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从叠韵互音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我们有时候也应当注意运用其他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异读音。这一节要讨论古汉语音韵学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理：叠韵互音。且举一例来说明这个理论。例如“果／裸”这一谐声材料是见母和来母相谐声的体现。考《说文》：“，袒也。从衣声。裸，或从果。”郎果切。段玉裁注明确称“果”是“裸”的声符，这应无问题。《说文》是把“裸”作为“”的异体字。《说文》中本来有个从“衣”从“果”的字作“裹”，《说文》：“裹，缠也。从衣果声。”古火切。这个“裹”与“裸”在《说文》中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字，虽然二者形式上的差别仅仅在于偏旁“衣”的位置不同[811]。而“裹”是从“果”声的见母字，“裸”是从“果”声的来母字。“裸”的谐声关系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个例子是否能成为构拟复辅音kl的证据呢?我们认为“果／裸”与复辅音kl没有关系。“果／裸”这组谐声字是音韵学中的一条不大为人所知的重要规律——“叠韵互音”的表现。所谓“叠韵互音”就是作为叠韵联绵词的两个字中的一个字的读音可以读成这个联绵词中的另一个字的读音。“裸”从“果”声而读如见母的“”，就是因为古有“果臝”这个叠韵联绵词。“果臝”一词见于《尔雅》的《释草》（“臝”有异文作“裸”），《释虫》作“果蠃”，还见于《诗经·豳风·东山》[812]。“果臝”一词在古书中颇多转语，清代学者程瑶田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果臝转语记》[813]专门讨论“果臝”在古书中的各种不同的变形。“臝”的古音与“”相同。因此我们说从“果”得声的“裸”之所以会读如“”，正是因为有“果臝”这个叠韵联绵词和“叠韵互音”的原理[814]。“果臝”是叠韵联绵词，所以在单用的时候“果”可以读成“臝”和“蠃”，这正是“”（裸）音。“叠韵互音”的理论是黄侃先生在晚年所阐发的重要音韵学原理，黄焯又有所发挥。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00～101页有“叠韵互音”一节，对古代音韵中的“叠韵互音”的现象有重要而精彩的阐释，我们有必要转录其全文如下，并且以“光华按”的形式附上我的意见：

叠韵字往往互音，如“旚”一语，则“膘”可有喉音。（黄先生以小字自注——《说文》：“膘，牛胁后髀前合革肉也。从肉票声。读若繇。”敷绍切。即今之“脂油”油字。光华按，“膘”从票声而读若繇，就是因为有“旚”这个叠韵联绵词，膘事实上是读成了“”音。不过这个例子也可以解释为训读，因为“膘”与“油”意思相近，所以可以训读为脂油的油）[815]。”“裹”“裸”本同字，只二义相反。果、蓏一语之变，特散言有分尔。《周礼·龟人》：“东龟曰果属。”《释文》“鲁火反”。注“臝”同，注云“杜子春读果为臝”（光华按，这个例子是典型的叠韵互音，我们上文已经指出古有“果臝”一个联绵词，所以“果”可读成“臝”）。《仪礼·丧服》注“垒墼为之”。《释文》“古狄反”。刘“薄历反”。此皆叠韵互音之理。《说文》“墼，令适也”。“甓，令甓也。”《诗》“中唐有甓”。《传》云“甓，令适也”。墼、甓互训，故昌宗“墼”音“薄历反”，而读为“甓”也。（光华按，“令甓”的“令”在古书中多作“瓴”。黄侃先生此例不妥当。因为叠韵互音的原理只能适用于“叠韵联绵词”，而不是凡同韵的字都可以有叠韵互音现象，否则“叠韵互音”会被滥用，而且会与通假字的现象相混同，因为同韵的字有可能是通假字。由于古书中并没有“墼甓”或“甓墼”这样的叠韵联绵词，因此这不属于“叠韵互音”。刘昌宗把“墼”注音为“薄历反”，是因为刘昌宗所见到的版本原文是作“甓”，而不是作“墼”。在《经典释文》中，这种体例非常明显，类例很多，本书有专节讨论这种异读现象，这实际上与音变无关，不能与叠韵互音相混）《左传·宣七年》“庶有豸乎”?杜注“豸，解也”。段玉裁曰：“古多假豸为解之，与解古音同部，是以训解。”按“解、”为叠韵，叠韵互音故也（光华按，黄先生此例不妥当，此例与叠韵互音无关。杜注《左传》的“解”也就是“獬”。这个词又写作“獬豸”，是叠韵联绵词。杜注是以联绵词中的一个字去解释另一个字，在《说文》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黄先生的解释不能成立）。《公羊·僖十六年》：“闻其磌然。”《释文》“之人反，又大年反，声响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按以“平、便”通字（黄先生自注——《诗·采菽》“平平左右”，《韩诗》作“便便”。《书·尧典》“平秩东作”。《史记》作“便程”）证之，“平”古音亦跨“先”部，真声字有唇音，亦叠韵互音之理也（光华按，黄先生此例也不妥。“磌”，《经典释文》又音“八耕反”，这是说“磌”有异文作“砰”，《经典释文》已经明说“本或作砰”。因此，此例与叠韵互音无关）。《论语·先进篇》“屡空”，《释文》力从反。钱大昕曰（《竹汀日记钞》卷一）：“阅谈平阶《读论语》一篇云《释文》‘屡空’，力从反，似‘空’有‘龙’音。按，‘空’有‘龙’音，以‘豅谾’同字说之则解矣，龙亦有喉音，龚龏是也。”[816]焯按：叠韵互音之理，在音学上必须诠明，此为先叔晚年所阐发者。余偶涉猎诸经传，于《诗·采菽》“优哉游哉”，《韩诗外传》八“游”作“柔”，“优游”连语，“优柔”亦连语，此亦叠韵互音之证。《尔雅·释木》“瘣木”，《释文》“瘣”，郭“虚罪”反，施“胡罪”反，盖“瘣”读如“磊”，亦叠韵互音。犹状山形曰峞，亦曰峞也（光华按，此例为我所不解）。《释虫》“蜉蝣”，《释文》“蝣”，郭音“由”，本又作“”，谢音流，亦、蝣互音也。《庄子·庚桑楚》“内韄者不可缪”。《释文》“缪，又音稠”，是“绸、缪”互音也（光华按，“缪，又音稠”确实可以理解为叠韵互音，因为古语有叠韵联绵词“绸缪”）。《外物》注“视之儡然”，《释文》“儡”，律悲反[817]；旧鱼鬼反，又鱼威反”。傀儡连言，此读儡为傀，亦叠韵互音之证（光华按，此例正是叠韵互音。旧音“鱼威反”是表明原文有异文作“巍”。这里的“鱼鬼反”是表明原文有异文作“嵬”）。再考之《方言》，如“，抌、推也。沅涌幽之语或曰挡”（卷十）。郭注：挡音晃。按《广韵》挡字注云“挡捶打”，是“挡”本连语（光华按，这应该是典型的叠韵互音）。又“蜉”（卷十一），郭注“浮由”二音。“喛”（卷十二），郭音“段”（黄焯先生注——《广韵》廿九换“喛，火贯切”）。喛、段同在换韵，此皆叠韵互音也（光华按，此确为叠韵互音，但黄焯先生错讲了理由，并不是因为“喛、段同在换韵”就可以“叠韵互音”，而是二者必须是叠韵联绵词才有可能叠韵互音。考《楚辞·离骚》有叠韵联绵词曰“婵媛”，其辞曰：“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洪兴祖《补注》“婵媛”音“蝉爰”。而“婵、蝉”的古音为禅母，上古音读与定母相近，“段”的古音正好是定母。因此，由于古有叠韵联绵词“婵媛”和“叠韵互音”的原理，所以“喛”可以如郭注音“段”。由此也可见要确证“叠韵互音”的具体读音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确定）。他如《类篇》：“目部眦睚，牛懈切，又仕懈切，或作睚眦，此亦叠韵互音也。”（光华按，此例确为叠韵互音，否则不能解释）

凡此可见“叠韵互音”的原理可以解释古汉语中的一些特别的注音，但是要确定是否属于真正的“叠韵互音”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不能认为只要是叠韵字就有可能互音。“叠韵互音”必须以叠韵联绵词为前提，我们千万要防止滥用“叠韵互音”的理论，以免把不是“叠韵互音”的语音现象错误地解释成“叠韵互音”。黄侃是“叠韵互音”理论的首创者[818]，黄焯是其理论的重要阐发者，而这两位学者都错误地把一些不是“叠韵互音”的材料当成了“叠韵互音”。足见发现原理是一回事，正确地运用原理是另一回事，二者的完美统一是很困难的。

我们谨慎地运用叠韵互音的理论有时可以解释一些疑难的音韵问题，而不必与复声母发生牵连。

例一，《说文》：“姰，钧适也。男女併也。从女旬声。”居匀切。《康熙字典》第260页也注为“规伦切”。有的学者就利用“姰/旬”这个谐声材料来构拟汉语的复辅音声母zk或sk。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说文》明确认为“姰”是从女旬声，其本音没有理由读为见母。事实上，“姰”确实还有心母一读。《广韵》有“相伦切”一音，《集韵》有“须伦切”一音，都是心母音。《说文系传》的解释中有“读若旬”三字，则为邪母音。段玉裁注本就采取《系传》的文本。我们认为邪母或心母才是《说文》中的“姰”的本音。而且在各本《广韵》中并没有“居匀切”一音。那么“居匀切”一音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很有可能《说文》这里的原文在传抄中有脱误。《说文》原文应该是：“姰，姰钧，适也……”[819]原文脱漏了一个“姰”字。这种情况在《说文》中比较常见，因为第二个“姰”在六朝以后的写本中一般是写作重文号，在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字的残卷中颇有这样的例子[820]。这样的重文号所以很容易在传抄中脱落，以至于清代的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其名著《十驾斋养新录》[821]中认为《说文》有连上篆读的体例。实际上，文字学家们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地认为《说文》中并没有钱大昕说的“连上篆读”这样的体例，而是正篆下面紧接着它的隶书由于往往被写作重文号，从而容易脱落。这就造成了《说文》有“连上篆读”的假象[822]。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规律认为《说文》“姰”字下本来应该还有一个“姰”，由于被写作重文号，所以在传抄中脱落了。《说文》原文的“姰钧”应该是一个叠韵联绵词，而不当分割开来让“钧适”组成一词。由于“姰钧”是一个叠韵联绵词，根据我们所介绍的黄侃先生提出的“叠韵互音”，则“姰钧”中的本来是心母的“姰”可以读成叠韵联绵词“姰钧”中的另一个字“钧”的读音，这就是“居匀切”之音。我们还认为这样的注音很早就存在，而且与避汉宣帝刘询的讳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汉代人才用了“叠韵互音”的注音方法。我认为这就是邪母或心母的“姰”读为见母的“居匀切”的原因，而这与任何复辅音声母都没有关系。

例二，裘锡圭先生《关于<孔子诗论>》[823]认为上古音中存在明母和影母相通的例子，列举有“瀴”字既有影母音，也有明母音为例子[824]。我们认为裘锡圭所举此例不当。考“瀴”字本来只有影母音。其明母音是后起的。其来源可考。考《文选》卷十二《海赋》：“经途瀴溟。”李善注：“瀴溟，犹绝远杳冥也。”其中的“瀴”音“乌冷切”，是影母。但据《文选》此文可知古有叠韵联绵词“瀴溟”。根据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讨论的“叠韵互音”的原理，“瀴”可能滋生出“溟”这个音来，这与任何音变都无关系。更考《广韵》上声四十一“迥”韵，“瀴”和“溟”二字紧密相连，完全同音，都是“莫迥切”[825]，这肯定是“叠韵互音”的原理造成的。因此，《广韵》把“瀴”注音为“莫迥切”，这实际上不是“瀴”字的本音，而是“溟”字的读音。这只是因为古有叠韵联绵词“瀴溟”，所以才把“溟”字的读音转移到了“瀴”字上。这个异读音不能成为明母和影母相通的证据[826]。

例三，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827]第132页在构拟上古汉语的复声母kl-的时候，所根据的材料有“鬼”。“鬼”是见母，而是端母。今按，考《集韵》有“虎猥切”，则是晓母音；又音“胡隈切”，则是匣母音。这才是的本音。《广韵》上声《十四贿》音“都罪切”，是端母音，有异体字作“”。而是叠韵联绵词，于是可以发生“叠韵互音”的现象。本为晓母音的读成端母的“都罪切”实际上是读成了音；而又有“呼罪切”，实际上是读成了音。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第764页力主这是复辅音现象，并且批评周祖谟的观点：“《广韵》中之叠韵连语，其下字间有音变而与上字为双声之说。”其实周祖谟先生此言正是黄侃先生的“叠韵互音”的理论，虽然周先生也许没有注意到黄侃的论著。而余迺永先生显然不懂得“叠韵互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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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卷一《古谐声说》。

[2]古人的著作如《颜氏家训·书证篇》、《颜氏家训·杂艺篇》、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焦竑《俗书刊误·论字易讹》等诸多文献都讨论了文字的讹俗变迁的现象。

[3]如《说文叙》：“诸生竞说字解经谊（光华按：原本作‘諠’，当为‘谊’之误。今遍检晋代以前的文献，没有‘諠称（或宣称）’一词。整部《四库全书》只有《说文叙》一处用‘諠称’。其余的后代的六部书只是引用《说文叙》的‘諠称’。可知当如段玉裁所说‘諠’为‘谊’之误）。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光华按：《四部丛刊》本‘持’为‘时’）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魏书·江式传》：“后（许）慎嗟时人之好奇，叹儒俗之穿凿，惋文毁于誉，痛字败于訾，更诡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

我们在此列举一点参考材料：从文献上宏观地看我国古代文字形体的变迁，从先秦到唐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九个阶段（不包含甲骨文这样的古文字）：

第一，上古时的演变。《说文解字叙》：“以讫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魏书·江式传》：“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籀书》。”《汉书·王莽传上》：“《史篇》文字。”注引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师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书也。籀音直救反。”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第48～51页力证籀文确实是西周宣王时代的字体，旧说不可废，明确批评了王国维、唐兰的观点（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第一章也附和王国维之说，认为史籀非人名）。实则，陈梦家《尚书通论·古文考略》就早已批评王国维之说。陈梦家在书中称王国维“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史籀篇》是西周晚叶的官定字书，上承殷与西周的官书形体。故就《说文》所存录者与卜辞、金文相比较，则籀文同于殷卜辞、西周金文者十之八，同于东周金文者十之二。……大篆《史籀篇》是殷王室卜辞和西周王室诸侯金文相承的官书”。陈梦家自称此文是录自他1939年所写的《中国文字学讲义》一书。而后来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陈梦家的这种论述（光华按，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已经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另外，根据近来李家浩先生的论证，《说文》中所录的籀文与西周厉王、宣王时的金文在形体上较接近，而与春秋战国时的文字之形有所不同（李家浩先生之说是依据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说文解字概论”课程的讲义，尚未发表）。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章第二节“籀文”引据有唐兰之说，也称“籀文”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旧说不可轻易否定。高亨《史籀篇作者考》（《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年）也批评其师王国维之说，认为“史籀”确实是周宣王时候的太史，在《诗经》中有类似的记录。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洪诚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3页注解[30]也不同意王国维之说：“王氏臆测之说，可作参考。”李学勤先生在《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引证了陈佩芬的一篇论文，也主张旧说不可轻疑。另外如《颜氏家训·书证篇》：“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这是说《说文》、《尔雅》、《三苍》中的字已与之前的古字不同。

第二，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礼坏乐崩。春秋时各国已渐渐流行有自己特色的文字。《晋书·卫恒传》载卫恒《四体书势》曰：“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有曰：“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一书也认为在春秋中期时，秦系文字与东方各国文字已经颇有不同。

第三，战国时各国文字有所不同。《说文解字叙》：“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魏书·江式传》：“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王国维《致容庚》[《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22页称：“此外如燕齐之陶器、各国兵器、货币、钅尔印不下数千百品，其文字并讹变草率，不合殷周古文，且难以六书求之，今日传世古文中最难识者，即此一类文字也。”

第四，秦始皇废古文，李斯等改易史籀，作小篆。又有隶书（《鲁国尧自选集》中的《隶书辨》力证“隶书”一名乃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开始使用，东汉以前未有此名）。从此，秦系文字独传后世。《说文解字叙》：“（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隶书出，古人造字之意渐亡。《周书·艺术传·赵文深传》：“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文深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及冀俊而已。……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可见古人已经注意到“隶书纰缪”。我们这里有必要稍稍提及隶书的起源问题。隶书的起源远在先秦，并不晚于小篆。且略举数证：《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有曰：“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水经注》卷十三则认为是王次仲发明隶书而不是程邈，其文曰：“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苍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卫恒《四体书势》却说：“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颜氏家训·书证》：“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灭，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也是隶书。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出土了一件战国木牍，上有三行隶书。据考证，此墨写隶书为战国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所作。杨宽《战国史》第十二章“战国时代文化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还引用了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时期的刻有“泠贤”二字的玉玺以及战国后期秦国的“高奴禾石铜权”的铭文（此为隶书字体），杨先生推断说：“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这些都是隶书远在先秦就已经存在的证据。朱德熙先生《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见《朱德熙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亦曰：“实际上广义的隶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楚国竹简上的文字，有的写得很草率，结构和用笔都已有隶书的意味。拿秦国文字来说，许多兵器上的铭文写的比较草率，这种文字虽然还没有根本改变篆文的结构，但是已经出现了向隶书过渡的明显迹象。”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隶书的形成》对于“隶书”形成于战国时期有详细的论述。李学勤先生《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也论证了秦的隶书的形成应在战国晚期。主此说的还有刘又辛等《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第五，汉代继续使用秦系隶书文字，且又发展出了草书。《说文叙》：“汉兴有草书（徐锴曰：案，书传多云张并作草。又云齐相杜探作。据《说文》，则张并之前已有矣，萧子良云槁书者。董仲舒欲言灾异，槁草未上即为槁书。槁者草之初也。《史记》‘上官夺屈原槁草’。今云汉典有草，知所言槁草是创草，非草书也）。”《魏书·江式传》：“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有后汉赵壹的《非草书》，对汉代的草书颇有攻击。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一书认为在战国时的楚国文字中已有草书萌芽的现象。（这里的“草书”完全没有书法艺术的性质，而是文字正体结构的草率讹变。因此乃是文字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书法的问题）汉代的学者往往用会意字的方法去分析文字的结构，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已见于《说文解字叙》。又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桓子《新论》曰：“淮南王之子娉迎道人作为金银。又云：字金与公，鈆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另，东汉时俗字的大量出现恐与纬书也有密切关系。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七《纬字论》称：“汉人言谶纬非圣人所作，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贻误后生。”俞正燮此文论述很精彩，抨击了纬书专用会意解字法。《隋书·经籍志》：“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许慎《说文叙》所批评的俗儒俗字或许多是针对纬书而发。邓廷桢《双砚斋笔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256～257页对篆书变为隶书后的世俗解字多有批评。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中华书局，2007年）卷三“《汉杨孟文颂碑》”条也注意到俗字的问题：“古人云：‘字体坏于六朝，至隋唐而益甚。’予案汉碑俗恶之字正不少，而《汉司隶校尉杨孟文颂》俗写最多。”此文举例甚多。现代学者讨论俗字的论著尤多。

第六，王莽改制时期，对文字也颇有改变。《说文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魏书·江式传》：“及亡新居摄，自以应运制作，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

第七，曹魏时期的古文，字形又有变异。《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有曰：“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魏书·江式传》：“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晋书·卫恒传》录卫恒《四体书势》有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

第八，晋以后，俗书大兴，文字的形体结构再变。《颜氏家训·书证篇》：“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颜氏家训·杂艺篇》：“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魏书·江式传》：“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釐改。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文心雕龙·练字》：“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

第九，北魏时，魏太武帝颇制新字。《魏书·帝纪四》称北魏太武帝“初造新字千余”云云。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曰：“‘巧言’为‘辩’，‘文子’为‘学’。宋景文云：此后魏、北齐里俗伪字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魏新字”条有所考证，其文曰：“《高宗御诗初集》卷二十三注云：‘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颁为楷式。花之从化，当昉于是时。’谨案，《魏太武纪》‘随时改作’，又云‘制定文字’。其时崔元伯、崔浩实与著作。《周书·黎景熙传》云：‘从祖广，太武时为尚书郎，善古学。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元伯受字义，又从司空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字相异。’则新字兼改篆法。《赵文深传》云：‘太祖命文深、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则周篆又依《说文》。今石鼓与籀文不合，又与《说文》有异，是新字篆魏太武时物。马定国谓宇文周时物，宇文周时复用《说文》，石鼓不尔也。”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第977～980页对古代的“俗字”的有关情况作了一些概述，可以参看。另可参考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的第五章“字体变异的原因”专门讨论了字体在汉字发展史上的演变的各种原因，比较详尽，可以参看，此不录。陈梦家此书虽然写作年代较早，但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刘又辛等《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也很注意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但有些地方反不如陈梦家之书有启发性。

[4]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

[5]黄侃箋识，黄焯编次：《广韵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黄侃先生还有一本专门的《正字初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讨论古代文字中的正字、借字、俗字、别字、后起字、讹字等问题。

[7]杨树达著，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8]这里转录几个裘先生举的例子，如“泰”本是从“大”声，“贼”本是从“则”声，“布”本是从“父”声，“志”本是从“之”声，“寺”本是从“之”声，“那”本是从“冉”声，“细”本是从“囟”声，“龛”本是从“今”声，“蛋”本是从“延”声，“查”本是从“且”声。诸如此类，从现在的汉字结构上已经看不出原篆的声旁。

[9]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中也可能会有误字，参看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如《诗经·简兮》：“山有榛。”阜阳汉简本《诗经》“榛”作“业”。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见《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认为汉简本《诗经》的“業”当是“”的错字，而“”正是“榛”的假借字或异体字。《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编注者常常指出睡虎地秦墓竹简本身有不少的错字。裘锡圭《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商榷八则》（《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中的第七则也有同样的论述。从古文献来看，上古时期就已经有错字，这已无可置疑。典型的例子如《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东汉大儒郑玄在三礼注、《毛诗》笺中都有“字之误”这样的术语，表明郑玄看到的经书就已经有不少的错字。我们这里从正史中略举数例：《史记·天官书》：“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索隐》：“化当为讹，字之误耳。”《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葴持若荪。”师古曰：“葴，寒浆也。持当为符，字之误耳。”《后汉书·丁鸿传》：“间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注：“《东观记》亦作‘先节’，俗本作‘失节’，字之误也。”《隋书·王劭传》：“《易稽览图》：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谨案：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者，‘贫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三国志·向朗传》：“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注：“臣松之案：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后来清代大儒王念孙《读书杂志》也常常用“字之误也”这样的术语来校勘古书中的错字。清代学者沈廷芳著有专门的《十三经注疏正字》（收入《四库全书》），又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匪由勿语。”郑玄笺：“勿犹无也。……其所陈说，非所当说，无为人说之也，亦无从而行之也，亦无以语人也。”段玉裁《诗经小学》称：“按郑笺，则‘匪’字本作‘勿’，后人妄改‘勿由’为‘匪由’，与上匪言、勿言成偶语耳。”而汉石经《鲁诗》正是作“勿”。段玉裁之说得到了汉石经《鲁诗》的证实，足见段玉裁学术之精（另可参看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老子》七十九章：“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其中的“左”字，马王堆帛书乙本作“左”，甲本作“右”，二者虽同为上古文献，然必有一误，当以作“右”为确。《老子》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夫物”在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天物”，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以为当从今本作“夫物”，我以为当从帛书本作“天物”（“夫”与“天”在古文字中形近易误）。考《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说苑·修文》：“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后汉书·皇后纪十上》：“未有内遭家难，外遇灾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皆为“天物”用例。

[10]在文字学中，俗字的产生应该很早。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甚至主张甲骨文就是一种俗体字，而金文属于正体字；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学卷》“埃及圣书字”条：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分为碑铭体、僧侣体和大众体，其中以前二者的时代较早。而碑铭体是庄严字体，僧侣体是草书字体。在第一王朝时期正草两体并用，不分僧俗。到公元前3世纪，草体主要由僧侣用于宗教写经，因此称僧侣体。僧侣体好似狂草，在外形上与碑铭体很不相同。

[11]（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12]潘悟云：《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

[13]高明编：《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2年。

[14]高明、葛英会编著：《古陶文字征》，中华书局，1991年。

[15]这个字从古文字字形来看，可以隶定为上下结构，也可以隶定为左右结构。《古文字类编》隶定为左右结构，《古陶文字征》隶定为上下结构。

[16]潘悟云在引用古文字的时候一般不注明所根据的材料和文献，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17]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18]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381～382页。

[19]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七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3567～3568页。

[2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3355页。

[21]周法高编撰：《金文诂林补（第三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1510页。

[22]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1506～1507页。

[23]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页。

[24]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121页。

[25][日]高田忠周纂述：《古籀篇》，台湾大通书局，1982年，第31～32页。

[26]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七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3570页。

[27]《释名》一书，学者们公认为以声训为原则，其中以双声为主，往往也是叠韵。王国维《观堂别集》卷四“《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引沈曾植之言曰：“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其双声释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44～145页“释名”条称：“《释名·释采帛》篇云：‘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按《释名》一书，皆以声音为训。‘白’之与‘启’，声尤不类，当作‘白，判也，如冰判时色也’。《诗》‘迨冰未泮’（光华按，见于《邶风·匏有苦叶》）。《毛传》‘泮，散也’。盖泮为判之假借。‘白’与‘判’音近，‘白’有明辨谊，万物至曙而始辨，五色至白而始分。判者辨也、分也，故‘白’之谊引申为辨白，为告白，如史传所言事得白，以状白事之类是也。雪者至白之物也，故曰昭雪，曰洗雪，雪者白谊之引也。”李慈铭的这段论述是正确的，无懈可击。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21页“白，启也”条下的疏证曰：“先谦按，……白、启声不近，俟考。”可知一代大儒王先谦当年没能看到李慈铭的这条读书记。不过，《释名》有时也纯取叠韵，不见得都是双声。

[28]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29]我们之所以不直录裘先生原文是因为原文所有的甲骨文和金文难以用电脑打出。

[30]（唐）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31]裘锡圭先生告诉我在战国文字中很可能就有“麻”音。实则，黄侃述《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65页称：“麻与同。”

[32][日]藤堂明保编：《学研汉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1981年，第1316页。

[33][日]镰田正、米山寅太郎：《新汉语林》，大修馆书店，1989年，第1087页。

[34]只有小川环树《角川新字源》（角川书店，2006年）第999页根据《说文》认为“造”是形声字，从“告”声。

[35]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七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0178条。

[36]关于汉字中的双声符的情况，可以参看陈伟武《双声符字宗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氏此文提到的有关文献比较详细；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实，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早已注意到：“古故有一字二声之字。”

[37]郭沫若：《金文丛考》，《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

[38][日]高田忠周纂述：《古籀篇》，大通书局，1982年，第14页。

[39][日]尾崎雄二郎等编集：《角川大字源》，角川书店，1993年，第1746页。

[40][日]小林明信：《新选汉和辞典》，小学馆，1985年，第1037页。

[41]本来不是“告”字，这里暂时从原文作这样的隶定。

[42]收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剑此文很长，其结语较简明。其书第100页略谓“造”所从的声符与“告”不是一个字，而是“草”的象形初文，在甲骨文中用作时间名词时读作“早”。而“草、早”都与“造”古音相通，可以用作“造”的声符。

[43]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74页图30。

[44]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语言研究的务实与创新——庆祝胡明扬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401～402页。

[45]“遗”是以母字，以母上古与舌音关系密切，姑且算舌音。

[46]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8简。

[47]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2、29简。

[48]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乙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0简。原竹简残片第20号，李家浩先生（《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缀合。文载《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49]陈剑先生说，据金文的字形，“遗”字所从的声旁或许就是“遗”的表意初文，像有物从双手间遗落。

[50]（清）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426～427页。

[51]在六朝时，“谷”已经有见母一音了。

[52]根据顾炎武此文的论述，“谷”还有平声一读，也是余母。顾炎武曰：“杨慎曰：《汉书·艺文志》‘鬼谷区’三篇。师古曰‘即鬼臾区’。今本误作‘鬼容区’。”还说：“上声则音与。”

[53]由于在古汉语和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人”有时候可有可无，并不影响字义和字音。所以在古文字中，“俗”有时可以作为“谷”的异体字来使用，相当于“谷”增加了“人”这个偏旁，然而音义皆与“谷”相同，与风俗的“俗”是异字同形。何琳仪先生《战国古文字典（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346页就指出战国时代的燕国玺文中的“俗”字作为姓氏的时候是“谷”的异体字。我们认为这纯粹是文字学的问题，与音变无关。

[54]《汉书》此言被古代学者广泛引用，如《左传》杜注、《后汉书》李贤注、《诗经》孔颖达疏。

[55]《荀子·解蔽》：“由俗谓之道，尽嗛矣。”杨注：“俗，当为欲。”

[56]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认为上古音中的余母是r，邪母是rj。钱玄同等学者认为邪母上古音读如定母，而自从曾运乾以来一般学者也认为喻四归定。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上古音中的余母与邪母音近可通。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也早已主张喻四与邪母上古音相近可通。何九盈先生《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赞成林语堂的这个主张。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附注9列举了《说文》中的以母（即余母）与邪母相谐声的形声字共27个。

[57]（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7页。

[58]《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中的“欲”就是写作“谷”。

[59]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作为偏旁的“公”与“谷”可以互换可能有两种情况：1.根据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论述，在上古音中喻四与见母本来就是可通的，例证甚多。而且“公”与“谷”在韵母上是东部与屋部的阳入对转；因此，“公”与“谷”作为偏旁可以相通而互换，但是以作“谷”为更古的形式。这种解释的可能性最大。2.据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的考察，上博简《缁衣》五“君好则民之”。与此相对应的郭店简本《缁衣》作“君好则民欲之”。今本《礼记·缁衣》作：“君好之，民必欲之。”裘锡圭指出上博简中的“”当是“谷”的错字。而我们进一步认为“口”与“厶”在文字学上很容易相混，因此“”有可能进一步被误为“公”。这样一来，“谷”就被误成了“公”。这是从“”字形的讹变上作出的解释。在《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有七个从“宀”从“”的字，都读为“容”。不过，我自己倾向于第一种音理上的解释。《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有一个“伀”字，读为“容”。更可证在战国时代确实存在“容”或“谷”有“公”作异体字的现象。

[60]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87页。我认为“容”从“公”应该是战国时代楚系文字的特征，不是秦系文字的现象。上博简和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竹简中都有“容”字从“公”，不从“谷”。另参看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9页“容”字条。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容”条称：《古玺汇编》第1069页所录的“容”也是从“公”，《信阳楚简》的“榕”所从的“容”也是从“公”。董莲池明确称：“可见‘容’本从宀，公声。迄今所见战国前古文字，‘容’无从谷者，篆从谷甚为可疑。古文字从宀从穴每无别，因疑篆文‘容’本是从穴公声之字，许慎云‘从宀、谷’，不可从。”光华按，董莲池的这些分析本有见地。只是我认为“容”从“谷”是秦系文字的写法，以“谷”为声符，颇合上古音韵；而楚系文字的“容”以“公”为声符，则是在战国时代的楚系文字中已经存在余母读为零声母的现象，影母与见母可以相通。在战国的秦系文字中，余母和见母不能相通，或者是“公”在战国楚系文字中有余母的读音，所以一些邪母东部字可以用“公”作声符。附带指出：董莲池在这里犯了一个音韵学上的错误，他把“容”说成“中古音是喻三，上古隶匣”，这恐怕不是偶然笔误。“容”的中古音是喻四，上古音与定母、邪母相近。其与见母相通是另外一个音韵学问题，不是匣母和见母相通的问题。

[61]“容”也是从“谷”得声。“容”的上古音为东部，“谷”的上古音为屋部，是严格的阳入对转，且二者都是余母。

[62]在古代的训诂学中，“颂”与“容”有声训关系。本来，“容貌”的“容”的本字是“颂”，后来因为古音通假关系而写成了“容”。参看《说文》“颂”字的段注。《文心雕龙·颂赞》：“颂者，容也。”《释名·释言语》：“颂，容也。述说其成功之形容也。”在古文献中类似的声训材料多得数不胜数，详细的文献引证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95页，我们不再一一引述。

[63]在上面（例八）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这里引述的《说文》中的“颂”也是有“余封切”和“似用切”二音，也就是有余母和邪母二音。实际上在上古这两个音是非常相近的。

[64]“谷”读余母可能是战国时期六国文字的读音，而秦篆读见母。汉代人一般是沿袭了秦系文字的读音（当然，六国古文字的读音也没有完全失传，往往保留在汉代的方言音中），所以才发生将见母的“谷”变换为“公”的现象。不过，根据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论述，先秦时的余母也有可能与见母发生通转关系。

[65]今本《说文解字系传》确实是作“否亦声”，与桂馥所引不同，或许是版本不同，或许是桂馥误引。但桂馥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66]《康熙字典》第184页引述了《广韵》此文，而文字稍有不同。我们这里据《广韵》原文引述。

[67]这可以解释为“异字同形”。这在古汉语和古文字中极为常见，本章后面有专节讨论“异字同形”的现象，可以参看。

[68]“音随形变”的现象出现得很早，在中古时期已经比较普遍。我们这里从《水经注》中引述一些例子。《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条：“《地理风俗记》曰‘扶柳县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故县也’。世以为‘五梁城’。盖字状致谬耳。”《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条：“东径洧阳故城南。俗谓之复阳城，非也。盖‘洧、复’字类，音读变。”《水经注》卷二十四“瓠子河”条：“《地理志》‘千乘有延乡县’。世人谓故城为‘从城’。延、从字相似，读随字改，所未详也。”《水经注》卷二十六“巨洋水”条：“城东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谓之‘凡山’。县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类，音从字变也。”《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条：“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另可参看张永言《郦道元语言论拾零》（《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张永言先生此文对“音随形变”的现象已经有所注意。与此相对的是“字随音变”。如《广韵》“瞒”字注：“曹操一名瞒，又姓，《风俗通》云：瞒氏，荆蛮之后，本姓蛮，其枝裔随音变改为瞒氏。”《广韵》“何”字注：“又，姓，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后封于韩，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

[69]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附注4透露出了当初管燮初和邵荣芬两位先生面对“咅”字既读透母音，又与唇音字相谐声这一现象时的困惑。

[70]有的学者，如邵荣芬等人对“穴”的形声关系就感到困惑。

[71]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72]葛信益：《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73]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把帛书中的“矝”一概写成“矜”，实为不妥。

[74]段玉裁注认为注释中的“临”为衍文。可备一说。

[75]陈初生编纂：《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76]《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第1122页“临”字条引用高田忠周之说认为金文“临”所从“川”是表示“水”。

[77]光华按，《金文诂林》引林义光《文源》已经指出小篆“临”字所从的“品”是金文字形的变体，在金文并非“品”字形。

[78]《说文》：“霝，雨零也。从雨，象形。《诗》曰：霝雨其濛。”郎丁切。光华按，今本《说文》“霝”字的解说中只有一个。依据《说文》的体例，似乎应该重叠一个。有的学者据大徐本《说文》断句为“从雨，象形”，似不可取。无论如何，“霝”是会意字，不是形声字，并非以“”为声符。《说文》中以“霝”为声符的形声字颇有一些。

[79]参看陈初生编纂《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0～223页，所排比的金文甚多。无论是“龠”字还是从“龠”的字都是如此，绝不从“品”。陈初生在第220页称：龠“《说文》谓从品、侖，不确”。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一册第805页“龠”字条也有很详细的讨论，“龠”在古文字中绝不从“品”，从“品”乃是小篆中的讹变。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83页“龠”字条也有明晰的考论。日本学者白川静《字统》（平凡社，1984年）第828页“龠”字条也稍稍提及甲骨文中的“龠”是从两“口”的象形字，也举出了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然从古文字角度所论不如我国学者详细。

[80]古文字中的通假材料参看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785页“林”条。

[81]（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92年。

[82]（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

[83]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17页。

[84]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收有《廖平蒙文通卷》，此书的“蒙文通卷”前有蒙默的《蒙文通先生小传》。此文称一代鸿儒刘申叔先生曾对蒙文通说：“大徐本《说文》的许多会意字在段注中被当作了形声字。”

[85]此说为钱大昕所驳斥。但是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二）》“释‘元’”也释“元”为会意字。论证坚实，足以反驳钱大昕之说。

[86]但是现代古文字学家中还有人不注意段玉裁的论述，把“赓”当作从“庚”得声的形声字，如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4271～4272页就是。容庚《金文编》第438页也认为“赓”是从“庚”得声的形声字，不信《说文》。

[87]第二篇“徐锴之系传”章。

[88]实则段注本不确。

[89]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0页。

[90]关于“豐”的结构关系的分析，胡培翚《仪礼正义（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07页引胡承珙之言也认为不成字，不是“豐”的声符。胡承珙引述戴侗《六书故》引唐本《说文》：“豐，从豆从山，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94年）第412页“豐”字下也有详注。此不多引。

[91]陆志韦《古音说略》第一章“哪些字是形声字”一节。

[92]不过，现代学者多认为“信”是从“人”得声，与唐兰所说相反。考《老子》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正作：“与善信。”可证“信”与“人”音近可通。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桐乡徐氏印谱》序”已经明言：“信字本从言人声，千字亦人声，故亦得从千声。”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也认为“信”从“人”声。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24页提到战国文字有一个左“言”右“仁”结构的字，认为此字是“信”字繁文。这个字分明是以“仁”为声符。这个例子也说明“信”与“人、仁”古音相通。

[93]再举一例：《说文》：“载，乘也。从车声。”作代切。从“”声的“载”是精母字，但是《说文》：“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声。”都代切。“戴”也是从“”声，却读端母。这组材料被有的学者利用来构拟复声母。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戴”可能是以“異”为声符，而不是以“”为声符。“異”是喻四声母，上古音与舌头音相通，因此可以作为端母的“戴”的声符。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往往还表意。“戴”所从的“異”就不仅仅是表音，而且还表意。“戴”所从的“異”为“益”之借，所以《说文》称“戴”的意思是“分物得增益”。这样分析颇与文字学相合。

[94]例如其书的“形声字”一章。

[95]耿振生先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并有所举证，可以参看。

[96]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97][日]诸桥辙次主编：《广汉和辞典》，大修馆书店，1982年。我国学者王继如《训诂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有专文对《广汉和辞典》予以介绍和简评。

[98]黄侃《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称“”是伴侣之伴的本字。

[99]1934年，张世禄翻译为《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1937年）。后来又有聂鸿音的翻印本。

[100]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

[101]镰田正等《新汉语林》也认为在甲骨文中，“桑”是象形字。

[10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

[103]就是象形字的一种。

[104]我们这里附带说一下《说文》中的一条体例。考《说文》之义例，540部首中的每一部首在其所隶属的各字中，其部首一般不能作为声符。这是《说文》的一条规律（也有个别例外，后有说）。今举一例：户部下共有“扉、房、戹、扇、扃、扆”等九个字，此九字均不从“户”得声。而从户得声的字如“扈”却不在户部，而在邑部。“所”从“户”声，也不在户部而在斤部。再如《说文》“黑”部所隶属的许多字如“黔、黕、黗、党、黚、黛、黝、点、黟、黵、黩、霉、黱、黳、黮、黜、黪、黸”等无一从“黑”得声。我们搞清楚了《说文》的这条通则，就会更加明白高本汉以叒部的“桑”从“叒”声是错误的。这条规律还有助于我们澄清《说文》自身的一些问题。如《说文》口部与不部均出现“否”字。学者们多不能辨析（如段玉裁注称“否”不能出现在口部，而应在不部）。而按照《说文》的这个规律，就很容易断定“否”字只应收在口部，不可见于不部，因“否”是从不得声。这样一来，不部就没有隶属的字。实际上，据《说文》：“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一犹天也。象形。”既然“不”是“从一，一犹天也”，那么“不”字就没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部，而应当隶属一部。这样才更加符合《说文》自身的通例。当然，即使只剩一个“不”字，也无所谓。如《说文》幵部就只有一个“幵”字，并无别的隶属字。又如《说文》的克部只有一个“克”字，录部只有一个“录”字。

然而《说文解字叙》的段玉裁注在解说“会意”的时候，有曰：“有似形声而实会意者，如‘拘、钩、笱’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莫、葬’不入犬、日、死部；‘纠’不入纟部之类是也。”但段注第88页却说“拘、钩、笱”“三字皆会意兼形声，不入手、竹、金部者，会意合二字为一字必以所重为主。三字皆重句，故入句部。段氏显然是在曲护《说文》。而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1～92页“说文部首数可以增省”条却说：“句部‘拘’可改入手部，（笱）可改入竹部，‘钩’可改入金部。而‘句’可改入口部，则可省一部。”黄先生之说颇为有识，不似段氏的拘泥。《说文》中确实有几处自乱其例的地方（当然也可视之为《说文》的变例），除了上举句部的“拘”、“钩”、“笱”诸字以外，另如丩部隶有“纠”等两个从“丩”声的字。臤部隶有“紧、坚”两个从“臤”声的字。丑部隶有“羞”等两个从“丑”声的字。但是这一切均违反《说文》自身的体例。依据黄侃先生的意见，可以据《说文》本身的义法，将“纠、紧”归入纟部，“坚”归入土部，如此类推。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对《说文》的这点自乱其例的地方也有所批评，该书第230页说：“许书的体例是把形声字的形作偏旁，且以偏旁分部。如‘辧’，从刀，辡声，《说文解字》列在刀部；‘瓣’，从瓜，辡声，列在瓜部；依此为例，‘辩’从言，辡声，应入言部，但今入辡部。又如从句的‘苟’入艹部，‘鸲’入鸟部，‘朐’入肉部，‘枸’入木部，‘貘’入邑部，‘纺’入日部，‘客’入人部，‘耇’入老部，‘驹’入马部，‘狗’入犬部，等等，皆符合依偏旁分部之例。但‘拘’从手，句声，却不入手部；‘笱’从竹，句声，并不入竹部；‘钩’从金，句声，也不入金部（三字都入句部）。这种编字紊乱的现象很多，决非传写的讹误，而是许慎自乱其例。”清代的胡秉虔《说文管见·说文分部》[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1131册）》一节也对《说文》分部不合理的现象颇有批评，此不录[另可参看张斌、许威汉主编《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的第382～384页]。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第277～278页也批评《说文》分部有不当之处，此不录。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1.《说文》亢部只隶属一个字“亢夋，从亢从夋。亢亦声”。《说文》有“亢亦声”三字，就表明这是亢部字而又从“亢”得声。考《说文》中从亢声的字如“斻、杭、迒、沆、抗、炕、伉、忼、邟”等皆不在亢部，何以偏偏有一个孤单的例外?此与《说文》全书的通例不合。2.《说文》皕部所收的“奭”字，《说文》曰：“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声。此燕昭公名。读若郝。《史篇》名丑。”则是“皕”部所收的“奭”字是以部首的“皕”为声。这是《说文》的一个变例。《说文》中这样的变例只占极少数。不能根据这些个别的变例，去怀疑全书据形系联的通例。这样的变例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要加上“亦声”二字。《说文》中凡是用一个字所在的部的部首字同时作为声符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亦声”二字。这是《说文》很重要的一条体例。如果没有“亦声”二字，则一个字所在的部的部首字不能同时作为声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105]3叶氏是指叶玉森。

[106][日]诸桥辙次主编：《广汉和辞典（下卷）》，大修馆书店，1982年，第1430页。

[107][日]藤堂明保编：《学研汉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1978年，第1561页。

[108][日]小川环树等编：《角川新字源》，角川书店，2006年，第1173页。

[109][日]尾崎雄二郎：《角川大字源》，角川书店，1993年，第2032页。

[11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

[111]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

[112]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也认为“来”和“麦”是同源词。

[113]青铜器有《麦鼎》和《麦盉》。

[114][日]尾崎雄二郎：《角川大字源》，角川书店，1993年，第2011页。

[115]光华按：此说应不可信。

[116]《说文》中有大量的声训现象，有很多时候不容易被发现。再举一例：《说文》：“彦，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这实际上是用“言”来声训“彦”。虽然现在的学者可以批评《说文》这样的声训不免于牵强附会，但我们必须注意许慎确实是认为“言”与“彦”之间可以有声训关系，这非常有利于我们考论上古音。《说文》中这样的宝贵材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

[117]徐复、宋文民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118]但此说为于省吾所驳，后有说。

[119]古文字学者们只是说“来”与“麦”本为一字，并不是说二者是同源字。

[12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450页。

[121]在上古时代，古人确实把“来”与“禾”相联系。这里补充一个文字上的证据。考《说文·啬部》，“牆”所从的“啬”的上部本是“来”字，但“牆”的籀文是“从二禾”，这可以解释为义近偏旁互换，在文字学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表明在上古时代，“来”与“禾”确实意思相近。

[122]《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1456页，姚孝遂先生加按语说：“卜辞谷物之‘来’与‘往来’之‘来’以分化为二字，不相混淆。目前尚未见以‘来’为谷物名之明确例证。‘来’之另一义指贡纳言，如‘来马’、‘来牛’等。此外，‘来’亦表示‘将来’。”

[123]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通释》，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1～152页。

[124]吴秋辉《侘傺轩文存》（齐鲁书社，1997年）第78页也讨论了“来/麦”的关系，主张“麦”字的下方所从的是“足形”，也就是“麦”的本义才是“往来”的“来”；而“来”的本义是“麦子”，后来二者的意思完全颠倒了。这个解释虽与我们的解释有所不同，由于其时代较早，故堪参考。

[125]关于“邻”与“吝”相通，可参看张儒等《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44页，例证甚多。

[12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127]可参看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页。此不详录。

[128]其实严格说来“吅”字原文应该隶定为“厸”。

[129]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90页。

[130]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在本书的第三章全面讨论复声母ml的时候还有补充说明。

[131]今按照赵彤先生发给我的电子本原文引述。

[132]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54页。

[133]《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93年）第76页。亦可参看《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34页。按，“丧”或许是从“桑”分化出来，专门表示“丧失”之“丧”，未必是“采桑”的本字，但其从“桑”声则是很清楚的。陈剑先生说：也可能“丧”所从“吅”或众口作义符乃表示哭泣意（犹“哭”之从口，或“嚣”之“”，表示众口发声），故“丧”或即“丧事”之“丧”之本字。

[134]参看《金文编》第79页。金文中还有一个从走从丧的字，《金文编》录于“丧”字头下，陈剑先生说：此字可能本是从走丧声的另外一个字。

[13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11、12简。

[136]《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8简及同书《语丛三》第35简。此形上部写法与另外两形不同，或许不是楚系固有的写法。《语丛》前三篇中多有此类情况。

[137]《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文物出版社，1998年）丙本第8、9、10简及同书《性自命出》第67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第29简及同书《民之父母》第9、13、14简。

[138]加藤常贤已经注意到金文“丧”字所从的“亡”是意符，他说：“而观之丧字之从亡，乃用为意符，似非用为声符也。”《金文诂林补（第一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492页。

[139]如张琨、张谢蓓蒂《汉语*S-鼻音声母》、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S-头》，均收入《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也把“丧”的声母拟作*sm-，但是括注问号。

[140]参看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页。

[141]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赵秉璇、竺家宁主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142]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赵秉璇、竺家宁主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

[143]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赵秉璇、竺家宁主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

[144]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3590～3591页。

[145][美]包拟古撰，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年。

[146]此处断句采用段注本。“甚”字为什么会从“匹”?这不大好理解。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23页也不能分析其文字结构，仅称“会意不明”。

[147]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21页列举的《郭店老子甲》、《包山楚简》等中的“甚”都从“口”，不从“甘”，足见《说文》所称的古文确有根据。但战国古文字中也有从“甘”之例。作为偏旁的“甘”和“口”在古文字中可以相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甚”字注已经说过：“从口犹从甘也。”

[148]与此类相关联的还有舌头音系字，如“黮、媅”等端母。“湛”上古是定母音。

[149]“甚”声字在先秦古文字中早已出现，也非孤例，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21～3923页。

[150]应该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

[151]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22页提到先秦金文中的“湛”有读为“堪”的现象。

[152]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53]黄德宽先生等学者似乎忽略了杨树达的这部重要文字学著作。

[154]光华按，据《说文》和段注，“驳”与“駮”是两个不同的字，不得相混。然而在隶书中二者有相混的迹象（当然也可以说是音同相通假）。据顾南原《隶书字典（下）》（中国书店出版社，1995年）662页：“《杨君石门颂》‘有司议駮’。按：駮，兽名也。碑盖以‘駮’为‘驳’。”

[155]此据段注本。大徐本不叠“駮”字。

[156]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17页引《说文》：“狡。少狗也。”《淮南子·俶真》：“狡狗之死也。”高诱注：“狡，少也。”《故训汇纂》1418页引《说文段注》：“狡者，少壮之义。”《故训汇纂》第1418页且称“交”古与“狡”相通。另参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狡”字条。

[157]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1页。

[158]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60页引《说文》：“效，象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效”字条称：“效，像也。”朱骏声引证文献甚详。

[159]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苏美尔文字”条和同书《语言文字卷》“楔形字”条的介绍，远古时代的苏美尔文字就存在一字多音多义的现象。比较详细的介绍则可以参看日本著名学者杉勇《楔形文字入门》（讲谈社，2006年），此书提到最早是欧洲学者辛库斯和罗林森（此二人的名字是根据该书的日语记音译出，他们二人是楔形文字研究史上非常著名的学者，贡献甚大）的研究发现了楔形文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例如，在楔形文字中，读为a音的文字在表示“儿子”的意思的时候要读为bar音。又如，聂洪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提到：“突厥文的每个字母往往不只代表一个读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字母都是既可以代表辅音因素，也可以代表一个‘元音+辅音’的音节。”清代著名学者王筠《说文释例》卷三“一字数音”条对古文字中的一字多音的现象讨论甚详，文繁不录。总之，学者们不能用似是而非的“字有定音”的观点来作为批评我们的根据。我不知道“字有定音”的观点是怎样流传开来的，我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语言事实的，简直应该加以批判。

[160]另如《西京杂记》卷六“两秋胡曾参毛遂”条谓：“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腊者亦为璞。月之旦为朔，车之辀亦谓之朔。名齐实异，所宜辨也。”所谓“名齐实异”就是异字同形。《刘子·审名》曰：“周之玉璞，其实死鼠。楚之凤凰，乃是山鸡。”

[161]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字代表不同的词。

[162]裘锡圭先生《释郭店<缁衣>“出言有|，梨民所”——兼说“|”为“针”之初文》（《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也承认“|”有“囟”和“退”这两个读音是有根据的。裘锡圭此文还考证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中的“|”字是用作“针”的象形初文。

[163]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其代表作《说文释例》（中华书局，1998年）卷三“一字数音”条所讨论的例子有不少是属于异字同形的现象，例证颇多，一览即明，毋需转述（如“”读若“书卷”之“卷”，古文以为“醜”字；“”读若“瓠”，又读若“籋”。当然王筠此节中有一些属于古音通假的范围，但异字同形也很多）。在近现代的学者中，讨论“异字同形”问题最主要的论著有黄侃述《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初文音义不定于一”条，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五“积微居小学述林后记”，唐兰《中国文字学》第二十四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同形字”，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六篇）》（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论文，南京，1992年）与《战国官印考释两篇》（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陈世辉、汤馀惠著《古文字学概要》，陈炜湛《甲骨文简论》第四章，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第192～196页，吕叔湘《语文常谈》第36～37页，龙宇纯《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检讨》，陈伟武《战国秦汉同形字论纲》，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第三章“甲骨文构形的分析”第五节“形体的相通”和第六节“形体的讹混”、第十一章“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第十六章“古文字构形的演变条例”，刘钊的论述较详，举例甚多。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对汉字中异字同形的现象也早就有相当的注意和讨论，眼光颇为犀利。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第245～248页论述了古文字中因讹误而常常造成异字同形的现象。张振兴《章泙（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振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53页。）一文也讨论了在闽语永福方言中同形字的现象，举证颇丰，很值得参考。台湾学者戴君仁著有《同形异字》一文（《戴静山先生全集》，此文最早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63年第12卷。光华按，此文我未能寓目），龙宇纯也有《广同形异字》[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88年第36期。此文后收入龙宇纯《丝竹轩小学论集》（中华书局，2009年），龙宇纯此文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举证颇充分。我是在完成此书四年后读到《丝竹轩小学论集》，惊叹龙先生的渊博和卓识，龙先生文中所举的例子，本书不再引述，读者务请参看。龙宇纯《中国文字学》定本第108页和第140页也讨论了“同形异字”的问题。又，龙宇纯《再论上古音-b尾说》（《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第356页）对此也有所论述。又，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中还有一篇“有关古韵分部内容的两点意见”力主一个字的上古音可能分属不同的韵部，他说：“则当《诗经》时代，必然已有一字异音的现象，只是不如隋唐之于后为烈而已。”龙宇纯的这个观点虽然言之过激，但并非没有根据。实际上，清代大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十书》中的《唐韵四声正》就常常指出一个字在上古音中有不同的声调，有的在《广韵》中消失了（光华按，《广韵》失收许多古音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切韵序》中所说的：为《切韵》审音的学者比较强调“捃选精切，除削疏缓”）。江有诰还指出“命、令”二字在上古音中可以既归入耕部，也归入真部。不过，龙宇纯一概否定“通韵”“合韵”则未必可取]。另外，拙著《<文字学概要>书后》（见台湾《书目季刊》第三十七卷第四期）也讨论到了“异字同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学者们的一些论述，同时也提供我们自身的研究成果。在我们下面的讨论中，凡是没有言及研究者姓名的地方，都是本书作者自己的研究。本书还收集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载于后面的脚注之中，可以参看。

[164]见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65]我最近觉得这或许有理据可说。考《史记·封禅书》：“朝朝日，夕夕月。”则“夕”可以用作祭祀礼拜“夕月”的专用名词，所以“夕”就可以引申出“夕月”的意思。《国语·周语上》：“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国语·鲁语下》：“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大史、司载纠虔天刑。”可知“朝日、夕月”的礼仪在上古时代很重要，而且是天子之礼。

[166]林沄在文章中提到裘锡圭论述过同样的问题。

[167]裘先生此书讲的同形字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异字同形。裘先生《文字学概要》的其他地方也偶尔提到类似的文字现象，如同书第124～125页称“隻”在甲骨文中是“获”的表义初文，后来又表示量词的“只”。二者音义皆殊，乃是异字同形。

[168]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

[169]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70]《说文》：“疋，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弟子职》曰：问疋何止?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亦以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记也。”后来龙宇纯的《广同形异字》（见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88年第36期。此文后收入龙宇纯《丝竹轩小学论集》，中华书局，2009年）也讨论了“疋”字有三个读音，代表了不同的三个词，但龙先生此文的注解提到了“疋”的这种现象是来自上古复辅音sŋ-。这是我坚决不赞同的。既然是同形异字，那么一个字所包含的两个不同的读音一般就不能有同源关系，不会是来自同一个古音。龙先生既主张同形异字，又认为那个字所有的两个不同的读音来自一个共同的古音，这显然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

[171]另当参看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5～166页，黄侃举证颇多，且甚有益于参考。

[172]黄侃：《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173]黄侃：《说文笺识》，中华书局，2006年。

[174]光华按，黄侃《说文笺识》包含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至今还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例如“打人”的“打”是阴声韵，所从的“丁”不能有此读音，学者多不能正确解释其读音的来源[丁声树先生也不能解释。参看《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中张惠英的文章]。黄侃《说文笺识》第122页指出阴声韵“打”的本字在《说文》中作“笪”。《说文》：“笪，笞也。”黄侃说：“此即打人字。”又，同书第122页称“何、胡”用作疑问词的时候都是“曷”的假借字，当以“曷”为本字。同书第125页称“即”用作语词时是“则”的借字，“既”用作语词是“已”的借字。这些都是精彩的见解。类例甚多。

[175]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6]光华按：《说文》称“疾”的古文作“甘”。而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形声字”第157页说：“从古文字看，‘甘’绝不可能是‘疾’的古文。”

[177]《洪诚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39页亦论及异字同形。

[178]另参看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3～34页。

[179]“口”作为繁化字符在古文字中很常见，不再举证。

[180]参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648页。不过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却称：“‘好’不能理解为子姓，因为金文中妇女名‘好’的多见，作为姓的‘子’却没有从‘女’旁的。”

[181]作为偏旁的“又”在古文字中可以作为羡文，可有可无，音义皆不变，但有时可以造成同形字。

[182]这样的省形现象还有类例。如“荼”在六朝以后有异体省变字作“茶”。

[183]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

[184]但是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小臣单觯”篇的考释称：“字习见，多于师旅有关，旧释为‘师’，然有‘师’同见于一辞者，知其非是。古追归字以此得声，师字从此会意。”郭沫若此篇还有一些推论，都富有启发性，不再转录。郭沫若还举有三件青铜器铭文有“师”同见于一辞的例子，请参看原文。郭沫若此篇把“”释为“堆”的象形初文，在铜器铭文中读为“屯”。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只曰：“卜辞金文某之乃是师戍所在，此铭‘才成’，而《競卣》‘隹白懋父以成即东命南尸’，是以成地的师旅东伐南夷。”陈梦家的观点与郭沫若接近，只是没有明确说“”要读为“屯”，也没有明说要读为“师”（但陈梦家似乎更倾向于读为“师”。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也读为“师”）。另参看白川静《金文通释（日文本）·第一册》第93～96页。我认为郭沫若的见解很重要，不可轻易忽视。考《左传·哀公元年》：“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这里的“屯”只能是屯兵的意思（杜预注认为“夫”就是“兵”的意思；沈钦韩《补注》称：“古者版筑之役，即士卒为之。”）。《左传》称军队一般是“师”，这里用“屯”是因为当时的楚军不仅要作战，而且要在那里搞建设，从事土木工程。西周初年防守“成”的驻军一定不仅是担任军事任务，而且要从事建设性任务，所以称“屯”。古代军队从事农业就叫作“屯田”。西周初年的“屯”也许相当于后世的“军屯”。郭沫若此文还说：“与敦同，古当有二读。阴声为堆，阳声为屯。字废乃有堆与屯字代替之也。”郭沫若对西周字的解释与传统解释不同（朱德熙是采用传统说法），也敏锐地注意到古文字中的一字多音多用的现象。

[185]王文耀：《金文引得（春秋战国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186]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

[187]不过这两个字在声音上似乎有些关系，都是疑母，为双声。

[188]《说文》：“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640页称：“司与后为一字。”

[189]另可参看裘锡圭先生《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172页]一文。

[190]“大”字就是正面的人形，是象形字。

[191]不仅在古文字中有例子，在上古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灵公有周狗，谓之獒。”何休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而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却考证说：“按《尔雅·释畜》‘狗四尺谓獒’。郭注：‘《公羊传》曰：灵公有害狗，谓之獒也。’又宋本张华《博物志》云‘晋灵公有害狗’。‘害’与‘周’形相近，故文异。‘害狗’谓能害人之狗。”阮元的考证是正确的。今本《公羊传》的“周狗”应该作“害狗”。由于东汉时代的经学家何休所看到的《公羊传》就已经是作“周狗”。因此，我们可以说至少在东汉时代《公羊传》的不同版本原文就已经有了“周狗”和“害狗”这两种异文，何休采用了“周狗”之文，晋代的张华和郭璞采用了“害狗”之文。这个异文确实表明“周”与“害”在汉代以前就形近易混。

[192]光华按，“见”读为“现”。

[193]李家浩先生《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12页认为：“‘仁’可能是由‘人’分化出来的一个字。古文字中的‘仁’写作从‘人’从两短横，这两短横是表示区别于‘人’字而仍因‘人’字以为声的标记。后来这两短横讹作‘二’，遂成为现在的‘仁’。”在战国文字中，作为偏旁的“人”和“尸”的形体非常接近，很容易混淆。可参看汤馀惠等《战国文字编》、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容庚《金文编》的“人”部和“尸”部所隶各字以及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金文诂林（第十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5302页引林义光《文源》曰：“从‘尸’之字与从‘人’同义。”高田忠周《古籀篇》三十六第10页曰：“……尸字与人字形义相关如此，且音亦近。故‘仁’古文或从‘尸’作‘’。”吾友陈剑博士在《释》（《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页）一文中也注意到：“而作为偏旁的‘尸’字则往往末笔弯曲度减小，……与小篆的‘人’字形体颇为接近。换句话说，本来在早期古文字和后来的秦汉文字中，‘人’跟‘尸’主要是以末笔的弯曲度来区分的；而在六国文字中，由于‘尸’字末笔写得越来越直，与‘人’字近似。”陈剑此文具体论证了在战国文字中一个被古文字学家们释为从“人”的“傎”字实际上应该释读为从“尸”的“”。我们要补充一点的是“尸”与“人”的古音也是可以相通的。又，《说文》：“仁，古文‘仁’或从‘尸’。”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注曰：“‘尸’仍是‘人’，横陈于上耳，以其字形平也。故又为古文‘夷’。”《说文解字诂林》引《说文重文管见》曰：“案，‘尸’即‘人’。此字亦作‘夷’。”《说文》、《集韵》、《类篇》“仁”字的古文作“”。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559页引战国《中山王鼎》铭文“亡不仁”的“仁”就作“”。这也是“人”旁与“尸”旁可以相混的实例。《金文编》第218页“敉”字注曰：“敉，《说文》或从‘人’作‘侎’，此从‘尸’。”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称：“古文字中人、尸二字有时相混。”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序”第11页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在战国楚简文字中作为偏旁的“人”和“尸”形近相混。如“居”或从“人”，《包山楚简》中的从“尸”从“示”的字同在《包山楚简》中也从“人”，不从“尸”。《包山楚简》中的“屈”字也从“人”不从“尸”。

[194]陈世辉、汤馀惠：《古文字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195]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96]这里转录李家浩讨论过的数例：如例二，《魏三体石经》古文的“狄”字与马王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的“醉”所从的“卒”同形，此字形还见于《古玺汇编》所录的楚国官印。也就是在《魏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狄”字，在战国的楚系文字中是用作“卒”字。例三，《说文》和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的“凷”字都是用作“块”的异体字。但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却把“凷”用为“谄”的异体字（或假借字）。例五，曾侯乙墓出土的钟盘铭文所记的音阶名“鼓”字，还有异体字作“喜”。在金文中，作为地名的“喜”有的应读为“鼓”。例六，《古玺汇编》438·4826是印文“王之上吉”，其中的“吉”是用作“士”的异体字。例七，战国时齐国文字的“去”字很多时候是用作“大”的异体字。李家浩先生此文的论述颇多精彩之处。

[197]我还收集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材料，今列之于注解中。如明朝学者焦竑《焦氏笔乘续集》（中华书局，2008年）卷六“俗书之误”条所讨论的实际上是由于俗字的演变而产生的异字同形。颇有举证，此不录。

王筠《说文释例》卷三“一字数音”条所讨论的古文字中的一字多音现象有不少就是异字同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字注谈到了字的古音不相近而字能相通的现象。《说文》：“，……古文以为泽字。”段玉裁注曰：“此说古文假借也。假借多取诸同音，亦有不必同音者。如用‘’为‘泽’，用‘丂’为‘亏’，用‘屮’为‘艹’之类。”不过用“丂”为“亏”可以理解为“形近借用”，用“屮”为“艹”既可以理解为“形近借用”，也可理解为因为义近而训读。用“”为“泽”的问题比较复杂，本书后面有专门讨论。由于这些字之间虽有借用关系，但并无音韵上的通假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处理为异字同形。

张玉金在其论文《论汉字中的同形字符》［《文字学论丛（第二辑）》，崇文书局，2004年］一文也专门讨论了在古文字中一形表示多字的现象。文章说：“所谓同形字符，就是指形体相同而音义不同的字符。如现代汉字‘朏’（月未盛之明）中的‘月’、‘肝’中的‘月’和‘服’中的‘月’即为同形字符。同形字符古已有之。甲骨文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材料，它象形程度较高，离汉字初创时期不太远。这种文字材料中同形字符已很常见。”张玉金此文举有两个甲骨文中的具体的例子。本书仅介绍其中一例。例一，如同是一个“囗”字形包含了十二种意思，也就是代表了十二个字符。（1）像人头的“囗”；（2）像人口的“囗”；（3）像城邑的“囗”；（4）像宗庙台基之“囗”；（5）像钉子的“囗”；（6）像神主底座的“囗”；（7）像鼓面的“囗”；（8）像宫室的“囗”；（9）像金属熔块的“囗”；（10）像星星的“囗”；（11）像太阳的“囗”；（12）为抽象的指事符号的“囗”。张玉金此文还说：“周代金文中同形字符也比较常见。……战国文字中同形字符更为常见。”文章就金文和战国文字各举有一例，本书不再引述。有意义的是张玉金在文章中还归纳了形成异字同形的六种原因，我们节引其文如下：“1.客观事物是丰富多彩的，当两个或几个客观事物具有相似性的时候，就可能在汉字中形成同形字符。2.同一种字体中的两个字符形体相近，书写时稍不注意，就会混同，形成同形字符。例如，‘山’和‘火’这两种事物没什么相似性，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符却很相似。若无语例，有时甚至分不清是‘山’还是‘火’。3.书写工具的独特性，也会导致同形字符的形成。例如甲骨文大都是用刀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出来的。用刀刻字，刻方形容易，刻圆形难。一些本该刻成圆形的字符，都刻成了方形，这样就与本该作方形的字符同形了。4.同一种字体中的字符，有些本不同形，但是由于有省略，导致形体混同，形成同形字符。如战国文字中的‘目’、‘贝’、‘鼎’都是不同的字符，但在合体字中有时发生省略，这样就形成同形字符。5.由于文字具有系统性，所以前一代同形的字符，在后一代也同形。即使有变化，也是往同一个方向变，变化之后仍为同形字符。6.文字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体系。这种体系要求符号要尽可能多，而符号素要尽可能少，这样才能构成最佳的符号体系。汉字相当于符号，而字符相当于符号素，所以字符减少，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减少字符的途径，就是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发生偏旁混同，形成同形字符，合多为一。”张玉金对异字同形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和概括是比较全面的，我们对其文所概括的六点原因均表示赞同。此文还列举有别的例子，可以参看。

又朱德熙、裘锡圭合写的《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文指出本来上古音为定母支部的“廌”字（《广韵》音池尔切），但在侯马盟书中却用为“荐”字的异体（或省写），其文曰：“可见‘廌’字古有‘荐’音。”“廌”字所有的这两个音是各自独立的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读音，是一个字形表示不同的词，与复辅音的分化完全无关。李学勤先生《说郭店简“道”字》（《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一文指出在古文字中的“”字，在甲骨文、春秋晚期的《石鼓文》、马王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中，都读作“行”，但是《汗简》《古文四声韵》都说此字是“道”的古文，出自《古尚书》《古老子》。而在《郭店楚墓竹简》中此字都是用作“道”字，与《汗简》、《古文四声韵》合，没有一例可读成“行”。这就是说同是一个“”，在古文字中既用作“行”（另可参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2页），也用作“道”，代表两个不同的字。李学勤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李若晖博士在《由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重论“”字》（《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一文也讨论了“”在郭店楚简中用作“道”的异体字的问题，因为在郭店楚简中的“”字在上博简中都是作“道”。李若晖此文还提到了裘锡圭先生的《释“衍”“侃”》一文，并说：“现在以裘先生的观点为基础，再来看‘’的形义问题，甲骨文中的‘’与楚简中的‘’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应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同形字。”一个字完全可能有不同的音，洪亮吉在《汉魏音·叙》中早就指出：“反语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在反切注音流行以前，一个字形本来可有不同的读音，原因是它本来就代表不同的词。

杨树达《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释旁”也说：“囗为古‘城’字，又为古‘方’字者，古文同形不嫌异字也。”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四章第二节“甲骨文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也论及甲骨文中“异字同形”的现象。陈先生指出在甲骨文中“下”与“入”同形，“山”与“火”同形，“母”与“女”同形，“正”与“足”同形，“甲”与“七”同形，“工”与“壬”同形，“子”与“巳”同形，“月”与“夕”同形，“内”与“丙”同形，“臣”与“目”同形。

罗振玉《读碑小笺》［《雪堂类稿（甲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论及俗别字而造成异字同形的问题。姑举二例：第63条“‘斫’为‘研’字别体”称：“魏郑文公‘斫注图史’，‘斫’字疑是‘研’字之误，嗣读隋赵芬碑‘研寻百氏’之‘研’亦作‘斫’，始知‘斫’盖是‘研’字别体也。古碑不容率尔臆断如此。”“研”字变得与砍斫的“斫”同形。第64条论及“夕”与“勺”多相混。第67条“‘牡’为‘壮’之别字”：“《说文》‘牙，牡齿也’；《五经文字》作‘壮齿’。玉囊作孙季逑先生《释人篇》证误，考‘牡’为‘壮’之别字。今考后齐宇文苌碑‘方期克牡’；隋张贵男墓志‘牡武光其弼谐’；书‘壮’字均作‘牡’。虞书孔子庙堂碑亦书‘壮’作‘牡’，均囊说之确证。隋首山舍利塔铭‘华夏之牡丽’，亦从牛作‘牡’。”光华按，“牡丽”就是“壮丽”的别体。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狁考”一文指出：“凡女性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往往省去女旁。”如作为女姓的“己”姓，在金文中是作“妃”，这就与后妃之字同形，实则二者毫不相干。王国维就说：作为“己”姓的异体字的“妃”，“非妃匹之妃”。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四章“形近互作”一节讨论了在战国文字中的偏旁因为形近而相混的现象，何先生说：“形体相近的偏旁往往容易写混，这是古今通例。如：‘日’和‘曰’、‘目’和‘且’、‘土’和‘士’、‘邑’和‘阜’等，在后代字书里经常混淆。”何先生举出的作为偏旁形近易混的例子有：“人”与“弓”易混，“人”与“彳”易混，“目”与“田”易混，“日”与“目”易混，“目”与“自”易混，“贝”与“目”易混，“日”与“田”易混，“口”与“日”易混，“止”与“屮”易混，“弋”与“戈”易混，“口”与“卩”易混，“卩”与“邑”易混，“土”与“壬”易混，“土”与“立”易混（光华按：在古文献中寻得一例：《史记·殷本纪》：“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集解》引徐广曰：“‘立’一作‘土’。”），“舟”与“月”易混。何琳仪先生所揭示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留心古文字中异字同形的问题。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十六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也举有许多例子，很值得参看。

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中的“本字问题”举有一个例子：现代汉语“酒盅、茶盅”的“盅”并不是《说文》、《广韵》中的“盅”字，二者是异字同形，李荣先生说：“只是字形碰巧相同而已。”“酒盅、茶盅”的“盅”本字作“鍾”。《广韵》：“鍾，酒器也。”

吾友陈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中论述到了甲骨文中存在的“异字同形”的问题。姑且介绍其文所讨论的一个例子。其文第59～61页论述了甲骨文和金文中作为偏旁的“友”和“比”的同形之例。一些很像是从“友”的字，实际上应该释作从“比”。陈剑先生指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声符跟“友”近似的一个字形“很可能都是以两手相‘比并’表意，是作为‘比’字的异体来用的，与‘友’字无关”。此文还讨论了类似的一些例子，我们不再引述。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8年）第三章的第十节“异形借用”里所讨论的汉语俗字中的“异形借用”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异字同形”的问题。裘锡圭先生在为《汉语俗字研究》所作的序言中说：“第三章第十节把字形变化所引起的两个以上的字混而无别的现象，以及某个字的俗体恰好造得跟另一个字相同的现象称为‘异形借用’。实际上这是一种异字同形的现象，跟字形的借用是不同性质的。”张涌泉所举的例子是：（1）“狠”字，《说文》指犬争斗声，音五闲切；而《广韵》又称：“很，很戾也。俗作狠。”而《龙龛手鉴·犬部》又把“狠”当作“貌”的俗体。（2）“坏、坯”字，《说文》：“坏，丘再成者也（段注本改‘再’为‘一’）。一曰瓦未烧。从土不声。”《广韵》音偏杯切。而《宋元以来俗字谱》称在明清前后“好壊”的“壊”的俗体也作“坏”。《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中“教壊了你”的“壊”是作“坯”字。（3）“泒”字，《说文》以之为水名。《广韵》音古胡切。而在唐代以来的俗字中，“瓜”和“爪”可混同不分。《干禄字书》称“泒”为“派”的俗字。胡鸣玉《订讹杂录》卷十曰：“派，水之邪流也。俗作‘泒’。”（4）“燋”字，《说文》：“燋，所已然持火也。”而《干禄字书》则以“燋”为“焦”的通行字。（5）“羔”字所从的“灬”在俗字中可变换为同义的“火”，而“美”字所从的“大”在俗字中也可变为“火”。这样一来，在俗字中的“羔”和“美”就成了同形字。（6）“噉”字，《广韵》：“噉，噉食。或作啖。”音徒敢切。而在敦煌写本中，“噉”又多用作“喊”的俗字。大概是因为“敢”与“咸”的读音近似，所以在俗字中变换声旁。（7）“体”字，本来是“笨”的异体字。而在宋元前后，“體”的俗字也可写作“体”。这样本来毫无关系的两个字就成了同形字。张涌泉此书还举有个别其他例子，就不再转录了。

叶贵良《“三刀”考索》（《中国语文》2001年第6期）比较详细地考证了古汉语中的“州”字有异体字作“刕”，举有顾颉刚、顾廷龙编的《尚书文字合编》的材料为证。而“刕”字在《广韵》为力脂切，在《集韵》为良脂切，本为姓名用字，与“州”绝无关系。作为“州”字俗体的“刕”就与作为姓的“刕”同形了，实则二者音义皆殊，本为二字。实则，清代学者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四已经论及：“王濬梦悬三刀于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李毅解之以为益州。则以‘州’为‘三刀’矣。”

有的“异字同形”是形音皆同而实在是不同的字。我们可以引录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吕叔湘《语文常谈》“一字多义与数字同形”有曰：“需要讨论的是一个字的几个意义相差到什么程度，在语言里就不应当还把它看成一个字。最明显的是译音字。例如长度单位的‘米’，跟吃的‘米’毫无关系；重量单位的‘克’，跟克服的‘克’毫无关系。其次是虚字，虚字一般都是借用一个同音的实字。例如必须的‘须’借用胡须的‘须’；不要的‘别’借用分别的‘别’。这些都应该破除字形的假象，看成同音同形的两个不同的字。此外还有许多字，几个意义的差别也很大。随便举几个例子：快速的‘快’和痛快的‘快’；缓慢的‘慢’和傲慢的‘慢’；树木的‘木’和麻木的‘木’；配偶的‘偶’和偶然的‘偶’；排列的‘排’和排除的‘排’；快速的‘疾’和疾病的‘疾’；竹简的‘简’和简单的‘简’；材料的‘料’和料想的‘料’；露水的‘露’和显露的‘露’，等等。这些字的不同意义很可能原来就没有关系，有的也许当初有联系，可是现在也联系不上了。这种字也应当看做两个同音字。”吕叔湘先生虽然论述的是形音皆同而意思不同的文字问题，但也能使学者们充分注意到在汉字中大量存在着“异字同形”的现象。周世烈有专门的《同形词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收录了大量的同形词，虽然偏重于现代汉语，但也还有参考价值。本书没有从中引取例证。

另外《说文解字·叙》曰：“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不过学术界多以为“令、长”二字并非假借字的典型例子）。许慎所说的假借和后来清儒说的假借或通借不同，绝不可混为一谈。许君所说的假借字实为一种“异字同形”。如“难”本为鸟名，而假借为难易字。“易”之本义为蜥蜴，而假借为容易。“焉”为黄色鸟而假借为语助。“离”为鸟名，而假借为离开。“来”为麦而假借为来去。“颁”为大头而假借为颁布。“新”为取木而假借为新旧。若斯之类皆应归属为“异字同形”（假借字可以算作“异字同形”，也就是上引吕叔湘说的“同音同形的两个不同的字”，但“异字同形”有很多不是假借字，因为“异字同形”的字很多时候其读音是不同的。参看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5～196页的论述）。本书主要是揭示同形而异音的问题。黄侃《声韵略说》（《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有一段论述上古汉字“一字数音”的问题的文字也可供参考：“一字或有数音，古今所同也。有人言古代字止一音，无一字数音者；不知一字数音，其原远在太古。是故一‘丨’也，有读进、读退之分；一‘’也，有读导、读沾、读誓之异；伐，有长言、短言之殊；风，有横口、踧唇之异；既不能禁一音之转变，又几能限一时之必一音哉?”

喻遂生《从纳西东巴文看甲骨文研究》四“借形字的音韵问题”（《甲金语言文字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第231～232页）一节根据纳西文的实例强调上古汉语的异字同形的问题：“在研究上古音时，我们常囿于假借字或同源字的框框，认为同字必然音同或音近，并以这类一字数音去推上古音。甲金文的实际音读已无法起古人而问之，今数音不同，我们常释之以原本相同，因分化而致异。东巴文鲜活生动明确地显示出借形字记录的是不同的词，而这些词不一定有同源关系，语音不一定相同或相近，借形字的语音不能作为系联古音的材料。”作为旁证，喻遂生举了一些纳西文的例子，因为原文的纳西东巴文符号复杂，所以此处不再转录原文。

我们再根据自己的研究来比较详细地讨论几个例子，也说明一下“异字同形”的现象有时是可以从历史文化和文字学方面解释清楚的：

例一，《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老子》甲和《太一生水》有把“弱”写作“溺”的现象。今以通行字引之，如《老子》甲有曰：“骨溺筋柔而捉固。”同篇又曰：“溺也者，道之用也。”《太一生水》有曰：“天道贵溺。”以上三处的“溺”，整理者都读为“弱”。“弱”字比“溺”似乎要普通，为什么这里的“弱”要加“水”旁，而写作“溺”呢?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溺”和“弱”音近相通（虽然二者确实古音相通），而是古人要用“水”旁来表意。以上三处用例都是道家贵柔的思想。而在古代的道家眼中，“水”是柔弱的象征。如今本《老子》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淮南子·原道》曰：“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文子·道原》：“天下莫柔弱于水，水为道也。广不可极，深不可测。”正因为道家以“水”象征“柔弱”，所以竹简本《老子》和同样是道家思想的《太一生水》就在“弱”字边上加“水”旁以更加明确地表示“柔弱”的意思，也就是说加“水”旁有表意作用。这样一来“弱”字就变得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字“溺”同形了，但是读音仍是柔弱的弱，而不是溺水的溺。

例二，今本《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里的两个“谷”字，郭店简本《老子》甲和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老子》都是作“浴”。又今本《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经典释文》曰：“谷，河上本作浴。”东汉陈相边韶建《老子碑铭》引亦作“浴神”，与河上本同。俞樾曰：“河上本‘浴’字当读为‘谷’。……河上古本作‘浴’者，‘谷’之异文。”朱谦之《老子校释》下按语曰：“作‘谷神’是也。今宋本及道藏河上本皆作‘谷’，不作‘浴’。《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庾肩吾诗：‘谈玄止谷神。’庾信诗：‘虚无养谷神。’后汉高义方清诫曰：‘智虑赫赫尽，谷神绵绵存。’范应元曰：‘谷神二字，傅奕云：幽而通也。’皆以‘谷神’二字连读。”考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谷”皆作“浴”。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古人的意识中，“谷”中是有水的，所以在“谷”字的左边加“水”旁以表明“谷”中有水。今考察文献：《老子》第三十二章：“譬道在天下，犹川谷与江海。”“谷”与川、江、海并列。《老子》第三十九章：“谷无以盈，将恐竭。”可见“谷”中本来多水，所以不竭。《说文》：“谷，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谷中之神称水伯，足见谷中多水。又如《管子·水地》：“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尔雅·释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楚辞·招魂》：“川谷径复。”王注：“注溪曰谷。”王注盖引《尔雅》之词。《楚辞·天问》：“川谷何洿?东流不溢。”这些证据都表明古人确实是把“谷”和“水”相关联，“谷”中多水。正因为如此，帛书本《老子》和楚简本《老子》才在“谷”的左旁加“水”来表意。这样，“谷”就变成了“浴”，与“沐浴”中的“浴”字同形，实则本为二字。作为川谷字的异体的“浴”读音同于“谷”，与沐浴的“浴”无关。所以上引的今本《老子》的各家注中，俞樾说的“河上本‘浴’字当读为‘谷’”是最正确的意见。古人造字本来就有这样的倾向。如据《说文》，“户”的古文是从“木”作“”，就是因为“户（门户）”是用木材做的，所以就加“木”旁来表意。又如“府”字在战国的古文字中常常写作从“贝”从“府”的。这是因为在古人的意识中“府”通常是用来储存财货的地方，所以就在“府”字下加上表意的偏旁“贝”，“贝”就是财货。考《尚书·武成》：“散鹿台之财。”孔传：“纣所积之府仓。”孔颖达疏：“藏财为府。”《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皇侃疏：“藏钱帛曰府。”《礼记·曲礼下》：“在府言府。”郑注：“府，谓宝藏货贿之处也。”《汉书·卜式传》：“仓府空。”颜师古注：“府，钱所聚也。”《汉书·张良传》：“天府之国。”师古注：“财物所聚谓之府。”《淮南子·说林》：“过府而负手者。”高诱注：“府，藏货所主也。”《玉篇》：“府，藏货也。”《国语·越语下》：“府仓实。”韦昭注：“货财曰府。”《周礼·序官》：“天府。”贾公彦疏引郑云：“藏财货曰府。”我们这就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要把“府”写作“”。朱谦之先生《老子校释》的按语强调原本应作“谷”，不当作“浴”。这是把“浴”看成了与“谷”不同的字，实为拘虚之见，没有懂得异字同形的道理。《老子》原文无论作“谷”还是“浴”都是正确的，并不存在歧义。二者的读音都要读成“谷”（上古音是以母）。

例三，《淮南子·俶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怀和。”王念孙《读书杂志》称：“‘吟’非吟咏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含，怀也。’此云‘含德怀和’，《本经》篇云‘含德怀道’。‘含’、‘怀’一声之转，其义一也。‘含’字从口今声，移口于旁，字体小异耳。若训为吟咏之吟，则与怀和不类也。《汉书·礼乐志》：‘灵安留，吟青黄。’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正如王念孙所论述：“‘含’字移口于旁，则与吟咏之‘吟’同形，实为二字，音虽近而义则殊。”在古文中，偏旁移动位置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据李孝定先生《同形异字说平议》可知，戴君仁先生撰有论文《同形异字说》，对汉字中的“同形异字”现象作了专门的研究，举证数十例。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戴君仁先生的这篇论文。李孝定先生针对戴君仁先生这篇论文，专门发表了学术性的书评《同形异字说平议》（《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李孝定先生此文颇为雄辩，有些地方是对的，但也有些地方不足以反驳戴君仁先生之说。此不详及。

[198]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99]有的古文字学家也称这个例子为“一形多用”，因为“立”与“位”二字在意思上还是有些关联的。

[200]喻遂生：《甲金语言文字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第230页。

[201]喻遂生之文蒙孙玉文教授提示线索，特致谢忱。

[2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15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9735（器）。

[203]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79页。

[204]“位”有“限定”之义。如《周礼·诸子》：“正其位。”郑注：“位，朝位也。”还有《礼记·坊记》：“朝廷有位。”《礼记·燕义》：“正其位。”郑注皆释“位”为“朝位”。《左传·昭公十一年》：“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杜注：“著定朝内列位常处谓之表著。”同篇又曰：“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足见“朝廷列位”是有“常处”的。《集韵》：“位，居有著定也。”“位”分明有“限定”之义。构词中尚有“定位、位次、席位、品位、爵位、位置、岗位、到位、就位、穴位、在位、座位”等，“位”皆有“限定”之义。

[205]朱德熙先生《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认为：“帛书‘位’字往往写作‘立’，似乎这两个字的读音一直到汉初还是很接近的。”朱先生是把“位”和“立”看成了通假字，这是不妥当的。二者应是异字同形或一形多用的关系。

[206]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07]戴君仁《同形异字说》也认为“立”可以表示“立、位”二字。但是李孝定《同形异字说平议》称：“在古文献中，‘位’多作‘立’。戴氏说即以一‘立’形，表‘立、位’二语，并说段玉裁、席世昌想就二字求其音通，是不对的。按‘立、位’二字之义相因，用‘立’为‘位’，说为义之引申，是可以成立的；段、徐二氏之意，是说以‘立’为‘位’，乃假借的关系，其说较胜，这与‘月、夕’的关系，颇为相类。”光华按，我们不能赞成李孝定先生之说。且说“月、夕”二字的上古音相差较大，“月”为疑母月部，“夕”为邪母铎部，声母与韵部都有很大的不同，无论如何不能当成是通假字。李孝定既说“立、位”是意思上的引申关系，又说“立、位”是通假关系，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在文字学中，既是意思上的引申关系，又是音韵上的通假关系，这种情况似乎仅限于同源字。但要确认“立/位”是同源字，这是很困难的，王力《同源字典》也没有把“立/位”收为同源字。

[208]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第356页。

[209]类似的论述还见于龙宇纯《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检讨》（《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

[210]高明、葛英会编著：《古陶文字征》，中华书局，1991年。

[211]当然秦系文字也有“卯”字形，《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日书》中的“卯”就作“卯”，而不作“丣”。

[212]段玉裁把“卯”声锁定为明母，把“丣”声锁定为来母，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古文字材料表明“卯”和“丣”确实是异体关系，并非毫无关系的两个字。邓廷桢《双砚斋笔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256～257页也提到“劉”所从的“丣”不是明母的“卯”，而是“酉”的异体。而上古音中的来母和喻四音近相通是很正常的。

[21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795页。

[21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2278页。

[215]类似的例证很多，可参看张儒等《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和郭晋稀《声类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33页，此不详列。

[216]《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断句为“求之为言，得不得”。非是。

[217]周大璞主编《训诂学初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之言、之为言）先秦文献中用这两个术语，也有只释其义，与音无关的。例如：《易·乾·文言》‘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礼记·祭统》‘畀之为言与也’。”尚有其他数例，不录。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古汉语通论（十七）”称：“‘之言’、‘之为言’，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必然是‘声训’；除了释义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时是同音的关系，有时是双声叠韵的关系。”这样的论述是不确切的。

[218]类似的证据如《说文》“罶”字或从“娄”，这只能是因为作为声符的“留”和“娄”古音相通，可以发生声符替换。

[219]在古方言中确实存在来母与余母相通的现象。如《水经注》卷二十二“潩水”：“东流入潩水，时人谓之‘勑水’，非也；‘勑、潩’音相类，故字从声变耳。”“勑”的古音是来母，“潩”的古音声母是余母，而郦道元明确地称二者在中古方言中“音相类”，是可以发生通转的，所以六朝时的方言才把“潩水”读为“勑水”，这个古方言中的现象只能理解为音变，绝不可能牵涉到复辅音声母的分化。另如“律”从余母的“聿”得声而读来母。“乐”读来母，“药”为余母。《白虎通·五行》：“酉，老也。”《白虎通》言训诂大多为声训，此为一例。余母的“酉”与来母的“老”构成声训关系。《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郑注：“观斗所建。”孔颖达疏：“酉，留也。”这也是声训（光华按，我们认为“留”所从的“卯”实际上就是“酉”的古文）。收集相关材料较多的是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页，排比形声字和又读音的材料甚详。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的上古音声母系统中，把r和l并列放在通音的位置上。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1页的注解也作了一些类似的讨论。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原载《语言研究》1958年第1期；后收入季羡林的多种论文集，如《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一文论述：在古印度的混合梵语里存在不少的r→l的音变，这种音变还存在于古印度的东部方言中（季羡林自己举了四个例子）；在混合梵语里还有l→r的音变。不过，总的来看，在上古汉语中，来母和余母相通相谐的现象并不很多，这也许是因为上古音中的来母的音值是送气流音和舌根边音，来母读l在上古音中只是变体读音，是方言音变，而非普遍的雅言语音。

附带讨论一个相关的古文字材料。我最近读到金文《小克鼎》：“用匄康屯右。”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新编页第264页称“”是“”字，“此假借为‘乐’”。郭沫若用小字自注：“近人不明假借，或以为不可通，殊觉可笑。”“”的上古音声母是余母，而康乐的“乐”是来母。郭沫若认为在金文这里二者的古音相通假。郭沫若之说应为可信，他自己也非常自信。日本的金文大家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三第516页对此有所解说，虽然说郭沫若的解释没有举出证据，但他自己的意见显然与郭沫若相近似（白川静的断句与郭沫若不同，“屯右”属下文。当以郭沫若的断句为确切）。白川静称：“金文中有‘于永命、于大服’这样的文例，以此知‘’有‘惬意、适意’之义。‘惬意、适意’不正与‘乐’相近么?”（《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也采用郭沫若之说。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264页都没有对“”作出详细的解说。金文《微鼎》有类似的文句：“用易（锡）康（乐）鲁休。”（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这个材料显示郭沫若的考释是很通畅的。后来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将金文的“”读为“擢”，不知何故?用之于《小克鼎》《微鼎》的铭文则明显不可通。

[220]认同此说的还有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等所编的《角川新字源》，及其增补本《角川大字源》。但是《角川大字源》却说“命”的声符不是“令”，而是“令”所从的“亼”，其义是“叫”或“教”。意符是“口”和“卩”。且说其音是从kei向me发生转化。我们认为《角川大字源》所说的这种音变完全没有根据，信口开河，不能揭示音变的条件。但《角川大字源》在不承认复辅音这点上是合理的。《角川大字源》把“亼”当作声符，几乎没有任何著作表示赞成。本书引用到的同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学研汉和大字典》《新选汉和辞典》《新汉语林》的分析都与《角川大字源》不同。

[221]上面所引述的林沄先生的论文还指出：在甲骨文中“考”与“老”同形而且在意思上有关联，但根据林沄先生的论述，二者却不是同源字，在甲骨文中的那个字本身就有两个读音，一读如“考”，一读如“老”，并不存在一个读音从另一个读音中分化出来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考”和“老”这两个字的关系也许真是同源词，在上古音中，来母和溪母确实存在着相通的关系，例子有很多。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有详细的讨论。

[222]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沈培教授。沈培先生尚没有撰文发表，然口头上向我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223]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24]高本汉的字典里也把“命”分析为会意字，这是很有见地的。

[225]日文原文是“同系”。

[226]其语源义是“美好”。

[227]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命”字注称：“按，在事为令，在言为命，散文则通，对文则别。”这个解释似乎与我的意见有点相通。

[228]不过《说文》的这条解释不被古文字学家们所接受。《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479页引王国维之说称“后”在甲骨文中不是从“口”，而是从倒子之形，作“毓”和“育”等形。从“口”乃是讹变。王国维说：“此字变体甚多，……以字形言，此字即《说文》‘育’字之或体‘毓’字。……其实‘毓’、‘后’、‘後’三字本一字。”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第17页在称赞王国维“此字之释至精确”之后，也批评王国维沿袭《说文》之旧说曰：“古文献中无用‘后’为继体君之意者。——更考典籍中用‘后’之例，均限于先公先王。其存世者则称‘王’而不称‘后’。卜辞亦如是。是则‘后’乃古语也。”姚孝遂在《甲骨文字诂林》的按语中还指出“后”在甲骨文中有从“子”而不是从倒子之例。凡此均表明“后”从“口”乃是后起的讹变之形。但是至少在春秋以来的金文中，已经有“后”字从口之形，如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639页引录《吴王光鉴》：“虔敬乃后。”还有战国时代的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中的“后”字也从口。这些古文字之形都在《说文》的小篆之前。所以《说文》之说虽然不正确，但也并非没有根据。郭沫若《殷契粹编》在写甲骨文释文的时候，通常都是将甲骨文中的“毓”直接写作“后”。

[229]“后”与“厚”相通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1页的“后”字条，例证极多。此为常识，本书不录。

[230]《丛书集成初编》本。

[231]《丛书集成初编》本。

[232]古书中也似乎有“律命”一语，但与律令、法律无关，而是历法和音乐上的一个用法。如《晋书·律历志上》：“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律命之皆应。”《宋书·律历志上》：“又汉世故钟，以律命之，不叩而自应。”《魏书·律历志上》：“又得古玉律，勖以新律命之，谓其应合，遂改晋调。”这些“律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词，而是用在“以律命之”这个短语中，其中的“命”是动词，与“鸣”义相近，而与“命令”毫不相干。

[233]考《淮南子·说林》：“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虱”与“瑟”古音相同，而《淮南子》称为“名同”。这表明古人心中的“名”强调的是声音方面（即字音），而不是字形和字义。这是非常宝贵的材料。

[234]可参看徐复主编：《广雅诂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235]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1页。

[236]类似的例证极多，可参看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2～553页。

[237]（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

[238]从段玉裁说。

[239]我们在研究同源字的时候要注意意思相近而无同源关系的情况，我们在汉语中颇能找到类似的旁证。如：（1）《说文》：“垣，墙也。”段注有曰：“垣，自其大言之；墙，自其高言之。”《说文》：“壁，垣也。”段注：“按：壁，自其直立言之。”据《说文》本身的释义，垣、墙、壁三者是同义词。而据段注可知三者各有其强调的重心，所以用三词分别表达。“垣、墙、壁”三者只是同义词，不是同源字，彼此没有语音上的关系。（此例由蒋绍愚师在讲课时提示，特致谢忱）。（2）《说文》：“聋，无闻也。”《说文》：“聩，聋也。”段注：“《国语》曰‘聋聩不可使听’。韦云‘耳不别五声之和曰聋；生而聋曰聩’。”“聋”和“聩”是同义词，却不是同源字，音韵上没有关系。（3）《淮南子·俶真》：“虽欲翱翔，其势焉得?”高注：“翱翔，鸟之高飞，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动曰翔。”“翱”与“翔”可以说是同义词（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动还是不动翅膀），但二者绝不是同源字，没有音韵上的关系。（4）《说文》：“阤，小也。”（段注引《吴都赋》作“崩”）段注：“大曰，小曰阤。”“阤”与“”仅有大小之别，然绝非同源字。（5）《周礼·瘦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龙、騋、马三者绝无同源关系，不是一声之转。（6）《说文》：“俳，戏也。”段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但是“俳、倡、优”三者只是近义词，不是同源字，没有音韵上的关系。（7）《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豆、笾、登三者仅仅是材质不同但形制相同的器物，然而古人对之区别甚为清晰，三者不是同源字。类例多如恒河沙数（可参看《尔雅》《广雅》所列举的同义词，大部分不是同源字），难以枚举。

[240]（清）王引之：《经文述闻》，《高邮王氏四种之三》，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06～207页。

[241]（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92年，第377页。

[242]另可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52页。

[243]（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98年，第666页。

[244]在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文字演变现象。语言学一般称为“folketymology”。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35页。此文讨论的例子如英语的bridegroom一词的形成。还举有法语的例子。

[245]（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98年，第666页。

[246]景审《慧琳<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反音，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原无定旨。”

[247]黄侃《说文段注小笺》说与徐灏同。见黄侃《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24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

[249]只能理解为字形相同，并不能说音韵上有同源关系。

[250]这在文字学上是很常见的现象。

[251]关于“萬”声字在古文字中的通假现象可参看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3～775页。

[252]另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5页。据同书同页，“厉”还与“烈、连”相通假，而“烈、连”的上古音只能是来母，这表明与“烈、连”可以相通的“厉”也一定是来母。

[253]段玉裁《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页论及“包”声字与“缶”声字可以相通，曰：“包声、缶声，古音同在尤幽部。”

[254]在古文字中，“陶”还有用作唇音“缶”的例子。如金文《邛君壶》：“子孙永匋用。”这里的“匋”只能理解为“缶”的异体字，读为“宝”。“匋用”就是“宝用”，为金文中的套语。

[255]要注意的是《广韵·下平声卷二》“六豪”收有两个异体字“”和“”，音定母的徒刀切。后者明显是以唇音的“包”为声符。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省略了“缶”而省变为“”，读音还是六国文字系统的定母，而不是秦系文字的帮母。这是文字字形的演变问题，与音变无关。

[256]如《离骚》、《尚书大传》、《说文》所引《尚书》，参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98年）第279页。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97年）第717页。

[257]参看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97年，第719页。

[258]参看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97年，第742页。

[259]类似的例子还有后来的俗字“窑”，读以母。从音理上分析也应该是从“”省声。当然，这是个后起俗字，本不足以论上古音，只是作为参考。更考日本著名的金文学者白川静的《字统》（平凡社，1984年）第117页，“罐”字似乎可以省略声符而写作“缶”，这与任何音变都无关。

[260]日本学者村山七郎、大林太良《日语的起源》（弘文堂，1973年）第205～206页，村山七郎为了证明古代日语和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同源，列举了一些词汇的对音，他认为古阿尔泰语的d-与古日语的y-相对应，从而构拟了原始日语存在d-→y-的音变。我们认为村山构拟的这个音变过程未必能成立，至少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音变过程不能支持村山七郎的这个假设。

[261]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91～92页在批评了罗振玉的说法后称：“大徐音徒刀切。今以字形核之，‘匋’读徒刀切者，非古音也。何者?‘匋’字实从勹声，而读与‘缶’同，‘勹’‘缶’皆唇音字，非舌音字也。”杨树达还有进一步的举证，此不录，其论述称金文中的“匋”都是唇音字。但杨树达只是简单地说“匋”读舌音是后起音，而没有考证其来源。杨树达也没有注意到古文字的不同区域的各自的系统性问题。我们的解释足以消除杨树达的疑问。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1页完全引述杨树达之说，同时指出在金文《邛君壶》中“匋”是读唇音，与“宝”相通。不过，前辈学者如阮元、罗振玉、高田忠周等人早已认为“匋”在金文中与“宝”相通，有的人就直接释读为“宝”。另参看《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436～3441页，所录学者之说很详备。

[262]如《颜氏家训·音辞篇》：“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承袭这种说法的还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例言》。谢启昆《小学考》（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卷三十一第17页引述宋代的《云谷杂记》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训释者但曰‘读如某字’而已。至孙炎始作反切，其实本出于西域梵学也。”《崇文总目·序》：“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切韵之学。”宋代的王应麟也附和此说。清代大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孙炎始为翻语”条也主此说[《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在现代学者中，黄侃《声韵略说·论反切之起源》（载于《黄侃论学杂著》）广征博引，坚决主张反切起于孙炎之说，对其他各家之说逐一进行批驳。这是现代学者中主张传统说法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不可不观。

[263]如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案反切之兴，前人多谓创自孙炎。然反切之事，决非一人所能独创，其渊源必有所自。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论》即谓造反语者非始于孙叔然，其言曰：‘案：《经典释文·序例》谓汉人不作音，而王肃《周易音》，则序例无疑辞，所录肃音用反语者十余条。寻《魏志·肃传》云：“肃不好郑氏，时乐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假令反语始于叔然，子雍岂肯承用其术乎?又寻《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是应劭时已有反语，则起于汉末也。’”由是可知反语之用，实不始于孙炎。颜师古《汉书》注中所录劭音，章氏亦未尽举，而应劭音外，复有服虔音数则。如惴音章瑞反，鲰音七垢反，臑音奴沟反（《广韵》人朱切），痏音于鬼反（《广韵》荣美切），踢音石反（《广韵》他历切），是也。故唐人亦谓反切肇自服虔。如景审《慧琳<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反音，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原无定旨。’唐代日本沙门安然《悉昙藏》引唐武玄之《韵诠》反音例，亦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诘定。’（《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皆谓反切始自服虔也。服、应为汉灵帝、献帝间人，是反切之兴，时当汉末，固无疑矣。然而诸书所以谓始自孙炎者，盖服、应之时，直音盛行，反切偶一用之，犹未普遍。及至孙炎著《尔雅音义》，承袭旧法，推而广之，故世以孙炎为创制反切之祖。至若反切之所以兴于汉末者，当与象教东来有关。清人乃谓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近人又谓郑玄以前已有反语，皆不足信也。”章太炎注意到《汉书·地理志》的应劭注已有反切，周祖谟更注意到颜师古注《汉书》多引有服虔的反切，并参证唐朝人的意见，认为服虔已用反切来注音（黄侃先生《尔雅略说·论尔雅注家一》也说过：“然他书所引汉人音，如应劭、服虔等《汉书音义》已有反语，宜不始于叔然。”光华按，黄侃先生在后来专门讨论反切的起源的文章《声韵略说》中的观点与此不同，本书采用《声韵略说》中的观点）。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音理论》（中华书局，2008年）引郝懿行之言曰：“反语非起于孙叔然，郑康成、服子慎、应仲远年辈皆大于叔然，并解作反语，具见《仪礼》、《汉书》注，可考而知。”可见远在章太炎之前的郝懿行已有同样的见解，章太炎没有注意到郝懿行的论述。另可参看曾运乾《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97～100页。清代末年的大学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有曰：“故吾以为《说文》直音之肇祖，《释名》者反切之统宗也。”王先谦认为东汉末年的《释名》一书中已经有了反切。一代大儒刘申叔先生《正名隅论》[《刘申叔遗书（下）·左盦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6页]在自注中指出马融注《易》、郑众注《周官》均有反切之音，以证明反切为我国所固有。但这只是把孙炎创制反切之说稍稍提前而已。而且根据我们下面所引述的黄侃先生的论述，汉代学者所有的“反切”都不是东汉学者自己所作，而是六朝学者根据东汉学者的训诂或音义所作的。

[264]见本页上注。

[265]黄侃：《黄侃论学杂著·声韵略说》，中华书局，1964年。

[266]本章后面有引述。

[267]《颜氏家训·书证》称：“《通俗文》，世间题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汉人，其叙乃引苏林、张揖；苏、张皆是魏人。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通俗》反音，甚会近俗。阮孝绪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书，家藏一本，遂无作李虔者。晋《中经簿》及《七志》，并无其目，竟不得知谁制。然其文义允惬，实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可知六朝后期的颜之推已经不清楚《通俗文》是否是汉代的服虔所作，且言郑玄以前的学者不懂得反语。

[268]黄侃先生虽然没有论及马融、郑众的例子，但依据他的理论和论述方法，马融、郑众的反切也应当是出于六朝学者的增补，而非原书所应有。

[269]光华按，黄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对《毛诗音》中有毛传反切说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对郑玄、许慎、刘熙、服虔、应劭等汉代学者已有反切说的批评。

[270]光华按，洪亮吉此言不见于洪亮吉《汉魏音·叙》[《洪亮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179页]。但《汉魏音·叙》有曰：“其后儒以反语改汉人之音者，亦置不录，以其非旧也。”

[271]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中华书局，1986年。

[272]现在还有的学者不能认识到这点，如林明波《唐以前小学书之分类与考证》第131～133页“尔雅音义”条（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也还是用服虔、应劭的反切音来作为东汉时代已有反切的证据；裴宰奭《服虔、应劭音切所反映的汉末语音》（《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还是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的观点，把服虔、应劭的反切音当作是他们自己所作的反切，没有注意到黄侃、吴承仕早已有的精辟论述。裴宰奭的出发点就已经错误。

[273]顾延龙：《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9～570页。

[274]后文有详细的引述。

[275]只是有极少数例外，后有详说。

[276]我国主张反切之法来源于西域梵学的学者在宋代比较多，如郑樵、沈括、陈振孙，还有清朝的纪晓岚、姚鼐，现代的周祖谟等；傅定淼先生《梵文拼音原理传入与反切起源关系新探》（《汉字文化》2001年第1期）一文坚决主张我国古代反切的起源与梵文拼音的传入毫无关系。他注意到我国古代的汉族人直到西晋时代也没有直接参与翻译佛经，只是作为笔受。而笔受者在汉魏六朝一般不懂得梵文或西域文的原典。他说：“隋唐以前载籍并无任何确切材料可以证明东汉人学习、懂得梵文或其他西语文拼音。”他指出东汉的严佛调只是安玄翻译佛经的笔受，严佛调应该不懂得梵文。他还根据季羡林的研究说：东汉时代的翻译佛经的原语本来不是梵文，而是吐火罗等中亚古语。而且当时翻译佛经一般是根据口授，并无写本。因此，东汉的佛经翻译不可能对用于汉字表音的反切的起源发生影响。我觉得傅定淼的观察很有道理。现在我们不妨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所谓的梵文拼音法就是指梵文的字母表《悉昙章》。据周广荣《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一书“绪论”的介绍，《悉昙章》的入华年代有汉代说、魏晋说、晋宋说、隋唐说。周广荣自己采用晋宋说（严格地讲是东晋说）。此说是根据饶宗颐先生的观点。饶宗颐先生《论悉昙异译作“肆昙”及其入华之年代》（收入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指出东晋时代的高僧道安编撰的佛经目录中已经有《悉昙慕》二卷。在刘宋时代的高僧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楞伽经》中包含有《悉昙章》。北凉时代的昙无谶翻译的《大涅槃经》中的《文字品》有《悉昙章》，而“悉昙”又音译作“肆昙”。饶宗颐作结论说：“故知悉昙学之入华，与《大般涅槃学》之翻译有密切关系。”从以上的介绍可知，讲梵语拼音的《悉昙章》最晚在东晋时代已经传入我国。但当时没有什么影响。悉昙学真正在我国发生影响是在北凉的昙无谶翻译的《大涅槃经》南传以后。我国文人学者中最先关注悉昙学的似乎是谢灵运，已在东晋。我们确实不能在佛典及其他典籍中发现悉昙学在曹魏时代已经流行的证据。孙炎的《尔雅音义》开始用反切来为汉字注音不可能受到梵语悉昙学的影响[关于《尔雅音义》的文献学的情况参看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3211页；林明波《唐以前小学书之分类与考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32～133页；谢启昆《小学考》]。而且梵语悉昙学中也没有类似汉语反切的拼音方法。梵语悉昙学对我国音韵学的影响更主要是在汉语等韵学上面，对等韵图的编制也许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清末大学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一“等韵原始于观音”条在引述了《天竺字母说》后，有一个观点：“此以神珙《等韵》为持诵经咒而制，是僧家相传师说。”），但与反切的起源毫无关系。

[277]刘博平：《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78]刘博平：《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5～1178页。

[279]本应全录原文，但由于文中怪僻字甚多，所以节录其大部分原文。

[280]刘先生尚举有其他例证。

[281]而《说文》说的从“亦省声”的“亦”的上古音是余母铎部，与锡部有所不同。

[282]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狁考”一文。王国维称“狄”本为对远方异民族的称呼，“因之凡种族之本据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王国维此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经传所记，自幽、平以后，至于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这已经是汉语史的方法了。

[283]《说文》：“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云云。

[284]另可参看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41～144页。

[285]如《楚辞·大招》：“北至幽陵。”王注：“幽陵，犹幽州也。”《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页王聘珍《解诂》称：“幽州，北裔。”《吕氏春秋·有始》：“北方为幽州。”《释名·释州国》：“幽州，在北方幽昧之地也。”《尔雅·释地》：“燕曰幽州。”《释文》：“幽州，北方太阴，古以幽冥为号。”显然是以幽州为北方之地。他证甚多。

[286]我国古代的妓院经常位于城邑的北部。

[287]刘先生所举的例子中有个别未必合于古音，但也是有原因的，并非出于杜撰。如刘先生说：“分极”反切为“必”。但“必”是收-t尾的，而“极”收-k尾。刘先生此例确不可靠。这是因为他笃信今本《说文》所致。各本《说文》皆称：“必，分极也。从八弋。弋亦声。”卑吉切。清代注家中唯段玉裁改为“八亦声”，并称：“八，各本误弋，今正。古‘八’与‘必’同读也。”段玉裁是对的，所改合于古音。我认为正是因为刘博平先生拘于大小徐本《说文》，忽视了段玉裁的意见，才有这样的失误。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页“必”字条认为“八”是“必”的后起声符，在甲骨文中没有声符。

[288]参看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

[289]虽有上声与去声的不同，但这可以解释为分音词与单音节词之间存在的差异，后文有述。

[290]此二书为《四库全书》本。

[291]例如：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页）称：“-d变-l最容易。维吾尔族隋唐译成‘韦纥’、‘回纥’、‘回鹘’，西北汉族方音好像都用-l。罗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里的藏文对音也有-d、-l、-r三样。高丽译音一律用-l；日‘il’、七‘tɕ‘il’。”同书第18～20页的梵汉对音谱指出：后汉三国时期的翻译佛经是用收t的“钵”对音梵文pal，用收t的“掘”对音梵文gul，用收t的“末”对音mal。这都表明t与l音近可通。据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一）》（见《方言》1982年第1期）称潮阳方言中的来母字有的白读音为t-声母，如“滤、鹿、辣”等；又，熊燕《客赣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7～18页指出在客赣方言中，端母的一些细音字读成边音l-。如高安1、高安2、高安3、新余1、新余2等方言。熊燕在列举了相当多的例子后说：在客赣方言中“端母读l只在齐齿韵前，说明音变与介音-i有关。t是舌尖前塞音，l是舌尖前边音，可能是由于介音-i-使得二者之间易于转化。如客赣方言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音变：（1）来母l变同端母t，（2）来母l变同透定母，音变条件无一例外的都是-i-介音。”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的“都昌土塘话同音字汇”中，来母在齐齿呼前读同透定母d。辛世彪《新会荷塘话音系特点及分析》（《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出中古音的端母字在新会荷塘话中读l-声母，举证数十例（如“多、躲、打、都、妒、低、帝、岛、到、刁、对、丹、端、短”等皆读l-声母）。傅国通《武义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4年第2期，第109～127页）描写了武义方言中的古端母开尾韵和入声要读声母，如“多、都、带、岛”等。据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的“傣语”章第212页：“西傣一部分地区还保留浊塞音声母b和d；德傣没有b和d。d在德傣的大部分地区并入l。”

[292]有一个例子可作旁证：《山海经·海内经》：“又有青兽如菟，名曰狗，有桂山。有翠鸟。有孔鸟。”郭璞对“”字注音为“音朝菌之菌”。“”与“菌”的字形分别正是一个从“山”，一个从“艸”。

[293]为了避免行文烦冗，对顾炎武以前的学者的论述，我们都以脚注形式引述。

[294]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软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沈括已经意识到“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他说的古语是指梵学进入中国以前的古汉语。

王观国《学林》卷八“辟”条：“虽总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其字之义者。‘之乎’切为‘诸’；‘而已’切为‘耳’；‘如是’切为‘尔’；‘何不’切为‘盍’；‘不可’切为‘叵’；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义也。下至闾阎鄙语，亦有以音切为呼者。‘突鸾’为‘团’；‘屈陆’为‘曲’；‘鹘仑’为‘浑’；‘鹘卢’为‘壶’；‘忒’为‘太’；‘咳洛’为‘殻’。凡此类非有师学授习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约所谓入神殆此类耶。”王观国明确把这些合音都解释为反切，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切脚语”条：“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歩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另亦可参见《示儿编》卷二十二所引《容斋随笔》。

《说郛》卷二十三下“俗语切脚字”条：“俗语切脚字，‘勃笼’，‘蓬’字；‘勃蓝’，‘盘’字；‘突落’，‘铎’字；‘窟陀’，‘窠’字；‘黯頼’，‘坏’字；‘骨露’，‘锢’字；‘屈挛’，‘圈’字；‘鹘卢’，‘蒲’字；‘突郎’，‘唐’字；‘突栾’，‘团’字；‘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丁’，‘兵’字；即释典所用合字。”宋代学者说的‘切脚字’就是反切，万万不可做别的解释。类似的论述还有俞文豹《吹剑录》的“俗语切脚字”条，此不录。

郑樵《通志略·六书略·谐声变体论·论急慢声谐》：“急慢声谐者，慢声为二，急声为一也。梵书谓二合声是矣。梵人尚音，故有合二而成声，合三合四而成声。华人尚文，惟存二合，此于梵书中论之矣。《诗序》曰‘声成文，谓之音’。知声有急慢，则发而为文；抑扬合度，铿锵中节，笺释之家，全不及此。至于语辞浑而无别，但取言中之义，不问句中之节。故柳宗元极论语辞之义，良由不知急慢之节，所以辞与句不相当。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旃’为‘者焉’之应；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诸’为‘者与’之应；又如慢声为‘而已’，急声为‘耳’；慢声为‘之矣’，急声为‘只’；慢声为‘者也’，急声为‘者’；慢声为‘也者’，急声为‘也’；慢声为‘呜呼’，急声为‘呜’；慢声为‘噫嘻’，急声为‘噫’，皆是相应之辞也。此并载籍中常语，先儒不知考究。又如语言之中慢声为‘激搏’，急声为‘郭’，慢声为‘中央’，急声为‘张’者，亦是也；古艳歌曰：‘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傍；十月钩镰起，并在束薪中。’此‘中央’之为‘张’也；张平子《西京赋》云：‘翔鹍仰而弗逮，况青鸟与黄雀；伏棂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此则‘激搏’之为‘郭’也。可以触类而长。”郑樵非常敏锐地指出“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二字反切就是急声的“一”字。如引文中的“中央”反切为“张”，“激搏”反切为“郭”。只是郑樵所引的《古艳歌》和《西京赋》中的例子，我们暂时还无法理解，只有阙疑。刘申叔先生《正名隅论》（收入《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表示赞同郑樵之说。

明朝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委巷琐谈”条：“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窿’；以‘盘’为‘勃阑’；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驼’；以‘圈’为‘屈挛’；以‘蒲’为‘鹘卢’。”田汝成说这些现象是“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而直到明代的杭州人还有这样的语言习惯。这种语言现象实际上有非常古老的来源，绝不是到宋朝才突然兴起的。

宋景文《笔谈》：“孙炎作反切语，本于俚语常言，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鲫溜’。”称“孙炎作反切语”是“本于俚语常言”，可知民间的俚语常言早已流行反切语。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二：“若夫‘跋扈’、‘即溜’，悉魏时回切语；‘即溜’切‘就’字，‘跋扈’切‘固’字；《周礼》‘负固不服，则侵之’。”今按：“跋扈”不能切出“固”字。观后所引《周礼》之文，可推知“固”当是“负”之误，因为《周礼》“负固”连言，因而致误。“跋扈”正切“负”（光华按，“负”字古为重唇音）。清代以前的学者还有一些类似的论述，我们不再一一引述。另可参考王瑛《试说“切脚语”》（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王瑛先生对“切脚语”在文献中的用例有比较具体的疏证。李蓝博士《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载《方言》2002年第1期）对古文献中关于合音词、分音词的论述有所综论，与本书所引材料部分重叠，亦颇堪参考。本书不再引述王瑛、李蓝之文。

宋代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还举有一个例子：“市井有补治铁器者，谓之‘骨路’，莫晓何义。……余案，‘骨路’正是‘锢’字反语。”“骨路”这一分音词的产生正是对反切的运用。

《宋史·唃厮啰传》：“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聂鸿音《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指出：《宋史》中的“唃厮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嘉佑三年九月乙亥条作“嘉勒斯赉”。《宋史》用一个“唃”字，而《续资治通鉴长编》用“嘉勒”两个字来音译。从审音上看，“唃”这个字的音与“嘉勒”这两个字连起来的音并不相近（在宋代绝无复声母kl存在），但是与“嘉勒”这两个字的反切音却比较接近。

唐朝人的《资暇集》卷下：“又为阿宅家子，‘阿’助词也，急语乃以‘宅家子’为‘茶子’。”这里的“急语”就是反切，言“宅家”反切音近于为“茶”，否则其“急语”之义不可解。

从我们以上引述的文献资料来看，“切脚字”的方法在宋代颇为流行。我认为“反切”的方法在宋代广为盛行是与宋代比较流行的种种文字游戏分不开的。如宋代的民间有“射字法”，就是一种与音韵关系密切的文字游戏。赵与时《宾退录》卷一称（据《四库全书》本引录）：“俗间有击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盖全用‘切韵’之法，该以两诗，诗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齐韵，取其声相近，便于诵习。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该平声五十七韵，而无侧声。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则鼓节先三后四。叶韵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击鼓而挥扇之类，其实一也。”南宋的耐得翁在端平二年成书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卷（据《四库全书》本引录）有曰：“‘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原注：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原注：来客索猜）、‘下套’（原注：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人名对智）、‘贴套’（原注：贴智思索）、‘走智’（原注：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原注：许旁人猜）、‘问因’（原注：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原注：假作难猜以定其智）。”从此可见，在宋代非常流行文字游戏。王瑛在《宋元明市语略论》中（《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宋代以来在民间流行的文字游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些文字游戏在当时人看来就是“隐语”，而“切脚字”也正是一种隐语。另可参看周祖谟《射字法与音韵》[《问学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周祖谟此文对宋代流行的与音韵密切相关的文字游戏“射字法”和“字谜”作了介绍。宋代的“字谜”、“射字法”与宋代的“切脚字”应该是同类文字游戏，虽然具体的方式不同。

我们附带论及：佛经中的二合法与反切不同，我国古代学者把二合法与反切相比附是错误的。梵学家钢和泰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一文中注意到宋代初年的僧人法天在翻译梵文中的咒语的时候，有时为了精确地音译梵文原音而采取“二合”的方法，也就是用两个字的合音（非反切）来表示一个梵文音节的音译，这种“二合”的方法与宋朝人比较广泛使用的切脚字不同，未可相混。我国古代学者一致认为佛经中的二合法是反切，这是误会。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说：“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这是用“西域二合之音”来比附古汉语的“盖切字之原”，是错误的。俞文豹《吹剑录》的“俗语切脚字”条最后明称：宋代流行的切脚字“即释典所谓二合字”。清代著名的《说文》学家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二“双声叠韵”条也强烈认为反切为我国所固有，并非来自西域。其文曰：“梵书有二合音，吾儒未尝无也。彼有二合音，不复有两字分其音，是以长存也。吾儒有二合音，又有两字分记其音，是以沿袭而不觉也。双声叠韵非乎?‘茨，蒺藜也’；茨、蒺双声，茨、藜叠韵。‘之于，诸也’；诸、之双声，诸、于叠韵。经典中形容之词，如窈窕、参差之等莫不然；无论知与不知，作诗属对必不误。”同书第281页下称：“‘窊’下云‘污衺’者，污、窊双声，衺、窊叠韵也；‘窳’下云‘污窬’放此。与《尔雅》‘茨，蒺藜’同。此反切之祖也。后人穷思毕精，不能出古人范围之外。”王筠就是这样明确认为二合音就是反切法的运用，这都是不对的。现代音韵学家李荣先生在其名著《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20页“由梵文字母对音证不送气说”提到了佛经中的二合法，李荣认为二合法是上字的声母拼加下字的整个读音（就是声母和韵母）。虽然李荣先生没有列举出根据，但结论是可信的。按照这种理解，二合法就会产生复声母。钢和泰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中所举的例子不是很典型，如用“昨贺”二字二合为梵文的J’a，用“摩野”二字二合为梵文的Mya，用“枳也”二字二合为梵文的kya，这三个二合音的例子的第二字的声母都是喉音或宋代的喻四声母（已与喻三合流而为j音），这样的声母可以与第一个字的声母形成自然连读（可参看陈澧《切韵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而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二编“辅音系统”第27～28页排比了一些利用二合法来音译梵文密咒的例子，我们发现与二合相当的梵文原文都是复辅音。李方桂《藏语复辅音的中文转写》[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第235～238页]有同样的论述，而且举例颇丰，论述翔实。所以，我们认为李荣对二合法的理解是对的。佛经中的二合法与反切无关。近来在香港中文大学CC图书馆读到了台湾学者林光明的《大悲咒研究》（佶茂出版社，1996年）第五章，其文对佛典中的“二合、三合”的方法有详切的阐释，与我们的观点相同。稍引其言：“二合用罗马拼音来解释，可说是将前一个子音接到另一个带有母音的子音之前，表示前一个汉字的罗马拼音只有字音，而后一个汉字的罗马拼音则是一个子音加上母音。二合的汉译在还原成悉昙时只写成一个字，虽然汉字有两个字。”其文还引述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卷十九的解释：“所注二合者，两字相合，一时急呼，是为二合也。”此书在其他地方还讨论了二合法的实例，如第137～138页。在异民族诸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时候，有时也用“二合法”。据无忧著《巴利语文字简况及其佛典》（《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佛教语言论集》，华宇出版社，1987年）一文称：“自公元前一世纪末，锡兰首先用僧伽罗字母音译巴利佛典时，为了拼写巴利语而借入了它所没有的送气清浊塞音和唇音及鼻音等音位，同时创制了一些二合字母的专用符号和某些略符。”二合字母或许与音韵学上的二合法不尽相同，但原理有相通之处。我们在讨论自反一节中提到了《龙龛手镜》中的一些自反字也属于二合字[另可参看松本文三郎《中国的印度音译字》，收入松本文三郎《佛教史杂考》（华宇出版社，1984年）]。又如，在1190年左右成书的《番汉和时掌中珠》中的西夏文有汉语和藏语的对音，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但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一文指出：“在西夏汉译里边还有两字音一个西夏字的现象。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们最难想象而前人好弄错的一件事。因为《番汉合时掌中珠》上把两个字横排起来，所以他们对于读法也产生次序的差异。……现在我们更知道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就是凡用两字注一音的第一音‘尼’等字仅作浊音用的，殊非伊凤阁说的前置字音，更非接尾语。”这无疑属一种二合法。日本学者沼本克明《日本汉字音的历史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第六部第一章第一节“梵语复辅音的假名标记”第728～730页讨论了公元900年以前成书的《假名字体表》是用二合法来表示梵语的复辅音声母。梵语的三合复辅音声母，古日语是用三个音节来表示。这既表明古日语没有复辅音声母，也表明二合法通过佛教徒而被广泛地运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在对《大般若经》四百一十五卷进行音义注释后比较详细地讨论了二合法的问题。二合法的兴起是梵汉对音精确化的重要标志，此法在唐代以前未闻，其法昌盛盖与佛教密宗有关。二合法对古汉语音韵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且举一例：我们上面提到宋代初年的法天用“摩野”二字二合为梵文的Mya，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野”字注音：“此‘野’字正与梵音相当。”也就是唐宋时代汉语的“野”与梵文的ya是一模一样的发音，日语音读中的“野”也是ya。

[295]龙宇纯《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检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第696页）对这条材料有所批评，称：“其余‘之矣’为‘只’一条，矣、只古韵亦远，似应改‘只’为‘止’。”龙说颇精。龙宇纯对顾炎武列举的其他一些材料也有所辩证。然而无关全局。

[296]光华按，此为《诗经·豳风·七月》语。

[297]光华按，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华书局，1998年）卷二十七第409页“不律谓之笔”条称“不律”的“不”是发声词，没有意义。王引之在这里未能注意到上古汉语确实已经有了反切的现象，我们不采取王引之的说法。

[298]《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74页也称：“狮子古名狻猊，或作狻麑（或为西域语之译音），后假师众字为之，以师为狻猊二字之合音也。”

[299]龙宇纯《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检讨》（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第696页）在引述了顾炎武的这段论述后，称这些合音词与相应的单音节词之间“或韵有不同，或声有差异，或两者俱有为别，但都显然可以解释为方音现象，顾氏以为合音，就音而言，并无过误”。

[300]（清）陈澧：《切韵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301]何九盈先生《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页也早已注意到汉代以前的合音“不只是以双声叠韵为特点，它的前两字与后一字在意义上是相等同的”。与我们的观点相同，且先于我而发。但我们认为顾炎武说的合音就是反切，而何先生认为这些合音不是反切。在这点上，我们不赞成何先生的意见。

[30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303]《丛书集成》本。

[304]古文字学家对此一般未能明了，如曹锦炎《吴王寿梦之子剑铭文考释》（《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2007年；原文发表于《文物》2005年第2期）在讨论“寿梦”的问题时说：“应是以中原音记‘寿梦’的急读音，或即以‘乘’记‘寿’音。”这就没有明白先秦时期的反切现象，而曲为之说。

[305]《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锄’，言罪之在也。”杨伯峻注：“买朱锄即密州。买、密音近，‘朱锄’急读音近于‘州’，‘州’缓读音近‘朱锄’。”

[306]上引顾炎武也持此说，应为可信。但刘申叔先生《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4～135页；亦见《刘申叔先生遗书》中的《左盦集》卷四]有不同的解释：“淮、泗之间列溜音于语末，‘娄、溜’叠韵，故邾曰邾娄。”刘申叔先生以小字自注曰：“今北方语无论名辞、动辞，其下皆系以儿音，儿、娄本异纽而今相近，则邾娄之语徧行矣。”这就把“邾娄”的“娄”看成了上古方言中的语尾词，相当于现代方言中的儿化音。此说似不如顾炎武之说通达。

[307]原注——汪君文台云是拆“兵”字——光华按，当以汪文台之说为确。

[308]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引述到乾隆年间编的《宝山县志》：“俗呼精曰即零，精字反切也。”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即零”反切就是“精”。游汝杰说：“‘即零’就是‘精’字的分音。”可见分音的原理就是反切。

[309]（清）陈澧：《切韵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310]（清）戴震：《声韵考》，《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4年，第284页。

[311]（清）戴震：《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4年。

[312]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0页赞成朱骏声的观点：“按，朱说甚是。‘髑髅’的初义应即是‘头’。后来词义分化，‘髑髅’指死人的头骨。《庄子·至乐》‘庄子之楚，见空髑髅’。”

[313]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31页同意朱骏声的观点：“按，当云‘钲者，丁宁之合音也’。”《左传·宣公四年》：“著于丁宁。”注：“丁宁，钲也。”《国语·吴语》：“鸣钟鼓丁宁。”注：“丁宁，钲也。”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1页还认为《尔雅》中的“虺颓”、《诗经》中的“虺”就是“”字的合音。王筠认为《说文》无“”字，其本字当是《说文》中的“瘣”字。王力和王筠的解释都是正确的。

[314]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98年）第441页；又见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诂汇释补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4年）第78页。

[315]唐作藩先生《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一文、向熹《简明汉语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65页、向熹《简明汉语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65页、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尚玉河《“风曰孛缆”与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语言学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郑作广《上古汉语复辅音再探》（《方言与音韵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都与王力先生的观点不同，而赞成林语堂的说法。只是向熹《简明汉语史（修订本）》第65页把话说得有点活：“但是确定上古汉语里有无复辅音，应根据形声字、双声叠韵、联绵字、现代汉语方言、亲属语言等各种材料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现在这种研究还做得很不够，许多还只是雾里看花，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所以我们在构拟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时候，没有拟定复辅音。”向熹先生此书出版在拙著《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之后，在讨论复声母问题时对拙著的详尽研究完全不提，岂得谓为与时俱进耶?他在此书的第64～65页将根据反切原理造出的方言里的分音词全部理解为复辅音声母的分化，并据此推定上古汉语有复声母，这是毫无根据的。

[316]收入（清）郝懿行：《晒书堂文集·反语考》，《续修四库全书（14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3～515页。

[317]见《黄侃论学杂著》。

[318]黄侃先生此文所引郝懿行之言与原文颇多出入，且有错字。今据原文校订的地方很多。

[319]侃案，此反衍字。

[320]侃案：《诗》释文引《释名》曰：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音尺奢反，声近车舍也。韦昭《辨释名》曰：古皆尺遮反；自汉以来，始有居音。据此及郝所引，是《释名》中有反切矣。然《书》正义及今本《释名》无音尺奢反四字，证知此反切音为后人随文作之。五经疏中，往往引书加音，正此比。

[321]侃案以舌职为殖，割裂名氏，误。

[322]侃案：此不可解。

[323]自“推是”以下数句，黄侃对郝氏原文颇多省略。

[324]其他还有两三个例子，尚未成为定论，后有说。

[325]王利器在《颜氏家训集解》中引证了郝懿行的观点，但是仅仅摘引一小部分而已，且字句与原文多有出入，而且王利器此书没有注明郝懿行文章的出处。

[326]（清）郝懿行：《荀子补注·宥坐篇》，《郝懿行全集》，齐鲁书社，2010年，第4644页。

[327]（清）王筠：《说文释例》，中华书局，1998年。

[328]在清代学者中有类似意见的还有刘禧延等人，参看《丛书集成新编（14册）·刘氏遗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03页。此不录。

[329]（清）陈澧：《切韵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330]转引自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6～127页。

[331]黄侃先生注：案说见《广川书跋》。

[332]似乎只有黄侃先生引用过。

[333]（清）刘熙载：《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

[334]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35]光华按，此言鲜明地表明黄侃先生主张古人的合音就是反切。

[336]光华按，黄侃《尔雅音训·释天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8页称：“焚轮犹纷纶，言紊乱耳。焚轮合声为坋。……扶摇谓之猋。猋者扶摇之合声。”与此同。

[337]章太炎：《新方言·释言第二》，《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338]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339]章太炎：《新方言·释器第六》，《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340]也就是古人说的急声慢声。

[341]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匈奴”第200页称：“据王国维考证，‘匈奴’二字急读为‘胡’。”也就是“匈奴”二字反切就是“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见。

[342]吴秋辉：《佗傺轩文存》，齐鲁书社，1997年。

[343]光华按，原文的“考正”恐是“考证”之误。

[344]吴秋辉《侘傺轩文存》（齐鲁书社，1997年）第207页“巷”字条称“胡同”反切为“巷”。古书中早就有了“巷”字，“胡同”是根据“巷”造的反切语。张清常先生写了几篇论文详细讨论过“胡同”一词的语源问题，认为是蒙古语“huto”的译音，本是“水井”的意思。详细的讨论还可参看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110条“胡同”；现在看来，“胡同”一词未必是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的译音，因为一是从“水井”引申出北京人意识中的“胡同”不一定很容易；二是“胡同”与有关的蒙古语的对音在韵尾上不是很吻合；三是“胡同”的反切与古文献中的“巷”音义皆合；四是据方龄贵此书第324～325页的论述，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在汉语音译中的某些其他写法明显不同于“胡同”，如在《至元译语》中作“勿都”，在《华夷译语》中作“古都黑”，在《登坛必究》中作“苦堵四”，这些“井”的译音与“胡同”显然不同，不应该当作同一外语词的异译。正因为如此，我个人并不赞同张清常、方龄贵的观点。

[345]刘盼遂：《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6]原书“畴”误为“田”，今订正。

[347]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15～316页。

[348]沈兼士先生也注意到：“扇”在仙韵收n，“阎”在盐韵收m，不能相通。但他认为：“当时方音容亦有例外与?”我们认为沈兼士先生推测之言也是有根据的。我们把自己收集到的材料排比如下[《诗经》中没有-m与-n合韵的现象，参看《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86～187页]，作为沈兼士先生此言的补充：在汉代语音中，m与n有时通押。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3页注意到在西汉时期“侵谈两部还有极少数与收n尾的字通押的例子。……在西汉时期是否有一些方言侵谈两部的尾音m已经变为n，还不清楚，但是这几个例子是值得注意的”。张清常在《-m韵古今变迁一瞥》（《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的论文中说：“据罗常培、周祖谟研究结果，看出两汉时期m与n通押的例子并不太多，大约只有三十四例。”其实这样的通押现象已经不少了，足以形成规律。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统计汉代诗文的合韵中，m与n合韵通押之例至少有十次。同书第115页称在蜀汉方言中m与n、ng可以合韵混押。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引法西勒夫之言曰：“中国语中无‘z’音，尾声之‘m’变为‘n’音，且波斯之萨山王朝，亦可译为寻寻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八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清代大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十四“古音不甚拘”条早已注意到m与n在中古以前有通押之例。其文曰：“卻正《释讥》云‘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丽，既美且艳’。以‘艳’与‘面、见、练’为韵。又云‘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犹鳞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以‘林’与‘群、殷’为韵。如此类者，今世必谓之失韵，然古人以有之。皇甫谧《释劝论》以‘音’与‘莘、滨、秦、屯、神、伦、伸’为韵，以‘心、岑’与‘鳞、辰、尘、人、臣、伦’为韵，以‘沈、衾、岑’与‘真、臣、人、邻、贫、滨’与韵。杨戏《季汉辅臣赞》以‘风’与‘滨、真、文、身’为韵，盖读‘风’为‘分’也。”钱大昕这里说的完全是m与n通押的问题。这应该理解为在东汉时代的方言中，m尾就有了音变为n的情况。讨论到同样问题的还有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第186～187页。《颜氏家训·音辞篇》：“《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0～171页也说：“案‘看’读平声，应音口寒反。今吕音口甘反，是寒谈不分也。然可证今江河流域收舌收唇两鼻音不甚分别，亦本于古，未为大缪。收舌以浙西为准，收唇以广东为准。”同书117页论及：“张炎《山中北云词》最不讲韵，真、蒸、青、侵合而为一，此则各从其便耳。”前秦时期的王嘉《拾遗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六第532页称：“俗谓之‘相陵’，与‘霜林’之声相讹。”“陵”是后鼻音的蒸韵，“林”是唇鼻音的侵韵，二者可以音通（其中的音变过程可能是“陵”在六朝时的西北方音中读成了前鼻音的-n尾，再与-m相混）。章太炎《新方言》第115页：“今人华盖、雨盖皆谓之苫，音正作失冉切。讹入元寒作繖。《通俗文》曰‘张帛避雨谓之繖盖’。是汉末音韵已歧矣。”这是说收-m的“苫”在东汉末年有的时候或在有的方言中已经音变成了收-n的“繖”了。邹汉勋《读书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卷十第216页：“自汉以后侵、覃诸韵，读近真、文诸韵。”在东汉学者的声训中也有例证可寻。如《礼记·缁衣》郑玄注：“禁，犹谨也。”（《广韵》：“禁，谨也。”）。这是明显的声训。“禁”为-m尾，“谨”为-n尾（此例似乎表明郑玄时代的山东方言又将-m和-n相混的现象）。本师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商务印书馆，2010年）三“淮南子韵谱”第127～128页归纳《淮南子》中-m与-n通押的例证甚多，甚至还有-m与-n通押的现象。

时代较晚的例子如宋代刘攽《贡父诗话》有曰：“荆楚以‘南’为‘难’。……荆楚士题雪用‘先’字，后曰‘十二峰峦旋旋添’，反读‘添’为‘天’是也。”可知在荆楚之音中韵尾的m读成n。因为“南、添”都是以m收尾，而“难、天”则是以n收尾。陈鹄《两塘集耆旧续闻》卷七有类似的论述称：“荆楚以‘南’为‘难’。”吴梅《词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三章“论韵”还称：“所易混者，第六部之真谆，第十一部之庚耕，第十三部之侵，即宋词中亦有牵连混合者。张玉田《山中白云词》，至多此病。如《琐窗寒》之‘乱雨敲春’，《摸鱼子》之‘凭高露饮’，《凤凰台上忆吹箫》之‘水国浮家’，《满庭芳》之‘晴卷霜花’，《忆旧游》之‘问蓬莱何处’，皆混合不分。”这种现象似乎发生得很早。裘锡圭先生《释郭店<缁衣>“出言有|，梨民所”——兼说“|”为“针”之初文》（《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文提到了在战国时代的楚系文字中有侵部字与真部、文部字相通的现象。其文论述较繁，此不录。唐代的胡曾《戏妻族语不正诗》：“唤针将作真。”“针”是m韵尾。“真”是n韵尾。伍铁平《语言词汇的地理分布》（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又收入周荐编《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提到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的“竿蔗”又作“甘蔗”，而“竿”收n尾，“甘”收m尾。《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82页：“北宋人词侵、覃与真、寒不混，而南宋人词则混用不分。”明朝的凌濛初《南音三赖评语》[参看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辑）》（黄山书社，2009年）第273页]评《风流合三十》的《正宫·白练序》：“杂用庚青、真文、侵寻。”同书第269页评《拜月亭》的《仙侣·上马踢》：“用先天韵。内‘惨’字犯廉纤。”同书第262页评高东嘉《闺怨》的《仙侣·二犯月儿高》：“用先天韵，内‘掩’字犯廉纤。”在明代的戏曲中类例很多。1442年的《韵略易通》还有-m尾，但在1642年的《韵略汇通》已经没有-m了（不过《韵略易通》是诗韵，容易存古；而在《韵略易通》年代的实际语音中未必还有-m存在）。

在异族语中也有此现象。如突厥语kön进入蒙古语后成为köm。李增祥《突厥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曰：“突厥语族的大多数语言中位于词尾的n在楚瓦什语中有时还变为m。如：古突tytyn‘浓烟’，楚tidym。”云云。凡此均可引为旁证。

[349]蒋礼鸿：《义府续貂》，中华书局，1981年。

[350]徐德庵《古代汉语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第20页，吾师何九盈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428～429页引述了徐德庵此文的这个例子。

[351]此吴王名，学者们的考释颇多歧异，这里采用郭沫若《青铜器铭文研究·<者减钟>韵读》的考释，也是现在学术界一般采用的说法。另可参看《金文诂林（第十二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5989页。

[352]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第9页。

[353]唐兰：《石鼓年代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354]不过，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336页《吴王元剑》篇称《史记》《左传》中“诸樊”的“诸”是“谒”的错字，“谒樊”合音为“元”，吴王元就是诸樊。此说不大被注意，可供参考。

[355]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124页。

[356]郭沫若《卜辞通纂》[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4～295页]对第176片卜辞的考释称：“戋甲当即河亶甲。河亶者戋之缓言也。”这只能解释为“河亶”反切与“戋”音相通。郭沫若此书一再证明“戋甲”就是“河亶甲”。

[357]此为正字，俗字作“勾”。

[358]《经典释文》音“句”为“古侯反”。

[359]另如“句”在《广韵》中有“其俱”切一读，为群母；《礼记·明堂位》：“叔之离磬。”郑注：“无句作磬。”《释文》：“句，其俱反；字又作劬。”“句”字本来就有群母一读，“权”也是群母。

[360]这里仅举本师张双棣教授《吕氏春秋词汇研究（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8年）为例，张老师指出《吕氏春秋》中的“鱼、侯”合韵多达16例。参看此书第359页。张老师的《淮南子韵谱》（《第三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指出《淮南子》中“鱼、侯”合韵的现象甚为普遍，多达84例（另参看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4～106页）。《韩非子》中合韵5次；《文子》中合韵7次。张老师在《吕氏春秋词汇研究》（修订本）中还对“鱼、侯”合韵的现象作了较细致的考察，其书第360～363页论曰：“在《诗经》、《管子》、《楚辞》（光华按，张老师认为《楚辞》中没有‘鱼、侯’合韵，恐为失考。参看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94～95页）、《老子》、《庄子》、《荀子》中都没有‘鱼、侯’合韵的现象。只是到了《吕氏春秋》和《韩非子》才开始出现‘鱼、侯’合韵。”因此，“鱼、侯”合韵的现象可以认为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汉代开始较为普遍，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延边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甚至主张西汉时期的鱼部和侯部已经合并（但邵荣芬还是主张西汉时期的鱼部和侯部要分立，参看《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因此，“权舆”反切为“句”这样的音变现象在战国末期才可能出现。

[361]我们可以举出类似的旁证，如李蓝博士《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载《方言》2002年第1期）一文注意到分音词与其所本的单音节词之间有时候由于音变而造成了不能完全拥有对应关系。如，在获嘉方言中，“惊”的分音词是“圪灵”；在太原方言中，“搅”的分音词是“圪捞”；在伊盟方言中，“角”的分音词是“圪捞”。但这些分音词的上字“圪”与其相应的单音节词的“惊、搅、角”在声母上并不完全相同。这实际上是各自的音变造成的，不能否定原来所拥有的对应关系。李蓝说：“本字音一定已经历了见组字在今细音韵母前舌面化的音变过程，因此声母变成了舌面音；前面的声母字因韵母是洪音而保留了早期舌根音的读音，因此，声母字和本字音的声母就不一致了，实际上是本字音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而声母字还保留了原来的读音。”李蓝的解释是对的，可作为我们的旁证。例如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13页）举有一例：“《字林》中的字注曰‘急读为，缓读为蜥蜴’。蜥，先击切，心纽；蜴，羊益切，以纽，古读如定纽。蜥蜴一词合起来读为[sekdek]，……则字极可能读为[sdek]。”李先生所解释的合音是复辅音，这点我们不能认同，因为我们认为合音乃是反切。但《字林》说的“急读为，缓读为蜥蜴”，李先生明确表示这是合音现象。这至少说明与蜥的声母有相通的地方。而“蜥”的中古音为心母，，《集韵》为“之石切”，则中古音为章母。无论是上古音还是中古音，章母与心母均有一定的区别，而《字林》明确说缓读为“蜥蜴”，则“蜥蜴”只能理解为的分音形式。足见分音词的合音与相应的单音节词并不一定精确对应，只要符合通转的条件就可以。

[362]不过，训为“萌芽”的“句”和“芽”很可能是同源词。

[363]麦耘：《读<尔雅·释诂>札记两则》，《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364]“权”为群母，“舆”为疑母。

[365]东汉以后的例子不能作为讨论词源学的证据。

[366]麦耘先生此文提到了李新魁主张上古音中的一部分的余母是牙喉音，以此来作为自己立说的旁证。实际上，李新魁的说法在具体的问题上与麦耘有所不同。据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03～404页）称：“中古的以纽字，也有一部分来自上古的牙音组声母。谐声上以纽与见组字互谐的甚多，……古籍通假也不乏其例。……方言读音也有将以纽字读为见组的。”但李新魁是把这一部分的以纽字的上古音构拟为gஐj，与后鼻音的疑母不同。李新魁并没有主张过上古音中有余母读为后鼻音的情况，因此与麦耘之说有所区别。

[367]不能认为“容與”的“與”与“权舆”的“舆”是不同的词。因为“权舆”的“舆”本来就应该写作“容與”的“與”，王念孙称“舆”是后人妄改，参看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23页。

[368]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369]“容與”一词在《楚辞》中出现11次，参看袁梅编著《楚辞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另外在《昭明文选》中出现了很多处“容與”，在汉赋中颇多。稍稍举例：班固《西都赋》：“容與徘徊。”司马相如《子虚赋》：“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與。”注引郭璞曰：“翱翔容與，言自得也。”班彪《北征赋》：“越安定以容與兮。”班叔皮是班彪，乃班超之父。类例在《文选》中甚多，不烦详举。

[370]参看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93年，第58～59页。

[371]只是王本“忽”作“惚”。

[372]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

[373]关于这个句式中“叠韵”的情况，可参看孔广森《诗声类》（中华书局，1983年）第62页“句中韵例”条“甫田”一节。例如《诗经·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总角丱兮。”“婉”与“娈”为叠韵；《诗经·采菽》：“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优”与“游”为叠韵。类例颇多。

[37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78页引《经典释文》的注音为“侗”吐功、敕动二反，“倘”音敕动反，足见二者为双声。“侗”当以“敕动”反为确，因为这与“倘”同为上声，而“吐功”反为平声，稍有不合。郭锡良先生《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88页以“侗”的上古音完全归入定母，不列透母一音，稍嫌不备。何九盈先生《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侗”字列举有透母的平声音，是为详切，然而也没有列举出其上声音。

[375]王引之：《经义述闻》，《清人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377页。

[376]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88页。

[377]郭注：言胎烦愦也。音宰。

[378]郭注：言无所闻常耸耳也。

[379]如《周礼·考工记》：“则莫能以速中，且不深。”郑注：“故书‘速’或作‘数’。郑司农云：字从‘速’。‘速’，疾也。”这里的异文只能理解为“速”与“数”相通，而“速”的古音是心母，“数”的古音是山母。这说明山母与心母在上古音是非常接近的。在古汉语的双声联绵词中，心母与山母常常构成双声联绵词。如“蟋蟀”、“萧瑟”、“肃爽”、“萧梢”（如江文通《待罪江南思归赋》：“木萧梢兮可哀，草林离而欲暮”）、“蟏蛸”（见《说文》、《尔雅》）。类例颇多，此不详录。可参看高文达《新编联绵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80]郭晋稀：《声类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86页。

[381]另有一例可为参考：孙景涛先生《“屋漏”探源》（《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考证了在《尔雅》中义为“屋内西北角”的“屋漏”是“乌侯切”的“区”的分音词。我赞同孙先生的这个观点，只是我认为这样的分音词是上古汉语对反切的运用，与山西方言的切角字在原理上没有区别。另外，在方言中存在的“衍音词”可以明显地表明复音词的形成与复声母无关。例如，据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6年）第669页“上海话的被动句”条，上海方言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是“拨”，但这个词常常用复音词的形式“拨辣”。“拨辣”显然是“拨”的衍音词，而且明显与上古汉语的复声母毫无关系。

[382]其细音成分是反切上字带来的。

[383]《汉语方言词汇》（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551页写作左“人”右“因”结构的字，这是现代人造的方言新字。

[384]我们也要注意防止滥用“合音”来解释古汉语的一些现象。如《方言》卷一：“虔，慧也。”丁惟汾《方言音释》（齐鲁书社，1985年）第2页称：“此虔为欺骗（古音读聘）之合声。”按，丁惟汾此言不可信。考儒家《十三经》中没有“欺骗”一词。先秦至东汉的诸子书及其他文献中也没有“欺骗”一词。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中都没有“欺骗”一词。我粗略考察古文献的结果，发现似乎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欺骗”一词，甚至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欺骗”这个词。足见“欺骗”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俗语词。丁惟汾却说《方言》中的“虔”是“欺骗”的合声，这显然是不可靠的。更考“欺骗”的“骗”当是“谝”的后起俗字。《说文》：“谝，便巧言也。从言扁声。《周书》曰‘善谝言’。《论语》曰‘友谝佞’。”部田切。《尚书·秦誓》伪孔传释“谝”为“辨佞”。今本《论语·季氏》“谝”作“便”。段玉裁注称：“谝、便叠韵。”《玉篇》：“谝，巧佞之言也。”《广韵》：“谝，巧佞言也。”所以，我们认为“欺骗”的“骗”应该是“谝”的后起俗字。考《说文》无“骗”字。《玉篇》：“骗，上马也。”《广韵》：“骗，跃上马。”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骗上马”条注引《考声》：“骗，跃身上马。”可见“骗”的本义是“跃身上马”，用为“欺骗”的“骗”当是“谝”的假借字，也可以说是“谝”的后起俗字。又《方言》卷一：“敦，大也。”丁惟汾《方言音释》（齐鲁书社，1985年）第11页称：“敦为浑沦之合声。浑沦无边际，故谓之大。”今按，“敦”的上古音声母是端母，“浑”是匣母，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都相去很远，无缘相通转。因此，“敦”不可能是“浑沦”的合声。冯胜利《论上古汉语的重音转移与宾语后置》（见《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提到：“焉”是“于是”的合音，且不说这里的“于”应作“於”，他说的这个合音一定是杜撰，与音理不合。

[38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此所举例证甚多，可以参看。其例不转录。另参看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而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对于这里的“反音取瑕”没有任何注解和阐释。

[386]刘盼遂《六朝唐代反语考》（载《刘盼遂文集》）对六朝至唐代的典籍中用反切语为修辞方法的现象作了比较详细的钩稽和考证，举证多达33例，文繁不录。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引证《世说新语·言语》和《三国志·诸葛恪传》，谓反语起于东汉中叶，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反语”条也多有论述，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的注解广征文献，对“反语”颇有论列。周法高《<颜氏家训·金楼子>“伐鼓”解》（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也讨论了“反语”的问题。

[387]傅定淼：《反切起源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88]收入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

[389]赵先生提到的只有容肇祖《反切的秘密语》和陶燠民《闽语研究》。

[390]赵元任的论文没有注意到郝懿行的文章。

[391]我们再举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作为旁证：龙耀宏《侗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论述了用汉字的反切来记录侗语的音的情况，其文称：“用反切的方法来记录侗语。一般是用两个汉字记录侗语的一个音节，或上字取声、下字取韵。例如用‘九吾’来记录（九），用‘尼亚’来记录（河）；或上字取声韵，下字取韵尾。例如用‘达姆’来记录tam55（柄），用‘得克’来记录tek33（出声）。少数也有用三个汉字来记录侗语一个音节，上字取声，中字取韵腹，下字取韵尾。例如用‘其呵母’来记录（走）。……汉字记侗音已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这说明侗族人也从汉民族中学会了用汉字的反切来记录侗语的读音，而且形式还比较灵活多样。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方言》2002年第1期）一文也注意到：“古代的反语一直是一种活的语言现象，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是古代韵书可以用反切来提示汉字读音的语言基础和社会基础。”我近来在英语的构词法中注意到了有与我国的反切一模一样的现象。在英语中有混成词的现象，英语是blend。例如：smoke与fog合音为smog，motor与hotel合音为motel，breakfast与lunch合音为brunch，flash与gush或blush合音为flush，dance与handle合音为dandle，no与one合音为none，not与either合音为neither，all与ways合音为always，founder与blunder合音为flounder，snake与shark合音为snark。类例甚多。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详尽论述的是钱歌川先生的《英语混成字研究》（《现代英语表现法》，香港中外出版社，1975年）。钱歌川先生在此文中列举了众多的例证，表明这种混成词在英语中也广泛存在。文繁不录[另可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34页对“blending”的论述和举证]。我认为英语中的这种混成词与我国的反切之法几乎完全相同。足见反切的原理出于人类语言的自然，并非几个专家的发明。我国古代小说有时候也用反切为隐语修辞法，如《镜花缘》第十九回：多九公道：“林兄且慢取笑。我把来路说说：当时谈论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们不知反切，向红衣女子轻轻笑道：‘若以本题而论，岂非“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么?’那红衣女子听了，也笑一笑。这就是当时说话光景。”林之洋道：“这话既是谈记反切起的，据俺看来：他这本题两字自然就是甚么反切。你们只管向这反切书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们被这女子骂了！按反切而论：‘吴郡’是个‘问’字，‘大老’是个‘道’字，‘倚闾’是个‘于’字，‘满盈’是个‘盲’字。他因请教反切，我们都回不知，所以他说：‘岂非“问道于盲”么’！”

[392]王立达《太原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和若干虚词的用法》（《中国语文》1961年第2期）一文所介绍的太原方言中的合音现象也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对反切的运用，如在太原方言中，“老人”合音为“朗”；“这块”也可以合音为一个单音节词。

[393]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巴蜀书社，2001年。

[394]载于日本《史林》第9卷第1号。后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选集》下卷《语言·宗教篇》。

[395]沈树真之文是指戴震《声韵考》所附的“跋”。

[396]张惠英：《崇明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97]光华按，我的重庆方言中也有类似的现象，重庆土话说的“不消”就是“不需要”的合音，“不消说”就是“不必说”的意思。

[398]张惠英所举的例子中还有“实在”的合音、“出来”的合音、“昨晚”的合音、“胎生”的合音，都是反切的运用。

[39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十五有如下的问答：“问：双声昉于魏、晋以后，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间有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觉，子乃谓双声之秘，肇于三百篇，毋乃矜管蠡之智以强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即有声，声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声音以成。综其要，无过叠韵、双声二端，而叠韵易晓，双声难知。‘股肱’、‘丛脞’，虞廷之赓歌也；‘次且’、‘劓刖’，文王之演《易》也；至《诗》三百篇兴，而斯秘大启：《卷耳》之次章，‘崔嵬’、‘虺聩’两叠韵，三章‘高岗’、‘玄黄’两双声；《硕人》之次章，‘巧笑’叠韵，‘美目’双声；《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双声，下句‘纵送’叠韵；《出其东门》之首章，‘綦巾’双声，次章‘茹芦’叠韵；《七月》之‘觱发’、‘栗烈’双声兼叠韵，上下相对；《东山》之‘伊威’、‘蟏蛸’、‘町疃’、‘熠耀’四句连用双声；‘佻兮达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沾既足’、‘如蜩如螗’、‘如蛮如毛’、‘不吴不敖’、‘不竞不絿’、‘允文允武’、‘令闻令望’、‘宜岸宜狱’、‘式夷式已’、‘之纲之纪’、‘以引以翼’，隔字而成双声；‘啴啴’、‘哼哼’、‘禺禺’、‘卬卬’迭字而成双声；‘与与’、‘翼翼’，隔句而成双声；‘居居’、‘究究’，隔章而成双声；‘死生契阔’、‘搔首踟蹰’，一句而两双声；‘旅力方刚’、‘山川悠远’，一句而一叠韵一双声；其组织之工，虽七襄报章，无以过也；其音节之和，虽埙篪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不独‘粲’、‘烂’韵而‘枕’、‘衾’亦韵，‘锦’、‘衾’叠韵，‘角’、‘锦’，又双声也；‘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暴’、‘冯’双声，‘虎’、‘河’亦双声也。此岂寻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习之，白首而未喻，翻谓七音之辩，始于西域，岂古昔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声昉于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叠韵；字母出于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识双声。自三百篇启双声之秘，而司马长卿、扬子云作赋，益畅其旨。于是孙叔然制为反切，双声叠韵之理，遂大显于斯世，后人又以双声类之而成字母之学。双声在前，字母在后，知双声则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双声不可也。而双声已昉于三百篇，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能，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清代学者俞樾《湖楼笔谈》五（《九九销夏录》中华书局本，1995年，第240页）称：“其实反切之法，止是双声叠韵。双声为主，叠韵辅之。理本浅而易见，初无艰深难晓之事，亦无神妙难传之学。”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第23页也称：“后人双声叠韵之说亦肇于《诗》。《卷耳》首章之‘倾匡’，三章之‘高岗’、‘玄黄’（江有诰原文为避康熙皇帝讳作‘元黄’，径改如原文），双声也；……”另可参看马宗霍《音韵学通论·古音篇》三“双声叠韵释例”（台湾泰顺书局，1972年）、章太炎《国故论衡》上卷“古双声说”、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116页。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2006年）卷八“双声叠韵”条有些议论匪夷所思。

[400]我们现在比较详细地引述王云路的一篇论文作为旁证。王云路《望文生训举例与探源》（《词汇训诂论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于“首鼠两端”一词的辨析讨论，我们可以将之引为旁证。王云路的文章考究颇为详密，我们详细地引述其文如下：

首鼠两端。此词较早见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解释此词，许多人从“鼠”字上作文章：宋陆佃《埤雅·释虫》：“旧说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两端为之首鼠。”今人则进一步发挥，王伯祥曰：“鼠将出穴，必探头左右顾望，故以首鼠两端喻心持两端的人，盖亦当时流行的成语。”张友鸾等曰：“鼠将出穴，常先探头左右视。”显然把“首鼠”理解成老鼠探头了。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抛开“鼠”字的束缚，裴骃《集解》引服虔曰：“首鼠，一前一却也。”宋袁文《瓮牖闲评》卷二：“首鼠犹言进退耳。”王念孙说：“首鼠亦即首尾之意。”“首尾两端，即今人所云进退无据也。”朱谋玮《骈雅·释训》：“首施、首鼠，迟疑也。”刘大白也认为首鼠、首施都是踌躇的叠韵转变字。服、袁、王三说为一类，朱、刘之说为一类，此两类从音理上似乎都说得通，然验之古籍疑团顿生：古书中有“首鼠两端”，有“畏首畏尾”，却未见“首尾两端”，同样，“迟疑”、“踌躇”也从不与“两端”相搭配，那么“首鼠两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宋人陆佃《埤雅》说得最准确：“持两端为之首鼠。”验之《史记》原文，韩安国也正是“持两端”的态度：“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韩安国不知究竟谁胜，所以怀二心、持两端以观望，田蚡责怪他“首鼠两端”正是指这种有二心的态度。

“首鼠两端”作“有二心”不独《史记》，验之他书，亦皆通畅。如《陈书·虞寄传》：“首鼠两端，唯利是视。”显然这里丝毫没有畏首畏尾或犹豫不决的问题，而是骑墙观望，唯利是图。《旧五代史·王司同传》：“潞王让之曰：‘尔何首鼠两端，多方误我?’”又作“首施两端”，或“首摄两（多）端”。《盐铁论·利议》：“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黄侃曰：“摄与鼠、施声转。”《后汉书·西羌传》：“大豪卢忽、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李贤注：“首施犹首鼠也。”又同上：“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又《邓训传》：“虽首氏两端，汉亦时收其用。”以上各例“首鼠（施、摄）两端”皆是怀二意、持二心之义，也有时省作“首鼠”，其义相同，如《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缓则首鼠，急则狼顾。”

除此之外，古人还常用“操持两心”和“持两端”表示“怀二心”的意思。如《汉书·王嘉传》：“外内顾望，操持两心。”又：“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较多见的是“持两端”。《新语·怀虑》：“怀异虑者不可以立计，持两端者不可以完成。”《史记·郑世家》：“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又《魏公子传》：“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汉书·李广利传》：“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又《萧望之传》：“乌孙持两端，亡坚约，其效可见。”又《西域传》：“望之复以为乌孙持两端，约难结。”又《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兵至揭，以海波为，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

以上“持两端”与“首鼠两端”义同。然则为何“首鼠两端”会有“持两端”的意思呢?原来，首施、首鼠、首摄就是“持”字的缓读（或曰长言），换言之，“持”的反语即是首施或首鼠。正像“不律”为“笔”，“不可”为“叵”，“于檡”为“虎”，“蔽膝”为“”，“骨路”为“锢”一样。“首施”正是“持”的缓读，而古人有听音为字的习惯，常往动物上附会，就写成音近的“首鼠”了。“首”为书纽，“持”为定钮，根据照三归端的原理，属于同一发音部位，即舌音，“首”、“持”为准双声；“鼠”属“鱼”韵，“持”属“之”韵，而在两汉时代，“之”“鱼”通押的例证极多，故“鼠”与“持”叠韵。宋人陆佃已发现了“持两端为之首鼠”的含义，只是探源不免望文生训。

上面就是王云路的文章，可以为本书的观点添一佐证。王云路的这篇论文揭示了古人的反切原理和训诂学的关系，更进一步显示了古人对于“反切”的广泛运用。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介绍黄侃先生的意见以供参考，黄侃《说文段注小笺》称：“首鼠两端之首鼠谓首尾也。以鼠尾长故古人称尾为鼠。”见黄侃《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另外，“之”、“鱼”通押的现象据龙宇纯《先秦散文中的韵文》（《丝竹轩小学论集》，中华书局，2009年）的归纳和统计，在《管子》有3次，在《孙子》有1次，在《庄子》有4次，在《逸周书》有2次，在《吕氏春秋》有1次，在《灵枢》有6次。

[401]沈兼士：《扬雄方言中有切音》，《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

[402]刘申叔先生《正名隅论》[《刘申叔遗书（下）·左盦外集》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5～1426页]在论反切时说：“若两字合成一名者是犹以两字之音切一字之音也。以两字之音切一字之音者如‘中’字为‘丁仲’反，‘否’字为‘方有’反，皆反切也。谓‘丁仲’二字之音即‘中’字一字之音，‘方有’二字之音即‘否’字一字之音，此固确不可易。谓‘丁仲’之义与‘中’字同，‘方有’之义与‘否’字同，虽愚者皆知其非。彼一字而有两字之名者即古人之反切只取其音不取其义，岂可谓此二字之名即彼一字之名（如以‘胡芦’即‘壶’字之义，‘鞠躬’即‘芎’字之义是）而谓二义不甚相远哉?”刘申叔先生说的情况符合用反切纯粹标音的方法，而不符合在东汉之前的我国上古时代所用反切的事实。

[403]类似的故训甚多，可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34页。

[404]丁声树在其著名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第967～996页）一文指出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后面的动词不能带宾语，“弗”的语法功能相当于“不之”。后来美国学者Boodberg就明确提出“弗”是“不之”二字的合音。如果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合音方式也不是反切，而是“之”的声母并入“不”的韵母，从而合音为入声字的“弗”。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5页指出：在近代汉语中，“咱每”合音为“昝”；“你每”合音为“您”；同书第56页说：“‘怹’字也应该是‘他们’的合音。”这些例子中“每”的声母并入“咱”的韵母就成为“昝”音，“每”的声母并入“你”的韵母就成为“您”音；“们”的声母并入“他”的韵母就成为“怹”音。郭必之《香港粤语疑问代词“点（tim35）”的来源》[《语言学论丛（第27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经过详细的论证后确认香港粤语疑问代词“点（tim35）”的来源是“底物”二字的合音。这种合音显然也是“底”加上“物”的声母m而形成的，与反切合音不同。作者提到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张惠英和李如龙。另可参考作者所附的第十个附注（同书第75～76页，此注中提到梅祖麟的一篇论文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此不录）。又如，《集韵·沁韵》：“妗，俗谓舅母曰妗。”“舅母”合音为“妗”，也是“母”的声母m并入“舅”的韵尾（其他学者已经指出这点，如龙宇纯《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检讨》，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白宛如《广州方言连读音变举例》，见《方言》1982年第1期）。这些合音方式都与反切不同，但只是少数的变例，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例子都是近代汉语中的现象，在中古以前，这种例子是罕见的，在上古文献中十分罕有。我们正视这个事实，却不能据以否定占大多数的通例的存在。我们说古人的合音的绝大多数情况是反切，这是符合事实的。另外在方言中还有比较特别的合音现象，如项梦冰《客家话反复问句中的合音现象》[《语言学论丛（第25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论述在客家方言的反复问句中，“VP唔VP”里面的否定词“唔”在连读中常常要和前一个VP发生合音，其表现方式是用“唔”的声调去置换或加合前一个VP的尾音的声调，然后否定词“唔”声消失。这是很特殊的方言合音现象，在上古音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所以与本书的讨论无关。

[405]另外，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第124页“丹阳方言的内部差别”和第127页“丹阳方言的特点”：在丹阳方言中的“格麽”合音为“根”，“过麽”合音为“功”。这也是后一个字的声母m并入前一个字的韵尾。也许是受到前一个字的声母k的同化，m从而音变为ŋ。据同书同章第130页“崇明方言的内部差别”称在陈家镇地区的方言中，“室你”可以合音为“甚”，表示第二人称“你”。

[406]其他学者把古书中的分音词与合音词作为构拟古有复声母的依据尽同此破。这里只补充提及一个例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杜注：“头须一曰里凫须。”《经典释文》引《韩诗外传》云：“晋文公亡过曹，里凫须。”俞敏、汪启明等学者都认为这是古有复声母的证据（参看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177页）。其实不然，根据我们本章的讨论，这只是古书中常见的分音词与合音词的现象，也就是“里凫”合音或反切就是“头”音，此与复声母无关。

[407]其他学者如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10页不了解古代大量的分音词是反切的运用，而认为是复辅音声母的体现，这显然是错误的。李新魁先生此书提到的一些例子，实际上在我们上面引述的清代学者的论著中已经有所提及。我们不再细辨。

[408]见林语堂：《语言学论丛》，《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409]《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则以“不律”是吴方言；《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则以“不律”是蜀方言。不能确定到底哪个正确，也有可能两者都对，即吴方言和蜀方言都称“笔”为“不律”。《说文》段注称：“郭注《尔雅》、《方言》皆不称《说文》。”这是值得注意的。

[410]据岑仲勉《突厥集史（下）》“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岑仲勉著作集》，中华书局，2004年）1133页，在突厥文中“佛”读作“Bur”，这个古突厥文词曾被音译为中古汉语的“勃”。据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3～524页的论述，早期的突厥语通过汉语借入了一些梵语词汇，如突厥文中的“佛”作burxan，这与岑仲勉的说法相吻合。突厥文的“佛”burxan在我国古书中还有更加完整直接的音译词作“婆罗汉”。考明代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下”称：在甘肃近疆的虏语中，“菩萨曰婆罗汉”。此“婆罗汉”必为突厥语“佛”burxan的对音无疑。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二“甘肃近疆虏语”条还提到：“植按《语解》：布尔罕，佛也。婆罗汉即布尔罕。”则突厥文的burxan又音译为“布尔罕”。据贾敬颜、朱风编《蒙古译语·女真译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所录“华夷译语”454条称：“佛，不尔罕，borqan。”则蒙古文的borqan也是从突厥文burxan借入，又音译为“不尔罕”。由于在宋代的时候，北方话中的入声大都已经消失，因此宋代北方话中的“孛”已经不是收t的入声，于是“Bur”才被译音为“孛而”。我们相信《鸡林类事》中的“佛曰孛而”的“孛而”应该是突厥文“Bur”的音译，根本不是从汉语直接过来的译音词，与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没有关系。又据古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0页：“畏吾儿人崇拜偶像。”翻译者注22曰：“but-parasti。这里指佛教：but‘偶像’，是从佛陀（Buddha）而来。”维吾尔语中的“佛”作“but”，这可能是从吐火罗语中表示“佛”的词音译而来的，这个词与突厥文中的“bur”在音理上是完全可以相通转的。

[411]另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第105～106页、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又《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48～450页）、俞敏《古汉语“风”字确实有过像“孛缆”的音》（《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张玉来《汉藏语系“风”字的读音——兼论上古汉语“风”的构拟》（《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沙春英《说“风”》（《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报》13卷第2期）、邓晓华《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99～503页对各家的讨论作了一些综述，可以参看。

[412]尚玉河《“风曰孛缆”与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语言学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多方举证，力主《鸡林类事》中的“风曰孛缆”是上古汉语复辅音的表现。我们既然要批驳此说，那么对此文所列举的主要材料和证据就不能加以检讨，以说明为什么哪些材料不能证明“风曰孛缆”可以反映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尚玉河在文章中首先考订了“孛缆”所体现的朝鲜语词汇的转写是“palam”，然后指出“孛缆”也是古汉语的借词，并不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孛缆”是朝鲜古代就有的自身的词汇。尚玉河已经意识到“孛缆”是《尔雅·释天》中的“焚轮”和《楚辞·远游》中的“飞廉”，并且批评了由应琳提出的“孛缆”是阿尔泰语的借词的观点（我们要指出的是《尔雅·释天》中的“焚轮”和《楚辞·远游》中的“飞廉”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词，而不是同一个词的异体写法，二者的读音差别较大。尚玉河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尚玉河的长篇论文并没有对上古汉语的“风”是复辅音的观点作正面的论证，也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而是列举了其他一些合音词的材料，说现在的普通话中还残留了上古的一些复辅音的痕迹。今转录于下：名词：角——旮旯；孔——窟窿；茨——蒺藜。动词：哄——糊弄；扒——扒拉；划——划拉。形容词：莽——孟浪；精——机灵；浑——囫囵。尚玉河注意到了上举的双音节词的第二个音节的声母都是边音l，他认为“风曰孛缆”就犹如“哄曰糊弄”、“角曰旮旯”。这是他举出的第一组证据。他因此说：“这说明，汉语中的一部分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实际上原来是一回事。”他还举有第二组证据，说：“复辅音的遗迹在冀南的现代方言里大量存在，听起来与复辅音几无差别。”他随即列举了一些例子，如：名词：埂、圈、罅；动词：搅、拌、箍；形容词：卷、活、懵。这一组例子事实上同前一组一样把单音节词读成双音节，其中后一个音节的声母是l。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这两组例子都不能成为证明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证据，这些分音词也不是上古的所谓复辅音的遗迹。这些例子都是现在学者们讨论很多的所谓“嵌l词”。总的来说，“嵌l词”根本不是上古复辅音的遗迹，而只是自唐宋以来，尤其是宋代以来在民间颇流行的一种利用反切语的方法把单音节词分音为双音节词（我们上文提到过在宋代非常流行各种文字游戏和隐语）。反过来，这些双音节词的反切合音就是原来那个单音节词的音。这正是本章下大力论证的“合音”即“反切”。尚玉河所举的材料都是属于反切语的运用，与所谓的复辅音毫无关系。尚玉河的文章除此以外再没有提出有力、直接的证据。因此，他认为“风曰孛缆”是上古汉语复辅音的遗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尚玉河在文章中还列举有我们在上文已经论及属于反切合音的一些例子，并认为那些都是复辅音的表现，而我们已经证明古文献中的“切脚字”的材料属于反切的运用，无关复辅音。关于“嵌l词”的问题，有不少的学者都发表过论文，后文有述。

[413]黄有福：《“孛缆”语源考》，《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第55～57页。

[414]金永哲：《关于“风曰孛缆”和复辅音——与尚玉河同志商榷》，《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78～87页。

[415]应琳：《“凤曰孛缆”考》，《民族语文》1980年第2期，第79页。

[416]尉迟治平：《“风”之谜和夷语走廊》，《语言研究》1995年2期，第24～37页。

[417]另可参看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99～503页的综述和讨论。但吾友萧旭兄坚决反对“孛缆”一词来自阿尔泰语的观点，其说自成一家之言（参看萧旭《风曰孛缆再考》，待刊。肖旭此文收集相关材料十分完备，功力深厚，详考与“孛缆”相关的同源词。只是有些音转尚有疑问，我劝萧兄暂缓发表）。

[418]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澳门语言学会，2000年，第20～23页。

[419]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8页根据壮侗语中的“风”多读为来母，便认为上古汉语中的“风”也读复辅音声母pl，这是不可信的。

[420]另可参看《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706～1714页所引述各家之说。姚孝遂先生加按语曰：“卜辞‘凤’字皆假借为风雨之风。”

[421]参看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85～1086页。《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2843～2850页所引各家之说尤其详备。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1422～1423页；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的“释凡”篇认为在甲骨文中“凡”有的时候通用为“犯”。而“犯”字从不与来母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因此，“犯”的上古音声母不会是pl这样的复辅音，这就反过来证明“凡”及从“凡”得声的字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pl。否则，先秦古汉语和古文字中的通假关系就会混乱。

[422]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23]据《吴县志》卷五十二下“风俗”二所言，孔曰窟窿，团为突栾，这样的词汇是吴方言的现象；参看《勾吴集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

[424]吴秋辉：《侘傺轩文存》，齐鲁书社，1997年。

[425]参看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462～463页。

[426]王立达：《太原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和若干虚词的用法》，《中国语文》1961年第2期。

[427]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

[428]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

[429]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字”》（《方言》1982年第1期）第37～46页有专门的“切脚字表”，收录作者调查所得的福州方言“切脚字”214个，分为动词、象声词、量词，材料极为丰富，颇为难得。

[430]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方言》1991年第3期。

[431]张崇：《“嵌l词”探源》，《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

[432]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方言》2002年第1期。

[433]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澳门语言学会，2000年。

[434]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35]王洪君此书第209页有曰：“嵌l词变k是词根历时音形在共时派生词中的保留，不是受共时音理制约的调整。由此看来，太原嵌l词的历时层次较早，在尖团音合流之前已经定型。”

[436]徐通锵此文明确地认为：“有人推测这些‘嵌l词’可能是上古[l]的复辅音的遗迹。这样的推测看来根据不足。上古带[l]的复辅音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根据汉字谐声的原则拟测出来的……这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嵌l词’很难证明这种假设。如果说‘嵌l词’是上古带[l]的复辅音的遗迹，那么现在和‘嵌l词’相应的单音节语素应该和某些‘来’母字有谐声关系。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这种谐声关系。而且，上古究竟有没有带[l]的复辅音，本身就是一个疑案。高本汉自己也说，拟测这些复辅音只是一种尝试，详细的拟测仍然是不一定的。如果我们以上存在带[l]的复辅音为前提来讨论‘嵌l词’的形成，恐怕更为不妥。”这真是明通之论（录自《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第413页）。

[437]这是指王敬骝《佤语的反切》一文（《民族调查研究》1983年第1期）。

[438]另外如潘渭水《建瓯话中的衍音现象》（《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第206～207页）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福建的建瓯方言中存在的通过嵌l从而造成分音词的现象。稍引其言：“建瓯话中的衍音词构成形式很固定、明确、简单，只需把单音节词作为将扩衍的双音节词的第一个词的第一个词素，加上一个用[l]声母替换原单音节声母，保留原音节韵母和声调的新音节，作为扩衍的双音节的第二个词素，就将单音节词扩展、衍生成双音节词了。……这类衍声现象，在建瓯话中是十分常见的，几乎所有的单音节动词，都可以扩衍成双音节词；其次，也较多地出现在单音节形容词中。……有的衍音词由于使用频率高，竟至喧宾夺主，取代了原单音节词，以致使人认为衍音词就是本词，而对原单音节词反而觉得生疏了。”作者在此文中列举了大量例证，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这些衍音词都是方言中的衍音现象，与复声母丝毫无关。这篇论文应该引起注意。侯精一《分音词与合音词》（《现代晋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列举了山西方言中大量的分音词与合音词的现象，其文称：“平遥方言的分音词与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的以‘蓬’为‘勃笼’，以‘盘’为‘勃阑’，以‘团’为‘突栾’的诸多切角词是一回事。其中，如：以‘团’为‘突栾’的说法，今天的平遥方言里头还说。平遥方言说‘把纸团住’，而说‘把纸突栾住’。晋语地区多有分音词，构造的方式大致相同，只是分音词的数量各地不同。”侯精一明确认为晋语中的分音词与洪迈《容斋随笔》中的“切角词”是一回事。侯精一此文列举的晋方言中的分音词的例子很多，非常清楚与复声母毫无关系。姑且转引数例：“卷”分音为“骨联”，“圈”分音为“窟联”，“孔”分音为“窟窿”，“滚”分音为“郭拢”，“捆”分音为“哭拢”，“羯”分音为“骨力”，“提”分音为“滴离”，“吊”分音为“滴料”，“拖”分音为“特罗”，“刮”分音为“郭拉”，“搭”分音为“特勒”。类似的例证很多，都是现代方言中还活着的构词方式，岂能妄牵到上古音的复声母?此文还讨论了晋方言中合音词的问题，“人家”合音为“牙”，“我家”合音为“哑”，“子家”合音为“渣”。据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0页，在宣州片吴语的厚岸方言中，表示第二人称“你”的“认”是“尔人”的合音。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李如龙《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称在福建的南安方言中“有些常用多音词在口语中常常合成一个音节”。其例不录。白宛如《广州方言连读音变举例》（《方言》1982年第1期）指出：广州话“口语有快慢之别，快读合二音为一音”。如“即刻”读tsiak，“未曾”读mεŋ，“唔好”读mou，“先生”读siaŋ等。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扬州方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页，在扬州方言中“还简”合音为“憨”，“井幹”合音为“简”，“马上”合音为“忙”，“告送”合音为“共”，“不要”合音为“鳔”，“子啊”合音为“喳”，“的哎”合音为“呔”，“個样”合音为“杠”。而“憨、简、鳔、杠”等在扬州方言中都不是复声母，而是单辅音声母。据同书第148页《苏州方言的特点》称在苏州话中有五个常用的合音词，如“勿要”合音为fiæ，“勿曾”合音为fən，“阿曾”合音为ã，“纳亨”合音为nã，“实梗”合音为zã。据同书《忻州方言》第114页，在忻州方言中“人家”合音为“伢”；“绊”分音为“不烂”，“摆”分音为“不来”。这样的分音词与我们这里谈的“嵌l词”是同样的原理，都是对反切的利用。据同书第127页《丹阳方言的特点》，丹阳方言中有很多合音词，有不少是用反切来造合音词，其例不录。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字”》（《方言》1982年第1期）一文列举的分音词材料多达214例，全部是“嵌l词”，梁玉璋对其中的内部情况还有所分析。吴静《万荣方言的合音词》（见《语文研究》1995年第2期）讨论了万荣方言中一些合音词的现象，其基本的方式明显是反切（只是合音词的声调往往是取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的声调）。其例不录。另可参考陈建生《“角里”音读考》（《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周长楫在《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说之辨难》（《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均讨论了合音词的问题。

[439]据傅定淼的考察，早在《诗经》中的许多诗已经能够对反切有充分的运用，反切是诗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修辞技巧。参看傅定淼《合音韵探源》（见《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1期），其文甚有趣。

[440]黄家教、崔荣昌：《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

[441]也就是韶关新派方言有nt韵尾和韵尾。

[442]此文后面还说：“这里着重说明的是阴平。阴平是一个降升调，……老派读音，在降升之间，声门紧闭，略呈停顿。这就是韵母中间夹着个，好像整个音节分成两个部分似的。”例如：在老派读音中，“苏”读为；“桑”读为；“烧”读为；“三”读为。这不正像是分音词么?岂能与复声母发生关系?

[443]邢公畹：《汉语方言调查》，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444]曾广衢：《布依语的反语》，《中国语文》1956年3月号。

[445]王敬骝：《佤语的反语》，《民族调查研究》1983年第1期。

[446]王春德：《燕子口苗语的反切语》，《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447]石林：《汉语榕江方言的反语》，《语言研究论丛（第4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

[448]张成材：《西安方言的反语》，《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3～124页。

[449]曹聪孙：《汉语隐语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

[450]黄侃《经籍旧音辨证笺识》第88条（见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391页）不赞成此为反语之说。而解释为：“貍有喉、舌、唇三音。读唇音者，声近不字，……读舌音者，声同来字。……貍之言不来，合两音以说之也，非反语也。”黄侃先生之说也颇能通。即使这个例子不是倒纽的反语现象，也与复声母毫无关系。本书旨在破复辅音声母。就算这个例子不属于倒纽，倒纽的语言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这里也有必要提到张永言先生《语源札记》（《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又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页）根据《方言》的郭璞注：“今江南呼为豾貍。”《尔雅·释兽》郭璞注：“今或呼豾貍。”于是张永言将“豾貍”与今川滇黔苗语对野猫的称呼pli/p‘le相联系，认为二者是同一语源。张永言说：豾貍“这个词的原型声母当为pl/p‘l，其作p/p‘～l乃是后来复辅音声母解纽的结果。这样看来，《方言》著录的这组称‘貍’的词实为同一个词的变体，而其源盖出于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古代语言。”光华按，张永言先生此言不可信。细考古文献，“豾貍”一语出现于《尔雅》和《方言》的郭璞注，而不是《尔雅》和《方言》的本书，郭璞还明说“豾貍”一词是东晋时江南的口语。在西汉以前的古文献中并没有“豾貍”一名，而都是单音节的“貔”或“豾”或“貍”或“”，这些都是对同一动物的称呼，于是到了后代的东晋或稍前，江南人将两个同义的单名连起来使用成为并列复合词“豾貍”。这种构词方式在古汉语中极为常见，无需举证。也就是说“豾貍”本是由单音节词复合而成，而不是单音节的“貔”、“豾”、“貍”等由复音词的“豾貍”分化而成。这在古文献上是很清楚的，无可置疑。因此，张永言先生之说完全是倒置了因果，其主张复辅音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说的那样，古汉语的“豾貍”与现代的苗语中的野猫名称是关系词的话，我们倒认为是苗语用一个复辅音词从古汉语中借入了“豾貍”一词，而不可能是相反。张先生把现代苗语中的一个口语词当成是东晋时的古汉语中的“豾貍”的语源词，这在方法论上是很不严谨的。退一步说，如果东晋时代的“豾貍”是从古苗语中的一个声母为pl/phl之类复辅音词借入的话，也只能表明东晋时的汉语是用双音节的“豾貍”来音译古代异族的一个复辅音词。这正好说明东晋时代根本没有复辅音声母。我们对于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关系词到底是借词还是同源词要非常谨慎，不可轻言。而且，如果是借词的话，到底是谁从谁借入也是要认真考证的，不可轻下结论。

[451]（清）胡培翚：《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452]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297页记为“不来为霾”，这是错误的。“霾”只有明母音，没有来母一读。这里只能作“貍”，不是“霾”。

[453]傅定淼：《反切源于合音新证》，《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2期。

[454]张世禄先生指出：“二合音的切成一音，是依据于语言变异中的‘节缩作用’，而倒序的反切，却是依据于音素的‘位置转换’”，“通常所谓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也不过是反切方法当中的一种罢了”。沈兼士先生《联绵词音变略例》指出：连语二字往往交互影响而引起声母或韵母的同化作用，这种音变有顺序的，也有倒序的，倒序的如，“呶”字从鱼部“奴”声而音女交切（宵部），实为“唠（宵部）呶”连语的倒纽合音。

[455]陶燠民：《闽语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

[456]有关的文献可参看谢启昆《小学考》（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386～387页。

[457]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一）·忻州方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在忻州方言中存在着很多的逆序词，如“情愿”读作“愿情”，“武打”读作“打武”。这种构词现象与倒纽的原理似乎也一脉相通。另外，古汉语中的“反语”实际上是包含了“倒纽”的现象。如《隋唐嘉话》卷下：“反语卢浩上为老胡。”这是说“卢浩”切为“老”，“浩卢”切为“胡”[《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朝野佥载》卷一：“魏仆射子名‘叔麟’，谶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诛”[见《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上）》第13页]。则是“叔麟”切为“身”，“麟叔”切为“戮”；同书同页：“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封德靖王。谶者曰：‘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则“德靖”切为“鼎”，“靖德”切为“贼”。关于古书中的反语现象，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第758～759页举例最为详尽，可以参看。可知古书中的“反语”已经包含有“倒纽”的原理。

[458]马重奇：《闽南漳州方言的la-mi式和ma-sa式音秘密语形式》，《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商务印书馆，1999年。

[459]马重奇此文详细讨论了闽南漳州方言的la-mi式、ma-sa式音的秘密语与福州切脚字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是对反切的利用。马重奇此文的材料主要是倒纽。

[460]我国语言还有一种构造复音词的方法与倒纽相通而不相同，也有参考价值。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四章第125页在讨论后缀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例子：“‘眨巴’来源于‘眨’的古音tsap。”可惜赵元任先生没有对这种现象作更多的说明。而李新魁先生《从方言读音看上古汉语入声韵的复韵尾》（《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48页）称：“但是，有一些词的读音显示了有趣的现象。如北方话（或北京话）的口语中，有些原来收-p、-t、-k韵尾的字，它们通过一种衍音形式而保存了原来的韵尾。如收-p尾的‘眨、杂、、掐’等字，它们在口语中保存有各种词语的特殊读法：涩→涩巴；眨→眨巴；杂→杂巴凑儿；→巴；掐→掐巴。……这些词中的pa（巴），其声母原是韵尾-p的遗留，它通过在-p之后再加上原音节的韵母形成‘叠韵联绵词’而保存原来的入声韵尾。……又如收-t尾的字‘嘎、抹’等也有相似的情形：嘎→嘎搭；迾→迾跌；瞎→瞎搭；抹→抹搭；收-k尾的字‘得、啬’等也如此：恶→恶格；得→得颏；啬→啬壳；……上举这些词语，原都是入声字，其韵尾-p、-t、-k等从总体上说是消失了，但在某些词语中，它通过把韵尾重复拼上前面的韵母构成叠韵词的形式而保留下来。”李新魁先生在此文中的其他的一些推论我们并不赞成，但他指出的这种衍音构词法确实是很有趣的，有韵尾的复音来倒拼前面的元音，这种方法似乎与本书讲的倒纽原理有一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李新魁先生此文的一些论述转录于此作为旁证。张惠英《回忆丁先生的教导》（《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一文提到丁声树先生的一个观点：“先生说：‘荨麻’的‘麻’是带出来的一个音，云南方言‘荨麻’只说‘荨’。”丁声树的意思只能理解为“荨”的韵尾-m外加一个-a，从而衍生出“麻”这个音和字。张惠英还引用了李荣对“荨”的一些论述。

[461]在古书中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用倒纽的理论来解释。李调元《卍斋琐录》称：“栲栳音考老，盛物器，即古之簝，屈竹为之。见《正字通》。”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10页认为：“这个簝在上古时期可能读为[k‘l]。”我们认为李先生的意见是可以商榷的。按照倒纽的理论，“栲栳”二字的倒纽反切（即“栳栲切”）就是“簝”音。考“簝”的中古音，《广韵》有曰“鲁刀切”，《集韵》、《韵会》有音“郎刀切”，正是“栳栲切”之音。

[462]另见《北史》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

[463]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祛妄》，中华书局，1987年，第320页。

[464]后来，现代学者唐兰等人也未能正确对待自反的问题，同徐锴一样不相信有自反。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说：“一个字而有两个声母（即声符），这真匪夷所思了。所以我们说形声文字只有一形一声，凡所谓二形一声、一形二声的字，如其不是错误，那都是緟益字或复体形声字。”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也认为不存在自反字：“中国文字上的表音方法，完全是某音某式的一种直音，绝不是一种拼音；拼音的原则，可以说真正汉字的结构上始终没有存在过。”他还批评自反字（又名合音字）“只是根据偶然巧合的事实，来推定拼音的方法也是中国造字的一种原则，终不免文人学士好奇之过”。唐兰和张世禄两位学者都不承认有自反的造字原理存在，他们认为自反现象只是一种偶合。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自反字存在的现实。他们所说的理由实际上完全不成其为理由，没有任何新的论证。

[465]不过俞正燮《癸巳类稿》不同意此说，曰：“若沈括引‘輭’为‘而犬’两合，此又不学之过，‘輭’字岂得从‘犬’?亦僧徒之莠言矣。”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俗字中，作为偏旁的“大”和“犬”有时可以相混。如“突”字从“犬”，而在《篇海》中的“突”有一字形不是从“犬”，而是从“大”。

[466]《清史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卷385称：“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清史稿》卷486《本传》称：“俞正燮，字理初，黟县人。性彊记，经目不忘。”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所附《章太炎先生论订书》称：“俞理初学问典博，辩论精切，贯串经史百家。”同书“俞正燮”条称：俞正燮“研究史籍暨诸子百家九流等说，剖析疑似，莫不服其精确”。

[467]如“委嵬自切为魏”，“魏”是疑母，“委”是影母，虽然二者声母也较近，但是如果说“魏”从“鬼”声似乎也无不可，因为从“鬼”声的“隗”是疑母。

[468]我们上文所引述的其他学者也有这样认为的，并非仅仅朱骏声一人这样说。而国外的一般汉学家并不懂得汉语中有自反的原理。如包拟古《释名复声母研究》（《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说：“‘眇’字在结构上属于会意，由‘目’‘少’之义并合而成。以‘少’作声符的字，也有拟作mjog的，所以高氏（光华按，指高本汉）认为‘眇’字应该是个省声字，我以为其说未必可信。这里的‘小’字，很可能是复声母sm。”我们认为无论高本汉还是包拟古，其解释都是错误的。我国清代的小学家们早已清楚地指出“眇”是自反字，得音于“目少反”，与复辅音完全无关，不得曲为之说。更考《说文解字叙》：“以其所知为祕妙。”段玉裁注：“‘妙’古作‘眇’，‘妙’取精细之意，故以‘目小’之义引申假借之，后人别制‘妙’文。蔡邕题曹娥碑有‘幼妇’之言，知其字汉末有之。许书不录者，晚出之俗字也。”段玉裁到此为止的注释都是非常精辟的。可知“妙”是东汉才有的俗字，所以《说文解字》没有采录。“妙”的音义都是得于“眇”，“妙”只是“眇”的晚起俗字，音义皆同。从“妙”这个俗字的文字结构上看不出“妙”这个字最初的形声关系，因此，不能根据晚起的俗字“妙”来作为构拟上古音的材料。更考《老子》十五章：“微妙玄通。”马王堆帛书乙本“妙”作“眇”。《老子》二十七章：“是谓要妙。”马王堆帛书甲乙两本“妙”都作“眇”。类例尚多。今本《老子》中的“妙”在帛书《老子》中都作“眇”。可确知“眇”早于“妙”。段玉裁后面说“妙”是“从女，少声”。这是不恰当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论“眇”为什么会滋生演化出“妙”字。这是因为在古代的训诂学中，作为偏旁或复合词中的“女”有“小”的意思，正与“眇”义相符，所以才有这样的演变。考《尔雅·释木》：“女桑，桋桑。”郭注：“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释名·释宫室》：“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禆也；言禆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可见小桑树称“女桑”，城上的垣因为小而被称为“女墙”。《方言》卷八：“桑飞，自关而东谓之工爵，或谓之过鸁（音螺），或谓之女。”郭注：“今亦名为巧妇，江东呼布母。”钱绎《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第290页注称：“小桑谓之女桑，城上小墙谓之女墙，犹小雀谓之女也。”刘申叔先生《物名溯源续补》（见《刘申叔遗书（下）·左盦外集》卷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8页）有类似的论述：“小雀谓之女鴟，犹小桑谓之女桑（《尔雅》郭注），城上小墙谓之女墙也（见《释名》）。”又，《说文》：“杪，木標末也。从木，少声。亡沼切。”我们认为“杪”的明母音有两种分析法：一是当作自反字，得音于“木少”切；二是根据刘博平先生所说的《说文》内部自身有反切为音的体例，可以认为“木、標”切为“杪”音（《广韵》“標”有音“必小切”和“方小切”，是上声。“標”还有平声音）。古有叠韵联绵词“標杪”。《广韵》：“標，標杪，木末。”又，《说文》中还有“秒”字，也是明母音。《说文》：“秒，禾芒也。从禾少声。”亡沼切。《说文系传》称：“秒之言妙也，微妙也。弥小反。”这显然是以“秒”与“妙”同源。“秒”的明母音是由“杪”字类推而来。正如《说文》段注称：“禾芒曰秒，犹木末曰杪。”“秒”当是得音于“杪”，犹如“妙”是得音于“眇”。这是古人以音义类推的方法造字[如“木”与“禾”在意思上有些关联，作为偏旁时有时可以互换，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称：“古文字中木、禾二旁在用作表意偏旁时可以通用。”但在字音上本来毫无关系]，而新造的字由于字形偏旁的变化，字形与字音已经失去了必然的联系，我们只有找出这个由类推而造的新字所根据的本字或根源字，才能正确理解这个新造字读音的来源。我们这里所揭示的这种文字学的现象似乎前人还很少论述，这是值得学者们高度关注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的问题。我们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解释一系列复杂而奇怪的谐声现象，而无须求助所谓的复辅音声母。

[469]林语堂：《语言学论丛》，《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470]林语堂举了一些例证，有的例子学者们认为不大站得住。但是林语堂所阐发的道理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471]光华按，原文误为“欠”，今据上下文义校正。

[472]马宗霍：《音韵学通论》，台湾泰顺书局，1972年。

[473]傅定淼称其为合音字。

[474]光华按，在《郭店楚墓竹简》中“笑”不从“竹”，而从“艹”，是以“艹”为声符。濮茅左考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性情论》、第三册《周易》和第四册《柬大王泊旱》都将楚简中的从“艸”，从“犬”的字释为“笑”；邹汉勋《读书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第209页对“笑”字的考论最精，已经指出“笑”本从“艹”，从“夭”，且论及“笑”的俗字作“关”（光华按，日语中的“笑”字还保留了这个俗字写法）。今人多不曾参考。刘钊《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条也注意到《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及其前面的古逸书、《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等西汉前期的考古文献都有从“艸”从“犬”的“笑”字，所从的“犬”后来演变为“夭”，唐朝的李阳冰就把“笑”分析为从“夭”，而不是从“犬”，李阳冰的说法已经被古文字资料所否定（何琳仪先生将此字释为“莽”，非是）。

[475]参见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汉字的文化内涵”第四节“汉字结构的文化特征”。

[476]实则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8页的“合音字”一节也略谈及自反字的问题：“合音字就是读音由用作偏旁的两个字反切而成的字。中古时代的佛教徒为了翻译梵音经咒，曾造过一些合音字，来表示汉语里所没有的音节。……在现代使用的汉字里，表示‘不用’的合音词的‘甭’，表示吴方言中‘勿要’‘勿曾’的合音词……都既是会意字，又是合音字。”但裘锡圭似乎并不认为这样的自反字是上古以来的汉字所固有的一种造字原理。他说：“过去有些文字学者认为早在使用反切的表音方法之前，汉字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合音字性质的字，如‘矧’（矢引反），‘羑’（羊久反），‘眇’（木少反）之类。其实这类字是一般的形声字，只不过它们和所从的形旁的读音声母恰好相同而已。”我完全不能理解裘先生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如“眇”是明母，如是一般形声字，其声符是“少”，是心母，二者相差甚远，不能通转，怎能说是声母相同?其他例证尽同此破。

[477]尤其是学者不能因为自反字不太多就根本否认有自反的原理存在，更何况在《龙龛手鉴》中这类自反字实在不少，数量近百（吾友萧旭兄最近研考《龙龛手鉴》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我们可举出旁证：在《说文》中的双声符字仅仅只有两个，许慎称构成字的两个偏旁为“皆声”。但是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学者否认过有双声符字的存在，而且在古文字材料中还找到了不少的双声符字的材料可以作为《说文》的补充。有关的材料可以参看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8页的“两声字”一节也略谈及双声字的问题。又如，许慎《说文叙》中提到的“奇字”（如“儿”是“人”的奇字）、“指事字”在《说文》中都很少，但许慎并没有把它们归入其他类别。在音韵学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如李荣等学者力主《切韵》音系中有俟母存在，“俟母”字字数很少，而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采用了此说，而且认为上古音也有俟母。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第21页说：“三十六字母中没有俟母。俟母是依照李荣的考证增加的。证据确凿，使我不能不相信。”固未因其字少而抹杀俟母的存在。

[478]我们这里从其他方面列举一些例子，以见正确理解“自反原理”的重要性。如孟蓬生博士的《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第二章“同源词概说”指出有一些牙舌音之间能够发生音转现象的同源词。其例2称“甘”与“甜”是同源词。其根据是《说文》：“甘，美也。”又，“甜，美也。”朱骏声曰：“‘甜’与‘甘’字声义并同。”光华按，此说不确。“甘”与“甜”虽然韵部相同，但二者的声母相去甚远，不可能是同源词。我们认为“甜”是自反字，得音于“舌甘”切，并非仅仅得音于“甘”。考《广韵·二十六咸》，“甜”的中古音为“徒兼切”，则其上古音与中古音声母都是定母[孟蓬生此书把“甜”的上古音声母误成了透母，非是。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0页也是把“甜”的上古音声母归入定母，而非透母]。而“舌”的古音声母是船母，在上古音读与定母相近。黄侃《音略》（《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第73页）就明确说过：“‘神’，此亦‘定’之变。‘蛇’，食遮切；此即‘它’之重文，声韵俱变，古亦读如‘沱’。”“神”母就是“船”母。在黄侃与钱玄同的上古音系中都归入定母。因此，“舌、甘”相切正是“甜”音，丝毫不爽。这岂能是偶合?此例进一步证明自反原理的存在已是泰山难移。

[479]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

[480]例如，从“殳”声的“投”就是定母；在古文字中也颇有从“殳”声的字读定母，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14～1015页。

[481]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

[482]字，据周祖谟《广韵校本（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25页第15条，此字有异体从“攴”，不从“殳”，这当是俗体写法。在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攴”与“殳”常常可以相通，例证甚多，不烦详举。

[483]古文献中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旁证：《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衡漳又东，径东昌县故城北，……俗名之东相。”按“昌”是昌母，与书母旁纽为双声。“相”是心母字。《水经注》的“俗名之”就是指当时方言的音变。可见在六朝的方言中昌母可以读成心母，这只能理解为方言里的音变现象，绝对与复辅音无关。又，在迄今为止的古文字材料中没有发现“损”字之形。今本《老子》第四十八章：“为道日损。”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乙本中，“损”作“员”。在马王堆帛书乙本作“云”。另外，“损”在秦汉间的古文字中有异体作从“员”从“攴”之形（左右结构），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参看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在新蔡楚简中也有这个字（参看高明等《古文字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40页），也是“损”的古字。这使我们怀疑先秦文字中尚没有“损”字的字形，后来的“损”在先秦只作“员”（作“云”是通假字），后滋乳为从“员”从“攴”之形[左右结构。类例如“斁”字在春秋以前的金文如《毛公鼎》《静簋》中都没有从“攴”，其最早从“攴”的例子似乎是春秋中后期的《栾书缶》，到了战国文字（如《中山王壶》）中也从“攴”。参看《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1页；又如，“敬”字在金文的《盂鼎》和《班簋》中都不从“攴”，在《石鼓文》中才开始有“攴”旁；《正字通》称“属”有俗字作从“属”从“攴”之形作“”；据《玉篇》，“渔”有后起字作从“攴”的“”。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2页，小篆作“渔”，《周礼》当从古作“鱼人”，作从“鱼”从“攴”者次之，作者非也。当然，从“攴”的字也有很多是非常古老的，不可一概而论]。由于作为偏旁的“手”与“攴”在古文字中常常可以义近互换。例如，信阳一号楚墓第24简“播”字从“攴”，不从“手”，《说文》也称“播”的古文从“攴”；“敢”字或从“又”；“叙”或从“攴”；“抾”字在长沙楚帛书和新蔡楚简中都作从“攴”之形，从“手”从“堇”（左右结构）的字在包山楚简和上博楚简中从“攴”（以上二例参看《古文字类编》第445页）；据《说文》：“，抚也，从攴亡声，读与抚同。”二者音义皆同，实是异体字[黄侃《说文笺识》（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也称二者是同源词]。据《说文》，“抚”的古文从“攴”作“”。据《集韵》，“”有异体字从“手”不从“攴”。据《正字通》，“拙”或从“攴”。据《集韵》，“收”或从“攴”作“敊”。《说文》中的“敂”字后来写作了“扣”。据《集韵》，“挌”或作“敋”。“捍”在《说文》中从“攴”。据《集韵》，“捅”或从“攴”。据《集韵》，“掃”或从“攴”；据《集韵》，“捻”或从“攴”。据《集韵》，“柬”有异体字或从“手”，或从“攴”。据《集韵》，“揊”或从“攴”作“”。据《集韵》，“揩”或从“攴”。据《集韵》，“抌”或作从“甚”从“攴”之形。据《说文》，“扬”的古文从“攴”。据《龙龛手鉴》，“拂”或从“攴”。据《集韵》，“摽”或从“攴”。据《玉篇》和《集韵》，“操”或从“攴”。据《集韵》，“”或从“手”。据《集韵》和《正字通》，“”或从“手”。据《班马字类》，“救”有异体字作从“手”之形。据《集韵》，“扡”或从“攴”。类例甚多，所以也滋生出了“损”[在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已有“损”字。参看《银雀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79页和《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90页]。“损”字很可能是秦系文字的小篆中才有的字形。其“苏本切”的读音也是根据自反原理所造的秦系文字的读音。在战国的楚系文字中没有发现“损”字[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没有出现“损”字；《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也没有“损”字形]，只作“员”，其读音也很可能就读为匣母的“员”。古文字的系统性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或许是古文字中的“员”有“云”和“损”二音，后来在秦系文字中为了区别二者，就根据自反原理造了一个“损”字，以与“云”音相区别。

[484]清代的《说文》学家大都采用小徐本的说法，可参看《说文解字诂林》所引各家说。

[485]如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299页就把“/乏”用来作为t-系字跟b-系字相谐的证据。

[486]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

[487]比何先生此书更晚成书的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缶”声字条却没有提到“缶”声字读定母的情况，似为疏忽。

[488]裘锡圭：《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第70～96页。

[489]《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104页称“俋”音“邑”。这个注音很可疑，因为“邑”的古音是影母缉部，与“直立切”相去太远。

[490]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一文的附注7列举了日母与泥母相谐声的形声字38字。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有专章讨论古声母中的“娘、日”归“泥”的问题。实则，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9～110页已经注意到“娘、日”归“泥”说实际上在宋代的《切韵指掌图》中已经出现。《切韵指掌图》称：“日下三为韵，音和故莫疑，二来娘处取，一四定归泥。”黄侃先生加按语曰：“此娘日归泥之说之始见者。清刘熙载及今日馀杭章君之说皆与之暗合。”更考清代学者刘禧延[《刘氏遗著》，《丛书集成新编（第1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也早已说过：“吴下土音，日母实作泥母呼。”

[491]裘锡圭先生在《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一文中还提到今本《周易·否卦》六三爻辞中“包羞”的“羞”，在马王堆帛书本中作“忧”。“羞”是心母字，“忧”是影母字。裘锡圭先生据以说明心母与影母可通。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周易》今本与帛书本的这个异文不应当理解为通假字，而应看作是意思相近的异文，因为“羞”与“忧”确实在意思上是相近的，“包羞”与“包忧”是因为意思相近而互用，不必看作通假。因此，裘锡圭先生所举的这个材料不能说明古汉语中有心母与影母相通的现象。考论上古音的重要前提是所用的材料一定要可靠，这是本书反复强调的。

[492]古汉语中的明母字在日语的音读中往往被读如唇塞音。如“莫”在日语音读中是baku；“墨”音在日语音读中是boku；“木”在日语音读中有boku国一读，也有moku一读；“母”在日语音读中读如bo。类似的例子非常多，此不详列。

[493]参看本书第三章“论复声母sn的构拟”一节。

[494]当然，这条例子不用自反原理也可以解释。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讨论了上古音中的来母与见系字相谐声的问题。在《郭店楚墓竹简》中有“龚”作从“”。

[495]上古喉音与牙音不分。

[496]参看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美国佛罗里达州第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1年。

[497]徐文镜：《古籀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498]陈初生编纂，曾宽通审校：《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499]另参看李学勤《书缶释疑》（《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00]类例如“虹”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不从“虫”，在商代金文中已经有从“虫”之形；“蜀”在甲骨文中没有“虫”旁，从周的金文开始加上了“虫”旁[周原甲骨的“蜀”已经从“虫”。不过，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3页不赞成甲骨文中的这个字是“蜀”的古字。但学术界的通说还是把甲骨文中的这个字认作是“蜀”的古字。我们认为季旭升之说不妥。他称：“周原甲骨从视，从虫，所会意不明。”今观甲骨文和金文《何尊》（《殷周金文集成》6014器）、《卅五年盉》（《殷周金文集成》9449器）中的“视”字，均与周原甲骨的“蜀”所从的字形不合，周原甲骨的“蜀”虽然从“虫”，但绝不从“视”。季旭升所说不可信]。“蛮”字之所以变得从“虫”，大概是因为古代中原的汉族人认为南方的蛮族是蛇种，类似的还有福建自古称作“闽”，也是因为被当作“蛇种”的缘故。至于《汉书·地理志》中的“南（孟康音良全反）”则与南蛮毫无关系。有的比较文化学者认为我国历史文化中“南蛮”的“蛮”与英文的“man”同源。今考《钱伯斯语源学辞典》（Robert K.arnhart，The H.W.Wilson Company，2002）第627页“man”词条，可知在古伊朗的阿维斯塔语中作Manus，在梵语中作Mánu-s，原始印欧语的构拟是manus或者monus。这与上古汉语的“蛮”正好可以对音，只是古人在音译时只取前一个音节，这种省译在古今的翻译中极为常见。“蛮”正对音“man”。因此，二者极有可能真是同源词。

[501]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39页。

[502]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39页。

[503]《古文字诂林（第十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9～70页“蛮”字条引述蔡运章《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论及1975年山西长治市博物馆征集到长子县景义村出土的一件铜鼎，器内有铭文6行，其中有一个字的字形结构是上“”下“虫”，明母的“”显然是声符，蔡运章疑读为“蛮”。由于“”（即“满”的声符）只能是明母。因此，其所通假的“蛮”只能是明母。此例可作参考。

[504][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505]不过，“缪”在《诅楚文》中明显是同用作来母的“戮力同心”的“戮”，这就是把“缪”分析为普通的形声字而不是自反字的原因。这是文字学中的一形多用的现象，和同源词并无关系。而且《诅楚文》的真伪问题在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陈炜湛等《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95页在概述《诅楚文》时就怀疑其是伪刻；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明确认为《诅楚文》是唐宋间好事者所作，非先秦古物。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光华按，陈炜湛之说固然值得注意。但是秦统一以来，“缪”没有用作“戮力同心”的“戮”的现象，而《诅楚文》有这种用法，这恐怕非后世人所能伪造。“缪”在古音中还有见母和来母的读音，二者是同源一系的，与明母音不同源，不可相混。

[506]《老子》第十四章：“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马王堆帛书乙本“皦”作“谬”。这样的异文只能是通假字。这里的“谬”肯定不是明母的谬误字，而只能是同于见母的“轇、膠”之类的读音，所以才产生这样的异文。见母的“谬”与明母的“谬”只能看作是异字同形，二者在意思上毫无关系，绝不是同源字。

[507]可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46页。

[508]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7页根据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揭示了一组通假字材料“寥/僇”。周祖谟认为这是对复声母ml-的反映。我们认为这是周先生的千虑一失。考古代韵书，“寥/僇”均为来母，并无明母一音。如《玉篇》《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以及大小徐本《说文》的反切，“寥/僇”都只有来母音。因此，“寥/僇”与复声母ml-无关。周先生盖一时误记。考《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马王堆帛书甲本“寂兮寥兮”作“繍呵缪呵”。我们认为这里的“缪”应该是读为来母的“寥”，而不是明母字。这是由于前面的“繍”字发生偏旁同化作用，使得来母的“寥/僇”被同化为“缪”，这就与明母的“缪”变得同形。这样的情况在古书中有很多（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茨厂街的关帝庙看到一副对联，其左联将“屈指一算”的“屈指”写作“掘指”，这分明是“指”的偏旁同化的结果）。同在《老子》第二十二章：“曲则全。”马王堆帛书甲本“全”作“金”，乙本作“全”。这不说明“全”与“金”古音相通，而是由于在战国文字中存在繁化现象，从而把“全”加上装饰笔画而成为“金”。这个“金”的读音就是“全”，而不是“金银”的“金”。

[509]类似的例证极多，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75页。又，“穆”在金文中已多见，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715页已有解说。《金文编》《金文诂林》《殷周金文集成》收集“穆”字甚多。

[510]黄侃《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页称“苗”与“穆”是同源词，则“穆”必是单辅音的明母无疑。

[51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缪”条（《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9～100页）也讨论了“穆”与“缪”古音相通的问题。钱大昕还谈到秦穆公为什么会谥为“穆”：“《史记·蒙恬传》‘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然则秦缪公之谥当读如‘谬’，所谓‘名与实爽曰缪’也。蒙恬，秦人，其言必有自矣。”

[512]可参看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第44～45页。

[513]于省吾：《双剑誃古金文选》，中华书局，1998年。

[514]后来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75页完全采用于省吾的解释，称：“从辞例来看，于氏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判断是草率的。

[515]据《玉篇》，“穆”有古文作从“攴”之形作“”，但其左旁不是“翏”，不能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混为一谈。

[516]如“寇”字在战国时代的三晋兵器铭文中多从“戈”而不是从“攴”，据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在包山二号墓楚简第102简和九店56号墓楚简第32简中，“寇”都从“戈”，另参看高明等《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2页，“寇”在战国时的陶文和玺印文字中多从“戈”；据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攻”在《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都从“戈”，不从“攴”。据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信阳一号墓楚简第29简中的“败”从“戈”不从“攴”；又如“救”字，在战国时期的中山王鼎和壶的铭文中作从“戈”之形，而不从“攴”；在《包山楚简》中“救”有好几个从“攴”的例子[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第305页]。《包山楚简》中有一个作左“堇”右“戈”之形的字，这个字在《包山楚简》中有异体作左“堇”右“攴”之形。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10页“启”字下录《虢吊钟》铭文中的“启”字作从“戈”之形，不从“攴”。《金文编》第220页“敔”字下录有金文中的异体作从“戈”之形，而不从“攴”。又“搏”字，《金文编》第776～777页录有金文中的异体作左“尃”右“戈”之形，而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598页引录《古玺汇编》0335号、《包山楚简》142号简、《搏武钟》铭文中的“搏”是作左“尃”右“攴”之形。马王堆帛书中的“敌”有的作从“戈”之形；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指出：鬼方之名，在《易》《诗》作“鬼”，然古金文作从“鬼”从“戈”之形，或作从“鬼”从“攴”（左右结构）之形。王国维还说：“凡从攴从戈，皆有击意，故古文往往相通。”王国维此文颇有举证。张政烺先生曾指出：“战国秦汉间文字，从‘攴’常改为从‘戈’，盖形近致误，马王堆帛书中其例不可胜举。”（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79页）；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的第14条专门论述了在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攴”与“戈”因为意思相近而常常通用，多有举证，此不详录。

[517]孔传曰：“戮力犹勉力也。”不是很准确。

[518]原文后面还有二字，其中一字太生僻，此不录，务必参看金文原文。

[519]忠周：《精编金石大字典》，黄山书社，1988年。

[520]《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叔夷钟”篇。郭沫若释为“叔夷钟”，而不是“叔弓钟”，且明确批评释为“弓”。后来一般学者都采用了郭沫若的观点。

[521]可注意的是《古陶文字征》所举的文例仅仅是“廿埋”二字，文义不明。这里的“埋”是否就读与“薶”同，尚待其他的证据。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就没有收陶文里的“埋”字。

[5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523]藏克和等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年。

[524]裘锡圭：《甲骨文考释（八篇）》，《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525]陈独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

[526]至于“貍”是否就是仅仅从“里”得声，下文有述。

[527]《说文》：“狸，伏兽。从豸里声。”

[528]可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43～750页，例证有上百条。

[529]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5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

[53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

[532]（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

[533]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

[534]岑仲勉先生《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710页：“唐译突厥bagha曰‘莫贺’，buirug曰‘梅錄’；回纥译华则‘昧’作bai，‘万’作ban，m-与b-发声，在两种语言中常互相转变也。”类例极多，我们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还会提到。

[535]甲骨文中的“豹”字有明显的圜文特征，与“虎”不同。也是象形字。参看《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624页。“豹”在甲骨文中本是象形字，在小篆中才加上了声符“勺”，而象形的部分则有所简化。另可参看龙宇纯《中国文字学》（五四书店，1996年）第113页。

[536]另可参看郭沫若《卜辞通纂》对第259片卜辞的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7页]。郭沫若称：“皃与豹声相近。”

[537]今本《说文》所引孔子之言不确切，应作：“‘貉’之言‘貊’；貊，恶也。”《经典释文》卷四所引《说文》正是如此，当从《释文》所引。但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貉’字条认为应该作“‘貉’之言‘貉貉’，恶也”。段玉裁称作“貊”是“浅人所改”，还说：“‘貉’与‘恶’叠韵，‘貉貉’，恶貌。”《说文解字句读》采取段玉裁之说。

[538]张儒等《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5页称“白”声字与“各”声字相通，举“貉、貊”为例，非是。

[539]古书中还有一个“貊”字也读“莫白切”。“貊”与“貉”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必须指出这与复辅音没有关系。古人早已指出“貊”是“貉”的俗字。考《说文》中只有“貉”，没有“貊”字。“貊”是“貉”的后起俗字。《说文》“貉”字条段注曰：“俗作貊。”《尚书·周官》：“肃慎来贺。”《经典释文》卷四曰：“貊，孟白反。《说文》作‘貉’北方豸种。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恶也。”这里所引孔子说的“貉”之言“貊”，显然是声训，二者应为双声。《经典释文》卷七：“貉，本又作貊，武伯反，静也；德正应和曰貉；《左传》作‘莫’，音同；《韩诗》同，云：‘莫，定也。’”可见“貊”在《左传》作“莫”，必是明母字无疑。《墨子·非攻中》：“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孙诒让《墨子间诂》称：“貊，貉之俗。”《诗经·大雅·韩奕》：“其追其貊。”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貊，通作貉。”《诗经·周颂·桓》小序曰：“讲武类禡也。”孔颖达疏：“《周礼》作‘貉’，‘貉’又或为‘貊’字，古今之异也。”这是说“貉”为古字，“貊”为今字。“貉”之所以会有“貊”这样的异体字出现，是因为汉代以后有些人已经不大懂得自反的原理，不明白为什么“貉”从“各”声而读明母，于是就造了个后起的形声字“貊”来作为“貉”的异体字。“百”作为声符与“貉”音近。如《诗经·周颂·桓》小序曰：“讲武类禡也。”孔颖达疏：“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获百倍。”孔颖达以“貉”与“百”为声训。根据上引《诗经》及其孔颖达疏，可知“禡”与“貉”在先秦古书中是通假字，都是明母。类例如《周礼·甸祝》：“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郑注：“杜子春读‘貉’为‘百尔所思’之‘百’。书亦或为‘禡’。貉，兵祭也。故有兵祭。《诗》曰：是类是禡。”训“貉”为“兵祭”，这分明是以“貉”为“禡”的通假字。“禡”在古训中是“师祭”之义（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10页），与“兵祭”同义。《周礼·肆师》：“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注：“貉，师祭也；貉读为十百之百。”《集韵》：“禡，或作貉。”而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187页却说“貉”是匣母字（光华按，“貉”当然有匣母音，但不是仅为匣母），《周礼》注称有明母的异文是反映了先秦时候有m—h型复辅音。这显然是错误的。“貉”在中古以前确实有明母一音，与匣母音并存，这是无可置疑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古人对“貉”字的形声结构有不同的分析。而且这两种不同的读音是要区分意义的。“貉”读匣母的时候是“貈”的同义词，读明母的时候是指北狄民族，并非兽。可参证《尔雅·释兽》：“貈子貆。”《经典释文》：“貈，乎各反；《字林》云：似狐，善睡。本作‘貉’，亡白反。《字林》云：北方人也，非兽也。”另可参看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504页的“貊”字条和第505页的“貉”字条。我们还认为这里的“貉”有明母和匣母两读与我们在后面说的晓匣母与明母相谐不是一回事，因为正如我们后文所论述的，晓匣母与明母相谐的语音条件是晓匣母为合口。而“貉”似乎一直是开口音。如果将来发现了有关证据表明“貉”在古音中有合口音，那么“貉”读明母就是匣母合口自然音变为明母，属于古音通假，与自反原理无关。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貉”读明母是自反原理造成的，从古文献的注音上看，其明母音似乎要早于匣母。这个问题尚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540]除俗字“埋”以外。

[541]至于《方言》卷一郭璞注说的从“心”从“貍”的字（下“心”上“貍”）音“悝”，又音莫佳反。这绝不能作为构拟复辅音的理由。王念孙《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8页）已经指出郭璞注中的“悝”是“埋”字之误。另可参看周祖谟《方言校笺》。

[542]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4）》（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1页，“埋”在厦门方言中要读为tai音，相当于古音中的端母。罗常培《厦门音系》[《罗常培文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7页]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是这个方音的例子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3061页已经指出“埋”字在厦门方言中的读音是训读字，有人写作俗字“癿”。既然是训读字，那么就与音变无关，不可作为构拟古音的证据。

[543]语源义为“黑”。

[544]参见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

[545]最近注意到刘钊《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收入《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条论及《说文》中有一个重要的体例，如《说文》：“等，齐简也。”要读为“等，齐、简也”，意思是“等，齐也，简也”；“瘗，幽薶也。”要读为“瘗，幽、薶也”，意思是“瘗，幽也，薶也”。颇有类例，此不详录。刘钊的意见值得注意，但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546]“默”就是“墨”的异体字。考《广雅》：“默，黑也。”王念孙《广雅疏证》：“默亦墨字也。《韩诗外传》云‘默然而黑’。”《说文》“默”字下注称“默读若墨”。藤堂先生在这里说的“默”并非沉默不语之义，也不是如《说文》所说：“默，犬暂逐人也。”

[547]此为“梅雨”的“梅”的专字。

[548]然而奇怪的是藤堂先生的《字典》却把“埋”的上古音声母构拟为ml，完全自相矛盾。

[549]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0]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就作如此隶定，我们这里姑且采用这样的隶定法。然而细审《郭店楚墓竹简》第13页《太一生水》的图版，其字下部是“里”无可疑，但上部难以隶定，字形与楚系文字中的“来”有细微的区别，似乎不好隶定为“来”字。楚系文字中的“来”字形可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上）》（中华书局，1998年）第79～81页、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3页。

[551]如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学者们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发现了郭店楚简中的这句话可与《荀子》中的一句话相对应。《荀子·儒效》有曰：“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我们认为不可根据今本《荀子》来释读《郭店楚墓竹简》，而是应该反过来，根据《郭店楚墓竹简》来校勘今本《荀子》之误。我们认为古本《荀子》很可能是作“地不能里（或荲）”，其中的“里”或“荲”当读为“釐”（《说文》：“荲，草也。从艸里声。读若釐”）。然而汉代以来的学者不能懂得《荀子》的这层意思，遂将“里”或“荲”改为“埋”。不知古文献中并没有“地埋、地能埋、地不能埋”这样的说法。在古书中，“里”确有误为“埋”的例子。考《庄子·则阳》：“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经典释文》：“一本作‘夺而埋之’。”赵谏议本“里”作“埋”。郭庆藩《庄子集释（第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908页，采取“埋”字。王先谦《庄子集解》采取“里”字，甚至没注明有“埋”的异文。我们认为作“埋”字是后起的俗本，先秦古本当是作“里”[我们说过西汉以前还没有“埋”字形。而且，《释文》称：“里，居处也。”这也可证古本作“里”。若作“埋”，则断不可能训为“居处”。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第1030～1031页引证宣《解本》和洪颐煊之说皆认为当作“里”，而不是“埋”。如洪颐煊曰：“俗本作埋字，非是。”我们甚至可认为这里的“埋”就是“里”的异体字，只是增加了“土”作偏旁而已。增加“土”为繁化偏旁，这在战国文字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序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页、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第216页、《王国维文集（第四卷）》“致容庚”第423页。“里”读为“釐”。又考《韩诗外传》卷一（《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31页）：“与日月并而（不）息，天不能杀，地不能生，当桀纣之世不之能也。”审《韩诗外传》此处上下文之意，可知“地不能生”的“生”字义不可通，必是误字。窃谓当为“里”或“荲”之误，读为“釐”。我们还可举一旁证：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子内篇第十二》“七里”条第871～872页称：“星必三行舍，舍行七里。……念孙案，‘七里’当为‘七星’，字之误也。……《吕氏春秋》《新序》《论衡》皆作‘舍行七星’。”可知“里”与“星”形近易讹。而“星”从“生”声，常常可通。我们也可以推测《韩诗外传》本来的“里”或“荲”字先误为形近的“星”。后儒以为作“星”不可通，遂改为“生”（考《史记·周本纪》：“子幽王宫湦立。”《集解》引徐广曰：“湦，一作‘生’。”可为旁证）。更考《淮南子·缪称篇》：“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薶也。”此处作“薶”，但对应《公羊传·哀公十二年》汉何休注：“天不能杀，地不能理。”却作“理”字。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公羊传》此文判断《淮南子》此处的“薶”当是读为来母的“理”音，而不会是读明母，正如“貍”是读来母而非明母一样。吾友萧旭先生根据《公羊传》认为《荀子》的“埋”当是“理”的错字，甚为允当。然而，萧旭兄认为这里的“釐”当读为“赉”，谓“地之所不能赉”，与上文的“天之所不能杀”相对立，而不是相承接，不是我说的“天诛地灭”的意思。萧兄此处讲通假立意虽新颖，然细观其文并无旁证（我这里提到的萧旭的文章是他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的稿件），且此种文义在古书中甚为罕见，恐不可从。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常常有“上天所赐、上天所赏”或“上天保佑、上天恩宠”之类意思的文句，都不是说“大地能够赏赐”之类的意思。所以萧兄训解为“地之所不能赉”与古人思想不合。今为答复萧兄，故举证如下：《易经·师·象》：“承天宠也。”郑玄注：“宠，光耀也。”“宠”，王肃本作“龙”。《诗·商颂·长发》：“何天之龙。”郑笺：“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同篇又称：“何天之休。”“休”也是“福”或“保佑”之类的意思（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43～144页）。《左传·宣公三年》：“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以礼承天之休。”《尚书·泰誓》：“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传：“当能助天宠安天下。”《传》释“上帝宠”为“天宠”。《周易·系辞上》：“自天祐之。”又曰：“天之所助者顺也。”《墨子·法仪》：“天必福之。”同篇又曰：“故天福之。”《墨子·天志中》：“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国语·周语下》：“皇天弗福。”《文选·宋孝武宣贵妃诔》：“天宠方降。”《隋书·音乐志下》：“感灵心，廻天眷。”天眷即天宠。《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周易·无妄·彖》：“天命不祐。”我们从上列诸文句看，古人凡讲“宠、休、佑、福、眷”皆指“天”，而不是“地”。我还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证据：《说文》：“来，周所受瑞麦来麰。天所来也。”可见《说文》称作为麦子的“来”是“天所行来”，也就是“天所赏赉”，可见古人的观念是“天行来”，而不是“地赏赉”。萧兄此处似为千虑一失。

[552]赵彤：《战国楚方言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553]后来，高明等编撰的《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埋”字条下没有收入甲骨文或金文的“埋”字，只收有战国陶文的左“里”右“土”结构一个字，我相信这个字与东汉以后的“埋”断然不会是同一个字，这个战国陶文应该是“里”的繁文，因为在古文字中加“土”字偏旁而繁化是很正常的文字现象。

[554]以训诂学言之，“釐”训“杀伐”，当为“刘”的借字，考《说文》无“刘”字，但多有以“刘”为偏旁的字。“刘”在《说文》中当是作“镏”字：“镏，杀也。”《尔雅·释诂》：“刘，杀也。”《尚书·盘庚上》：“重我民，无尽刘。”孔传：“刘，杀也。”张衡《思玄赋》：“吊祖江之见刘。”“见刘”就是“被杀”。《尔雅》又称：“刘，克也。”这实际上与训“杀”是一回事。《广雅》：“刘，刀也。”把“刘”解释为“刀”这样的刑具，所以可用为“杀、伐”之义。

[555]以训诂学言之，这里的“釐”似乎也可以训为“治、理”。考《广韵》：“釐，理也。”《诗经·周颂·臣工》：“王釐尔成。”郑玄注：“釐，理也。”另参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釐”字注。又如，《尚书·尧典》：“允釐百工。”孔传：“釐，治。”

[556]参看《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的“者减钟”条的考释，第331页。

[557]不过，“变”的形声结构也可以不用自反原理来解释。因为上古汉语中的“”有来母和明母二音（明母音如“蛮”字），而明母是唇音，与帮母同部位，音近相通，因此帮母的“变”可以用明母字来作声符。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加明快。

[558]陆志韦、林焘《<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对这种现象作过一些论述，可以参看，本书不详引。

[559]在《经典释文》中“橐”和“囊”构成异文的地方很多。又，《史记·陆贾列传》：“赐陆生橐中装。”《索隐》：“橐音托。又案：《诗传》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苍》云‘有底曰囊，无底曰橐’。谓以宝物入囊橐也。”

[560]《左传》原文应为“已经”的“已”，参看拙著《左传新证》（待刊）。此不详说。

[561]光华按，这个“药”不是医药字，古汉语就作“药”，而不是“薬”。

[562]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563]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564]不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将“的”和从“素”从“勺”（左右结构）的字分为二字。

[565]关于唐朝学者注释古典时所引用的《字书》有两种，一为三卷本、一为十卷本，载于《隋书·经籍志》，均不知作者姓名。有关的介绍和考证可参看林明波《唐以前小学书之分类与考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44～548页。

[566]（清）钱绎：《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

[567]参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98年，第335～337页。

[568]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勺”声的“约”本来是喻四音，但在六朝以前（甚至汉代以前）的江南方言中喻四就音变为j-，从而容易与影母相混。也就是“约”读影母是从喻四音变来的，只是这个音变可能在上古时代的方言中就已经完成。考《尔雅·释宫》的《经典释文》称：“彴，音斫。《广雅》云：步桥也。案今江东呼彴音约；沈徒的反。”则六朝时代的江东方言确实有将“勺”声字读为零声母的倾向。“彴”本有定母音，而江东方言读影母。这样解释就简洁明了得多。

[569]可参看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于此条的校勘和说明。黄侃《广韵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十“正讹”第356页也指出：“皁（昨早切）。皁即早之讹。”

[570]有的注音似乎很奇特，实际上也可以理解。如《史记·吴起列传》：“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索隐》：“吮，邹氏音弋软反，又才软反。”“吮”有“弋软反”一音是因为邹氏认字认半边，认为“吮”的读音同于“允”。上古音是喻四，这个音在后世也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古音学看，邹氏的注音并没有错。《广韵》“吮”有三个读音：从母、邪母、船母，并无“弋软反”一读。实际上，“弋软反”是相当于《广韵》中的邪母一读。上古音中的邪母与喻四音近可通。

[571]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1年，第180页。

[572]李若晖：《<列子释文>反切考》，《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第45～48页。

[573]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540页。

[574]《列子·汤问》中就有曰：“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佛经中的《普贤观行语》曰：“在心曰念，发言曰诵，言由于心，故曰念诵。”足见古人认为心与口、言关系密切。《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页曰：“盖心为思想源泉一观念初民未知也，心之所喻惟知口说而已，故殷墟卜辞无‘心’及从‘心’之字。后世从‘心’之字古多从‘言’，更早多从‘口’。”张政烺《獵碣考释初稿》对在古汉语中的作为偏旁的“心、口、言”可以相通的现象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多有举证，此不详引。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编第三章第135页的第三节“意义相近的形旁互为通用”的第5、第6两条专门论述了在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口”与“言”可以通用、“心”与“言”可以通用，举证翔实，无可置疑。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称：“古文字中‘心、言、口、音’诸字在用做义符时可以通用。”例如，“误”又作“悮”；“怵”又作“訹”；“谋”在《郭店楚墓竹简》中一般都写作从“母”从“心”（上下结构）。我们只补充一点，在《郭店楚墓竹简》中从“心”的字已经有很多，而且很多本来不从“心”的字也被写成了从“心”。例如，《礼记·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注：“谦读为慊。”孔颖达疏同。“欣”又作“忻”；“恤”古又作“卹”；而且作为偏旁的“心”有时候可有可无，并不影响文义。如《老子》第五章“动而愈出”，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的“愈”都作“俞”。“宪”在金文中不从“心”，而在小篆中已经明显有“心”旁了。《战国策·中山策》的“司马喜”的“喜”别本作“憙”。“冯河”的“冯”后又写作“憑”。“悬”的古字本是“县”。“怡”的古字本是“台”。《说文》“宛”字条称“宛”或从“心”。据《广韵》，“吝”又作“悋”。据《集韵》，“拘”又从“心”（上下结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恶”不从“心”作“亚”。据《龙龛手鉴》，“和”或从“心”从“和”作“惒”。在甲骨文中“悔”都写作“每”。《集韵》称：“巧，伪也，或从心”。《集韵》称“固”字古从“古”从“心”（上下结构）。《集韵》称“弼”字或从“弗”从“心”（上下结构）。“靈”字在春秋前期的《秦公钟》和《秦公鎛》中不从“巫”而从“心”（上下结构）。[参看《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269页。不过，金文中似乎没有“靈”字，只有“霝”字（可用作“令”，训“善、美”），因此，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霝”在金文中可加“心”旁，其意义与用法皆不变。参看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56～457页]。“寜”在甲骨文中没有“心”旁，金文《寜女父丁鼎》的“寜”也没有“心”旁，但更多的金文“寜”已经从“心”。需要注意的是先秦的货币文中的“寜”有许多不从“心”，与甲骨文字形近似。从此可知货币文字有存古的倾向。今本《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马王堆帛书甲本“音”作“意”，帛书整理者认为这是帛书传写之误，当以作“音”为确。其实，帛书本《老子》并没有误，在帛书中的“意”是“音”的繁化写法，只是在“音”的下面加了一个“心”旁而已，这是从战国中期以来的惯例，是楚文字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文字现象（汉武帝及之前的汉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大）。《诗经·邶风·谷风》：“既阻我德。”阜阳汉简本《诗经》“德”（古文作“悳”）作“直”。《史记·夏本纪》：“辅德。”《尚书·益稷》“德”作“直”，皆无“心”旁。类例极多。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十六章第342页称：“战国文字中一些文字可以加“心”旁繁化。”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一“愬风”条称：“《桑柔》‘如彼遡风’，唐石经本作‘愬’，今改作‘遡’者，宋人为之也。”知从“心”的字有时是别本异文，与思想情态无关。《郭店楚墓竹简》中大量从“心”的字表明先秦确实用“心”作装饰[在青铜器的纹饰上也有用“心”形来作装饰的，如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9页提到：巴蜀地区的青铜兵器常有用“心形”这样的铭记；考《文心雕龙·序志》称：“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这条规律甚至有助于释读古文字。考《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的“始”字作左“忄”右“”之形。古文字学者对此字从字形上多不能精确分析。光华按，此字当是“司”的异体字，只是在郭店楚简中所从的“口”写作了“心”，二者在古文字中本来就是可以互用的。“司”的上古音是之部心母，“始”的上古音是之部书母，音非常近，完全可以通假。又如，《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中的“谷（欲）”字都把其中的“口”旁写作了“心”旁。《说文》的“辔”字在敦煌木简的《急就篇》中不从“口”，而从“心”。“哲”或从“心”作“悊”。“唯”与“惟”在古书中常常相通[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549页有一个有意义考察：“《左传》和《论语》比较喜欢用‘唯’，《孟子》用‘惟’，《诗经》用‘维’。《诗经·大雅·文王》‘其命维新’，《孟子》引用时写成‘其命惟新’。”光华按，据此我们稍作推论：春秋以前习惯用“维”，春秋和战国初期习惯用“唯”，战国时代习惯用“惟”。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字如果有“口”字旁和“心”字旁两个异体字，那么“口”字旁的字形一般要早于“心”字旁的字形。郭店楚简中“心”字旁的字形很多，这正是战国时代文字的特点。更考《墨子·明鬼下》：“矧隹人面。”毕沅注：“隹，古惟字。”从此可以推测原文作“隹”的《墨子》保存了战国初期以前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古文字中居然没有发现“惟”字，只有“维”和“唯”，可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938～2955页。这表明“惟”字肯定产生于“维”和“唯”之后。《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三册）》第2942页录《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等古文字资料有作结构为上“唯”下“心”的字，认为是“古惟字”。果真如此，则后来的“惟”字可能是从战国时代的那个上“唯”下“心”的字简化而来，当然也可能是从“隹”字加“心”旁的字繁化而来，尚待深考]。

[575]施向东《联绵词的音韵学透视》（《音史新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认为这是由于联绵词“囁嚅”发生声母同化音变造成的，可备一说。

[576]附带言及，李若晖先生此文尚有其他的失误，如在“论‘声调’”一节中，如《列子·天瑞》：“画其终，惑於数也。”《列子释文》：“画，胡麦切。计策也。”李若晖认为这是“以入切去”。今按，李若晖之说实为误会。“画”字本身就有入声音“胡麦切”。考《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中的“画”都有“胡麦切”一音，并非仅有去声一读，“画”在日语的音读中还保留了收-k的入声。而且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00“画碌”条称：“上华骂反。借音用也。本音获。”则“画”读入声为正音，读去声为借音。又，《列子释文》：“告，古沃切。”李若晖认为这是“以入切去”。此实不可信。“告”的中古音有去、入二读，并非仅有去声。考《广韵》的“告”有二音，既有音去声的“古到切”，又有音入声的“古沃切”。入声在沃韵，见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460页。又，《列子释文》：“刺，七亦切。”李若晖认为这也是“以入切去”，这是错误的。在《广韵》去声的“刺”字注就有曰：“又七亦切。”“刺”又见于《广韵》的入声“昔韵”。又，《列子释文》：“射，食亦切。”李若晖认为这也是“以入切去”，这是错误的。考《广韵》，“射”有去声和入声两读，入声在昔韵，正音“食亦切”。又，《列子释文》：“哑，乌陌切。”李若晖认为这是“以上切入”。这是错误的。“陌”在《广韵》中是入声的“陌韵”，怎能当作上声?而且“哑”在《广韵》中分别见于上声的马韵（乌下切）、去声的禡韵、入声的陌韵和入声的麦韵。李若晖把“哑”仅仅看成入声字，这也是不正确的。

[577]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

[578]如《仪礼·既夕礼》：“幂用疏布。”郑玄注：“幂，覆也。”《仪礼·大射》：“有丰。”郑玄注：“幂，覆尊巾也。”《诗经·大雅·韩奕》：“鞹鞃浅幭。”孔颖达疏：“幂为覆盖之名。”

[579]另可参看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21～122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4页。类似的误解还出现在《经典释文》中。考《庄子·山木》：“命竖子杀雁而烹之。”其中的“烹”，《经典释文》注音“普彭反”。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第721页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之言批评《经典释文》的误解：“愚案此亨读为享，‘享之’谓享庄子。故人喜庄子之来，故杀雁而享之。享与饗通，《吕氏春秋·必己》篇作‘令竖子为杀雁饗之’，是其证。古书享字作‘亨’，烹字亦作‘亨’，故《释文》误读为烹，而今本遂改亨为烹矣。若作‘烹’，则无须音释。”

[580]考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3～234页“鸟喙、喙为鸟星”条称：“柳为鸟喙。念孙按，‘喙’当为‘啄’，字之误也。《淮南·氾论篇》‘颜啄聚’，今本讹作‘颜喙聚’。凡隶书从‘豖’从‘’之字多相乱。字本作‘咮’或作‘噣’，通作‘啄’。”王念孙此条考证颇详，文繁不录。同书第885页“颜啄聚”条也称：“啄、喙二字书传往往相乱。”

[581]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4～135页。

[582]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称“捐毒”在“今俄属西布鲁特地”。可资参考。后来范新干《“身毒”的“身”字今音考》（《中国音韵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对“身”“音”“捐”的注音有所考辨，但我们的解释与范新干不同。读者可以比观。

[583]本来“介”和“鳞”在先秦人的眼中是不同类的。如《周礼·大司乐》：“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三变中的“鳞物”是与五变中的“介物”相对举的，二者必不同类。又如《说文》“虫”字下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也是以“介”与“鳞”并列对举，二者应有所不同。古人不会相混同。

[584]“鹖”与“鳻”不同，参看王观国《学林》卷十“鹖”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348页）。

[585]据《经典释文》所引学者之言。

[586]（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45页“惮悇”条。

[587]（清）戴震：《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4年，第334～337页。

[588]光华按，依照戴震的观点，实际上，以上《诗经》各篇中的“惨”都是“懆”的通假字。在这里应该读为“懆”音，才会押韵。也可以解释为“惨”训读为“懆”，或“惨”为“懆”的错字。

[589]光华按，《释文》这里列两音“摶”和“搏”是表示原本有异文作“摶”，而不是“搏”，因为“摶”与“搏”形近易混，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异文，《经典释文》用异读音是表示原文有异文，并非不辨“摶、搏”之为二字。戴震对《释文》的这种体例也未能深入体悟。

[590]按《戴震全书（三）》（黄山书社，1994年）第336页此处原文标点将“引《方言》”三字属下读，此不确，径改。

[591]按，此二句见于《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592]光华按，“鮦”字，《广韵》还收有“徒红切”一音。周祖谟《广韵校本》“鮦”字校注与戴震相同。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六130页称：“鮦阳县，孟康云：‘鮦，音纣红反’。正合同声。俗儒不通反切，妄谓鮦有纣音，大可怪也。”然而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六》（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鱼同阳条”第253页引述王引之的考证不同意戴震和钱大昕的观点，列举七证认为孟康注原文就是“鮦”音“纣”，“红反”二字是后人所加。证据充分，论证有力，当属可信。龙宇纯的校本就采取王引之的说法，不同意周祖谟的观点。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假令地名为射，自是假借，亦犹阳音纣，莲勺音酌，当时所呼，别有意义，岂得即定其字以为正音乎?”分明认为“阳音纣”。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2004年）“”字已经放弃了旧说，没有校注，大概是注意到了王念孙和王引之的说法。另可参看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第825页所引诸家之说（余迺永之文没有提到戴震和钱大昕的论著）。蜀中大儒赵振铎先生曾告诉我“阳音纣”与音“徒红切”二说皆确，不可偏废。这一点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可以举出旁证。考《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104～105页，在武汉方言中，遇摄的明母的阴声韵字往往生出一个后鼻音韵尾，如“暮”moŋ，“慕”moŋ，“墓”moŋ，“募”moŋ；还有通摄和宕摄的一些入声字也读后鼻音韵尾，如“木”moŋ，“目”moŋ，“牧”moŋ，“幕”moŋ。这些本来收-k尾的入声字在武汉方言中应该不是从-k直接音变为-ŋ，而是先变为阴声韵，然后再变为-ŋ。在四川方言中也有类似的音变，如我的母语重庆方言往往把“皱”读成“众”。

[593]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

[594]沈兼士《<广韵>异读字研究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42页）也称：“有汉人注经有形似说音而实为明义者，例如《周礼·冢宰》‘主以利得民’。注：‘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中庸》：‘仁者人也。’注：‘读如相人偶之人。’自古迄今未闻‘利、人’二字别有读音。是盖以注音方式比类释义，非有异读。”这是有见地的。

[595]（清）洪亮吉：《汉魏音》，《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9页。

[59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见《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3页]卷四“徐仙民多古音”条称：“《诗》‘无已大康’。徐‘勅佐反’；‘含既大甚’，徐‘他佐反’；《庄子》‘且女亦大早计’。徐、李‘勅佐反’。徐仙民、李轨皆晋人，勅佐、他佐二反即‘泰’之转音，今韵书更为唐佐切，而此音遂废。”钱大昕之说是对的，但不太精密。因为古汉语中的“大”字可以代表两个词“大”和“太”（又可作“泰”）。徐仙民注音的“勅佐反”、“他佐反”是表明这里的“大”是代表“太”字，而不是定母的“大”。

[597]不过，黄侃也有搞错了的时候。如《庄子·徐无鬼》：“委蛇攫搔。”《释文》注“攫”字：“俱缚反。徐居碧反。《三苍》云搏也；郭又七段反。司马本作攫。”黄侃《笺识》：“郭七段反者，盖读为‘撮’。撮、篡声通，故有七段之音。”黄侃的意思是郭璞注本的《庄子》原文“攫”作“撮”，二者形近易混。而且“撮”“篡”声通，所以“撮”有“篡”音，读为“七段反”。我认为其具体结论稍嫌迂曲。吴承仕认为这里的“段”当是“叚”的错字：“盖瞿声、叚声皆属鱼部，故得相切，如作七段反，则韵部不相比近矣。”[参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附经籍旧音二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296页]我认为吴承仕的见解比较正确。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第955页引世德堂本正作“叚”。王叔岷也采取吴承仕的说法。

[598]收入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附经籍旧音二种）》，中华书局，2008年。

[599]我只是说吴承仕未能深入体会，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古人注解用注音表异文的现象。例如《淮南子》卷七《精神》：“烛营指天。”注：“烛，阴华也。营，其窍也。上，指天也。烛营读曰括撮也。”“烛营”不能与“括撮”相通假。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指出：“疑注文‘读曰括撮’一下当是许、高二注错杂之文。‘读曰’疑即‘读为’，若郑笺之改字矣。”吴承仕明确说高诱注的“烛营读曰括撮”是改字，也就是异文或错字，非关古音相通。这是很敏锐的观察。倒是黄侃《经籍旧音辨证笺识》此处强说通假，反而失于窒碍迂曲。

[600]收入黄侃：《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601]葛信益：《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602]考《礼记·檀弓下》：“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郑玄注：“‘京’盖字之误，当为‘原’。”《后汉书·郡国志五·太原》：“……平陶、京陵春秋时九京。”李贤注称：“《礼记》曰：赵武从先大夫于九京。郑玄曰：晋卿大夫之墓地。‘京’，字之误，当为‘九原’。”可以证实葛信益先生的说法。

[603]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中的“字形的影响”一节也讨论了字形对于汉字读音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汉字的结构有不同的分析以及利用声符进行类推从而造成了异读音。李荣此文很有参考价值，此不录。

[604]《广韵》：“躳，身也、亲也。”

[605]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56页）说过：“吕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出现，有两种方式：一是专名词，作人名、氏族名、国名、地名，大约音铝，无本义可寻。一是作为宫、雝等字的声符，不独立存在，大约音邕，其义也不详。”另可参看黄锡全《汉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79页。

[606]在《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中“窮/竆”字省略了“弓/吕”，这样的写法可能与当时人对“窮/竆”的形声结构的分析有关。

[607]“身”与“信”古音相通为训诂常谈，不烦举证。

[608]此例承蒙李家浩先生提示，特致谢忱。在古书中还有类例。如《潜夫论》卷九“志氏姓”：“苦城，城名也，在塩池东北，后人书之，或为枯；齐人闻其音，则书之曰库成；敦煌见其字呼之曰车成；其在汉阳者，不喜‘枯、苦’之字，则更书之曰‘古城氏’。”敦煌人把“库成”字读为“车成”，则分明是把“车”当作是“库”的声符。考《说文》：“库，兵车藏也。从车在广下。”段注：“会意，车亦声。”依据《说文》的体例，“库”应该是会意字，但段玉裁又说“车亦声”则是把“车”读如“居”音，而非车船音。《释名·释车》：“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车舍也。”我们认为古人有的把“库”所从的“车”读为车船音（也就是《释名》音“舍”），那么“库”就是会意字；如果把“库”所从的“车”读为“居”音，那么“库”就是会意兼形声。汉代的古人已经有这样不同的认识。我在吉隆坡教学期间有一个学生名“晔”，可是其父母亲戚和同学都把她叫作“华”，这显然是误读，无关音变。类似的材料有很多，可参看罗常培《误读字的分析》（《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609]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第27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页。

[610]但是日本人编的《汉字异体字典》第206页“2855纠”字条所列举的异体字中没有从“斗”之形，应属遗漏。

[611]（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612]黄侃《广韵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十“正讹”也讨论了《广韵》中的一些异读音是由形体讹变造成的。姑举数例：《广韵校录》第351页称：“肜（祭名），以戎切，又敕林切。肜乃之变。焯案，，《说文》训‘船行’，丑林切。肜之又音与《说文》字音正同。”可知《广韵》读为“敕林切”的“肜”实际上是“”的讹变，并非“肜”本来就有“敕林切”一音。又如《广韵校录》第359页称：“椺（胡狄切，又胡老切），当为之讹。，《唐韵》‘與辟切’。”“椺”从“保”声，不能有“胡狄切”之音。黄侃认为“椺”读“胡狄切”是的讹字，应属可信。类例颇多。

[613]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

[614]收入蒋希文：《汉语音韵方言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615]本书初版没有注意到蒋希文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不应有的疏忽。蒋先生此文具体讨论了41例，皆有按语分析，确凿可信，先得我心，这是前辈学者很敏锐的观察。蒋先生分析的例子我们不再转录。

[616]万献初：《<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

[617]只是万献初先生对某些例子的说明有时不完全妥当，主要是把形近造成的错讹字当作了通假字，实则有时候二者并无音韵上的关系，应该从字形讹变造成异文的角度去解释。

[618]我们仅仅转录一二例作为样本：例一，《诗经·小雅·小弁》：“我躬不阅。”毛传：“有越人于此关弓而射之。”《释文》：“关弓：乌环反，下同，本亦作弯。”万献初解释说：“‘乌环反’是‘弯’的切语，直接给‘关’注‘乌环反’显示了‘关’在当句中是‘弯’的假借字。”例二，《礼记·明堂位》：“秋省。”《释文》：“秋省：读为獮，先浅反。”万献初解释曰：“直接给‘省’注‘思浅反’显示了‘省’在当句中是‘獮’的假借字。”万献初的这些理解是对的，类例在《经典释文》中非常多。

[619]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

[620]另可参看慧琳《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6页“豪氂”条，慧琳非常清楚地说“氂”读“力之反”。

[621]另可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1461～1462页所录的古文字学家们对甲骨文中的“”和“”的分析意见，古文字学家都是以“”所从的“”为声符，本书不详引。

[622]其实这是双声字，“来”和“”都是声符。

[623]小川环树等编《角川新字源》（角川书店，2006年）第551页已经认为“”和“毛”都有可能被当作声符，从而造成来母音和明母音两个读音。在古文字中也有把不是声符的偏旁误认为声符的例子，参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

[624]光华按，就是《国语》。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把《国语》看作是《春秋外传》。

[625]光华按，段玉裁的引文对《后汉书》原文稍有节省，且详引其歌原文如下：“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于戏休兹！”这里似乎“之”也要入韵。

[626]另参看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2006年）卷一“釐”条第26～27页。王观国早已注意到“釐”与“氂”可以相通：“按字书，釐字，里之切。理也，福也；氂字，十毫也。所谓氂釐者，常用氂字。而太史公用釐字者，假借用之也。世用毫氂丝忽者，皆假釐字用之，盖釐、氂二字，古今通用之也。”

[627]陆志韦：《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

[628]“昌石切”本为“泽”音。

[629]汪中《经义知新记》（见《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第4页）称《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皋门”当为“泽门”之误，采取《经典释文》之说，认为皋门与泽门不同。光华按，汪中之说最确。“泽”字古文作“”，所以很容易误写成“皋”。“”字已见于金文，确实是“泽”的古文。

[630]关于论述“音随形变”的论文，可参看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页，张涌泉《论“音随形变”》一文（《旧学新知》，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631]王筠在其代表作《说文释例》（中华书局，1998年）卷三“一字数音”条也把这个字的读音归入一字数音的范围，这实际上是异字同形。

[632]《柳河东集注》卷二十九“游黄溪记”：“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注：“泷，闾江切。大奔湍也。”“泷”本有来母音，也见于《广韵》。

[633][美]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年。

[634]“”在《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中出现了两次，都读为疑母的“嚴”，非透母音。

[635]见《广韵》“噉”字条。

[636]颜森：《广集韵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637][美]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年。

[638]《中华大字典》只引《集韵》音。《汉语大字典》也只引《集韵》音，又称可以用作“颗”的异体字。两者都没有记录定母音。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等编的《广汉和辞典》没有收录此字。

[639]包拟古一般不注明所根据的材料来源，这是不合学术规范的。

[640]音与声在古书中有时义近而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89页。

[641]这样的体例在古书中实有类例。如《汉书·地理志上》：“黝，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成帝鸿嘉二年为广德王国。莽曰愬虏。”师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今按，“黝”并无“伊”音，此处师古注可解释为师古认为“黝”为误字，正确的应该是“黟”，所以说“字本作黟”。而“黟”音“伊”，于是师古标音为“黝音伊”，这是用注音表错字。

[642][瑞典]高本汉著，赵元任译：《谐声说》，《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

[643]《汉书·艺文志》：“《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

[644]董同龢：《汉语音韵学·第十二章》，中华书局，2001年。

[645]沈兼士《声训论》（《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60页称：“惟高氏为外国学者，故其选字注义，于古今正俗之分，变易孳乳之例，尚嫌未能得其鳃理。”何九盈先生《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评价说：“从总体来看，董同龢对谐声资料的考察、利用，比之高本汉严谨、深入。他纠正高本汉高本汉在构拟上的一些错误，堪称‘后出转精’。”

[646][瑞典]高本汉著，张世禄译：《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5～76页。

[647]原注——这是一种方法上的错误，统李氏论文当中，时有发现。

[648]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后收入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

[649]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本）、《精校本许慎与说文解字》（作家出版社，2008年）也主张此说。刘歆乃一代硕儒，是东汉古文经学的鼻祖，这是古人的通识。今考古文献如下，以供研究刘歆参考。《中论·历数》：“刘歆用平术，而广之以为三统历，比之众家，最为备悉。”《文心雕龙·才略》曰：“二班、两刘，奕叶继采。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傅子》曰：“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中，歆才学通而行邪’。”《隋书·礼仪志二》载许善心、褚亮等议曰：“考论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也。”《文心雕龙·檄移》曰：“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意林》卷三引《新论》：“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伯玉，俱是通人。”《论衡·乱龙》：“子骏汉朝智囊，笔墨渊海。”《论衡·佚文》：“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引马融《传》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635页）。《汉书·韦贤传》引班彪之言曰：“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也。”《后汉书·李通传》：“（李通）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后汉书·杜林传》：“（河南郑兴）尝师事刘歆。”（亦见《郑兴传》）。《后汉书·桓谭传》：“（桓谭）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后汉书·孔奋传》：“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后汉书·贾逵传》：“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后汉书·律历志上》：“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汉书·律历志上》在“刘歆等典领条奏”后有“言之最详”四字。《后汉书·律历志中》：“其后刘歆研机极深，……少有阙谬。”据《汉书·平帝纪》平帝三年春，刘歆等杂定婚礼。平帝五年，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汉书·律历志上》：“（刘）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汉书·王莽传上》：“刘歆典文章。”《汉书·楚元王传》：“（刘）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汉书·艺文志》：“（刘）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汉书·李寻传》称刘歆以鬼神灾异之事不合五经。刘歆还是古文经学的开山鼻祖，他将重要古文经典《周官》《左传》等力加揄扬，成为显学。足见刘歆遍治群经，且精通天文历法。《汉书·董仲舒传》赞曰：“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汉书·楚元王传》：“（刘）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刘歆本精赡才学，蔚然一代儒宗，古人久有定评，岂康有为之流所得诬乎?另可参考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所收《论刘歆与班固》。

[650]当然以小篆为主。

[651]而且据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称《说文》中“古文如此”之类，是表明许慎已经不明白这个古文的结构及形音义之间的关系。

[652]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9页。

[653]光华按：“下”当为“夏”之误。

[654]耿振生教授在《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第七章“历史比较法”中在谈到利用同源词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时候，要注意材料的时代性问题。我们这里引述耿先生的论述作为参考。耿先生在该书第223页称：“如果把晚近出现的词作为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材料，就犯了知识性的错误。我们确实看到，有的研究者把后代的词义当作古代的词义。例如包拟古拿汉语的‘本’（他的拟音是pun）跟壮语的‘册’pløn对比（中译本第129页）]，拿汉语的‘崩’（他的拟音是……光华按，耿先生原文此处有排印错误）跟藏语的‘被打败、被征服’[’pham]对比[（中译本）第142页]，都是把后起词义误解为古义。汉语中的‘本’作为‘书本’‘本册’的词义出现得很晚，在上古时代‘本’有‘树根’‘根本’‘本原’等意义，或者作为树木的名量词（相当于‘棵’。光华按，‘本’相当于‘棵’的用法，至今还保留在日语中），没有“书本”的意思。汉语的‘崩’在上古时代的意义是‘山崩’或‘土崖崩塌’，比喻义是帝王死亡，没有‘军队崩溃’之类的用法。这两例是以后起义误作古义。”

[655]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656]原注——按原本三字脱。

[657]《诗经·都人士》孔疏引《通俗文》云“长尾为虿，短尾为蝎”。

[658]古书中常常以“蜂虿”连用，如《淮南子·俶真篇》：“蜂虿螫指而神不能憺。”同篇又曰：“非直蜂虿之螫毒。”《文心雕龙·檄移》：“摧压鲸鲵，抵落蜂虿。”

[659]裘锡圭先生对我这样说过。

[660]另外，从汉藏诸语言彼此之间的借词来看，也可以知道陈先生的看法是不确切的。据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万”字条，“万”在阿昌语中作mun31；在载瓦语中作mun21[但是据《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14页“万”字条，载瓦语中的“万”作mun55和van55 ，与黄布凡主编的书有所不同]；在彝语中作va55 ，又作me21。民族语言学者公认这些民族语中的“万”的读音是借自汉语的“万”，而都没有带舌尖塞音的复辅音。这也可以证明汉语中的“万”字的读音本来就不是复辅音声母。

[661]尤其是战国文字。

[662]《四部丛刊》本。

[663]毛制品最先出现于北方或西部的草原游牧民族，已经得到考古学的证明。可参看林梅村教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书。

[664]但是否为原本《玉篇》所有，尚不可知，中华书局本《原本玉篇残卷》没有“毛”部字。

[665]先秦两汉的汉民族明确区分西羌和西胡，从外未相混。西胡不是羌族，而是西域的异民族。如《说文》：“鄯，鄯善，西胡国也。”鄯善是新疆地区的民族。

[666]武敏先生在《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载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下）》，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135页]一文中就认为毛织品的“罽”是得名于“罽宾”。

[667]蒲立本诸人用对音之法已嫌草率，不足为训。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对蒲立本讲的对所音多有批评。

[668]阮元《校勘记》称“氊”别本又作“氈”。“氊”与“毡”为异体字。

[669]“毡”的上古音为元部，而“炎”及从“炎”声的字上古音为谈部。

[670]我们这里介绍两个例子作为旁证：例一，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4页指出《北户录》和《齐民要术》卷十所录的“扶留”是一个译音词，相当于古安南语的bl∂＾u、和亨语的plu、吉蔑语的m-luw、斯帝恩语的m-lu、巴那语的b.o.-lou、卡语的b-lu。现在似乎没有人对劳费尔的这个论断提出批评，其说应属可信。可见六朝时代成书的《北户录》和《齐民要术》是用双音词的“扶留”来音译C+L型复辅音的外语词。这足以反证六朝时期的汉语不存在C+L型复辅音。例二，唐朝人是用两个单音节词去音译藏文的复声母。据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一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中的吐蕃赞普“可黎可足”就是《长庆唐蕃会盟碑》中的藏文Khri-gtsug的译音。这个考订为一般学术界所接受，当属可信。则唐朝人是用“可黎”二字来音译藏文的复辅音音节Khri，用“可足”二字来音译藏文的复辅音音节gtsug。例如，朱文旭的《“吐蕃”考》可以作为旁证。朱文旭的文章首先考察了“吐蕃”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时期，然后考订了“吐蕃”一词所对应的藏文原文。他说：“汉文史志中出现‘吐蕃’二字指称藏族是唐朝中叶，如《旧唐书》卷三：贞观八年，‘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对于‘吐蕃’二字在史志上的出现，唐朝史家自己也在汉文史志中对其藏族称谓的变化作过一些解释。《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另外有些史家也作过一些解释，如《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为吐蕃。’从当时人这些记述来看，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吐蕃’称谓来源历史上沿用下来的藏族自称，并不是唐人所杜撰，二是说明当时藏族自称在语音上已经有所语音演变现象。同时还说明，‘吐蕃’之称刚出现在史志中时，大家并非普遍认可，所以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免引起误会。首先肯定了‘吐蕃’为藏族自称的固有称谓词以后，我们再来看藏语中有没有与此相关的称谓上问题。……古藏文中称‘前’为dbus，称‘后藏’为gtsang。我们认为‘前藏’称谓dbus就是唐时‘吐蕃’称谓的来源。以藏族来说，也是多自称的。‘藏’可能来源‘后藏’称谓gtsang。使用藏语的藏族今天都自称‘博’。……根据汉藏语系语言的语音演化情况和古藏文记载的藏族自称情况，我们初步可以认定，‘dbus’这一藏族自称在当时的唐人听觉中成了‘吐蕃’，即藏语的复辅音声母演化成汉语的两个音节。犹如‘烛’章纽屋部-k尾，彝语凉山话就念‘支格’。藏语复辅音声母db唐人自然会念或写成相关的两个音节。”按，我们认为朱文旭的论证是可信的。只是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太宗贞观八年，“吐蕃”已经遣使来朝贡，完全可能这时早已有“吐蕃”之名。而且考《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吐蕃”条：“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隋开皇中，其主论赞索弄赞都牂牱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因此，“吐蕃”之称至少在隋代初年以前乃至六朝时候就早已存在，并非如朱文旭所说晚到唐代中叶。至于为什么《隋书·西域传》中没有《吐蕃传》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隋末大乱，文书档案多有亡佚的缘故。《隋书·西域传》序曰：“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明称“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可见《隋书》没有记载的国名未必就没有。

我们既然确定在唐代以前已有“吐蕃”之名，且根据朱文旭的考证，“吐蕃”是藏文dbus的译音，可知对于藏文的复辅音“db”，我国中古时期是用双音节词来翻译的。正如朱文旭所说：“藏语复辅音声母db唐人自然会念或写成相关的两个音节。”这就作为旁证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上文论证的我国中古时期的单辅音声母t‘不会用来对译外语的复辅音kl。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补充一个材料以供参考。现代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汉译吐蕃名称》[《西域南海史地译从（第一卷）》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考证了“吐蕃”一名并不是藏文bod的直接译音[马长寿《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和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3～94页还是按照普通的说法认为吐蕃中的“蕃”是藏语中的bod或pod的音译，马长寿此文没有注意到伯希和的研究；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1页也说：“一般认为‘吐蕃’是从古代藏族自称的‘大蕃’意音合译而来的。‘大蕃’藏语作‘蕃青布’，其中‘青布’意为高、大、上之意，所以就译为‘大蕃’。”这些论述都忽视了伯希和的研究]，而是从突厥文Tüpüt音译过来的名称。突厥文Tüpüt是对“吐蕃”的称呼，也就是说汉语中的“吐蕃”一词本来是突厥文对西藏的称呼。后来的岑仲勉《突厥集史（下）》“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岑仲勉著作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132页就是采取了伯希和的这个意见，认为汉语的“吐蕃”是突厥文Tüpüt的音译[又据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阙特勤碑》一文的转写和论述，古代的突厥文确实用tüpüt来指“吐蕃”，但耿世民没有明确说二者之间有对音关系]。这种意见虽然早已存在，现在看来也丝毫不过时。朱文旭的文章没有提到伯希和的这篇论文。伯希和此文还认为“吐蕃”的“蕃”要读如“翻”音，是阳声韵尾，非读如“播”音。我注意到日本学者一般也是把“吐蕃”的“蕃”读如“翻”。据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9页和第70页的介绍，“吐蕃”的“蕃”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本”（bon）的译音[bon后来音变为bod。光华按，考《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可知在唐朝（至少在宋朝的欧阳修时期），“吐蕃”的“蕃”是音近于bod，只有如此才能与“发”声相近，不可能读阳声韵）］。这些意见都是值得重视的。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我们强调讲对音务必要慎重。后来，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见《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杨军《“吐蕃”的读音问题》（收入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中国音韵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都主张“吐蕃”的“蕃”读阳声韵，与伯希和的观点相同（而且杨军还认为“蕃”不是译音字，就是表示蕃国的意思）。

李方桂《藏语复辅音的中文转写》（《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年，第231～240页）一文考察了7—9世纪的藏语中的专有名词与相应的汉语对音词的对音关系。李方桂在235～238页指出藏文的复辅音有时被音译为汉语的两个汉字，其中第一个汉字表示藏语复辅音的第一个辅音，第二个汉字表示藏语的第二个辅音加上元音及辅音韵尾（李方桂说这又可细分为两类）。例如，藏语klu音译为“矩立”，srong音译为“苏笼”，khri音译为“绮立”，khrigtsug音译为“可黎可足”，lde音译为“卢提”，srong音译为“宗弄”，spu音译为“窣勃”，snya音译为“悉若”，stag音译为“悉诺”，stang音译为“悉当”，snam音译为“悉南”，khri音译为“乞力”，bran音译为“勃阑”，bzang音译为“勃藏”，bro音译为“没卢”，dgu音译为“突瞿”等。这些宝贵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李方桂此文还提到另一种有趣的汉藏对音现象，比较特殊，我们不再转录其例子）。

[671]“允”的古音声母为余母，“吮”的中古音声母有从母、船母、邪母三读。

[672]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中古音中，有的方言是邪母与从母可以相混。

[673]何九盈、陈复华：《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10页。

[674]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

[675]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76]另可参看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0页“同化”条、第314页“连读变音”条；哈杜默德·布斯曼著《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9页“同化”条、第460页“连接音变”条。在古代印度的梵语语法中就广泛存在连读音变的现象，梵语学者人人皆知。我再举一个例子：据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年第1期）提到严州方言各土话的音系中，古汉语早期的-m尾已经消失。但有很多通江宕摄字音变为-m尾。我注意到这样的-m尾的字的主元音都带有圆唇倾向，因此应该理解为这些通江宕摄字本来的［ŋ］尾由于受到圆唇主元音的同化而音变为-m尾。

[677]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459～460页。后来的学者对陶氏此文的论述颇有增修。如陈天泉、李如龙、梁玉璋《福州话声母类化音变的再探讨》（《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对福州话声母类化音变的现象作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详细论述了声母类化与语法结构的关系、与多音节词的重音的关系。其文有曰：“福州话连语声母类化音变是语音现象，但与语法关系密切，已如上述。在语法关系制约下，今天福州话连语声母类化音变，基本上仍符合陶燠民《闽语研究》中提出的类化规律。”更难得的是此文还注意到了例外的现象，如“送气清辅音较不送气清辅音有拒绝连语类化音变趋势”。

[678]论及同化音变的学者还有：沈兼士《联绵词音变略例》（《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一“异音复词中一字韵变而为迭韵连语”称：“设有一联绵词，两字异音，今以a、b表示异纽，以x、y表示异韵，其式为ax+by。然因读音之便，发生同化作用，往往涉上文或下文而变为迭韵连语，其式如下：ax+by→ax+bx或ax+by→ay+by。”其文二“异音复词中一字声变而为双声连语”称：“设有两字异音之联绵词ax+by，因读音之便，发生同化作用，其中下一字随上字声变而为双声连语，其式如下：ax+by→ay+ay。”其文三“异音复词或叠韵连语中一字韵变或声变而为叠字连语”称：“异音复词之变式为ax+by→ax+bx→ax+ax，即一变而为叠韵语，再变而为叠语矣。”沈兼士在这三节中各有举证，文繁不录。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也举例讨论了同化作用造成的音变。在现代方言中的例子如：“木樨”的“樨”本应读如“西”音，但受到了前面“木”的韵母的同化作用而音变如“需”音；“女婿”的“婿”本音当如“细”（光华按，在重庆方言中就读如“细”音），但受到了前面的“女”的韵母的同化作用而音变如“序”。李荣先生在这篇文章的“连音变化”一节中作了相关讨论，富有启发性。吴启禄、戴庆厦《闽语仙游话的音变规律》（《中国语文》1961年1月号）一文对仙游话中的同化音变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分为“向前同化”“向后同化”“相互同化”三节。这篇论文至今还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文繁不录。黄典诚《<诗经>中“日居月诸”的连读音变》（《黄典诚语言学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文指出《诗经·邶风·柏舟》中的名句“日居月诸”是从“日乎月乎”变来的。因为连音变读的关系，“日乎”的“乎”受到前面的“日”的入声尾-k的影响，从而变为见母的“居”；“月乎”的“乎”受到前面的“月”的入声尾-t的影响，从而音变为章母的“诸”（按，在上古音中照三归端）。黄典诚的意见是可信的[黄典诚此文还专门谈到了为什么说“日”是收-k尾的问题。但我要补充的是这里的“居”也可能是先秦时齐鲁一带的方言俗语。考《礼记·檀弓》：“何居?我未之前闻也。”郑玄注：“居，读为姬姓之姬，齐鲁间语助也。”《郊特牲》：“二日伐鼓，何居?”注：“居读为姬，语之助也。”如果这样，那就可能与连读音变无关。另参看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2006年）卷四“方俗声语”条]。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60页“苏州音系”称：在苏州方言中“在多音节的词语里，前一音节的-n尾往往受后一音节声母发音部位的影响而发生同化作用”。举有“门面、饮马桥、混江龙”等例子。白宛如《广州方言连读音变举例》（《方言》1982年第1期）讨论了广州方言中同化作用：“有的是整个韵母或韵尾受前后韵母的影响而变化。……有的是韵尾受后字的声母的影响而变化。”所举实例甚多。饶秉才等编《广州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9～380页讨论了广州方言中“语音的同化”现象，多有举例。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二章“国语音系”第27～29页、龙宇纯《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检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年，第697页）、李如龙先生《福州话声母类化的制约条件》（《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第二节“语流音变”所讨论的也是同化音变。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中有的地方附带提到过同化音变的问题。凡此皆不录。用同化的原理有时可以解释一些比较麻烦的音变现象。如“讷”是从“入”得声，古音本应是-p尾，但《广韵》作“肉骨切”，是没部，则是-t尾。这样的音变如何解释呢?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4页认为：“但是‘讷’nəp＞nə（-p＞-t是不规则的变化）＞nuə。”李方桂先生仅仅用“不规则的变化”就带过去了，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由同化作用造成的，韵尾的-p是受到了声母n-的同化作用从而音变为同部位的-t。在日语的汉字音读中也有这样的音变现象，如“立”在《广韵》中是“力入切”，是缉部，收-p，但在日语的音读中往往读为litu这样的音，从而音变为收-t的入声了，这是后起的俗读音。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音变就是辅音和元音的li使得韵尾辅音-p发生同化作用，从而音变为-t。这在音理上是完全通达的。施向东《联绵词的音韵学透视》（《音史新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对联绵词中的同化音变现象予以了讨论，有所举证。文繁不录。在异民族语言中也有同化现象，如力提甫托乎提《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讲到了蒙古族语言中存在的同化现象，属于语流音变的一种，此不详录。据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68页称：在嘉戎语中“塞音p、t、k作为前一音节韵尾时，如果它的后续音节的起首辅音为鼻音，则p、t、k常被逆同化为同部位的鼻音。……清擦音s作为前一音节韵尾时，如果它的后续音节的起首辅音位浊音、鼻音、半元音w时，则s常被同化为同部位的浊音z。……双唇鼻音m为前一音节韵尾时，如果它的后续音节的起首辅音为其他部位的鼻音时，则后续音节的起首辅音常被顺同化为与前一音节鼻音尾相同的鼻音。”日本学者水野弘元《巴利文法》（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五章“巴利语与梵语等的发音和缀字的比较”第65～70页讨论了梵文和巴利语中的同化现象，文繁不录。钱歌川《英文疑难详解续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第139条“同化作用”专门论述了英语句子中的同化现象，也当参考。R.L.Trask的《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53～55页讨论的也是同化和异化的问题，将同化从不同的角度分为部分同化和全部同化，接触同化和远距离同化，逆向同化与顺向同化，还指出了有相互同化（mutual assimilation）的现象存在，其例不录。李家浩先生《读书札记四则》（《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三则第332页指出：古书中的“兜鍪”的早期形式是作“鞮鍪”（如《战国策·韩策一》《墨子·备水》《居延汉简》作“鞮瞀”）、“鞮鞪”（如《汉书·韩延寿传》）等。李家浩说：“鞮鍪是一个双音节词，后来‘鞮’字受‘鍪’字字音的同化作用转音为‘兜’，使原来不是叠韵的‘鞮鍪’一词变为叠韵的‘兜鍪’一词。”另外，法国学者保尔·巴西著、刘复译《比较语音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7～252页也专门讨论了语音学中的“同化”现象，比较详细，现在已经较少被人提及。其中有些论述现在也还值得注意：“先说声与气的同化。两个子音连接在一起，若然一个是有声的，一个是无声的，结果往往可以使两个都变做了有声的，或者是两个都变做了无声的。……法语中的同化，大都是后音影响前音，所谓‘逆同化’。……流音也不能发生什么同化作用；在处节首或节尾的时候，却可以受到前接或后接无声子音的影响而变为无声。……两字相接，如果紧接得和一个字一样，则相借处亦可照常发生同化作用。若然并不紧接得和一个字一样，则虽然同化，也只是部分的，不是全体的。……英语中的同化，大都是前一个音影响后一音，所谓‘顺同化’。……不过，英语中的同化比法语中少，所以也尽有无声子音与有声子音接用的时候。德语中的同化也是顺的；但在说话说得快的时候，并不十分明显。美国人和法国南部人把后面接鼻音的母音都读做了鼻化母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和法国西南部人一样，读母音后面的有声的爆发音，气道并不完全闭塞，结果是b、d变成了v、ð”云云（光华按，此段最后一句有个别音标难以写出，故略去）。此文举了不少的例子，都有参考性，我们不再转引。

[679]收入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也收入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本书引述此文是根据商务印书馆本。

[680]我们这一节的标题没有采用“同化音变”“连音变化”“连读音变”“语流音变”这样的术语，而是采用了“连音变读”这个提法就是根据了俞敏先生此文，以此表示对这位前辈学者的纪念。我最近注意到方言学名家李如龙先生《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语言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也用“连音变读”这样的提法。

[681]只是俞敏先生此文采用高本汉等人的观点，把古汉语的阴声韵尾当成是有浊塞音，本书不采取这个观点。在后面引述的俞敏此文的例子中，我们一概不提浊塞音韵尾的说法。

[682]张永言《<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一文中的一个注解提到了俞敏先生此文，张永言的这篇论文在注解中所举的那个例子也是转录了俞敏文中的例子。

[683]这个例子可以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上古汉语中的阴声韵并没有浊塞音韵尾，所以“导”才被同化为唇鼻音的“禫”，否则这样的同化音变不会发生。

[684]光华按，这属于逆同化。

[685]《说文》：“，鼓声也。从鼓合声。古文从革。”徒合反。《说文系传》：“臣锴按，相如赋曰‘锵锵鼞，洞心骇耳’。道合反。”段玉裁注本把注文中的“鼓”改为“鼙”。且曰：“鼙各本误作鼓，今正。《司马法》曰‘鼙声不过阘’。《音义》曰‘阘，吐腊反。刘，汤荅反’。‘阘’即‘’字也。……《史记·上林赋》‘锵锵鼞’。《汉书》《文选》作‘闛鞈’。郭璞曰‘闛鞈，鼓声也’。此浑言之耳。鼙亦鼓也。《淮南·兵略训》‘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鞈’。高诱注‘镗鞈，鼓鼙声也’。此谓镗声、鞈鼙声也。”段玉裁注是各家注中最详尽的。从“合”得声的“”或“鞈”而读如定母，这只能证明“合”本身有定母音，与任何音变无关。从段注所引录的各种古文献中，可知古有连语“鼞”，这个词有各种异体，如在《淮南子·兵略》中作“镗鞈”，在《汉书》和《文选》中作“闛鞈”。因为这个联绵词是形容鼓鼙之声，所以应该是双声联绵词。“鼞”音“土郎反”，似乎为透母，但是“土”字确实有定母一音。据《广韵》：“土，土田地主也。本音吐。徒古切。”正是定母音。因此，作为鼓声的象声词的“鼞”应该是浊音的定母，而不会是清音的透母。所以，“”或“鞈”才有可能与“鼞”构成双声联绵词。不过，“”或“鞈”在《广韵》中是作透母的“他合切”。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古时期的人有的把音“土郎反”的“鼞”分析成了透母，所以“”或“鞈”也就被同化成为透母。这就是《说文》所取的反切与《广韵》的反切不同的原因。这与复辅音没有关系。（在《广韵》中“”字还有“仓杂切”一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的“”字注中说“”所从的“缶”是“去”的错字。而“”和“”都是“”的讹误之形。段玉裁认为“”应该是从“去”声，“古或入侵部也”。正可读为“仓杂切”。段玉裁的意见是对的。读“仓杂切”是因为有这样的从“去”得声的异体字，这与音变无关，完全是文字学的问题。可以看成是“音随形变”）。

[686]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九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649条；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362页。今用通行文字写出。

[687]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中华书局，1998年。

[688]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

[689]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

[690]桂馥：《札朴》，中华书局，1992年。

[691]可参看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第41页。

[692]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693]可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0～411页、李家浩先生《包山二六六号简所记木器研究》[见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又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裘锡圭《战国玉璜铭考释》（收入《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89～90页）、黄锡全《汉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

[694]如“鞈”在《集韵》和《韵会》中有异体字正是从“荅”作“鞳”（可参看《康熙字典》第1390页“鞳”字注）。又如，在《广韵》中的“佮”字的读音是“他合切”，是透母字，而这个字显然是从“合”得声。我们也认为“佮”所从的“合”是“荅”的省形，本来的读音是定母或端母，而不是匣母，所以“佮”才会读为透母音。而《集韵》作“葛合切”。又音“渴合切”。这是因为《集韵》把“佮”所从的“合”看作了匣母的“合”，而不是“荅”的异体。这就产生了与《广韵》不同的异读音。不过，“佮”字不见于《说文》，是晚起的俗字，而且几乎不见于古文献。这个字产生的情况不明，不好用作讨论的例子。我们不打算深究。

[695]邹汉勋《读书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第209～210页：“今俗作‘答’，盖‘荅’字之讹。”邹汉勋也注意到在《汉书》中“答”作“畣”。但他说《说文》无“畣”，这是疏忽了。

[696]只有解释为定母，才能说明它与匣母相通的原因。

[697]可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28页。

[698]江有诰《音学十书·诗经韵读》卷二“小雅”第61页认为这里的“讯”要叶音“谇”。江有诰的解释是对的，只有这样理解，《诗经》这里的押韵才能顺畅。江有诰这里说的“叶音”其实是错字。王力《诗经韵读》径将原文改为“谇”。《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记称：“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同。案，《毛郑诗考正》云‘讯乃谇字转写之讹。谇，告；讯，问；声义不相通借’，是也。”光华按，《毛郑诗考正》是清代学者戴震的著作，已收入《戴震全书（一）》（黄山书社，1994年）。《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于此处无解。光华按，《经典释文》称：“讯音信。”也就说如果是错字，那么至少在六朝时期，“谇”就错成了“讯”。这是很有可能的。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讯曰……。”《集解》李奇曰：“讯，告也。”张晏曰：“讯，离骚下章乱辞也。”《索隐》作“谇曰”。引李奇曰：“谇，告也，音信。”张晏曰：“讯，离骚下章谇乱也。”刘伯庄音“素对反”。讯犹宣也，重宣其意。周成、师古音碎也。可见《史记索隐》、刘伯庄、周成、颜师古都认为古本要作“谇”。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六》（《高邮王氏四种》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明确认为：“以二者相较，则《索隐》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书也。”王念孙也认为作“谇”是古本，作“讯”是俗字。这是完全正确的。而龙宇纯《再论上古音-b尾说》（《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第357页）认为“讯”是“谇”的转语，所以读为“谇”。龙氏的看法是不对的，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讯”是“谇”的错字，或是一种俗别字。

[699]参看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二）》，中华书局，1999年，第105页。

[700]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92年，第626～627页。

[701]考《新序·杂事第五》：“诗曰：‘听言则对，……’”《汉书·贾山传》引《诗》曰：“听言则对，……’”《诗经·大雅·桑柔》正是作“听言则对”。

[702]马瑞辰认为“答”与“对”是双声相通，这样处理不稳妥，还是理解为训读较好。

[703]龙宇纯此文还有一些类似的论述，可以参看。另外，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780～781页也有同样的论述，主张“答”读为“对”，从而入韵。

[704]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705]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有同样的观点。

[706]“落魄”在古籍中出现的年代要早于“落讬”。

[707]其之所以没有变成其他的舌头音，是因为滂母与透母的发音方法相同，都是送气清塞音。

[708]有的学者倒过来解释，认为“滩”读透母是由于“涒滩”中的“涒”的同化。我们不采取此说，因为“涒”是比较生僻的字，不怎么常用。同化作用一般是常用字同化不常用的字，而不是相反。“滩”是比较常见的字，其透母音是自上古以来就有的，从未被怀疑过（泥母与透母相通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如《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集解》苏林曰：“能音台。”《索隐》：“魁下六星，两两相比，曰三台。案：《汉书》东方朔‘原陈泰阶六符’。孟康曰‘泰阶，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验也’。”“能”在上古汉语中代表两个不同的词，一为泥母的“能”，一为透母的“態”，这两个音是完全可以相通的。“態”与“台”古音相通，所以“態”可以用作“台”的古字。《史记会注考证》引陈仁锡之说：“能，古台字。”《文选·谢庄·月赋》：“增华台室。”李善注：“能，古台字。”《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孔颖达疏：“古以能为三台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能，假借为台。”《荀子·天论》：“耳目口鼻形能。”王念孙《读书杂志》称：“能，读为態。”《墨子·经说下》：“貌能白黑。”孙诒让《墨子间诂》注称：“能，態字”）。因此应该是“滩”同化“涒”，而不会是相反。

[70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86页。

[710]当然，这个例子即使不用同化理论也可以解释。我们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中对上古音中的来母的音值及其与见系字谐声的问题作细致的讨论。

[71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712]最近注意到施向东《联绵词的音韵学透视》（《音史新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也用同化音变来解释，与我所述相同。但彼此乃独立研究而得。

[713]现在先将有关训读的论著资料列举如下，不再详尽介绍学者们的论述。学者论及训读者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毛诗多转音”条[《潜研堂文集》卷十五，《嘉定钱大昕全集（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现代学者讨论过训读问题的尚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晁”与卷七“复沈兼士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同义换读”一章，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第132～133页、第168页等处。严学宭《汉语中的训读现象》（见《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沈兼士《吴著经籍旧音辨证发墨》《汉字义读法之一例》《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均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黄侃《经籍旧音辨证笺识》（《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中华书局，1986年），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1987年）的“同义替代”一章及《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5页，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1980年）的“前言”，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6页，吕叔湘《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1～33页，孙雍长《论“声（音）随义转”说》（《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年）及孙雍长《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二章的“声随义转”一节，丁忱《论黄焯先生经典释文的研究及其成就》（《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3期），蒋冀骋《评<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4期），刘晓南《宋代闽音考》（岳麓书社，1999年）下篇第三章的“训读俗读”一节，姚永铭《论“音随义转”》（《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周长楫在《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说之辩难》（《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杨剑桥《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的“训读”条，詹伯慧《海南方言中同义字的“训读”现象》（《中国语文》1957年6月号），刘新中《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的第五章“海南闽语中的训读现象”，梁猷刚《琼州方言的训读字》（见《方言》1984年第2期）、《琼州方言的训读字（二）》（《方言》1984年第3期），陈鸿迈《琼州方言训读字补》（见《方言》1993年第1期）。其中尤其是严学宭《汉语中的训读现象》一文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训读现象作了相当详密的讨论，是同类文章中比较有分量的一篇，特别应当参看，其文论述详博，文繁不录。这些论著都讨论到了古汉语中的训读问题，颇堪参考。在日语中训读的现象极为显著，此为常识，不烦举证。

[714]鲁国尧先生在《初读<敦煌音义汇考>》（《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揭示了唐朝的白居易所用的一则训读用例，本书不详引。又见《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715]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一书第185页就错误地理解了这条文献材料，以为是古音声类通转的问题。黄焯此书虽然功夫下得很大，疏谬错误也很多。难以逐一辩驳。

[716]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卷二（中华书局，2008年）第252页不明白《经典释文》的这种用注音表训读或异文的体例，只曰：“音扰为驯，韵部虽亦可通，而声类不近，字书韵书亦不收此音。疑昔人并以徐邈、李轨为异读，不谓扰字兼有驯音也。”而黄侃深明此为训读，《经籍旧音辨证笺识》对吴承仕有所批评：“此徐、李迳读为‘驯’，不关音理。”

[717]（清）黄生：《字诂义府合按》，中华书局，1984年，第41页。

[718]光华按：原文“持”误为“特”，径改。

[719]《淮南子》高诱注音有时难以理解（《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2～163页已经感叹高诱注不易理解），我们认为其中有的应该从训读的角度去理解。

[720]（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721]（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1983年。

[722]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第61页“小旻”称：“当从韩作‘就’。”。我们认为江有诰没有懂得古人训读的道理，《毛诗》的“集”不必改从《韩诗》的“就”，而可以训读为“就”音。钱大昕、俞樾的论述是对的。

[723]《诗经·大雅·常武》的原文作：“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江有诰《音学十书》的《诗经韵读》（中华书局，1993年）卷三第83页对此的解释有所不同，称：戎“疑当作‘武’，说见《总论》。鱼部”。光华按，俞樾把《诗经》的“戎”训读为“汝”是错误的，在意思上讲不通。应该认为这里的“戎”是训读为“武”。江有诰在《古韵总论》（同书第25页）中批评了顾炎武读“戎”为“汝”之说，称：“按，‘戎虽小子’‘戎有良翰’，义可训‘汝’，若‘烝也无戎’‘以修我戎’，改音为‘汝’，韵虽协而义乖矣。”江有诰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江有诰认为“戎”是“武”的错字，说：“此必是戎字传写误耳。”则又未必。古人自有训读之例，不必改字（不过，“戎”与“武”的古文之形很近似，也说不定就是传写之误。现在还不好把结论说得太肯定）。实际上，俞樾这里举的《诗经·常武》的例子，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已经谈到了，以至于江有诰在《古韵总论》中对顾炎武此说提出了批评。

[724]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第357页。

[725]见《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42页。但是《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载的《新方言》中所附的刘申叔先生的序文中没有转录刘申叔先生的这段重要的自注，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疏漏。

[726]避讳制度兴盛于周朝，在殷商时期还没有。《左传·桓公六年》有一段话论周朝的名讳情况比较详细，今引述如下：“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光华按，《经典释文》称：“‘周人以讳事神名’绝句，众家多以‘名’字属下句。”这是应该多加注意的意见，我们这里暂时采用《十三经注疏》本的断句）。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录自《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751页）。

[727]宋代避讳甚严，参看张元济《校史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页“避宋讳特严”条、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宋刻本的避讳”一节。

[728]有些似乎与古音学不相干的古文献有时却能提供语音方面的讯息，所以我们要时时留心，以扩大材料的使用范围。例如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元代的《中原音韵》中疑母的音值还是舌根鼻音，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已经有向零声母转变的趋势。我们在明代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中发现了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三国演义》时代的疑母应该是读零声母。考《三国演义》第74回有曰：“又见襄江水势甚急，看了半晌，唤向导官问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对曰：‘罾口川也。’关公喜曰：‘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曰：‘将军何以知之?’关公曰：‘鱼入罾口，岂能久乎?’”这段话分明是用“于”和“鱼”的谐音关系，才使关公认为曹操的大将于（与“鱼”谐音）禁将会失败。这时候的“鱼”理应是读为零声母，而不是舌根鼻音。

[729]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训读字》，《方言》1984年第2期。

[730]类似的训读例子如：张建《说“戊”字的读音》（《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第111页）指出“戊”依《广韵》和《说文》反切本应读“莫候切”，为明母字；而现在的实际读音是wu的去声。这是为什么呢?张建解释说：“梁开平元年五月，为避太祖朱温曾祖茂琳的名讳，把常用的‘茂’字改用其它文字代替。……又‘戊’与‘茂’同音，为了避嫌，这年六月‘癸卯，司天监奏：日辰内有戊字，请改为武。从之’……音随字变，渐渍历年，习非成是，后来‘戊’也就被读成了wù。”

王福堂等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68页指出：“‘蚀’字在成都、扬州、梅县、广州、阳江等地的方言白读音实际上不是‘蚀’本身所具有的音，而是‘折’（损折）的训读，音常列切。”同页又指出：“‘识’字在厦门、潮州的方言中的俗读音并非‘识’本身所有的音，而是‘别’的训读，音方列切。”同书第59页指出：“‘似’字在北京、济南的又读音非‘似’字本身所固有，实际上是‘是’的训读。‘姊’字在潮州方言中有一俗读音并非‘姊’本身所有，而是‘姐’的训读，音兹野切。”同书第52页指出：“‘叶’字在潮州、厦门、建瓯的方言中的俗读音并非‘叶’本身所固有，而是‘箬’的训读，音而灼切。”同书第53页指出：“‘缺’字在福州方言中的白读音实际上是‘隙’字训读。”同书第105页指出：“‘浮’字在建瓯方言中的俗读音不是‘浮’本身的读音，而是‘飞’的训读，音甫微切。”类似的例子在此书中到处可见，全书至少有一百多例，一览即明，无须再举。

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说：“还有一种‘同义训读’的现象，也是海南闽语突出的特色。‘黑’训读为‘乌’，‘兄’训读为‘歌’，‘木’训读为‘柴’，‘看’训读为‘望’等，这在汉语方言中是比较少见的。在闽方言中也是独树一帜，只有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闽语，也存在着‘训读’比较丰富的现象。”同书第132～133页专门设有“训读”一节，为“训读”作了一些阐释，举有闽方言的例子如读“饿”为“枵”，读“多”为左“禾”右“齐”结构的一个字。同书第168页也讨论到了“同义训读”的问题。李如龙《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页举了一个海南话的训读例子，在海南话中“思”读“想”的音。李荣《考本字甘苦》（《方言》1997年第1期）也提到了一个训读的例子，很有趣：“黏米因占城得名，就是占米。上引《广东新语》一开头就说明。秥米、黏米也就是占米。因为占米是粮食，所以借用黍旁、禾旁和米旁的字形。‘黏米’容易误会为有黏性的米，而占米又跟有黏性的糯米相对，容易引起误会。参看上文武汉占米注。《广韵》‘黏’字‘女廉切’，‘粘’是‘黏’的俗体。《现代汉语词典》‘黏’音nián；‘粘’音zhān，又同‘黏’。占米写作占，符合来历，不必另造专用字。假如实在要造专用字，用‘粘’或用‘秥’比用‘黏’方便多了。上文萍乡与安仁写作ஐ米，其实与‘占’同音，就是‘占’米。安仁又以为ஐ米是‘粳’米，娄底写作‘粳’米，两处‘粳’都与‘占’同音，‘粳’是训读字，本字是‘占’字。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本书说某地某字与占字同音，都是就本方言而言。”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中的“本字问题”所讨论的“同义字互相替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训读的问题。举两个例子：梅县等多地客家话把“柴”读作“樵”。又如把“舐”读作“舔”音，这是训读现象。因为《广韵》：“舐，以舌取物。”音“神纸切”。今读作“他点切”是训读成了“舔”音。

另外，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8页也讨论了在方言中的训读现象。学者们所揭示的这些材料都是很宝贵的，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另如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振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页）一文称：在闽语的永福方言中，“牛”要读为bu音，如在地名“石牛岭”中。张振兴说：“‘牛’是疑母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当读g-声母，如在‘牛马’里读gu。今读如微母，与‘无’字同音，例外。”我认为“牛”在闽语永福方言中读为bu音，并不是从疑母的“牛”音发生音变而成的。读为bu音的“牛”应该是同义词“牡”的训读音。据王福堂等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牡”在福州方言中的白读音是mu，而在闽方言中的m声母与b声母常常可以互变，如“牡”在厦门方言中就读b声母（明母字读b声母在厦门方言中极为普遍），在潮州方言中读bou。因此，福州方言中的“牡”白读音为mu，在同是闽方言的永福方言中完全可以读为bu音。“牛”在永福方言中读bu是训读音，也可能是由于合口介音的同化作用而发生了ŋu→mu→bu的音变过程。这样解释就与训读无关了。另如，据陈水润《水东方言的语音特点》[《广东石油化工专科学校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的介绍，作为闽南方言的一支的水东话的文白异读中，有一个例子很特殊：“亮”的文读音是liaŋ，白读音为kui（如在“天亮”一词中），其白读音显然与音变无关。我认为其白读音应该是“光”的训读音（温州方言的“天光”的“光”也失落了后鼻音韵尾。闽南方言和浙江温州方言的“天光”应当是同源词），在重庆方言中常常将“天亮”说成“天光”。在全国方言中把“天亮”说成“天光”的地方很多，参看《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天亮”条。《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年）很注意各地方音的训读现象，但偶尔也有失察的地方。考其书第100页称在潮州方言中的“疫”读音是mok和muk，而“疫”的中古音是以母昔韵，没有读明母的可能。我认为这里的“疫”音是“瘼”的训读。考《说文》：“瘼，病也。”《急就篇》卷四颜师古注：“瘼者，无名之病，常漠漠然也。”这正与“疫”的意思相当。《广韵》音“幕各切”。“瘼”在中古前后都是东齐海岱的方言。考《方言》卷三：“瘼，病也。东齐海岱之间曰瘼。”《尔雅·释诂下》：“瘼，病也。”郭璞注：“今江东呼病曰瘵，东齐曰瘼。”另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10～1511页。潮州方言的这个训读音应该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结构，可能是由东齐海岱一带的古老居民移民至潮州而带来了这个方音。

[731]另可参见同书卷四“造字时有通借证（下）”“义同借其音”节。

[732]黄侃：《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5页。

[733]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见《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四“需有耎音”条第92～93页博征典籍，指出“需”的古音有“耎”音一读，文繁不录。

[734]上文已列举，本书不再详引。

[735]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

[736]“居”与“处”在上古文献中有异文关系。如《老子》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处”皆作“居”。

[737]考先秦古书中已有“瓢”字。如《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周礼·鬯人》：“禜门用瓢赍。”《说文》中也有“瓢”字。

[738]另见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八“瓢杓”条注引《三仓》。

[739]张政烺《利簋释文》（《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66～467页）称：“‘事’与‘吏’古为一字，至秦代，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二义分化明显，而字形有无区别。周代典籍中，早多作‘事’，晚则作‘吏’，如《毛诗·雨无正》有‘三事大夫’，《常武》有‘三事’，而《逸周书·大匡》有‘三吏大夫’，《左传·成公二年》有‘三吏’。然与‘有’字连接则多用‘司’字，《毛诗·十月》之‘三有事’即《毛公鼎》之‘参有司’。”

[740]光华按：黄侃所说的“天吏”，如《孟子·公孙丑上》：“天敌于天下者，天吏也。”赵注：“天吏者，天使之也。为政当为天所使，诛伐无道，故谓之天吏也。”《孟子·公孙丑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赵注：‘天吏，天所使，谓王者得天意者也。”

[741]黄侃说的“同字”也就是“同源字”。

[7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743]姑举一例：《说文》“壬”字下曰：“士，事也。”参看张儒等《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页和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3页。

[744]《说文》：“唐，大言也。从口庚声。古文‘唐’从口昜。”徒郎切。从《说文》的古文可知“唐”在战国文字中从“昜”声，“昜”为余母，古与定母相近，而“唐”正是定母。这表明“唐”在先秦的读音就是定母无疑，定母的读音不会是中古以后才新出现的。

[745]此与告诉的“告”有别，本书别有详说。

[746]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8页也称此字是“颁”之繁文。

[747]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504页。

[748]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3页，所引材料颇多，此不录。

[749]上下结构。

[750]左右结构。

[751]上下结构。

[752]参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44页。

[753]罗福颐：《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

[754]根据段注，《诗经·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中的“庚”与“赓”（音续）同义，并不是“庚”要读成“续”音（即“赓”音）。因为根据《诗经》原文的押韵情况来看，这里的“庚”一定要读为“皆行反”，不可音“续”，否则将失韵。今举《大东》原文为证：“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这是明显的押阳部韵，各家韵读皆无异说。江有诰《音学十书·诗经韵读》（中华书局，1993年）第64页特别在“庚”字下注音为“音冈”。这无疑是正确的。

[755]（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756]且举一个被学者常常忽视的材料。如《四库提要》关于《中原音韵》的提要称：“夫语言各有方域时代，递有变迁，文章亦各有体裁，三百篇中‘东、阳’不叶，而孔子《象传》以‘中’韵‘当’，老子《道经》以‘聋’韵‘盲’。此参用方音者也。”《周易》的《象传》现在公认出于战国时代的儒家，非孔子亲笔。因此，这是说战国时代的东部与阳部相近。

[757]如钱玄同有论文《古音无邪纽证》[初载北京师范大学《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后收入《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列举了大量例证后，作结论说：“从大多数言，可说邪纽古归定纽。”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页：“跟喻母四等很相似的有邪母，这个声母也常常跟舌尖塞音及喻母四等互谐，一个字又往往有邪母跟喻母四等的两读。……其实邪母与喻母四等的谐声状况很相似。”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把“邪”母归入“喻四”，而“喻四”与定母上古音相通已成定论。陆志韦《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40页在批评高本汉的时候说：“定跟邪的通转是大路，不是例外。”陆志韦此书还有类似的话，不再详引。吴文祺《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评王力<诗经韵读>》[见《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也是明确主张上古音的邪母要归入定母，其文曰：“邪母从d变来的是大路，从g变来的在谐声中为数不很多。在《上古声母表》中，z可以并入d。另外加上一个附注，说明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从上古g变来的。”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在上古音系中取消邪母z，但邪母与定母关系密切却是事实。可举旁证g如英文cider一词对应古西班牙语中的sizra，在现代西班牙语中音变为sidra，这是z与d相通转的例子。

[758]现代汉语方言中的g读为d的现象不能作为上古汉语中就有g与d相通的证据。如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15～116页指出在湖南双峰方言中，“群母字：今开合口读g，齐齿大都读，撮口读d。……章知见三组字与古三等韵（不论开合）相拼，今多读舌尖塞音t-、t‘-、d-”。如“渠、巨、拒、瞿、具、惧、琼、郡、裙”这些字都读d声母，“掘、倔”读t声母。在见母与溪母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见系字都是三等韵。同时章昌船三母、知彻澄三母也分别读为t-、t‘-、d-。这些见系字读舌尖塞音应该是后起的现象，不可能是保留了古音，与上古音无关。因为这些读舌尖塞音的见系字只与撮口呼相拼，而撮口呼是在宋元以后才出现的。谢奇勇《湘南永州土话声母类型比较》（《湘南土话论丛》，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文也论到在道县祥林铺、江华白芒营的方言中的见母字和溪母字分别读t和t‘声母，从所举例子来看几乎都是撮口呼与齐齿呼的字。但是其中包含了二等字的“腔、教、搅、角、狡、绞”，这说明这种音变现象是发生在二等字腭化之后，时代颇晚，与上古音无关。作者构拟了一个音变的路线是：k、k‘→ts、ts‘→t、t‘。我们认为有可能还有一个环节，应该是k、k‘-→tɕ、tɕ‘→ts‘、ts‘→t、t‘。冯蒸《释湖南双峰话的部分古合口三等见系字读t-系声母》（《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于双峰方言的这个现象有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他认为这是由舌根音唇化所造成的，由于圆唇舌根音加上-i-介音，从而音变为舌尖塞音。冯蒸引证了原始印欧语的辅音材料和李方桂关于汉语上古音中有圆唇舌根音的观点。我经过反复思考，不同意冯蒸先生的解释。因为有许多共时的材料显示这些三等见系字并不是直接音变为t-系字，而是经过了舌面塞擦音这一环。又由于撮口呼的产生，导致这些舌面塞擦音继续前化，从而音变为舌尖塞音。而且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中的圆唇舌根音从来不与舌尖塞音发生关系，而是用于解释中古音的合口的来源。冯蒸先生援引李方桂之说实在不能支持自己的观点。总之，读为t-系的见系字与撮口呼关系密切，其音变的时代不可能早于元代以前，因而与上古音无关。据王福堂等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302页，群母合口的“群、裙”在双峰话中读duan，同书第301页称见母三等合口字“军、均、君、钧”在双峰话读tuan，这应该理解为撮口失去细音成分而音变为合口（有一个旁证：《汉语方音字汇》第298页，昌母三等合口的“蠢”在长沙话中读t‘uan，在双峰话中读t‘uan，双峰话的这个读音在时代上肯定晚于长沙话中的读音，在长沙话中有撮口音，而在双峰话中是合口音，可见这一定从撮口音变为合口音。而且在双峰话中合口三等读为撮口呼是非常普遍的）。在湖南的娄底方言中有类似的现象。据李荣主编《娄底方言词典·引论·娄底方言特点》（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页的论述：“古知、章、见三组的三等字，很多今有t、t‘、d和tɕ、tɕ、dʐ两读，其中所举的‘捲、劝、拳、掘’都是撮口呼，只有‘腔’是例外。”我们注意到这样读舌头音的见系字总是与知章组的三等字相平行。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读为舌头音的知章组三等字发生过回头音变，绝不是保留了上古音。不过，冯蒸先生列举的印欧语的音变材料却可以表明舌根塞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直接音变为舌尖塞音。这在音理上是可能的，与复声母无关。晋南方言中有的音变现象可以作为旁证参考。王临惠《试论晋南方言中的几种文白异读现象》（《语文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提到：“（在晋南方言中）在河津、万荣、侯马、襄汾、临汾、洪洞、浮山等方言里，古见组开口二、三、四等字的声母今有文白异读。文读为tɕ、tɕ‘；白读有两种：一是、tʃ‘（河津、万荣、侯马），一是、（襄汾、临汾、洪洞、浮山）。”这样的见系字的腭化音变过程是很清楚的，并非由其他原因造成。所以当见系字腭化成tʃ、tʃ‘、、之后，如果再发生前化音变，就很可能音变为舌尖塞音。这样的音变过程与任何复声母无关，而且与合口介音无关。据王福堂等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第91页，群母的“旗、其、祁、奇、骑、鳍”在合肥方言中读舌尖塞擦音ts‘声母，在温州方言读dz，在双峰、苏州读舌面塞擦音，在其他很多方言中读tɕ‘。我们有理由认为群母字读ts‘声母是从tɕ‘前化而来，读dz声母是从tɕ‘前化而来，不可能是群母直接音变为舌尖塞擦音。据同书第87页，见母三等的“几”在温州方言中的白读音是k声母，文读音是ts声母；据同书第135页，清母的“趋”在建瓯方言中有两个读音：一是ts‘y，一是k‘y。其k‘y音的产生应该是经过了ts‘y→tɕ‘y→k‘y这个过程，而且从建瓯方言中的清母字的一般情况来考察，“趋”音k‘y应该是外来音。董正谊《湖南攸县方言记略》（《方言》1990年第3期）称在湖南攸县方言中，澄母的“厨、锤”读khy，澄母的“逐”读khyo，昌母的“处”读khy，澄母的“虫”读khyəŋ，同时“群”读khyn。这些读舌根音的知组字和章组字都是撮口呼，其群母合口字一定发生了回头音变，并非保留了中古音。据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年第1期）的考察，见系通摄三等字“穷、胸”等，在淳安、遂安、建德读ts组声母，在寿昌读tɕ组声母。例如在淳安，“菊、穷、局”读ts声母，“胸”读s声母。这样的音变过程只能解释为见系通摄三等字在细音介音前音变为舌面塞擦音tɕ组声母，然后由于细音介音失落，于是发生前化音变而为ts组声母（这时的ts组声母已经没有细音介音）。这也是一种回头音变。曹志耘此文还提到了在遂安方言中“追、卷、春、缺”这样的知见两系的合口三四等字是读k、k‘声母，这样的情况无一例外地都在韵部中含有撮口介音y。可见“追、春”读k、k‘声母是与撮口呼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并非从上古音直接音变而来。我甚至怀疑这里的“卷、缺”读k、k‘声母都不是古本音的遗留，而是发生了回头音变造成的，其回头音变的原因也是撮口介音y的产生。我这样处理绝不是庸人自扰，而是有音韵学上的考虑的。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页称宁都县梅讲镇的方言音系中，“古见、溪、群、晓、匣诸母细音韵字今读ts、ts‘、s，韵母变为洪音”。在该书的同音字表中列举例证甚多。而其精组细音字倒读为tɕ、tɕ‘、ɕ表明见组细音字在精组细音字之前发生了腭化音变，先音变为舌面塞擦音和擦音tɕ、tɕ‘、ɕ，然后由于精组细音字腭化音变为tɕ、tɕ‘、ɕ，从而推动了见组细音字继续前化为ts、ts‘、s，避免了合流。这个音变过程很清楚，从而使得见组声母在细音前演变为精组声母，发音部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其实完全是由正常的音变造成的。

[759]“汤”的上古音为透母，与定母的“唐”旁纽为双声。

[760]在古书中证据颇多，不烦屡举。可参看《说文解字诂林》所引各家注中的材料。

[76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是“貈”与“貉”形近而误，曰：“今本‘狐貉’字皆作‘貉’，形近而误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音随形变，而不是训读了。朱骏声的观点可备一说。

[762]单行本《经典释文》与邢昺《尔雅疏》所引《释文》颇有不同，尤堪注意。

[763]（清）钱绎：《方言笺疏》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

[764]“家君”当是指钱绎之父钱大昭。

[76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3页。

[766]一般的古音学家也都把“尼”的上古音归入脂部。

[767]（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中华书局，1998年，第316页。

[768]“比”与“匕”相通，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匕”字注。

[769]关于古文字中偏旁的方向和位置的不同这个问题，可参看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41～43页。陈梦家有所举证。

[770]《广汉和辞典》对“尼”还有一种分析法，就是把“尼”分析为会意字，其字形表示两个人很亲近。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771]各家学者对“死”的结构的分析都无异说，日本学者的汉和字典也是如此。另可举一旁证：“守”从字形上看是从“寸”，但据镰田正等著《新汉语林》（大修馆书店，1989年）第297页的分析，其所从的“寸”实际上是“手”的变体写法，是作为“守”的声符。我认为这个分析非常有道理。在金文中的“守”既有从“寸”的，也有从“手”的。在古陶文中从“手”。小川环树等编《角川新字源》（角川书店，2006年）第271页认为“守”不是从“寸”，而是从“丑”，是声符，“寸”是“丑”的变形。《角川新字源》的看法不如《新汉语林》合理，因为《新汉语林》的分析可以得到古文字材料的印证和支持。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传统的分析。《说文》称：“守，守官也。从宀，从寸。”则《说文》把“守”分析为会意字，而非形声字；段玉裁注和白川静《字统》（平凡社，1984年）第399页也认为是会意字。

[772][美]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年。

[773]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6年）“岡”字条也没有从古文字的角度对《说文》的分析提出异议。但是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1981年）第390页、白川静《字统》（平凡社，1984年）第293页都认为“岡”不是形声字，而是会意字，“网”不是声符。这是看到了“网”与“岡”在声母上面有较大的差别，难以相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655页和《金文诂林（第九册）》（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第1237条收录了金文中的“岡”字形，是从“冈”不从“网”。但《金文诂林》此条引述了高田忠周和马叙伦之说都否认这个字是“岡”，其字的下部明显不是“山”。要注意的是作为偏旁的“网”字有时在古文字中可以省写作“冈”，而且比较普遍。如据《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银雀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罔”字在秦简和汉简中是从“冈”，不是从“网”。《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第262～263页所收的从“罔”的字如“罪、罢、置”都是从“冈”，不从“网”。《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21～322页所收的从“网”的字如“罔、罪、罢、置、罗”都有从“冈”的现象。据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730页，战国文字中的从“网”的字也多从“冈”。我产生了一个假设：在先秦直到西汉的古文字中，“冈”这个字形符号也许可以代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见母的“刚、岗”的声符，一个是明母的“网”的省写符号。由于“冈”和“网”在字形上仅仅繁简之别有，所以二者在古文字中可以字形相通（不是声韵相通），后来本为明母的“网”也可以用作见母的“冈”。这样一来，作为偏旁的“冈、网”都具有了明母和见母二音。这是异字同形。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岡”的形声结构就与训读无关，也与自反无关，而是属于异字同形的问题。从古文字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更有一旁证：《说文》：“茻，众草也。读若与冈同。”模朗切。这里的“冈”就是“网”的省写，是明母字，而不是见母字。我们更可以由此作出一个结论：“冈”本来是见母字，“网”本来是明母字（还有一铁证：《说文》中的“网”有一个异体字是从“亡”得声的“罔”，而“亡”声字与见母字没有谐声关系和通假关系，这说明“网”肯定是明母音，与任何复声母都无关），但在先秦时代“冈”可以有繁化写法作“网”（类例甚多，如“秦”的籀文从两个“禾”，“虻”有异体字从两个“虫”），从而与本为明母音的“网”变得同形了。明母的“网”可以有省写别体作“冈”，从而与见母字的“冈”变得同形了。这实际上是个异字同形的问题，与音变无关。自然也与复声母无关。这样的解释如能成立，则本条讨论的例子就不属于自反问题，也不是训读问题了。我现在更倾向于这个解释。

[774]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岡”字条。

[775]《集韵·唐韵》：“岡通作阬。”日本学者镰田正等《新汉语林》（大修馆书店，1989年）第331页也指出“岡”与“亢”相通。

[776]另参看张儒等：《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8页。

[777]张守中等撰集：《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778]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93年。

[779]亦见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四册）》，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第1904～1905页。

[780]在先秦古文字中的“丙”声字和“庚”声字都很多，二者字形从不相混。有关的字形材料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775～1780页，第1935～1941页。

[781]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347页。何琳仪称：寇“或以戈易攴”。

[782]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79页。唯张政烺先生以为“盖形近致误”则非是，应是偏旁义近可混用。

[783]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784]高明先生此书的举证与本书这里所举的例子有所不同，彼此可以互相参证。高先生所举的例子如：“肇”字在《说文》中还有从“戈”之形，“啟”字在《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中作从“戈”从“启”之形，《集韵》中的从“辱”从“攴”的一个字又作从“辱”，从“戈”之形。何林仪《战国文字通论（增补本）》第四章第四节“异化”中“形符互作”也列举了在战国文字中的“戈”旁与“攴”旁相通用之例，如“救”或从“戈”，“寇”或从“戈”。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称：“古文字中‘戈’与‘攴’在用作表意偏旁时有时通用。”

[785]徐复主编：《广雅诂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

[786]力主古有复声母的郑张尚芳先生《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没有怀疑《说文》对“更”的形声结构的分析，而把“更”构拟为kr-声母，把“丙”构拟为pr-声母。这样的复声母构拟完全不能解释“更”与“丙”的谐声关系。如果认为作为第二辅音的r-由于是舌头音，可以把舌根音的k-的发音部位前移，从而与p-相通，这简直是乱推测，因为果真存在这样的音变，那么“更”在中古音应该有唇音的异读音，然而“更”只有见母音，没有唇音读法。因此，郑张先生的构拟不合音理。

[787]如陆志韦先生《古音说略》所论。另如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也不懂得古书中的这个异读音的复杂情况，把这个例子用作构拟上古复辅音的证据，是不可信的。

[788]另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2页“姏”字条。

[789]在古书中例子颇多，例如《晋书·乐志上》：“商为臣，商之为言强也。”这是以“强”训“商”。“商”的古音是书母，是照三系字；“强”的古音是群母，二者可以理解为声训关系。

[790]可注意的是《说文》中常常用五行的观念来解释文字，这在《说文》并非罕见。

[791]另可参看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言有曰：“然黄帝制五行之说，虽不足据，要迟至春秋之时，五行之说，已甚普遍，此则可以以《左传》《国语》证之。《左传》《国语》记载当时之言论，涉及五行者甚多。”

[792]另可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53～957页。此书收入的“区”声字中没有“枢”字。我还参阅了其他很多古文字资料，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793]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53～957页。此书收入的“午”声字中最早的资料就是《睡虎地秦竹简》中的“杵”，没有别的材料；而此书收入的从“午”声的字在古文字中有很多。我还参阅了其他很多古文字资料，结论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这个“杵”字，一般意见还认为要读为疑母的“啎”，训“逆”，则“杵”的昌母音的产生恐更在稍后。果真如此，则更不能据此形声结构来讨论上古音。

[794]古人驾车以“四牡”为高贵，通常在四马中都会有牝马，不会纯是牡马。考《周礼·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注引郑司农曰：“四之一者，三牝一牡。”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十册第2614页引证《列女传》和《韩非子》，孙诒让曰：“则五路之马，或纯牡，或间以牝，亦无不可。但纯牝则为贱，非驾路所宜。……明卿大夫以上乘车不用纯牝矣。”现在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商代还只有二马驾一车，没有发现四马驾一车的情况。如殷墟的考古出土的马车和1986年在陕西西安以东27公里的老牛坡的商代墓地中出土的马车，都属于二马驾一车的类型。学者们的有关论述可参看：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李学勤《中国和中亚的马车》（《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古道西风》，三联书店，2000年）。其中，林梅村先生之文最为博雅。李学勤先生之文认为中国商代马车的起源是受到了中亚和西域文化的影响，而林梅村先生之文认为我国商代的马车的起源是受到了北方的阿尔泰民族文化的影响。

[79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庞”字注也引此文。

[796]从毛传和后来的韵书来看，很可能毛传就认为这里的“庞”要读如“龙”音。

[797]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5年。

[79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彭”字注提到：“凡言彭彭皆谓马，即《郑风》‘驷介旁旁’之异文；彭、旁皆假借，其正字则马部之騯也。”

[799]可参看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508页。

[800]（清）翟灏：《通俗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801]（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2页。

[802]另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彭’字注；黄侃《广韵校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394页认为“”是“逢”的后出字。

[803]对这个问题可能还存在另一种解释：《说文》称“庞”是从“广龙声”。我们认为“庞”是自反字，得音于“广龙反”。而“广”要训读为“磐”。考《说文》：“广，因广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段玉裁注改“广”为“厂”，称：“厂者，山石之厓岩，因之为屋，是为广。”段玉裁注是正确的。“广”的确含有“山石”之义，而“磐”正有“山石”之义。如《易经·渐》：“鸿渐于磐。”《经典释文》：“磐，山石之安者。”王弼注同。孔颖达疏引马云：“山中石磐纡，故称磐也。”《集韵》也称：“磐，山石之安者。”远古人们的“广”一定是以“山石之安者”为屋。因此“广”可训读为“磐”，“磐龙切”正是“庞”音。这就是“庞”读並母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龙”声的字只有“庞”读並母，而没有其他的“龙”声字读並母，原因就在于“庞”所从的“广”也是声符的一部分，而且有训读存在。这样的解释也颇能自圆其说，不可忽视。虽然未为定论，也可以参考。

[804]“庬”有异体字作“厖”。但《原本玉篇残卷》引《方言》是作“庬”。另可参看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1993年）第4页。

[80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祇”字注曰：“古人云‘当为’者皆是改其形误之字。”

[806]如段玉裁所说“庞”与“庬”都可以引申为“凡大之称”。《方言》卷二：“朦、庬，丰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朦，或谓之庬；丰，其通语也。”另见《广雅·释诂四》及王念孙的疏证。

[807]有学者甚至认为明母与来母本来就可以通转，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还有其他学者也这样认为。果真如此，那么来母的“庞”就可以和明母的“庬”发生直接音变，也就是通假。这种解释也与复辅音无关。不过，这种解释不大可靠。

[808]（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中华书局，2000年，第30页。

[809]《说文解字校录》（见《说文解字诂林》所引）。

[810]从通假字系联的角度来看，“龙”的上古音与“弄”相通，必为双声无义。考《老子》第十三章：“宠辱若惊。”其中的“宠”，马王堆帛书甲本作“龙”，乙本作“弄”。这肯定是古音通假现象。而“弄”字决不与唇音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bl之类的复声母。因此，“龙”的上古音也只能是来母，否则不能与“弄”发生通假关系。这样，“庞/龙”的谐声关系就不能简单地用复声母来解释。如果“庞”是复声母bl，而“龙”又只能是单辅音的来母，那么二者之间就没有谐声关系的可能。可见“庞/龙”的谐声关系必须有特别的解释，“庞”的並母音肯定另有来源，绝不会是仅仅来源于来母的“龙”。而我们这里的解释正好可以避免古汉语各方面的矛盾。

[811]但黄侃认为“裸”与“裹”本来同字。

[812]参看朱祖延：《尔雅诂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22～3024页。

[813]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16～29页。

[814]黄侃先生已有此意，下文有说。

[815]更考古书，知古有叠韵联绵词“旚繇”。《说文》：“旚，旌旗旚繇也。匹招切。”《说文系传》作“旚摇”。徐锴称：“旚，摇也。”段注称：“旚，今字作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已经明称“旚繇”是“叠韵连语”。《玉篇》：“旚，匹遥切。旍旗旚摇之貌。”这个叠韵联绵词在古书中有种种形式。如《汉书·霍去病传》：“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飘摇。”师古曰：“票音频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遥，则不当其义也。”则“票姚”“票鹞”都是“旚繇”的异体形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票姚”条赞同服虔的注音，并有所举证。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朱珔《说文假借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都指出汉代马融《广成颂》中的句子“语旄纷其髟鼬”，其中的“髟鼬”就是“旚繇”的假借。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膘”从票声而读若“繇”，就是因为有叠韵联绵词“旚繇”。黄侃先生说的“旚”当然也是“旚繇”的异体。但“旚”一词不见于《说文》。而且据《说文》“”是名词，意思是“旌旗之流也”。我甚至怀疑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到底有没有叠韵联绵词“旚”这个词，至少据我考察古书的结果，似乎并没有“旚”这样的联绵词。如果我的考证不误，那么，“膘”从票声而读若“繇”，应该是因为有叠韵联绵词“旚繇”，而不是黄侃先生说的“旚”。

[816]光华按，黄先生此例言之成理，但单独一个“空”字表示“贫”义在古书上是罕见的。《故训汇纂》“空”字下注“空”有“贫穷”之义也只引有《论语·先进》此文及其相关的古注，别无他证。后来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也是“箪瓢”与“屡空”联言，这也明显是引《论语》的典故。不过从古文献来看，西汉中前期的司马迁看到的《论语》就是作“屡空”，如《史记·伯夷列传》：“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东汉前期的《论语》版本仍然是作“屡空”，如《汉书·货殖传》：“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嵇康《六言诗》有曰：“弃背膏粱朱颜，乐此屡空饥寒。”西晋大文豪陆机的《文赋》称：“患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卞壶《上笺自陈》：“家产屡空，养道多阙。”东晋郭璞《答贾九州愁》：“德非颜原。屡空蓬舍。”《后汉书·贾逵传》称东汉章帝之言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这里的“屡空”显然是出典于《论语》。因此，如果“屡空”的“空”是错字的话，那么在先秦就已经错了。西汉以来的学者看到的《论语》都是作“空”，并无其他异文。我们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有认为《论语》原文就是作“屡空”。黄先生对“空”音“力从反”的解释是可取的，这完全有可能是“叠韵互音”。不过，我们也不可忽视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9～150页不同于黄侃的说法，认为“力从”或为“口从、苦从”之讹。吴承仕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未可轻易抹杀。另外，沈兼士《联绵词音变略例》（《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86～287页）用“同化音变”来解释“空”读来母。由于《论语》中的“屡空”已经成为一个典故，所以容易发生同化音变，也就是“屡空”的“空”受到前面的“屡”的同化作用而音变为来母，其言甚精，不可不录：“兼士按《集解》于‘空’有二解，一为空匮，一为虚中。俞樾《群经平议》谓‘屡’古止作‘娄’，《说文》‘娄，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娄务’（光华按，此为大徐本，段注本有所不同，作“娄空之意也”。段玉裁也指出：“古有‘娄’无‘屡’”）。‘娄空’二字即本此经，盖古语有如此而许君犹及知之也。凡物空者无不明，故以人言则曰离娄，《孟子》离娄之明是也。以屋言则曰丽娄，《说文》囧部曰窗牖丽廔闿明是也。‘离’与‘丽’皆‘娄’字之双声，长言之曰离娄，曰丽娄，实即娄空之义而已。孔子以娄空称颜子，盖颜子之心通达无滞，亦若窗牖之丽廔闿明也。窃以为俞氏本何氏虚中之说解‘屡空’为联绵词，甚是。‘屡空’殆犹今人谓聪慧为玲珑耳。或曰空不当有龙音，案《汉书·司马相如传》‘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谺兮’。晋灼曰：谾音笼，古豅字也。徐广曰：谾力工反。此空声字读来纽之例。”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万全可以成立。从俞樾和沈兼士的论述来看，“屡”就是《说文》中的“娄”，与“空”同义。“屡空”为联绵词，是虚空之义，因空而明，与贫困无关。这个训诂颇为有力，为学者所不曾言及。我们这里对“空”的意思也提出一个自己的解释。我认为“屡空”的“空”当通假为“窮”。考《诗经·小雅·白驹》：“在彼空谷。”《文选·西都赋》、陆机《苦寒行》的李善注音“空”作“穹”。《周礼·考工记》：“穹者三之一。”郑司农云：“穹读为志无空邪之空。”《尔雅·释诂》：“穹，大也。”邵晋涵《尔雅正义》：“是穹与空声近义同。”郝懿行《尔雅义疏》：“穹通作空。”而“穹”与“窮”音义皆通（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44页）。因此，“空”可训“窮”，意思是“困”或“困之极”（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51页）。如此训诂，则揆之本文而谐，验之它卷而通。

然而以上的解释都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而全被推翻。我现在有了全新的见解。我在2009年5月15日收到畏友萧旭先生用电邮发给我的讨论敦煌写本《庄子》的学术札记《敦煌写本P.2531<庄子·山木篇>校补》，请我提意见。谁知其中的材料使我意外地发现有助于解决《论语》的“屡空”这个千古难题（这也许是萧旭兄也没有想到的）。先引述萧兄原文如下：

（8）衣弊履空，贫也，非惫也。按：空，今本作“穿”。王叔岷曰：“唐写本穿作空，旧钞本《文选·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注引同。空犹穿也……作‘空’是故书。”王说“空犹穿”是也，《汉书·鲍宣传》：“衣敝履空。”颜师古注：“空，穿也。”然不能必作“空”为故书，《御览》卷689、《事类赋注》卷12引并作“穿”。《御览》卷410引袁淑真《隐士传》：“衣弊履穿，以鹖为冠。”《类聚》卷36引“穿”作“空”，亦其比。《易林·萃之家人》：“衣空履穿，无以御寒。”空、穿同义对举。

以上这一段是萧兄的论述。这使我注意到《庄子·山木》篇称：“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这一段是描写庄子很贫困，其表现是“衣弊履穿”，可是其中的“穿”根据上引萧旭兄的材料，在敦煌写本中作“空”，《汉书·鲍宣传》也作“衣敝履空”。《艺文类聚》卷36也引述作“空”。萧旭兄认为故书未必作“空”，我却认为故书一定是作“空”，不是作“穿”。我认为表示庄子贫困的“履空”就是在《论语》中表示颜回贫困的“屡空”，“履、屡”二字可以相通，此为训诂常识，无须举证。从“空”有“穿”的异文，且结合《庄子》来看，“屡空”的意思就是鞋底磨穿了而没有钱买新鞋，与“衣弊”同类对举，这都是贫困的表现[尚需注意的是《庄子》这里的“履空”与《说文》“鞔，履空也”（中华书局，1989年，第60页）不是一回事，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的文籍往往作“履穿”。考《说苑》卷十一“善说”：“君将掘君之偶钱，发君之庾粟，以补士，则衣弊履穿而不赡耳。”《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引袁淑真《隐士传》曰：“鹖冠者，或曰楚人也，隐居山林，衣弊履穿，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又见《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所引）。

《艺文类聚》卷二引《史记》：“东郭先生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也见《太平御览》卷十二和卷四百八十四所引）。这正可为“屡（履）空、屡（履）穿”作注脚，“屡（履）空、屡（履）穿”的意思正是“履不完，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论语》中的这一千古之谜今得以确解，我为之狂喜。

我们进而对《论语》“屡空”的“空”为什么可以音“力从反”作一个新的解释，我认为也可以不用“叠韵互音”的理论来解释，而可以解释为这里的“空”有异文作“龙”，二者是同义的异文，因为考《广韵》：“龙，通也。”“通”与“空、穿”义近。所以“屡龙”和“屡空、屡穿”都是同义异文。

[817]光华按，《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55页“悲”作“非”。

[818]我最近注意到沈兼士《联绵词音变略例》[《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此文作于1941年，晚于黄侃之文]有与黄侃先生非常相似的观点。此文第三节“异音复词或叠韵连语中一字韵变或声变而为叠字连语”称：“异音复词之变式为ax+by→ax+bx→ax+ax，即一变而为叠韵语，再变而为叠语矣。”这个条例与黄侃说的“叠韵互音”是很相似的。我们转录沈兼士先生在这一节中举的一个例证：“剅”，《玉篇》“剅，丁侯切，小裂也”。“，卢兜切，穿也。”而《广韵》侯韵，“兜，罗侯切，小穿，又音兜。，落侯切，剅，小穿”。其变盖如下式：端侯+来侯→来侯+来侯。沈兼士此文还举有一些例子，不录。可知由于“剅”是叠韵联绵词，所以端母的“剅”可以读为来母的“”音。这正是黄侃的“叠韵互音”的理论。沈兼士此文对于联绵词的研究有不小的贡献，他指出“委蛇、威夷”可因同化作用而音变为“施施”，“犹豫、容与”之与“与与”，“旁皇、仿佯”之与“皇皇”都是因为联绵词发生同化音变的结果。沈兼士总结说：“或本异字而同化，或本同字而异化，要皆源于音变。”这是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819]《说文解字》的诸家注多以为这里的“适”当读为“敌”，即“匹敌、相当”的意思。参看《说文解字诂林》“姰”字条。可举类例。1.《说文》：“萐，萐莆，瑞草也。”2.《说文》：“苌，苌楚，銚弋。一曰羊桃。”3.《说文》：“緰，緰赀，布也。”4.《说文》：“萐，萐莆，瑞草也。”这正是《说文》中同样的体例。近似而稍有不同的体例如：《说文》：“荏，桂荏，苏也。”《说文》：“苦，大苦，苓也。”

[820]可参看莫友芝撰，梁光华注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后来张涌泉的《说文“连撰读”发覆》（《文史》2002年第3辑）一文也专门论述过同样的问题，相当细致。

[821]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0页卷四“说文连上篆字为句”。后来的古文字学家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作家出版社，2008年）坚持钱大昕的观点。

[822]清代的小学家有的就不赞成钱大昕的说法。《说文》：“，巫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页“”字条注曰：“各本‘巫’上有字，乃复举篆文之未删者也。许君原书篆文之下以隶复写其字，后人删之，时有未尽。此因巫下脱也。”《说文》：“苋，苋菜也。”段注称：“菜上苋字乃复写，隶字删之仅存者也。”段注在这里有详细的论述，讨论了一些例子，指出今本《说文》“概以为复写字而删之，此不学之过。《周易音义》引宋衷云‘苋，苋菜也’。此可以证矣”。《说文》：“罜，罜，鱼罟也。”《说文》：“鄯，鄯善，西胡国也。”《说文》：“啁，啁嘐也。”段注称：“此复举字未删者。”《说文》：“駮，兽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69页作：“駮，駮兽也。”段注称：“駮字今补。”《说文》：“河，水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516页“河”字条作：“河，河水也。”注称：“各本‘水’上无‘河’字，由尽删篆下复举隶字，因并不可删者而删之也。许君原本当作‘河水也’三字。”《说文》：“，山也。”段注本第438页“”字条作“山也”。段注称：“三字句。各本无字，浅人所删，乃使文理不完。许书之例，以说解释文字，若‘’篆为文字，‘山也’为说解。浅人往往泛谓复字而删之。如髦篆下云髦髪也，巂篆下云巂周，河篆、江篆下云河水、江水，皆删一字，今皆补正。”另外段注本第29～30页的注解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段玉裁的论述十分精湛。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二“捝文”第561页称：“陋儒之删《说文》也，每删连语之上一字，而连篆文读之。”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楲”字条称：“楲，=窬，褻器也。=，叠篆‘楲’字。按，此知传本解说首字同篆者率以=书之。如巂周、离黄之类，段注宷补者甚众，殆以是与?”=就是所谓的重文号。其实。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在其名著《古书疑义举例》（《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1983年）中早已讨论过“重文号”的问题。其书卷五“重文作=画而致误例”一节称：“古人遇重文，止于字下加=画以识之，传写乃有致误者。”俞樾举了《诗经》和《庄子》为例，此不转录。俞樾同书卷五《重文不省而致误例》讨论了叠字而误的问题，也颇有趣，值得我们引述在此。其文曰：“亦有遇重文不作=画，实书其字而致误者。《周书·典宝篇》‘一孝子畏哉，乃不乱谋’。按，本作‘一孝，孝畏哉，乃不乱谋’。犹下文曰‘二悌，悌乃知序’。‘悌’下叠‘悌’字，则‘孝’下必叠‘孝’字矣。今作‘孝子畏哉’，‘子’即‘孝’字之误也。下文曰‘三慈惠，兹知长幼’。当作‘三慈惠，慈惠知长幼’。‘慈惠’下叠‘慈惠’字，犹‘孝’下叠‘孝’字，‘悌’下叠‘悌’字也。今作‘兹知长幼’，‘兹’即‘慈’字之误也。此皆重文不省，而转以致误者也。”俞樾这里论述的叠字问题很有参考价值。在先秦的古文字中已经多有用重文号“=”的例子，可参看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以及这一节中的有关论述。据孙延钊撰《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5页录孙诒让之文有曰：“彦从喜言文字异同，而考证甚疏。如写字遇重文作两点，商周金识已有此例，而此据《石门颂》中遭元：不可读作‘元元’，遂谓其误。”

[823]收入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824]参看《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661页所汇聚的注音。裘先生此文还举了“蛮”和“弯”这样的例子来作为影母和明母相通的证据，这也不恰当。本书其他地方有辨析。

[825]郭锡良先生《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81页“溟”字仅收平声的“莫经切”一音，不收其上声一读，未为完备。

[826]从此也可知裘锡圭此文对《孔子诗论》的有关疑难文字的考释是不可信的。光华按，《孔子诗论》中的那个从“阜”从“文”从“心”从“厸”的字（其字的声符当是“厸”，而不是“文”）也不能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读为来母的“怜”或“离”（或如裘锡圭那样读为“隐”），而是应该读为“吝”，《孔子诗论》乃言“诗无吝志”云云。考《论语·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尧曰》：“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尚书·仲虺之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周易》中用“吝”字甚多，如《周易·同人》象传有“吝道”之言，正与“吝志、吝情、吝意”同类。而且《周易·巽》称：“九三：频巽，吝（此处的句读乃根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第34页的读法）。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从此可知上古时代确实可以有“吝”和“志”相关联的现象。中古时代的范缜《神灭论》称：“吝情动于颜色。”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曾不吝情去留。”都是“吝情”的用例。其他学者有的也认为应读“吝”，有关各家说参看刘信芳《孔子诗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的《诗论集解》所汇编的资料。

[827][美]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