高明，但毕竟是一些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就如同职业杀手的职责是杀人而不是被人杀一样，盗墓者的职责是盗取死者的墓葬以便从中获利，而不是主动寻找死路葬身墓中。在如此狭小深邃的空间内，除非有现代化的潜水服和相应的潜水设备，否则不能为之。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到古代职业采珠人乘舟船下水作业时的情形，曾云：“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出水，煮热毳急覆之，缓则寒慄死。宋朝李招讨设法以铁为钩，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舶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然亦有漂溺之患。”书中所说的“没人”即下水采珠者，尽管有如此之设备，且在开阔的水面上作业，仍有性命之忧。
古代的盗墓贼只有老鼠衣而无采珠者那样的潜水服和相关设备，若孤注一掷，冒险钻入水底，其结果必同一只老鼠钻入油锅一样，自是死路一条。在上天入地皆无路的绝境中，盗墓者能做的，只有在洞中下网，或用带钩的长柄工具在洞下打捞。可能是盗墓贼不知何时得罪了哪位神仙或小鬼，无意中触了霉头，此次行动真可谓倒霉透顶。从考古人员发掘的情形看，盗墓贼当是一位职业专家、大内高手，他当年选择的这个方位，恰是整座墓坑中最要害的部位。整个盗洞呈斜形挖下去，直通中室的东北角，这个边角与东室和北室相邻，稍一转身即可进入二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只开一洞即可轻取三室之宝，其经验之丰富，判断力之高超，技术之娴熟，令人叫绝。
非常不幸的是，盗洞下方的器物不是诱人的青铜编钟，而是一架由32件石块组成的编磬，整个磬架用青铜铸就，坐北朝南，呈单面双层结构完好地站立在椁室之中。当盗墓贼将椁盖板截断之后，断板落入水中，上面的填土、石块倾泻而下，巨大的冲击力将下层横梁的中部和上层梁端的龙角，以及东西两头怪兽上之圆柱砸断，磬架倒塌，多数磬块散落受损。跌落的椁盖板与泥土碎石将磬架与石磬盖住，使盗墓者难以打捞。而在编磬的周边，则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鼎、簋、盒、匜等铜器和多件木卧鹿、瑟等珍贵器物。在中室东壁与编钟西架相对应的部位，由北往南排列着两件方彝、两件铜壶、一件大鼓，大鼓底下还有小鼓等器物。而这些器物则是盗墓贼在直径仅为90厘米的圆洞内，无力捞取的。既然如此，能够获得的东西就极其有限了。天欤，命欤，际遇之不幸欤？
对于这一情形，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人员方酉生在记录中写道：“总的看来，是没有被盗走东西，但是否能肯定一件也没有盗走呢？还不能这样说。原因是北面、东南角现在有空出的地方，这究竟是当时原来的布局呢，还是东西被盗走了呢？这是一个问题。由于盗洞之故，大量淤泥、石板掉入椁室内，加之积满了水，所以除南半部未被淤泥堵塞，北半部的原状已无法深知了。”
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发现整个钟架各部位均保存完好，唯东立柱上一龙舌残失。据湖北省博物馆主编的《曾侯乙墓》的解释，“当系下葬前已失落”。这只是一种凭空猜测，没有证据支撑，难以令人信服。下葬前其他的部件都完好无损，何以独把龙的一只舌头割掉或扭掉或失掉？唯一的合理解释恐怕是为盗墓者所捞取。如此看来，盗墓贼并不是一无所获，至少获得了一个青铜龙的舌头。
当时主持中室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郭德维，后来在其所著的《礼乐地宫》一书中，对此次盗墓过程也曾做过这样的想象：“若一个人站在椁顶上，另一个人潜入椁室，用绳牵引大概还可以照应过来。然而盗洞只有这么大，容不下两个人，只能一个人在墓坑顶上，一个人下墓坑（当时从墓坑顶的洞口至椁顶的深度至少有10米），若再下到数米深有水的椁室，上面的人与底下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配合好。这样要深入有水的椁室就根本不可能。盗墓者既然将椁盖凿穿了，当然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只得用一些木棍之类，在盗洞附近捞了捞。盗洞里已发现了不少这样的木棍。至于他们捞走了一些什么，就难以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