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六书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在依据汉字的形体来推导其声母的特征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强调那个所讨论的汉字非得是形声字不可。然而，有时判断一个字是否是形声字并不容易。常常有可能将不是形声字的字误断为形声字。但是，现代的许多音韵学者都相当忽视这个问题，有时把不是形声字的字当作形声字，并据以推考其声母。这样的做法，出发点就已经错误。李家浩先生《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83]一文中有很好的意见：“很多汉字在充当合体字的组成部分时，既可以用作声符，也可以用作意符，很不好区分。如‘见’字，在‘砚’字里是声符，在‘视’字里则是意符。结果导致一些人把合体的表意字也当作形声字看待，把它的一半偏旁作为声符来读；即使是形声字，也误把它的意符当作声符来读。”李家浩先生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说明在讨论上古音的时候，六书的问题千万不可忽视。

我通观《说文》，知大小徐本《说文》对《说文》中的一个字到底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已经有不同的看法。有好多形声字的声符与本字读音的关系也不易理解。[84]且举一例：《说文》：“元，始也。从一兀声。”这是大徐本。而徐锴的《系传》说：“俗本有‘声’字，人妄加之也。”则徐锴认为“元”是会意字，不是形声字[85]。可见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并不容易断定。再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文》：“续，连也。赓，古文续，从庚从贝。”徐铉曰：“今俗作古行切。”根据《说文》的解释和体例，“赓”是会意字，但是世俗往往误认“赓”是从“庚”得声的形声字，所以俗音作“古行切”。徐铉已经指出这是世俗的讹音。段玉裁注论之颇精：“按《说文》非误也。许谓会意字，故从庚贝会意。‘庚贝’者，贝更迭相联属也。《唐韵》以下皆谓形声字，从贝庚声，故当‘皆行反’。不知此字果从贝庚声，许必入之贝部或庚部矣。其误起源于《孔传》以‘续’释‘赓’，故遂不用许说。抑知以今字释古文，古人自有此例。即如许云‘舄，也’，非以今字释古文乎?《毛诗》‘西有长庚’。《传》曰：‘庚，续也。’此正谓‘庚’与‘赓’同义。‘赓’有‘续’义，故古文‘续’字取以会意也。认会意为形声，其瞀乱有如此者。”段玉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误把会意字当作形声字，结果是“其瞀乱有如此者”。[86]从段玉裁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文》中的会意字有的在《广韵》中被分析成了形声字，所以《广韵》的反切注音有时与《说文》不相符合。这时候，我们分析文字的结构就只能根据《说文》，而不能依据《广韵》。我们在后文的讨论中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祛妄》卷三十六也说：“六书之内，形声居多，其会意之字，学者不了。鄙近传写，多妄加声字，笃论之士，说宜栝。”这是说会意字的问题比形声字要复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87]引卢文弨之言曰：“鼎臣于许氏本书，有难晓处，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独否。盖谐声读若之字，锴多于铉。学者可由锴书以达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即其于形声诸字，求之不得者，虽删去声字，然犹著疑词于其下。”卢文弨实际上是指出了徐铉和徐锴都曾怀疑《说文》中的许多形声字应该是会意字。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二徐私改谐声字”条批评徐铉、徐锴常常不明古音，擅自删去作为形声字标记的“声”字。然而，我们认为《说文》中的许多字到底是形声字还是会意字，是很复杂的问题，并不如钱大昕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点应当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再如《说文》：“哭，哀声也。从吅从狱省声。”则《说文》把“哭”当作了形声字。而段注在反驳许慎之后曰：“哭入犬部从犬吅，皆会意而移以言人。”段玉裁认为“哭”是会意字，而非形声字。

《说文》以“家、蝇”为形声字，段注均不取其说，而以“家、蝇”诸字为会意字。《说文》“尒”字，各本皆以之为会意字，而段注本却加上“入声”二字，把“尒”看作形声字[88]。

《说文》以“疑”为形声字，而段注以之为会意字。

《说文》以“思”为从心从囟声的形声字，而段注却删掉“声”字，说：“各本作囟声，今依《韵会》订。《韵会》曰：‘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也。’然则会意非形声。”

《说文》以“曾”为形声字。而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释‘曾’”力驳许书，以“曾”为会意字。

《说文》：“罪，捕鱼竹网。从网非。”段注本作“从网非声”。段注曰：“‘声’字旧缺，今补。本形声之字。始皇改为会意字也。”

《说文》：“蓏，在木曰果，在艸曰蓏。”郎果切。段注认为这是合体会意字，批评徐锴把“蓏”分析为形声字。

《说文》：“企，举踵也。从人，止声。”则以“企”为形声字。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五《主名与官名的会意字》也批驳《说文》，认为“企”是会意字。

《说文》：“刵，断耳也。从刀耳。”则《说文》以之为会意字，但段注称：“会意包形声。”

《说文》“彭”字注称是从“彡”得声的形声字，徐铉称是从“形”省声，《说文校议》反驳道：“形、彭，声亦相远。”段注明确把“彭”分析为会意字，“彡”非声符。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在这点上并没有反对段玉裁的观点。

而且恐怕汉代以前的人就已经对文字的结构有不同的分析。如《说文》：“啬，爱濇也。从来。来者，而藏之。故田夫谓之啬夫。一曰棘省声。古文啬从田。”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段玉裁注：“来者，会意；棘省声者，形声；别一说也。”也就是在东汉以前就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啬”是会意字，一种认为是“棘省声”的形声字。由于《说文》讲省声往往不可信，我们赞成“啬”为会意字之说。段玉裁也认为“棘省声”的说法是“少迂矣”。又，《说文》中有“魝”字，一般学者很容易把它分析为从“鱼”得声的形声字，但《说文》称：“魝，楚人谓治鱼也。从刀从鱼。读若锲。”古屑切。则分明以之为会意字，而且段注也没有说“魝”是形声字，只是说“蓟”以“魝”为声符。我们也认为“魝”是会意字，不能分析为形声字。

凡此皆表明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很多时候实在不容易判断。《仪礼·大射》：“膳尊两甒在南有豐幂。”郑注：“膳尊，君尊也。后陈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说者以为若井鹿卢，其为字从豆声，近似豆。”在而洪亮吉《汉魏音·叙》[89]据《说文》批评郑玄之说，称“豐”是象形字，“豐”中的“豆”上面的部分不成字，不是声符，郑玄误把“豐”分析成了形声字[90]。洪亮吉此文指出许慎的《说文》和郑玄的经注对文字结构的分析已经颇有不同。洪亮吉还举有一些其他的例子，这里不再一一转录，大都是认为许慎正确而郑玄不对。陆志韦《古音说略》[91]里面也有类似的感想。如陆先生说：“有些带有偏旁的字，就形体跟音韵看来，多应当作形声字，而大徐的本子并没有这样注明。……还有好些字好像本不应当作形声，可是大小徐的本子都作得声。或是本子上作某声而凭音理应当是另一个声。大小徐早已表示怀疑，可是怀疑反而有错了的。”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第268页称：“其次得确定形声字与非形声字的界限和分出形声字里的声母。例如，……‘龙’旧以为童省声，实象蜥蜴类戴角的形状。这是得区别的。又如‘信’字当得读为从人言声，不当读为从言人声。这类也得辨明。”[92]这确实是经验之谈[9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常常指出《说文》对文字结构分析的错误[94]。学者们在利用谐声原则去推求声母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那个字是否真是形声字，不然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95]。而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有时将会意字当作形声字看待去构拟复辅音，这是不可信的。

例一，严学宭先生《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利用“辇”这组材料来构拟原始汉语的复辅音bl[96]。还有其他一些音韵学者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此例明显不能成立。考《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从，在车前引之。”力展切。按照《说文》的体例，“辇”明显是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所从的不是声符。段玉裁注本第730页明确称“辇”是会意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辇”是会意字，同时又说亦声，这是错误的。不可能是声符。而且据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辇”字注称，在古文献中“辇”与“连”声相近，《周礼·乡师》注曰：“故书辇为连。”《管子·立政篇》：“不敢畜连乘车。”《管子·海王篇》：“行服连轺輂。”桂馥称《管子》中的这两例“连”“皆谓辇也”。因此如果要说谐声，也只能说“辇”是从“连”省声，而不可能是从“”得声。诸桥辙次主编《广汉和辞典》[97]下卷第838页也认为“辇”是会意字，“”是意符，不是声符。因此，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辇”是会意字，“”不是声符，不能利用“辇”这样的材料来构拟复辅音bl[98]。

例二，高本汉在Word Familiesin Chinese[99]一书中提到过我国上古音中的“sn”复声母时，举有“叒/桑”为例。考《说文》叒部的“桑”下曰：“从叒木。”依《说文》惯例，“桑”应是会意字。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第五章[100]就明以“桑”是会意字，并非从“叒”得声。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镰田正等《新汉语林》、小林信明《新选汉和辞典》诸家无不以“桑”为会意字。小川环树等编《角川新字源》以“桑”为象形字[10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02]第113页把“桑”归入表意字中的象物字[103]，并举出了在甲骨文中的两个字形。从甲骨文的字形观察，正如裘锡圭所说：“上部象桑树的繁茂枝叶。”没有当作形声字的。只有尾崎雄二郎等《角川大字源》说“桑”是形声字，颇为失考。[104]

例三，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称：“以‘童’声（t母）谐‘龙’字（l母）。”这是由于误信《说文》而未能深研字形。《说文》：“龙，鳞虫之长。……童省声。”段注：“《六书故》所见唐本作从肉从飞及童省。”实则“龙”字在古文字中并不从“童”。“龙”在古文字中是象形字，而不是形声字。《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第1758页引王襄之说：“古‘龙’字，繁简不一，象其屈伸变化之形。”同书第1759页引陈邦怀之说批评《说文》曰：“许君说童省声，恐不然也。”又引李孝定之说曰：“龙字固象形，而叶氏失之于凿。”[105]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等《广汉和辞典》[106]也根据甲骨文和金文认定“龙”是象形字。藤堂明保[107]、小川环树[108]、尾崎雄二郎[109]也把“龙”归入象形字，没有当作形声字的。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龙”字的写法虽各有不同，但均为象形字，没有作形声字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10]第113～114页把“龙”归入表意字中的象物字，说：“本象大口长身的一种怪兽。”《说文》根据小篆讹变的字形来解释，是不可信的。所以林语堂和其他很多音韵学者根据《说文》错误的解释来推断复辅音是不可靠的。

例四，有许多音韵学家根据“麦/来”这组材料去构拟上古的复辅音ml。包括日本的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第1547页“麦”字注也主张“麦”是会意兼形声，上古为复辅音ml。他还说“麦”和“赉”是同源字。王力先生本来一直反对上古有复辅音，但在他的《同源字典》[111]却称“麦”和“来”是同源字[112]，王力先生是说来母和明母是邻纽，可以通转，而无关复辅音。但王先生的这条材料被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批评为滥用通转。现在我们作新的考证。我们认为“麦”和“来”既不能用作复辅音的证据，也不是同源字。二者只是意思上有些关联，没有音韵上的同源关系。二者在韵母上的之职对转是偶合现象。《说文》以“麦”和“来”分属两部。考《说文》：“麦，芒榖秋穜厚薶，故谓之麦。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者；从攵。凡麦之属皆从麦。”《说文解字系传》：“臣锴曰：麦之言幕也，埋之意。”莫获反。“麦”字产生得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存在[113]。但《说文》和《说文解字系传》都没有说“麦”从“来”声，只是说“麦”从“来”。《说文》和《说文解字系传》都没有把“麦”当作形声字。我们认为“麦”显然是会意字，所从的“来”不是声符。镰田正等《新汉语林》第1263页“麦”字注明称“麦”是会意字。小川环树等《角川新字源》第1161页和小林信明《新选汉和辞典》第1199页“麦”字注也认为“麦”是会意字。尾崎雄二郎[114]的见解与众不同，解释说“麦”是形声字，但“来”不是音符，而是义符；“夊”才是声符，表示“芒刺”之义。这种解释虽然比较特殊[115]，但也认为“麦”不是从“来”得声。《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第1453页引李孝定之说称：甲骨文中的“来”是“来麰之象形，与麦字同为象形，卜辞皆以为行来字”。细读《说文》：“麦，芒榖秋穜厚薶，故谓之麦。”《说文解字系传》：“臣锴曰：麦……埋之意。”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麦”字下曰：“麦、薶声相近。”可知《说文》是用“薶”在声训“麦”，以“薶”和“麦”为同源字[116]。更考《广雅》：“麦，薶也”。传本《广雅》此处本来有讹文，王念孙《广雅疏证》正是根据《说文》确定《广雅》应作“麦，薶也”，也就是说王念孙也认为《说文》是以“薶”和“麦”为声训。“薶”的上古音为明母之部，“麦”为明母职部，声母为双声，韵母阴入对转，完全符合声训的条件。镰田正等《新汉语林》第1263页“麦”字注解释说：“‘来’是有芒的麦的象形字。‘夊’义为根深深扎入地中。因为是在秋天播种，为了越冬，所以根要深入地中。”“根要深入地中”正是“埋”义。王襄《古文流变臆说》第69～70页和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也说“麦”所从的“夊”象麦根。徐复等[117]也称：“夊象麦根之说可从。”“麦”的音义皆得于“薶（埋）”，二者必是同源字。我们在论“自反”一节里将会考证“薶”的上古音只能是明母，不可能是复辅音ml。从“薶/麦”为同源字就可以证明“麦”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明母，而不是复辅音ml。再考前人的注疏，可以确定“麦”与复辅音ml无关。《说文系传》明确说：“麦之言幕也。”这显然是声训，以“麦”和“幕”的上古音为双声。而“幕”的上古音只能是明母，因为“幕”从来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这就可以反过来证明“麦”的上古音只能是明母，而不是复辅音ml。还有一条旁证：《方言》卷十一：“蝉，其小者谓之麦蚻。”郭注：“如蝉而小，青色。今关西呼为麦。”钱绎《方言笺疏》：“《释虫》‘，茅蜩’。郭注云‘江东呼为茅，似蝉而小，青色’。……按：‘茅、麦’同声。”也就是钱绎认为“茅”与“麦”古音为双声。而“茅”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明母，不可能是复辅音ml，因为“茅”从来不与来母字发生谐声关系和通假关系。这个材料也反过来证明与“茅”为双声的“麦”的上古音声母也只能是明母，不可能是复辅音ml。最后，我们认为并不是像藤堂明保先生说的那样“赉”和“麦”是同源字，只能说“赉”和“来”是同源字，“麦”和“薶（埋）”是同源字。依据《说文》，可知“来”的音义是强调“来”是天所赐的祥瑞之物，故后引申为“行来”之“来”[118]。“麦”的音义是强调“来”为了越冬而要深埋入地下，音义皆与“薶”相通，“麦”所从的“来”只有表意作用，没有任何表音的功能。自从罗振玉以来，有的古文字学家未能细考，竟说“麦”与“来”本为一字[119]。不知古人造字有时区分甚细微，未可将二者混而为一。《甲骨文字诂林》[120]引于省吾之说称：“甲骨文的‘来’指的是小麦，而甲骨文的‘麦’则指的是大麦。”[121]于省吾先生的文章特别强调在甲骨文中“往来”的“来”与“来麦”的“来”区别分明，毫不相混[122]。同书第1461页姚孝遂加按语称甲骨文中的“来”与“麦”“均有别，从不混同”。姚孝遂先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不应该认为在甲骨文中的“来”和“麦”本为一字。我还就此事问过李家浩先生和沈培先生，他们二位的意见都与姚孝遂相同。谁知后来姚孝遂的学生董莲池博士在《说文部首形义通释》[123]一书中却说甲骨文中的“麦”“当是‘来’字的繁化形式”。这比起他的老师的观点反而退步了[124]。

例五，还有很多的音韵学家根据“吝/文”这一对谐声材料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ml。我们认为这条例子也不能成立。大徐本《说文》曰：“吝，恨惜也。从口文声。《易》曰‘以往吝。’臣铉等曰：今俗别作恡，非是。”良刃切。《易经》“以往吝”的“吝”，《说文解字》又引作“遴”。可知“吝”确为来母无疑[125]。《说文解字系传》曰：“吝，恨惜也。从口文声。《易》曰：‘以徃吝。’臣锴曰：恨惜形于言，故从口。”里刃反。小川环树《角川新字源》和尾崎雄二郎《角川大字源》采取《说文》之说，都是把“吝”当作从“文”得声的形声字。在战国文字中，“吝”有异体作“”。《老子》十五章：“犹兮若畏四邻。”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邻”作“”。《老子》八十章：“邻国相望。”帛书乙本《老子》“邻”作“”。战国《中山王方壶》：“邦难亲。”读为“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孔子诗论》有一个从“”的字，学者们多认为该字读为“吝”或读为“离”[126]。似乎此例可以成为构拟上古汉语复辅音ml的一条依据。其实不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就反对大小徐本《说文》以“吝”为形声字的观点，认为“吝”是会意字。段玉裁说：“按，此字盖从口文会意。凡恨惜者多文之以口，非文声也。”段玉裁明确说“吝”不是从“文”得声。段玉裁的观点得到了清代的另一位学者张文虎的支持。《说文解字诂林》“吝”字下引张文虎《舒艺室随笔》说：“案，从口文盖取文过之义。……凡吝于改过者，必文饰之也。”张文虎明确表示了赞成段玉裁之说[127]。我们赞成段玉裁、张文虎的意见，“吝”应该是会意字，不是从“文”得声。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第222页、诸桥辙次《广汉和辞典（上卷）》第544页、镰田正等《新汉语林》第196页也主张“吝”是会意字，从“文”为文饰之义，完全同于段玉裁之说。因而不能利用“吝/文”来证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ml。可以参考尾崎雄二郎《角川大字源》对“吝”的音义解释，《角川大字源》第305页认为“吝”与贪惏的“惏”是同源字，音义皆得于“惏”。这是可备一说的。“吝”字早见于甲骨文等古文字中，参看高明编《古文字类编》第123页、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363页。我们有一旁证可以说明“邻”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来母，不会是复辅音ml。《管子·水地》：“邻以理者。”《荀子·法行篇》“邻”作“栗”。这是说“邻”与“栗”古音相通。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第七》“邻以理”条引王引之曰：“邻，坚貌也。《聘义》曰‘缜密以栗，知也’。郑注‘栗，坚貌’。《荀子·法行篇》曰‘缜栗而理，知也’。‘栗’与‘邻’一声之转耳。本书《五行篇》‘五谷邻熟’。尹注曰‘邻，坚貌’。《尔雅·释草》类曰‘粼，坚中’。郭注曰‘其中实’。义与此并相近也。”王引之详密的论证表明“邻”与“栗”古音相通，王引之称二者乃“一声之转”。而“栗”字从来不与明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因而“栗”的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ml，即使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也没有一人说“栗”的上古音是复辅音ml。“栗”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单辅音的来母。既然“栗”与“邻”的上古音相近可通，这就可证明“邻”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来母，而不是复辅音的ml。又，在古书中有证据表明“邻”与“临”古音相通。《史记·货殖列传》：“北邻乌桓。”《索隐》：“‘邻’，一作‘临’。临者，亦却背之义，他并类此也。”“临”的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ml，因为“临”从来不与明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这就反过来证明与“临”古音相通的“邻”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ml。我们这样从通假字的系联出发，证明了与“邻”古音相通的“吝”的上古音声母也只能是单辅音的来母，而不可能是复辅音ml，否则就会与古汉语的通假字的系联关系相冲突。这样系联通假字的结果也表明“吝”正如段玉裁所说是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吝”所从的“文”不是声符。所以“吝/文”这组材料与所谓的复辅音无关。

上文提到的在战国古文字中有一个“”字[128]，战国中山王鼎铭文和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就有此字。有相当一些古文字学家认为这个字所从的“文”和“吅”都是声符，是双声字。其实，此字所从的“文”不能看成是声符，“吅”才是声符。这个字在战国文字中多用为“隣”字，有时也用为“憐”字。而“吅”正是“隣”的古文。没有理由认为“文”也是声符。张政烺先生就认为：此字“从文吅声。吅，古文隣，见汉代碑刻及《汗简》等书”[129]。张政烺先生不认为“文”也是声符，这显然是正确的[130]。因此不能用此字作为构拟复辅音ml的证据。

例六，有学者利用“丧/亡”这组材料来构拟复辅音sm。我们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吾友赵彤博士在其论文《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几个上古音问题》（《语言研究的务实与创新——庆祝胡明扬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2004年）中有很好的批评意见[131]：

《说文·哭部》：“丧，亡也。从哭，从亡，会意。亡亦声。”“丧”甲骨文作[132]，于省吾先生认为“本从桑声”，“其所从之两口是代表器形，乃采桑时所用之器”，“为采桑之本字”。[133]按，甲骨文“桑”字作，“丧”从“桑”声是很清楚的。金文“丧”字作[134]，下部从“亡”，后来发展为小篆“丧”字的写法。其所从的“亡”究竟是形旁还是声旁?这个问题可以从楚简中找到答案。楚简中“丧”有三种写法：[135]、[136]、[137]。第一种写法直接承自甲骨文，第二种写法加“亡”，第三种写法加“死”，从“亡”从“死”显然是同义意符互换。[138]可见，《说文》根据小篆对“丧”字字形的分析完全是错误的。有些学者把“丧”的上古声母拟作*sm-[139]，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丧”并不从“亡”声；第二，“丧”本从“桑”声，“桑”并没有与明母相通的证据；第三，免簋铭文有一个从日丧声的字，读为“昧爽”之“爽”[140]，“爽”字也没有与明母相通的证据。至于“亡”和“丧”是否是同源关系，目前也无法证实。

以上是赵彤博士的论述，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例七，有的学者根据“畞／久”而认为明母与见母可以相谐。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考《说文》：“畞，或从十久。”可知“久”并非“畞”的声符。段玉裁等《说文》学家都没有说“畞”是从“久”得声，怎能把“畞”当作是从“久”声的形声字呢?因此，“畞／久”显然不能作为明母与见母可以相谐的证据。

例八，严学宭先生《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利用“任/凭”来构拟复声母np-。[141]这条材料是完全不可靠的。考《说文》：“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书》‘凭玉几’。读若冯。”从《说文》的解释可知“凭”是会意字，不可能是形声字。大徐本称：“臣铉等曰：人之依冯机所胜载。故从任。”皮冰切。大徐本分明是把“凭”分析为会意字；《说文系传》明称：“臣锴曰：会意。”段注也明确称其为会意字，徐笺同。《说文解字诂林》所引各家注没有一家把“凭”分析为从“任”得声的形声字。所以“任/凭”这组材料与复声母np-无关。

例九，严学宭先生《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利用“斯/其”来构拟复声母sk-。[142]这个例子也不可信。考《说文》：“斯，析也。从斤其声。《诗》曰‘斧以斯之’。”息移切。《说文系传》同。清代《说文》学者有不少人都采取《说文》的这个形声分析。然而段玉裁注不同意此说：“‘其声’未闻。‘斯’字自《三百篇》及《唐韵》在支部无误，而‘其’声在之部，断非声也。”段玉裁之所以有此敏锐的洞察力，是因为段玉裁发现了上古音中的支、之、脂三部分立。桂氏、王氏等《说文》名家在古音学上不及段玉裁深湛，所以不能有此发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明称“斯”是“从其会意”，把“斯”分析为会意字。我们认为段玉裁、朱骏声的观点是可信的，“斯”是会意字，并非以“其”为声符。所以“斯/其”与复声母sk-无关。

例十，严学宭先生《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利用“癸/矢”来构拟复声母sk-。[143]这个例子也不可信。考《说文》：“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凡癸之属皆从癸。”居诔切。其字籀文从矢。大徐本没有说籀文是从“矢”得声，但小徐本《说文》却说“矢”是声符，《韵会》引《说文》同。细审《说文》的解释，可以判定《说文》是把小篆的“癸”分析为象形字，不是形声字。其籀文之形，有可能是从金文“癸”的或体演变而来。考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中多有“癸”字，多与小篆的“癸”字形相合。从古文字的字形来看，“癸”断然不会是从“矢”得声。“癸”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象形字，不是形声字。《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144]第3686条引述吴其昌之说称：癸“其原始之初谊为矢之象形”。吴其昌还认为“癸”在甲骨文中之形是象双“矢”相交。但同书同条引李孝定之说有不同意见，称吴其昌之说是“望文之训”。罗振玉、郭沫若认为“癸”是“戣”的初文或本字；姚孝遂在按语中对此字的形义结构存疑，不下断语。我们注意到没有一个古文字学家认为“癸”在古文字中是从“矢”得声的形声字。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好断定小徐本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但至少也不能肯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材料不能用来构拟复声母sk-。

例十一，“彬”字有学者认为是从“林”声，于是有复声母bl-的构拟。这实在是误会。考《说文》：“份，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声。”府巾切。可知“彬”的声符不是“林”，而是“焚”，正是唇音字，与复声母无关。

例十二，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45]第132页在构拟上古汉语的复声母khl-的时候，所根据的材料有“见/靦”。“靦”是“他典切”音。考《说文》：“靦，面见也。从面见，见亦声。或从旦。”《说文》的这个重文很重要，表明“靦”其实是以“旦”为声符的形声字，其或体所从的“见”其实是义符（因为解释中有“面见也”这样的意思，这分明是会意造字），而不是声符。因此“见亦声”的提法是错误的。包拟古据此例构拟复声母khl-是错误的。

例十三，“甚”字的读音及其相关谐声字被不少音韵学家利用来构拟复声母。考《说文》：“甚，尤安乐也。从甘，从匹。匹，耦也。”[146]古文“甚”从口从匹[147]。常枕切。据《说文》体例，则“甚”为会意字，所从的“甘”是义符，非声符。但“甚”声字明显分为两系：一是“常枕切”的禅母音或澄母音（上古音归入定母）一类，如“湛、葚、椹、黮、斟”等[148]；一是溪母一类的喉牙音，如“勘、堪、戡、磡、嵁、歁、碪”。这都不是个别例子，不能以例外目之[149]，我们必须予以解释。我认为“甚”声字有这两类读音是由于先秦古人[150]对“甚”字的音义结构有不同分析造成的，一般人认为如同《说文》一样把“甚”分析为会意字，则是禅母一类音；另有一些人却把“甚”分析为从见母的“甘”声的形声字，这就产生了溪母一类的喉牙音的谐声字。这样的现象在先秦就已经存在[151]。我相信先秦时代的“甚”字就已经有“口含切”一音了。后来还出现两读的现象，如“戡”字有“竹甚”和“口含”二切。因此，“甚”声字分为两类但与任何复声母都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从通假字材料获得一些音韵上的线索。如《尚书·商书》的“西伯戡黎”，《说文》引“戡”作“”字，从“今”声。二者必为通假字。而且据《说文》，“”训“杀”，“戡”训“刺”，音义皆通，二者当为同源词。“今”与“甘”上古音都是见母侵部，完全可以相通。“”音口含切，不可能是舌头音与舌根音组合成的复声母，这就说明“戡”也不是复声母，是单辅音的溪母音。

例十四，《说文》：“皛，显也。从三白。读若皎。”乌皎切。《广韵》音胡了切。根据《说文》体例，“皛”分明是会意字，不是从“白”得声的形声字。但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一册）》第760页却说“皛”从三白，白亦声。我可以说这是毫无根据的。皛不从白得声，犹如“森”不从“木”得声，“品”不从“口”得声，“鱻”不从“鱼”得声，“矗”不从“直”得声，“卉”不从“屮”得声，“驫”不从“马”得声，“蟲”不从“虫”得声，“垚”不从“土”得声，“焱”不从“火”得声，“厽”不从“厶”得声，“众”不从“人”得声，“羴”不从“羊”得声，“轟”不从“车”得声，“毳”不从“毛”得声，“惢”不从“心”得声，“麤”不从“鹿”得声，“磊”不从“石”得声，“犇”不从“牛”得声，“晶”不从“日”得声等，类例尚多。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152]第207～212页明确将这种重叠式的汉字都归入会意字，举证甚多，这是完全正确的[153]。因此“皛”的形音结构完全与复声母没有关系。我们也因此说梅祖麟等人利用“森/林”来构拟复声母是完全错误的。

例十五，《说文》中的“驳”和“駮”二字也常常被利用来构拟复声母。《说文》：“驳，马色不纯也。从马爻声。”北角切。段注：“与駮各字。”[154]《说文》：“駮，駮兽[155]。如马，倨牙，食虎豹。从马交声。”北角切。《说文》中还有一个从“瓜”“交”声的字“”：“小瓜也。从瓜交声。臣铉等曰交非声。未详”。蒲角切。“爻”是喻三字，“交”是见母字，而“驳”和“駮”二字据反切都读为帮母，是並母字。现在看来，这三个字都是会意字。正如徐铉所说：所从的“交”非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又作“瓝”，“瓝”才是形声字。从“交”而有“小”义，就犹如“狡”从“交”而训“少狗”[156]。“驳”和“駮”也不是以“爻”和“交”为声符。“驳”为什么用“爻”来作为形符表意呢?考《说文》：“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交”就是“交错”的意思。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六画称爻。”可知各种文饰相交就是“爻”，这正是“不纯”的意思，所以“马色不纯”的“驳”采用“爻”来作为形符表意。另，帮母的“駮”其所以用见母的“交”作为形符表意，大概是以“交”通为“效”[157]，为“效法、象”之义[158]。因为《说文》释“駮”为“如马”，而“效马”正是“如马”的意思。总之，以上三字都是会意字，今本《说文》误记作形声字，或为传写之误，不可从。

类似的例子是举不尽的，我们在利用形声字材料研究上古音的声母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这个字是不是形声字，这个大前提的确立有时并不容易，会牵涉很专门的文字学与古文字学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