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 浪漫派作家卢梭（1756—1762）

隐庐（1756—1757）

卢梭和他的合法妻子泰蕾兹及岳母，于1756年4月9日迁入埃皮奈夫人的别墅。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快乐，他欣赏鸟儿的歌唱与啁啾、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和树叶的芳香，享受林间独自漫步的静谧。散步时他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笔，以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

但他生就不是一个能享受清静的人。他的敏感使每件麻烦加倍地复杂，甚至制造出更多的麻烦。泰蕾兹是一个忠实的家庭主妇，但不是他心气相投的伴侣。他在《爱弥儿》一书中写道：“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应该娶一个不能与他共同思想的妻子。”可怜的泰蕾兹没有什么头脑，对文章更是一窍不通，她将身心全委之于他，她容忍他发脾气，也许还和颜悦色相对，她允许他和乌德托夫人之间近乎越轨的行为。而据我们所知，除了博斯韦尔报道的一段插曲外，她一直都很忠实。但这么单纯的妇人如何能应付激荡了半个大陆、心智范围这么广阔、变化这么多的一个人？我们且听卢梭本人说：

当我告诉读者……从看到她的第一刻开始，直到我现在下笔为止，对她，我一丝爱意都没有，我从不曾希望拥有她……在她感到很满足的生理需求，在我只是性而已，而且绝非发自个人的意愿，读者不知将有如何想法？……我的第一个需求，最大、最强烈，也是最得不到满足的完全在我的内心：希望有一个近亲（精神上的），尽可能亲密。这种奇特的需求，是最亲密的肉体结合无法满足的，那需要两颗心灵的结合。

泰蕾兹可能有相对的抱怨，因为卢梭这时已停止履行夫妇之间的义务。1754年，他曾向一位日内瓦的医生述说：“我遭受最残忍的痛苦为时已久，由于无法治愈的闭尿症的侵扰，那是尿道阻塞引起的，通道阻塞以致连名医达朗的导管都伸不进去的程度。”他声称1755年以后就停止了与泰蕾兹之间的一切房事。他又说：“直到那时我都很好，从那时起我变得很有品德，或至少热衷于德行。”

他的岳母勒维塞夫人与他们住在一起，使三角关系极为敏锐。他以抄写乐谱和出售作品的收入，尽力维持她们的生活。然而勒维塞夫人还有其他的女儿，她们需要嫁妆。格里姆、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为卢梭的妻子和岳母筹措了一笔400镑的年金，并约定不让卢梭知道，以免伤害他的自尊（根据卢梭所说的）。勒维塞夫人把大部分的钱留给自己及其他的女儿，又以泰蕾兹的名义举债。泰蕾兹偿还债务，将年金的事保密很久，最后卢梭发现了，对他的朋友如此羞辱他，他大发雷霆。他们则力劝他在冬季来临之前搬离这处隐居之地，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他们力争这个别墅不适于寒冷的天气，即使他的妻子受得了，他的岳母忍受得了吗？狄德罗在《私生子》一剧中写道：“好人生活在团体中，只有坏人孤独地生活着。”卢梭认为这话是针对他说的，于是他们之间开始了一连串的争吵，而和解只不过是休战而已。卢梭认为格里姆和狄德罗是嫉妒他在森林中寻觅到的宁静，而试图把他诱回腐败的城市。在写给他的恩人埃皮奈夫人（当时在巴黎）的一封信中，他坦白而有见识地透露了他的个性：

我希望我的朋友是朋友而不是我的主人；劝告我但别试图左右我；对我的心意思想可以有所要求，但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以友谊之名，人们干涉我的事情而并未让我知道他们的事，我认为这很特殊……他们迫切地需要为我做成千的事，令人感到厌烦。其中含有的恩惠的意味令人不耐。何况，任何人都能做得到……

作为一个隐士，我比其他的人更要敏感。假设我和一个住在群众当中的人吵架，对这件事他会略为介意，然后许许多多分心的事很快地就会让他忘了吵架的事。可是没有什么事会分我的心。辗转反侧，我整夜想着这件事；独自走着，我从日出想到日落。我的心没有喘息的时候，而一位朋友一天对我不好，会使我忍受几年的忧伤。作为一个病人，我有权享有一个病人因孱弱和情绪不佳所能得自朋友处的纵容……我穷，而我的穷困（对于我而言，似乎是如此）使我有权利思考……

因此，假如我愈来愈痛恨巴黎，你不必感到惊讶。除了你的信，我不要来自巴黎的任何东西。我也将不再在那里露面。假如你对这件事有意见，你可以畅所欲言，你有权表达你的看法。你的意见会受到善意的对待，却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她的确畅所欲言地回复了他：“把这些琐屑的怨言留给那些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人去听吧！”同时，她经常探询他的健康和生活情形，替他购物，送他小礼物：

一天，天气冷得不得了，在打开一个包裹，检视数件我请她替我买的东西时，我发现了一件英国法兰绒制的小衬裙，她告诉我那是她穿过的，而要我改做背心。这种超乎友善的关切对于我而言显得如此亲切——仿佛她剥下自己的衣物来温暖我——我激动得不停地亲吻那张字条和那件裙子，我泪流满面。泰蕾兹认为我疯了。

在隐庐的第一年，他编纂了一部《音乐字典》（Dictionnaire de Musique），并用自己的话节录圣皮埃尔神父的23部论战争与和平、论教育、论政治改革的书。1756年夏天，他收到不知是谁送来的伏尔泰谈地震的一首诗。这次地震于1755年11月1日万圣节发生在里斯本，有1.5万人丧生、1.5万余人受伤。像世界上非基督徒一样，伏尔泰不解：为什么被认为慈悲的上帝，会选择一个全民皆为天主教徒的国家首都，施行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而且是在早上9时40分，所有虔诚的人们在教堂祷告时。以一种全然悲观的心境，伏尔泰描述生命与自然在善与恶之间不稳定到残忍的地步。《忏悔录》中的一段说明了卢梭对这首伟大诗篇所做的反应：

惊异于看到这位被名与利压倒（恕我直言）的可怜的人，声称生命悲惨，并认为一切都不对时，我有了一个似乎狂妄的念头，要让他看看他自己，并证明给他看，一切都是对的。伏尔泰，他看上去信仰上帝时，事实上除了魔鬼以外什么都没有信，因为就他来说，他那伪装的虔诚，其恶毒除非在邪恶中，他得不到快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享尽荣华富贵者的口中，其显著的荒谬性尤其可厌。他沉浸在幸福中，却以他自己全都免除了的灾难的恐怖和残忍的意象，来陷他的同胞于绝望的境地。我比他更有权利数计和衡量人生一切的邪恶，我公正无私地审视过这些邪恶后，可以向他证明，所有可能的邪恶没有一件该归属于上帝，而其来源与其说是在于自然，毋宁说是由于人类滥用他自己的能力。

因此，1756年8月18日，卢梭寄给伏尔泰一篇长达25页的《天命》。开头是很漂亮的谢词：

先生，我在独居时收到你最近的一首诗。虽然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喜爱你的作品，而我认为除了你本人，没有别人会送给我这本书。我觉得此书既有娱乐性又富教育性，并从中认识了大师的手笔……为了此书及你的著作，我决心立刻向你致谢。

他劝伏尔泰勿因人类的不幸而责备上帝。大部分邪恶是由我们自己的愚蠢和罪恶造成的：

要知道大自然并没有把2万栋六七层楼的房子聚集在一起，如果这个大城市的居民分散得均匀些，灾害可能会轻得多，也许就没事了。大家可以在第一次震动时就逃避，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60英里外的地方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那么快乐。

伏尔泰曾说过，极少人愿意在同样的情况中再生。卢梭回答说对那些欢乐过度、对生活感到厌倦、没有信仰的富人确是如此。或者是那些四体不勤、不健康、好沉思、不满足的文人也是如此。可是，像法国的中产阶级或瑞士的村人之类朴素的人，情形就不是这样了。那只因为滥用生命才使生活成问题。何况，部分的不善可能对整体有好处。个体的死亡才可能造成种族生命的复活。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并不特居于某处，它守住整体，而把特殊事件留给第二因或自然法则处置。夭折，像里斯本的儿童遭遇的，也许是恩泽。总之，上帝是否存在对这件事并不重要，因为对不当的痛苦，他会给予补偿。上帝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信与不信，任我们自由选择。而对有启发性、能给我们慰藉的信仰为什么要拒绝呢？至于卢梭自己：“这一辈子我已受够了，我不想有另一辈子。任何形而上学的论点都不会使我对慈悲的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稍有怀疑。我觉得如此，我相信它，我需要它……至死我都维护这些信仰。”

这封信很和善地结束——卢梭表明他赞同伏尔泰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并告诉他：“我愿意像你那样做基督徒，而不喜欢数世纪前索邦神学院的那种形式。”他请求伏尔泰以他诗文的笔力与优美来编写一部民众教义问答，灌输人们道德法则，为他们在混乱的时代中指点迷津。伏尔泰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谢函，并邀请卢梭到莱斯代利斯做客。他没有正式反驳卢梭的论点，但间接地在《康迪德》一书中给予了回复（1759年）。

恋爱

1756年底至1757年初，对于卢梭而言，是多事之冬。在那几个月中，有一段时间，他开始写作18世纪最著名的小说《新爱洛漪丝》。最初这部小说的构想是对友谊和爱情的研究：表姐妹朱莉娅和克莱两人都爱上了圣蒲雷克斯，但在他诱拐了朱莉娅后，克莱仍然是他们的忠实朋友。由于不好意思只写一个爱情故事，卢梭打算把这个小说提升成带有哲学意味的故事，让朱莉娅变得很虔诚，而和华尔莫共度典型的一夫一妻生活。华尔莫是一个屈服于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不可知论者。根据卢梭的《忏悔录》：

由《百科全书》引起的风暴……此时已达高潮。基督徒和哲学家两派彼此激怒到极点，像被惹火了的狼……而不是相互希望启发并说服对方而引导其同胞走入真理之途……由于生性反对党派精神，我曾向双方严正地谈到真理，可是他们都不听。我想到了另一个权宜之计，以我的单纯个性，它显得令人惊奇：这个方法是以消除他们的偏见，以减轻他们之间的仇恨，而让彼此看到对方那些值得大众敬重的美德。这个计划……其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它拉拢并联合了敌对的党派，除了抑制自己外别无目的……满意于……我的计划，我回到细节上……而构成了《新爱洛漪丝》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每个晚上，在火炉边他念几页给泰蕾兹和勒维塞夫人听。由于泰蕾兹泪眼的鼓励，埃皮奈夫人回到离隐居处1英里外的别墅查沃尔特时，他把原稿呈献给她。她在回忆录中记述：“我们抵达时……发现卢梭等着我们。他很平静，而且脾气好得不能再好。他带给我他着手所写的爱情故事的一部……他昨天又回到隐居处继续这一工作，他说这个工作构成他快乐的生活。”不久之后，她写信给格里姆：

晚餐后，我们读卢梭的原稿。我不知我是否怀有敌意，但我对这本书不满意。他写得非常好，但太复杂了，似乎缺乏真实感和温暖。故事中的人物没有说一句他们该说的话，总是作者在讲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我不想欺骗卢梭，又下不了决心使他难过。

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冬天卢梭倾全心力于朱莉娅。难道是因为他的生命中出现了真实的爱情故事？约1757年1月30日，他在巴黎见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位姻妹来拜访他。她叫伊丽莎白·索菲亚，曾嫁给乌德托伯爵，而后又离开了他，最近数年以来一直是兰伯特侯爵的情妇，这位伯爵一度是伏尔泰争取夏特莱夫人的对手。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出征了。1756年夏，这位伯爵夫人租下了离卢梭隐居处约两英里半的艾伯尼别墅。兰伯特写信告诉她卢梭就住在她骑马可到的范围内，建议她不妨去拜访这位维护一切文明的著名作家以解寂寞。她乘马车去了，马车陷入泥沼后她继续步行前往，到达时她的衣鞋沾满了泥土。“她使这里充满了笑声，而我也开怀大笑。”泰蕾兹拿了衣服让她换，她就留下来用了一顿“乡村便餐”。她27岁，卢梭45岁。她的脸庞和身材都不出色，但她的亲切、温柔和愉快的精神使他严肃的生活开朗起来。第二天下午，她送了一封可爱的信给他，并以他在日内瓦遣返后的头衔称呼他：

亲爱的公民，我将你善意借给我的衣物送还。回来时我发现一条较好的路径，我禁不住要告诉你我发现时的喜悦，因为那样再见你就更容易了。很遗憾我只见到你那么短暂的时间……如果我能更自由一些并确信没打扰你，我会觉得好受些。再见，亲爱的公民，并请代我谢谢勒维塞夫人善意的款待。

几天后，兰伯特自前线回来；4月，他又奉召回营。不久后，这位活泼的伯爵夫人骑马到隐庐，穿着像男士。卢梭被这身装扮吓了一跳，但很快就认出裹在衣服里的可爱女人。他把泰蕾兹留在家里做家务，便和这位客人走进了树林。乌德托夫人告诉他，她是如何地热爱着兰伯特。5月，卢梭去回访，她告诉他，她“只有一个人在家”，这一段时期，卢梭经常前往艾伯尼。他说：“我经常到艾伯尼去，有时我睡在那里……那三个月里，我几乎每天见她……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看到了我的朱莉娅，而不久我却除了乌德托夫人（朱莉娅的化身）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具有我内心崇拜的偶像的一切优点。”

有一段时间，他陷入了“精神狂乱”，停止了小说的写作。他写好情书，小心地藏置于艾伯尼的树上以便她能找到。他告诉她，他正在恋爱，而没说明对象是谁，当然她知道是谁。她责备他，并声明她身心皆属于兰伯特，不过她允许他继续来访，继续表达他热切的关注之情。终究，女人只有被爱时才真正存在着，而有两个人爱她时更是如此。“最亲密的友情所能允许的，她概不拒绝，然而她不允许我做任何使她不忠的事。”他提起他们时有的长谈：“在一起度过的四个月里，我们亲密的程度是异性朋友之间毫无前例的，但我们又没有逾越限度的不轨行为。”在他对这段男女关系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最活跃的浪漫主义，他的小说中没有情节能比得上这种出神入迷：

我俩都陶醉在热情中——她为她的情人，我则为我。我们的叹息夹着甜蜜的眼泪……在这种甜蜜的兴奋中，她没有一刻忘记自己，而我郑重声明，我未曾失去理智而试图陷她于不忠，我没有真正想到要能够……自我牺牲的责任感提升了我的心……我可能会犯罪，我的内心里曾无数次动了邪念。可是，要我玷辱我的索菲亚的名誉！啊，这怎么可能？不！我告诉过她几百次那是不可能的……我太爱她，因而不能占有她……这是一位性情最易激动的男人唯一的享乐，不过，也许是上帝所创的最胆小的生灵之一。

埃皮奈夫人发觉她的“情人”现在很少来看她，不久就知道他是去找她的姻妹。她的心受到伤害。6月，她写信给格里姆说：“一位哲学家在你最没料想到时离开了你，那到底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一天，在艾伯尼，卢梭发现索菲亚在哭。有人把她的轻浮行为告诉了兰伯特，她这样告诉卢梭：“有人说了我的坏话。他待我很好，但他被激怒了……我恐怕你的鲁莽会毁了我日后的安宁。”他们一致认为一定是埃皮奈夫人把秘密告诉了兰伯特，因为“我们俩都知道她和他有书信往来”。或者是她告诉了格里姆，而他有时会见兰伯特。根据卢梭的说法，埃皮奈夫人试图从泰蕾兹那里获取乌德托夫人给他的信。卢梭在给他这位女房东（埃皮奈夫人）的一封措辞粗鲁的书信中，指责她出卖他：

那两位亲密结合并值得获取彼此爱情的情人索菲亚和兰伯特，对我都很亲切……我认为有人试图要挑拨离间他们，而利用我来激起其中一位的嫉妒。这个选择并不聪明，不过对达成这个恶毒的目的似乎很方便，而我怀疑你就是制造这种邪恶的罪魁……我最敬重的女士将负上挑拨两位情人的恶名，而我的名声也受到玷辱。假如我知道你稍存这种念头，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自己，我至死都会恨你。但我指控你的是：你不但有这念头，还说出来了。

你知道在我能留待你身边的短时间内，我将如何补偿我的错失吗？我要做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做的事：坦然地告诉你世人对你的看法，及你需要弥补的名誉上的破损。

不管是否无辜（我们不得而知），埃皮奈夫人对这些严厉的指责感到非常难过。她把这些告诉了她远方的情人格里姆。他回复说他曾警告她，让那阴沉而不可靠的卢梭住进“隐庐”，她会陷入“魔鬼似的困境”。她邀请卢梭到查沃尔特，以拥抱和眼泪欢迎他，他陪着她掉眼泪。我们不知她如何向他解释。他与她共餐，留宿在她家里，第二天早晨则友善地离去。

狄德罗把这件棘手的事弄得更复杂。他劝卢梭写信向兰伯特承认他对索菲亚很亲切，但向他保证她的贞节。（据狄德罗说）卢梭答应这样做。但乌德托夫人请求他不要写，让她以自己的方法自他的迷恋和她的荒唐造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兰伯特从前线回来时，狄德罗和他谈起这事，他以为卢梭已告诉过他了。卢梭责备狄德罗出卖了他，狄德罗责备卢梭欺骗他。只有兰伯特仍然很冷静。他和索菲亚一起来到“隐庐”，他“自己与我共进晚餐……待我很严厉但态度很友善”。除了卢梭高声朗读他给伏尔泰的长信时，兰伯特睡着而鼾声大作外，他并没有给予卢梭更糟的对待。不过，乌德托夫人断绝了与卢梭的任何聚会。由于她的要求，他将她写给他的信退还给她。但是，他要求退还他写给她的信时，她却说已把那些信烧掉了。他告诉我们：“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仍然怀疑。我写给她的信绝不会被扔进火里。爱洛漪丝写给阿贝拉尔的信被认为充满了热情。老天爷！我写的这些信，人们又将怎么说呢？”受创又感到羞愧，他躲进了他想象的世界。他恢复写作《新爱洛漪丝》，把他写信给乌德托夫人的热情注入书中。

格里姆从战场上回来时（1757年9月），卢梭又受到很大的屈辱：“我几乎认不得这就是那位格里姆了，以前我只要看他一眼，他就觉得是无上的光荣。”卢梭不了解格里姆对他的冷淡，他不知道格里姆已晓得他写给埃皮奈夫人的侮辱信。格里姆几乎像卢梭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但内心与性格正好相反——多疑、实际、耿直而无情。卢梭因一封信丧失了两位朋友。

费尽心机

1757年10月，埃皮奈夫人决定去日内瓦时，一个新的危机形成了。这是卢梭的故事：

她告诉我说：“朋友，我立刻动身前往日内瓦。我的胸部情况很不好，我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我必须去看特龙金医生。”对这样突然的决定，我感到异常惊讶，尤其是在严冬即将开始的时候……我问她要和谁一起去。她说和她的儿子及（他的家庭教师）利南，然后她漫不经心地说：“亲爱的，你不一起去吗？”我认为她说这话并不认真，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季节里我几乎很少能到我的房间去（也就是旅行于查沃尔特和“隐庐”之间），我取笑说一个病人对另外一个病人会有什么作用。她自己似乎也不是很认真地建议，因此事情就不了了之。

他有很好的理由不陪夫人去。他的病不允许他离去，而他又怎能离开泰蕾兹？何况谣传说他的女房东怀孕了，而可能是怀着格里姆的孩子。有一阵子卢梭相信人们的谣言，庆幸自己逃过了这种滑稽的处境。这个可怜的女人说的是实话：她已遭受肺病的侵袭，她似乎诚心地希望卢梭陪她，花她的钱，重游一次他以身为其公民而感到光荣的城市，又何乐而不为？狄德罗知道她的感觉后，写信劝卢梭把她的要求当真而答应她，即使只当回报她的恩惠。卢梭以当时他特具的文笔回复说：

我发觉你这个意见并非出自你自己。除了以你的名义而被第三者或第四者牵着鼻子走而令我感到有些痛苦外，我发现在这个不重要的忠告中有着与你的正直不相称的狡诈手段。为我，也为了你自己，以后你最好别再这样做。

10月22日，他把狄德罗给他的信及他自己的回信带到查沃尔特，在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面前，以“高而清晰的声音”读给他们听。25日，她前往巴黎，卢梭还愚笨地去向她告别。他告诉我们说：“还好她是在早晨出发，我还有时间到艾伯尼去和她的姻妹一起进餐。”在29日（根据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他写信给格里姆说：

告诉我，格里姆，为什么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去陪埃皮奈夫人？是我不对，还是他们都着魔了？……埃皮奈夫人搭乘漂亮的马车走了，由她的丈夫、她儿子的家庭教师和五六名仆人陪着……我能受得了马车的颠簸？我能希望在这么快的车上走完这么长的旅程而不出事吗？我能要它不断停车让我下去歇息，或束缚自己而加重我的痛苦和加速最后一刻的来临？……我诚挚的朋友们……（似乎）有意要烦死我。

10月30日，埃皮奈夫人离开巴黎前往日内瓦。11月5日（根据《回忆录》的记载），格里姆给卢梭回信：

我曾尽力避免明确地回答你写给我的那封可怕的辩白信。你迫使我这样做……我从未认为你应该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即使你第一个行动提议要陪她，她也有责任拒绝你的提议，并提醒你，你的地位、你的健康及与你共同隐居的女人。那就是我的意见……

多年来我每天目睹这个女人给予你如许亲切和慷慨的友情，你竟敢对我诉说你受到束缚。假如我能原谅你，那么我这种人就不值得拥有朋友。这一辈子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如果我能从脑海里驱除所有关于你的记忆，我将会很快乐。我求你忘了我，不要再打扰我。

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写信给格里姆：“由于我对待卢梭的态度，我受到共和国的感谢，也同样地因此收到制表业代表的致谢。此地的人都因此事非常敬重我。”特龙金警告她必须接受他的医疗照顾一年。她常去拜访伏尔泰在日内瓦与洛桑的家。略为耽搁之后，格里姆也去陪她，他们一起度过8个月快乐的时光。

1757年11月23日，卢梭（他告诉我们）写了一封信给她：

如果人可能因悲伤而死，我现在不该还活着……夫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消逝，但那不复存在的友谊仍有其值得敬重的理由，我对之亦为珍视。我没有忘记你对我的好处，而对一个我不能再爱的女人具有的感激之情，其深厚是你所难以预料到的……

我希望离开“隐庐”，而我也应该那么做。我的友人认为我必须住到春天。既然我的朋友们希望如此，如果你能同意，我将待到那时再离开。

12月初，狄德罗来看卢梭，发现卢梭由于朋友对待他的“暴虐”又气又伤心。狄德罗对此次造访经过的叙述，见于他12月5日写给格里姆的信中：

这人是个疯子，我见过他。对他残暴的行为，我以所有正义赋予的力量责备他。他生气地为自己辩护，那真令人难过……这个人出现于我和我的著作之间，骚扰了我的心思。就仿佛我的身旁有个被堕入地狱的灵魂……噢，那是何等的景象——一个邪恶而残暴的人的景象！我不要再见他了。他使我以为自己置身于魔鬼和地狱之间。

卢梭于12月10日收到埃皮奈夫人的回信。显然，格里姆已经告诉她卢梭觉得在“隐庐”受“束缚”的事，因为她以不轻易有的刻薄的语气回信：

几年来，尽可能对你表示各种友善之后，如今我所能做的，只有怜悯你。你非常不幸……

既然你已决心离开“隐庐”，而且人家也劝你应该离去，我很奇怪你的朋友们居然劝说你继续住下。至于我，我从不把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拿来请教朋友，对你的事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12月15日，虽然冬天已经来临，但卢梭带着泰蕾兹和所有东西离开了隐庐。他把岳母送到巴黎和她其余的女儿一起住，但答应供给她生活费。他搬到蒙莫朗西公爵的一处别墅，这是孔蒂亲王的一位经纪人租给他的。在那里，他不理睬过去的朋友，而于5年内完成了那个世纪最富影响力的三部书。

与哲学家的破裂

他的新居在他所谓的芒特·路易花园内：一间“单人房”面对着草坪，花园深处有一座古塔，其中有“空气通畅的小亭”。有访客时，他不得不在“狼藉的杯盘和破壶堆中”接待他们，他唯恐“腐烂而即将陷落毁损的地板”在他的客人脚下塌下而战战兢兢。他不在乎穷，他以抄写乐谱赚取足够的钱，他以成为一个能干的匠人而沾沾自喜，他不再是某个富婆的门客。好心的邻居送他礼物时，他觉得很生气，他觉得受的比给人的多，那是一种耻辱。孔蒂亲王两次送给他小母鸡，他告诉说第三次再送，他就要布弗莱伯爵夫人退还。

当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多少贵族，他们帮助启蒙运动的先锋，并不是由于赞成他们的见解，而是对适时际会的天才寄予慷慨的同情。有时，这位自负的匠人浑然忘了自己的立场，炫耀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谈到他的职位，他说：

那个房屋的平顶是我的客厅，在那里我接待过卢森堡夫妇、维勒鲁瓦公爵、廷格里王公、阿孟提尔侯爵、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女爵、沃莱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其他有同等地位的人，他们……降尊纡贵来到芒特·路易。

卢梭的别墅不远处是卢森堡元帅夫妇的家。他抵达后不久，他们即邀请他去吃饭，他拒绝了。1758年夏，他们又邀请了一次，他再度拒绝。1759年复活节将至时，他们带着几位有地位的朋友到他的隐居处来表示抗议。他吓了一跳，卢森堡元帅夫人，即布弗莱，以迷惑太多男人而有名。但日子久了，人们已忘了她的罪过，她已成熟为有母性美的女人，不再只是性感迷人而已。不久，她即化解了卢梭的羞涩和冷漠，使他高谈阔论起来。访客们奇怪这么有才华的人居然过着如此穷困的生活。卢森堡元帅邀请卢梭和泰蕾兹去和他们一起住，等别墅修复后再回来，卢梭仍然坚持不去，最后他和泰蕾兹被说服暂时住在他们卢森堡的“小别墅”中。他们于1759年5月搬进去。有时，卢梭到卢森堡豪华的家中拜访他们，在那里，他爽快地答应读一些他完成的小说片段给他们及他们的客人听。数周后，他和泰蕾兹回到他们自己的别墅，不过，他继续拜访卢森堡家人。而他们在他心绪烦乱时，也一直对他很忠诚。格里姆责备卢梭“背弃了他的老朋友，而以一些身居高位者来取代我们”。事实上，是格里姆先拒绝卢梭的。在1762年1月28日一封给马勒泽布的信中，卢梭回答了那些指责他既责备又逢迎贵族的人：

先生，对支配别人的社会阶级，我极端厌恶。对出身名门的你，我可以毫不费事地接纳……我讨厌大人物，我讨厌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严苛、他们的偏见……他们的败德……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上我被拖到蒙莫朗西卢森堡别墅。然后我见到了主人，他们喜爱我，而我呢？先生，我也喜爱他们，而且终我一生，都会喜爱他们……我要给他们，我不说我的生命，因为这份礼太微薄，我要给他们那曾触动我心灵的唯一荣誉——我期望得自后世的荣誉，而我一定能获得这种荣誉，因为这该属于我，而后世总是很公正的。

一位以前的朋友是他希望继续交往的——乌德托夫人。但兰伯特因为在巴黎人们把她的名字和卢梭连在一起的闲言闲语而责备她，于是，她求卢梭别再给她写信。卢梭想起曾告诉过狄德罗说自己喜爱乌德托夫人，如今他判定是狄德罗在沙龙里把这些事张扬出去的，所以，他说“我决定永远不和他来往”。

他选择了可能是最坏的时间和方法。1758年7月27日，爱尔维修在《精神》上发表了一篇极有力的攻击天主教教士的文章。其造成的愤怒，使人们要求禁止《百科全书》（当时已出7册）和一切批评教会及国家的作品出版。第7册中有达朗贝尔论加尔文教的轻率文章，他赞美加尔文教士的秘密一神教教义，并为加尔文教请求允许设立一家剧院。1758年10月，卢梭发表了一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语气温和，却是反理性时代、反法国18世纪中期无宗教和不朽的宣战书。在序言中，他故意驳斥狄德罗，虽然没有提起他的名字，他写道：“我有一个严厉而贤明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现在没有了，我不再需要他，但是我将不断为他感到遗憾，而我的内心比我的著作更想念他。”他认定了狄德罗出卖他而讨好兰伯特，补充说：

假如你刺了朋友一剑，别失望，因为有补救还报的办法。如果由于你说了什么话而使他不高兴，别担心，因为你可能会与他和解。但是愤怒伤人的指责、透露秘密，及因出卖他而使他的心受到创伤，他的眼中没有了光彩，他将离你而去，永不回头。

这封信的译文长达135页，一部分是为在日内瓦公开宣扬的宗教辩解。就如在他的《爱弥儿》一书中不久显示出的，卢梭本人也信奉一神教——反对基督的圣权，但在申请日内瓦公民权时，他声称信仰所有的加尔文教条，在这封信中他维护正统的信仰，并相信神祇是大众道德不可或缺的助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以理性证明的只有与个人利害关系的计算。”因此，仅“自然的宗教”会比避免探究更易使道德败坏无遗。

但是，在卢梭的论述中，神学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正面的攻击是针对达朗贝尔关于戏院在日内瓦合法化的建议。于此，他真正攻击的对象不是达朗贝尔而是伏尔泰。伏尔泰作为日内瓦居民的名声超过卢梭作为日内瓦公民的荣耀，伏尔泰敢在日内瓦及其附近上演戏剧，毫无疑问，是他促使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上提出设立日内瓦戏院的请求。什么？把一种几乎在各地都强化了不道德的娱乐形式介绍到一个以清教道德闻名的城市里来？悲剧几乎全是描画罪恶。它们不能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净化情感；它们煽动情感，尤其是性和暴力。喜剧很少表现健全的夫妇爱情；它们常嘲笑美德，甚至如莫里哀《对人类的厌恶》剧中表现的一样。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演员们过的是目无法纪、放荡的生活。法国舞台上那些迷人的女演员大都是私生活糜烂的典型，崇拜她们的社会，则是腐败的中心和来源。也许在巴黎和伦敦之类的大城市里，这些舞台上的邪恶只影响到少数居民，但在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人口仅2.4万人），这种毒害会渗透到每个阶层，而戏剧的演出会激起新奇的概念和派系的斗争。

这时，卢梭一直是附和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对剧院的观点。1758年他在法国所说的即1579年戈森在英国所说的，也是1632年普林和1698年柯里尔所说的。但卢梭并未一味指责。他不是清教徒，他提倡由大众主持管理的舞会。他认为应该有大众的娱乐，但应该是社团性和健全的娱乐，如野餐、户外游戏、节庆、游行。于此，卢梭对日内瓦湖的赛船有很生动的描述。

他告诉我们说：这封信“非常成功”。巴黎开始对淫荡感到厌倦，人们已不再热衷于那些自成传统的非传统性而逸出正轨的事物。城市中充斥着娘娘腔的男人和渴望像男子汉的女人。对古典戏剧及其浮夸的形式，人们觉得已经受够了。人们已感觉到蓬巴杜夫人的将军和军队在抗拒腓特烈的斯巴达军队时表现得多么差劲。听哲学家高谈美德，那真是一种清新的经验。这封信的道德影响力将和卢梭其他的作品一起增长，而产生一种几乎革命性的回归，返回路易十六治下的端庄。

哲学家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对卢梭的文告，他们只觉得那是叛逆的行为：他曾在他们处境最危险时攻击他们。1759年1月，政府终于禁止《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售。卢梭指责巴黎的道德时，他的旧友们想起他追求乌德托夫人的事，指责他是一个伪君子。他指责舞台不当时，他们指出他曾为舞台写过《乡村法师》和《水仙花》两部剧本，而且常出入剧院。兰伯特对卢梭送给他的这封信的复本，写了下列一段严苛的回信（1758年10月10日）予以拒绝：

我无法接受你送给我的礼物……你也许有理由（以我所知与事实完全相反）抱怨狄德罗，但是你没有权力因此公开侮辱他。你不是不知道他忍受的被迫害的实况……我禁不住要告诉你，先生，你的可恶的行为多么令人震惊……你我之间的原则差异太大，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忘了我的存在吧！……我希望忘了你这个人，除了你的天分外，我什么都不记取。

然而，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回来后，因卢梭转寄给她复本向他致谢，并邀请他吃饭。他赴约了，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兰伯特和乌德托夫人。

他收到一二十封来自日内瓦的赞美信。受到卢梭的立场的鼓励，日内瓦的法官们禁止伏尔泰在日内瓦境内上演任何戏剧。伏尔泰将他的戏剧行头搬到图尔奈，并把住处迁到费内。他感觉到被击败的创痛。他羞辱卢梭是一个逃亡者和变节者，并为一小群哲学家陷入自我毁灭的斗争而悲伤。他说：“这个无耻的卢梭是同僚中的犹大。”卢梭在致日内瓦牧师莫尔顿的一封信中（1760年1月29日），予以反击：

你是说伏尔泰那个人？为什么那个小丑的名字玷污了你的信？那个可怜的家伙毁了我的家园（日内瓦）。如果不是轻视他，我会更恨他。在他的伟大的天赋中，我只看到了某种格外下贱的特性，由于他的加以使用而玷辱了他自己……日内瓦的公民们啊！由于你们供给了他避难所，他让你们付出好大的代价！

让卢梭感到难过的是，伏尔泰转往图尔奈制作戏剧，而日内瓦的许多人越过国境到法国去看戏剧演出——有些人甚至参加演出。他给伏尔泰谈到里斯本地震的那封信被刊登在柏林杂志上时（1760年），他的愤怒找到了宣战的理由，显然，那是由于伏尔泰粗心地把原稿借给一位朋友的缘故。现在（6月17日），卢梭写给伏尔泰一封这个动乱时代中最特殊的信。在责备伏尔泰未经许可出版他的信后，他接着说：

我不喜欢你，先生。对我，你的这位门徒和狂热者，你给予了莫大的伤害。你毁了日内瓦，作为你在那里补获庇护的报酬。你离间了我和我的同胞之间的感情，作为我在他们面前赞美你的报酬。是你使我无法忍受居住在我的国内，你迫使我死在异域，剥夺了一个垂死者的慰藉，你却在我的祖国获得一个人所能期望得到的所有的荣誉。总之，我恨你，因为你曾希望如此。但是我以仍能爱你的感情来恨你，如果你希望这个样子。在我内心具有对你的一切感情中，如今只余下对你的天才的崇拜和对你的作品的喜爱。如果我只尊重你的天赋，那并不是我的错。对那敬意应有的态度我也不会没有。

伏尔泰未予置理，但私下称卢梭为“骗子”“疯子”“小猴子”“可怜的傻瓜”。在与达朗贝尔的书信来往中，显示出他和卢梭具有同等的敏感和热情：

我收到卢梭的一封长信。他已经完全疯了……在他自己写了一出拙劣的喜剧后，他攻击舞台，他攻击抚育他的法国，他从狄奥尼索斯的桶子找到了四五片腐烂的桶木，爬了进去而对着我们咆哮，他背弃了他的朋友。他写信给我——给我！——一个狂热者曾涂写的最侮辱人的信……假如他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小人物，满心虚荣，那就不会有什么大害；但是他在这封侮辱人的信上又加上与此地索齐尼派教徒的迂阔之徒共谋的恶名，以阻止我在图尔奈设立我自己的剧院，至少阻止人们在那里和我共同演出。假如他这种卑劣的手段，其用意是准备他自己能胜利地回到他出身的微贱地区，那是流氓的行为，而我也永远不会饶恕他。假如柏拉图那样玩弄我，我都会复仇。对狄奥尼索斯的卑躬屈膝者更是如此。《新爱洛漪丝》的作者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骗子而已。

在18世纪最著名的两位作家的这两封书信中，于一般认为当时流行的超个人思潮的背后，我们见到了彼此冲突之际，每次攻击显示的神经过敏及烦扰哲学家和圣人们内心的、一般凡夫俗子具有的虚荣心。

《新爱洛漪丝》

这本书是卢梭费了3年时间避开他的敌对者、朋友和世人而完成的。此书开始写作于1756年，1758年9月完成后，被送到荷兰的出版商手中，于1761年2月问世，名为《新爱洛漪丝》。书信形式的小说已很陈旧，这样的决定也许是仿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一书而来的。

故事似乎不可信，但很独特。朱莉娅是巴恩·伊坦吉的女儿，约17岁。她的母亲请来年轻而英俊的圣蒲雷克斯做她的家庭教师。正如任何真实的母亲所能预料到的，这位新阿贝拉尔与新爱洛漪丝堕入了情网。不久他就写情书给他的学生，这些情书立下了整个世界浪漫传奇的格调：

我们的手一接触我就会颤抖，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不过它们常常碰触。一觉得碰到你的手指我就发作，在这些情况下我全身发烧，或者说精神陷于狂乱，我的感觉力渐渐离我而去，而我这样不能自已时，我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躲到哪里去？我的行为如何解释？

他意欲离去，却让言语代替了行动：

那么，再见了，最最可爱的朱莉娅……明天我就将永远离你而去。但请相信我，我对你强烈而纯真的热情只有在我生命告终时方会消失，我心中充满了如此圣洁的你，将不会接受第二个影像而贬损了自己，它未来的一切敬意将分属你和美德，而任何其他的情焰都不能玷污朱莉娅被尊崇的圣坛。

朱莉娅可能会嘲笑这种崇拜，但是她太女人化了，她不会自圣坛上派出这么可爱的从者。她要他慢些离去。无论如何，男女之间通电似的接触使她有着同样的激动。不久，她承认她也感受到了那种神秘的痛苦：“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就吸入了毒液，如今毒液浸染了我的感官和理智。我立刻感觉到了，而你的眼睛，你的感情，你的话，你那支犯罪的笔，每天都在增加它的毒性。”虽然如此，他并未要求比吻更罪恶的其他事物：“你将是贞洁的，或受鄙视；我将是很文雅，或又定下心来；那是我仅存的较死亡为好的希望。”圣蒲雷克斯应把兴奋和德行联系在一起，但是，他认为这需要神的帮助：

天神啊！……请赐我以能承受幸福的心灵！非凡的爱情！生存的勇气！啊，支持我吧，因为我即将因狂喜而沉沦下去了！……我怎能抵挡得了汹涌心头的幸福的狂流？如何能驱散一个畏怯、可爱的女孩子的忧虑？

——如此写了657页。在第91页的情节里，她吻了他。言语不足以表达：“一分钟之后我变成什么样子，当我觉得——我的手发抖——一阵温和的震颤——你那柔软的香唇——我的朱莉娅的双唇——贴住了我的嘴唇，而我自己置身在她的怀抱中！比闪电还快，我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道火焰。”到了第24封信时他已勾引了她，或者说是她引诱他。他沉湎于狂喜的境界，而她认为一切都完了：“不慎的一刻陷我于无穷的困境。我已坠入不名誉的深渊，再也无法回头。”

朱莉娅的母亲知道她失贞之后，忧伤而死。男爵发誓要杀掉圣蒲雷克斯，因此，他开始环航世界。懊悔之余她顺从父亲的意思，嫁给了华尔莫，一个出身贵族而年龄相当的俄罗斯人。暗地里，她继续和圣蒲雷克斯保持联络，对他的感情胜过对丈夫的忠诚。她惊奇于华尔莫虽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是一个好人，对她很忠实，并渴望得到她的抚慰，待所有的人公正而慷慨。在给圣蒲雷克斯的一封信中，朱莉娅明确告诉他，他们夫妇在和谐的婚姻中得到了满足，但她再也无法获得完美的快乐。她婚前的不轨行为给她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她向丈夫坦白承认那次的过错。实际上，他早已知道此事，并决心永不提起。他告诉她，那一点不算罪过。为了证实她已获得宥恕，他邀请圣蒲雷克斯来与他们同住，做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圣蒲雷克斯来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三人一直到死神将他们分离为止，一直生活得非常和谐。丈夫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家数日。朱莉娅和圣蒲雷克斯到日内瓦湖上泛舟，他们到萨伏依，他指给她看他在流亡期间写上她名字的岩石。他哭了，她握住了他颤抖的手，但他们清白地回到她的家里。

他们不理解华尔莫没有宗教信仰怎么会那么好。和朱莉娅一样，圣蒲雷克斯也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解释了这种反常：

住在罗马天主教国家里，就他（华尔莫）在当地见到的对宗教的传道，他对基督教教义一直没有较好的看法。他看到他们的宗教只有助于教士们的利益，它包含的完全是滑稽的鬼脸和毫无意义的术语。他发觉有见识和正直的人们的看法都和他的一致，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讲，而且，牧师们自己也在私下嘲笑他们教诲告诫大众的道理。因此，他常确告我们说，在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求之后，他找不到三个真正信仰上帝的牧师。

在一则注脚上，卢梭说：“我若同意这些严苛而轻率的主张，定遭天谴！”不管他们怎么说，由于敬重朱莉娅和他的邻居，华尔莫仍经常陪她参加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朱莉娅和圣蒲雷克斯发觉他有一种“最奇怪的荒谬”——一个“思想上像是无宗教信仰而行为像基督徒”的人。

他不应遭受那次最后的打击。朱莉娅因抢救自己溺水的儿子而染上热症去世，临死前托付华尔莫将一封开了封口的信转交圣蒲雷克斯，信中向圣蒲雷克斯声明他一直是她唯一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理解第一印象的永恒性，可是对她丈夫长期的忠诚和信赖为何在临终前报以如此残忍的冷漠？作者赋予朱莉娅的高贵特性几乎前后矛盾。

尽管如此，她仍是现代小说中伟大的人物类型之一。虽然那也许是受了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的暗示，却是卢梭自己的回忆激发的灵感。在阿讷西，卢梭牵马带领两个少女渡过溪水。在最初几年他受华伦夫人监护时留下对她的记忆。然后是乌德托夫人，她由于阻遏了他的欲望而使他感觉到爱情的泛滥。当然朱莉娅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位妇女的化身，也许是卢梭所从未遇到过的女人，而只是他的梦寐糅合而成的理想。这一描绘，由于卢梭坚持令几乎所有角色的谈吐都像他自己被破坏了。随着母性程度的加深，朱莉娅变成了一位哲人，从家庭经济以迄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对每件事她都能侃侃而谈。她说：“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论点的可靠性。”但是，哪有可爱的女人会变得如此陈腐？

当然，圣蒲雷克斯更是卢梭的写照，对女人所有的魅力都很敏感，急欲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倾诉他在孤寂时重复的动人的热爱和热情的话。卢梭笔下的他，“总是带有几分疯癫，总是开始带点聪明”。和理查德森笔下率直的恶棍、登徒子拉维勒斯比较起来，圣蒲雷克斯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自命不凡者。他也必须以卢梭的口吻讲话：他描叙巴黎为邪恶的大旋涡——巨富、赤贫、无能的政府、污浊的空气、靡靡之音、无聊的谈话、没用的哲学，及几乎完全崩溃的宗教、道德和婚姻；他重复在第一篇论文中所说的人类本来的善性和文明对腐败和堕落的影响。他还赞美朱莉娅和华尔莫喜欢克拉伦斯的那种恬静、健全的乡村生活。

在卢梭的画廊中，华尔莫是最原始的人物。谁是他的模特儿？也许是霍尔巴赫，这位“和蔼可亲的无神论者”、哲学家男爵、善良的唯物论者，一位妻子的忠诚的丈夫、妻妹的忠诚丈夫。也可能是达朗贝尔，这位倡导无神论，但原谅卢梭和他的情妇之间的不轨行为，而令卢梭感到震惊的人物。卢梭坦然承认他利用活人为典型和利用他本人的记忆：

我的心由于充满了我曾遭遇的事，而且仍受许多强烈情感的影响，而把它忍受的情绪加入了冥思激发的思维中……不知不觉间，我描述了我那时的处境，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达朗贝尔和我自己。

通过这些人物描绘，卢梭几乎说明了他全部的哲学。他描绘出幸福婚姻的理想状态，一个以高效率、公正而人道的方式治理的理想的农业社会，及自由和服从、约束和才智综合养育而成的理想子女的典型。他预为构思《爱弥儿》一书的论据，教育首先是使身体健康，然后性格训练成坚忍自制，这时才能施行教育和培养理智。朱莉娅说：“使小孩子温驯的唯一方法，不是与他们理论，而是让他们了解他们还没有达到说理的年龄。”在青春期以前谈不上理性，不应有心智教育。故事转而谈论宗教。朱莉娅的信仰成为她赎罪的工具，她的婚礼采用的宗教仪式带给她净化和奉献的感觉。但遍及全书的是一种强烈的基督教信仰。圣蒲雷克斯嘲笑巴黎那些天主教士的伪善，华尔莫指责教士的独身生活是淫乱的掩护，卢梭也说：“强迫为数如此多的罗马教士奉行独身生活，与其说是禁止他们拥有自己的女人，不如说是命令他们以别人的女人来满足他们自己。”文中卢梭的言论袒护宗教信仰自由，其义甚至延及无神论者：“真正的信仰者既不是偏执者，也不是迫害者。假如我是法官，同时假如法律判定无神论者以死刑，我会以此死刑首先烧死任何前来告发的人。”

这部小说对唤醒欧洲人认识大自然的美与壮丽，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对哲学和乡村生活的热爱，尚未激发人们对壮观的山和多彩的天空的灵敏反应。卢梭得力于出生在欧洲风景最动人的地区。他从日内瓦走到萨伏依，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都灵，从都灵进入法国，他欣赏了乡村的景致、声息和芳香，他觉得每个日出都代表神力胜过了邪恶和疑惑。他觉得他的情绪和大地及大气的变化情形有一种神秘的契合。他的爱的狂喜沾染了每一棵树、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叶子。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半山腰上，发觉一股清纯之气似乎净化了他的思想。他把这些经验描述得如此富有感情而生动，以至爬山在欧洲，尤其是在瑞士，成为主要的运动之一。

在现代文学中，人的感情、热情及浪漫的爱情从未有过如此细腻而流畅的描述和维护。因为反抗布瓦洛以迄伏尔泰对理性的崇拜，卢梭宣称感情的重要，及在生命的阐释和教条的评价上，感情都有权占一席地位。在《新爱洛漪丝》一书中，浪漫主义运动向古典时代提出了挑战。当然，即使是在古典的全盛时期也有浪漫的时刻：于尔菲曾在《阿斯特雷》（1610—1627年）一书中处理过田园式的爱情；斯屈代里在《阿塔梅纳》（1649—1653年）一书中也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恋情；拉法耶特夫人在《克莱芙王妃》（1678年）一书中把爱情和死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古典主义鼎盛时期，拉辛也在《菲德拉》（1677年）一书中处理同样的题材。我们记得卢梭曾从他母亲那里获知许多古老的爱情故事，并和他的父亲共同欣赏过。至于阿尔卑斯山，海勒曾歌颂过它的壮丽（1729年），而托马斯·詹姆士曾赞美过季节的美与惊人之处（1726—1730年）。卢梭一定读过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1731年），而且（因为他不太懂英文）也一定很熟悉普雷沃翻译的理查森的《克拉丽莎》（1747—1748年）。从那2000页（尚未完成）的诱惑情节中，他采取了书信体的叙述，认为那最适合于心理的分析。他为朱莉娅安排了一位密友克莱表姐，正如理查德森为克拉丽莎安排了霍甫小姐。卢梭很生气地发现就在此之后不久，狄德罗出版了一部《迷人的理查森颂》（Éloge de Richardson,1761年），减损了朱莉娅的光芒。

在创作力和瑕疵方面，《新爱洛漪丝》与《克拉丽莎》旗鼓相当，但在文体上远比《克拉丽莎》好。两者都充满了未必会有的事，很有说教意味。但是在文体方面，连法国都赞叹法文可以如此富有色彩、热情、文雅而有韵律。卢梭不仅是倡导感情，他也具有感情。每件他接触的东西他都注入了感受和感情，虽然我们可能会笑他的痴狂，但我们被他散发的热情所温暖。对不合时宜的长篇大论，我们也许会感到生气，很快地看过去，却继续看下去，偶尔，给人强烈感觉的一幕恢复了故事的活力。卢梭把脑海里的概念用隽语写了出来。卢梭把眼睛看见的以感情加以组织编纂出来。他的语句并非自然形成的，他承认艺术家的热情吓走了睡眠时，他在床上重复考虑这些语句。康德说：“我读卢梭的著作，必须读到他美丽的语句不再骚扰我，只有这时，我才能以理性来研究它。”

除哲学家外，每个人都认为《新爱洛漪丝》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格里姆称之为《克拉丽莎》“不成功的模仿”，并预言它不久即将被遗忘。伏尔泰抱怨说（1761年1月21日）:“求求你，别再提卢梭的爱情故事了。真遗憾我看过这本书，而如果我有时间述说我对这本蠢书的想法，他也会感到遗憾的。”一个月后，他在以笔名出版的《新爱洛漪丝篇》中叙述他的看法。他指出其中的文法错误，而且并未表示欣赏卢梭对自然的描绘——虽然他后来也模仿卢梭爬山欣赏日出。巴黎的人们熟悉伏尔泰的笔调，他们判断这位大师嫉妒了。

摒除了这些中伤，卢梭很高兴人们接受了他的第一部未经删改作品。米什莱认为：“在文学史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成功过。”《新爱洛漪丝》一版再版，但印刷总是供不应求。店里人们大排长龙争购此书，热情的读者以一小时12个苏的价钱借来看，在白天得到书的人，到了晚上就租给别人看。卢梭很开心地叙说，一位小姐盛装准备参加在歌剧院的舞会，她吩咐备马车，同时拿起《新爱洛漪丝》来看，由于觉得有趣一直看到清晨4点，她的仆人和马则一直等候着出发。他认为他的胜利是女人在读到爱情故事时获得的快乐，但也有女人厌于当情妇，她们渴望作为人妻，而自己的孩子能有父亲。卢梭在蒙莫朗西收到数百封信，感谢他著作此书，许多妇女对他表示爱意，所以他在想象中下结论说：“如果我尝试的话，没有哪个有生命力的女人我会得不到。”

像卢梭这样，通过圣蒲雷克斯和朱莉娅把自己完全表露出来，是很新奇的事，再也没有比一个人把心灵展露在大家面前更有趣的事了，即使那只是部分或下意识里做出来的。斯塔尔夫人说，于此“心灵上所有的遮拦全被扯开了”。如今内省性文学时期开始了，一长串的自我表白，以文字表达心思，“美丽的心灵”公然浸泡在悲剧里展开着。多愁善感、表露情感不但成为法国的风尚，也在英国和德国流行着。古典形态的约束、秩序、理性和形式开始衰退，哲学家的统治时期将尽。1760年以后的18世纪是属于卢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