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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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一个哥哥

橐橐橐……

有人敲我的窗子,把我从梦中敲醒。我听见窗外有声音在喊,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起来,起来,上工了。”

我撑起木窗,队长那张粗糙的脸便裸在刺眼的晨曦中,一对深邃的黑眼珠看着我,满口喷着热气对我说了一串什么也听不懂的藏话。见我木讷的模样,他更急了,大巴掌敲着我隔壁的窗户,把那个汉人文书从梦中敲了出来。他对汉人文书说了一通话,汉人文书便对我说:“社员们早出工了,你还在睡觉,队长多吉很生气。”

我感觉脸颊很烧,把裤子前面的扣子一颗一颗扣上,望着队长笑。队长又说了一通什么,汉人文书告诉我,队长叫我去保管室顶上晒香草。我答应了一声,可我不知道香草是什么,怎么晒。队长也没告诉我,肩膀一耸,披上他的羊绒上衣,一拐一拐地走了。走之前,他比着手势告诉我,以后我只要听见丁丁丁的敲铁铧犁片的声音,就赶快去上工,他不再来喊我了。

汉人文书说:“麻书队上工敲的是鼓,咚咚咚响。亚书队敲的是铁铧犁片,丁丁丁叫。”他打着哈欠,钻进黑洞洞的屋内便紧紧插上门,继续做他的梦去了。

我回到屋内,吃了点水泡糌粑,就上工去了。第一次上工我很兴奋,踩着让太阳烤软的泥浆路,身子轻飘得仿佛要飞起来。寨子里的狗绕着我狂吠,我一点也不害怕,胸脯挺得高高的。我没问路,凭着感觉在寨子里穿来穿去,寻找保管室。我站在一扇黑洞洞的门前,里面是畜圈,飘散着牛马粪的腥味。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亚书队的保管室。

我向上望去,找不到上楼的梯子。

“喂——”我喊了一声。

随着一串凶狠的狗叫,有人应了一声。我听见下楼的声音,接着黑洞洞的门内出现了一个壮实的男人。他剃着光头,脸皮油黑,在暗处反射出刺眼的光亮。让我心内一抽的是他的一只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瞎了,萎缩的眼皮陷进了深深孤眼窝内。另一只眼睛很柔和很善良地看着我,说:“希里巴。”

我后来才知道,“希里巴”是当地人对知青的称呼,大约是指能看懂汉文会写会算的人。

他见我对他的独眼很好奇,便害羞地躲闪着。他指着自己,说:“阿嘎。降措阿嘎。”

我明白了,他叫阿嘎。我喊他阿嘎,他便哈哈地笑得合不拢嘴。他拉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了门内。我们踩着软乎乎热烘烘的畜粪,朝黑暗的里面摸去。在尽头,我看见了一个小天井,竖着一根长长的独木梯。阿嘎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但我能感觉出他的热忱和真诚。他的热乎乎的手紧拉着我的手,我冻了一夜的身子也热乎起来了。

他拉着我上了一根独木梯,又上了一根独木梯,才到了保管室的平房顶上。

后来,我学会了一些藏语,我知道“阿嘎”就是哥哥。

他说,他刚喝了早茶,站在平房顶上,看见我从老远的地方走来,似乎就有一种预感,他的失踪已久的亲弟弟回来了。他常拉着我的手问别人,我俩像不像?别人犹豫地不敢说像或不像,他便急得哇哇大叫。如果有人说像,很像,他便得意得满面生光,拉着我一家一户地串门,向别人介绍他的汉人亲弟弟。他对我说,谁敢欺负我,就告诉他,他的拳头不会轻饶那人的。

他说得我鼻头一酸,真想滴几滴感动的泪。

两个阿妈

站在平房顶,我嗅到了一种浓烈的香味。这香味我从未闻到过,它不仅感染了我本来就十分迟钝的嗅觉,还使我沉闷的心内注入了新鲜空气般的舒畅起来。我看见两个老阿妈把一种什么草,从楼顶晒场的雨篷中抱出来,平摊在洒满阳光的地上。香味就是从那种草中发出的。

阿嘎和我上了平房顶。两个老阿妈停下手中的活,很好奇地看着我,脸上很平静,像这高原早晨的阳光。阿嘎向她们介绍了我,她们都惊喜地哦哦叫起来,看着我,脸上笑得一片灿烂。

阿嘎指着看起来最老,头顶的白发剃成短桩的老阿妈对我说:“阿意白玛。”我便叫了声:“阿意白玛。”阿嘎又指着矮胖的头发梳成许多条小辫的老阿妈对我说:“阿意郎卡措。”我便叫了声:“阿意郎卡措。”我每叫她们一声,她们便哦哦哦地应答,喊我叫:“诺尔布(宝贝)。”

阿嘎向她们交待了一些什么后,便顺着独木梯走了。阿嘎指着太阳说着我什么也听不懂的藏话,我从他的脸色上,还是感觉出了高原阳光的温暖。我笑着应答,好像什么都听懂了,阿嘎便满意得哈哈大笑。

两个阿妈围着我,看着我的脸议论起来。我羞涩地躲闪,她们便哈哈大笑,笑声很爽。就在那一刻,我看见高原的晴空蓝得透明,像水晶玻璃做的天穹,又像倒生的海子,风吹过时也似乎泛起了好看的浪花。有几只鹰隼把翅膀展得很开,定在空中一动不动。刚出牧的牛羊群撒满了山坡,坡上草皮很绿,尽头是座很高的雪山,白色的山峰与红色的岩石组合成了很雄奇的雕像。两个老阿妈想问我什么,又担心我听不懂她们的话,手伸在我的眼前又比又划,还在地上画着简单的图案。有时,我懂了她们的意思,她们便高兴得呀呀呀叫喊着。有时,我答不出,或猜错了她们的意思,她们便急得满脸通红,搓着手唉声叹气,再想着法子让我弄懂她们的意思。

我终于弄懂了,她们想问我从哪儿来,多大了,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同我一起来。一个人来这里怕不怕。我告诉她们,我的老家在省城,就是那座能管住州府与县城的城市。我快满十七岁了,爸爸妈妈有他们自己的做不完的事,就不同我一起来了。这里风光那么美,人也那么好,我还怕什么样呢?她们哦哦叫着,特别是我说自己还不满十七岁时,阿意郎卡措便把我搂在她暖烘烘的怀里,一遍遍地喊着:“诺尔布,诺尔布。”

我看见一串浊泪从她多皱的眼眶内涌出来,在她干枯的脸上滚动着。我也感动了,紧紧贴在她的胸前。她身上那种温暖的气息,使我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那一阵,我真的想哭。

那几天,我便同两个老阿妈干着非常轻松的活。我们每天早上把香草从雨篷下抱到晒场上摊开,过一阵再翻晒一下,直到太阳落山,又收进雨篷。我第一次那么贴近地同藏族老阿妈坐在一起,很专心地听她们说我一句也听不懂的话。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使我心内发热,我还不能理解她们的行为,可我明白她们是善良的人。

翻晒香草时,三个老阿妈总是小心地在草丛中翻找着什么,然后用手捧着,或兜在裙摆内,嘴里念叨着把什么东西倒在墙角下。我好奇地看她们一次次地这样做。她们也发现了我的好奇,便把裙兜里的东西让我看,比画着说我不要嘲笑她们。我低头瞧去,她们手心里和裙兜里捧着的是一条条柔软的小毛虫。她们是怕翻草时弄死了小毛虫,把小毛虫搬运到安全的地方去。

有一次,一只蜻蜓飞到我的身旁,我手一伸便捉住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虫。我惊讶,高原上怎么会有蜻蜓,还生有很长很亮的双翼。我用一根草棍拨着它挣扎的双腿玩,正在太阳下打盹的阿意郎卡措看见了,跳过来,抱着双手向我恳求,样子很可怜。我说,我不会伤害这只小虫的。我把虫递给她,她躲闪开,指指天空,又做了个小虫飞的动作。她是叫我放了这只可怜的小虫。蜻蜓在我手心挣扎,抓得我手心痒痒的。我向上轻轻一抛,小虫的双翼便展开了,慌忙地飞过了墙外。阿意郎卡措便满意地呵呵大笑,摇着大拇指谢我。她把我刚才的行为告诉阿意白玛,她们都很满意地拍着我的头。

那时,我对藏族的宗教还一无所知,对两个老阿妈保护小生命的行为不太理解。可我的心还是暖烘烘的,暗自庆幸我在这天远的地方,遇到的尽是善良的好人。

从那天起,两个老阿妈便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糌粑呀奶渣呀吃的东西。她们叫公社的汉人文书老刘告诉我,在这里,她们就是我的妈妈,我有什么困难,没有吃的了,穿得不暖和了,都可以去找她们。

我发现,这个寨子的人不太爱串门子,去谁的家做客,非得主人亲自邀请。就是有再急的事,三种人家的门别去乱串。家中有病人的人家、快生小孩的人家、刚死了人的人家。他们门前都有标志:或插一支香,或堆个小石堆,或门前用白粉画个字。我刚刚住进寨子时,支书老刘就把这些规矩讲给我听了。他说这些不是迷信,是民族风俗,我们外来人都得遵守,不然会伤了民族感情。老刘是五十年代支援边疆时来这里的,在这个公社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他的老家在川北的遂宁,他的老婆和孩子都在那儿,他想再干几年就回老家去。长期住在缺氧的高原,刚满四十,他头发都快掉光了,天一冷胸腔内就像有人拉风箱似的喘息。

那天,阿意白玛来找我,她的左眼红肿,一眨掉一串浊泪。她请老刘做翻译问我要眼药。刚好,我来时准备了一盒红霉素眼膏,全给了她。阿意白玛说我真好,有这药她的眼睛很快就会好的。我扳开她红肿的眼皮,把亮晶晶的眼膏挤进了她干涩的眼眶内。她眨着眼皮走了,快出公社门时,她又回头对我说,她眼睛好后,想请我去她家喝茶。她见我答应了,便高兴得笑了,又说:“你一定要来!”

点了我的药,阿意白玛的眼睛第二天就好了,肿也消了。她在我们把香草收进雨篷后,拉住我说:“小洛,去我家喝茶。”

我问:“你家远不远?”

她指指寨子边的那棵很高的杨树说:“到了那棵树,就可以看见我的家了。”

阿意郎卡措说:“她家好吃的东西多多有了,你可不要客气,狠狠地吃,吃成个大肚子。”

我站在一旁笑。她们的话我还听不太懂,她们的心意我全懂了。

第一次去做客,我很想回家换件干净的衣服。阿意白玛却紧紧拉住我手,说什么都不放我走。我只得跟着她下了独木梯,踩着满地让太阳晒了一天的枯草和畜粪,朝她家走去。

走进阿意白玛家的土屋,像走进了漆黑的土洞,伸手不见一丝光亮。阿意叫我小心点,我还是撞在了一个木箱上,砰,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碎了。阿意白玛撑起窗时,一股强光在我眼前猛然炸开,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终于看清了,碎在地上的是一只瓷碗,碗中的白色粉末倒了一地。

我慌着去收拾,阿意白玛却叫我坐着别动,嘴里说着向我道歉的话,好像是她的东西挡了客人的道,对客人太不礼貌。她说得我脸颊热辣辣的,我坐在火炉边的卡垫上,用腿紧压住双手,似乎不这样,不安分的手还要捣乱,还会给主人制造许多难堪。

阿意白玛的屋子不大,却收拾得很干净,桌子卡垫看不到一点灰尘,铜火盆擦得亮堂堂的。她把地上的碎渣小心地扫走后,便提起火炉上的铜茶壶,轰隆轰隆地摇晃,又从雕刻着花纹的木柜里取出一只红漆木碗,放在我的面前。她给我倒了一碗热茶,茶中飘来新鲜奶子的清香。

她又在我面前的木桌上摆了一盘煮熟的牛肉,一小袋糌粑面,一小瓶盐巴。她盘腿坐在卡垫上,一言不发地看我喝茶吃东西。那是我第一次喝奶茶,我感觉到那种带有青草的奶味是那么香甜可口。后来,我又喝过酥油茶,我从来没有过恶臭难咽的感受。这些食物我仿佛天生就会吃,哪怕给我一块新新鲜鲜的生肉,我也会像当地牧民一样,用腰刀割成一块块的,津津有味地嚼着。

阿意从怀中掏出一串珠油亮的珠子,手指一颗一颗地揉捏着,嘴里喃喃念着什么。她见我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脸上便堆满了笑。茶完了,又给我斟茶,直到我肚皮胀得气球似的圆圆的鼓着,实在塞不下任何东西了,她才给自己添了一碗糌粑面,压紧压平,倒了点茶。喝了茶后,把皮上的那层烫熟了的糌粑舔来吃。她又斟茶又喝又舔,直到碗里的糌粑舔来吃光了,才响响地弹了个舌头。她抬头看我一副惊傻的模样,哈哈笑起来,说话的意思我全明白了:“我吃东西你觉得好笑?”我说:“不好笑。吃糌粑就该这么吃。”我拿起自己的碗,也学她的样子伸出舌头舔了几下。她又笑了,给自己的碗中又添了一撮糌粑,中间掏了个坑,倒上茶,放几颗盐。然后伸出指头轻轻刨着,碗在手上小心地转着。指头和手掌在碗中揉揉捏捏,糌粑成了很大的一块圆团。她递给我说:“很好吃。”我拍拍肚皮做了个苦相说:“看看,我快胀死了。”阿意白玛笑了,便扳成一小块一块的朝自己嘴里塞着。有只白毛小猫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跃进她的怀里,喵呀喵呀的讨吃。她对小猫亲热地说着什么,把剩下的糌粑团全喂了小猫。

阿意白玛家中的陈设简单极了,一只装粮食的柜子,没上过漆,让牛粪烟熏成了油黑。与木柜相连的是一只铜火盆和一张红漆木桌子,桌上装食物的小柜描绘着非常艳丽的花纹。墙角堆着农具和装干牛粪的皮袋子。一幅粪烟熏黄的年画贴在墙正中,画中的毛主席与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城下的人挥手。我指着画中的林彪对阿意说,那是个坏人,想害毛主席的坏人。阿意笑了,说她知道那是个坏人,可毛主席是大大的好人呀!

那幅画她一直没取,两年后我离开这里时,来阿意白玛家和她道别,那幅画还挂在墙上,画下的木柜上亮着一盏酥油灯,在闪烁的灯光中,我似乎听见毛主席和林彪的笑声。那时,我好像明白了,历史在她的眼中是遥远处刮来的风,能感觉出风的凉爽,也能感觉到由于远途的疲劳,早已耗尽了它的威力。而她需要的不是历史的风风雨雨,她要的只是平静与祥和,是毛主席和林彪在画上的那种没有敌意的笑。

后来,我又去过阿意郎卡措的家。很大的一家人,她有五个儿女和一大群孙子。家中很穷,却非常好客。我把自己几件不常穿的衣裤送给他的儿子,她感动得眼眶内盈满了泪水。

文书老刘对我说,阿意白玛是个还俗尼姑,当年在寺院中是德高望重的主持,很有学问,还看得懂英文书。“文革”捣毁了寺院后,她同寺里尼姑都还俗了。她的老家在亚麻书,便回到了这里。老刘还说,阿嘎降措也是寺院里的喇嘛,在亚麻书还有好几个还俗喇嘛,曾经在离这儿不远的大金寺里。大金寺捣毁前曾是康巴一带最有名的寺院之一。他说,他要抽时间带我去寺院的残墙断壁中去打野兔。

那段时间,我却跟着阿嘎一心一意地学藏语。

三个拉姆

晚上,大队开会时,我见到了麻书的几个女知青。

她们是本县干部的子女,可从她们的穿着打扮上,我还是看出了她们是插队的知青。她们的藏装都很艳,粉红粉绿的绸装,黑色氆氇裙外扎着有五色条纹的围裙,脖子上挂着玻璃珠串,一笑满身都在叮叮当当地响。她们的皮肤都比乡下人的白,透着很深的高原红,像涂着玫瑰色的胭脂。她们好奇地看我,失望地直摇头,说:“听说亚麻书队来了个男知青,我们早早就等在这里了。想不到你这么小,还在吸奶瓶吧,会不会是从家中逃出来的?”

她们说得我脸上烧呼呼的。

她们都比我高半个头,丰满漂亮,浑身透出健康少女的那种逼人胡思乱想的气息。那气息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低着脖子不敢抬头正眼看她们。

她们便指着我笑,说:“看看,他还要害羞,脸红了,红了,哈哈……”

她们闹了好一阵,文书老刘来了,她们才停止了吵闹。老刘说:“你们当姐姐的敢欺负这个刚来的小弟弟,我的拳头就会对他不客气。”她们缩着脖子朝老刘伸伸舌头。

队里的社员都来了,与她们打着招呼逗着趣。我一言不发坐在她们身旁,显得很陌生。

“喂,你怎么不说话呀!这些人都是你们亚书的。”身边那个大眼睛拍了我一下,说。

我说:“我不会藏语。你们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她“哦”了一声,说:“你从老远的省城来。不要这么拘束好不好,以后可以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可以教你说藏话。”

那个扎着两条粗黑小辫的女知青辫子一甩,说:“你是想把他当一盘菜,一口一口地吃掉吧。”大眼睛瞪圆了,嗔怒地盯着粗辫子。粗辫子吁了口气,摇着手说:“我不说了。苗二听见了会把我撕成碎片的。”大眼睛脸涨红了,尖叫一声,扑了上去。

“我要掐死你!”两个人嬉笑着,打成了一团。

粗辫子生着圆胖脸,小眼睛睁大了像两颗黑珠子似的看着我说,她叫坎珠拉姆,大眼睛叫格桑拉姆。还有一个达瓦拉姆没来,达瓦拉姆最小最漂亮,还会拉小提琴。拉姆是藏族对仙女的称呼,藏族女孩子大多叫拉姆,或者卓玛和珠玛,都是仙女的称呼。亚麻书还有两个男知青,抽到牧区搞整社去了。要下月才回来。那个叫苗二的男知青篮球打得很漂亮,是绒坝岔区代表队的。甲嘎和你一样,很害羞的男子。

队长多吉和支书洛热来了,闹哄哄的会才安静下来。有人给灯碗中添了油,灯苗颤了颤,更旺了,蹦蹦跳跳地在他俩油光光的脸上闪动。支书洛热带个大口罩,严严实实地遮了半张脸,另半张脸看起来很英俊也很年轻。两条眉毛浓浓的,鼻梁挺直地藏在口罩下,眼睛亮闪闪地眨着两团红红的火苗。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像生了大病,可人们都听得很专心。除了忙碌手中的小活计:吊毛线、拈胡须、缝皮袋子,没人再敢打闹了。洛热说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他的一句话说了好多遍,我都听熟了。“新措勒勒格……”我暗暗数过,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这句话就出现了十二次。我悄悄问:“什么叫新措勒勒格?”

大眼睛坎珠拉姆说:“社会主义。”

支书洛热肯定把社会主义讲得很生动,很幽默,场中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

我感觉到了,洛热的眼睛在看我,场中许多人都回过头来看我。我想是自己的悄悄话让他听见了,便伸伸舌头低下头。

坎珠拉姆说:“洛热支书在说你呢!他说上面派了个知青,是个娃娃。但上面的指示要给全工分,谁也不许有意见,这是政策。”

他这样说,下面当然就不会有任何意见了。支书说:“一个娃娃,全队的人一人匀一口,都供养得起。”说得我直想流泪。

我在想,支书的大口罩怎么不摘下来。他就是感冒了,说几句话也不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大家。

坎珠拉姆说,支书洛热嘴唇上生了个瘤,开始只有半个青稞籽大,他擦了点酥油,认为不碍事。可毒瘤越长越大,现在有拳头大了。他去了县医院,那里给他诊断出是癌症。支书洛热活不了多久了。

她伤心起来,什么话也不愿说了。

支书洛热讲得很激动,拳头把身边的桌子擂得咚咚响,语气也很重,像在骂什么人。场中没一点声音,连喘气的声音也听不见,只有灯苗在闪,红光、蓝光、黑暗交替晃动。洛热停下来了,他显得很累,没摘下口罩喝茶,身边的茶碗已是冷冰冰的了。

有个女孩挤了过来,坎珠拉姆拉她坐在中间。那女孩子不时回头看我,脸红红的。我也看她,看她生得很好看的脸。她衣着虽不如知青们华丽,人却真的很漂亮。眼睫毛与眉毛像笔画过似的黑茸茸的,鼻梁挺直,嘴唇很薄很羞涩地紧抿着。她脖子上没戴任何装饰品,那身洗得很旧的老蓝布衣裙衬着她修长的身材。我觉得她真像极了古希腊雕塑,我在画册中看过那些雕塑。

她在坎珠拉姆耳边说句什么,坎珠拉姆便笑起来,对我说:“你别傻痴痴地盯着人家看,把人家盯得那么不好意思。”我笑笑,低下头说:“她长得很好看。”

坎珠拉姆说,她叫意西翁姆,是支书洛热的妹妹,在绒坝岔一带,她是闻名的大美人呢!

格桑拉姆说:“达瓦拉姆没来。她来了,管叫你闭上眼睛,都会看见一片耀眼的光。”她一说达瓦拉姆,三个女知青都捂着嘴笑。坎珠拉姆说:“你想在这里安家,我劝你最好选达瓦拉姆,她才是真正的月亮仙女,会把你服侍得舒舒服服。”几个女孩又笑。我羞得低着头,说:“我还小,我才不会在这里安家呢!”

坎珠拉姆说:“你别以为你是最小的弟弟,达瓦拉姆说不定比你还小呢!”她见我又盯着意西翁姆看,便拉拉我的衣袖,说:“你少打她的主意。苗二知道了会找你拼命。苗二个头大,你不是他的对手。”

苗二是麻书队的另一个男知青。

月亮仙女

天暗黑下来时,我看了一会儿书,就想早早地吹灯睡觉。这里没电,晚上烧油点灯,蜡烛又太贵,我烧不起,只有早早地睡觉。

刚吹灭灯,就有人来敲我的窗子。橐橐橐,地板都在抖。

“谁呀?”我问。

没人回答,只有窗户不停地抖。

我又划燃火柴,点上灯,把窗户板撑起来。一个少女的头笑眯眯的伸进灯光里,说:“你就是那个刚来的知青吧?”

我望着她,有些羞涩。那是张真正的女孩子的脸,纯真中带点顽皮。眼睛笑成了两条缝,鼻孔上翘,脸颊上旋着两个很深的酒窝。她看着我笑,不说话。我问急了,她才大着嗓门说:“你没听说过我吧。麻书队的知青,达瓦拉姆。”

我打开门,让她进屋来坐。她不肯,笑嘻嘻地说:“你屋里的气味不习惯,就站屋外。”

她身子细瘦,衣裙就显得很长,裙角施在地上。她把手中捧的花伸进门内的灯光中,红红的很艳丽。她说一到队里就听说我来了,就急忙赶来看我,从家中带来的花也忘了插在瓶子里。她问我有没有瓶子,这花再不插在瓶子里,就会渴死的。我在屋子里翻找了许久,也没有插花的瓶子。看着她满脸的失望,我只有把茶缸里的茶倒了,灌上水,说:“就插这里吧。”

她说:“你用什么喝茶呢?”

我把壶里的茶倒进碗里,喝了两口,说:“用碗喝茶,又多又过瘾。”

她笑了,“好吧,这花就放你这里吧。”

她告诉我,这艳丽的小花是她妈妈种的,叫须须花,特别喜欢生长在干燥的高原上。我看着这生得有些特别的小花,没有阔大的叶片,细长的绿叶在花的周围绒毛似的展开,与这些红色的小花朵很般配。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夜都嗅到那种带有土腥味的花香。

她打量了一下我的屋子,说:“就你一人住这里?怕不怕?”我说:“怕什么?这里除了老鼠和跳蚤,连蟑螂皮都没看见过。”她说:“有些事你知道了,肯定会吓得整夜睡不着觉。”

“没什么事会吓住我!”我说。

她便笑,望望越来越暗的天空,说:“我得回去了。天黑尽了,保管室的门我都进不去。”我要送她,她却不让,说:“这里的路我比你熟。寨子里野狗多,你刚来,它们嗅不惯你身上的味,会把你撕成碎片的。”她朝我露了露她的虎牙,看着我惊吓的模样,又哈哈笑起来,一回头,便消失在了黑暗中了。

那一夜,我眼前老晃动着她的影子,赶也赶不开。她的两颗虎牙,一脸顽皮的笑,两眼很深的酒窝,眉一皱鼻头就往上翘。在梦里,我常听见她那很爽的笑声,从很高的空中落下来,又缓缓地上升。那个日子,我不懂爱情,连想都不敢想。我父亲和老师都说,那是黄色下流的东西。我不知道人是从那儿生下来的。十六七岁的我一直相信父母说的,我是在一个刮风下雨打大雷的夜晚,从碗柜里跳出来的。

第二天,我还是和两个老阿妈晒香草。她们问我,看见麻书队的三个女知青了吗?我说看见了。她们说达瓦拉姆也看见了?我说看见了。她们便笑得很神秘,说达瓦拉姆也是她们的女儿。她们现在有个知青儿子,又有个知青女儿。阿意白玛还从怀中掏出一坨糌粑,塞进我的手中,说这是专门给我捏的。我一咬,很香很甜,糌粑里放了酥油和白糖。

我明白,她们的知青儿子就是我。

傍晚,三个拉姆都来敲我的窗户。

我把她们让进屋内,她们捂住嘴,说我屋内的烟很呛。我的茶锅内的茶还没开,炉里的牛粪快烧完了,一股冷烟朝外冒。我添了些牛粪,朝炉内吹着热气,火苗冲起来,烟却更浓了。她们呛得干嚎,用围巾捂住嘴朝屋外跑。我擦着呛出的眼泪,说:“我烧不来这东西。”她们说,她们烧柴烧草,也烧不来牛粪。她们的柴草是支书洛热分给她们的。

烟淡了,她们才走进屋内。茶还没开只有坐在床边等。灯很暗,只亮了一团,屋子的其他地方都隐在黑暗中。她们说笑了一会儿,才对我说,她们来,是想告诉我一件事,想考考我的胆量。

我说:“我的胆量够大了,再大天空就没有了,全包在我的手掌心了。”

坎珠拉姆的圆脸笑得更圆了,说:“你别这样说。你知道了这事,还能睡得安稳的话,我们才真正相信你的胆量够大。”

我满不在乎地说:“这世界上还没有让我吓得睡不着觉的事。”

达瓦拉姆细声说:“还是别告诉他吧。这屋子很黑,看着都有害怕。”

格桑拉姆笑得满身珠串叮叮当当响,说:“哈,你刚回来两天,就知道护着他了。还不知道他心里装没装着你呢!”

达瓦拉姆的脸红了,躲到一边去了。我假装听不懂她们的话,说:“你们别找最小的欺负,看把人家说得快哭了。”

坎珠拉姆还是一脸的笑,说:“你俩的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我们只想给你讲讲发生在这屋内的事,免得你住在这里,什么事也不知道,像个傻瓜似的。”

一年前,这屋内发生了一件惨烈事。我听她们讲这件事时,心里一点也不感到恐怖,鼻腔有些发酸,很想痛痛快快地掉几滴眼泪。

我能感觉到屋内的黑暗深处,躲着什么东西正尖起耳朵静静地听。

一年前这屋里曾住着三个老知青,是从很远很远的重庆插队到这里的。他们的父辈都是到过这里的老红军。他们来这里,就是想在父辈干过革命的地方锻炼自己。当然,这里知青少,读书、招工招干也容易。

他们两男一女,男的英俊有才,一个会画画,会一手漂亮的木匠活;一个会写文章,毛笔字写得潇潇洒洒,常常躲在屋角叽里呱啦说俄语。女的娇小,有些像达瓦拉姆,不爱说话不爱笑,心却很灵,两个男知青的漂亮毛衣,全是她织的……

他们住在屋内,丁丁丁,铧犁敲响时,他们上工。下工后他们就待在这屋内,很少出门。一年又一年……

“听明白了吧?”坎珠拉姆故意停顿了一下,狡猾地望着我,说:“两男一女住在这屋内,会发生什么事?”我不明白地摇摇头,她便笑,格桑拉姆和达瓦拉姆也跟着笑,她们很得意自己是明白人。坎珠拉姆埋怨我说:“你真的是个没长醒的娃娃。说给你听,你别吓着。两男一女坐一间屋子,会发生三角恋爱,就像玩传皮球,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他又传给你。这是三个人的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五年过去了,他们终于等来了回城指标,三个,一为招工,一为招生,一为招干。他们商量后,女的去读书,会木匠的正好去工厂做车工,会写字的就去机关当干部。填好表后,他们买来很多酒,把喂的下蛋鸡全杀了,热热闹闹地醉到半夜。女的受不了啦,脸一红就大口大口地吐,血都呕了出来。他们为她灌了解酒的醋,她缓过气来,才羞怯地说,她也许不能走了,她怕去医院体检。两个男的劝解说,喝了点酒算不了什么大毛病,她身体健壮,当女飞行员都行。她说什么也不去,只是捂住脸哭。在两个男人可怜巴巴的安慰声中,她才羞羞答答地说了实话。她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来例假了,可能怀上了。两个男人都慌了,抱着头不知所措。这事能怪谁?孩子又是谁的?他俩都说不清楚。这样的事又是从来没遇到过的,不可能大男人走了,把一个怀着他们孩子的女人扔到这里不管。

屋内很黑,灯全燃尽了,只有炉内的牛粪火燃得很恶,像充了血的眼球。会木匠的男人说,他想把这件事处理好。他母亲是妇产医生,他曾翻过母亲的专业书,懂得一些那方面的知识。

他用酒洗了手,又把一只勺子放在火上烧,放在酒中浸浸,叫来会写字的男人找来绳子捆住女人的手脚,把手在火上烤烤,就动手了。

屋内传来惨烈的叫声,把许多人家的睡梦都吵醒了。他把枕巾塞进女人的嘴里,叫她别喊。

坎珠拉姆停住不讲了,看看痴痴呆呆地听她讲的我,又看看捂住耳朵什么也不想听的达瓦拉姆,忍不住笑了,说:“下面发生的事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明白就行了。”

我说:“我一点也不明白。”

她说:“不明白,我更不会讲。那是黄色的东西,说出来会腐蚀你纯洁的心灵。”

她把中间那部分跳了过去,跳到那女人昏死在地上,满屋是喷射出的血。队长多吉和文书老刘撞开了门,被这血淋淋的景象惊呆了。他们朝两个吓傻了的男人大吼一声:“还不快点送她上医院!”

两个男人才背起血淋淋的女人,朝医院疯跑。

她由于流血过多,半路上便断了气。

两个男人憋着满肚子的悲伤,回到冷冰冰的屋内。他们先是抱头叹息,说自己无能,没有保护好女人。又互相埋怨,出言相讥,眼内满是仇恨。后来,两人便破口大骂,拳头相殴,在两人都被揍得鼻青脸肿时,一人拿起了木工的斧头,一人举起了切菜的钢刀,疯狂地砍杀起来。最后,木匠知青的斧头狠狠地钉在了写字知青的头顶上。血像喷泉似的从写字知青的头上射出来,像根木桩子栽倒在地上。

木匠知青心慌了,在屋内东躲西藏都不放心,他眼前都是滚滚涌来的黑雾,血腥味呛得他喘不过气。他绝望了,用一根牛毛绳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

事情就像一阵冷风从屋角刮来又刮去,屋内似乎更黑更暗,暗得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脏有节奏地跳动。粪烟早已飘尽,红红的炭火安静地在茶锅下燃烧。茶香味随着白雾飘散开来,我似乎嗅到了那股呛人的腥味,端碗的手也在颤抖。

坎珠拉姆默默地吞茶,抬起那双很诡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达瓦拉姆,说:“我的故事吓着你们了吧?”格桑拉姆说:“看看,吓得他不敢在这屋子内住了。”我哈的一声,胸脯一挺,说:“吓我?算了吧。就是把那几个死人搬到我的床铺上,我也敢和他们一个被窝睡。”

达瓦拉姆惊得伸了伸舌头。

坎珠拉姆把茶喝完,说:“好了,故事也讲完了,我们也该走了。祝你睡个好觉。”

她们出门时,都格格格笑起来。

那一夜,我点了整整一晚上的油灯,把满满一瓶煤油燃干燃尽,只剩一丝喷着浓重气味的黑烟。我独坐在冰冷的床头,朝黑森森的墙角东看西看,什么地方发出轻微的响动,我的心内都会猛地一抽,背脊冷得僵硬。我在地上、茶桌上、碗筷上、甚至我的被窝内,都能嗅到浓浓的血腥味。这屋子我再也不敢住了,天亮后就去找老刘,换间屋子住。

可一想坎珠拉姆那张带着嘲笑的脸,我的脖子又硬了。我一个大男人不会让几个女人的故事吓住,那样我会没脸皮见亚麻书的乡亲们的。不换,就住这里,我倒想看看,那几个死鬼会把我怎么样。

夜渐渐深了,寒冷了。我紧紧抱着被子,身子变轻了,如一根细草飘进了梦里……

第二天上工,坎珠拉姆看着我笑,说我肯定哭了一夜,不然眼睛不会这么红肿。我说,是早上生火柴湿,让浓烟熏出的。

午后,风很大,刮得天空阴惨惨的,像要下雨的样子。我与两个老阿妈在风中抢收晒得半干的香草,风卷着细沙直往眼内灌。两个老阿妈叫我回去睡一觉再来,说我干着活都在打盹,肯定是这两天太累了。

见我顺着独木梯走了,便说:“小洛,下雨就不要来了,下雨我们都会回家去烤火的。”

我应着,望望天,云团越来越黑,冷飕飕的风中都能嗅到雨的腥味。

在我家的门前,达瓦拉姆靠墙站在那儿。她一手抱着琴盒,一手提着装东西的网兜,伸长脖子在那里东看西看。见我来了,便高兴得笑了,说:“我等了你半天了。”我奇怪,说:“等我有什么急事?工也不出?”她说:“公社要组织文艺宣传队,叫我留在家中练琴。在我们住的那儿练琴不太方便,坎珠拉姆嫌琴声太吵,我就上你这儿来了。”

我开了门,让她进屋。她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还没吃。她把网兜打开,说:“正好,我带了点面粉,给你做面条。”

她从水缸中舀来一铜瓢水,把面粉倒在盆里,挽起袖子细细的手伸进盆里和面。我便在炉中添了几块干牛粪,把火心掏空,使火燃得更旺。

她望着我,鼻尖上沾满了白色的面粉。她想起了什么,扑哧一笑,说:“你昨晚肯定吓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我脖子一硬,说:“有什么好吓人的,不就是死了几个人嘛!我睡得好好的,连梦都没做,眼一闭就大天亮了。”

她埋头揉面,低声说:“对了,死人哪能吓得了活人的,只有活人吓活人。”

我说:“那三个老知青也太可怜了。为这么点事杀来杀去,心胸也太狭窄了。”

她抬起头,窗外有一丝阳光射在她的脸上,眼内闪着一团金色。她说:“他们就埋在对面的山坡上,三个人合葬一个坑。当地人都不兴埋入泥土,好好的人死后,都兴天葬、水葬和火葬,只有凶死的人和犯了重罪的人才埋入土中。所以,那山坡上的草长得很好,队里的牛羊很少赶到那里去吃草。寨里人说,牛羊吃了那地方的草,会患一种怪病死掉。真的,我亲眼看见一半岁大的牛死在那里,口中衔着半根吃剩的草,怪怪的。”

后来,我去了那个土坡,看见了那座让厚厚的杂草严严实实淹没着的知青墓,心里有种难以说出的滋味。人的命运真如草一般,可以丰盛也可以衰败,谁也说不清楚。以前,我是个依靠父母的乳汁长大的,不知生活中还有那么多怪怪的滋味的学生娃,无忧无虑生活在蓝天白云下。如今,我站在这片属于青藏高原的黑土地上,要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洛巴(农夫)”,将来会是怎样的?会像这高原阳光一般明洁清亮吗?看着这座巨大的坟墓,恐惧爬满了我的心内。未来的不可知,让人想起就生满了恐怖。那一天,我学会了沉默,模样深沉使别人看起我来都产生老谋深算的错觉。其实,我心内空空如也,连一丝东西都不愿装下。

离开那儿时,我指着荒草萋萋的坟墓说:“你们都把眼睛睁大看我吧。看清楚点,我是新来的,不会走你们的老路,不会让人用轻蔑的眼光看着我在这里树起一座坟墓。我会活得比你们好,我有自己的生活目标,我会做自己的事,会克制自己的情欲,永远也不会冲动。你们把眼睛睁大一些吧,从现在开始,看着我从这里走出去,走出一条新路来吧!”

不过,我发现那里的花比其他地方的花开得都要旺,一串一串的,五颜六色镶在草滩上。花朵很小,花瓣珠子似的盘在花蕊上,很像小小的向日葵。

达瓦拉姆的面块煮好了,她拿瓢在锅里一搅,一股鲜香的气味便飘散开来。她舀了一大碗给我,说:“尝尝,味道如何?”我嚼了一大口,故意皱着眉头装出很难受的模样,嘴里咿咿呜呜地叫着。她担心死了,瞪大吃惊的眼睛望着我问:“怎么了?很难吃吧?”我僵起舌头含混不清地答着,她端过我的碗,也尝了一口,摇摇头问:“怎么啦?”

我卡着脖子,做出憋气难受的模样,看她急得快要哭了,泪珠在眼眶内滚动着,才缓过气,叹息一声,笑着说:“天呀,太好吃了!舌头都快让我吞进肚皮中去了。”

她哇地叫了一声,冲过来,拳头在我背上擂着,尖叫着说:“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我一面笑一面躲闪,开心极了。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这么开心过。上了中学,女孩子在我们的眼中,都成了会吃人肉老虎,躲避得越远越好。那年月,爱的幼芽根本不可能萌发,那是黄色的东西,是比口痰更让人恶心的污秽物。来到这里,我却感到多么的自由。女孩子是那么的可爱和有趣。也在那一天,我吃了达瓦拉姆香喷喷的面块后,我的细嫩的嗓音发生了吃惊的变化,不再有童音的清脆,稍一用力,公鸡的打鸣声便飞了出来,引起周围人哈哈大笑。

我仍然毫无顾忌地用这难听的声音说话,说我刚学会的藏语。

吃完面块,达瓦拉姆把锅碗收拾得干干净净,坐下来,看着屋外一地的阳光,说:“我想拉琴。”

我说:“拉吧,我喜欢听别人拉琴。”

她把琴从盒中取出来,是一把旧得看不出漆色的琴。她调着琴音,说:“琴是我爸用过的,他在州文工团拉过琴。我爸教我拉大提琴,我不喜欢拉那笨重的家伙,就偷着拉我爸用过琴。下乡时,我把它也偷来了,反正我爸的文工团也解散了,他们也用不着这个了。”

她又问我:“你会不会拉琴?”

我说:“不会。我爸会,他拉的是二胡。不过,他拉琴的模样比拉出声音更精彩。他一拉二胡,眼睛就眯上了,眉头皱成疙瘩,像在忍受什么难言的痛苦。嘴唇随着琴弦的拉扯左歪右咧。我很小的时候,就爱蹲在他的腿下,奇怪地看着他的怪相。”我朝达瓦拉姆做了个我爸拉琴的模样,眯眼皱眉,嘴唇左歪右咧。她咯咯地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说我真会逗人。

达瓦拉姆拉琴的姿势很美,她站在我的暗黑的屋子和明亮的窗户之间,那反差强烈的剪影简直美极了,像我曾经见过的一幅音乐女神浮雕的照片。少年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少女身材的美妙,我呆在暗处,张着嘴哈出粗气,有些痴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琴声还没响起,美妙的音乐声已从她的身上传出了。

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音乐里,她已看不见我的存在了。她的琴声缓缓地流淌出来,是细小的山泉,清冽地带着雪山的香气,淌着飘着,流进一汪蓝得透明的高山湖泊里。她在湖面静静地漂着,枕着一朵白得耀眼的云团,她的黑发与青绿的水草一起荡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鱼在她的发丝间舞动,那就是音符,就是节拍,就是重音与低音……。平静的湖面没一丝波纹,静得如修炼多年的僧侣的心,静得让人担心她的脆弱与粉碎。

那是我第一次用心去感觉音乐,我终于看见了,音乐是一个美得让人不忍心眨眨眼睛的实体。是要你小小心心去爱惜的易破碎的泥塑,是比野花更能让人感觉到大自然浓郁香气的生物……。达瓦拉姆奏完了,我看见她的脸颊让泪浸满了。她说,这是她爸爸创作的曲子,叫《静野圣湖》。她一拉这曲子,心里就激动。

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美的曲子。”

她说:“还有更美的。不过,不是我爸作的,是一个叫舒伯特的外国人作的,叫《蓝色的多瑙河》。”她又拉,抒情的曲子便满屋流淌。窗前不知什么时候围满了人,都露出一种笑脸。达瓦拉姆看看窗前,曲子一转,《北京的金山上》便跳了出来,窗前的人想也不想,便和着曲子唱起来。

美妙的音乐声,便让一股突来的狂风刮跑了。

风刮过后,又是满窗的阳光。

达瓦拉姆把琴装进盒子,指指窗外说:“看看,雨停了,天也晴了。我们都该出工了。”

亚书队的铁铧犁和麻书队的牛皮鼓同时响起,窗前的人呼啦走散了。

我关上窗户,说要把这满屋的音乐关得紧紧的,一个也不让它们逃掉。

生产队里斗地主

早上,队长多吉带上我,踩着满地搅成泥浆的牛羊粪滓,沿着寨子里那一条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子,走遍了那一幢幢墙皮上贴满大大小小粪饼的矮土屋,最后,我俩停脚在寨旁的达曲河岸。河水平静得像温顺的羊羔子,青绿绿的惹人眼酸。从寒夜刮过来的风,在水面扇起了一层淡淡的湿雾,扫在脸上透心的凉。

队长的声音很轻,怕吵醒什么似的。

“你来我们队,算是你的福气呢!我们队十户贫农,十二户下中农,八户中农。干干净净,没有一个地主富农,也没有一个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呢!”

我问:“麻书队呢?”

他说:“也是干净净,他们的中农比我们队的多,是十户。”

队长捧起凝了层薄冰的河水,把粗黑结实的手臂擦拭得古铜一般红亮,眯起那双好像永远也不会发怒的眼睛,得意地笑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些失望,好像对面摇摇晃晃走来了一头缺了一支犄角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的牛,心里怪不是滋味。

“你看,你看,”队长指着隐藏在远处山脚下的那片灰雾中的土楼,对我说:“那是格桑一队,有个戴了帽子的富农。山顶上的庄果队,也有个瘸了一条腿的富农。”

他说起这些时,鹰翅般的粗黑眉头厌恶地皱紧了,好像那是一些臭烘烘的淘粪虫,有它们就该倒霉,就该发呕。

“我们队没有,一个也没有。”我在绿得发亮的水中,看见了一张很怪的脸。眼角仍有笑纹,嘴角却在不停地抽搐,后来,眉头皱紧了,又是一副痛苦的模样。

几天后,我们队却开了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斗争大会。

那是高原少有的初春天气,太阳跃出山口许久许久,在正空烧成一团炽白的圆点,像极了燃得火旺的牛粪饼。空气一下子烘热起来,潮湿的地面滋滋扎扎蒸腾着雾气。这天,队里上工的铁铧犁没丁丁丁的敲响,队长站在保管室的土坡上用破响的嗓子吼:“喂,亚麻书队的人听着,马上去队里晒场院内开会!”

我从闷热的屋子内出来,队长望着我说:“你来帮我喊喊,我刚伤了风,嗓子眼痛。”

“喊啥?”我问。

“开会,在晒场院内。”队长说。

我指指天,懒洋洋地说:“这么大的太阳。”

队长说:“喊喊吧,是斗争会。”

我问:“斗争谁?”

“妈的,斗那些该死的地主。”

我奇怪地问:“是哪个队的地主?”

“是我们队的。快喊快喊,这是公社布置下的。安置了知青的队都要开斗争会,斗斗那些地富反坏右,教育教育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们。快喊,太阳都快晒到屋子背后去了。”队长满脸都是诡秘的神色,有些气恼地把一块石头踢到坡下去了。

我奇怪极了,队里不是干干净净,怎么又钻出个地主来?

晒场很宽,四四方方,高高的红土墙下,生满浓密的狗牙草。院中时常有牧场来的牛羊歇脚,走后留下了一层厚厚的粪蛋。会还没开,土台上空空荡荡摆着一张木桌,上面竖着一支脱了漆的铁皮话筒。晒场内的那只瘦高的老母狗,拖着长长的舌头在台上转来转去,钻进木桌底下,蹲下来咻咻地把滴着汗液的舌头抖个不停。

太阳燥热,男人们褪下了皮袍,黑亮的胸脯上浸了一圈汗迹。懒洋洋的人们有些气愤了,男人干脆用两块硬币夹下颚上的胡子。有的人还在地上画了几个小方块,捡几个羊粪蛋下起了五子棋。女人们吊起了毛线团,叽叽咕咕闲聊着什么。呜哇,谁的娃娃哭闹起来,站在背后的队长多吉狠骂几句,娃娃才不哭闹了,让母亲的奶堵住了。谁放了个响屁,男人女人全嗬嗬哈哈笑起来……

队长和几个队干部端着板凳上了台,会才开始了。队长脱下那件磨出光亮的羊毛外套,挺挺瘦小的胸脯,声音却特别的洪亮。他把铁皮话筒扔到一边,声音还是很响亮,仿佛在屋檐和土墙上撞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我身边的会计邦邦悄悄说了句:“大叫驴”,又怯怯地闭上了嘴。

会场里骚动了一阵,又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朝后面望去。

“地主要押进来了。”会计邦邦说。

人群又轰地喧哗起来,许多人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队长骂哑了嗓子,在嗡嗡的人声中,他的骂声只是扔进水浪中的一根干草,浪花一卷就无影无踪了。大院外进来两个扛枪的民兵,又进来一个,扛着的却是个扎得松松垮垮的草人,套着件破得辨不出颜色的衣袍,腰上扎一根朽烂的草绳。仰起布做的脸,那张涂得红艳艳的嘴唇笑得很可怕。嘴唇上用墨画了撮胡子,很像日本人的小胡子,戴的眼镜也画得很黑。

草人被戳在土台上,没有骨头的身子耷了下来,民兵用手把它撑起,它又耷了下来。干脆不管了,扔在地上,像堆破垃圾。

“看看,这就是我们队的地主!”会计邦邦说。

“怎么是个草人?”我一阵疑惑。

“真地主斗不了,真地主刚解放那会儿,就跑到国外去了。我们一直斗的就是这个草人。”会计邦邦扑哧笑了,也许是望见那草人的滑稽模样。他说,刚开始,草人扎得很像很像,是工作组的一个会画画的干部扎的。草人立在台上,寨里人看着它还恨得咬牙切齿,朝那个布做的脸吐口水。会后,草人浑身上下砸满了牛粪马粪。后来,每开一次会,草人就变一次样。成了今天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好在过去的事容易淡忘,地主到底像什么样,也很少有人记起了。

队长多吉讲得很激愤,揭下毡帽扔到桌子上,拳头把桌子擂得咚咚响。桌下的狗待不住了,呼地窜出来,撞倒了那个草人,溅起一团灰蒙蒙的粪灰。人们又轰地笑起来。

队长多吉像没看见。仍然讲得很激动。

“他讲的是什么?”我问。

“他说,老地主要跑回来了。”会计邦邦说。

“他还说什么?”

“他说,老地主回来了,要杀很多人。”

“还说什么?”

“林彪、孔老二和老地主是一伙了。”

“还说什么?”

“别闹,我还要听。”会计邦邦有些不耐烦的,转过身子不理睬我了。

会开到了黄昏。队长多吉说,晚上电影队要来放电影,《上甘岭》,打仗的,好看得很。可是,我们等到天黑尽了,也没见电影队来。人们有些失望了,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场子里只剩下一些兴头还足的男女青年。刮风了,早春的风很冷,带着伤心的哭腔在夜空中旋。队长说,该烧堆火来烤烤,便把那个破烂的草人扔在场中,一敲火镰,鲜亮的火腾了起来。压抑久了的人们兴奋了,又抱来大捆的麦草,往火中扔去,绕着火堆唱起锅庄曲,踏着锅庄步,舞了起来。

我看着一点一点化成灰烬的草人,看着晃在四周的让火烤得通红的单纯朴素的脸,心中涌起莫名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