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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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书名既是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乌托邦的故事》《黄金时刻》《褐色的几十年:美国艺术研究》《人必须行动》《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操守》《艺术与技术》《以心智健全的名义》《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解译和预言》,获美国自由勋章、美国文学奖章、美国艺术奖章、英帝国勋章。——中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中译者注,以下不再标出)、雅克·艾吕尔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法国哲学家、技术悲观主义者,持技术决定论,著有《无政府状态与基督教》《城市的意义》《西方的背叛》《新的魔鬼》《技术社会》《资源的伦理》《宣传》等。、赫伯特·里德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艺术评论杂志《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的编辑,著书60余部,要者有《艺术的真谛》《西方现代美术简史》《现代艺术哲学》《纯真的眼睛》《艺术与产业》《艺术与社会》《艺术教育》等。、阿诺德·盖伦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著有《意志自由的理论》《国家与哲学》《人的本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原始人与后来的文化》《时间—图像》《人类学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道德与超级道德》《洞见》等。、伊万·伊里奇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1926—2002):奥地利裔美籍作家、教育家,著有《废除学校教育的社会》《医学的局限:医疗的报复》等。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