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莫里哀（1622—1673）

法国剧院

法国的戏剧和诗歌依然使欧洲望尘莫及。历史的微妙，使这一代的法国文学走上了舞台。长久以来被教会排斥的戏剧，竟然受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襄赞，意大利型的喜剧竟因红衣主教马扎然而被引进法国。路易十四也从两个辅佐他登基的大臣那里承袭了对剧院的嗜爱。

戏剧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雅教皇的治下，已经形成文学形式。利奥十世也没有规定戏剧内容非适合于闺秀身份不可，但宗教改革时期及特伦特会议后将这种宗教的宽容收紧了。本尼狄克特十四世为防止意大利滋生更大的罪恶，允许戏剧演出。在西班牙则因为戏剧是教会的一种工具，也允许演出。在法国，由于舞台上性放任的表现令僧侣瞠目愕然，他们严责戏剧是公共道德的大敌。在长久持续的几个主教和神学家治下，许多演员由于自身的职业，实际上如同被革除了教籍。巴黎的教士借着波舒哀的权威拒绝替演员行圣礼，也不在教区内为他们安葬，除非他们忏悔。教士也拒绝他们的访谒。因为不能举行宗教圣礼、婚事，演员只有将就于平淡简单的普通婚礼。法国法律也明文规定演员的职业地位是卑贱的，不能担任荣耀的职务。法官被禁止看戏。

剧院能克服这种种阻碍，可算是近代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一件事。人们为求得形式的慰藉和超越现实，产生了很多的闹剧和喜剧。一夫一妻制的拘束使观众对合法与不合法爱情的戏剧胃口大增。黎塞留显然和利奥十世一样认为：为使剧院不至于逾越规矩的最佳办法是奖助优者，而不是不分皂白地整个排斥，如此可以引导大众格调、提升高贵的情操。伏尔泰说：“自黎塞留将戏剧带入宫廷后，巴黎足可与雅典比美。不仅学院中保留特别席位，而且学院会员中有几位是教士，甚至主教们也有席位。”1641年，基于黎塞留的请求，路易十三将一群后来为大家熟知的皇家剧院的演员置于保护下，给他们年金1200利维尔，敕令剧院为合法的娱乐场所，并表达皇家的意思：希望演员这一称谓不再被社会歧视。皇家剧院在波哥奈厅（Hôtel de Bourgogne）建立了舞台，得到路易十四的官方支持，在他的治下，产生了很多好的悲剧作品。

为提高法国喜剧水准，马扎然邀请意大利艺人来巴黎。其中之一就有梯伯里·菲奥雷利（Tiberio Fiorelli），他饰演炫耀吹牛的丑角斯卡拉穆恰，使他在巴黎和宫中极为得宠。他和他的演出搭档，很可能促使科克兰四世对戏剧的着迷，并由此使其了解喜剧的艺术。斯卡拉穆恰回意大利后（1659年），科克兰，即为日后在舞台及世界各地闻名的莫里哀，成为国王主要的喜剧演员，正如布瓦洛所评，他还成为王朝最伟大的作家。

学徒时代

在巴黎圣奥诺街（Rue St Honoré）96号的建筑物上，镌有如下金字：“此屋建于莫里哀于1622年1月15日出生的原址上。”那是室内装饰师科克兰三世的家，他的妻子格蕾西带来2200利维尔的嫁妆，生下6个孩子，婚后10年过世。长子科克兰四世对母亲印象殊浅，在戏剧中没有提过母亲的事。父亲再娶（1633年）,4年后继母又过世。老父一人培养儿子的才华，指导他的教育及未来的出路。1631年，科克兰三世任皇室家具装饰监督，享有为皇室制床及居于宫中的特权，年俸300利维尔，数目不多，但每年只要侍从3个月。科克兰三世是从他哥哥手上买得这个职位，打算传给儿子。1637年，路易十三认可科克兰四世是该缺适当的继承人选。当初如果父亲的期望实现的话，那么在历史上能写上他一笔的，也不过是皇家的一位制床匠。可他祖父对演戏有偏爱，时常带他外出表演，结果就大不同了。

为了让他习于皇室的造床业，父亲送他进克莱蒙费朗的耶稣会书院。他学了不少拉丁文，读特伦斯，颇有获益，从学校教授学生的拉丁文、文学和演说的舞台剧上培养了兴趣。伏尔泰认为他也聆听专教有钱人家子弟的哲学家伽桑迪的教诲。无论如何，他对伊壁鸠鲁研究甚深，译过不少卢克莱修写的《伊壁鸠鲁叙事诗》（De Rerum Natura），在《厌世者》（Le Misanthrope）中某些文句几乎正是卢克莱修作品的译文，可能他在青年时就已对正统信仰持怀疑态度了。

学院生活5年后，他学习法律，似乎也在法庭实习过一段时间。1642年，他接替其父的工作，做了几个月。那一年，他遇见年方24岁活泼可爱的贝雅尔（Madeleine Béjart）。5年前，她是摩德纳伯爵的情妇。他很慈和地接纳她生的儿子，在孩子受洗时身任教父。现年20岁的科克兰倾倒于她的美丽、愉快和蔼的气质，她接受了他。他对戏剧生活的狂热，加上其他许多因素，使他放弃装饰工作，把继承自父亲的职位以600利维尔出让，自己投身于演员生涯（1643年），离开父亲，搬入贝雅尔家，与她和她两个兄弟，又与其他人签订合约成立公司，创立伊路斯特剧团（Illustre Théâtre,1643年6月30日）。法国喜剧家把这个合约看作法国喜剧漫长的辉煌事业的起步。随演员惯例，他取艺名莫里哀。

他们开始时租一个网球场当剧场，演出各种不同剧本，然而破产了。1645年，莫里哀三度负债，被捕入狱。父亲希望他能因此对舞台的狂热有所收敛，于是替他还债，保释他出狱。基恩（Guienne）总督伊波农公爵支持这家公司。莫里哀改组伊路斯特剧团，到处巡回演出。他们从纳博讷到图卢兹、阿尔比、卡尔卡松、南特、阿让、格勒诺布尔、里昂、蒙彼利埃、波尔多、贝济耶、第戎、阿维尼翁、鲁昂等地。1650年，莫里哀升任经理，千方百计维持公司的开销和工作人员的生活。1653年，莫里哀的老同学孔蒂亲王出名出钱来支持这些演员。孔蒂亲王出面，可能是亲王的秘书仰慕女演员帕克小姐的缘故。亲王后来却又受宗教因素影响，于1655年通知莫里哀，说他的良心认为他应与戏剧脱离关系。而后，亲王更公开地诋毁戏剧界，尤其指责莫里哀诱毁青年，是道德和基督教的敌人。

剧团在盛衰中浮沉，但也在逐渐改进演技和节目，因而收入逐渐丰余。莫里哀也学会了剧业中的艺术和手段。1655年，他已能兼任演员与编剧。1658年，他更认为他们要比在巴黎波哥奈厅演出的皇家剧团和在莫亚剧院（Théâtre du Marais）登台的那个私人小剧团的演出质量要高出许多。于是他就和贝雅尔自鲁昂赴巴黎，准备闯天下。在那里，他看望了他的父亲，也得到了父亲对他行为的宽恕。奔走的结果，莫里哀说动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出面照顾剧团，而且设法介绍他们入宫晋见。

1658年10月24日，这个平民剧团在卢浮宫的卫所和路易十四御前演出高乃依的悲剧《尼科梅德》（Nicomède）。剧中，莫里哀任主角，但演得不算好，据伏尔泰说：“他吃亏在念台词时带点口吃，因而非常不适于扮演这种严肃角色。”然而“演起喜剧来如此倒有更佳的欢笑效果”。当日，莫里哀便利用余暇，在悲剧演出后，接着上演一个今已失传的喜剧。他活泼而欢愉地表演，满脸笑逐颜开，观众真不敢相信他会去演悲剧。年轻的路易能欣赏这种欢笑，而阅历老成者赞赏莫里哀的勇气，路易因此手谕莫里哀的剧团和意大利的斯卡拉穆恰剧团可以共同使用小波旁剧场（Salle du Petit Bourbon）作为演出场所。

在那里他们试演悲剧，同样遭到失败，他们没有像波哥奈厅皇家演员那样的人才。他们在喜剧上再获成功，尤以莫里哀的作品为甚。女演员认为她们在悲剧方面较突出，莫里哀也不以做一个喜剧演员为满足，因此他们继续上演悲剧。生活中的艰辛挣扎和荒诞不经，使人郁郁寡欢。要他整日喜剧化毋宁更悲惨，他已厌倦多情的诡计、固定的角色、代人受罚，这些几乎全是意大利的翻版。巴黎周遭所见的都如波丽辛奈（Polichinelle）和斯卡拉穆恰一样的可笑。“我再也不用普劳图斯和特伦斯教我了，米南德也不必多费心了，”他说，“我只要通晓人间冷暖足矣。”

莫里哀与女士们

《可笑的名女人》（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一剧（1659年11月18日）开启了法国喜剧风格，增长了莫里哀的财富和名望。《可笑的精巧》（The Laughable Exquisites）短得一个小时可以演完，尖厉的刺痛却弥留长久。两位表姐妹，马德露（Magdalon）和卡瑟（Cathos）在文雅贤淑的层层裹束下，抗议她们重物质、缺钱用的长辈急于替她们完婚：

歌吉勃斯：你还挑他们什么毛病？

马德露：诚然，他们很殷勤，但何必马上谈到婚姻呢！……所有的人都像你的话，爱情故事一开始，马上就化为乌有……浪漫爱情未开始，不宜谈到婚姻大事。一个可人的爱人，必须懂得吐露情意，发出最柔、最腻、最热的叹息，谈吐合于尺度，不管是在教堂、花园，或是其他公共场合，首先他要注意那个令他倾慕的人，不然就死命地介绍朋友或关系给她认识，然后从她面前郁郁走开、焦虑若思。他应将对她心爱的热情掩饰一段时间，拜访她几次，谈话不放过献殷勤的言辞，来表现出众的机智……到宣布他自己的那一天到来，通常是在花园中散着步，离开人群有好一程。求婚应立即被拒，女孩的羞赧使男士退却。然后他找到安抚我们的手法，使我们不知不觉听起他的甜言蜜语，使我们扭捏不安的困扰一扫而去。随之而来的就是惊险的事了——情敌的裹足不前，父亲们的考验刑磨，伪装的妒忌，抱怨牢骚、失望、私奔和结局。这些事都要做得漂亮得体，也是表现殷勤不可或缺的规则。但是，直截了当地结成夫妇——没有爱情的婚姻合同，凭着生殖的罗曼史——再说一次，亲爱的父亲，再也没有比这种程序更机械化了。我只要一想到这事，就心痛难过。

卡瑟：叔叔，对于我来说，我能说的就是我认为婚姻是一个强烈的震惊。你怎能想象躺在一个赤条条的男人身边呢？

两个厮仆借了他们主人的衣服，打扮得一个俨然伯爵、一个仿佛将军，全力献殷勤，戏谑讨好，向两位女士示爱。他们的主人撞见他们俩，拆穿了西洋镜，让这两位年轻的小姐面对活生生、赤裸裸的事实。在莫里哀的大部分喜剧中，内文有粗鄙的、有淫亵的，但如此犀利地揶揄社会的愚昧，对当时的风尚习俗来说真是一件大事。一项不确定的传统证实，一位女观众站起来喊叫：“有种！有种！莫里哀，这是好喜剧。”朗布耶夫人（Mme.de Rambouillet）的沙龙有一个常客在表演时出现，曾说：“昨天我们赞颂那些受过仔细睿智批评的笑柄，如今却要如圣雷米对柯罗威说的：毁灭我们曾尊奉的，并尊奉我们所毁灭的。”朗布耶侯爵夫人巧妙地安排了莫里哀替她上演一出特别的戏，莫里哀为了答谢她的厚意，在开场白狠狠地讽刺了仿效她生活圈子中的人。不管怎样，名女人时代结束了。布瓦洛在他第十部讽刺剧中说道：“那些美好的精神，昨日犹清新出名，让莫里哀用他自己的艺术给它一个当头棒喝。”

戏非常成功，首次演出后票价涨了两倍。第一年演出44次，国王召入宫中演了3次，3次都在场观赏，还赏了公司3000利维尔。1660年2月，公司感恩图报，送作者999利维尔的版税。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戏中插入了一段揶揄，挖苦道：

皇家剧团的演员们，他们除了沽名钓誉外，一无所长。其余的都是一些无知的动物，他们表演自己的角色就像一个人说说话而已。他们不懂如何使诗韵铿锵，或在精彩的部分稍加停顿。如果演员不停下来，通知你鼓掌喝彩，你怎么知道妙词何在？

波哥奈厅的皇家剧团公开诋毁莫里哀写不出悲剧，只会写一些粗浅毫无深度的喜剧。莫里哀为此创作并演出了一出稍过得去的闹剧《想象中的绿帽》（The Imaginary Cuckold），国王连看了9次。

这时，古旧的卢浮宫在整修，小波旁剧场不断缩小，看来莫里哀的剧团一时将没有舞台可用了。国王一向友善，指定宫中一度曾演过黎塞留剧本的房子给他，解决了他的窘境。剧团在此一直待到莫里哀去世。他在此新居的第一部作品，是他对悲剧的最后一次尝试——《唐·加谢》（Don Garcie）。他基于一些理由，认为高乃依和皇家剧团上演的悲剧，修辞过于浓艳而不自然，他极想写得更简洁真挚。若不是古典压倒一切，他很可能极成功地像莎士比亚那样把悲剧和喜剧调和运用。说真的，他最伟大的喜剧已经有悲剧的底蕴。尽管国王亲临3次捧场，《唐·加谢·德·纳瓦尔》还是失败了。

因此，他又回到喜剧。《丈夫学校》（L'Ecole des Maris）获得颇值欣慰的成功，从1661年6月24日一直演到9月11日。这出戏预兆莫里哀的婚事，那年39岁的他和18岁的阿蒙蒂·贝雅尔正准备结婚。问题是如何把一个年轻的女子训练成忠贞贤惠的太太？于是，喜剧内容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旋转：阿里士特（Ariste）和斯加奈里（Sganarelle）两兄弟幸运地都是女孩结婚的对象和监护人。阿里士特60岁，对他18岁的被监护人列阿娜宽柔敦厚：

我没有犯管制（她）太严的大罪，我不竭地满足她年轻的欲望，谢谢上天，我绝不后悔。我让她去会见良友、玩乐、看戏、跳舞。这些事依我看来，对一个青年是很适合的。世界是一个学校，教给人生活的方式，比书本好得多了。她喜欢在衣服、衬衫、时装……上花钱……我尽量满足她的欲望，我们经济条件供得起时，就应该给年轻女孩这些快乐。

弟弟斯加奈里嘲笑哥哥被时下幻觉迷昏了头，他惆怅于旧道德的沦丧和新道德的松弛，放纵了青年的懒散。他打算用严厉的约束使他的被监护者伊莎贝拉成为服从的太太：

她要穿粗布裙钗……待在家中谨慎小心，专心家务，空暇缀补衣服，或是织袜消遣。她……不该没人监管就到外头去……我如力之所及，绝不戴绿帽子。

在一场鬼斧神工的计划后（从西班牙喜剧模仿得来），伊莎贝拉和一个聪慧的情人私奔了，列阿娜和阿里士特结婚，到剧终一直对他忠实。

莫里哀显然在和自己抗争。1662年2月20日，他已是不惑之年，却和一个不到他一半年岁的女子结婚，更重要的是，新娘是与莫里哀同居20年之久的情妇的女儿。他的仇敌指控他和自己的私生女乱伦。蒙福里（Montfleury）——波哥奈皇家剧团的首领——1663年写信给路易十四揭发莫里哀。路易的答复是：他将当莫里哀与阿蒙蒂的长女的教父。当初莫里哀遇见阿蒙蒂的母亲贝雅尔时，她绯闻缠身，也搞不清究竟谁是阿蒙蒂的生父。莫里哀显然不以为他是她生父，我们可以说，在这点上他比我们更清楚。

阿蒙蒂长于剧团，是娇纵的宠儿，莫里哀几乎天天看着她，在她还没长大成人以前，莫里哀就深爱着她。现在，她已是很有成就的演员了。在这种背景下，她绝不适合于一夫一妻制，更不适于一个萎损了少年精神的男人。她热爱生命中的乐趣，她沉溺于一般认为是不贞的感情游戏。莫里哀痛苦，他的朋友和敌人窃窃私语。婚后10个月，他借批评男性的忌妒和辩解女性的解放来治疗他的创痛。他想做阿里士特，但阿蒙蒂绝不是列阿娜，或者他根本就演不成阿里士特，因为他像任何一位戏剧作家一样不能忍耐。在《凡尔赛即兴》（Impromptu of Versailles）一剧中（1663年10月），他描述自己对太太说话：“太太，你好生听着，你是头驴。”她却答道：“多谢你，好丈夫，看是怎么回事。婚姻奇异地改变了一个人，一年半前你不会说这些话。”

他在《新娘学校》（L'Ecole des Femmes）一剧中，不停地想着嫉妒与自由，剧本于1662年12月26日首次演出。几乎在一开幕就探触到红杏出墙的问题。阿诺夫一角由莫里哀扮演，一位旧式的暴君，他相信一个失身的女人就是放荡的女人，要女人守妇道的唯一方法是训练她谦卑服从，严密盯住她，不要让她多受教育。他监护的人，即未来的妻子阿涅，天真无邪地问他：“婴孩是不是从耳朵生出来的？”因为阿诺夫没告诉她男女之情，她对贺拉斯的垂青以无邪的欢悦接受。贺拉斯是趁她的监护人不在时，找到机会接近她。阿诺夫回来，她把贺拉斯来后的过程如实地告诉了他：

阿诺夫：但是，他和你单独一起时，干些什么勾当？

阿涅：他说他以无比的热情爱我，对我说世上最美妙的话，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及得上。我每一次听他诉说时，都很沉醉，而且激起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完全给迷住了。

阿诺夫：（旁白）啊！问这要命的秘密真痛心，只让问者承受全然的折磨。（大声）除了这些话，这些美妙的方法外，是不是还亲了你？

阿涅：喔！至于吻嘛，他捧起我的手和臂，根本就没花那个心思。

阿诺夫：难道他没从你身上拿走什么吗？阿涅，（茫然地望着她）嗯？

阿涅：为什么？他做……

阿诺夫：什么？

阿涅：拿——

阿诺夫：如何？

阿涅：那——

阿诺夫：你意思是什么？

阿涅：我不敢告诉你，因为，也许，你会生我的气。

阿诺夫：不会。

阿涅：会，你一定会。

阿诺夫：我永不会。

阿涅：那么，发誓。

阿诺夫：好，发誓。

阿涅：他拿——你会控制不住。

阿诺夫：不。

阿涅：会。

阿诺夫：不，不，不，不。这个谜究竟是什么鬼？他从你身上拿去什么？

阿涅：他——

阿诺夫：（旁白）我痛苦极了。

阿涅：他把你给我的缎带拿走了，老实说，我没办法。

阿诺夫：（回过神来）缎带没关系，但我要知道，他除了吻你的手外，没做些别的事吗？

阿涅：为什么？人们还做别的事吗？

阿诺夫：不，不……总之，我必须告诉你，接受他们的首饰盒，倾听这些纨绔子弟无聊的事，允许他们极缠绵地吻你的手，拨弄你的心，是罪恶，人们所能犯的最大的一种罪恶。

阿涅：罪恶，他们说！什么道理？请说。

阿诺夫：道理？这道理是因为做这些事冒渎上帝。

阿涅：冒渎！凭什么算冒渎？天啊，那些多甜美，多快活。其中的乐趣我以前不知道，我赞美其间的动情。

阿诺夫：喔，所有这些温存、谐和的交往、亲昵的拥抱有至乐存焉，但一定要在诚实的态度下去品味，罪恶应该以结婚来消除。

阿涅：身体结了婚，就不再有罪了吧？

阿诺夫：是的。

阿涅：我请求，让我结婚去吧！

当然，阿涅立刻逃开，投入贺拉斯怀中。阿诺夫逮到她，正要鞭笞她时，她那楚楚可怜的娇声和形体使他怒火顿熄。莫里哀写到阿诺夫的境况时，或许他正想着阿蒙蒂：

那话语和表情使我怒火遏抑，使我再度体贴，不计她的罪过。恋爱多奇怪啊！男人竟然为了这些女叛贼而有这种缺点，每个人都知道她们是不完美的；她们放肆、轻浮；她们居心邪恶，理解力迟钝；她们再脆弱不过，再善变不过，再虚伪不过；尽管如此，人们为了这些动物的缘故，竟无所不为。

结局是她逃脱了他，和贺拉斯结婚。阿诺夫的朋友屈利沙安慰他，认为不结婚是免得戴绿帽子的最好办法。

这幕戏令观众大悦，头10个礼拜连演了31场。年轻的国王能够受得住它的放纵，朝廷上较保守的分子却指责此戏不道德。从耳朵生育证明不受女士们的喜欢；孔蒂亲王宣称以上所引阿诺夫和阿涅的第二幕，是舞台所曾演过的最猥亵的事，波舒哀诅咒整个剧本；有些法官认为对道德和宗教有威胁，应予停演。敌对的剧团讥笑该剧对话的粗鄙、人物的矛盾及剧情粗糙不可信。有一阵子，这出戏“成为巴黎家家户户的话题”。

莫里哀不可能对这些批评置之不理。1663年6月1日，在皇宫演出的独幕剧《新娘学校的批评》（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中，他描述一群批评他的人，由于他们大放厥词、不作回答，批评本身因过于夸张渲染，而劲力转弱，不攻自破，而且由滑稽演员道来，更显乏力。在波哥奈厅以一出讽刺短剧《反批评》（The Countercritic）发起这一“喜剧之战”，而莫里哀则在《凡尔赛即兴》剧中挖苦皇家剧团（1663年10月18日）。国王一直肯定地站在他这边，邀他共进晚餐，送他1000利维尔的年金，当他是最了不起的诗人而非喜剧家。时间对莫里哀有利，今天，《新娘学校的批评》被列为法国剧院第一部伟大的喜剧作品。

《伪君子》

莫里哀对法王的宠渥付出了心力。路易赏识他的机智和勇气，任命他为凡尔赛宫和圣热尔曼宫的娱乐总管。在欢乐节的庆典上，活动持续一星期（1664年5月7—13日），有比武竞技、宴会、音乐、芭蕾舞、舞会、戏剧等，所有这些都在凡尔赛宫和公园上演，以火炬和饰佩4000支蜡烛的大灯来照明。莫里哀因此欢宴受赐6000利维尔。有些学者惋惜莫里哀的天才被法王误用于在朝廷演出开心的娱乐，他们认为这位喜剧诗人若花更多的时间去想去写，垂世的名作会更成熟。但他同时身负剧团的重担，不论如何，身为经理兼演员的操劳与责任也不容许他深居象牙塔中。许多作家穷而后工，逸裕反致庸碌，唯有困境能激荡灵感。莫里哀最杰出的一出戏是1664年5月12日在他创作盛期演出的《欢乐节》中的一部分。

这是《伪君子》（Tartuffe）一剧的首演，与欢乐节的气氛不合，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把披着虔诚与道德外衣的虚假揭露出来。一个世俗人士组成的宗教团体圣克里门会，即后来的志士社（Cabale des Dévots），其会员都誓为禁演这出戏尽力。国王和拉瓦利埃的态度暧昧，久为这个宗教团体的信徒诟病。路易原有意支持莫里哀，但在凡尔赛宫看过这出喜剧后，收回成令，拒绝其在巴黎皇家剧院公演。为了安慰莫里哀，路易特请他在枫丹白露一个包括有教廷使节的团体前诵读《伪君子》，以为补偿。就历史材料所知，此团使节没有提出异议（1664年7月21日）。同月，这出戏在奥尔良公爵及其夫人（亨利埃塔·安妮）的官邸，及王后、太后面前上演。公演的铺垫工作差不多时，8月圣巴托罗缪主教皮埃尔·路累（Pierre Roullé）印发对国王的谏词，要求禁演此戏，并趁机指责莫里哀“作为一个人，或毋宁说是恶魔化身为人，是历来最不虔诚、最放荡的人”。他写《伪君子》用以“挖苦整个教会”，莫里哀“该被柱烧，以便预尝炼狱之火”。国王叱退路累，但仍不答应让《伪君子》公演。不过为表示他的立场，将莫里哀的年金提高到6000利维尔，并保护“先生剧团”，即“国王剧团”（Troupe du Roi）。

争议僵持两年之后，莫里哀将此剧稍作润饰，加上数行，念给国王听，指出这讽刺指向的不是真诚的信仰而是矫伪而已。亨利埃塔夫人支持作者，请准上演，路易口头上答应了。趁他去佛兰德斯作战时，《伪君子》第一次在皇家剧院公演，于1667年8月5日推出，距御前献演已有3年之久。翌晨，巴黎法务监，他也是圣克里门会会员，下令禁演，撕去所有海报招贴。8月11日，巴黎总主教下令禁止在公私场合读、听或演这出戏，违者开除教籍。莫里哀宣布：如果《伪君子》继续被压制，他将从舞台退休。国王回到巴黎，让这位盛怒的戏剧家耐下性子来。莫里哀得偿其愿，最终获得解除禁演的回报。1669年2月5日，此剧开始它的一连28场成功的演出。首场公演，观众为抢购入场券，许多人几乎窒息。这是莫里哀戏剧生涯最辉煌的一幕。在所有的法国古典剧中，它上演的次数最多——仅在法国喜剧剧场（Comédie Française）就演出2657次（截至1960年）。

对于它的漫长禁演和广受喜爱而言，戏剧的内容可提供多少解答呢？对虚假的虔诚进行正面攻击，是被禁演的原因；可是由于讽刺的猛烈和精彩，又是它成功的因素。戏中的揶揄无疑太夸张：伪善很少有像《伪君子》里描写的那样粗鲁和不顾一切，愚笨也很少像欧根（Orgon）那么过分，至于女佣，可再没人比多恩（Dorine）更傲慢无礼了。最后收场像莫里哀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几乎是耸人听闻的，但这难不倒他。在描绘了伪君子的嘴脸，也指控了虚伪后，自然而然地，把结局导向美德胜利和邪恶受罚。很可能该剧的尖酸刻薄是指向圣克里门会的，其会员多为俗士，它的会员都直接向良心负责，向公众坦承私下的罪，干涉家庭的宗教忠实与奉献。戏中两次提到一个会社，明显暗指志士社。此戏上演后不久，圣克里门会便解散了。

欧根，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在教堂见到答尔丢夫（伪君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啊，只要看到他……你就会像我一样地敬爱他。他每天上教堂，风采凝练，在我身边屈膝跪下来。他向上帝祈祷的恳切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他叹息，他呻吟，十分悲切，无论何时他都卑贱地俯伏在地上，我走出时他趋前替我取圣水……了解他的窘况，我送些礼物给他，他必谦卑地回报我……最后上天指引我，把他带回家来，从那时起，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他不分贵贱的谴责，即使是我太太，他都很谨慎地顾及我的荣誉。他使我知道谁向她抛媚眼。

但答尔丢夫没有令欧根太太和孩子们衷心喜悦。他食欲旺盛，贪爱山珍海味，有圆滚的肚子和红润的脸颊，他讲道枯燥而无聊。欧根的妻弟克林特（Cléante）请他分清虚伪和宗教的区别：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德行比真诚更伟大、更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比热切的虔诚更高贵、更美丽，因此我想也没有什么比外袭的伪装热情更可憎，比江湖郎中、那些表演的信徒更可恨了……他们从事一项虔诚的交易，以一种伪善的眼神和假装心旷神怡而获得名誉和声望。

欧根仍然把答尔丢夫的指点当成金玉良言，他打嗝时也求上帝的帮助，甚至把女儿玛莉安（Mariane）嫁给他。她本人喜欢的是威拉（Valère）。剧中真正的女主角要算是玛莉安的侍女多恩，她如传统显示的，证明老天常错把天才和财富做反比例的分配。她对答尔丢夫上场的接待，最令人叫好不过：

答尔丢夫：（一面寻找多恩，高声对他的仆人说）劳伦斯，把我的睡帽和鞭子锁好，祈求上帝赐你慈悲。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监牢布施、周济。

多恩：（旁白）多虚假、多狡狯啊！

答尔丢夫：你干什么？

多恩：告诉你——

答尔丢夫：（从口袋拿出手帕）喔，天哪！请你说话前用这条手帕吧！

多恩：做什么？

答尔丢夫：掩起你的酥胸来，我看它可受不了。这些东西伤害灵魂，把它引到罪恶的念头上去。

多恩：你在诱惑中熔化了，肉体在你的感官上刺激很大吗？老实说，我不知有什么火焰会燃着你。至于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渴的。现在，我看到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可一点也不会受你的肉体所惑啊！

次幕是此剧的核心。答尔丢夫与欧根的太太艾密尔（Elmire）调情，用虔诚的话来作说词。有人将他的奸诈告诉了欧根，他不相信，反而把所有财产给予他以表信任。答尔丢夫顺从地接受了，说：“上帝的旨意安排了一切。”这情境由爱蜜儿解开，她把丈夫藏在桌子下，找了答尔丢夫来，稍展笑颜，立刻就诱得他心猿意马，跃跃作爱情探险。她装着顺从，但畏惧良心不安，对此答尔丢夫以诡辩家的技巧解决。显然莫里哀曾读过并爱好帕斯卡的《省区书简》：

答尔丢夫：假如上帝之外别无阻碍，那么移去这些小障碍可说易如反掌。上帝禁止某些满足固然不假，但不是没有调解之道。应该因不同情况调整我们良心的弦，以我们纯洁的意图来矫正我们的不道德是一种科学。

欧根从隐藏中走出来，愤然叫答尔丢夫滚蛋，答尔丢夫却说由于欧根前些日子的签字，这座屋子已属于他了。莫里哀用不太高明的手法解开这个结，国王的官员凑巧发现答尔丢夫是长期通缉犯。欧根幸得追回他的产业，威拉娶得玛莉安。剧终是和谐的颂歌，歌颂皇上的公正和仁爱。

多情的无神论者

国王的慈悲因莫里哀的大胆而受到限制。在《伪君子》纷争最热时，志士社派的气焰高涨压制它不得上演，莫里哀又在皇家剧院（1665年2月15日）演出《石像的邀宴》（Le Festin de Pierre），以嬉闹的韵文形式演出脍炙人口的唐璜（Don Juan）故事，把鲁莽的卡桑诺瓦（Casanova）改成肆无忌惮的无神论者。运用莫利纳和其他人的故事作为外壳，将它填上对人性邪恶引以为乐的角色，竟然对上帝表示无忌。这幕戏是这场大争辩慑人的回响，宗教和哲学问题纠缠难解。

唐璜是一名侯爵，知道对他的城堡属地负有责任，不然他要对所有他欲染指的享乐尽情尝试。他的仆厮斯加纳里（Sganarelle）记下他主人引诱和遗弃的女人有1003人之多。“傻瓜才从一而终……”唐璜说，“我无法抗拒我见到的人间尤物。”如此的伦理观念亟须有相对应的神学理论，因此唐璜为了心之所安，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仆人想和他争理：

斯：你真不信上帝吗？

唐：别啰唆！

斯：那就是不信！那么炼狱呢？

唐：唔！

斯：同样不信。至于魔鬼呢？请说说。

唐：是！是！

斯：当然又是很勉强。难道你一点也不相信另外一个世界吗？

唐：哈！哈！哈！

斯：这里这个人我很难说得动他。但告诉我，你确实相信le moine bourru。

唐：傻瓜蛋才遭殃！

斯：现在，我不难过了。因为再没有比鬼怪更是人所知的现象，如果那也不真，我可该上吊了。但是一个男人必须相信点东西，你相信什么？

唐：我相信二加二得四，四加四等于八。

斯：可爱的教义，美丽的信仰物件！你的宗教，目前看来，似乎是算术？至于我，先生……我很了解，这个世界并非像香蕈能在一夜之间长成。我要请教你，谁造这些树、岩石、地球和那头上的蓝天，难道是它们自生的吗？看看你自己吧，譬如说，你就在这里，你难道是自生的吗？难道不是你父亲把你妈肚子弄大生下你来的吗？你能看清组成人体的这些神工，看到某部分令某部分发生功用，而会不叹为观止吗？……不管你怎么说，人是有些奇妙的，即使是博学之士，也永远说不清。看着我在这里，脑中同时打着千百个转，躯体照着我的意愿做，不是很神奇吗？我要拍掌、举臂、抬头望天、低头、动足、向右走、向左靠、前进、后退、转身。（他转身时跌了一跤。）

唐：好得很！你的高论跌破了鼻子。

在下一幕，唐璜和宗教的争辩换了另一种形式。他遇见一个乞丐，乞丐说他每天为那些布施他的人祈祷。唐璜说：“诚然，一个每天祈祷的人必然过得很惬意。”相反地，乞丐答道：“更经常的是我连一片面包都没有。”唐璜给他一个路易，要他发个誓。乞丐拒绝：“我宁愿饿死。”唐璜对他的坚定暗自吃惊。他递过钱币，说：“为了人性的爱。”看歌剧的人都知道这个结局，唐璜偶遇一座司令官的雕像，他的女儿被他引诱过，也为他而死。石像邀唐璜共进晚餐，他去了，伸出手来，就被引入地狱。中世纪舞台上炼狱的刑具都出现了，“雷电大作，击打唐璜；地裂开，吞没了他；在他陷下去的地方冒出一团火焰”。

第一晚的观众震惊于莫里哀对唐璜不信神的展示。他们对莫里哀描述唐璜的贱不足道，缺乏神学素养，残暴而无良心，也无悲悯，所到之处随意播撒欺骗和悲愁等等，都尚能同意，也看得出作者对恶徒手下的牺牲者寄予同情。但他对无神论的答复假借一个信鬼怪比信神要来得坚定的愚人之口，即使唐璜最后的毁灭也没有缓和这个问题，因为他虽然落入地狱，既不悔罪也不恐惧。首演后，莫里哀修改最刺激的情节，大众的意见仍不平息。1665年4月18日，罗西蒙（Rochemont）法官发表了一篇《对莫里哀的一个喜剧的观感》，他指出《石像的邀宴》一剧是“道地的邪恶……即使在异教时代，也没有比之更不虔诚的了”。罗西蒙向皇上提出诤谏，请求禁止这出戏的演出：

高贵的王子尽全力维护宗教时，莫里哀在摧毁它……没有一个人会那么笨，看了这戏后还会肯定，坚持演出的莫里哀是够得上参加圣事的，或没有公开的补过而能接受悔罪。

路易依然对莫里哀爱护有加。《石像的邀宴》自2月15日起每星期3次，一直演到棕榈主日（Palm Sunday，复活节前的礼拜天）才停演。等到作者死后4年才再上演，但经过了托马斯·高乃依的修改，他把上面有问题的一幕删除了。原版已流失，直到1813年，才发现1683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盗印版。高乃依版到1841年仍然在舞台上演出。在莫里哀的全集中，有些采用高乃依修改的剧本。

鼎盛时期

莫里哀对他所树的敌人犹未尽兴，又向医生进军。他将唐璜描述成一个“在医学上不够虔诚”的人，并评估医术是“人类最大的错误”。他亲自发现17世纪医生的无能和虚伪。他认为医生的处方因为误用了锑而治死了他儿子，而且医生对他本人的肺结核又一筹莫展。国王也对每周的泻剂和放血很不耐烦，据莫里哀说，是国王鼓动他来嘲笑医生的。他从旧喜剧中撷取这个题材，5天中写出一部《医生恋史》（L'Amour Médecin）。1665年9月15日，在凡尔赛宫御前献演，国王“龙心大悦”。一星期后，在皇家剧院演出时赢得满堂喝彩。剧本大意是，有一位妇人生病了，召来4位郎中，他们私下议诊，谈的却是自家事。父亲坚持要他们做诊断，但一个开了灌肠药，另一个却认定说灌肠药会使患者一命呜呼。然而妇人没吃药而稍愈，大夫们居然为之勃然大怒。巴希（Bahys）医生急叫：“照方吃药死去，比不照配方而痊愈要好得多。”

1666年8月6日，莫里哀推出短剧《大夫袖手》，为《厌世者》（Le Misanthrope）一剧的轻松的开场戏，目的在于驱散悲观主义者的抑郁。莫里哀也没打算把这些对医药的讽刺剧看得过重。我们注意到他和他的私人医生莫维兰（M.de Mauvilain）相处得不错，曾替医生的儿子在国王面前说情，并找得个闲差（1669年）。有一次他解释为什么他和莫维兰能处得这么好：“我们彼此讲理，他开他的药方，我不吃我的药，也霍然得愈。”

《伪君子》争论期间，莫里哀于1666年6月4日又推出一剧，几乎没打算讨好民众或朝廷。如果说戏剧的灵魂在于动作的话，《厌世者》与其说是戏剧，不如说是哲学的对话来得恰当。一句话可说尽全剧：责己责人都严的阿色斯（Alceste）爱上了一位虽也爱他但又乐受他人追求和恭维的莎莉美（Célimène）。这只是莫里哀论道德问题的一种试验，做人处世究应率真还是讲情面呢？阿色斯憎恨社会上对真理的依违态度，他咒骂朝廷的矫揉虚伪，每个人装得凛然高贵，“热诚关注”，心底下每个人盘算挑别人的错，以阿谀谄媚取得爵位或权势。阿色斯咒骂这些，甚至临到自杀关头也要诚实无欺。奥伦特斯（Orontes），一个字迹草劣的追求者，坚持要念诗给阿色斯听，请他认真批评。果真得了评语后，他又声言要报复。莎莉美搔首弄姿，阿色斯责备她，她骂他假正经。这里我们大致可听到莫里哀在责备活泼的妻子。事实上正是莫里哀扮演阿色斯，阿蒙蒂演莎莉美：

阿：夫人，你要我对你坦白说吗？我对你的行为极感失望……夫人，我不和你吵，但你的本性，是对来者不拒。你有太多的情人在争逐，我的灵魂实在受不了。

莎：你责备我吸引情人吗？人们觉得我可爱，我有什么办法？他们高高兴兴来看我，我能拿棍子赶他们走吗？

阿：不，你要用的不是棍棒，而是在他们来时，不那么娇弱无力、那么脉脉含情就得了。我知道你的美艳无所不至，但你的魅力要比你秋波所及的还多，你的甜美在对你屈膝者心中完成了你媚惑的工作。

衬托阿色斯哲学的是他朋友菲林特（Philinte），他劝阿色斯对人类本有的缺点将就随和一点，认清礼貌是生活的润滑剂。本剧的动人之处在于莫里哀彷徨于阿色斯和菲林特之间。阿色斯的莫里哀是怕戴绿帽的丈夫，这位皇家的制床匠，为国王制床，要受贵族的严厉批评，他们以阀阅自傲，一如他以天才自负。菲林特就是莫里哀，是一位哲学家，以理智自许，对人性随和而慈悲。菲林特的莫里哀对阿色斯的莫里哀说的这段话，可当作诗人莫里哀的样本：

天呀！我们不必理睬时代的习俗，对人性稍作宽容；

我们不要以最严酷的心情来考验它，

而要以一种恩惠的慈怀来看它的缺点。

这世界上需要有一份温驯的美德；

由于理智的压力，人们也许该被责骂；

充分的理由可避免困境，

而且一切节制的话可使我们变得更为明智。

旧有的贞操观念和我们的时代与习惯冲突；

若要成为一个完人，

我们必须毫不固执地向时代让步，

而且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件非常愚笨的事；

跟你一样，我认为，

每天都有千万件事情，正在朝好的方面进行；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在每一件事中发现，

人们像你一样在盛怒中就看不清我了。

我冷静地择人，要他们名实相符；

我习惯于独自忍受他们所加诸我的；

同时，我以为在朝廷，与在城市，

我的冷静如你的坏脾气一样，都如一位哲学家。

拿破仑认为菲林特比较站得住脚。卢梭却认为菲林特是骗子，赞同阿色斯严肃的道德观。阿色斯像卢梭一样，谴责这个世界，孤芳自赏。

此剧的成绩平平，朝臣对讽刺他们的文雅仪态并不欣赏，一般观众对孤芳自赏的阿色斯也不感兴趣。但是，批评家既非朝臣也非俗士，为莫里哀勇敢地写出如此有新意的戏剧喝彩，随后饱学之士都认为这是莫里哀的作品中最完美之作。经过一段时间，被嘲弄的一代过去后，它又得到群众的喜爱，1680年至1954年，在法国喜剧院演出1571次，仅次于《伪君子》和《吝啬鬼》（L'Avare，又名《悭吝人》）。

由于不能和年轻的妻子和好相处（她将一夫一妻制与美丽看成互不相容的），他离开她到巴黎西部的欧特伊（Auteuil）与他的朋友沙普兰（Chapelain）同住（1667年8月）。沙普兰温和地嘲笑他对爱情看不开，但莫里哀更像诗人，而非哲学家，他承认（如果我们能相信一位诗人描述另一位诗人）：

我曾决心和她住在一起，不当她是我太太。但你若知道我受的苦，你就会同情我。我的热情甚至已达到对她的一切兴趣都产生怜爱。我对她觉得不能再忍受时，我对自己说，她可能也是没法克制自己搔首弄姿的倾向，我觉得我更怜悯她，而不责备她。你无疑会跟我说，一个人对此事必须要有诗人般的感受。但对于我来说，只可能有一种爱，如不能感受微妙的情感便非真爱。在我心中世上的事都与她有关……我见了她，一种可以感到而不能言传的情绪，使我失魂落魄。对她的过失视而不见，只觉她如天仙化人无有不妙，你说这不是无可救药的癫狂吗？

他试着在工作中忘怀她。1667年，他为国王在圣热尔曼安排消遣的娱乐。他的喜剧《做主人》（Amphitryon,1668年1月13日）以丘比特的爱情为中心。丘比特勾引安菲特律翁的太太阿尔克墨涅，丘比特对她说：

Un partage avec Jupiter

N'a rien du tout qui déshonore

即，一个女人和丘比特共枕并不丢脸——这句话是许多听众用来宽恕路易和蒙特斯潘夫人的话。果真如此，它可算是很宽容的奉承，因莫里哀决不同情挑逗者。像在《伪君子》结尾一样，他跟别人都拍了国王的马屁。另一出喜剧《困惑的丈夫》（George Dandin, ou le Mari Confondu）于7月15日在朝廷演出，又是一个困惑的丈夫的故事，怀疑妻子通奸，由于没法证实而疑虑、妒恨得痛心疾首。

那是一个忙碌的年头，只在数月之后（9月9日），他推出最负盛名的喜剧之一《吝啬鬼》。这出戏的题材和部分情节取自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Aulularia），普劳图斯又取自希腊的新喜剧。守财奴，以及对守财奴的讽刺，恐怕就像金钱本身一样古老。没有人对这个题材的处理比莫里哀更真实、更强劲有力的了。阿巴贡（Harpagon）喜爱敛财，以致马都饿扁了，出骑也没钉上马掌。他贪婪到连“祝你有个好时光”也不肯说，只愿说“借你个好时光”。要是看见晚餐点燃两根蜡烛，他就吹熄一根。他不给女儿嫁妆，更以为儿子会比自己早归天。这样的讽刺，如莫里哀惯常的揶揄，已近于滑稽。观众嫌恶这种格调，演过8次后就停止了。但由于布瓦洛的赞扬，它再度受到欢迎。在它的前4年共演出47场，演出次数仅次于《伪君子》。

《中产阶级绅士》（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乏善可陈，但更成功。1669年12月，一位土耳其大使到法国，朝廷极尽铺张，炫示外宾，但他反应矜持，无动于衷。他走后，路易召来莫里哀和吕里编写一出芭蕾舞台喜剧，把大使作为嘲弄的对象。莫里哀将之加长，讽刺那些越来越多的法国中产阶级：他们穿着和谈吐刻意装得俨然一副天生贵族的样子。1670年10月14日，此剧首次在御前上演。11月在皇家剧院演出时的收益，弥补了《吝啬鬼》演出经营的赤字。莫里哀扮约丹先生（M.Jourdain），吕里扮穆夫第（Mufti）。为了将自己贵族化，约丹请来音乐、舞蹈、剑术和哲学教师。他们来后，各自吹嘘自己的重要性——究竟是达到和谐、踩准步调、杀得利落，还是说文雅的法语更重要？从上句的音乐教师的话来看，我们看得出是有点儿挖苦浮夸攀附的吕里。半个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幕，约丹学的所有的语言不是韵文就是诗：

约丹：为什么当我说“尼可，拿拖鞋和我的睡帽来”，就是散文。

哲学教师：是的，先生。

约丹：我敢赌咒！40年来我一直在说散文却茫然不知。我是世界上最该感激你告诉我这事的人了。

有些朝臣从市侩进入文雅社交圈不久，感觉此剧是针对他们的，因而诋毁此剧毫无意义。但国王对莫里哀说：“你所有写过的，还没比这个更令我赏心。”基佐（Guizot）后来说：“朝中立即响起一片赞美声。”

莫里哀和吕里再度合作，在宫中推出（1671年1月）芭蕾舞台悲剧《赛姬》（Psyché），大部分的诗由高乃依和基诺执笔。吕里说服了莫里哀，由喜剧转向歌剧，由对话转向一般技巧，众神不再高高在上或深藏地底。皇家剧院的舞台因为上演该剧必须改建，耗资1989利维尔，但该剧票房收入也算斐然可观。

但是，传奇爱情故事不是莫里哀的拿手戏，他更擅长以他的机智取笑时代的荒谬。对于他来说，一位有学识的女子是一种极不惬意的反常，也是婚姻的阻碍。他曾听说这样的女子推敲文字、辩论文法优劣、征引古文、高谈玄学。科坦神父（Abbé Cotin）和诗人梅纳热（Ménage）一直猛烈抨击他的戏剧，此时来讽刺他们正是时机。因此，1672年3月11日，他又推出《才女》（les Femmes Savantes）。菲兰米特解雇了一位用了一个学院规定不能用的字的女仆人。她女儿阿蒙蒂反对婚姻，因为结婚是令人憎恶的身体接触，而不是心灵的交融。特里索旦朗诵他的蹩脚诗给那些谦逊的人听。维迪斯诘难这些诗。在这些人中，莫里哀唯独替亨利埃塔辩护，她憎恶“亚历山大体”，需要一位能给她孩子而非讽刺诗的丈夫。是阿蒙蒂·贝雅尔变成名女人还是莫里哀已现出老态？

谢幕

极端刺激的生活、肺痨、婚姻和亲人的丧亡，榨尽他生命的活力，莫里哀死时才50岁。米尼亚尔为他作的画像是在他的黄金时期：隆额、丰唇、喜剧性的昂眉，早现的额纹，沉思的眼神。他忙于剧务，周旋于跃跃欲试的贵妇群、活跃的妻子和敏感的国王中，眼看着三子有两子丧生——这不是走向乐观的坦途，而是病痛和早殇的大道。可以想象得到他变成了“自蚀的火山”，忧郁、躁急、率真地批评，但又富同情地宽容。他的剧团体谅他，对他忠心耿耿，明白他为剧团的生计和成就而鞠躬尽瘁。他的朋友随时准备为他卖命——尤其是布瓦洛和拉封丹，有时加上拉辛，和莫里哀四人为当时极有名的“四君子”。他们觉得他教养好、知识广、机敏但寡欢，在舞台上是一个明朗人物，私底下却比莎士比亚的耶克（Jaques）还抑郁。

经过四年半的分居，他与太太重聚（1671年）。他们重拾旧欢后所生的孩子，只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在欧特伊，他遵照医生嘱咐只喝牛奶，现在他恢复猛饮，为取悦太太常很晚进食。他无视日益严重的咳嗽，在最后一出戏《病态形象》（Le Malade Imaginaire）中，扮演主角阿甘（Argan,1673年2月10日）。

阿甘怀疑自己患上12种病，把半数资财都花在请医生和吃药上。他的兄弟巴拉尔（Béralde）嘲笑他：

阿甘：我们病了该怎么办？

巴拉尔：哥哥，什么事都别做……我们只要安静下来。天意，我们不打扰她时，自然会让她引起的骚动复归于常轨。都是我们的忘恩、急躁把一切都破坏了。何况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石。

为了深一层嘲弄医生这一行，阿甘听说他自己在短期的安排下，可以成为大夫，可以轻易地通过考试，取得医生执照。该剧由此而写下了一段老少皆知的嬉闹式考试对白。

莫里哀的死几乎也是戏中的一部分。1673年2月17日，阿蒙蒂和一些朋友察觉到他的疲惫，求他歇业几天，以恢复元气。但他说：“我怎能那样做？这里的50位穷演员是按日计酬的，如果我们不演，他们怎么办？只要我还能演戏，而一日不给他们面包，我都会责备我的疏忽。”最后一幕，莫里哀，即剧中的阿甘（他两次装死），念到“我发誓”，正宣誓为医生，开始痉挛性地咳嗽。他装笑掩饰过去，把戏演完。他妻子和年轻的医生米歇尔·巴伦（Michel Baron）急速送他回家。他要一位牧师，但没人来。咳嗽越来越严重，最后血管破裂，血块哽住喉咙而死。

巴黎主教尚瓦隆下令，莫里哀没做临终忏悔，未得赦罪，不得埋于教地。阿蒙蒂纵使欺骗莫里哀时，也始终爱他，她到凡尔赛国王御前，虽不聪明，鲁莽，然而真诚地说：“如果我丈夫是罪人，他的罪也是陛下亲自认可的。”路易给主教下了一道密令，主教妥协了。灵柩不能移进教堂行基督教仪式，但允许在黄昏日落安静地埋在蒙马特大道的圣约瑟墓园的角隅。

一般人都认为，莫里哀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却不是由于戏剧技巧的完美，也非诗句的华丽。几乎所有戏中的情节都是引用别人的故事，结局也都造作牵强、离奇不经；所有的角色都个人化，有些像阿巴贡，夸张几近于滑稽的地步；他的喜剧又常常沦为闹剧。但我们都知道，朝廷和大众都喜欢他的闹剧，不能接受他对一般毛病的尖厉的讽刺。如非为了维持他的剧团，他很可能会省去闹剧。

就如莎士比亚悼念的，他必须身为大众的丑角。莫里哀写道：“在一般艺术中，对牛弹琴，听任蠢人的评判是一件苦刑。”他烦透了要时时让观众笑口常开，为此，他借剧中一个角色说：“……这是一桩古怪的事业。”他有雄心撰写悲剧，虽没达到预期目标，但他使他最伟大的喜剧渗入悲剧的意义和深度。

这是他剧中的哲学，人情味和锐利的讽刺使每一位识字的法国人都读他的作品。它主要是理性派的哲学，这使18世纪的哲学家大为开心。“莫里哀没有丝毫超自然的基督教义”, 《伪君子》剧中“宗教的发言人的解释‘可能被伏尔泰认可’”。他从不妄评基督教的信条，他承认宗教在无数的生活中有裨益，他尊敬虔诚的信仰，但他严责在日常自私上加上一层礼拜日仪式的表面虔诚。

他的道德哲学在意义上是异端的，享乐合法，无罪恶感。那是更具伊壁鸠鲁和塞涅卡的风味，而少圣保罗和奥古斯丁的格调；更适于国王的放纵，而无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大胆。他驳斥德行的过分，赞美通达人情之辈，他们在荒谬的世界上睿智稳健地走他们的路，并使自己不受染于浊世。

莫里哀自己没达到中庸境界，身负喜剧作家的职业，迫使他冷嘲热讽，还时常夸大其词。对有学问的女人他太苛责了，对医生的攻击又太盲目了，即使对灌肠器他都来得客气些。但过分夸张是讽刺剧中应流的血液，对戏剧来说必不可少。莫里哀也许能更伟大，如果他能寻着一条讽刺当政腐化、军事野心及路易十四毁灭性的暴君主义的手法。然而，这位优雅的君王保护他对抗仇人，使他能够与偏执做对。然而他又很幸运，死在这位主人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偏执自大者之前。

法国人爱莫里哀、演他的戏，如同英国人爱莎士比亚、演他的戏。我们不能像某些狂热的法国人，拿他来与莎翁并列。他只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拉辛和蒙田。我们也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把他列在法国文林之首。我们也不敢肯定，布瓦洛禀告路易说莫里哀是当朝最伟大的诗人时，他是对的。布瓦洛说这话时，拉辛还没写出他的巨著《菲德尔》（Phèdre）和《阿达莉》（Athalie）。但在莫里哀说来，他不仅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作家，他还是这么一个人：受困扰却尽责的经理，受骗而宽宥的丈夫，以笑声掩盖悲戚的剧作家，挣扎到死都与迂阔、偏执、迷信和虚伪作战的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