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论晓母、心母相谐的问题

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排比了一系列的谐声字材料，认为晓母与心母相谐声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证明。这个假设的大前提就是上古汉语中的晓母与心母不可能直接发生通假关系。然而，据我们研究，这个前提条件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晓母与心母是能够直接相通转的，完全没有必要用构拟复辅音的方式来解释晓母与心母相谐声的问题。今论证如下：

考《颜氏家训·音辞篇》：“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玙璠，鲁之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据此文可知，“兄”本为晓母而有所荣反一音，则读山母；东汉时候的《通俗文》已有此音，六朝时的北方通行此音。可知这是北方方言现象，不会是由上古音的复声母发生的分化式音变[316]。我们这就可以解释一个被许多学者利用为复辅音材料的例子：

《诗经·小雅·伐木》：“伐木许许。”此为《毛诗》，三家诗“许”作“所”。《说文》《玉篇》“所”字下引《诗经》皆作“伐木所所”。“许”和“所”音近可通，这是北方方言把“许”读成了“所”，与复辅音毫无关系。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许、所字古通。凡‘何所’言‘何许’，‘几所’言‘几许’也。亦作‘浒’者，《后汉·朱穆传》《颜氏家训·书证篇》《初学记·器物部》引《诗》作‘浒浒’。‘许、浒’皆借字，以‘所’为正。”王氏之言颇为明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五》“所”曰：“念孙案：‘一年所’犹言‘一年许’也。‘许’与‘所’音近而义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许许’，《说文》引作‘伐木所所’。《汉书·疏广传》‘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师古曰：‘几所犹言几许也。’是其证。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又曰‘今庆已死十年所’、又曰‘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所而病愈’；《续滑稽传》曰‘率娶妇一岁所，即弃去’；《汉书·游侠传》曰原‘涉居谷口半岁所’；《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义》曰‘所是不定之辞’。义并与此同。”王念孙的论说颇为详尽圆通。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所”字注与王念孙略同，曰：“许音浒，所亦从户声。”王筠《说文释例》[317]称：“‘所’下引诗‘伐木所所’。案，‘所’‘许’古通。‘几所’即‘几许’，‘何许’即‘何所’也。而‘许’字古音如‘浒’。故《三国志》呼‘许褚’为‘虎痴’，许虎、褚痴音相谐也。”亦言“许”与“所”音近可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字下曰：“此‘许许’作‘所所’者，声相似。”则段玉裁认为“许”与“所”古音相近，非关复辅音的分化。朱珔《说文假借义证》[318]第762～763页论“许”与“所”相通也较为详密。朱珔曰：“‘许’当为‘所’之假借，声相似也。……‘所’与‘许’古多通用。”朱珔举证有为诸家所不及者，如《汉书·张良传》：“父去里所，复还。”师古注：“里所犹里许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也称：“所、许声相近。”且举有魏子才和李献吉之言为例。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文字的发生”章之七“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319]也说过：“从‘午’得声的‘许’字，在若干地方和‘所’字通。”有以上的证据可知“所”与“许”古音可以相通是无可置疑的。这些铁证可以否定有的音韵学者利用“所/户”来构拟sg之类的复辅音声母[320]。《说文》称“所”从“户”得声与复辅音没有关系，这完全是在古汉语的音变范围之内[321]。

发音方法相近而发音部位相去较远，但是二者仍能相通。晓母与心母的发音部位并不相近，但是由于晓母与心母都是清擦音，发音方法相同[322]，所以晓母与心母在古汉语中颇有相通的例证。这完全符合音理，与复辅音的分化没有关系，不得根据晓母与心母相通的现象去构拟任何复辅音声母。我们且举一些晓母与心母通转的例子，作为本章论述的旁证：

第一，从“血”声的字，一般是晓母字，如血、桖、洫、侐，而同是从血声的字如“恤”“恤”却是心母字。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在六朝以前的某些北方方言中，晓母字有的被读成心母字，而与复辅音无关。我们在古文字中找到了证据，在战国早期的《陈逆》铭文中[323]有“血宗家”之言。古文学家们公认为这里的“血”要读为“恤”[324]。另如，“国”有异体字作。“国”字从不与心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上古音不可能是复声母sk，这证明了从“血”得声的也只能是喉牙音，不会牵涉到复声母。

第二，《礼记·月令》：“天子乃鲜羔开冰。”郑玄注曰：“鲜当为献，声之误也。”“献”为晓母字，“鲜”为心母。而郑玄称西汉成书的《礼记》中本当作“献”的字误作了“鲜”，可见在记录《礼记·月令》的人所讲的方言中晓母与心母音近易混。更考《周礼·春官·司尊彝》：“郁齐献酌。”郑注：“献读为摩莎之莎，齐语声之误也。”《礼记·郊特牲》：“汁献涚于盏酒。”郑注：“献读当为莎，齐语声之误也。”本书在后面讨论见母与来母相通的时候将指出郑玄注所说的“声之误”没有一例关系到复辅音的问题，完全是直接的音变。《仪礼·大射仪》：“两壶献酒。”郑注：“献读为沙。沙酒浊，特泲之，必摩沙者也。”《礼记·明堂位》：“周献豆。”孔颖达疏：“献音娑。娑是希疏之义。”“莎、娑”是心母字，“献”是晓母字，而郑玄说在汉代及以前的齐方言中心母的“莎”有被读成晓母的“献”的现象。足见这是当时的方言现象，与所谓的复辅音无关。

第三，《易经·震》：“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经典释文》：“虩虩，荀作愬愬。”又《易经·履》：“九四《象》曰：愬愬终吉。”《释文》：“愬愬，马本作虩虩。”虩是晓母，愬是心母。也可证明晓母与心母相通。

第四，“鲜”与“罕”是同源字，而且在古训中被当作是声训。如《尔雅·释诂》：“鲜，罕也。”《礼记·中庸》：“民鲜能久矣。”郑注：“鲜，罕也。”《礼记·表记》：“民鲜克举之。”郑注：“鲜，罕也。”《论语·雍也》：“民鲜久矣。”邢氏疏：“鲜，罕也。”“罕”是晓母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鲜”字下注称“鲜”训“罕”是声训。可知古人确实认为晓母与心母可以通转，绝对不是来自所谓复辅音的分化。[325]因此，从“宣”得声的“喧、萱、暄、”是晓母，同是从“宣”得声的“瑄、愃”是心母（“宣”是心母），“心”母可以向“晓”母转化，这与复声母无关。

第五，据《说文》：“处，止也。得几而止。処或从虍声。”也就是昌母的“处”是以晓母的“虍”为声符。

清代学者邹汉勋《五韵论》[326]卷上第358页已经注意到同样的问题，并企图提出解释：“三十论审群当并于晓之晓属。三十二论邪当并许。”[327]这些结论和解释虽然未必可信，但他从根本上是相信审母与晓母、邪母与许母是能够发生直接音变的[328]。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71页早已注意到：“北音心、晓不分。西、希、洗、喜今多不能分。所以然者，钱坫《诗音表》所谓清声送气则同也。”黄侃先生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后来的陆志韦先生《古音说略》[329]第270页也曾经相当明确地表示古方言一定有晓、匣母直接通s、z的现象，并说：“摩擦音通转的范围较广……”[330]同书第282页称：“留下来的痕迹只有x、ɣ通s、z的反切。”由于晓母与溪母上古音非常相似，所以我们有时能看到心母与溪母谐声的例字，如“楔/契”这样的谐声字。“楔”为心母，“契”为溪母，心母与溪母能够谐声就犹如心母与晓母能够谐声，这没有任何困难。溪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读x的现象非常普遍[331]，无须举证。而有的学者就利用“楔/契”这样的谐声材料来构拟复辅音声母[332]，这是毫无道理的[333]。

我们在古书中还找到了心母与晓母相通的铁证。如：

例一，《颜氏家训·书证篇》：“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古书无载者。唯阚骃《十三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谓此山，其上今犹有尧祠焉；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莫知所出。”这是很清楚地表明“宣务山”在六朝时的方言中又叫做“虚无山”。“宣”是心母，“虚”是晓母。足见在六朝时的方言中心母与晓母可以互相发生音变[33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注引《路史·发挥五》：“今柏人城之东北，有孤山者，世谓麓山，所谓巏嵍山也。记者以为尧之纳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尧祠。俗呼宣务山，谓舜昔宣务焉。或曰虚无，讹也。’”这里称“宣务”山“或曰虚无”是“讹也”。“讹也”的意思只能理解为音变，也就是音转。既然是音变、音转，那么就只能是二者在方言中相通，绝对与复辅音无关。这样的以古证古的铁证是很有说服力的。一切审音也只能在考古的基础上进行。

例二，《诗经·还》：“子之还兮。”《韩诗》“还”作“嫙”。王引之《经义述闻》五第81页“子之还兮”条引述王念孙之言论证了“还”与“嫙”是通假字，其结论曰：“作‘还’者，假借字耳。”这个论断是无可怀疑的。“还”的上古音声母是匣母，“嫙”的上古音声母是邪母，这表明上古音中的匣母可与邪母相通[33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晓母与心母可以直接相通，就犹如匣母与邪母可以直接相通[336]，二者只有清浊之别。此与复辅音无关。

例三，《周礼·天官冢宰·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王引之《经义述闻》八第114～115页“和布”条论证了这里的“和”与“宣”相通，当假借为“宣”。王引之曰：“‘宣’之为‘和’，犹‘桓’之为‘和’。”这无疑是正确的。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337]第117页和第120页赞成王引之之说，称“和布当读为宣布”云云。“宣”的上古音声母是心母，“和”的上古音声母是匣母，而王引之认为二者在上古可以相通。此与复辅音无关[338]。王引之的这个论述很重要，有助于我们解释一些特殊的谐声现象。如《说文》：“损，减也。从手员声。”苏本切。今按，我们现在确实可以把心母的“损”直接分析为从匣母（中古音为喻三）的“员”得声，因为匣母与晓母只有清浊的不同，是可以相通的[339]。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第546页认为“损”与“逊、”是同源词，基本含义是“减少”。而“逊、”的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声母。因此“损”的声母和复辅音无关[340]。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一个古音问题作出终极的判断：《诗经·谷风》：“既生既育，比予于毒。”郑玄笺：“其视我如毒螫，言恶已甚也。”《经典释文》[341]：“螫，失石反；何呼洛反。”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曰：“失石反，《释文》当时之音；呼洛反，则旧音。”黄侃《经籍旧音辨证笺识》[342]称：“从赤声者如、郝皆喉音，则螫读喉音不足骇异。”“失”的古音为书母，上古音与心母相近。“呼”的古音为晓母。吴承仕认为“螫”音书母是六朝时候的读音，音晓母是汉代及其以前的旧音。黄侃认为从“赤”声的字本有读晓母之例，这并不奇怪。我们认为黄侃之说比较明通。《经典释文》关于“螫”的又读音书母和晓母是自上古以来就并存的，是由于方言中的音变而产生的同源异读音，没有所谓当时音和旧音之别。“螫”读晓母也是六朝时候的一个方言音。原因就在于即使在六朝时期，晓母与心母、书母在当时方言中是可以相通的[343]。

我们在一向被看成是属于近代汉语文献的敦煌变文中发现了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三）”[344]有曰：“一日一夜，照四天下，消（晓）昏攸睹。”原卷是作“消”，张涌泉最后校订为“晓”的通假字。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解释，原文才流畅贯通。这个通假字材料表明在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变文中存在着“消（心母）”和“晓（晓母）”相通转的现象。我们总不能毫无根据地说在敦煌变文的时代还有复辅音存在[345]。这样的铁证有力地表明古音中的心母与晓母确实是可以通转的，与复辅音没有关系。

在梵汉对音材料中也有这样的证据。如据宇井伯寿《佛教辞典》第377页，梵文的samāhita是音译为古汉语的“三摩呬多”。正是用古汉语的“呬”在对音梵文的hi。台湾学者林光明《大悲咒研究》[346]第147页注意到了《大悲咒》中存在用“斯”来对音梵文h的现象[347]。足见二者语音可以相通。

在现代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证据：据《罗常培文集（第一卷）》[348]第507页：在临川方言中，晓、匣“这二纽的三、四等无论开、合口都变成舌面擦音，和心、邪的四等同类”。这是在赣方言中，晓、匣与心、邪相通的证据。

在现代的重庆方言里至今还是把“傻”读成“哈”[349]，“傻子”说成是“哈子”。在重庆人看来这是很自然的音变，与训读无关，更与复辅音无涉。

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350]第107页“太原方言的内部差异”一节说：“（在太原方言中）古晓匣母字城区有文白读差别，文读声母是[ɕ]，白读声母是[x]。南郊区没有文白读差别，声母一律为[x]。”这是书母（上古音与心母相通）与晓母相通在现代方言中的证据。据同书第24页“徐州方言的内部差异”一节所称，在徐州方言里的“谁说的”一语中的“谁”，在徐州市区及西北县份读s声母，在徐州的东南县市读x声母。这岂能用复辅音的分化来解释?

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第118页“绩溪方言的特点”：在绩溪方言中，蟹摄开口三四等字、止摄开口三等见晓组字，因韵母高化从而读为[ts、ts‘、n、s]声母。例如，鸡ts，溪ts‘，系s，牺s，祁ts‘，嬉s，基ts，气ts‘，希s。这种音变就是三四等字的主元音进一步高化造成的，断然与复声母无关。据同书同章第107页“太原方言的内部差别”称：在太原方言中“古晓匣母字城区有文白读的差别，文读声母是[ɕ]，白读声母是[x]”。如“瞎、匣、下、鞋”这些晓匣母字在太原城区的白读声母是ɕ。ɕ是舌面擦音，相当于上古音中的书母，与心母s很接近[351]。这些方言中的证据都是过硬的。鲍明炜《南通地区方言研究》[352]第三章“南通方言语音”称在南通方言中，晓匣母的开二文读与今音细音的字（晓母的三四等以及匣母的开合四等）读为ɕ声母，与今音细音的心母字同声母。据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之36“汝城（南乡）”[353]第668页，汝城南乡方言中的“晓匣在蟹止两摄开口三四等字大都读s”。如：希、系、戏。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第54页，晓母合口三等的“靴”在扬州方言中读suəi。

黄家教、崔荣昌《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354]称：在韶关方言中，“老派读h的，新派念j（个别念h或s）”。

据王辅世《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355]一文的介绍，在湘西的泸溪方言中，古音为晓母的字有的读为s声母和ɕ声母，如“吸（气）”读s声母，“稀、晓（得）、兴（工）、响”读ɕ声母。

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356]中的“方言音系简介”之“武汉话声韵调”，匣母合口的“玄”在武汉话中读s声母[357]。

据李冬香、庄初升《韶关土话调查研究》[358]第三章第25页：晓母“石陂、周田和石塘三四等部分字腭化，腭化后石陂读，周田和石塘读ʃ”。另外据同书同页，匣母腭化后在石陂读ʃ，在周田和石塘读ʃ。这与复声母绝对无关。

在民族语言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音变现象。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359]第四章“词汇”第一节“词汇的构成”第398～402页指出：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词典》中的突厥语词汇与现代的突厥语族词汇有对应关系。其中揭示的有些音变值得我们参考。如：

例一，“五”，在《突厥语词典》中作bäx，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裕固语中作bes。

例二，“绿”，在《突厥语词典》中作yaxïl，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中作jasïl。

例三，“好”，在《突厥语词典》中作yahxï，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中作jaqsï。

例四，“事情”，在《突厥语词典》中作ix，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中作is。

例五，“头”，在《突厥语词典》中作bax，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中作bas。

例六，“牙齿”，在《突厥语词典》中作tix，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中作tis。

例七，“鸟”，在《突厥语词典》中作qux，而在现代的哈萨克语中作qus。

以上七例表明，古代突厥语中的x在现代突厥语中有音变为s的现象。我们并不是用突厥语中音变的例子来比附汉语，只是借此说明在音理上x可以音变为s，而与复辅音无关。在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如“长”，在载瓦语中作xiŋ，在阿昌语中作səŋ[360]。并没有民族语言学者说这是由复辅音分化而成的。据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361]的论述和构拟，古声母x在现代的侗南语中音变为s或ɕ声母，在毛南语、佯僙语、锦语中音变为s或h声母，也没有认为这是由复辅音声母分化而成。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362]第二章“语音”之三“方言土语语音对应规律”第56页指出在傣语方言中：“武定、绿春以s和其他地区的x对应。”例如（只转录声母）：

这些例子都颇能说明问题。在古汉语中的晓母与心母能够直接相通转，在音理上是一回事。

美国学者鲍培《阿尔泰语比较研究》[363]第33页称：满语和鄂温克语的s，与拉穆特语的h相对应。

曾晓渝《论水语声母s-＞h-的历史音变》[364]一文讨论了中古汉语借词的擦音声母心母字水语以h-、ɕ-对应，生母（审二）、书母（审三）字则以s-对应；现代汉语借词的心母以及生母、书母字全都以s-对应。如汉语的“三、散”是心母一等字，在借入水语后是读h-声母。曾晓渝指出现代水语的部分h-声母字是在中古时期由s-演变而来。此文还列举了大量例证表明在侗水语的同源词中，水语的h-声母字在相对应的侗语同源词中是作s-声母。曾晓渝还介绍了法国语言学家Ferlus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东南亚几十种语言中，s-＞h-的音变是非常普遍的，而几乎没有相反的音变现象[365]。

孙竹《蒙古语文集》一书的第11页在论述蒙古族语的方言时提到：在内蒙古方言中的巴尔虎布利亚特次方言的语音中“具有其他土语所没有的喉鼻音h，同其他土语的s辅音相对应”。据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366]第102页“老虎”条，在藏文书面语中是stag，在藏语的夏河方言中是hatχ。这只能解释为声母s→h的音变。

据R.L.Trask《历史语言学》[367]第58页提到的一个例子：西班牙语的mismos→西班牙语方言的mi[h]mo[h]。作者在此书的第58～59页有相当详尽的音理上的阐释，颇有说服力。我们稍稍译述如下：“要特别注意其他的清辅音演变成[h]是经常性的。[h]音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最微弱的辅音，只是稍微带有一点辅音性。从语音学上说，[h]只是不带音的元音，只涉及最低程度的发音。稍稍再弱一点就不能发音了。因此，[h]是个典型的微弱而不稳定的辅音，确实常常脱落。拉丁语的许多词都带有[h]，……（其例不录），但这些[h]在很早的时期就完全失去了。没有一个这样的[h]留存到拉丁语的任何现代形式中。虽然这些[h]有时候还被写出来，如西班牙语的honor和hora，法语的homme（人），但这纯粹是为了存古。这些[h]已经有2000年不被任何人发音了。……”[368]这些音理上的论述确实有价值。在英语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rhetoric、rhotic等单词中的h都是经过弱化而失落了，虽然还是写出来，但都不发音[369]。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370]第48页“h脱落”条称：“在英国英语中，最标准的口音发词首的‘h’如‘head’。但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多数其他口音中，这个位置上的‘h’一般省略。然而，正如从这个变项在挪威奇和布拉德福德中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的那样，地区范围内‘h’发不发音亦不完全一致。……社会阶层越低，‘h’脱落就越多。”

日本梵学大家水野弘元《巴利文法》[371]第五章“巴利语与梵语等的发音和缀字的比较”第60～61页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梵语的、、s变成h。例：；因此→；、；；；、。未来动词的语基结尾辞-ssa，在俗语变成，也变成-āha、-āhi。……又，齿擦音（sibilants=s、、）变成h。其相反的情形，世界到处都可看到。尤其印度雅利安语的齿擦音，在伊朗语变为h。例：asura阿修罗→ahura；Sindhū辛头河→Hindhū；Sarasvatī河名、神名→Harahvatī。”同文还指出：“梵语的、，在巴利语变成ch。”其例不录。据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372]“壮语”章（此章是韦庆稳、覃国生撰）第26页，壮语中的ɣ在有的方言中读作z，这表明舌根擦音与舌尖擦音可以相通。s→h的音变可以从音理上解释为一种“非口腔化（debuccalization）”。据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373]第98页“debuccalized”[非口腔化]条称：“有些非线性音系学模型使用的术语，指缺少口腔部位特征的辅音，如声门塞音或[h]。这种辅音形成的过程称作‘非口腔化’。例如，，[s]＞[h]。”据R.L.Trask《语音学与音系学词典》[374]第106页“deoralization”[非口腔化]条称[375]：“这是指辅音段丧失其口腔发音的过程。例如，在西班牙语中的常见的不位于元音之前的[s]非口腔化为[h]。”其所举一例不录[376]。日本音声学会编《音声学大辞典》[377]居然没有收录“deoralization”一条，实在不应该。

施向东《上古汉语声母s与x的交替》[378]收集了大量的例证以说明古汉语中的s声母和x声母相通和相谐的现象。但是他的解释与我们完全不同，他认为在古汉语中存在着s-前缀的现象。施向东在《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第162页明确认为s声母和x声母之间不能发生直接的语音转变，他说：“认为声母交替是一种在有限范围内的误差。比如谐声中同部位的塞音允许互谐，舌尖擦音和舌擦音可以互谐（李方桂，1971）。但是s-与x-的发音部位不同，上述谐声条例不能说明s-与x-之间的交替。”不过，施向东同时也认为：“但是s-与x-是否也来自复辅音（sx-或xs-）?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他在同书第164页引证了张琨的一篇论文之后说：“我们赞同张氏的观点。上古汉语s-和x-交替的根源在周秦之前的汉语中的s-前缀及其引起的变化。”同书第168页总结说：“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提出如下假设：s-前缀也像其他一些前缀一样在周秦之前的汉语中是确实存在过的。甲骨文字记录了这种语音事实。因此，在卜辞中，声磬同字、丧噩同字、修攸同字、兽嘼同字、获只同字、悔每同字，等等。这些用后代语音无法解释的现象，在引进s-前缀的假设后，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施向东的结论和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施向东此文除了谐声字以外的材料有很多是不可信的，如他以“生”和“降”是同源词，以“”与“忽”为同源词，以“溲”与“朽”为同源词，以“斯”与“”为同源词，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没有理由认为它们都是同源词，而施向东因其为近义词就认为它们都是同源词，这是不可信的。他以“亡”为“丧”的声符则是承袭了《说文》之误[379]。类似的材料鉴别不当的问题在文章中比较严重。至于他所举的甲骨文的例子也没有一条可以证明他的结论和假设，我们不再逐一辨析。我们认为在古汉语中的s声母和x声母之所以能相通和相谐就是因为s声母和x声母之间能够发生直接的音变，并不涉及复辅音和s-前缀的问题[380]。前辈学者黄侃、陆志韦已经说得很明确。讨论过类似问题的学者还有李方桂《上古音研究》[381]、梅祖麟《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382]与《内部拟构汉语三例》[383]。李方桂、梅祖麟也都主张用s-前缀来解释心母与晓母相通相谐的现象[384]，这也是本书所不能赞同的[385]。现代的音韵学者过分相信现在的审音方法，常常未能充分注意古代方言之间可能存在有较大差别的声母之间的音转。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在方法上有一个颇为严重的倾向：过分强调复辅音分化为单辅音，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之间确实客观地存在着的通转现象。主张复辅音声母的学者常常批评主张单辅音的学者滥用通转，动不动就指责“那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如果说滥用声母通转是音韵学上的过分单纯化，那么滥用复辅音来解释声母之间的通转同样是音韵学上的过分单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