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拜占庭帝国的文明（326—565）
工作与财富
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制度是现代私人企业、国家管制和国营工业的混合体。自耕农制并未改变，仍然适用查士丁尼的农业法令。耕地虽日渐扩大，但由于干旱、水患、竞争、无能、租税及战争的影响，许多农民被迫以封建形式隶属于各大地主。地下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然而多半为私人机构租赁开采。希腊的矿产已采掘殆尽，不过在色雷斯、本都和巴尔干半岛等地，新旧矿脉仍不断产出。大部分的劳工还是“自由的”——换言之，劳工只受人人憎恶的饥饿驱迫。除了家务和纺织业之外，直接的奴役制度并不多见。但在叙利亚，也许在埃及和北非也一样，政府却以强迫劳工（forced labor）的方式来维护主要的灌溉沟渠。政府在自设的工厂里生产军队、官吏和宫廷所需的大部分用品。
约552年，来自中亚细亚的一些景教僧侣为罗马帝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丝制品来源，而引起查士丁尼的兴趣。只要我们还记得为了控制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商道，希腊和罗马曾经与波斯打过多少次仗，注意到为通往远东的北部通道所取的名字——丝路，及罗马人为中国取的国名“Serica”（产丝国），或专指中印部分地区的名称“Serindia”（丝国），我们便可以了解为何查士丁尼急切地答应了这个建议。这批僧侣回到中亚细亚，再来时带来蚕卵，也许还带来一些桑树苗。在希腊本有小型丝织工业，仰赖以橡树、白杨或柏树叶子为食物的野生蚕。如今丝织已成为一个主要工业，尤其在叙利亚和希腊。丝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极为发达，使这个半岛又多了一个新名字莫利亚岛（Morea）——桑树之地（morus alba）。
在君士坦丁堡，某些丝织品和紫色染料都为政府独占，而且只在皇宫或附近的工场出售。高贵的丝和染过的织物只许政府要员购买，价钱最高的只有皇家成员才能穿。当地下私营企业生产并贩卖同类产品给无特权的人士时，查士丁尼就开放奢华的丝和染料的市场来打击黑市，以私人企业无法竞争的低价把政府制造的纺织品抛售给各商店，等竞争消失后，政府又抬高售价。查士丁尼模仿戴克里先，设法把政府的管制扩展到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人员工资领域。542年瘟疫过后，劳工来源不足，工资上涨，物价随之大幅度波动。查士丁尼企图以物价与工资条例来协助雇主和消费者：
吾人皆知，自前次天谴以来，商人、工匠、农人与船员等人均已养成贪婪之心，售价与工资尽皆二三倍于往昔……今特下令严禁此等抬高售价与工资之情事发生。建筑包商或农工等业者，亦不得给予工人高于往昔之工资。
这个条例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拜占庭帝国国内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从君士坦丁大帝到查士丁尼在位末期极为兴盛。罗马城的道路和桥梁都维护得很好，而对金钱的欲望带来了海上商队，使首都和东方、西方各地百余个港口连接起来。从5世纪初到15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船运中心。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亚历山大城，如今在贸易方面的排行已降至安条克城之下。叙利亚全境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叙利亚位于波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也位于君士坦丁堡与埃及之间，该地的商人既机灵又富有进取心，只有奋发的希腊人才能在航运及为商之道这些方面跟他们一比高下。叙利亚人遍布整个帝国，使拜占庭文明在礼仪和艺术方面带有几分东方的色彩。
由于从叙利亚通往中亚细亚的旧商道必须取道敌国波斯，查士丁尼和阿拉伯西南的希木叶尔（Himyarite）族及衣索匹亚诸王建立友善的邦交，以求开辟一条新商道，因为这些人控制了红海南边的门户。经过这些海峡和印度洋，拜占庭的商人就可以驶向印度。不过波斯人控制了印度的港口，使这一贸易受到牵制，就跟取道伊朗的商路一样。开辟新商道的计划失败后，查士丁尼就开始鼓励黑海沿岸诸港发展，货物可以沿着这些中转港经水运运至科尔基斯港，再由商旅运往索格狄亚那（Sogdiana），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可以在那里讨价还价，免受波斯人的监视。同时希腊的商业则仍旧保持其在西方原有的市场。
这种积极的经济策略由一种几乎通行全球的帝国币制支持着。君士坦丁大帝铸造了一种新硬币索利达斯（solidus）来取代恺撒的奥里（aureus），这种硬币重约4.55克，或1/6两的黄金。索利达斯的金属品质下降，说明一般物价的上涨，及货币随历史变迁所发生的贬值，也告诉我们勤俭虽是美德，但是跟其他东西一样，也得与时俱进才行，银行业已甚发达。由查士丁尼登基时所订最高利息的限制，可以判断出当时拜占庭帝国有多繁荣。他规定的最高利息是：农民贷款4%，私人抵押贷款6%，商业贷款8%，海运投资贷款12%。当时世界各地的利息没有低于这一标准的。
由土地所有权大小决定的元老贵族政治，还有经营那些利润与风险成正比的投机事业的商业巨子，这些人拥有的财富与奢华的程度在罗马是空前的。在西塞罗或尤维诺尔时代，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们格调较高，他们不贪求舶来食品，离婚率也较低，为国服务时也表现得极为忠贞、勤奋。他们讲究的主要是在华丽的衣着及袍上镶毛皮边，并染上耀眼的色泽，长袍的质料是预染的丝和金丝，画上从大自然或历史中撷取的图样。有些人简直成了活动壁画，从某元老所穿的衣服上，也许可以发现基督的全部故事。而在这层黄金裹成的社会硬壳后面，则是为重税所苦的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官吏、爱管闲事的僧侣，还有被物价制度剥削、单凭救济品过活、载浮载沉、无财产的最下层公民。
这一时期的性道德和商业道德，跟其他文明经济发展到同等水平时的情形没有两样。君士坦丁堡主教克里索斯托认为跳舞是一种使人感情冲动的东西而大加非难，但君士坦丁堡人照跳不误。教会仍然拒绝为演员施洗，但是拜占庭的舞台还是照常上演有象征性的哑剧。人们必须在一夫一妻、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得到安慰。普罗科匹乌斯那本不足采信的《秘史》（Secret History）说：“实际上，所有的女人都很堕落。”避孕成为人人拼命研究的学问，4世纪杰出的医生奥里巴西乌斯（Oribasius）在《医学概要》中辟有一章专门讨论避孕；6世纪另一位写医学文章的作家埃提乌斯建议，在月经开始和结束时使用醋或盐水，不然就实行节欲。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试图清除君士坦丁堡的淫媒和妓院老板，以禁止淫业，只收到短期效果。大致说来，妇女地位相当高，从来没有法律和风俗让妇女受到这么少的拘束，妇女也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科学与哲学（364—565）
在这个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社会里，教育、学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的命运到底如何？
启蒙教育依旧由学生家长依学生人数及学期标准聘来私人教师担任。较高的教育，到狄奥多西二世时，有的由讲学者就能力范围所及来传授，有的由领受城市或城邦津贴之教授来担任。利本纽斯抱怨说这些老师待遇太差——他们肚子饿时很想到面包店去，却因害怕被索前债而裹足不前。不过，我们也听说欧迈尼乌斯等教员每年收入60万苏斯特斯（sesterces）。正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最好的老师和最差的老师待遇太高，其余的老师待遇则又太低。尤里安为了传布异教精神，开始举行全国考试，进行所有大学老师的任命。而狄奥多西二世则出于相反的理由，下令处罚未得到国家执照即公开授课者，而这些执照不久就只发给赞同正统教义的老师们。
东罗马帝国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城、雅典、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大学，分别以医学、哲学、文学和修辞学取胜。尤里安皇帝的御医帕加马城的奥里巴西乌斯编纂了70卷的医学百科全书。查士丁尼宫廷里的医生，阿米达（Amida）城的埃提乌斯，也写了一份类似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眼、耳、鼻、口腔和牙齿的疾病，有着古代说来最精辟的分析，因此十分出名。从甲状腺肿大和狂犬到痔疮，都有极精彩的论述，从扁桃腺切除到痔疮的外科疗法也有同样的记载。特拉勒斯（Tralles）城的亚历山大（约525至605年）是这些医学作家中最有独到见解的一个。他为肠内的各种寄生虫取了名字，精确地描述出消化系统的病症，而且他全面、完整地讨论肺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这更是史无前例。他所著内科病理学及疗法的教科书被译成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在基督教世界里的影响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盖仑和索拉努斯（Soranus）等名医的著作。根据奥古斯丁的记载，5世纪已经开始进行活体解剖。迷信影响了医学。大多数医生也都接受了占星术的说法，而使有些医生根据星宿的位置开具不同的处方。埃提乌斯推荐，妇女若想节育，必须在肛门附近系上幼童的一颗牙齿。而马塞努斯在其所著《论医药》（De medicamentis）一书中（395年）就有这样的记载：怂恿妇女佩戴兔脚
。当时最科学的著作是弗拉维乌斯·维杰提乌斯（Flavius Vegetius）所写的《汇编》（Digestorum artis mulomedicinae libri IV），这本书奠定了兽医学的基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直保持其权威性。
化学和炼金术齐头并进，中心在亚历山大港。炼金术士多是热诚的研究员。他们比古代其他科学家更诚实地从事实验方法的研究，因此他们着实使金属的化学合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样，占星术也有厚实的根基，每个人都认为除了日、月之外，其他星宿也会影响地球上发生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不过，有些庸医就利用这个观念，捏造了一大堆超乎常理的巫术般神奇又神圣的、牵涉到星宿间的驱病符的事物。中古时期各城市里占星术甚至比今日的纽约或巴黎更流行。奥古斯丁就提到过一件事，说他的两个朋友在他们养的家畜生殖时，就留意观察星宿的位置。阿拉伯式的占星术和炼金术中的无稽之谈，有些是伊斯兰教受希腊影响的结果。
这个时期学术界最有趣的人就是信奉异教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亚。她的父亲提昂（Theon）是亚历山大博物院文献记载中最后一个教授，他为托勒密的那本《句子结构》（Syntaxis）作了注解，在文章里承认他女儿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苏伊达斯（Suidas）说希帕提亚分别为狄奥芬图斯（Diophantus）的作品、托勒密的《天文学规范》（Astronomical Canon）以及佩加（Perga）城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的《圆锥曲线论》（Conics）作了注解。她的作品一部也没有留传下来。她又从数学转向哲学，根据柏拉图和普罗提努的学说建立她自己的系统，而且（据信奉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她“远胜过当时的其他哲学家”。在她被聘为博物院的哲学讲师之后，她的演讲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听众。有些学生爱上了她，不过她似乎从未结婚，苏伊达斯希望我们相信她结过婚却始终保持处女身份。苏伊达斯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可能是她的敌人杜撰的，说当有一个青年不断纠缠她时，她不耐烦地掀起裙子，对那位青年说：“你所爱的是这个不干净的传宗接代的象征，而不是什么美好的事物。”她极喜爱哲学，经常在街道上停下来，为任何一个提出问题的人解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难懂的部分。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她心灵受到陶冶而表现得极为安详、泰然，她每次出现在政府官员面前时，都被一大群态度庄严而又谦卑的男人包围，愈发使她引人注目，这一点为她赢得普遍的尊敬和景仰。”
这种景仰并不十分普遍。亚历山大港的基督徒一定看不惯她，因为她不仅是个可爱、诱人的非基督徒，还是奥勒斯特斯这个异教徒的腻友。大主教塞瑞尔（Cyril）煽动其修道院的门徒把犹太人逐出亚历山大港时，奥勒斯特斯为这件事向狄奥多西二世呈递一份公正而明显带有抗议性质的说明。有些僧侣拿石头投向守护官，他把那群人当中为首的逮捕，并将之凌迟处死（415年）。拥护塞瑞尔的人控告希帕提亚，说她是影响奥勒斯特斯最大的人。他们坚称，只有她一个人一直阻止守护官和主教间的妥协。他们对希帕提亚施以极其无人道的迫害。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这么不人道的举动，不但给塞瑞尔带来莫大的耻辱，也使整个亚历山大港所有教堂蒙羞。”然而，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狄奥多西二世只限制僧侣公开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自由（416年9月），而革除担任公职的异教徒的职位（416年12月）。塞瑞尔还是赢得了这次争端的胜利。
希帕提亚死后，信奉异教的哲学教授都转到雅典城寻求庇护，因为相形之下，在雅典城里非基督教教授在授课方面还是比较自由。学生的生活也比较活跃，同时他们还可以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好处——例如兄弟会、耀眼的装束、戏弄他人及一般的娱乐活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到此时都已消失，然而柏拉图学院派却在特米提乌斯、普里科斯和普罗克努斯等人的领导下得到极大的支持。特米提乌斯（380年）注定要以他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解来影响中古时期阿威罗伊（Averroёs）等思想家。普里科斯有一段时间是朱利安大帝的密友兼顾问，他后来因为被控以巫术使瓦伦斯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两位皇帝发高烧而被捕，之后他回到雅典城，并在该城教书，直到395年九十岁时去世为止。普罗克努斯（410—485年）就跟真正的柏拉图学派学者一样，也借数学来研究哲学。这位有学者风度的名人，将希腊哲学的意念纳入一个体系，并使之具有高度科学的形式。不过他也感觉到新柏拉图学派的神秘气氛，他认为人可以借禁食和净化的方式进入与超自然神祇互通的境界。查士丁尼于529年封闭雅典城各学院之后，各学派均已失去朝气。各学派的工作只停留在反复推行古代各学派大师的理论上，他们受到强大的传统的压迫和窒息，唯一的出路是借重基督教较不正统的神秘主义。查士丁尼封闭了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学堂，没收其财产，严禁信奉异教之人授课。希腊哲学在11世纪之后，终于告一段落。
中古的思想家们深信，某些奇怪的希腊作品中那条从哲学通向宗教，从柏拉图通向基督的通道，应归功于狄奥尼休斯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Areopagite）——接受保罗教诲的雅典人。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有四本：《论九品天神》（On the Celestial Hierarchy）、《论教阶制度》（On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论圣名》（On the Divine Names）及《论神秘神学》（On Mystical Theology）。至于这些作品是谁在何时、何地写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内容看，似乎是4至6世纪之间的作品。我们只知道除了这四本之外，很少有对基督教的神学影响更大的作品。艾利基纳（John Scotus Erigena）翻译了其中一本，并接受为其理论基础，大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和阿奎那对这些作品推崇备至，而上百个神秘主义者——其中有犹太人，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之为精神粮食，中古艺术和流行神学，更是将之奉为通往天国的绝对可靠的指引。这些书一般的目的是把新柏拉图派的学说与基督教的宇宙论结合起来。上帝虽说神圣到不可理解的程度，却仍然普通存在于万物中，成为其根源与生命。介于上帝与凡人之间，有三组天神。第一组（上级三品）为炽爱天使（Seraphim）、普智天使（Cherubim）、上座天使（Thrones）；第二组（中级三品）为宰制天使（Dominations）、异力天使（Virtues）、大能天使（Powers）；第三组（下级三品）为统权天使（Principalities）、总领天使（Archangels）、天使（Angels）。（读者一定还记得但丁让这九位天神环绕着上帝宝座，弥尔顿又是如何把其中某些名字组成一行极雄浑的诗。）这些作品说，创造物是以流出的方式产生的：万物都是由上帝的本体流出，其间必须经这九个天神的引导，然后，人类跟万物又通过相反的过程，由这九级天神引导归于上帝。
文学（364—565）
425年，狄奥多西二世或其摄政改组君士坦丁堡的高等教育，并正式成立一个拥有31位教授的大学：一位讲授哲学课程，两位讲授法律课程，其余28位讲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修辞，这28位教授还负责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的讲授。教授人数之多，使我们联想到学生们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这些教授中有一位叫普里西安（Priscian），他在约526年写了关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巨著《文法》（Grammar），该书成为中古时代最著名的教科书之一。东方教会在这段时期似乎不反对抄录异教的名著，虽有少数圣徒进行抗议，君士坦丁堡大学仍然忠实地把古代的名著保存至拜占庭帝国的末期。虽然羊皮纸的价格日渐上涨，书籍的流通仍然甚广。约450年，穆萨欧斯（Musaeus）这位不知来自何处的诗人写成他著名的诗作《希洛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诗中描写利安得如何在拜伦之前游过达达尼尔海峡到他钟爱的希洛身旁去，他如何在这次尝试中丧生及希洛在看到他的尸体被冲到她住的塔底下时，她如何
从峻峭的危岩倒栽葱跃下，
陪着死去的情郎随波逐流。
根据异教神明的故事，以古典方式写了最后一批优美情诗并被收入《希腊诗集》（Greek Anthology）的，就是拜占庭宫廷中的基督徒绅士们。以下抄录一首启发了英国诗人本·琼生（Ben Jonson），并以同题材诗歌成为名篇的，阿加提阿斯（Agathias）（约550年）写的一首情诗：
我不爱酒；不过如果你能使
忧愁的人快乐，只要你啜饮一口
递给我时，我一定接过酒。
如果你的樱唇沾上酒杯，为了你，
我就不再严肃，不再坚持，
或是回避那浓香馥郁酒壶。
酒杯把你的香吻递给了我，
告诉了我你赐给它的欢愉。
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历史学家写的。萨狄斯城（Sardis）的欧纳匹乌斯写了从270年到400年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该书现已不存，书中的主角是查士丁尼，此外是23个饶舌的晚期诡辩学者与新柏拉图派学者的传记。君士坦丁堡正统基督徒苏格拉底写了309年至439年的《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希帕提亚的情形一样，这部历史书极为准确，而且大致说来极为客观。不过这个苏格拉底也在叙述史实时，加上许多迷信、传说、奇迹，并且时常在书中谈到他自己，仿佛他无法分辨他自己和宇宙似的。他在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新奇的、劝导各宗派和平相处的呼吁：他认为，和平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便没有写作的资料，而那一帮可怜的悲剧贩子一定会绝种。索佐门的那本《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绝大部分抄袭苏格拉底之作。索佐门是生于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跟他崇敬的苏格拉底一样，也是首府的律师，法律方面的熏陶显然并未消除他的迷信观念。君士坦丁堡的佐西姆斯在约475年写了《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他虽然是个异教徒，可是在吹牛和无聊方面却不逊于与他竞争的基督徒。525年，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 Exiguus）——“矮子”丹尼斯（Dennis“the Short”）——提出一种记载事件年代的新方法，就是以一般人认为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为基准。这一提议在10世纪之前一直未为拉丁教会接受，而拜占庭的人们始终以世界初创的时间为准来算他们的年代。说来令人灰心，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早期文明原已知晓的事，我们这一代却一无所知。
这一时期有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他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里亚（490年），学过法律，到君士坦丁堡后被任命为贝利沙鲁斯的秘书和法律顾问。叙利亚、非洲、意大利诸战他也曾与这位大将军同行，并一同返回君士坦丁堡。550年，他出版了《战争纪事》（Books of the Wars），由于他亲身体会过这位将军的优点和那个统治者的小气，他故意把贝利沙鲁斯描写成一位显赫的英雄，而使查士丁尼黯然无光。普罗科匹乌斯马上又动笔写《逸事》、又称《秘史》的著作。由于他保密措施极为成功，故一直未出版发行，查士丁尼还于554年任命他撰写自己在位期间新建建筑的记事。普罗科匹乌斯于560年发表了《论建筑》（De Aedifias），由于书中极力赞美皇帝，查士丁尼不禁怀疑他用心不良或存心讽刺。那一本《秘史》在查士丁尼——也许普罗科匹乌斯——死了以后才公开。这是一本颇富吸引力的书，使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就文学而言，对已经无法辩解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是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所以说，滥用笔杆来证实某论点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歪曲事实的真相。
普罗科匹乌斯对自己未经历的事情偶尔记载欠确实，他有时抄袭希罗多德的方法和哲学，有时抄袭修昔底德的演说词和围城事记，他也有着当时一般人的迷信，这使他的著作因征兆、预言、奇迹和梦兆而失色不少。不过对他亲眼看见的事物的记载，则又每一桩都经得起考验。他勇于负责，对资料的处理极合逻辑，他的叙述也很引人入胜，希腊文清晰明了，而且极为典雅。
他是不是基督徒？外表上看他是基督徒，不过有时他也随声附和异教的观点、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及学院派的怀疑主义。他谈到“命运”——
邪恶的本质与不可理解的意愿。不过，我认为这些事物从未被人类了解过，将来也一样不会为人了解。对这种题材的谈论一向很多，而且众说纷纭……因为我们人人都想为自己的无知寻求慰藉……我认为想要探寻上帝的本质的人是发了疯的傻瓜……对于这些问题，我想谨慎地三缄吾口，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古老、受崇敬的信仰被人玷污。
拜占庭的艺术（326—565）
·来自异教的通道
拜占庭文明最杰出的成就是在行政和装饰艺术，这个帝国持续了11个世纪之久，而圣索菲亚城更是屹立至今。
截至查士丁尼在位时为止，异教的艺术已告一段落，然而作品多半遭毁坏。野蛮人的蹂躏、帝国的劫掠，还有借宗教之名进行的破坏，造成一连串的毁坏和漠视，而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14世纪时彼特拉克（Petrarch）为大劫后幸存的艺术品请命为止。这场破坏的起因之一，是一般人认为异教的神明都是魔鬼，而这些庙宇就是这些神明的庇护所。不管如何，他们认为供奉这些神明的庙宇的砖石，用于建设基督教的教堂或住家的墙壁更佳。异教徒自身往往也在掠夺的行列。有好几位基督徒皇帝，其中最著名的是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都尽力保护这些古老的建筑，启发教会人士维护万神庙、忒修斯的庙宇及其他建筑，使之变为基督教的圣地。
基督教起初怀疑艺术支持异教、偶像崇拜和不道德，这些裸体雕像，与它们所获得的对贞洁和守身的尊敬极不相称。当肉体变成撒旦的工具，而僧侣又取代运动员成为榜样时，艺术中对解剖学的研究随之告终，只剩下愁容满面的画像与刻像，及不成形的摺缀衣着。但是基督教获得胜利之后，需要大的长方形会堂来容纳那些参加庆祝狂欢的群众，地方和全国的艺术传统再度兴盛，建筑也从废墟中站了起来。此外，这些大厦也需要装饰，信徒们也要有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来协助他们的想象力，要有图画（以非文字的形式）来简单地描述他们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因此雕刻、镶嵌及绘画重获新生。
在罗马城里，这种新的艺术和原来的几无不同之处。建筑的承受力，形式简朴，圆柱式的大厦等，基督教均承袭自异教。在梵蒂冈山丘上尼禄王所建圆形竞技场（Circus）附近，君士坦丁大帝的建筑师设计了第一座圣彼得教堂，其面积之大令人惊叹不已，长380英尺，宽212英尺。这个大教堂在12个世纪之中一直是拉丁正教主教的圣地，后来布拉曼德（Bramante）把它拆了，在原地建了至今仍屹立在那里的一座更大的教堂。君士坦丁大帝在著名的使徒殉教之地为城外圣保罗（St.Paul Outside the Walls）盖的那座教堂，也分别由瓦伦提尼安二世和狄奥多西一世以同样的规模改建——宽400英尺，长200英尺。1823年，“城外圣保罗”毁于一场大火，后按原样重建。由于长宽高的比例甚为完美，柱廊显得极为稳重，使这个建筑物成为人类最高尚的创造物之一。君士坦丁大帝为其妹君士坦蒂娅（Constantia）建的圣君士坦蒂娅陵墓（Santa Costanza，建于326—330年）保存至今。拉特兰诺（Laterano）城的圣乔瓦尼教堂（San Giovanni）、特拉斯特维勒（Trastevere）城的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及圣洛伦佐教堂（San Lorenzo Fuori Le Mura），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它们竖起后一世纪内又分别改建，其后又几度修缮。圣玛利亚·马乔雷教堂（Santa Maria Maggiore）抄袭432年的一座异教庙宇，而内部的遗迹除了文艺复兴时期所加的装饰之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从那个时期直至今日，大厦式的设计一直是基督教各教堂最喜爱的样式。造价便宜、高贵淳朴、结构合理、承重力大，使它成为历代最受青睐的教堂样式。不过这种建筑风格缺乏变化和发展。欧洲的建筑师们开始到处寻求新风格，结果在东方找到了——远及亚得里亚海的出口斯帕拉托（Spalato）港。戴克里先在4世纪初就让他的艺术家们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发挥所长，盖起一座供他退休后使用的皇宫，而这些人竟完成了欧洲建筑业的革命。拱门直接从圆柱的顶端延伸出去，不再在圆柱之间架设柱顶线盘，就这样一下子为拜占庭式、罗马式及哥特式建筑奠下了基石。而在这个皇宫中，不再出现横饰带，取而代之的是锯齿状的装饰，这种式样在守旧人士看来极为刺眼，却已在东方流行甚久。欧洲不但会被东方的宗教征服，在拜占庭帝国的世界里，甚至也会被东方的艺术征服，这个事实可由斯帕拉托港看出端倪。
·拜占庭的艺术家
到底君士坦丁堡这种难得一见的五色斑斓、肃穆却又极灿烂的所谓拜占庭艺术是从何处来的？对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们争辩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基督徒战士的凶猛。自各方面观之，胜利者是主张来自东方的一派。随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工业促成的国力强大及罗马因侵略引起的国力衰竭，一度随亚历山大大帝而起的浪潮又从亚洲退回欧洲。东方艺术的影响从萨珊（Sasanian）统治的波斯、景教的叙利亚、埃及土人统治的埃及等地涌入拜占庭，到达意大利，甚至波及高卢，代表自然派的希腊艺术，向嗜好象征性装饰的东方艺术屈服。东方人讲究颜色而不讲究线条，喜爱圆拱形屋顶或圆顶胜于木制屋顶，宁可要富丽的装饰而不喜欢呆滞的淳朴，爱好华贵的丝衣而不爱不成形状的宽外袍。正如同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采用了波斯式的君主政体一样，君士坦丁堡在艺术方面越来越不愿意向已经野蛮化了的西方学习，渐渐转而向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学习。也许在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和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领导下的波斯武力的胜利，加速了东方的题材和形式向西的推进。埃德萨、尼西比斯在这个时期成为糅合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两大中心，其中包括伊朗、亚美尼亚、卡帕多恰及叙利亚文化，并借商人、僧侣和工匠之手，把这些文化传播至安条克、亚历山大港、艾菲索斯、君士坦丁堡等地，以及拉韦纳城和罗马城。原有的古典柱式——多丽安式、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在这个满是拱门、圆拱屋顶、三角穹隆和圆顶的建筑世界里变得微不足道了。
如此产生的拜占庭艺术，致力于宣扬基督教的教义，同时展示这个帝国的荣耀。它以祭袍和绣帷、精细镶嵌和壁饰，详述基督的一生、圣母玛利亚的悲伤，及骨灰放入教堂神骨坛的那些使徒和殉教者的故事。它也打入宫廷，装饰了帝王的宫殿，在他的皇袍上满布象征性的徽章或历史性的图案，以灿烂的虚华来眩惑其子民，最后更以皇帝和皇后来代表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拜占庭艺术家的主顾极少，因此主题和题材都减少了许多，往往是君主或大主教告诉他做何事、怎么做。艺术家参加集体创作，因此历史上很少留下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创造了灿烂的奇迹，他们以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光芒睥睨一切人。然而这些人的艺术流于形式主义，范围狭窄，由于为绝对的君主和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效劳，也变得僵硬而无变化。
拜占庭的艺术家手中有着极丰富的材料：普罗科奈苏斯、阿提卡和意大利的大理石采石场。只要是有异教庙宇的地方，便有用不尽的圆柱和其他材料，砖更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晒干了的泥土便可作为原料。艺术家通常使用以灰泥黏合的砖，这种材料极适于东方格调加诸的那种弯曲的形状的需要。这些人常常以十字形的图案为满足——长方形的会堂交叉着左右翼，然后延伸至半圆形小室，有时他们又把这长方形的会堂剖断成为八角形，如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教堂、巴克斯（Bacchus）教堂及拉韦纳城的圣维塔莱（San Vitale）教堂。不过他们最杰出的技巧，是在一个多边形的架构上建起一个圆形的屋顶，这一点足以使他们傲视古今艺术家。建圆顶他们最喜欢利用三角穹隆，换言之，他们先在这个多边形建筑的每一边上用砖块建起一个拱门或半圆，然后再在每个半圆的上面和里边用砖块盖起一个球面三角形，最后再在这个圆形环上加一圆顶。球面三角形就成为三角穹隆，悬挂于圆顶的边缘和这个多边形建筑顶端之间。就建筑学而言，这个半圆球极为坚实。拜占庭之后，这种长方形会堂的形式几乎在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这种大厦而言，拜占庭的建造者施展了12种技巧。他们几乎不用雕像，他们寻求创造富于象征的抽象美多于表现男女的形象。即便如此，拜占庭的雕刻家们还是极有才华、极有耐心、极有想象力的工匠。他们雕刻狄奥多西式柱头的方式，是把科林斯柱式的叶子拿来和伊奥尼亚式的穗合并在一起，为了增加人们对这种效果的惊讶，这些人更在这合成式的柱头上再刻上动植物的雕像。由于这些饰物使墙或拱门承受不了重力，他们又在这些饰物和柱头之间加上拱基（pulvino）。这种拱基顶端既方又宽，底部较圆且窄，他们又逐渐在上面增加刻花。就跟圆顶方形的建筑形式征服东方一样，波斯又征服了希腊——不过除此之外，他们召集画家来拿巨大、吓人的图画装饰墙壁。细镶嵌师傅把颜色灿烂的宝石或玻璃镶嵌在以蓝色或金黄色为底色的地板、墙壁、祭坛上及拱门的三角壁上，或是任何能够让东方人看见的空隙里。珠宝商把宝石镶在祭袍、祭坛、圆柱或墙壁上；金属工人加上金盘或银盘；木匠雕刻教坛或圣坛的栏杆；织工又来悬挂上织帷，铺上地毯，拿花边和丝制品来覆盖祭坛与教坛。从来没有一种艺术有着这样富丽的色彩，这样精致的象征，这样丰盛的装饰，这样让知识分子折服，这样能启发灵性。
·圣索菲亚
直到查士丁尼在位时，希腊、罗马、东方和基督徒的特质才完全融于拜占庭艺术中。尼卡（Nika）的反叛，使查士丁尼跟尼禄王一样，得到了重建都城的机会。群众在获得短暂的自由的狂喜之中，烧毁元老院、宙克西帕斯的浴堂、奥古斯都回廊、皇宫的一个侧厢，及圣索菲亚——大主教的大教堂。查士丁尼本可于一两年内使这些建筑恢复原貌，他却决心花费更多的时间、金钱、人力使他的首都比罗马城更美，同时他决定盖一座使全世界的高大建筑黯然失色的大教堂。他随即着手拟定历史上最具野心的建筑计划：整个帝国充斥着堡垒、皇宫、修道院、教堂、回廊和门。他在君士坦丁堡城用白色的大理石重建元老院，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重建宙克西帕斯城的大浴室，在奥古斯都城建大理石的回廊和公众散步的广场，利用一条新的导水管把清水引进城里，这条导水管可与全意大利境内最好的导水管媲美。他把自己的皇宫布置得集富丽与奢侈之大成：地板与墙壁全由大理石铺设，天花板上镶嵌的灿烂图案讲述着他从政以来的杰出政绩，“以欢欣的心情”向元老们显示他“赐予自己神明一般的帝王荣誉”。在卡尔西登城附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彼岸建筑了御用的赫里昂（Herion）别墅，作为狄奥多拉及其宫廷夏季避暑胜地，包括专用港口、市场与集会场所、教堂与浴室。
在尼卡叛变敉平40天后，他就着手新的圣索菲亚教堂建筑工程——并非献给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圣人，而是献给Hagia Sophia——也就是上帝本身的圣智或创造性的真理。他从小亚细亚的特拉勒斯（Tralles）城和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城分别召集来安特弥乌斯和伊西多这两位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设计和监督这项工程。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大厦形式，想出了一种式样，使房屋的中央不再是倚在墙上，而是依附在窗间壁上的巨型圆顶，两面扶壁各支撑着半个圆顶。这项工程动用1万名工人，耗资32万磅黄金，用尽了国库的储备。省级长官依指示献上古代宝物中最杰出的部分给这个新的圣地，从十几个地区进口十几种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大理石，大批的金、银、象牙、宝石都送来作装饰之用。查士丁尼自己也忙着参与设计与施工的工作，而且（据他那个受人轻视的马屁精说）对技术问题的解决还出过不少力气。他身穿白麻布衣，手持拐杖，头包围巾，夜以继日奔波在工地上，督促工人在期限内完工。5年10个月后这座新建筑完工。537年12月26日，查士丁尼皇帝和梅纳斯（Menas）大主教，率领着参加落成典礼的庄严队伍，步入这个金碧辉煌的大教堂。查士丁尼走上教坛，伸举双手，高呼道：“荣耀归属上帝，他的教诲使我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哦！所罗门王呀，我已胜过了你！”
这座大教堂的正面是一个250英尺长、225英尺宽的希腊式十字架，十字架四个末端的顶上都各盖着一个小圆顶，中间的圆顶则置于十字交叉处正方形（长宽各为100英尺）的顶上，这个圆顶的顶点离地180英尺，直径100英尺——较罗马城里万神殿的圆顶直径小32英尺。万神殿的那个圆顶是预先做成一整块，而圣索菲亚的圆顶则由30块辐辏的砖质嵌板所组成——因此承受的重力小了许多。558年的一次地震，使中央的圆顶有一半震裂掉入教堂里。伊西多的儿子继承其父遗志，重建该圆顶，加强其支撑力，并把该圆顶加高25英尺。支架上的裂缝使我们担心这个圆顶旦不保夕。这个圆顶之所以出名，不是因其体积大，而是其支撑方式与众不同：这个圆顶并不是像万神殿的圆顶一样，置于圆形的结构之上，而是在圆形的边缘和方形的基柱之间加上三角穹隆和拱门。这个圆顶空前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建筑学难题。普罗科匹乌斯描述这个圆顶，并说它是“一项令人羡慕，令人震惊的工程……似乎不是覆于底下的砖石之上，而像是被悬挂在高空的一条金链钩住似的”。
这个大教堂的内部集明亮的装饰之大成。五颜六色的大理石——白的、绿的、红的、黄的、紫的、金黄的——使地板、墙壁，还有两层楼高的廊柱都像是花园一般。细致的石刻使柱头、拱门、三角拱腹、花边、飞檐等处覆满了的莨菪与葡萄叶形的古典装饰。空前多的、无比华丽的细镶嵌从墙壁和穹隆直往下延伸。40支吊灯均匀地吊在圆顶的边缘，使这个教堂有如装了许多扇窗子一样明亮。长的本堂与走道，中心圆顶底下无柱子支撑的空间，都使人有空间阔大的感觉。各半圆形室前面银质栏杆镶有金属花边，上层厅廊也有铁栏杆。教坛镶着象牙、银和珍贵的玉石。大主教的宝座以纯银制成。祭坛上悬挂丝与金混织的窗帘，窗帘上绘有皇帝与皇后接受基督与玛利亚祝福的形象。金色的祭坛更是用罕见的珍贵大理石制成，上面放置金质和银质圣器。这种浪费国家财富的装饰可令查士丁尼早于莫卧儿大汗夸下海口——说他们已盖起巨人才能盖得起的建筑，更像珠宝商人一样为这些建筑加上装饰。土耳其人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因为痛恨这些“刻像”是偶像崇拜，而在圣索菲亚的镶嵌细工上涂以灰泥。这些身为征服者的土耳其人，以赎罪的心情加盖了四个极优美的清真寺尖塔，这些尖塔和原有的那些有圆顶的建筑物配合起来极为调和。
圣索菲亚真可说是拜占庭式建筑的开山之作与最高峰。各地的人都管它叫大教堂，连抱着怀疑态度的普罗科匹乌斯提到它时也甚感惊讶：“当你走进这建筑里面祈祷时，你会觉得这项工程非人力所能及……飘向天空的灵魂会体验到上帝就在你身边的感觉，而且你会觉得他也喜欢这个被选定的家。”
·从君士坦丁堡到拉韦纳城
圣索菲亚是查士丁尼最高的成就，其传之久远，远胜于他的征战及他订下的法律。不过，普罗科匹乌斯还描述了皇城里其余24座由查士丁尼建造或改建的教堂，他说道：“如果你亲眼看见这24座当中的任何一座，你都会觉得皇帝只建了这么一座，而且他在位期间一定只到这个教堂，在那里终其一生。”整个帝国都陷入建筑狂热中，直到查士丁尼逝世为止。西方开始步入黑暗时代的6世纪，却是东方建筑史上收获最丰的一个世纪。在艾菲索斯城、安条克城、加沙港、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萨洛尼卡港、拉韦纳城、罗马城，及从克里米亚的刻赤港到非洲的斯法克斯城，总有上千座教堂同庆基督教战胜异教，也庆祝东方式的拜占庭战胜了希腊——罗马形式。外部的廊柱、楣梁、山形墙和横饰，都被穹隆、三角穹隆和圆顶所取代。叙利亚在4至6世纪这三个世纪里发生过一次堪称文艺复兴的运动，设在安提阿、贝瑞图（Berytus，今贝鲁特）、埃德萨以及尼西比斯等城的学校，产生了许多演说家、律师、历史学家及异教徒。叙利亚的工匠们还在细镶嵌工、纺织以及其他装饰艺术上有着优异的表现，他们盖起了上百座教堂。雕刻家则以价格不菲的浮雕来装饰这些教堂。
亚历山大港是整个帝国唯一繁荣不息的城市。这个城的奠基者挑选了这块地方，迫使地中海各国利用该城的港口，不得不与其发生贸易。其古代或中古早期的建筑一个也没有遗留下来。不过从保留下来的极少量的金属制品、象牙制品、木器及人像画等看来，其居民艺术修养的丰富，绝不亚于其人民的淫荡和固执。与罗马城的长方形教堂同时到来的埃及土著式建筑，到查士丁尼统治之时，渐渐变成以东方特色为主了。
霍诺留于404年把拉韦纳城定为西罗马帝国的首府时，拉韦纳城就开始焕发出建筑方面的光彩。本来在盖拉·普拉西迪亚（Galla Placidia）长期摄政期间拉韦纳城就很繁荣，由于和君士坦丁堡维持了密切的关系，使东方的艺术家及其风格与意大利的建筑师和建筑形式发生了碰撞。早在450年，普拉西迪亚安息的陵寝就出现了典型的东方式三角穹隆之上的圆顶及其被置于十字形教堂左右翼的建筑形式。在这陵寝中我们还看得见那有名的《好牧者基督》的细镶嵌。458年，内昂（Neon）主教在乌尔西安纳（Ursiana）长方形会堂的圆顶浸礼池上增加了一系列的细镶嵌，其中包括著名的十二使徒的独立形象。约500年，西奥多里克国王特地为他的阿里乌斯教派主教盖了一座大教堂，教堂的名字叫圣阿波利纳里斯，是以在拉韦纳城创建基督教区的那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命名的。在这座大教堂里，那些举世闻名的细镶嵌画中的白袍圣者，都具有拜占庭风格的严肃表情。
贝利沙鲁斯征服拉韦纳城，使拜占庭艺术在意大利的胜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圣维塔莱教堂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监督下完工（547年），皇帝和皇后除了支付装饰这个教堂的费用外，还特准使用他们夫妇不迷人的面貌作为装饰之一。各种迹象显示，这两幅画家创作的细镶嵌肖像是完全写实的。皇帝和皇后必定有着极大的勇气，才敢让他们的真实面貌流传后世。细镶嵌画上的这些统治者、教会人士及太监的表情都既痴呆又不自然。这些人僵硬的前额，恢复了古典时期以前的样式。妇女的衣着充分表现出镶嵌细工的特色，不过我们在这些画像上看不到万神殿或奥古斯都那种令人欣悦的优雅，也看不到沙特尔城或兰斯城正门的雕刻人像上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贵和安详。
献出圣维塔莱教堂两年后，拉韦纳城的主教又捐献了克拉塞（Classe）城的圣阿波利纳里斯教堂——这个教堂是为该城守护神建的第二座教堂，坐落在滨海的郊区——这里曾是罗马舰队驻扎亚得里亚海的基地。这个教堂也采取罗马长方形会堂的建筑样式，不过混合式的柱头却有拜占庭的风味，莨菪叶饰与古典形制不同，既弯曲又相互缠绕，仿佛东风刚吹过似的。一长列一长列的完美廊柱，及廊柱拱门边缘的嵌线和三角壁上五颜六色（7世纪）的细镶嵌，唱诗班席位可爱的灰泥或金属板饰物，教堂半圆形室星形细镶嵌的宝石十字架，这些东西使这座教堂在西方建筑领域拥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拜占庭艺术
建筑学本身已是拜占庭艺术家的杰作，不过在建筑学之外，或是建筑物内部，还有12种其他形式的艺术被拜占庭艺术家们发挥得极为出色而为后世铭记。他们根本不重视雕刻，当时的风气是重色彩而不重线条。不过普罗科匹乌斯还是赞美当时的雕刻家——可能是浮雕雕刻家——堪与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莱斯（Praxiteles）媲美。4至6世纪某些石棺上镌刻的人像，可以说具有希腊式的优雅，又混入了过多的亚洲式装饰。象牙雕刻也是拜占庭人喜爱的艺术之一，他们用它制作记事板、三折写字板、书本的封面、棺木、香水盒、小雕像、镶嵌物，并用于近百种装饰用途。就这种技艺而言，希腊仍是无可匹敌，只不过神祇和英雄人物变成了基督和圣哲。拉韦纳城乌尔西安纳长方形会堂里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主教的象牙椅（约550年左右），是这项末技的主要成就。
当6世纪远东正实验油彩画时，拜占庭的绘画仍固守传统的希腊方法：蜡画——把颜料烧入木材、帆布或麻布的平板上；壁画——将颜料和石灰混合后涂在潮湿的灰泥表面；蛋彩画法（tempera）——颜料与胶水、胶或树脂混合，并加入蛋白后，涂于板上或已干的灰泥上。拜占庭的画家知道表现距离与深度的方法，却拿建筑物或布幕当背景的方式来规避透视法的困难。绘画数量虽多，却少有留存至今者。教堂的拱壁多画上壁画，残缺不全的片羽表现出写实主义的模样，不成比例的手、发育不全的人、马脸，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式等，即是明显的例子。
拜占庭的艺术家以细工最为拿手。现存最杰出的绘画不是壁画或板画，而是当时的书刊中“明亮”——以色彩使之更为生动——的插图。“Miniature”一词是从“minium”演变过来的，而“minium”这个字是指罗马自西班牙进口的石朱砂，为伊比利亚语，因此这个字转而另有“朱红色”——装饰书中字母常用的颜色——之意。当时书籍很昂贵，与其他珍贵物品一样为人所珍视。绘制缩略图的人先拿细刷子或笔把图样勾在草纸、羊皮纸或牛皮纸上，然后绘上金黄色或蓝色的背景，再添入颜料，最后以柔和细致的图案装饰在背景或四周。最初只装饰一章或一页的第一个字母，有时也画上作者的肖像，然后又有了文字间里的插图，最后随着画家技术的进步，他又几乎忘了文字，而开始大画装饰画，有时是几何或花卉图案，或是宗教符号，接着又把这些图案稍作变化一画再画，使书中的文字反而像是来自粗俗世界的入侵者。
手稿、抄本上的字母装饰画，在法老时期及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早已有之，并且从埃及传至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与罗马。梵蒂冈视《埃涅阿斯纪》为宝贝，而米兰的安布罗西图书馆更视《伊利亚特》为无价之宝，这两本书据说是4世纪的作品，其装饰也很古典。从异教传给基督教的第一本绘本是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所写的《基督图志》（Topographia Christiana，约547年），作者因航海至印度而得了个诨名，又以企图证明地球是平面的而著称于世。现存最古老的一本有插图的宗教书籍，是5世纪的《创世记》，如今保存在维也纳图书馆，文字以金银写在24页的紫色牛皮纸上，48幅插图有白、绿、紫、红、黑等颜色，绘着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到雅各逝世时人类所发生的故事。跟这本书一样美丽的有梵蒂冈的《约书亚记的小卷书》（Joshua Rotulus）和僧侣拉布拉（Rabula）于58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画的《福音》书。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产生了主宰拜占庭的图像学的那些形象与符号，这种技艺经过几千次的改进，终于使这些图案定型、保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拜占庭艺术的不变性。
由于拜占庭的画家们喜爱鲜艳与永恒，他们都爱用细镶嵌。他们选用小块的彩色大理石来铺设地板，一如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至于其他部分，他们则使用各种颜色的方块玻璃或珐琅，它们大小不一，一般是1/8英寸见方。有时也掺杂些宝石。细镶嵌工经常用来制造手提的圆画或圣像，摆放于教堂或家中，或随身携带，在出门旅行时帮着建立虔诚的信心或用以祈求平安。不过，细镶嵌师傅还是比较喜欢创作教堂或皇宫里那种巨幅作品。他在画室中已涂好颜色的画布上试着摆上这些小方块，亲手调配出让别人从较远的距离看过去应该感受到的那种颜色层次与对比，并反复修改。预定摆上镶嵌物的壁上或地上被敷以粗细两层水泥，按照画布上的模型，把一块一块的玻璃或宝石捺入相应的位置，通常是尖角朝前以便接受较多的光线。圆顶或是教堂侧翼的小屋，海螺形、贝壳形的圆顶效果最好，因为这些形状都可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吸收软化的、有层次的光线。哥特人后来就是从这种艰难的艺术得到了染色玻璃的灵感。
这种玻璃在5世纪的书中便有记载，不过没有留下样本。这种染色玻璃的颜色附着在外部，并非融入其中。吹玻璃和切玻璃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我们所知这种技艺的发源地叙利亚，同时还是其他技艺的中心。奥勒留以来，金石雕刻已逐渐式微，拜占庭的宝石、钱币、官印，无论图样的设计或手工，都比较差。然而珠宝商把产品卖给各阶层的人士，因为装饰是拜占庭的风尚。首都的金匠和银匠作坊不计其数，金质的圣体容器、圣餐杯和圣骨箱使祭坛增色不少，银盘更是使富人家中的餐桌不胜重荷。
几乎人人都穿华丽的衣服。埃及以其细致、五彩缤纷的图案布料制成了衣服、窗帘、幔帐、覆盖织物等，埃及土著是织造这些布料的大师。这个时期某些埃及绣帷，在技术方面几乎可与戈伯兰（Gobelins）相媲美。拜占庭的织工制造了丝质的绣品，甚至还绣寿衣——在亚麻布上画上死者的像。君士坦丁堡人以衣着来划分阶级，每个阶级的人都拿某些出色的衣着来为该阶级争面子。一有聚会，与会人士衣着的缤纷绚丽，不比孔雀的羽毛逊色。
音乐也广受各阶层人士欢迎。它在教堂的礼拜仪式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它的确有助于将感情融入信仰。4世纪时阿利庇乌斯写了《音乐导论》（Musical Introduction），其流传下来的部分内容成为我们借以了解希腊音乐的主要文献。在那个世纪，以字母来代表音符的乐谱被使用抽象符号的纽姆乐谱（neumes）取代。很显然，是安布罗西把这些符号介绍到米兰城，希洛里把它介绍到高卢，哲罗姆把它介绍到罗马。约5世纪末，一名叫罗曼努斯（Romanus）的希腊僧侣写作了许多赞美诗的词曲，这些圣诗至今仍是希腊礼拜仪式中的一部分，其所表现的感情的深度及表达力，至今无出其右者。波伊提乌写了题为《谈音乐》（De Musica）的文章，把毕达哥拉斯、阿里斯托芬、托勒密等人的音乐理论整理出来。这篇论文仍被牛津、剑桥作为音乐课教材使用。
只有东方人才能了解东方的艺术。就一个西方人想象力所及，拜占庭风格的精髓就是东方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已成为至高无上的事物，包括自治政府，阶级组织的稳定，科学与哲学的停滞不进，由政府统治的教会，以宗教管辖人民，华丽的衣着与全国性的庆典，极娱目悦耳的宗教仪式，催眠式反复的音乐演唱，令人目眩的光芒与色泽，想象力征服自然主义，装饰艺术的代表作的消失等。虽然古代的希腊精神会觉得这种改变无法忍受，如今希腊也已是东方的一部分。就在亚洲式的懒散侵袭着希腊世界的同时，它又面临着重新崛起的波斯及伊斯兰教那强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力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