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物理和数学
1949年8月，刚满17岁的我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双亲离异后，母亲卖掉了住房并把12岁的弟弟寄送到了军校。此后数年间我都不常见到父母。这一点很像我父亲年轻时的经历——16岁就离开了祖父母独立生活，区别只是他选择了参军而我进入了大学。
我在伯克利校园的南边找到了一处住所。不过在入学前，母亲已经花掉了我送报纸存下来的战争债券。这出乎意料的背叛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心理打击，多年来我和她因此形同陌路。而现在我能否承担大学费用则成了新的未知数。入学后，我凭借奖学金、兼职和每个月从父亲那儿拿到的40美元生活费艰难地度过了第一学年。平均每个月不到100美元的生活费包括了我当时所有的花销：教材费、学费、饭钱、房租和买衣服的钱。每到星期天，寄宿公寓不提供饭菜，我就会去教会的开放地尽兴地享用免费的甜甜圈和热巧克力。
当时，伯克利校园里有很多《军人安置法案》下的退伍军人。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的课程通常开设于可容纳数百人的教室。好在任课教授非常优秀，课程质量都很高。那时我主修的化学课程有1 500名学生，这些学生被均分在4个小课堂里（每个课堂约400人）。主讲人是一位著名教授，教材则使用他的著作。当时他正打算修订这本书，因此提出每次奖励10美分给首次发现单个印刷错误的学生。我立刻开始纠错，并且很快带了一份10个印刷错误的清单来试探这位教授是否真的会付钱。正如他所承诺的，我收到了1美元。深受激励的我不久后又带去一份列有75处错误的清单。教授看上去不太高兴，很勉强地给了我7.5美元。几天以后，当我带着列有几百处错误的清单找他的时候，他解释说我找到的必须是内容错误而非印刷问题。纵然我反对如此，他依然驳回了我罗列的绝大部分错误。这样单方面地反悔交易，我日后在华尔街工作时也经常遇到，能够侥幸避免不良后果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么做，但这种行为背离了我对公平竞争的理解。此后，我不再向他汇报余下的修正。
终于熬到期末，我在笔试和实验操作中只丢了1%的分数，在学院中排名第一。这也是自高中那场不幸的化学考试后，我的努力的最好回报。然而，最终成绩还包括每周分析未知样品的情况。听说有些学生会蓄意捣乱，偷偷换掉样本，让别人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为此，我给自己检测的每份样本均做了留样，这样，即使样本被调换，我也能证明自己正确检测了手里的样本。在分析本学期的最后一个样本时，学院告诉我检测结果是错误的，但我并不认同。为证明分析结果的正确性，我申请重新检测自己保留的那部分样本。申请的获批与否由我们实验组的助教决定，然而他拒绝了。样本检测的失分让我从学院的第一掉落为第四名。愤怒之下，我决定在第二学期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由此，我错过了学习所有生物的基本组成——有机化学（碳链化合物）的机会。
转专业这个轻率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事后看来，我非常庆幸自己未来的兴趣和职业都在物理和数学的领域内。而几十年后，每当我想要从有机化学中探寻一些延年益寿的点子时，都可以按照需求进行自学。
尽管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数学并不如伯克利分校，我还是在年末转校到了洛杉矶分校。原因之一是我在伯克利分校并没有结交到好友，所以那里的校园看上去冰冷又令人感到孤独，而加州南部则让我觉得亲切又熟悉。在洛杉矶分校，亲人般的老师杰克·沙松、两位高中挚友迪克·克莱尔和吉姆·哈特给予了我心理支持和归属感。另一个转校的原因是伯克利分校的生活条件堪忧。我在第二个学期的住所是最便宜的学生联合公寓，我依稀记得那栋楼的名字是克罗尼公寓。作为新生，我被分到了最差的房间——5个人同住且临近多个出入口。人们日夜不断地进出，让你难以做事、无法入眠。
最关键的是，我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奖学金可以直接转到洛杉矶分校。一到洛杉矶，我就加入了大学联合住宿协会这个独立的学生生活组织。它和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联合会一样，都是全国学生合作运动的一部分，其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联合国。这个组织当时有两栋公寓，罗宾森楼和兰德费尔楼。这两栋楼房是大萧条时期的赞助生捐献建造的。在我加入时，组织成员已经达到150人了。
在1950年秋天，我最先认识的人之一就是薇薇安·斯尼塔。主修英语文学专业的她身材高挑，一头金发很是迷人，并且最重要的是她非常聪明。她原本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也是大二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我们相识于一个提倡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信仰、种族和政治派别的学生社团，同时热衷写作的我们都自愿为社团编辑报纸。
当时的不公平现象之一是整个地区没有人愿意为黑人理发。另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门讨论南北战争问题的必修课，主讲的老教授宣称南方蓄奴州是黑奴的乐土。这是对历史的野蛮扭曲，因此薇薇安和我将抨击这一观点的文章分发了数百份。那位教授愤怒地用一整堂课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并谴责这类文章的作者是匿名的懦夫。不过作者们都觉得没必要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当场站出来。
和薇薇安一起编辑报纸的夜晚，我们无所不谈，很快意识到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都很看重公平和公正。她对公平的追求可能部分源于家庭背景：她的双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几个世纪里，他们整个家族都在欧洲饱受迫害，很多亲戚死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而在美国的他们至今依然需要面对反犹太主义。薇薇安追求公平的另一部分原因和我一样，我们确信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公平对薇薇安来说也带有一定的私人情感。她是家中长女，有一个比她小1岁的妹妹和一个小3岁的弟弟。很多时候，薇薇安觉得妹妹咄咄逼人的要求超过了她所应得的部分。而薇薇安的母亲，一方面不愿意跟小女儿纠缠，另一方面也欣赏她的“敢作敢为”，总是要求长女薇薇安做出让步来平息纠纷。
薇薇安在选择约会对象上既挑剔又谨慎，而她的母亲和妹妹则非常乐于为她做媒，所以在这方面，她极大地考验了她俩的耐心。有一天晚上，在我接薇薇安去编辑报纸时，她们把她拉到一边问：“这个男孩不好吗？”我想她当时的回答（也确实如此）是我太小了。初次相识时，我只有18岁，她21岁，而且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许多，我们彼此都不觉得对方是理想的约会对象。薇薇安学的是文学，虽然我主修物理，不过还是选修了一些她们的课程，我们渐渐成了好友。几年间，我们俩各自与其他人约会，渐渐地，我也不再年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到处都是聪明又迷人的女生，我感觉整个女性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接触了一年不同的女生后，我终于在某天晚上的派对里，被一位令人惊艳的女孩子吸引，亚历山德拉是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美女——高高的颧骨、棕色的大眼睛、时装模特般的身材、埃及艳后式的深褐色长发。我们立刻被对方吸引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不断地约会。亚历山德拉主修戏剧艺术专业，她在自己参演的戏剧里给我安排了一个有一句话的龙套角色。我大部分时间都扮演成罗马士兵站在一旁，心想演员的生活应该不适合我。
我的学术生涯差点儿在大三那年结束。约会时常让我凌晨2点才到家，而我每天又需要花大量时间在工作和学习上，从而负担学费并赶上课程进度。所以我经常感到疲倦而易怒，这一点在赶早上8点的物理课时尤甚。
那门课的教授是某著名物理学家的儿子，不过他本人却很平庸。因此他有种不安全感，害怕在课堂上被提问，也经常转过身去背对大家，把一沓讲义抄到黑板上，来避免和学生交流，而我们则把黑板上的内容再抄到笔记上。他已经这样教了好几年，而教学内容几乎没有变化。我觉得这么做实在是太傻了，为什么不直接把讲义发给我们，让我们提前预习然后带着问题来上课呢？显然，他担心有人会提出一个他无法解答的问题。
课程很无聊，所以我就在课上阅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报纸《棕熊日报》。这一举动明显伤害了教授的自尊，在之后的人生经历中，我意识到类似的行为在人际交往里绝对是禁忌，除非你不介意多一个宿敌。那位教授当时十分生气，时常停止抄写板书，在我看上去完全沉迷于报纸时突然提问。尽管如此，我每次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然后低下头继续读报。
起初我们并没有爆发直接冲突，但是某天早上问题来了。我前一夜和亚历山德拉外出约会到很晚，之后又熬夜完成一份上课前截止的作业——很简单但是非常冗长。当我冲下教学楼的楼梯把作业交给教授时，早上8点钟的第一声钟声刚好响起。他抬起头看着我“呵”了一声。我很愤怒，把作业扔到桌子上吼道：“你‘呵’是什么意思？”紧接着，我开始毫不客气地罗列对他教学方式的看法，全班人似乎都被我吓到了。一吐为快之后，我回到座位上，教室里一片安静，然后才像往常一样开始上课。现在想来，我总是容易被那些心胸狭隘而固执的庸才激怒，而之后的经历让我逐渐明白，和这些人正面冲突殊为不智。与此同时，我也慢慢学会了尽可能避开他们，即使无法避开，我也会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
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学生处主任办公室。他告诉我，因为我的失态，院系里在考虑如何处分我，甚至可能考虑开除。此时正值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当时1S学生级别能享受延期征调，而1A级别的普通人则是首批征兵对象，如果我被开除，不仅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会被葬送，我还会丧失作为1S学生延期征调的特权，转成1A级别的话，我几乎毫无疑问会在数周内到军队报到。在加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地区的兵役已经登记到1S级的学生，那些地方仅有的一些1A级人员早在学生之前就已经奔赴战场，而现在轮到学生了。每星期都会有一些人从我身边的座位上消失。幸运的是，我的兵役登记所在地是我父亲现在生活的地方，那是洛杉矶市里一块有很多1A级但没什么1S级人员的区域。我作为学生在那里将是最后一批被征调的，这意味着只要我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保留学籍，我的1S级别就会保证我不会被部队调走。
我的情况被移交给学生助理主任处理。这时候，我开始明白我那不成熟的冲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幸好，助理主任非常有同情心，在协商中我们达成了解决方案：学院不会开除我，但我要私下向那名教授道歉，并且被留校察看直到毕业（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以及我不能参选任何学生会的职位。最后的这条要求让我很困惑，直到我了解到，当时正处于“麦卡锡主义和忠诚宣言”事件背景下，院系学生处很忌讳那些政治观点独立而且直言不讳的学生，他们希望尽量减少学校和学生自治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在那位教授的办公室向他道歉时，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行为鲁莽而幼稚，真心实意地向他认错并表达了悔意。然而问题是我对他教学方式的评论伤害了教授的自尊，他绝不会原谅我，除非他觉得我收回了这些话。不过我内心的价值观和自尊驱使我拒绝奉承和说谎。我只能另辟蹊径，向他解释说其教学方法非常“独特”，尽管学生们可能不喜欢，但他们确实很难遇到类似水准的教授。我说的都是实话，只不过有很多种理解方式，最后他挑了我所希望的方式去理解。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看见他满脸笑容，而我则变成了一个表现更好的，或者从某种方面来说，更成熟的人。
成绩在大三一落千丈（尽管在次年有所回升），又处于留校察看期的我竟然入选了荣誉学生会（Phi Beta Kappa）。我很庆幸之前那件事的后果没有变得更糟。如果我在做事之前能问问自己（我现在很希望当时这么做过）：你这么做，是想让什么事情发生？又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若我对答案无一满意，就自然不会去做了。这两个问题成了我日后待人处世的向导。
亚历山德拉的父母是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他们的塑料生意十分成功。在我拜访他们时，他们亲切而文雅，但他们对女儿有更高的期望，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前途渺茫又没什么信仰的穷学生。大四毕业前几个月，因为我年轻、稚嫩、没准备好给女孩子安全感和相守一世的承诺，我和她含泪结束了这段恋情。我因此非常消沉，索性跳过了毕业典礼，也没有向任何挚友倾诉。薇薇安虽然和亚历山德拉交情一般，不过也受邀参加了她的毕业派对，而我则没有被邀请。毕业后朋友们纷纷各奔东西了。
不过为了庆祝拿到学位，我给自己放了为期6周的假——和朋友开着我那老旧便宜的小汽车前往曼哈顿。在路上，我们睡在车里，在纽约的4周，我们租用了一间公寓。我们过得非常简朴，大部分钱都花在了食物和油费上。
驱车横穿北美大陆的第一天，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了拉斯维加斯，因为要睡在车里，所以需要一个避免警察骚扰的停车点。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貌似废弃的公园并把车停在了洗手间附近。在车灯的照明下，我们脱去衣服用软管接水擦身。然后就听到了其他人的声音——很多声音。整个公园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很多还拖家带口。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在赌场里输得精光。对他们来说，最幸运的就是这里夏天的晚上还比较温暖。离开拉斯维加斯之前，我们冒险在一家赌场门口闲逛。在那儿我们遇到了3个女孩子，她们给了我们一些老虎机的筹码。我在玩的时候其实有些担忧，因为我毕竟没到法律规定的21岁，这个年纪赌博是犯法的。我及时打中了一个小奖，老虎机铃声炸响，彩灯闪烁，然后价值几美元的筹码被吐到机器的托盘里。我们5人用这些奖金饱餐了一顿。
这是我第一次亲临拉斯维加斯，它给我留下了矛盾而生动的印象。闪耀而华丽的赌场区，向世人炫耀着不劳而获的财富；这些和公园里的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梦想”阴暗面的牺牲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一段无法摆脱的回忆：那些容易受骗的人在金光闪闪的游乐场里被引诱去赌一场从数学上来看必定会输的游戏。而仅有的少数赢家则会像海报明星般被四处宣传，吸引更多的赌徒频繁下重注而输钱，乃至破产。那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帮他们完全扭转这个局面。
我和同行的那个朋友因一年前的健身经历而相识。这段故事开始于一天晚上，我偶然经过联合公寓后面的地下室锅炉间，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出于好奇我走了进去，发现原来是3位健硕的学生在练习举重。我说这运动像繁重的体力劳动，天知道有什么好处。他们和我赌一杯奶昔：如果我和他们每次一起锻炼1小时，每周3次，一年后我的力气就会翻倍。虽然我还没有孱弱到像查尔斯·阿特拉斯参演的著名广告里的人那样只有98磅，但我依然接受了挑战。这一年之约就结束于我去纽约前不久，我的力气果然超过了原来的两倍，因此我欣然献上了赌注。这也成为我一生坚持健身和关注健康的开端。
旅行过后，我回归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上。1953年到1954年是我研究生学业的第一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到了物理学博士的奖学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弄到足够在纽约生活的钱，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凑足这笔费用，所以只得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我的学业。第二学年的某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学习之余和另外几位同学到联合公寓的餐厅喝茶，正巧遇到一些去过拉斯维加斯的学生在解释为何没有人能够打败那里的赌场。这个结论是那些学生的一致看法，也是全世界在总结了几代赌徒的惨痛教训之后达成的共识。
倍注赌博系统，也叫加倍系统，是众多由赌徒们设计出来的想赢过庄家的策略之一。它经常被用于均等概率结果的轮盘游戏中，比如红、黑格子数量相等的轮盘赌。标准的美式轮盘
有18个红色数字、18个黑色数字和两个绿色数字，总共38个数字格。因为是均等概率的结果，所以你押在红色或者黑色数字上的数学期望都是平均每转38次，你能嬴18次，输20次，净亏2次。如果想要克服概率上的劣势，你可以先赌1美元（假设下注于红色数字）。每次输掉后就在下一盘把赌注加倍。最终你肯定会赢一次，红色数字总会在某个时间出现，这样你赢的钱就会弥补所有之前输掉的钱外加1美元盈利。然后再从1美元开始重复整个过程，嬴的时候再获利1美元。这样做唯一的问题是，在很多次加倍之后，赌注可能会大到你无力承担或超出赌场规定。
鉴于赌博有无数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想通过试错来寻找有效策略是不可能的。而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用枚举法逐个分析每种组合的结果也是痴人说梦，因为在无穷多种结果中，总会有新的结果需要被分析。好在数学理论的伟大贡献是：每条定理都适用于无穷多结果的特定系统。通常来说，改变赌注大小的策略根本无法削弱赌场本身的优势。
回想起高中时预测轮盘转动的主意，我一边喝茶一边和其他学生争论：尽管所有概率优势都倾向于赌场，但你依然可以打败轮盘赌。基于这6年学到的物理学知识，我指出小球会在摩擦力的影响下逐渐减慢其在圆形轨道上的速度，叠加重力作用后，它最终会向轮盘中心做螺旋下降运动，在此过程中，可以利用公式计算小球的位置。而轮盘转动的方向和小球螺旋下降的运动方向虽然相反，但轮盘的位置可以通过另一个公式进行测算。不过随机且不规则的因素（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称之为噪声）会影响这些公式的预测水平。保守的观点认为，这些噪声足以改变整个系统的预测结果，但我对此存疑并决定找出答案。
幸运的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几百年前著名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已经从物理学上“证明”了预测轮盘结果是不可行的。他的证明很合理，在预测小球的最终位置上只假设了一些适当的随机因素。
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所需的全部课程并且通过了笔试。在史蒂夫·莫斯科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我正在征服通往博士学位的最后关卡——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论文的内容（原创的研究工作）是关于原子核的层状结构的。但要完成这些量子力学的复杂计算，我需要补充很多数学知识。在那个年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系对学生的数学方面要求并不高，我在这方面的背景知识严重匮乏。而量子力学又和高等数学紧密相连，我发现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所需的数学课程多到可以让我获得数学博士的学位。于是，我面临一个很有诱惑的选择——是否用比拿到物理学博士更少或与之差不多的时间转而取得数学博士学位，毕竟当时取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通常需要10年或者更久。
专注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我不知不觉间已经很少联系薇薇安，也疏远了其他朋友。有一次，薇薇安给我寄了一张圣诞贺卡，写着“千万别这么见外”。于是我和她打了电话，几周后，我们将第一次约会的地点选在了好莱坞的一家艺术剧场里，我们一起欣赏了让·雷诺阿导演的影片《河流》。尽管这部电影好评如潮，但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冗长乏味。离开剧场时，我们都感觉今天的约会可能是一场灾难。好在，在之后的消夜时光里，我们俩找回了曾经的友谊，还有一些新的感觉在心底萌发。当时我们已经有了充足的约会经验，意识到彼此是多么般配。就像薇薇安最爱的一本简·奥斯汀的小说里所写的——“我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我们想要生活在一起”。我很幸运，纵然家里催促她结婚的压力很大，对另一半抱着宁缺毋滥想法的薇薇安依然单身。
我们有许多共同点：热衷于阅读并且喜爱各种节目、电影和音乐；很想要孩子，也商量好了如何培养——教给他们所有想学的、教会他们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灌输的观念、鼓励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性格上都有些内向，而我更明显些；都向往着学术生涯——和各种受到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打交道、教学、研究或旅行。我们很有可能不会很富有，但是能衣食无忧。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生活——与家人、朋友、同事和其他人分享时光。
我们有很多共性，也有不少相异之处。相较于数学和科学，薇薇安更喜欢文学、交际、心理学、艺术和戏剧。她有科学家般的清晰而有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将之运用于日常交际，我对自然界有合理而科学的理解方式。因而薇薇安能帮助我理解人际交往，我教她客观事物的原理，她则教我如何与人相处。
薇薇安的双亲——阿尔伯特和阿黛尔·斯尼塔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作为犹太移民，他们在美国既没有钱，也没受到过多少教育，但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努力工作，最终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并跻身中产阶级。他们在几十年间帮助了不少来美国的亲戚，包括双方的父母以及10多位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子女。薇薇安是她那庞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现在她将打破另一个传统，和非犹太信仰的人结婚。幸好，她的父母并不在意这一点。
阿尔伯特和阿黛尔对我很是热情，也乐意接受我成为家庭成员。有天晚上，我还闹出了个笑话。阿黛尔是一位传奇的厨师，她那天晚上做了一大份俄式甜菜汤配酸奶油、炖鸡肉辣椒、卷心菜和土豆烙饼配酸奶油等。在学生联合公寓生活了那么多年，那里的终极大餐不过是有奇怪甜味的马肉和作为餐后甜点的罐头桃子。在薇薇安家的这份大餐面前我比往常更饿了。阿黛尔客气地问我要不要再来一些，而挣扎于礼貌和美味之间的我大部分时候都在回答“好的”。就在我觉得晚餐即将结束的时候，阿黛尔端上了一大盘我从没见过的，叫作芝士薄卷饼的东西。我吃了两份，然后等着，毫无疑问阿黛尔又端上来两份，之后又是两份，再两份……我最终大概吃了二十来份，几乎吃光了她们家所有的薄卷饼。
同年6月，我拿到了物理学硕士学位，此后不久便向薇薇安求婚，她也欣然接受。薇薇安的父母愿意接受一个可能永远只能挣学术工资的穷女婿。我们同意了举办犹太式婚礼这个他们的唯一要求。不过新问题来了：哪位犹太教教士愿意主持我们的婚礼呢？最终，我们找到了人选：一位名叫威廉·克莱默的革新派犹太教教士。他5年前曾是美国参议院的专职牧师，在1960年主持了黑人明星山姆·戴维斯二世和瑞典女演员梅·布里特的婚礼，这场婚礼在政治上非常敏感，激怒了美国的保守派，致使肯尼迪总统亲自要求他们等到大选之后再举办婚礼（虽然他们并没有照办）。
戴维斯在几年前的车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后来也皈依了犹太教。有一天在打高尔夫的时候，杰克·本尼问他：“你是什么地方有残疾？”戴维斯回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的残疾吗？我只是一个独眼的犹太黑鬼罢了。”
几十年过后，还是克莱默教士为我的女儿们主持婚礼。他在前两桩婚礼上说道：“我很喜欢重复劳动，但请不要让我再等34年。”
婚礼很顺利，除了我邀请的一位敬爱的高中老师不断大声重复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娶犹太人！”（他用了意第绪语中形容同地区犹太同胞的一个词。）还好，亲戚长辈们都装聋作哑，一切都很平静。
好在岳父母没有注意到我带去的家当：把手坏掉的手提箱，塞得满满的破旧衣物。因为常常混洗，衣服都变成了洗碗剂般的灰色，勉强能看出一点紫色、浅褐色和黄色。几年前，我和室友拼凑了40美元，买了一件哈里斯毛料的夹克衫，我们俩轮流穿着它去约会。如今他把属于他的那一半夹克衫送给我当结婚礼物。不过我倒是有好几箱要放在架子（临时准备的书架是用厚木板分隔开的混凝土格子）上的书籍，这是那个时代学生的标配。
1956年1月我们结婚后，我开始研习数学学位的课程。薇薇安支持我的这次大胆赌博——跳过高等数学的背景知识课程直接进入博士论题，尽最大可能来填补课程知识的空缺。然而到了夏天，薇薇安努力工作还是不够负担家庭的支出，我们迫切需要额外的收入。汤姆·斯科特是工程学专业的学生，也是我在学生公寓时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正在招聘员工。我填好表格，通过了面试，发现工资竟然有每周95美元（乘以8即2016年的美元购买力）！工作内容是教授公司员工们高等现代代数，而且可以自定教材。我选取了数学教育的经典课本——伯克霍夫和麦克莱恩的《现代代数论》（A Survey of Modern Algebra）。每次我都是先自学书上的内容，然后第二天再讲授给公司员工。
一次，汤姆·斯科特在美国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一位女性朋友邀请薇薇安和我去参加派对。她向我们介绍了坐着敲小手鼓的男朋友理查德·费曼。他当时38岁，是加州理工学院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费曼因获得诺贝尔奖以及通过冰水和橡皮圈解释挑战者号7名宇航员丧生的悲剧而闻名全国。
我曾听闻费曼和拉斯维加斯轮盘赌的趣闻：他看到一位男子在轮盘赌上下注5美元，便告诉他和赌场赌博必输无疑，并且愿意充当赌场的角色互相赌一把。然后他们两位就一圈又一圈地玩轮盘，每次转轮盘前男子都会下注于“红色”或者“黑色”，如果中了，费曼就付钱给他，如果没中他就要给费曼钱。尽管这名赌徒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他还是赢了80美元，然后费曼退出了赌局。虽然扮演庄家角色的费曼最终一定会赢过那名赌徒，但他不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费曼就像是个只有80美元资金链的赌场，任何运气好点儿的玩家都能轻松赢光他的钱。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上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他需要一条坚韧得多的资金链来覆盖所承担的风险。理解并正确处理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平衡对于所有赌徒和投资者而言都是最基础的挑战，但人们对此的理解都很糟糕。
如果世界上有人知道能否从物理学的角度预测轮盘赌结果，那么那个人一定是理查德·费曼。我在聚会上问他：“有没有打败轮盘赌的方法？”当他回答没有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继而干劲满满。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人解出我认为可以解出的问题。受此激励，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
婚后不久的某个晚上，薇薇安的父母前来与我们共进晚餐，不过我没参加。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我在卧室里摆弄着一个可笑的V形木制槽轨。轨道的一边高于地板，我在翘起端的标记处放下弹珠，让它自由滚落到地板，并记录每次停下的位置。我告诉他们这是用于预测轮盘赌结果的实验。这个奇怪的机械装置和轮盘赌有什么联系呢？想象一下把轮盘上的圆形轨迹展开，它就变成了一条“直线”，然后把这条轨迹旋转一下就变成了“低谷”的形状。现在抬高这条轨迹的一端并在固定高度“放下”一颗弹珠（轮盘赌里的小球），弹珠下落时获得的速度就是轮盘赌里滚小球时“推”的那一下，只不过现在是用重力让它滚动而不是用手。弹珠因为摩擦力在滚过地板时逐渐变慢的过程就相当于轮盘里小球绕圈滚动逐渐变慢一样。我想探求预测弹珠停下位置的精度。这个粗糙的实验所得出的结果令我鼓舞，但对岳父母来说似乎不是这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医生或者律师那样的女婿。而现在他们在思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婿？
差不多一年后，我的一个富有的、年岁比较大的学生在得知我的这个兴趣后，送给我一个崭新的1∶2的轮盘复制品。在薇薇安的帮助下，我用这个轮盘拍摄了旋转小球的运动录像，每段录像都用精度达1/100秒的秒表来精确控制每一帧的时间。预测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准确，但是轮盘和小球有很多缺陷，如果赌场的轮盘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没有这些缺陷的话，预测就能让我赢得赌注。薇薇安对我的轮盘实验有着异乎寻常的耐心，即使她认为这些实验占用了我本该用来完成博士论文然后去找一份全职工作的时间。但对我来说，就像小时候一样，这些实验就是科学游戏。其他人可能通过看书和看电影来放松，我就很享受这些实验的乐趣。显然靠这赚不到大钱，真正吸引我的是完成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用打趣一点儿的话来说就是——单纯的把问题解决带来的乐趣。
当轮盘实验在零零散散的空闲中缓缓推进时，我开始集中精力完成数学博士论文。我很幸运地在一开始就选择了安格斯·泰勒做我的指导教授，他既是一位天才数学家，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老师。他和舍伍德合著的《微积分》（Calculus）自1942年出版起就被广泛使用。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高等微积分课上，之后我又成了这门课的阅卷人（批改作业和考试）。泰勒待人真诚直率，是个眼睛炯炯有神的苏格兰人，上课思路清晰，能恰到好处地平衡理论、实例和问题，简直是课堂典范。
之后我向数学系申请助教职位，三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几天后我在从院系助理那里借材料时，发现推荐信也碰巧在材料袋里。其中的两封信对我极尽赞扬，但泰勒的那封推荐信则写得很谨慎。他提到我让他彻底满意时总会多花一点儿时间，之后又加了一句尽管我的思考速度很快，但想法并不总是完全准确。我告诉薇薇安，我现在有些担心不一定能拿到这个职位了。
在院系主席最后面试我时他告诉我，前两封推荐信都很不错，我的履历也非常优秀，但是泰勒教授的那第三封推荐信将最终决定是否要给予我助教这个职位。我心里一沉，不过他紧接着说，泰勒极少会给学生写一封满口称赞的推荐信——如果他曾经写过的话。我立刻想到了父亲——为人很好但也吝啬赞扬：当我考了99分的时候，他会问为什么没考到100分。在泰勒教授的栽培下，我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没能赶上申请1958年春季的博士后。
在我四处寻找工作的一年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依然为我保留着讲师的职位。同年冬天，为了研究真实的赌场轮盘——当然，这只是部分原因，薇薇安和我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圣诞假期。在那里，我仔细研究了好几个赌场轮盘，发现这些轮盘大多保养得很好，并没有明显的缺陷（至少从一定距离外看上去是这样的）。这些赌场轮盘使我更加确信物理预测是完全可能的，而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等比例的轮盘和更好的实验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