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丸之内线（开往荻洼）
A777
在丸之内线从池袋开往荻洼的地铁施洒沙林的是广濑健一和北村浩一小组。
广濑生于一九六四年，事发当时三十岁。东京人，从早稻田高等学院升入早稻田大学理学部，学应用物理学，专业百名学生中以第一的成绩毕业。此人也是优等生，简直像画上画出来的。一九八九年从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一脚踢开内定的工作单位，直接出家。
在教团内属于“科学技术省”，成为“化学班”主要成员，和同案犯横山真人同是自动步枪秘密制造计划的核心人物。身材颀长，看上去十分老实认真。以三十二岁来说，给人的印象总有些幼稚。在法院做证时，字斟句酌，语气安然淡定。
三月十八日早上，从“科学技术省”上司村井秀夫那里接得命令：“在地铁施洒沙林！”广濑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听得我）非常震惊。想到要有人丧生，感到非常慌恐。但与此同时，也认为自己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教义还没在身上扎根的缘故。”尽管他惊愕于事情的严重性，也强烈感觉到作为普通人的“本能抵触情绪”，然而抓住所信教义的正当性不放的心情比什么都强烈。现在固然承认自己判断失误，但当时他不可能拒绝来自麻原（广濑断言）的命令——他身上不具有那样的力量和现实性余地。
他从池袋站乘上开往荻洼的丸之内线地铁的第二节车厢，在御茶水站将两袋沙林捅破，然后由在站前等待的北村开车接走——这是交给广濑的任务。那是七时五十九分抵达御茶水站的地铁，行车编号为A777。下达具体指示的是“老大哥”林泰男。
二十日凌晨，广濑在上九一色村进行的演习中用力捅破塑料袋，伞尖捅弯。
二十日早上六时离开涩谷秘密活动站的广濑和北村驱车赶到四谷站。广濑从那里乘丸之内线来到新宿，转乘埼京线到达池袋。他在站前小卖店买了体育新闻报，用来包沙林塑料袋。消磨掉时间后，按计划乘坐丸之内地铁，站在第二节车厢正中间车门那里。但是，从提包里掏出沙林袋时，报纸“咔喳咔喳”发出很大的声音，引起旁边女初中生的注意——至少广濑这样感觉的。
广濑忍受不了高度紧张，在茗荷谷站或后乐园站一度下车。下车后再次对自己即将开始的行动的严重性感到恐惧，恨不得就这样悄悄走出站去。他说“非常羡慕下车离开的人”。现在想来，那是命运明显的分水岭。假如就那样走到站外，几个人的人生前程就不至于急转直下。
然而，广濑健一猛地咬紧牙关，止步未动。他告诫自己：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救赎！这是应该做的大事。不光我，别人也都做同样的事，不能自己一个人临阵逃脱。
他决心已定，重新登上刚才的地铁电车。由于担心可能引起女初中生的注意，换了车厢。换到后一节的第三节车厢。快到御茶水站时，广濑从提包里掏出沙林袋，偷偷扔在地上。掏袋时，包的报纸脱落了，露出沙林袋，但他没有在意，也没时间在意。他为了说服自己，一遍又一遍反复口念奥姆咒语。到达御茶水站，东门即将打开时，他不假思索地把伞尖捅进袋里。
钻进接他的北村的车时，用塑料瓶里的水洗净伞尖，扔进后车厢里。他本以为做得十分小心，但不久身上还是出现了沙林中毒特有的症状。舌头转动不灵，呼吸困难，右大腿根开始一下一下痉挛。
心里发慌的广濑把林郁夫给的硫酸阿托品注入右大腿根部。熟悉科学的广濑一开始就很清楚沙林的危害，但仍不由得为其毒性的意外厉害打了个寒战。如此看来，自己洒下沙林的车厢此刻想必一塌糊涂。弄不好自己都可能这么死掉，他脑际掠过这样的念头。随即他想起林郁夫说的话：如果身体不适，就去中野奥姆真理教附属医院让医生处理。于是让北村把车开去那边。但医院的医生完全蒙在鼓里，诊治根本不得要领。白跑一趟的两人径直返回涩谷秘密活动站，在那里由林郁夫紧急诊治。
回到上九一色村后，同其他几个实施者向麻原彰晃报告“任务完成”。麻原满足地说“让科学技术省的人去干，就是有结果啊！”广濑报告自己中途察觉可能被乘客发现而换了一节车厢，麻原也好像表示理解：“我一直跟踪大家的影子，圣杰亚（广濑教团名称）的影子暗了，心想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
“根据教义，人的情感是误看事物的原因，必须超越情感。”广濑说道。
广濑把两个塑料袋捅开后，九百毫升沙林液体淌到车厢地板。结果，乘客一人死亡，三百五十八人重伤或轻伤。
中野坂上站有乘客报告“人倒了”，抬出两名重症者（一人死亡，另一人是本书中出场的明石志津子〈匿名〉）。沙林袋被车站职员（本书中出场的西村住夫氏）拾起扔掉。而地铁列车本身却带着被沙林液体污染的车厢继续运行。于八时三十八分抵达荻洼站，放下乘客后直接掉头运行。掉头车中也有乘客诉说身体不适。若干站务员从荻洼站上车，用拖布进行车厢清洁作业。他们也很快变得情况不妙，被送进医院。车在新高圆寺停止运行，被直接送往后乐园车库。
“这么像看表演似的袖手旁观合适吗？”
马光男（当时四十一岁）
家住横滨。眉清目秀，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作为第一印象，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本人也把自己定义为游戏感觉强的乐天派。而且能言善辩。一看就知同郁闷无缘。不过面对面交谈起来，马上就觉出此人也正在一步步踏入中年地界。四十左右毕竟是人生的转折点，或是某种程度上让人思考人生的年龄。
在化妆品公司工作，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组建了乐队，在里面弹吉他。已婚，两个孩子。
平日上下班不乘用丸之内线。那天因工作原因偶尔乘用一次，结果在那里遭遇了沙林事件。这一偶然是怎样改变他的生活和意识的呢？
实际上，遭遇沙林事故前一周我患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踏入社会以来，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还是第一次，在那之前基本上没有得过什么病。
可能是想维护自己的形象吧（笑），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决定稍微早一些去公司，离家比平常早了二十分钟。
我一般乘坐横滨线，悠闲地看着报纸赶往公司设在八王子的事务所。平时大约一个月去一次新宿事务所，碰巧那天地区的经理们要聚在一起开一个临时会议，因此不得不赶到新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上午在新宿参加会议，下午结束，然后回到八王子事务所。
由于会议九点半开始，七点之前我便从家出发了。先乘坐横须贺线到新桥，再乘银座线地铁到赤坂见附，最后换乘丸之内线到新宿御苑前。因为公司离新宿御苑前很近，所需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从赤坂见附乘车，丸之内线车厢内一般总有座位可坐。那天上车刚坐下，便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车厢嘛，平时一般也都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气味。还记得前排一位女性用手帕捂住鼻子，除此之外，没感觉周围有什么异样。
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沙林毒气的气味，事后被人问起时，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啊？那就是沙林毒气吗？”
到达新宿御苑前，我直接去了公司。但下车的时候，感到周围突然暗了下来，仿佛照明被切断了似的。离家的时候天气还好，但踏着台阶走到地面时，四周好像暗暗的，心想是不是天气变坏了，看天又没有阴云。
那时因为服用过抗花粉症的药物，所以我想可能是药物原因。刚刚服用的新药与以往不同，也许有副作用。
赶到公司后，周围仍暗暗的，身体非常疲惫，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同其他人一起去吃饭，但眼睛不舒服，没有食欲，也没有心情同他人说话，只是闷头吃饭，汗水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拉面馆的电视一直在播放着沙林事件的报道，同事开玩笑说：“是不是中了沙林毒气了？”当时我—直以为是花粉症药物的原因，对此只是笑了一下。
下午的会议开始后，症状也一点没有好转，于是想请治疗花粉症的医生看一下。我跟同事说身体不舒服，下午两点左右退出了会议。到那时我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中了毒。
我没有去公司附近的医院。为了慎重起见，请自己家附近为我调制花粉症药物的医生看了一下。当时自己也半信半疑：这种症状是花粉药导致的还是沙林毒气的原因？赶到医院，告诉医生乘坐地铁时便出现了这种症状。接着医生给我检查瞳孔，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我很快被救护车送到了横滨市立大学医院，下车时自己还能走路，因此那时的症状还不算严重。
但从当晚过了十二点以后，头便痛了起来，“咚咚”响似的痛。马上叫护士打了一针。那不是一阵阵的头痛，而像是脑袋被紧紧地勒住一般。疼痛持续了一个小时，真是难以忍受啊。但只要疼痛消失，就觉得没什么事了。
只是，为让紧缩的瞳孔张开而注射的点眼剂效果过头，反而使得瞳孔开张过度。因此，第二天醒来，感到异常刺眼，只得在自己周围贴上纸，以免光线照射进来。出现瞳孔紧缩症状前，我已经住了一天院。说实话，要是在第二天出院就好了。
早上家人拿来报纸，尽管无法认清上面的字，但也了解到了沙林毒气这场灾难的情况，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稍有差错，说不定自己也会死在那里。但事发当时却没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尽管自己被卷入那事件中。听到有人死亡，与其说毛骨悚然，感觉更像是以观众的姿态看电视上的一幕剧似的。自己没有那种切身感受，一点都没有。
大约是从那年的秋天开始吧，我时常想，那种感觉有点不对头啊，应该感到气愤或者提出抗议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感觉逐渐强烈起来。
——所谓的“不对头”，具体指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有人在自己面前突然倒下，我一定会救他，但在距自己稍远的地方——譬如在对面五十米左右发生这种事，自己还会跑过去帮忙吗？会不会因为事不关己而闭一只眼走过去呢？若被无端牵连，上班迟到该怎么办？……觉得自己可能有这样的念头。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惟独物质在缺乏危机感的情况下意义越来越大，不可伤害他人等意识逐渐淡薄。尽管很久以前便被指出，但通过此次事件才使我切身感受到：如果这样下去，以后能够抚育好自己的孩子吗？这恐怕是不对头的。
说起来也真奇怪，住院时即使周围大吵大闹我也不以为意，太过于冷静了。即使有人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沙林事件，我也不会在意，对我来说，便是这个程度的问题。到夏季时，我甚至把它给忘记了，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受害者诉讼才想起：啊！原来发生过这种事情。仿佛与自己无关。
不过刚才也说了，到了秋季我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应该轻易忘掉。并一直考虑是否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
归根结底，我意识到今后在日本社会中，个人必须变得强大。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已有十二年，有时会变得出奇地冷静。而年轻的时候，只要看到不正常的事情，便会心直口快地说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嘛！久而久之，自己逐渐变成了那个样子。
奥姆真理教虽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结果却发展成为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这恐怕是个人弱小的关系啊！
对于“那么，你很强吗？”这样的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哪怕有时为了不迷失自我而变强，有时也还是令人疲惫不堪。那时，若有所倚靠，便可轻松安心多了，大概任何人都多少这么努力。但是那种平衡一旦破坏，个人便会过度地倚赖周围的人或环境。为了把握那个限度，使自己变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当然也是。
因此，在那种意义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
“事后想来，通勤车早到两分钟是一切的开始。”
大桥贤二（第一次采访，当时四十一岁）
大桥君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公司工作了二十二年，现在大田区售后服务中心工作，职务是业务科长。
事发当时，颇具规模的服务中心尚未建成，而在设在杉并区方南町的临时事务所做中心开始运作前的准备工作，每天去那里上班。之前在位于尾久的技术服务中心任所长，九五年一月一日转来这里。大桥君遭遇沙林事件，是在前往方南町临时事务所上班途中的地铁丸之内线的列车上。
此前很长时间里，大桥君一直专门负责事故车的处理，站在服务窗口直接接待顾客。“我们的工作，和宾馆前台一个样。”他说。是个彻头彻尾搞技术的人，在第一线久经磨练——即使默默听他说话，这样的履历也可了然于心。短发，体格健壮，一副年富力强的男人风貌。看上去对工作格外有责任感。决非健谈那一类型，沉思着木讷地讲起那一事件。
家住江户川区，结婚十年了，三个小孩，大的上小学四年级。房子是事件发生整一年前新建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搬家、工作调动、接下去发生沙林事件，可谓操心费力多事多难的一年。“本命年嘛！”本人苦笑。
不用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大桥君遭遇之事绝非可以苦笑了之的。说法未免过于普通——随处可见的“小而幸福的家庭”被超乎想像的暴力毫无征兆地摧毁殆尽。仅仅由于开往小岩站的通勤车偶尔早到了两分钟——由于命运开的小小玩笑——致使他坐进了“沙林车厢”。
现在也仍为严重的后遗症所苦恼。与此同时，他参加了地铁沙林受害诉讼组织，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如果能开一个网站来救助——哪怕多求助一个人也好——和自己同样痛苦的受害者就好了……这是大桥君迫切的心愿。本来与人交谈超过一个小时脑袋就开始剧烈作痛，但这一次接受采访长达一个半小时，实在令人感激。
去中野上班期间的电车通勤站是小岩站，在那里乘JR到四谷。从家到小岩站有时乘巴士，有时骑自行车，不过还是乘巴士的时候多。
早上七点左右，JR车厢内还不太拥挤，虽然捡个座位坐下非常困难，但不至于前后左右挤得无法动弹。这样乘车上下班虽然算不上一件苦差事，但由于我在离家很近的黑田分店工作了二十年，与那时相比，现在通勤时间之长，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令人不好受。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同往常一样刚过七点便从家出发。奇怪的是巴士比预定时间早来了二分钟。若在平时，巴士偶尔会迟到一些，但那天却来早了。想追也来不及了，只好乘下一班巴士，那时已经七点半左右了。谢天谢地，到达四谷时，地铁迟到了二分钟。事后想来，通勤车早到两分钟是一切的开始，或者说是一个转机啊。时间如此混乱，真是头一遭遇到，因为以前每天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通勤。
我一般坐在丸之内线从前数第三节车厢内，那天也是如此。因为从那里看到的四谷站周围风景很漂亮。驶出车站时，可以看到上智大学的体育场，放松心情深呼吸，感觉非常舒服。但那天我所乘坐的第三节车厢空荡荡的，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情况。若在往常，到四谷站时，乘客不断涌入车内，根本无法坐下，往前行驶几站后，才坐得下来。但那天不知何故，车厢内只有十个人左右，大家都坐在座位上，我感到有点奇怪。
上车我就发现后面两人的样子很是反常：一个男的看样子就要倒下，有气无力地靠在座位上；离我稍近的一位女士则俯身半蹲着，整个身体呈圆形。接着闻到一股怪怪的气味，起初我以为是有人酒后呕吐发出的。但那种气味没有刺激性，感觉有一种甜甜的、像是什么腐烂似的味道。那也不是信纳水之类的气味，因为我们公司也做涂饰工程这一业务，经常接触信纳水，那种呛鼻的气味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一想既然有座位可坐，即使有些怪味也无所谓，于是仍旧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睡眠状态。若在平时，我一般会看看书读读报什么的，但那天是星期一，困得厉害，根本没那心思。虽说是睡觉，却不是沉沉睡去，只是闭目养神而已。周围不时有声音传入耳中，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广播说“中野坂上”，于是起身来下了电车，头脑也仿佛条件反射似的清醒了。
但不一会儿，便感觉周围暗了，抬头看站台的电灯也是黑的。接着喉咙干渴得难受，不由得剧烈地咳嗽起来。车站里面的长椅旁边有冷水机，我正打算过去润一下喉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有人晕倒了”，喊的是一位年轻高大的上班族。我回头一看，刚才车上那个男的顺着长椅完全瘫倒在那里。
我的症状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于是走到冷水机旁润了一下喉咙。鼻水不住地流，两腿不断打颤，呼吸也越来越困难，索性重重地瘫坐在长椅上。大约过了五分钟，晕倒的人被用担架抬走，车也开动了。
车站工作人员走到我身边：“请告诉我如何联系您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我将名片递给他，让他联系名片上的某某人。然后他将我带到车站一间办公室，对我说“请坐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只是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眼睛倒不是很痛，只是一片漆黑。鼻水不停地流，呼吸也像马拉松长跑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两腿打颤，下半身发冷、痉挛。
记得当时被带到办公室的乘客共有五人，用担架抬来的有两人。站务员也好像对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站务员有四五个，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警察也来了，详细问了一番，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我还是硬撑着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旁边有人失去了意识，我非常害怕，担心自己也丧失意识死掉。于是，尽量鼓足力气，同周围人说话。
这时间里，车站的工作人员似乎也变得不舒服起来。他们在办公室里待了至少四十分钟，吸入了大量的室内空气，所以出现了恶心呕吐症状。要是早点到地面上去就好了。
后来我们终于上到了地面。消防人员赶来，在类似胡同的地方设立了临时避难所，让我们暂时坐在那里。但冷得不行，根本没心思坐下，因为地面上只是铺着薄薄一层垫子，躺下反而会更冷，毕竟那还是三月。周围停放着几辆自行车，我顺势倚在上面站着，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住。其余人也都像我一样靠在什么东西上，只有两个人躺在地上。在那里大约站了二十分钟，再加上在办公室待的四十分钟，合计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被搁在那儿，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我是被警车送到中野综合医院的，而不是救护车。坐在医院长椅上接受检查，医生说有点不好办啊，就那么给我打点滴。因为我是乘警车来的，无意间听到了“是不是中毒了”一类的话，当时我也想自己可能碰上有毒的东西了。
当时医院好像也不知道我们中了沙林毒气。我们一直穿着沾有毒气的衣服，因此有些医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整个上午身体都冷得厉害，尽管给我们披上了电热毯子，但还是不起作用。用血压计一测，升到180，若在平时，最高也不过150左右。血压非常高，对此我心里却没有感到不安，而是觉得莫名其妙。
结果，我在那里住了十二天院。那期间头痛得非常厉害，连续三天三夜头上都敷着冰袋，镇痛剂也一点不起作用。真是难受啊！住院的那些日子，头痛如潮汐一般，时而轻时而重地持续着。不仅如此，又出现发烧症状，连续两天体温接近四十度。
住院的最初三四天，双腿痉挛，呼吸困难，喉咙像被堵住一样，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即使将脸朝向外边，也看不到一丝光亮，眼睛的焦点无法汇聚，远处的物体一点都看不清。
点滴一连打了五天。血液中的胆碱酯酶数值直到最后一天才恢复到正常状态。瞳孔虽然逐渐恢复正常，但焦点一旦对上什么，眼睛深处简直像触电一样“突突”掠过一阵剧痛，锥刺一般地痛。
在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终于出院。因为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向公司请了一个月假，在家休养。再说，两腿一个劲儿颤抖，若在上班途中摔倒受伤，那可就麻烦了。
早上一起床，头痛便如约而至，简直就像大醉了两天似的。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着，但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一直忍耐着。因为吸入了像沙林那样的毒气，倘若吃错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头痛药之类一概没有服用。
每个星期三我都去中野综合医院接受检查，主要检查大脑和眼睛。紧缩的瞳孔已大体恢复正常，但眼睛的焦点稍一聚拢，便刺痛无比，医生甚至连什么原因都一无所知。大概是因为医生以前没有接触过沙林病例，不知如何处理吧。检查一下眼睛，测一下血压，“请下星期再来吧”——每星期都是如此。
这样，一直到四月末都没上班。五月连休结束后，我去了公司新设立的昭和岛中心工作。摆办公桌，配电脑……每天忙到深夜，说实话，真有些忙过头了。脑袋还是像以前一样疼痛，尤其是到了六月梅雨季节，更加厉害，每天头上都好像顶着一件沉甸甸的物体。看东西时，眼睛总是一阵阵地刺痛。
那种疼痛在工作的时候会逐渐减轻。因为专心工作，把它给忘记了。所以工作时间里对此一般不会太在意，但工作一结束，头便痛起来。因为这个原因，在上下班的电车上通勤是最令人痛苦的。
我现在对乘坐通勤电车感到恐惧。上车后，电车门在眼前关闭的一瞬间，头便会痛起来。到达目的地下车，通过检票口出站，本以为会有所好转，但疼痛依然挥之不去，集中精神考虑问题也不可能。持续谈话超过一小时，头就剧烈疼痛，现在依然如此。四月中旬，警察要我写供述书，包括受害报告在内一共花了大约五个小时，真是令人疲惫不堪。
八月休假一星期后，感觉症状比以前减轻了许多，对乘坐地铁不再恐惧，头痛也没有以前剧烈，或许因为暂时脱离工作，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的缘故吧。工作开始后的前两三天倒还好，一星期后，症状再次复发，一旦乘坐上通勤电车，剧烈的头痛便会袭来。
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勉强挣扎着赶到公司，竟然花了三个小时，因为不得不在途中车站下车，休息一小时，疼痛减轻再上车。若疼痛无法忍受，就再次休息，如此反来复去，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了。我想这样可不行，经人介绍，认识了圣路加医院精神科的中野医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八月三十日。
我将事情的原委与症状详细告诉了中野医生，他说：“那样做可不行，工作本身对你来说是慢性自杀啊！”又问我是否服用过什么药物，我告诉他什么也没有服用，他说那样适得其反。自那以后，我每星期都去做心理咨询，谈那星期发生了什么事，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乘坐电车有什么感觉等等。有时会根据症状给我开一些不同的药。头痛便服用布凡林，还有安定剂、安眠药。自从服用安眠药之后，睡眠好多了。
归终，我连续三个月没有工作，在那期间一直坚持心理咨询和服用药物。总的来讲，我的症状属于典型的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用最近的例子来说，它同神户大地震的受害者、同经历越南战争的归国士兵有着相同的症状，都来自于强烈的恐惧感。我遭遇沙林事故后的四个月中，经常工作到深夜，严重透支了体力，压力也随之积攒起来。多亏在夏季休假一星期，让以前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中野先生对我非常生气：“别想得太多别那么苦恼，尽量放轻松心情！”要根治PTSD非常困难，只要事发时的记忆还存在，精神上的伤痛便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对我而言，所能做的便是将那记忆消除，但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到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后只好与这疾病耐心相伴了，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不要疲劳过度，不要积攒压力。
这样，我向公司连续请了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假，十二月初开始上班。但是上班后非常疲劳，根本不可能干一整天，只好工作半天，上午去公司，下午两点左右回家，以便使自己的身体逐渐适应。我曾问过中野医生：“一月份以后，是否可以延长一点工作时间？”但被告知：“不太合适，再忍耐一下。”所以直到这个月（一月）末都连续上半天班。每周三休息，因为是去医生那里，可适用劳动伤害事故条例，向公司请假倒也方便。
现在上下班仍然感到非常痛苦，从小岩站到滨松町换乘电车时，头痛便会加重。到公司服用布凡林，三十分钟后，头痛减轻，如此周而复始。
在别人看来，患者似乎并无大碍，但别人绝不会明白那种痛苦。这种情况在职场上尤为明显，所幸我们的所长非常理解我的处境，说：“如果自己遇到那种事故，说不定也会这样。”从医院拿到诊断书，向所长说明情况，他建议我住院，“尽快将病治好！”
遭遇沙林事故住院期间，经常做噩梦，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在梦里经常被人强拉硬拽。病房的窗户正对着病床，在梦里差点被人从窗口拽下去。有时一回头，发现死去的人就站在自己身后。
很早以前，曾梦见过自己变成鸟在天空中飞翔，而这回在梦中飞翔时突然被人打了下来，不知是用箭射中的还是用枪打中的，落到地面上，再被人踩死。以前在天空中飞翔是很快乐的，而现在却变成了梦魇。
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现在已不只是愤怒或者痛恨了。我当然恨他们，希望尽快处理好此事——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
大桥贤二（第二次采访）
第一次见大桥君是九六年一月初，第二次见他是十月末。这次采访的主题，是想了解经过十个多月后其后遗症康复有怎样的进展。大桥君介绍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至今仍为剧烈的头痛和乏力感所困扰，尤其头痛让人受不了。
与此同时，大桥君眼下碰到的最大的个人问题，是公司把他从以前的工作岗位上调了下来。就在这第二次采访前一个星期，上司找他谈话，劝他往下一段时间做稍微轻松些的、不必拼死拼活的工作，以便养好身体。结果将大桥君过去担任的业务主管交给现在和他一起工作的老资格科长兼任。
尽管这样，许久没见的大桥君脸色好多了。时常从江户川区自家骑自行车去位于九段的中野先生诊所（主要原因是乘地铁头痛），这天也骑自行车来到采访地点。给人的感觉也远比上次年轻了，开始面带笑容。看上去倒好像正朝好的方向发展……
归根结底，一如他本人所说，痛这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痛只有本人才知道。但愿他早日康复重返第一线。
第一次采访之后，今年（九六年）的二三四月份，我一直都是早上八点半才到公司，下午三点左右就回家了。头还是从早疼到晚，感觉就像海浪一进一退拍打着海岸一样。就是现在头也在疼，不过一谈起这个，话就有点长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压在头上，又像是有什么东西罩在头上。与醉酒醒过来之后出现的头痛相似的轻微疼痛是每天都不间断的。这是常有的。虽然我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暂时忘记疼痛，但是其他时候几乎一刻不停地疼。睡觉的时候头也是沉沉的。
今年八月底到九月初的一两个星期里，头疼变得特别严重。半夜里都会疼醒。吃止痛药、用冰枕降温才能够勉强入睡。跟上司商量了一下，上司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要太勉强，建议我只上一上午的班就回家。就这样，打那以后头疼的状况就没有好转过。相反，竟转化成了慢性头痛。一到公司，我就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如果头不再痛，往下就不再吃。今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是早上吃了药来的，不过聊起这个来到底就……
——不要紧吗？对不起。
啊，那不要紧的，反正已经是慢性的了。现在自己是一种什么状态，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我大体上能凭感觉把握了。已经习惯了。头开始疼的时候，脑袋里面的某个地方就化为一个点，这一点变为疼痛一点点地向外扩散。现在这一点在左边，但是每天都会不一样，或是左边，或是右边，或者整个脑袋一起……
今年，在工作方面，我觉得对事故车辆的估算工作最好能有个操作准则，就根据自己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制订了一个准则，并把它输入到电脑里。电脑屏幕也是绿色的倒还好，可是一旦有三四种颜色，眼睛就开始疼。把视线集中到一点也是很费力的。本来看着这边，因为别人叫而一下子转头与对方四目相对的时候，眼睛就疼得厉害。那种疼痛就像是要穿透一切一样。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疼点在左边的话，就只是在左眼深处疼得很厉害，若是在右边，则只是右眼深处。那是一种像是被人用钎子串起来一样的疼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我真的是有好几次想到自杀。心想如果死了就会舒服了。现在也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即便去看眼科医生也找不到原因。他只是给我稍微检查一下，说一句“不要紧很正常”就没下文了，再也不理会我。只是前段时间，我和一位医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经常会有一些农民出现与我同样的症状。他说如果使用含有机磷的农药，神经系统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同样的症状。
今年盂兰盆节的时候，我骑摩托车回了趟饭田老家。单程大约有三百公里，我骑着250cc的摩托车跑了个来回。头还是很疼，我也担心能否顺利到达，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一趟轻松愉快的旅程。空气也很清新，骑车的时候，注意力远比开车集中。
但是，今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刚才也说过了，头疼又一下子加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只能在公司工作一个上午。虽然公司对我这样的出勤给予了认可，但是今年十月我被撤销了管理职务。当然，这是上司担心压力大的工作岗位会对我的身体健康不利而特别关照我的结果，可对于一个干劲十足的职员来说，这个结果真是太残酷了。
“放松心情工作就好。”这种想法作为一种关心，我当然满怀感激地接受，很感谢。不过，先不说这个了。事件发生后我休了一个月假。之后，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夏天，我工作得比以前更加拼命，心想不能因为自己给公司添麻烦。我忍着头疼，勉强做了很多事情。也有这个原因吧，就像我前面提过的，到了去年夏天一下子“爆发”了。于是我想那时候的坚持对我自己来说究竟算什么呢……每天都加班，拼命工作到十一点半，只剩下末班单轨电车。当时精神科医生就说那样勉强自己是不行的。想到这点，即便现在有人对我说很辛苦吧，劝我不要去考虑责任放松心情活着，说实话，作为我本人也不是没有难以释然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努力让自己不把所有事情往坏的方面想。也不是没有恨过，可是只能往好的方面想啊。
说得清楚些，我现在就像是在“坐冷板凳”一样。办公桌也挪了位置。就算去公司，也无事可做。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做一些任何人都胜任的简单工作，比如说整理传票。以前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已经没法用到工作中去了。
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成为让自己振作起来的动力，所以不管是不是行得通，对每项策划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仔细考虑，考虑“这个这样做会怎么样”。人生即便晚一年也是无所谓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二十年来我始终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一直拼命做事。“四十一岁就成了正科长有点升得太快了，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也未尝不可嘛”——我尽量让自己这么去想。
——是啊，您还年轻，孩子又小，咬紧牙关挺住，让身体完全恢复才是最要紧的。如果您就此垮掉了，那可真是不好办了。
是啊。我打算不往上看，就以自己的方式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可是想归想，现在这种痛苦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我到底能够忍受多久，对此我没有把握。我看不到未来。现在我只是从早上工作到中午十二点，可是即便那样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因为有通勤工伤补偿，奖金也减少到了一年二十五万。经济上非常紧张。对工薪阶层来说，奖金的存在是很重要的。用奖金刚好勉强能够把每月家用不足的部分补足。一下子减少那么多，真是很吃不消的。最近又盖了新房子，还要还贷款。三十年的贷款，怎么说也要还到七十岁。
就算说我头痛得厉害，从外表上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那种疼痛到底是怎样一种疼痛只有本人清楚。请试着想像一下每天每天头上一直压着石头或戴着重重的头盔的感觉。如果能从这疼痛中解脱出来的话……当然，大概没有谁能明白我的心情。我非常非常孤独。恐怕要失去一支胳膊或者成为植物人，别人才有可能明白我这种痛苦吧。
干脆当时就死掉该有多好啊。也不必去承受这样的痛苦……
但是一想到家人，我还是要不断地努力啊！
“偏偏那天从最前面的门上车，也没什么特殊原因。”
稻川宗一（当时六十四岁）
约略变稀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张容光焕发的圆脸，但并不见胖。十年前得了糖尿病，自那以来十分注意饮食。只是，因为应酬，惟独酒欲罢不能。喜欢日本酒。
身穿挺括的深灰色三件套西装。讲话清楚果断，隐约让人感觉出前半生熬过日本战后的自信。看情形远远不是退休年龄，无论多久都能干下去。
稻川先生生于甲府，从电气学校毕业后来到东京，一九四九年进入建设公司，在那里做设备方面的工作。不久离开生产现场转搞营业，六十岁作为营业部长退休。当时本来有几个再就业的门路，但“突然懒得伺候人了”，于是和两个同辈人商量，独立开办公司。主要业务是经销照明器材和提供咨询。
工作虽然进展顺利，但并非忙得不可开交。“啊，倒是轻松不得，”他说，“但不伺候人比什么都心情愉快。”眼下在市川和夫人单独生活。两个孩子都已独立，有三个孙子。最小的孙子是事件发生后第二个月生的。
倒不是说有特殊信仰，但他总把夫人给的三个护身符带在身上。
总武线的下总中山站是最近的站，我坐总武线直接来新宿。七点二十五分出门，八点四十分到公司。虽然公司规定九点开始上班，不过因为是自己开的公司，要求也并不是那么严格。
三月二十日那天从御茶水站就有空座了。也有需要换乘其他路线的乘客，所以有很多人在御茶水站下车。然后，我在新宿换乘了丸之内线，当然这也有地方坐。我一般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上车。
这一天我也是坐在第三节车厢最前面的座位上。刚好在这个位置（画车内构造图），有类似污渍的东西扩散开来，是湿淋淋的痕迹。也就是说，在这个座位和那个座位之间是放着沙林的。我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估计是从那儿流出来的液体。我倒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总之是一种液体，和啤酒的颜色差不多。再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有股奇臭一下子扑鼻而来。所以我稍微留意了一下。
那天的电车较往常空得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平时有相当多的人，甚至都有没座位坐的时候，可那天没有站着的人，坐在座位上的也就是稀稀拉拉少数几个人。事后想来，大概因为车里有奇怪的气味，所以大家那时候都已经转移到其他车厢去了吧。
之后，我注意到的是坐在这儿（在图上指出）的一名男性。在放着沙林的这个地方旁边，那个人一个人坐着。我上车的时候那个人就好像在睡觉，渐渐地，他的姿势变得奇怪起来，我还在想真是奇怪，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大约快到中野坂上站的时候，从他那边传来“扑腾”一声响。我当时正在看书，心想怎么回事呢，抬眼一看，只见他跌在了地板上，脸朝上倒在那儿。感觉像是以原来的坐姿直接从座位滑下来的。
我想这可不得了，稍微看了一会儿。那时电车刚好进站。电车门开始打开，我也马上从车厢往外走。本打算去叫站务员的，不过那时有个年轻人跑到了我的前面。他跑去叫了在站台前面工作的站务员。不久，站务员赶来把躺倒在地的那个人抬下了车。
倒下的男性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女性。她也已经昏迷不醒了。年龄有四五十岁，大约是那个年纪。我不太会看女人的年龄。总之是一位中年妇女。那个男的已经很大年纪了。被叫来的站务员一个人照顾着那个男的将他带出车厢。接着又赶来了一位站务员，两个人扶起已经神志不清的女人，一边喊着“不要紧吧”，一边将她扶出车外。这时间里，我下了车一直站在站台上。
在这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过程中，一位站务员用手拿着一个装有液体的袋子来到了站台。谁也不知道那是沙林，只是以为有可疑物品姑且先拿出电车罢了。事情已经告一段落，车就那样重新开动了。
我移到了前一节车厢。因为有奇怪的气味，我也不想再待在那儿。之后我就在下一站新中野站下了车。
可是，在通过地下通道的时候，鼻涕开始一个劲儿往外淌。当时还在想：哎？真奇怪。是不是感冒了。接着就开始打喷嚏、咳嗽。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认为是感冒的吧。再往下，眼前开始变暗。所有的症状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当时觉得这很奇怪，但即使那样，精神还是很不错的。意识清醒，走路也不费力。
刚才我也说过了，公司在车站的正上方，反正走到了公司。可是眼前还是暗暗的一片，也还是鼻涕不断，咳嗽不停。于是我跟他们说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先躺会儿，就躺在了沙发上。因为眼睛状况很奇怪，就想用毛巾冷敷一下，可同事说眼睛用热敷比冷敷效果好，于是就把热毛巾敷在眼睛上躺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样一来，眼睛渐渐没什么大碍了，又可以看到蓝天了。在那之前一直就像是待在黑乎乎的墨汁里一样。可以看到东西，却完全没有色彩——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之后，我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开始工作。十点左右我太太打来电话，问道：“地铁现在好像出了大事，你没出什么事吧？”我心想不能让她担心，就回答她说：“嗯，没什么事。现在活蹦乱跳的呢！”眼睛也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嘛。
出去吃午饭的时候，在附近的荞面店碰巧看到了电视，我这才知道的确是出了不得了的大事。整个早上这附近也的确是一直在鸣警报，而我却没怎么留意。不过，在那儿看了电视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沙林。电视上说“受害者眼前都会变暗”，我就想那么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吧。可是，就算是那样，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要把眼前变暗与附近放着发出奇怪气味的袋子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去中野综合医院检查了一下眼睛，医生说是缩瞳，立刻给我注射了解毒剂，打了点滴。还进行了血液检查，结果显示说胆碱酯酶的数量大量减少。就这样立刻住进了医院，说胆碱酯酶数值不恢复正常就不能出院。没办法，只好给公司打电话说我需要住院，也不知要住几天，请对方帮我收拾一下桌子。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被太太狠狠说了一顿，质问我说“你刚才不是说没事的吗！”（笑）
结果住了六天院。星期一住的院，出院是星期六。住院期间没有特别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就坐在沙林的旁边，我的症状却轻得让人不可思议。一定是因为我坐在袋子的上风向的缘故吧。车里的空气一般是从前往后流动的，所以如果在下风向的话，哪怕坐一两站，都可能会遇到大麻烦。这就是所谓命吧。
我没有变得从那之后就害怕乘地铁，也没有做过噩梦。也许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吧。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了命运。打个比方说，我平时是不会从第三节车厢最前面的门上车的，都是从第二个门上车。那样，我应该会坐在沙林的下风向吧。但是，偏偏那天从最前面门上车，也没什么特殊原因，仅仅是碰巧。我这一生中没有一次特别觉得自己幸运过。虽然没有倒过什么大霉，但也没有觉得自己有特别走运的时候。我这一生无风无浪平淡无奇。但到底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如果我不在那里，会有别人捡起袋子的。”
西村住夫（当时四十六岁）
西村君是事发当天在中野坂上站值班的地铁职员，职务是乘务助理。那天是他直接用手拾起了丸之内线车厢里的沙林袋。
西村君是茨城县人，通过学校介绍进营团地铁工作。一般说来，铁路方面的工作给人以“坚实”之感，在乡下评价高。所以，通过招工考试时，心里非常高兴。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进去后马上闹起了学潮，地铁也停了几次。
中等个头，相对说来偏瘦。但面色红润，目光坚定。假如在酒吧碰巧坐在一起，我恐怕猜不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过，一眼即可看出此人是在某个劳作现场踢打出来的那一类型。若仔细观察其面目，日常从事花费神经的工作这点也可大致推断出来——隐约有这种气氛。他说最开心的就是下班后放松地和同伴喝上几口。
这次答应我们采访的请求，好意提供证言。但坦率说来，看样子他是不太情愿谈及地铁沙林事件的。或者莫如说“不愿意触摸”更为合适。对于他那当然是应该忌讳的事，同时也是想尽快从记忆中消除的往事。
不但西村君，所有铁路人员恐怕都不例外。按时刻表平安无事地在东京地下行车——当下对他们来说这是再重要不过的。当下几乎就是一切。不想无谓地重提过去。由于这个缘故，从地铁有关人员口中听得事件情况，坦率地说并非易事。但是，他们心中那种不能让事件风化、不能让同事白死的强烈愿望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宝贵的证言。对此深表感谢。
西村君家住埼玉县，乘东上线上下班，有两个女儿。
地铁站的工作是以日勤、“全泊”、公休三班轮流的形式进行的。所谓“全泊”，就是从早上八点到次日早上八点工作二十四个小时。当然并不是一直醒着工作，其间也在休息室里睡觉。“全泊”下班之后是公休，也就是放假。接着是日勤（普通的白班）。一周里有两天“全泊”，两天公休，剩下的就是日勤了。
刚才我也说了，规定是“全泊”那天要工作到早上八点，但并不是说下班之后就可以马上回家。八点开始正赶上上班交通高峰，所以即便下班了也要留下来加班，帮忙处理车站事务。这要从八点持续到九点半。三月二十日这天，我是“全泊”，刚下班，正在负责交通高峰期的监督工作。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那起沙林毒气事件。
虽然是连休正中间那一天，但因为是星期一，客流高峰时间的乘客数量与往常基本上一样。丸之内线开往荻洼方向的车过了霞关站之后就已经变得很空了。从池袋到霞关这一段会有很多乘客上车，但之后就只是下车了，上车的人不太多。
所谓客流高峰时间段的监督，不过是查看一下乘务员的工作，核对和监督是否出现异常而已。比如说，看看乘务员的交接是否顺利，车是否晚点。这个位置也并不是必须引导乘客的。
出问题的车次为A777，开往荻洼方向。始发站是池袋站，预定八时二十六分到达中野坂上站，而且准时到达了。车由六节车厢组成。中野坂上站有两个站台，正中间空着。因为有从方南町方向开来中野坂上的车，所以我们称之为分支线。在对面开往池袋方向的列车所经过的站台上，早上因为出现客流高峰非常拥挤，所以在每一节车厢前都站着一位副站长或相关负责人员维持站台秩序。
当时我正好在分支线这边负责监督。这边是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所以我通常是在这个位置上监督乘务员的交接，留意周围情况。这列777车到达中野坂上站之后，从前数第二节车厢下车的乘客好像有什么事情，大声喊了车站的工作人员。隔着轨道，向站在池袋方向站台上的副站长喊道：“请立刻过来这边。乘客的样子有点奇怪。”
我当时站在靠近新宿方向的站台上，距离那儿大约有五十米远，所以听不太清楚喊的是什么，但看上去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急忙赶了过去。就算知道出现了异常情况，中间隔着轨道，副站长也是没有办法到这边来的，所以我过去了。我看到前数第三节车厢里，有两位乘客倒在那儿。这节车厢一侧有3个门，我从最后面的门进到车里边，看到一名大约65岁的男性整个儿躺在地板上。而在他的对面，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一副从座位上滑下来的姿势。她呼吸急促，发出“哈—哈—”的声音，口吐着带血的粉红色泡沫。男乘客乍一看像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看到这个场面，我立刻联想到“这或许是夫妇殉情”。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殉情”这个词最先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这位男性后来去世了。据说那位女性到现在也还是不省人事。
车厢里只有倒下的这两个人，没有其他人。男乘客倒在这儿，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女乘客，附近门口放着两个塑料袋。一进车厢就可以看到那个袋子。塑料袋呈正方形，边长大约30厘米，里面装着液体。一个袋子没有破，非常完整，而另一个袋子已经破了，黏乎乎的液体正从袋子里往外流。
有气味，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准确说明这种气味。刚开始跟大家解释说类似稀释剂气味，可仔细一想，那与稀释剂的气味不一样。还混着一点焦糊味儿。怎么说呢，是一种没法用语言说明的怪味。虽然我经常被问到那是一种什么气味，可是一旦有人问我，我总是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形容才确切，只能说是一种“怪味”。总之，因为散发出那样一种气味，我当时才条件反射地认为“那是自杀”。
这时间里，其他工作人员也赶来了。大家一起把倒下的乘客移出了车厢。因为只带来一副担架，所以就把男乘客放在担架上抬出车，女乘客由大家一起扶到了站台上。在车上工作的乘务员也好，司机也罢，都完全没有注意到车上出现这样的状况。中野坂上站有车站事务所，所以从池袋一直跟车过来的乘务员会在这里交接，但是下车的乘务员和刚上车的乘务员都对此一无所知。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先把倒下的两位乘客抬出车厢，让车出站了。收到“可以开车”的指令之后，车开始向前开动。因为车不能长时间停留的嘛。从时间上来说，连擦一擦湿地板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先让车离开。但是车厢里还是弥漫着奇怪的味道，地板也湿了，必须在荻洼站清扫一下。我就到车站事务所请人帮忙给荻洼站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777第三节车厢地板脏了，请他们清扫一下。但同一时间里，与777有关的人身体都开始不舒服，不论工作人员还是乘客。这发生在八点四十分左右。
列车从坂上站到荻洼站，经过新中野、东高圆寺……荻洼站是第五站。时间大约需要十二分钟。777从荻洼返回，车次会变成877。可是从荻洼坐上这列877的乘客也变得不对劲儿了。电车到了荻洼之后有相关人员用拖布打扫了车厢的地板——我觉得应该是在返程的车里清扫了地板——这样一来，清扫人员也开始不舒服。一位副站长因此受了重伤。从荻洼上车的乘客到了新高圆寺这一站的时候身体也都变得不对劲儿。于是断定这列电车的确有问题，就请全体乘客在新高圆寺下车，直接把车调回。
对了，那个时间里荻洼站应该有相当多的乘客上车，座位通常都会坐满。座无虚席，有少数人站着。大体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必须核查返程的电车，我就查了一下877经过本站的时间，时刻表显示为坂上站八点五十三分。所以我就一直等着，结果电车在新高圆寺就被调回了。
将两位倒下的乘客抬出车之后，我用手指捏起装有沙林的塑料袋，把它拿到了站台上。是我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袋子是正方形的，边长有三十厘米，近似用来静脉注射的那种塑料袋。那里面装有液体。当时我戴着白色尼龙手套。巡视的时候，我一般是戴着那副手套的。我尽量避开袋子湿的部分，轻轻把它提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那男女二人是用这个自杀的，所以心想这是危险物品，要交给警察。碰巧看到网架上有报纸，就拿来报纸，把装有沙林的袋子放在上面捧到了站台，把它放在站台柱子的后面。后来，副站长拿来了超市购物用的白色塑料袋，把装有沙林的袋子放进塑料袋并扎紧了袋口。副站长把那个塑料袋拿到车站事务所，顺便放在了那里。我对这个不太清楚，听说好像放在门口附近的水桶里了。
在这段时间里，乘客也有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就把他们留在事务所里。但是不仅乘客，而且车站上的工作人员样子也都开始变得奇怪。警察和消防署都过来调查情况，但是那些人的身体也同样出现了异常。因为这非常蹊跷，就把袋子拿到了外面。在那之后就有警察马上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记得很清楚。
去事务所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实我那时已经在流鼻涕，眼睛也开始变得不对劲儿了。倒是不疼，但是看东西很模糊，眼窝火辣辣的，看不清东西。要是想把目光集中在一点上，眼睛就疼得让人受不了。什么都不看单是一个人发呆还好，可是一旦想要好好看个什么东西就会疼。慢慢地，荧光灯什么的都变得模糊了。
去洗手间洗了把脸之后，我就到休息室稍微躺了一会儿。开始头晕是在八点五十五分，我大约是在九点躺下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异常情况，因为日比谷线的骚动出现得要早一些，中野坂上在时间上要晚一点儿。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吵得沸沸扬扬的了。电视上也一个劲儿报道。
我也不太舒服，就出了车站。在中野坂上的十字路口那边，救护车来来往往，为了收治转移乘客而忙得不可开交。我根本坐不上救护车。类似警察机动队的车也充当救护车用了。就是那种蒙着铁丝网的车。我是被那种车送到医院的。到医院的时候大约是九点半。坂上站的工作人员中有六个人去了医院，住院的加上我有两个人。
我去的是中野综合医院。当时已经明确原因可能就是沙林，所以对我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清洗眼睛，紧接着打点滴。必须在医院的病历上写下姓名和住址，可是因为眼睛变得不对劲而写不了的人不在少数。目光不集中在一点就写不好字嘛。
结果住了六天院。二十日这天相当让人吃不消，筋疲力尽。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带，还这个那个老是检查。血液中的胆碱酯酶值也低得反常。要经过三到四个月的血液透析，透析之后才会恢复，但是在此之前瞳孔还是打不开。医学上称为“缩瞳”，我比别人严重得多。缩瞳一直持续到出院。即使直视光线，也完全不觉得刺眼。
给我太太打了电话，她马上赶来医院。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不知自己是生还是死的不安。一直心想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也没有变得意识不清。只是眼睛疼，流鼻涕，如此而已。
但是，半夜里会做噩梦。躺在床上，身体冻得硬邦邦的。我也搞不清楚那是梦还是现实，但不管怎么说意识是清醒的。想按呼叫器按钮叫护士，却怎么也够不着。这让我很痛苦。总是被噩梦缠着。这种情况半夜要出现两次。一下子醒过来，很想按下按钮，却怎么也做不到。
直接用手捡起装有沙林的袋子，却只是受了这个程度的小伤，觉得挺幸运的。或许是和风向什么的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没有在拿起袋子的那个位置上直接吸入毒气的缘故吧。因为在别的车站上也有人同样用手捡起袋子却死掉了。公司里也有人说是因为我喝酒喝得特别凶的缘故，说那样不容易中毒。究竟怎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个时候说不定会死这样的真实感，说实话，几乎没有。当然，眼睛的确是很疼的。白天一直躺着，也没法看电视。半夜又无聊得要命，不知道究竟应该做点什么。这让我很苦恼。可这就是最难受的了。肉体上的痛苦和辛苦只是出现在初期，所以我并不是那么消沉。三月二十五日出院，在家休养到四月一日，之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觉得即便待在家里也闲着无聊，还是出去工作比较好。
老实说，对于奥姆教的现行犯，刚开始我没太有憎恨或者类似的感觉。因为我不太清楚自己是被谁弄伤的。如果说直接挨揍的话倒还能马上作出反应……
但在很多事实浮出水面之后，我也慢慢开始觉得那是不可原谅的。那样不加区别地将许多毫无抵抗力的普通人当作目标，让人难以原谅。我也有两个同事因此失去了生命。如果犯人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没有自信能够很好地抑制要把他们拖出去让大家痛打一顿的心情。我认为犯人被判死刑是理所当然的。虽说也有人主张废止死刑，但是他们做了那么恶劣的事情啊！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原谅的。
虽然说是我捡起了装沙林的袋子，但那只是因为我恰恰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不在那里，会有别人捡起袋子的。工作上的职责还是必须履行的。谁也不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吧。
“是很难受，可我还是坚持买了牛奶。不可思议啊。”
坂田功一（当时五十岁）
坂田先生住在神奈川县俣川。最近刚刚重建的房子，式样别致，宽敞明亮，同太太、母亲三人一起生活。出生在满洲的新京（现在的长春），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打字员。父亲战败病死（当俘虏被押往西伯利亚途中得斑疹伤寒死亡），留下母亲返回父亲老家熊本，母亲同亡父的哥哥再婚。义父在他上初二时去世，母亲身体很好，仍在附近菜园精耕细作。由于义父做建筑工作的关系，这里那里到处搬家，仅小学期间就搬了五次。上初中后在川崎定居下来。
坂田先生不愧是会计专家，资料的整理分类极为严谨。我们一问什么，马上从准备好的文件夹里拿出有关剪报、收据和记录之类，令人由衷佩服。想必在职场也很严谨认真。家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爱好是下围棋。运动是打高尔夫。不过，转到现在的公司后很忙，一年只能打五次。身体结实，从未得过大病。这次因沙林中毒住院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过，“住进来休整一下倒也不坏。”他说。
我在现在这家“××石油”（营销公路用沥青的公司）工作有十一年了。此前也是在同类公司工作。换了几家公司，现在这家是第三家，都跟石油有关。我们是专门做沥青销售的，而这类工作即便仅仅几个销售人员从原公司辞职合伙开公司，只要客户对其足够信赖，也是有办法维持下去的。这一行就是有这样的特点。相对于公司的组织结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要。因为上一个公司的老板在管理上有点问题，大家觉得烦，于是约好一起辞掉工作，完全从零开始创办了公司。
所谓沥青，就是购入石油进行提炼、分类最后产生的东西，也就是沉淀物。我们专门卖那个。由shell或日石这样的销售总公司生产，而我们作为代理商对外批发。同样的公司很多，竞争呈白热化状态，而我们不过是新入行的公司，不可能只说一句请您购买我们的产品对方就会马上买。大致的途径都是一定的。
对我们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的莫如说是介绍工作。比如说给道路工程公司介绍整修公路的活儿。这样，对方肯定就会说：“那么，这回从你们那儿多买点沥青吧。”（笑）同样的道理，和建筑公司也必须要保持紧密的联系。虽说有点麻烦，但这些也是做生意所必须的。
我负责财务和总务，做沥青营销是要花很多钱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三十天内将货款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销售总公司，而道路工程公司却付给我们票据，比如说有的要一百五十天才付款。于是，为了弥补这之间的差额就必须借钱。所以，收到了票据就把它作为贴现票据使用，也与大约十家银行保持着业务关系。贷款总数大约有十亿。
为什么票据的时间那么长呢？嗯……，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惯例了。所以如果没有资金实力是做不成这种生意的。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在集资上也是大费周折的。经理以下所有人都分别提供了个人担保，我也提供了。再一个需要花钱的，就是销售总公司做那么大的生意是要收取保证金的，要全额担保。所以如果打算多进货的话，或者交保证金，或者提供银行担保，否则就谈不成生意。正因为这样，财务工作就变得重要起来。
问我忙不忙吗？还可以吧。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忙了。现在泡沫经济变成这样，房地产业形势也很严峻。而且石油行业也实现了自由化。因为国外石油廉价进入日本市场，销售总公司已经开始裁员，我们也受其影响，不得不开始综合自身情况考虑裁员。土木建筑工程市场也一片萧条。只有公共设施建设干得热火朝天。
我早上七点之前出门，花二十来分钟快步走完到车站的两千米路程。这是为了做运动。最近医生说我血糖有点高，我就想自觉走一走。乘相铁线从二俣川到横滨，然后坐横须贺线到东京站，在那儿坐丸之内线到新宿三丁目。通勤时间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不过，即使丸之内线在东京站没有座位，银座到霞关这一区间也肯定能有座位坐，还是挺轻松的。
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当天，我太太刚好回函馆娘家了。好像是我太太的父亲死后百日忌辰还是什么日子来着，要安放骨灰，就回去了，所以她不在家。我和往常一样出门，在东京站换乘了丸之内线。坐的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总是那节车厢，我买牛奶的时候。
——买牛奶的时候？
是的。买牛奶的时候，我通常在新宿御苑前站下车。
午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喝牛奶，所以隔一天就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顺路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两天量的牛奶。不买的时候在新宿三丁目下车。在新宿三丁目下车的时候就坐在最后面的车厢。这是因为，虽然说公司位于新宿三丁目站和新宿御苑前站之间，而且离新宿三丁目稍微近一点，但是为了去那家名为am/pm的便利店买牛奶，我必须在新宿御苑前下车。也就是说，一天在新宿三丁目站下车，下一天在御苑前站下车。那天是买牛奶的日子，所以我坐的是第三节车厢。结果碰上了沙林事件。咳，太倒霉了。
那天从东京站开始就有空座了，车并不是多么挤。法庭事实陈述的大意是说现行犯广濑起初在第二节车厢，但中途下了一次车改坐第三节车厢，然后在御茶水站捅破了装沙林的袋子，对吧？所以袋子不巧在我座位附近。在第三节车厢正中间的车门口，时间上也很吻合。但是，我当时正在全神贯注地看周刊杂志《DIAMOND》，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身边有那种东西。后来刑警一个劲儿盘问我，说那不太可能，可是我就是没有注意到。他们似乎在怀疑我，莫名其妙，搞得我心情很不愉快。
但是慢慢地，身体开始变得不对劲儿。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大约是在四谷站。刚开始是流鼻涕。因为流得非常突然，所以还在想是不是感冒了，不料脑袋也渐渐变得不清楚了。接着眼前变暗，就像戴了太阳镜一样。这些症状是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出现的。
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可能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脑溢血。以前从没有经历过那种情况，我就想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问题。这应该不是单纯的感冒，而是比这更严重的病症。感觉马上就会顺势倒在那儿。
我对周围人的情况没有印象。因为我一直以为只我自己一个人身体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把周围的情况放在心上。好歹坚持到了新宿御苑前站，在这一站下了车。走路踉踉跄跄的，周围很暗。心里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如果不扶着台阶扶手就走不上去。走到外面之后，发现周围就像傍晚一样暗。是很难受，可我还是坚持买了牛奶，不可思议啊！走进am/pm，按部就班地买好了牛奶。没有不买的念头。事后一想，明明都那么难受了，为什么还去买牛奶呢？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公司就去接待室躺下休息了，但情况一点儿也不见好转。公司的女职员也劝我最好去医院看看，我就去了附近的新宿医院。往御苑方向看去，医院在道路左侧。到医院的时候大约是九点钟。等待治疗时间里，一个像是公司职员的男士进来说在地铁上变得不太舒服。听了他的话，我想自己也应该是同一种情况。原来不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在医院总共住了五天。我自己觉得可以更早出院的，可是因为胆碱酯酶值还没有恢复，总是不让我出院。医生劝我说最好慢慢来。不过我还是尽快出院了。我说周六有婚礼必须出席，硬是出了院。视野暗的状况完全消失大约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但到现在视力也一直不太好。我平时是开车的，可是到了晚上标识牌上的字就会变得模糊，看不太清楚。眼镜也重新配了，提高了度数。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所谓受害者会，律师请视力下降的人举手，有相当多这样的人呢。果然是沙林造成的。
其次是记忆力变得相当差。人名什么的总是到了嘴边却想不起来。我不是和银行方面有接触嘛，所以经常把备忘本放在衣袋里，上面写着哪个银行的支店长是某某之类的内容。若在以前，这些一下子就能想得起来。另外我喜欢下围棋，每天午休时间都在公司下棋。以前下完棋后我都能很快回想起大概，但现在只能想起一半了。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上了年纪的缘故，可我总感觉不仅仅是那样，还是很不安的。现在是第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停留在现在这种状态，还是会继续恶化呢？
对于每一个犯人，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气愤。我觉得那些人在组织中也是受人摆布的。不知为什么，即使在电视上看到麻原本人，我也不太产生憎恶的情绪。比起那个，想办法为受伤严重的人们做点事情这种想法倒是更加强烈些。我们还算是受伤较轻的。我是这么想的。
事件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饭时我说来着：“这样子真叫幸福啊！”
明石达夫（重伤者明石志津子的兄长，三十七岁）
明石君是明石志津子的兄长——志津子在丸之内线遭遇沙林事件，受了重伤，一时几乎成了植物人，至今仍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板桥一家汽车零部件特约经销店工作。已婚，两个孩子。
独身的妹妹受重伤之后，他每隔一天就代替身体不好的高龄父母去医院一次，细心照看志津子。听他讲述之间或实际目睹他在医院照看的场面，觉得他真是不容易。说实话，很让人佩服。
并且，不单单是生活上的照看，那里面有作为兄长热切的心愿——无论如何也要让妹妹恢复正常生活，不能长此以往！那是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作为实质性家长的责任感，一种对愚昧的暴力和罪行的无法诉诸语言的愤怒。说话时间里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点。表情十分温和，笑吟吟的，谈吐话语也没棱角，但仍可得知其中静静深藏的苦涩和决心。
认真、有孝心、仿佛悄悄品味细微幸福的心地善良的妹妹——她为什么非得惨遭某种人的毒手不可呢？
他大概要久久怀有这个痛苦的疑问，直到志津子能够以自己的双腿走出病房那一天到来为止。
我们兄妹俩年龄相差四岁。我的孩子刚好也是兄妹两个，同样相差四岁，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性格呀关系什么的几乎和我们兄妹俩那时候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大概经常吵架来着。（笑）
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曾经吵过架。如果真的吵过架的话，我想大概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比如说换电视频道啦争抢点心啦等等。但听母亲说，有小点心等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妹妹总会说一句“也给哥哥吃”。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女儿也这样。给她东西的时候，她肯定会说“也给哥哥”。至于这是因为她年纪小还是因为她是女孩子，我就不太清楚了。
记得妹妹小时候很会照顾人。说的好听点儿是和善，说的难听点儿就是爱管闲事。比如在幼儿园或小学里看到有谁哭，她就会走到她（他）身边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性格首先是“一丝不苟”。日记也是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写。一天都没有停过，一直写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这个人懒懒散散的，根本不是写日记那种性格。可是妹妹病倒以后，我心里老放不下日记的事，就代替妹妹写日记了。我每天都会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我想等她身体好点了，让她看看，告诉她“你曾经是这个样子呢”。日记到现在已经写了三本了。
妹妹初中毕业以后没上高中，而是上了一所缝纫学校。她自己做主选择了要走的路。据说是因为父母年纪都大了，她觉得自己与其在高中继续学习，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让父母能够稍微过得舒服一点，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记得我当时听了，心想她可比我要踏实多了，真是个孝顺父母老实认真的孩子。说是认真，不如说是考虑事情时总是考虑得多些。她不是那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性格。
从缝纫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她进了一家与制衣有关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不巧那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妹妹在那儿工作了大约三四年时间。
公司倒闭以后，妹妹虽然还想继续做能发挥自己本领的制衣方面的工作，但是不巧没有那方面的公司招人，所以这回就去了业务上完全不熟悉的超市工作。她好像对这个结果有点失望。不过她不是那种会撇下父母自己单独生活的孩子，所以只能在家附近找工作。
她在那儿一直工作了十年。志津子从父母家坐公交车去超市。工作主要是收银。做了有十年之久，早已经是行家里手了。虽然住院已经将近两年了，可是现在她还是那儿的一名员工。她工作的超市也在事件发生之后给了我们很多照顾。
——住在埼玉县，在家附近的超市工作，那么那天早上为什么会乘丸之内线去中野呢？
那天杉并区有从业人员讲习会，她是去参加那个会的。到了四月不是会有新店员进来吗？妹妹负责培训新人，是去听课的。去年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所以上司就吩咐她今年再去。
出事那天（三月二十日）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九日星期天，我因为儿子要上小学了，就去给他买书包。父母、我们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总共六个人去买东西。因为我们约好偏午时候去附近的超市，傍晚大家凑在一起吃饭，所以就叫了妹妹在乌冬面馆吃了乌冬面。超市星期天很忙，妹妹星期天很少能休息，不过那一天她碰巧休息，所以就决定全家人一起吃饭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是很和睦的一家人呢。
那时她说明天要去杉并区一趟，我就说开车送她去地铁站。反正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接着送妻子到地铁站，就顺便送送她。我自己把车停在托儿所附近的停车场，然后坐地铁上班。所以说定先把妻子和妹妹送到地铁站，让她们上车后我再一个人上班。
其实妹妹说过不用特意送她的，说她可以先坐××线，再换乘埼京线，然后在池袋坐丸之内线。但是我说：“那样会很花时间，一直坐到霞关站再换乘丸之内线要快一点。反正都是送，一样的。”现在想来，我要是不劝她的话，志津子或许就不会碰上沙林事件了。
志津子喜欢旅行。她有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人经常一起休假旅行。但是超市这种地方和普通的公司不一样，是不能连续休三四天的。所以，她好像是先选定休假的时间，再和别人换班取得假期去旅行的。
另外，志津子非常喜欢去迪斯尼乐园，她和她那个好朋友去了好多次。在她星期天刚好休息的时候，我们也约她一起去过。家里也有那时候的照片。妹妹对过山车之类有刺激性的游乐项目非常着迷。我太太和家里老大也非常喜欢。但是，我不太擅长那个，就让他们坐，自己在下面等着。当那三个人坐那种恐怖东西的时候，我和小女儿两个人就骑着旋转木马等他们。这么想来，大家凑在一起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迪斯尼乐园。
每当有什么纪念日，她总是会买礼物给我们。比如说父母或孩子的生日，或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她好像把这些日子全部记在脑子里了。同时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喜好。自己根本不喝酒，却为喜欢酒的父母对酒做了很多研究，有什么就买回家来。她总是这样细致地照顾周围的人。到外地旅行或出去玩的时候，她肯定会买回纪念品或给公司的同事买回茶点心什么的。
正因为这样，她有时会为职场上的人际关系而非常烦恼。我想这是因为她生性太认真，一点小事都会放在心上的缘故吧。哪怕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在她听来也会变得很有杀伤力。她不是那种跟谁都可以相处得很好的类型。可能是她的个人好恶很明确的缘故吧。
——问这个可能有些失礼，志津子小姐以前说过要结婚那样的话吗？
好像相过亲。但是她要么说地方远，要么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父母，总之事情没有谈妥。我结婚之后搬了出去，她觉着自己有责任照顾父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如果我不在的话……”——她的这种想法似乎格外强烈。母亲又因为膝盖动不了只能拄着拐棍走路……这种责任感在那孩子身上表现得很强烈，比我强烈多了。
此外，父亲原先工作的公司倒闭了，那以后就没再工作，所以她又好像觉得自己应该承担那部分经济压力。因此她工作非常积极，哪怕发烧，也说不可以休息，强打精神上班。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先去父母家接了妹妹，然后把妻子和妹妹送到××站。那时大约是七点十五分。我太太工作，而且那天是早班，所以她必须早早赶去公司。之后我在七点半之前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托儿所。往下我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去板桥区的公司上班。
假设妹妹和我太太坐上地铁车是七点二十分，到霞关时将近八点，因为两条线离得远，在霞关站的千代田线换乘丸之内线相当花时间。所以，在时间上偏巧碰上放有沙林的列车。这是为了参加一年只有一次的讲习会而乘坐的丸之内线。而且，她坐的位置，恐怕就是放有沙林袋子的车厢。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想，都只能说是运气太差了。虽然仅仅说运气差心情很难平静下来。
妹妹在中野坂上站中了毒，被送到了医院。据说抢救队的队员为了让她苏醒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有队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吸入了沙林也中了毒。我没有见过那位队员，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我知道发生了沙林事件是因为总公司那边打来了电话。我们总公司刚好就在日比谷线沿线，也有几名员工中毒住了院。于是公司就打进电话询问营业所这边是否平安无事。我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打开电视，一看，已经是天下大乱了。
我先给太太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她说没什么事。之后又给母亲打了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妹妹肯定会给母亲打电话的。但是妹妹那边还没有消息。母亲说：“那么肯定是没事，或许现在正在听课呢。”
可是一直联系不到她，让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从时间上来看，她坐的车也恰是同一班。我一个人很着急，六神无主，心想不要紧吧，可别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我多么担心都没有用。我在公司负责跑外勤，毕竟还有工作，就开车出去访问客户了。之后公司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让我立刻给母亲打电话。那是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的事。我赶紧打了个电话，母亲说警察局刚刚打来电话，好像是志津子在地铁上碰上了沙林事件，已经被送往医院，让我马上去医院。医院是西新宿的××医院。
我赶忙返回公司，坐电车去新宿。赶到医院大约十二点。回公司的时候，在电话里向医院的人打听了她的情况，可是对方没有告诉我任何具体情况，只说“院方不亲眼看到家属什么都不能说”。我问她是否有生命危险，对方说“眼下病情严峻”。当时我不是很明白，原来所谓“病情严峻”，汉字写作“重笃”，就是说处于“病重（重体）”与“病危（危笃）”之间的一种状态。总之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担心得不得了。
赶到医院一看，那儿已经到处是人，到处都是受害者。宽敞的大厅里被患者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那儿打点滴，接受眼科或内科的检查。我心想：哎呀！这可真是出大事了！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也摸不着头绪。虽然电视上说好像是一种毒气，但更为具体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医院的医生也没有详细说明。最终，当天听到的只是“吸入了类似农药的烈性毒药”这样简单的解释。
就算赶到了医院，我也没能马上见到志津子。他们不让我进病房。作为我，当然想尽快见到志津子，想亲眼看看她的情况，可是一来医院里的人挤得满满的，非常混乱，二来志津子被送进了急诊室，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探望。探望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和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只有一个半小时。
——在这么紧急的时候也没让您见她，是吧？
没有，没让我见。苦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妹妹。这两个小时真是让人等得心焦，特别难熬。那真是太漫长了。
总算可以进病房了。妹妹正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接受人工血液透析。因为肝脏功能变得很弱，所以要进行透析来清除血液里面的毒素。还挂着好几瓶点滴。眼睛紧闭着。护士小姐说她正处于昏睡状态。我想要摸摸她，却被医生制止了。说是不能触摸她，因为我当时没有戴手套。
于是，我在她耳边说：“志津子，哥哥来了。”志津子的身体像是对那句话有了反应一样一抽一抽地动，似乎是在点头。当时我猜想是不是志津子对我的声音有了反应，但是医生说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大概是昏睡过程中碰巧在那个时间出现了肌肉痉挛。听说从她被送到医院时就一直频繁地出现肌肉痉挛现象。
虽然说法有点过分，但她的样子真的就像死人一样。看上去与其说是在昏睡，不如说更像是已经死了。嘴上戴着氧气罩，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甚至连痛苦、难受这样的表情都没有。测量心跳的仪器也几乎呈静止状态。只是偶尔动那么几下。她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那样子真是让人看着心疼。
医生只是跟我说目前关于病情无可奉告，“说实话，今晚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这儿是完全看护，所以请您回去吧。”我那天夜里住在了医院的休息室。因为我觉得一旦有什么事情会很麻烦，索性没有回家。天亮的时候我问她的情况，对方说目前病情稳定。
那天（三月二十日）傍晚，父母、我太太和孩子们都来了医院。因为完全不清楚之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就把孩子们也叫来了。孩子们还小，当然对当时的情形一无所知。但是，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而心情有所放松，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我说了一句小津她出大事了，再也没说下去……看到这一幕，孩子们都吓了一跳，也似乎明白了“好像出了大事”。是的，父亲这一存在首先就是不哭的嘛。所以老大老二都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爸爸，爸爸，别哭了。”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呜呜哭个不停。
父母都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人，所以他们一直强忍着。不过听说那天夜里回到家，他们两个人哭了整整一夜，只是在医院里表现得很坚强。
那以后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太太也请了假。二十二日星期三，终于听到了医生比较详细的说明。医生说血压和呼吸多少有些好转，等这些再稍微稳定一些后就进行脑部等多个部位的检查，“因为只是稍微有所稳定，所以还不是可以完全放心的状态。”
没有对沙林做详细解释，只是给我看了脑部X光片。医生指出她的脑处于肿胀状态。的确，与一般的脑部X光片相比，胀得特别厉害，体积很大。至于这是沙林引起的还是长期缺氧造成的，还不是很清楚。
由于她自己不能自主呼吸，只好一直借助人工呼吸，可是不能一直那样。所以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在喉部上了呼吸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志津子在新宿的医院住院期间，我每天都去看她。除去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工作结束之后我肯定会在七点到八点探望时间去医院。我们所长还常常开车送我去。那段时间我的体重轻了很多，一下子瘦了下去。那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十三日转到别的医院，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
记事本上记着这么一条：三月二十四日眼睛稍微动了动。不是睁大了眼睛，而是微微睁了一下那种感觉。跟她说话就会看到那种反应。
——总是一个进步啊！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可医生说那并不是她有意做的动作，只是偶然动了一下。他劝我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四月一日，医生告诉我说：“从往常交通事故的脑损伤或脑溢血等脑障碍的病例来看，说实话，我认为不会再有好转了。”总结说来就是：即便还没坏到成为“植物人”的程度，恐怕也会一直昏睡不醒。
原话要更加委婉一些。类似于“今后大家要全家人一起吃饭或聊天什么的，也许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样的说法。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将起不来床，说不了话，几乎没有意识。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当时母亲不由说了一句：“志津子干脆就那么死掉就好了。那个孩子自己受苦不说，也不忍心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听了那些话，我真的是很难过。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才好。“那个时候如果认为已经不需要志津子的话，神一定会杀死志津子的。”我好不容易把话说出了口，“而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志津子这样实实在在地活着。今后也有可能好转，不是吗？如果我们不相信，志津子不就太可怜了吗？妈，您要相信，要振作起来。”听我这么说，母亲也大哭了一场。
——她自己年事已高，往后没有办法照顾女儿，只能托付给您。作为母亲，想必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最难过的。妹妹碰上事故固然让我难过，可是父母亲会那么想让我更伤心。“干脆就那么死掉就好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时已经是志津子倒下的第十天了。
过了不久，父亲病倒了。五月或六月检查出了癌症，住进了柏市的国立癌症防治中心接受了手术。于是，我每天就奔走于志津子的医院和父亲的医院之间。母亲又行动不便，那段时间真的是累得够呛。
受苦的不光是我自己。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太太和孩子，让他们受累了。星期天我总是带他们一起去医院，可孩子总归是孩子，就跟我抱怨说：“又要去医院？我们出去玩吧。”听他们那么说，我心里难受得不得了。
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如果你们身体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去看你们，你们会怎么想？不感到很孤单吗？”孩子们回答说孤单。“那样的话，小津姑姑也会觉得孤单，对吧？所以我们得去看望她。”“嗯，好的。”总算说服了孩子们，可是我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八月份从西新宿的××医院转院到了东京郊外××医院。这儿有非常热心的年轻医生为她做康复治疗。现在右手总算可以动了。虽然是一点一点的，但是她可以自己活动了。问她嘴在哪里，她可以把右手这样举到嘴的位置。
自己说话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过她好像对我们说的话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不过按医生的说法，还不太清楚她是否能够正确理解自己的家族成员（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还没有弄明白人际关系。我总是跟志津子说“我是哥哥”、“哥哥来了”。所以她好像明白是“哥哥”来了。至于她到底弄没弄明白自己和“哥哥”之间的关系，我没有把握得出肯定结论。而且她好像也差不多丧失了过去所有的记忆。
问她“你以前一直住在哪儿啊？”她也只是回答“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父母的姓名、自己的年龄、兄弟姐妹的人数，还是出生的地方，她一概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自己的名字。不过身体的各种功能开始一点点恢复了。现在，身体的恢复和语言能力的恢复这两部分是康复治疗的重点。比如说在轮椅上练习坐，练习用右脚站立，练习活动右手。再把弯着的腿伸直。语言方面就是练习清楚地发出“あ（a）、い（i）、う（u）、え（e）、お（o）”几个音。
现在嘴还是基本不能活动，饭是从鼻孔直接送到胃里的。喉咙这个地方的肌肉已经变硬了。声带没有异常，可是拉动声带的肌肉动不了。
听医生说，康复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使她能够自己走出病房。但事实上，志津子能否走到那一步，那种可能性有多大，医生并没有明说。总之是把那个当成目标。我相信医院和医生，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处理。
现在我每隔一天去一趟医院。因为有换洗的衣服，不能长时间放在那儿。回到家都十一点了。不规律的生活一直持续着。而我竟然因为这个变胖了。也许是因为半夜睡觉前又吃又喝的缘故吧。
一周大约有三天在工作结束之后一个人去医院。到了星期天，我刚才也说过了，就一家人来医院探望。我母亲也一起来。父亲已经从癌症防治中心出院了，可是一出远门他第二天就会发烧，所以他来不了。我总是开车拉大家来医院。
——责任最终落在了明石先生您的肩上。
我倒没什么，毕竟是自己家人嘛。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太太挺可怜的。如果她不和我结婚，就不用受这样的罪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如果妹妹什么事儿也没有的话，大家早就欢天喜地出去旅游，找地方玩去了。
不过，志津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真是乐疯了。虽然只是“嗯—”一声呻吟，可我已听得泪流满面了。一起在那儿的护士小姐也说太好了，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志津子也“啊—”“嗯—”呻吟着流下了眼泪。那眼泪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太清楚。也许为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觉得很痛苦吧。关于这个我咨询了医生，医生说心中的情感最初是通过“哭喊”这种不安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是第一步。
七月二十三日，她第一次在父母面前开口说话。志津子叫了一声“妈—妈”。对我父母来说，这是时隔四个月之后重新听到女儿的声音，爸爸妈妈都哭了。
开始会笑是今年的事了。她可以在脸上做出微笑的表情了。简单的笑话就能逗她笑。比如说用嘴模仿放屁的声音，类似这样的就可以。问她“是谁放屁了？”她就回答说“哥哥”。总算是恢复到了这个程度。口齿还不是很清楚，听清楚别人的话也很费力，但是已经可以那样说话了。
问她“你想做什么？”她会回答“散步”。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眼睛还是看不清东西，好像只有右眼能稍稍看到一点儿。
事件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饭时我说来着：“这样真叫幸福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热闹地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这是我们小小的幸福啊。可是这些幸福却在第二天被那帮混蛋毁了……那帮家伙连我们那小小的快乐都不放过。
事情发生之后，我气得不得了，对着医院走廊各处的柱子和墙使劲一阵乱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奥姆教所为，可是不管对方是谁，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几天之后我的手开始疼，疼得厉害。于是，我就跟妻子说：“怎么回事？真是怪了。为什么手会这么疼呢？”妻子说：“你啊，到处一阵乱捶来着。”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噢，可能是吧，可能是做了那种事儿。”我就气到那种地步。
不过，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妹妹公司的人们，我的同事和上司，医生以及护士小姐们都对我们很好。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大支柱。
“伊依唔尼安（迪斯尼乐园）。”
明石志津子（当时三十一岁）
见志津子的哥哥明石达夫听得志津子遭遇地铁沙林事件的过程，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天傍晚，我（村上）得以访问志津子入住的东京郊外的医院。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达夫君会不会让我前去访问。但实际见面促膝交谈时间里，对方还是答应下来：“明白了，如果方便，明天过去就是。”不过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达夫君心中——诚然没有说出口——想必有不少困惑和矛盾。
将有严重身体障碍的妹妹暴露在完全陌生的他人面前，作为亲人是多么不堪忍受，这点我也——恕我冒昧——大体想像得出。退一步说，就算可以暴露在我个人面前，而这样整理成文收进书中，以致结果暴露在世人面前，作为家人的心情也不是能够轻易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作家，写这篇文章感到有很大的责任，无论对志津子的家人，还是——自不用说——对志津子本人。
既然我深知这里边有这样的尴尬，那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一见志津子本人。就算从她哥哥口中听得了前后详情（即使她本身几乎开不了口），我也还是要见。否则，就活着的她写什么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我毕竟是作家。换句话说，哪怕她仅以沉默作答也没关系，反正我想采访她。
不过坦率说来，在去医院途中我是没有多少信心的。我难道不能在不伤害谁的情况下完成这次采访吗？
即使翌日下午这么对着桌子的现在，我也没多少自信。可我想我还是只能把自己当时的感受如实写在这里。但愿这篇文章不伤害谁。如能巧妙地如实写下自己的感受，应该不至于伤害谁……
时节已经进入十二月，周围渐渐呈现出一派冬天景象。秋天仿佛在一步一步后退一样消失在了忘却之中。神宫外苑的银杏树枝头已然秋叶落尽，往来行人将落叶细细踩碎，瑟瑟冷风将那黄豆面一般的黄色粉末带去远方。这一年也渐渐接近尾声了。我们为了准备这本书而开始进行采访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很快就要满一年了。明石志津子小姐刚好是第六十位采访对象。但是，和以往的采访对象不同，她无法自如地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正巧在那天下午，一直逃亡在外的林泰男在石垣岛被警方逮捕。这个被称为“杀人机器”的男人，是地铁沙林事件现行犯中惟一未被逮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他在日比谷线的秋叶原站扎破三个塑料袋而释放出来的沙林总共夺去了八个人的生命，使大约二千五百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我读着登有那则报道的晚报坐上了五点半之后的电车，赶往位于东京都××市的医院。报纸上这样写道：林对警察说经过长时间的逃亡生活，早已筋疲力尽。
对于林泰男被捕这件事，我自己有些感慨。因为我之前同那么多“因为林泰男扎破沙林袋而受伤或人生发生极大转变的人们”见面，尽最大努力详细听取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无数次地重读资料，同时将林泰男在事发当日的一举一动作为事实在脑海中尽可能如实再现。于是，他的行为、装沙林的袋子以及受到伤害的人们都一一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当然，即使林泰男被逮捕归案，那些人的人生也不能恢复如初。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那一天被夺走、被损害的一切恐怕都已经无法挽回。但是，无论如何都要给事情做个了断，而他被逮捕这件事情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符号。
所以，或许本来应该认为：“啊，抓到了最后一个人，太好了。”可是我无法那么认为。事实上，我只感到一片渺茫，就像有什么把身体里的力气一下子抽干了一样。甚至有一种“从现在起新的战争就要开始”那样的痛苦。大概是在长时间持续采访过程中多多少少养成了试着从受害者角度看事情的习惯，我体内几乎涌不出类似喜悦的情感。只有无法言喻的虚无和痛苦像苦涩胃液一点点涌起。
志津子小姐所在医院的名称和地址在此不便公开。
再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明石志津子小姐”和“达夫先生”这样的名字也都是化名。前面我也说过，“不希望被打搅”是他们全家人的恳切希望，请大家尊重他们的想法。
说实话，这家医院曾经发生过一次媒体人士未经允许闯入病房企图强行采访志津子小姐的事情。那样可能使志津子受到惊吓，从而导致好不容易顺利进展到现在的康复治疗功亏一篑。也会给医院添麻烦。达夫先生总之是在为这些担忧。
从九五年八月开始，志津子小姐搬到了这家医院专门做康复治疗的楼层。这之前（事情发生以来的五个月时间）她住的都是东京其他医院的“急救中心”，而那里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首先保住患者生命”。所以，那里在康复治疗方面全然分身乏术。
志津子小姐在前一家医院住院时，被医生宣告说“恐怕很难恢复到能坐轮椅的程度”。她一直躺在床上，意识也混沌不清。眼睛紧闭着，肌肉也不动。但是，自从转到这家医院，志津子小姐的恢复情况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现在她可以坐在轮椅上由护士小姐推着到病房楼附近散步，也能进行简单的对话。这一进步说是“奇迹”也毫不为过。
不过，记忆仍几乎是零。事件之前的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什么也想不起来，很遗憾。医生说智力上还只是“小学生程度”。话虽那么说，但“小学生程度”具体是什么样的“程度”呢？说实在的，达夫先生不太明白。实际上我也不太明白。那是思考的整个水平的问题？还是思考的脉络部分的问题？抑或是丧失那部分常识而引起的问题？目前能断言的是：
（1）她的脑功能部分受损
（2）那部分功能将来是否有可能恢复还是个未知数
只有这两点。
如果是沙林事件之后的事情的话，她还能清晰记得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但也忘记了一些。至于记得什么忘了什么，也有达夫先生所预料不到的。
左手和左脚几乎一动也不能动。特别是脚不行。一旦身体的一部分动不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去年夏天为了让一直弯着的左脚伸直，她不得不接受切除膝盖内侧肌腱的手术。这是始终伴随痛苦的残酷手术。
仍无法通过口腔进食。也不会喝水，不能很灵活地控制舌头和下颚活动。
平时我们都意识不到，其实在吃喝的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地、非常复杂地活动舌头和下颚，让它们发挥作用。而到了它们因为某种作用无法再动的时候，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功能的重要性和精妙。志津子小姐现在正处于那种状态。
只能勉强吃点诸如酸奶、冰淇淋之类的软的流食。长时间耐心的训练使之成为可能。酸酸甜甜的草莓酸奶是志津子小姐最喜欢的。不过，遗憾的是，大部分营养成分还是要用管子从鼻子输送到体内。
植入人工呼吸器时开的气阀残痕留在了咽喉。那个洞现在由一个直径为1厘米的圆形金属塞着。那是她好不容易才跨过冰冷生死线那冷冰冰的遗留物。
志津子小姐的哥哥缓缓地推着轮椅，把她从病房推到了休息室。这是位娇小的女性。头发剪得很短，像小女孩的娃娃头。长相与哥哥相似。表情很难辨别，但脸颊微微泛着红晕，脸色不错。有点睡眼惺忪，看上去像刚刚才睡醒。如果没有鼻子上插的那根塑料管，应该看不出她身体有异常。
她的双眼连眼皮都没有好好睁开。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瞳孔闪烁着光。虽然很小，却放射出非常真实的光。我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不折不扣的光。虽然从外表看来很可怜，可她的存在在我眼里一点也不可怜，原因或许就在于那强烈的光闪。
“你好。”我说。
“你好。”志津子小姐道。
听到的是“哦哦咦哇[9]”。
我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他哥哥补充。志津子小姐点点头。她事前已经知道了访问的事。
“请随便问吧。”达夫先生说。
我困惑了。究竟问什么好呢？
“谁帮你剪头发呢？”我问她。这是第一个问题。
“护士。”她给出回答。
如果准确记录的话，就是“安哦—安”。但是根据前后文可以马上推断出“护士”这个词。回答迅速，没有犹豫。可以想见大脑中逻辑正在快速有序地运行，只是舌头和下颚的活动跟不上大脑的运转速度。
刚开始的时候，志津子小姐在我面前好像很紧张，有些害羞。我倒完全没有感觉到有那样的表现，可是在哥哥达夫先生看来，她和往常非常不一样。
“怎么了，你？今天这么害羞啊！”哥哥故意逗她似的说。不过想想看，年轻的女性把不健康的身体暴露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感到紧张和害羞是理所当然的。说实话，我也紧张得不得了。
志津子小姐决定接受采访之前，达夫先生向她这样询问：“一位叫村上的小说家说想要把你的事写进书里，对此你怎么想？觉得写进书里也可以吗？关于你的情况哥哥说得具体一点可以吗？来这儿见你也可以吗？”
“可以。”志津子小姐回答得很干脆。
和她讲话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她Yes和No区分得特别清楚，做出判断的速度很快。这大概是小学生所做不到的。对很多事情都能给予正确判断，几乎没有吞吞吐吐的时候。
即使那样也还是害羞。这是当然的。
我把为探病带来的黄花插在了同时带来的黄色小花瓶里。是鲜艳的黄色。之所以选黄色，是因为我不愿意让它看起来像是医院探病用的花，想送给她多少有点生命力的颜色。但是很遗憾，志津子小姐看不到那花的颜色和形状。白天只有在很亮的地方才能看到东西，视力受到极大损害。
“阿—瓦依（不知道）。”说完，志津子小姐轻轻地摇头。
不过，那束黄花摆在桌子上，至少在我眼里，房间多多少少变得温暖起来。但愿那温暖能作为空气让志津子小姐感受到，哪怕感受一点点也好。
志津子小姐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扣子一直扣到脖子的粉红色棉质上衣，膝盖上盖着薄毛毯，肩上披着披肩。披肩下面露出微微弯曲的已经变硬的右手。达夫先生在旁边时不时握一下那只手，似乎正在通过那只手和她进行无需语言的重要交流。
或许长期卧床的缘故吧，她侧面的头发有一点翘。护士小姐如果注意到，想必会给她梳头，不过因为头发短，容易睡乱，即使梳几下怕也很难恢复原样。
“到目前为止只能说一些简短的词语。”达夫先生笑着说，“所以我比较容易明白她在说什么。不过，最近好像想说长句子，这反而变得难以理解了。意识恢复得那么快，嘴的活动却还是跟不上。”
她所说的话，我能听懂的还不过半数。身为哥哥的达夫先生当然能够多明白一些。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护士小姐们懂的比达夫先生还要多。
“这里的护士小姐们很年轻，都非常热心、非常亲切。我很敬佩她们。”哥哥说，“嗳，她们都是好人，对吧？”
“依依—哦—（好人）。”志津子小姐说。
“但是志津子经常生气，气我不能完全明白她的话。说在没弄明白自己的话之前不能回去。上次也是这样。是吧，志津子？”哥哥说道。
沉默……看样子是害羞。
“喂喂，害什么羞啊！不是你这样说的吗？是吧？说只要不明白就不放哥哥回去。”达夫先生笑着调侃。
志津子小姐也终于绽开笑容。她笑的时候，笑得真是灿烂，让人觉得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她一样笑得那么真，那么灿烂。也可能因为面部神经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变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也许志津子小姐本来就是那样笑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种笑容与她的脸非常谐调。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在很早之前，恐怕从孩提时代开始，哥哥就这样调侃妹妹，妹妹就这样笑了。
“最后弄明白了吗？当时志津子小姐说的是什么？”我试着寻问达夫先生。
“没有，到最后也没明白。”达夫先生说着，很开心地笑起来。他经常笑，那是一种静静的笑。
“先不说那个了。最近，志津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直到前不久，我一准备离开医院，她就喊‘不要回去’，又是哭又是发脾气的。每到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讲道理，慢慢地，她就不那样了。我是跟她这么解释的：可孩子们一直等着我啊，哥哥如果不回家去的话，他们会觉得很孤单的。不光是你，小××和小××也会觉得孤单啊。渐渐地，志津子也明白了那种心情。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我，自己一个人被孤伶伶地留在医院也会很孤单、很难过的。”
沉默。
“所以，我自己也想多来几趟医院，尽量和妹妹多说一会儿话。”达夫先生说道。
然而，对于达夫先生来说，隔一天来一趟医院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车往返于公司与医院之间，单程大约需要五十分钟。公司出于好意，允许达夫先生下班之后自由用车。因为公司知道他要经常去卧床不起的妹妹所在的医院。达夫先生打心眼里感谢公司的照顾。
傍晚，公司的工作一结束，达夫先生就开着那辆车赶来医院，在仅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和妹妹聊天。握握手，或喂她吃草莓酸奶，练习对话。然后把妹妹脑中失去的过去记忆一点点找回来：“大家一起去过那个地方呢，做过这样的事情哦……”
“家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就这样被完全割断、夺走，对于我们这些亲人来说，真像被剜去肉一样痛苦，比什么都要残酷。”他说，“我给她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声音经常会不自觉地发颤。那时候，志津子就问我：‘哥哥，你没事儿吧？’”
医院探病时间原则上是到晚上八点，可是因为情况特殊，医院对达夫先生比较宽容。探病时间结束以后，他就带着换洗的衣服开车回公司。然后走五分钟到地铁站，一路上换乘三次车回到自己的家。从车站到家要花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几乎没有与孩子们亲密相处的时间对于重视家庭的达夫先生来说非常残酷。这种艰难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要说不累，那是骗人的。至于这种生活今后还要持续多久，说实话，谁也不知道。
返程车上，达夫先生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如果这是因为事故或别的什么事，我还勉强能够接受。那有原因，也有相应的理由。可是，因为这种没有意义的愚蠢犯罪而……一想到这个，我就无法忍受，实在让人受不了。”
轻轻摇头，沉默良久。
“能稍微活动一下右手给我看看吗？”我向志津子小姐提出请求。
志津子小姐活动了右手指。她很努力，可是手指只能非常缓慢地活动。她把手指缓缓握紧，慢慢打开。
“如果可以，能握一下我的手吗？”
“可以。”她说。
我试着把自己四只手指的指尖放在她的小手——孩子般的小手——的掌心。她的手指就像是即将入睡的花朵的花瓣一般静静合拢。这是温暖、柔软的年轻女性的手指。手指的力量比预想的要大得多。她紧紧地、久久地握着我的手。就像是出去跑腿的孩子紧紧握住“重要的东西”一样。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明确的、类似意志的存在。那显然是在寻求什么。但那恐怕不是在向我寻求，而是向我对面的“另外的东西”寻求。那个“另外的东西”应该是会很快转回到我这里的东西。用了这么难懂的说明真是不好意思，可我蓦然产生了那种感觉。
在她的头脑中肯定有什么想到外面来，我是那样感觉的。很重要的什么。但是她还不能顺利地把它释放出来。使这种释放成为可能的力量和手段，即使是暂时的，也从她的身体中失去了。可是，那个什么，在被墙壁包围的她的心中的某个地方完好无损地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她只能握着别人的手安静地传达“它就在那儿”的信息。
她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
“谢谢。”我说。听我这么说，她的手指又一点点静静舒展开来。
“由于恢复非常缓慢，这样每天陪在她身边，根本无法用眼睛看到进步。但是从长远来看，志津子确确实实是在恢复。如果没有那样的进展的话，或许我根本就无法忍受这每天痛苦的重复。说实话，我没有‘能够忍受’的自信。但是，志津子心中有个强烈的信念，她‘想变好，想早点恢复’。我很明白，那种信念也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达夫先生在返程的车中这样说道。
负责康复治疗的医生们也相当佩服志津子小姐明确的意志和忍耐力。
“比如难受、累这样的词，妹妹从来不说。”达夫先生开着车说道，“转到这家医院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每天都有康复训练。有活动手腕和脚的训练，有言语训练，除此之外还有专科医生为恢复各种身体功能而进行的训练。这些训练在旁边看着都觉得不容易。这需要不同寻常的努力和耐力，也肯定非常痛苦。可是，医生或护士小姐问到妹妹累不累，她回答‘累’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只有三次，只有三次！”
“所以志津子小姐才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相关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在被插入人工呼吸器、连意识都没有的刚开始的几个月里，虽然没说出口，但大部分医疗人员都认为她恢复是不可能的。竟然能开口说话？简直像做梦一样。
“身体好了想做什么？”我试着问她。
“哟—噢—”她说。
我不明白。
“是旅行吧。”达夫先生想了一下问道。
“嗯。”志津子点了点头。
“想去哪儿啊？”我问。
“伊依唔尼安。”
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啊那啊”猜错好多次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迪斯尼乐园”？
“那，是迪斯尼乐园？”哥哥问道。
“对。”她回答，并且重重地点头。
说实话，把“旅行”和“迪斯尼乐园”联系到一起可不是件简单事。我们（当然是说住在关东地区的我们）不会把去迪斯尼乐园称为旅行。但是，假如她的头脑缺乏对“这里”和“迪斯尼乐园”之间的距离的认知的话（大概是缺乏的），去“迪斯尼乐园”对她来讲的确是一趟“未知之旅”。那跟我们要去格陵兰岛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不，实际上，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她去迪斯尼乐园比我们去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都要困难。
达夫先生的两个孩子（八岁和四岁）清楚记得以前和志津子小姐一起去迪斯尼乐园玩的情景，他们每次来医院探望都会给她讲那时候的事。他们说：“那时候可开心了，是吧？”于是，迪斯尼乐园这个地方似乎已经成了专属于她自己的“自由与恢复”的象征。然而谁也不知道志津子小姐事实上是否还记得自己去迪斯尼乐园时的情景。那也许是后来被灌输进去的“后天”记忆。她可是连过去睡觉的房间都不记得的。
但是，不管那是现实的还是假想的，在她的意识中存在着“迪斯尼乐园”这一实实在在的场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存在，可我不知道那具体是怎样一幅场景。如果可能，真想借助她的眼睛看一看。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能够看到的只有志津子小姐一个人。
“想全家一起去迪斯尼乐园吗？”我问。
“想。”志津子小姐回答得很干脆。
“和哥哥、嫂子、孩子们，大家一起？”
她点头。
达夫先生对我说：“只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嘴喝水吃东西，把鼻子上的补给管撤掉就行。那样就可以想办法全家人一起开车再去一趟迪斯尼乐园。”说着，他轻轻地握住了志津子小姐的手。
“早点实现就好了。”我对志津子小姐说。
志津子小姐又用力地点了点头。她的眼睛虽然朝向我这边，但是那双眼睛大概是在注视对面“另外的东西”。
“那么，去了迪斯尼乐园想玩什么啊？”达夫先生问志津子小姐。
“呜噢噢噢。”
“过山车。”我说。
“飞向太空山。”达夫先生说。
“是啊，你的确喜欢那东西啊！”
临走的时候，我又一次请志津子小姐握了我的手。
“最后再握一次手可以吗？”我向她询问。
“可以。”她爽快地说。
我站在轮椅旁边伸出手，她比上次更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就像要比上次更确实地传达什么似的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手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么有力地握过了。
那种触感，不论是在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还是在我到家之后，都一直留在我的手上。那就像是冬日午后向阳处温暖的记忆。事实上，那触感现在还有些许残留，也许今后还会继续。现在这样坐在桌前写这篇文章，我感到那温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感觉到自己应该写的东西几乎都包含在那片温暖之中。我试着将她注视着的“另外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感受。我下意识地追逐她的视线，可那儿只有房间的墙壁。
那天傍晚去医院探望的时候，我还心想必须鼓励她，那么怎样才能够给她以鼓励呢？我思来想去。我认为那是自己应该做的。然而那是没有必要想也不应该想的。因为在结果上反而是我被她鼓励。
就这样，我一边写稿，一边认真思考“活着”究竟是什么。已经很久没有直面这种“根本性命题”了。
如果自己处于志津子小姐的立场，能否像她一样保持坚定的“生存”意志呢？我有那样的勇气吗？有那样的忍耐力吗？能够那么坚定、那么有力、那么温暖地握紧别人的手吗？人们的爱能够拯救我吗？我不知道。真的，说实话，我没有信心。
世上的多数人向宗教寻求救赎。可是，如果宗教伤害了人，他们究竟要到何处去寻找希望和光明呢？与志津子小姐谈话期间，我几次细细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现在究竟在看什么呢？那光芒正照耀什么呢？等到她恢复健康能自由言谈的时候，我想问问她：“你那个时候究竟在看什么？”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首先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之旅。不管怎么说，那是一切的起点。
“我认为警察当局没能看透奥姆滑稽性背后的东西。”
中村裕二（律师，一九五六年出生）
中村律师说自己不过像是小镇医院那样的医生。中村先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位于小田急线町田站附近。事务所窗明几净，几名律师在各自的房间工作，有几个年轻的女秘书。事务所全然没有装腔作势的派头。中村先生也很适合这样的气氛。年龄四十二上下，但因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显得年轻。
“我什么事情都受理，从离婚问题到高利贷纠纷。没有特定专业那样的东西。”他笑眯眯说道。中村先生一开始就想告诉我：他是随处可见的再普通不过的人，不是为理想奋斗的那种律师形象，这点请别误解。
我和坂本律师[10]在司法研修班是同一届。第三十九届，有十个班，我在八班，坂本在九班。东京有四个班，我和坂本同时属于“东京四班”二十七人集体。那是初次见面。坂本当律师是为了“想变得跟拉尔夫·纳德一样”，而我可没有那么潇洒的动机。“不加入组织而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多好”——出于这样模糊的想法，我成了律师。
话虽这么说，要取得律师资格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求非常严格。我连着考了好几年……我和坂本年纪差不多一般大。所以为了通过司法考试，我们两个吃了差不多同样多的苦。（笑）
这样，在司法研修班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我和坂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上律师后我们还一起组织了学习会。有十来个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目前负责的案件的调查报告或研究结果。坂本非常忙，总是来不了，不过他刚好接手处理“灵感经商法”的工作，所以大家一起去横滨，一边吃中国菜一边听他讲所谓“内幕”。坂本从那时开始就一直与那类东西有接触。
他的性格用开朗爽快形容也许是最合适的。只是他非常喜欢冷嘲热讽，怎么也不愿意从正面轻松地看事情。对什么都有话说。说得好听些，是总用批判眼光看问题，说的难听就是吹毛求疵。我觉得他身上有这样的地方。
——他接手的都是统一教会和奥姆真理教那种既不很划算又繁重的工作，是吧？
我和他相处的时候，没太涉及到那部分。相反，他倒是露出了庸俗的一面。他经常会邀请大家一起去有陪酒小姐的小酒馆唱歌，说什么“五点去，两千日元就能搞妥”。（笑）
说老实话，坂本感觉上并不是那种地道的追求革新的人权派律师，也不从属于特定的政党，是极普通的普通人。和我一样，他同样渴望世俗的东西。或者说他是那种“也想捞点好处”的极其正常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极限，对于在极限之内应该如何行动，应该接受什么性质的工作，他考虑得要比我认真，比我现实。
他所在的横滨法律事务所以前是以劳动纠纷案件为工作重心的革新派事务所，可现在也不是那种情况了，也处理很多劳动纠纷以外的案子。只是，由于他们处理了那么多劳动纠纷案件及冤假错案的缘故，他们与警察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在警察看来也许就成了一家“特殊的法律事务所”。也许那种印象被强加在了他的身上吧。
特别是围绕町田市的“共产党干部偷听事件”，事务所与神奈川县警察署来了个正面交锋。因此产生了一场纠纷，好不容易要平静下来的时候又出了这个坂本事件。虽然横滨法律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进了辩护团，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才是主力，可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实力的法律事务所，所以警察还是很留意其一举一动的。
——也就是说，即便横滨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向警察提出“诱拐坂本律师的是奥姆”，警方也故意不搭理的情形也不是没有……
可能性很大。我觉得有类似报复的成分在里面。虽然不能直接确认让人有些不甘心，但是现场的记者们已经把大体情况偷偷告诉我了。县警察署的干部说：“因为那家是这样的事务所嘛。”然后抬起左手，就是左翼的意思。对与奥姆教有关的事情他们基本上置之不理。
洋光台是矶子署的辖区，现场搜查官最先赶到现场，动作非常迅速。鉴定人员也出人意料地迅速赶了过来。但是，报告却没有顺利地上报到县警察署的干部手里。他们与现场搜查官之间的联络通道根本谈不上畅通。
当时，警察根本没有“奥姆教是危险团体”这一认识。他们自己在警察白皮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连奥姆教的组织关系图都没有。公安部门不具有组织关系图这件事，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放松警惕。所以在坂本事件中我们说“奥姆教很反常”，县警察署也只是说“知道了知道了”，根本不理会我们。
但是，矶子署对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我们的同事把与奥姆教有关的大量资料交给了矶子署。比如说，瀑本太郎律师就把大约一千名信徒的名单附带照片提交给了矶子署的搜查本部和法务省刑事局。所提供的情报截止到九四年三月，仅邮寄就有九十七件。所以，矶子署已经掌握了具体情况。他们很积极地配合我们，也很重视这件事。并且对提供的情报给予了正确评价。
然而，这在县警察署那里行不通。简直就是“一群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的蠢货”。不过前段时间更换了县警察署署长，局势开始一点点发生变化。情报从矶子署上报到县警察署的速度逐渐加快了。我们也觉察到了这种变化。
规模最大的是签名。我们收集了一百八十万个签名。每满十万个我们就拿着签名去找警察。不光去矶子署，还去县警察署和警察厅，请国会议员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施加的这种压力一点点地开始起了作用，警方也开始发表评论说我们的运动有助于搜查。
我在“东京律师会坂本救出对策本部”担任事务局次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收集到了有关沙林的情报。
正如您所知道的，九五年元旦的《读卖新闻》上刊登出了一条“在上九一色村中检验出沙林残留物”的报道。在这之前，大约从十二月开始，我们从“奥姆真理教受害者对策辩护团”那里一点点掌握了“如果牵涉到沙林、药物或化学物质，应该考虑奥姆教”的情报。他们也可能使用了兴奋剂或致幻剂之类的药品。
还有，九四年三月，高知支部松本智津夫的说法中出现了沙林这个词。也就是所谓“沙林说”。从那个词出现一直到结束，他始终重复与哈米吉多顿[11]有关的内容。因此，辩护团中也产生了一种严肃的认识，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名堂。
听说之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有人把那种东西洒到我们事务所该怎么办。虽然这有些没出息，可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呼吁救出坂本一家的牌子也很危险，撤下来吧”——类似这样的建议也出现了。虽然我们事务所没有竖起牌子，可竖起的地方是很害怕的。松本沙林事件的时候就是洒在外面的。那样一来，场所就不是特定的，何时何地受害根本没有办法预测。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危机感。也许会绑架人质，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当场把人杀掉弄走。当然我们也是有点不愿意那么想。
——松本事件发生在六月，那个时候还没有怀疑是奥姆教干的吧？
没有怀疑。根据逃出来的信徒所提供的情报，我们弄清楚了奥姆教在个别面谈过程中或入教仪式中开始使用什么药物，并且掌握了其详细情况和私刑杀人的事实。不过，瀑本律师也没有想到沙林。虽然知道“毒气说”，但也只是认为那不过是为了让信徒产生被害妄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也许已经使用芥子气了。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九四年七月出现了有芥子气中毒症状的人。但是，他们此外也制造了沙林。
总算想到沙林的时候已经是九四年的十二月份了。之后就有了元旦那则令人震惊的报道。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恐慌。什么时候做成了时间问题。
后来听说，原来警方也预定在一月进行强制搜查。长野县警察署、山梨县警察署、静冈县警察署和宫崎县警察署采取联合行动。不过警视厅并不插手。
依警视厅的说法，虽说当时没有做搜查、没收的准备，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鹿岛友子的长女绑架事件。不是不能行动，却没有采取行动。总算开始采取行动是针对目黑公证处的假谷事件。他们就像已等候多时似的手拿搜查令冲了进去。
可是，一月强制搜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多么有危机感。如果不抓紧时间也许会遭到沙林袭击这样的预测也好、危机感也罢，统统没有。他们也似乎没把《读卖新闻》的报道当一回事。
警视厅不出动，自卫队自然也不会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四个县继续联合做下去，所以大致做了准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阪神大地震。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但他们的确运气好，就像有神灵附体一样。
——中村先生和瀑本先生新年伊始就已经有很强的危机感了，对吧？而从结果上看，警察却没有采取行动。
是的。危机感很强烈。一来实际上发生了瀑本律师遭袭事件，二来九五年一月四日“家族会”的永冈先生也因有机磷系毒气中毒徘徊在死亡线上。
我们甚至在九五年二月聚在一起组织了沙林学习会。二十多名律师聚在一起，由拥有理学博士学位的我和同一事务所的梶山律师担任讲师，掌握了基本化学知识。梶山与松本沙林事件时的河野先生有关联，也去过松本事件的现场。
可是，就算写化学式给我们看，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只大致学了一些实用性内容。比如有什么样的效果和作用，能否被简单制作出来，制成之后如何管理等等。大家都清楚“救援会”会被盯上。在发生松本沙林事件的时候，法官宿舍也遭到了监视，可以看出他们对司法机关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所以我们也加强了警戒。
下面我所说的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松本智津夫自身有一些类似自卑感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喜欢让医生或律师陪在自己身边。我对他有这样一种印象。据说他原来是想在上东大医学部当医生和学法律当律师这两者中任选其一的。所以他把医生和律师放在身边重用。医生固然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律师就另当别论了，想法莫名其妙（笑），信仰坚定的也几乎没有。所以他好像在人员招募上费了很大工夫。可即使这样，也还是有青山等三四个人。
他还告诫他们说：“事到如今，还是不要经常去人多的地方吧。”他已经神经质到了那个地步，当作自己的问题惴惴不安。所以，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上地铁沙林事件被报道出来，他听到“造成大量伤亡”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懊悔的。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察到可能是早已瞄准霞关的奥姆教干的。然而惟独警察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峻性。那样的错位在这次事件中引起了极严重的问题。
瀑本律师三月六日问上级“治安体制是否完善”，十三日又用快件提交了“奥姆教有可能使用沙林”的报告。收件人是警察厅厅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好像也给警视厅寄了复印件。可是，短短七天之后就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
另外，我以前还不太知道，日本实际上是有两种警察的。公安警察和刑事警察。但我们都认为公安部门在九四年十二月之前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要去掌握奥姆的情况。次年元旦《读卖新闻》上登出报道之后才终于认真起来。但是，据说事件发生之前的三个月时间里他们连组织关系图都没做出来。即使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三月三十日警察厅厅长狙击事件，也没人知道公安实际有多大作为。
结果，警察和公安都没有认清楚奥姆真理教这一宗教团体的本质，似乎还从心里小看它，称它是“那种东西”。即便是在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也还是有这种倾向的。警方的奥姆专案组的队员们工作非常卖力，可专案组以外的其他人却瞧不起那份工作。不知他们是不想理解，还是因为理解不了才瞧不起。“那种东西充其量不就是个小儿科团伙吗？为什么抓不到菊地直子那帮人？在干什么呢，你们！”——他们就这样冷眼看待专案组。
例如，在奥姆事件中根本看不到警察在围堵联合赤军[12]的时候所有人员齐心合力将对方追得走投无路那种共识。我一直留意警察的行动，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专案组的人发牢骚说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得不到上头的理解。甚至在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也是这么一种不协调的状况。我觉得这才是处理奥姆事件的真正难点。
我们现在作为辩护团成员去法务省，与法务省官员讨论如何对待信徒的问题，可是那里也是完全不了解状况。对方倒是说：“奥姆教吗？诸位律师先生也很辛苦啊！”可是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怎么说呢，不管我们多么严肃地讲有关奥姆的情况，也还是得不到他们理解。毕竟他们是在彻底的合理主义中循规蹈矩工作的。结果话题就转变成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一流大学医学部出身的优秀医生为什么做那样愚蠢的事情？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对那样一个满脸长满胡子的丑陋男人神魂颠倒等等。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只把它当成了笑话。
——您觉得日本的警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怠慢同这次地铁沙林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是有关系的吧？
我认为警察当局没能看透奥姆滑稽性背后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太荒唐，太滑稽，太脱离现实了，警察根本没办法看穿隐藏在小丑面具下的深不见底的恐怖。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组织的警方存在着很大的盲点。奥姆真理教对警察来说是至今为止所没有碰到过的全新的对手。我是这样认为的。
——中村律师，您现在是在负责“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会”的咨询窗口吧？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事情的原委……
刚才我也说过，我们是一直负责坂本救出对策本部的工作的，在工作过程中就产生了做一个“奥姆真理教受害热线110”的想法。这本来是为了救助奥姆教信徒及其家人的，可是有大约四十位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打来了电话。这样一来，就算为地铁沙林事件专线，也必须另外开通“110”了，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份开通了这个。首先是从电话咨询开始的。东京和横滨的七十名律师聚在一起，开始这项工作。
但受害者实在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组建一个辩护团。辩护团主要以和坂本一起进行过司法研修的律师为中心，都是第三十九届的律师。不错，是以年轻律师为中心的。坂本被绑架之后，大家出于集体观念聚在一起，下一步又一同面对地铁沙林事件，从形式上来看。
但绝不仅仅是那样，讲明了就是我们大家都各自心中有愧。因为我们明明掌握了那么多情报，却没能防止那场大难于未然。本来应该更大声地提醒大家的。但是我们没能那么做。包括我在内，大家都退缩了，真的是很害怕。
强烈批判奥姆真理教的小林义则先生险些被暗杀，江川绍子小姐也是如此。大家都处于极度危险中。在九五年一二月份，如果明确指出奥姆的沙林很危险的话，也许真的会有人遭到暗算。可是，就算是紧张到了那种地步，警察也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哪怕是我们自己提出希望受到保护，他们也对我们不闻不问。“哦？你会被杀？”——就这样一种态度。他们完全不当回事儿。江川小姐因为刚好住在神奈川县，所以家里是二十四小时警备，可是住在东京的永冈先生、小林先生却没有受到任何保护。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能够坚定表明我们的看法。当然有害怕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还是有未能充分重视的地方。这样的自我反省或者“要为自己没能做到的事情做善后工作”的心情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家都在想：哎，真对不住坂本啊。我们让他白白的牺牲了。这种想法已经成了负责地铁沙林事件的我们不断努力的一个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