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第二版序
在“中译者第一版序”之首,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中译者第二版序”里,我也回答6个问题:(1)《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2)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3)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4)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5)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6)《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一、《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
2017年12月12日,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中译本被引用605次。简要回顾该书10年来的接受情况,可以断言,该书在人文社科学术译著中独占鳌头。
甫一问世,《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即好评如潮,书评家、时评家、跨界学者、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大小书评数以百计。次年,《技术垄断》进入《光明日报》20本年度推荐书目。2010年,北大版《技术垄断》繁体字版登陆台湾,书名变通为《科技奴隶》,但译者署名未变,译文未变。自此,它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受到大中华地区出版界、读书界和评论界的持续关注。2011年,《技术垄断》获得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2011年9月14日,在“豆瓣·读书”检索发现,优良评级者占压倒性多数,具体数据是:285人评价,评五星级者占48.5%,四星级者占43.1%。2017年12月12日,在“豆瓣·读书”检索,结果显示:670人评价,获高分8.6分,势头不减。
二、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
尼尔·波斯曼以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成名,是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就社会批评而言,其名气似乎略逊于诺姆·乔姆斯基之类的社会批评家。就展望未来而言,他不如麦克卢汉,更不如托夫勒、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那样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
但《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证明,他对电视文化、大众娱乐、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胜过一般的社会批评家和未来学家。
他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又把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这样的划分独具只眼,仅此一人。
《技术垄断》问世于1992年。彼时,互联网尚未到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尚未挑战人的智能,但技术发展已然使美国人乐以忘忧。波斯曼忧虑,美国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美国文化可能会向技术投降。他挞伐盲目的技术崇拜,捍卫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痛陈技术垄断的严重后果: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隐形技术垄断、唯科学主义、传统符号的流失。他是技术垄断危害的先知先觉者,知音难觅,孤掌难鸣,他的批判不受“大众”欢迎。
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屈从于“技术垄断”的“社会学家”,包括他的弟子。1998年,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主旨讲演《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里,他旗帜鲜明地张扬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他对弟子的告诫震撼人心:“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波斯曼的私淑老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被认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甚至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波斯曼不完全赞同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观,所以坦言:“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波斯曼却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
波斯曼心仪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共产党宣言》应该是圣典,比肩《圣经》和《古兰经》。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英文版第198页,以下同为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边码)。他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然难以抗衡“美国例外论”。
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此观之,发展优先、脱贫优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人们的主要关怀是技术发展,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
30年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以及近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可谓洛阳纸贵。因为他们鼓吹在电子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世界是平的”,很有安抚作用!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麦克卢汉倾向于肯定电视和计算机的正面效应,波斯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时代,是21世纪的朋友;波斯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是21世纪的诤友。
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变革超乎寻常、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中国人亟需他们两人互补的盛世危言!
三、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
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致死》和《技术垄断》,大体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轨迹和不懈追求,他的批判越来越犀利。《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他死死盯着技术加害于人的可能性,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技术垄断》在中国引起的震撼超过对美国本土的冲击。国内一些顶尖学者特别欣赏他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的犀利锋芒,兹引几例,以管窥豹,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指出,该书是一部早熟的多学科经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2-1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坦陈自己迫不及待阅读《技术垄断》的心境,强调该书与中外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共鸣:“看到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尽……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载《文汇报》,2008-03-01)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称赞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在宗教的上帝被抛弃之后,科学开始扮演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时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08-02)
在相关联的一篇《对谈》(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3-07)里,江晓原和刘兵两人又谈到中美学者心有灵犀的思想共鸣。
江晓原说:“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最近一年我的思绪常常会驻留在这个问题上。”“真没想到,在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刘兵道:“(波斯曼)在更大的程度上跳出原有的问题,能够独辟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表现在那种与众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的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写道:几年前读《娱乐至死》时,就“预感会有《技术垄断》这样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术垄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技术垄断:当代人的文化困境》,载《中华读书报》,2008-11-03)
四、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
以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重大影响和长效影响,因而被扣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
波斯曼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他猛攻的仅仅是冲击“印刷文化”的“娱乐至死”文化,绝不笼统强调技术对文化的绝对作用,而是高扬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痛斥轻浮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主旨讲演的结尾,他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警告崇拜技术、误入歧途的弟子:“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五、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中那个神秘的“奇点”正在到来。
黑科技带领人类进入激动人心的崭新时空,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恐慌:人会被机器取代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或者,AI会危害人吗?在人工智能(AI)与人的智能(HI)的博弈中,胜者是谁?输者是谁?是双赢吗?是人役物,抑或是人役于物呢?黑科技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吗?人会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怪物吗?
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圣手。比阿尔法狗强不知多少倍的“机器人”接踵而至,人类怎么办?
黑科技使人振奋,又使人担忧。AI会控制人、战胜人、危害人、奴役人吗?
无数智者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了我们信心;波斯曼强调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批判技术崇拜,拒绝向技术投降。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要有前瞻性,登高望远,未雨绸缪,头脑清醒,开利防弊,兴利除弊。
应对技术怪物毁灭人的威胁,最好的战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定力,同时以“众智”的冷静和强大防患未然,防微杜渐,以主观能动性战胜一切可能的潜在危害。
有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武装,有了“众智”的“御敌”长城,任何潜在的“敌人”都撼不动人类了。
六、《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世界是平的》中译本已出两版,仍然风靡。《世界是平的吗?》(群言出版社,2006)发起挑战,断言《世界是平的》是一本危险的书。我愿在此重申:世界是不平的!
在“中译者第一版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两段话:“是书翻译过程中,读了一本风靡国内的书《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触。希望读者能够兼顾《技术垄断》和《世界是平的》的对立观点。后者表现出极端的技术乐观派思想,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样,它鼓吹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多次访问中国,尽享殊荣。他的《第三次浪潮》给20世纪80年代蓄势待发的中国人民多大的鼓舞啊!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穷国和富国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和平崛起时,‘数字鸿沟’是难以填平的,一日万里的技术发展已经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现实的威胁。即使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也在造成严重的危害。”
以上批评意犹未尽,实有保留,尚待展开,是为遗憾。
遗憾何在?当时的编辑认为,我对《世界是平的》的批判与《技术垄断》“中译者后记”的主题联系不紧,可能散焦,最好删节。于是,大段文字就省略了。
10年过去了,波斯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技术垄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科学界和人文界产生了影响。
2017年3月22日,我应邀在华中师大“博雅论坛”讲“世界不是平的”,有机会恢复了10年前删节的文字。
2017年12月,又应邀为中信出版社修订《技术垄断》,出第二版,终于有机会在此正式恢复以下几段文字,不亦快哉:
“最近读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深有触动,感慨不已,思考良多,既有深表赞同之处,却也不以为然。
“该书的主题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使世界在经济上走向信息化、同质化的道路。其深层理念就是技术万能,仿佛数字鸿沟即将填平,似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很难苟同。
“这是一本风靡全球、席卷中国的书,它将对中国的学界和一般读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像当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
除恢复这几段文字外,请容许我再做一点批评。批评的依据是笔者1999年11月撰写的文章《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世界是平的》共13章,第2章铲平世界差异、推动全球化的十大动因:柏林墙倒塌,网景公司上市,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资讯搜寻,轻科技(类固醇)。全书充满极端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比托夫勒的乐观主义还要乐观。一望而知,其立论基础是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正在迅速挤压物质的真实世界。其思想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和波斯曼《技术垄断》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
以下三段文字取自《和而不同息纷争》: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类面临许多悖论和困境。一方面是福……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潜在的弊端。因为它伤害了许多穷国和穷人,使他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
“毋庸讳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动和主导的,大多数的游戏规则都建立在先进国家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甚至就是由它们制定的。因此这些东西对它们有利,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领域,莫不如此。资源的分配很不公平,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本来就让它们占用了八九成。新兴的信息资源又几乎让它们垄断。媒体的绝对优势也在它们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这个优势对异己狂轰滥炸,发动意识形态的‘圣战’,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在平等的旗号下,很容易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
“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不应当是霸道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全球化不应当是‘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好莱坞化’,也不应当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要反对一切露骨的和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单极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界,单极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