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心理障碍的生物因素

一、生物因素与常见的相关疾病

形成心理障碍的生物因素包括人体疾病、遗传素质、生化改变和药物影响等。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体液学说”，认为人体内体液失调可引起心理异常，如黄胆汁分泌过多，可致暴躁；黑胆汁分泌过多，可致忧郁。18世纪时，伽尔提出脑和头盖说，认为心理障碍定位于大脑某些特殊部位，其学说虽属谬误，但指出了脑病变对异常心理的病因作用。其后，很多临床病理研究证实，脑部疾病如脑炎、脑萎缩、脑肿瘤、脑血管病均可引起精神障碍、变态行为。

癫痫病人常伴有发作性精神障碍和行为改变，同时可发现异常脑电活动。彭菲尔德研究发现，轻微电刺激作用于颞叶皮层可引起回忆往事的心理反应。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的研究又进一步加深了对人脑功能的认识。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脑病变与神经生理过程失调可引起精神障碍，促发变态行为。

感染、中毒、代谢障碍能导致脑代谢障碍，也是心理异常发生的重要原因。例如，高热谵妄、低血糖症引起的意识模糊，甲状腺功能亢进伴随的兴奋、易激惹和恐惧感，甲状腺功能减退和垂体前叶功能减退伴发的抑郁，都已被临床证明为事实。

遗传因素与心理异常的关系在精神医学领域内有过很多的研究。采用家系调查、双生子研究、寄养子研究和染色体研究等方法，揭示了遗传因素在不同精神疾病中的作用。例如，先天愚型为遗传因素所决定。在躁狂抑郁症患者家族中有较多的同类患者，其遗传因素的作用也较为明显。但心理社会应激对发病也有“扳机”作用。甚至在焦虑症与强迫症患者中，其近亲发病率也较一般居民高。通常认为焦虑症、强迫症中心理社会应激有重要作用，可能遗传等因素形成的易患素质和心理社会应激共同导致了发病。这种易患素质常以某种人格特征的形式表现出来。

体内生化改变可以伴发心理和行为变化。对情感性障碍的研究揭示单胺类神经递质有代谢障碍，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可有增加或减少。阻断多巴胺受体的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等，用后可使患者镇静，减轻幻觉与妄想症状。反之，苯丙胺等促神经递质释放的药物，恰可引起类似精神病样的反应。

碳酸锂治疗躁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改善抑郁，表明生化变化可导致情绪变化。根据抗抑郁药的生化机制，人们研制出许多新型抗抑郁剂，这有力地说明了人的情绪会受到生化过程的影响。

二、生物因素如何引发心理异常

（1）大脑结构与功能异常。大脑皮层不同的区域，其相应的功能也是不同的。例如大脑左半球控制人的语言、分析、逻辑推理等能力，右半球则控制直观的、几何的、绘图的思考认识和行为等能力。如果某一部分受损，则会出现相应的功能障碍。随着生物学、神经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大脑边缘系统机能的状态与心理行为、情绪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情绪，一旦边缘系统受到刺激或损害，将直接导致人的情绪反常，甚至记忆受损。

（2）神经生化与内分泌因素。科学家就心理异常的遗传，对整个家族、双胞胎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了大量研究，从中发现精神疾病是会遗传的。精神疾病患者的亲属患有相同疾病的概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的发病率。而且，血缘越是接近的亲人发病率越高。因此，心理异常具有遗传因素。

（3）其他生物因素研究表明，疾病也会引起心理异常。特别是脑部的疾病感染，例如脑炎、肺性脑病等疾病，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脑部神经导致心理异常。同时某些药物和毒品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人的神经从而导致精神异常，比如大麻、酒精，甚至香烟。而人在睡眠或者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会降低反应能力，对应激的抵抗力减弱，出现某些心理行为问题。

三、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因素

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因素，以及影响精神健康或导致精神疾病的主要生物学因素大致可以分为遗传、感染、躯体疾病、创伤、营养不良、毒物等。这些致病因素将在以后的各个疾病章节里详述，这里仅列举遗传、环境、感染与精神障碍的关系。

我们对所谓“功能性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儿童孤独症、神经性厌食症、儿童多动症、惊恐障碍等）进行了家族聚集性研究，包括从了解这些障碍的遗传方式、遗传度到基因扫描等，共同的结论是：这些疾病具有遗传性，是基因将疾病的易感性一代传给一代。

我们知道，一些单基因遗传性疾病，突变的基因使疾病代代相传；但目前绝大多数的精神障碍都不能用单基因遗传来解释，而是多个基因的相互作用，使危险性增加，加上环境因素的参与，产生了疾病。

早在20世纪的早期，我们就已知道感染因素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精神障碍。例如通过性传播的梅毒螺旋体首先引起生殖系统症状，在多年的潜伏后，进入脑内，导致神经梅毒。神经梅毒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表现为痴呆、精神病性症状及麻痹。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也能进入脑内，产生进行性的认知行为损害，早期表现为记忆损害，注意力不集中及情绪淡漠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更为广泛的损害，如缄默症、大小便失禁、截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