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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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伦敦的天气是冬天阴冷,夏天湿热,经年多雾,少见阳光。老舍来自大陆性气候的北京,当然不易适应。英国衣料固然驰名全球,无奈老舍手边不“富裕”,只有长年不替地穿着一套哔叽青色西装,太冷的时候,加一件毛衣也就对付过去了[68]。

英国的饭菜有四大特点:难吃、价钱贵、品种少、不易消化。烹饪术中不知调味为何物:几乎什么东西都是白水煮和愣烧。英国人说这是为了不假佐料而把肉与菜的真正香味烧出来[69]。其实这跟他们的民族性和历史背景有关系:

一、英国人的祖先是海盗,当时抢来的东西,赶快煮熟了就吃,无暇去研究烹调术。他们又性格保守,这风气一直遗留下来。

二、重实际:“吃”是为了果腹,其目的是“不饿死”,认为研究食物的“味”是多余的事情。

三、历史短,文化浅(立国约在公元八二九年左右,等于中国的唐朝中叶),又是海岛国家。人民生计以贸易和抢劫为主(各种形式的),故形成尚功利,漠视生活享受。

四、英国人对与“实利”无关的事物都缺乏想象力:上一代这么吃法,下一代照方抓药。几百年前的英国“食谱”和现在差不多。只是以前用手抓,现在改用刀叉而已。

老舍生长在北京,北京的小吃全世界有名,他当然对这个“英国大菜”不习惯。所以常常闹“胃病”,特效药是上海楼里一先令六便士的汤面,甚至于不中不西的“杂碎”也能对付[70]。

话得两面说:英国人不注重“吃”也有好处,他们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有用的事情。中国人和法国人,整天研究“食谱”,的确是个很大的“浪费”。

老舍对英国是又讨厌又佩服。

讨厌他们:固执、高傲、寡合、重功利、种族和阶级歧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狭义的爱国主义。

佩服他们:负责任、守纪律、公私分明、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互助精神、务实际、不“空山雾照”和“海阔天空”、对事物的科学态度[71]。

在《二马》里,他把对英国人的“观察所得”都加了进去[72]。感情上,他则表示:“对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73]在理智上,他警告国人:“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74]

在感情上,他无法喜欢英国人,除了艾支顿,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英国朋友。就算是介绍他来英国的艾温士教授和顶头上司庄士顿爵士,老舍也没在任何文章里提起过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在《二马》,我们可以蛛丝马迹地找出这两个人“混合的”影子:那就是“伊牧师”。他形容这个传教士是这样的:

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师。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这当然不是对他们两个人的“好评”。

另外老舍提到的英国人有一个年青工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工厂时开时闭,也就形成了他间歇性的失业。这个人是艾支顿的朋友,常来他们家聊天,好辩论,有时候和艾支顿粗脖子红脸地抬杠。

还有一位小老头儿,精通德、意和西班牙文。也是由艾支顿介绍相识。此老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做,只仗着给一家瓷砖厂“跑外”来维持生计。

有位老博士,学贯中西,也是在半失业状态中,他以上门给人家擦玻璃赚些零碎钱来过活。老舍和艾支顿是他的顾客之一。有时候老博士一边工作一边和老舍谈孔子、泰戈尔和中西哲学什么的。

老舍提出这三人是为了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和学非所用的情形如何严重。其实他不知道,任何“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都很难解决。当时的英国,还算是情形较好的地区[75]。

其他像东方学院所接触的英国人,和他的几个房东,那只是相识,算不得朋友。

老舍在英国这五年里,自然遇见不少同胞:老华侨、留学生、学者、生意人、中国驻英使馆人员等等。

其中许地山是国内旧识,那时候正好去牛津进修,和老舍在伦敦碰见,可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又由许介绍而认识了郑振铎。促成他以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

其他像徐志摩、章士钊到英国是考察性质,而且他们当时已是“名人”,老舍也没有必要去巴结他们。

罗隆基和于俊吉是由美国学成归国,过境英伦,顺带游览。来去匆匆,老舍没机会和他们交往。

刘攻芸、朱光潜忙着读学位。老舍不便去打扰他们用功。

由香港和南洋去英国的像何世礼、关祖尧、林鸣凤等人,因言语隔阂,老舍和他们也没什么“深交”。

真正和老舍常在一起的是宁恩承、郦堃厚、吴定良、邱祖铭和吴南如。他们还成立了读书会,自称为“六君子”。有关他们在英国的情形,宁恩承写的《老舍在英国》里叙述得很详细。

六个人年纪轻,身在“番邦”,“心怀祖国”。那时候正是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们很兴奋,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里记载了当时他们的心情:“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老舍他们知道的国内消息多来自英文报,常常因拼音不正确而闹笑话。喻如蒋介石翻作Chiang Kai-Shek,而英文报就写成了General Shek。他们就弄不懂这位“石克将军”是谁。那时候中文报运到英国走海运,平常要四五十天。等他们看见,新闻已经成“近代史”了。

实际上,那个时期,中国的变化很大。

一九二四年:

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中正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主任,聂荣臻等任教官。

冯玉祥把废帝宣统赶出皇宫。

孙中山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宣言。

一九二五年: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

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颖超等当选为候补中委。

蒋中正任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北伐。

钱玄同、赵元任创制“国语罗马字”。

这时期老舍很关心“国事”,私生活“严肃”:除了偶尔和朋友到伦敦附近去游览一番之外,简直没什么娱乐。对于女人,更是绝缘。他甚至于对罗隆基闪电式地追求张舜琴也表示不齿[76]。

只有酒,他倒没断了喝,经常地和艾支顿对酌。有一次中秋节跟沈刚伯两个人在“伦敦工人俱乐部”喝得大醉[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