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与大众化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当代社会的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充分表现出真理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既是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以之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文艺发展与解决中国文艺实践问题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取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追求自觉融合、与时俱进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典形态与精神内涵在中国文艺实践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中，不断为人们信服、自觉并最终掌握于人民大众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与大众化导向，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方向与根本途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有机融合。中国化是基础前提，时代化是创新要求，大众化是努力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本土实践与民族形式的创造与形成，始终伴随着时代变革与历史演进的要求，呼应着人民大众的精神渴望与生活理想。因此，如何努力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逻辑学理与理论关系，转化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实践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理论体系，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使其真正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受众群体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并最终转化为大众自觉的审美实践与物质实践，这是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三融合”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走向，也是“三融合”基本品格——现实旨趣与问题意识的鲜明凸现。

同时，我们要正视与改变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中，由于脱离大众因而脱离对“中国问题”现实写照、脱离“与时俱进”意识并最终脱离文艺实践需求的研究宗旨与学术生态；要改变过去仅凭政治介入与政策支撑，来维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价值功能系统建构中主导地位的局面。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保证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的正确方向与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成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时至今日已将近一个世纪。在其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文艺的指导思想与价值话语体系，不仅对于中国文艺实践运动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化整体进程，也起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其基本的理论原则实现了东方穿越，另一方面又在吸纳东方艺术智慧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二十年代的译介突进和三十年代的体系引进，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旋律权威话语方式，使其在传播广度与影响深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充分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和杰出成就。”[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是一个渐变、曲折、重叠乃至于复杂的演进过程，所以简单地以某一种出版资讯或者某一起文化事件作为其启动标志、分期准则和里程碑，往往都是模糊的、不准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以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它的三个方面的成因应该是明确并且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第一，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所以能够为本土所吸收与采纳，首先是与本土社会现实发展的精神渴望与理论需求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首先是与20世纪初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历史需求息息相关的，是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突变的必然选择。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首先适应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中国近代社会早期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难，急于打破封建思想禁锢，寻求与引进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挽狂澜于既倒，期望以此来改造国民性、铸就民族魂，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马克思主义的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的光芒，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却以其关注现实、关怀人生以及鲜明的革命性与理想性特质，与当时中国以文呐喊、图变求强的文化现实与社会现实指向相契合，并强势介入文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也由此开始启动。这意味着其不仅开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中国文艺思想与文艺理论的新纪元的开端带来了一线曙光。正如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所说：“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4]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以成为可能，还在于其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适应，从而自觉地融入广博而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是辩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对其进行合理整合与改造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有着契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也与儒学的人文价值有着契合的关系”[5]。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中的劳动实践精神，即与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中注重人为践履的倾向，具有哲理的相通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并由此而分辨：“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6]在马克思看来，人类长期的劳动实践，“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7]。而“中国传统哲学在整体上同样流露出一种关注实践的哲理倾向，集中体现在‘为’这个意指人的有目的的行为践履的哲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上。……例如，中国传统哲学在界定天人之别时，往往就依据‘为’所包含的‘凡非天性而人所造作者’的语义，流露出一种把天视为‘无为’、把人视为‘有为’的思想定式”。“中国传统美学在整体上也总是力图从人为践履活动中寻找美和艺术的产生根源和本质功能。”“显然，在把美和艺术首先与实践活动而不是与认知活动联系起来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美学和马克思美学的确存在着相通之处”[8]。当然，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别产生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有着不同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学理传承与思维逻辑也存有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文以载道，它们都还不可能将人类的艺术和审美行为建立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从而把艺术和审美的起源和发展看作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但是它们在文化艺术的终极关怀、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等人文价值上的某种契合关系，为这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贯通与融合提供了思想张力与无限可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与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进程。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向新的现代文化实现转变的文化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催生中国现代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历史机遇。应该看到，1919 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思想革命与文化突进，提供了社会演绎的平台与历史选择的机遇。20 世纪初叶，从辛亥革命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证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都纷至沓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竞相争妍，从而形成了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9]。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则更多地热衷于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他们正是在五四前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中，逐步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渡和转变，并在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与转型中，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来探索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走向与前途。李大钊先生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启动，留下了一座“永住的丰碑”（鲁迅语）。就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年，他就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和主义》等几十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大量涉及文艺思想与文艺理论问题：他关于新文艺当为新文明之“先声”以获取人民大众的精神解放，新文艺当有科学的哲学基础，要适应社会的新经济的要求，新文艺要以思想、博爱与审美作为根基与土壤，要“发展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以及对文艺批评与时代环境关系的强调，等等，都是在号召人们去砸烂几千年封建文化专制的枷锁，为一个新的社会与新的文化的到来，打开一个光明的路来。李大钊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观点深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精髓，虽然还未能完全抹去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痕迹，但他勇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并在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与观点，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科学的理论依据。

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与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 号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的部分章节，并称《宣言》为“新时代的文书”；他所主编的《新青年》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当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器，投入关乎中国社会历史重大转折的文艺争锋与文化实践革命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早的尝试与探索，他们既是播种者，也是耕耘者。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科学而辩证的逻辑梳理与理性整合，还缺乏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自觉自如地转化为民族与大众的形式，从而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努力创新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成果，他们关于文艺的一些阐释与结论，有的甚至还游离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但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行者，为后人所留下的思想启迪与践行范式是弥足珍贵的。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观念形态与标志性成果的基本确立，最早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文艺实践的特殊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革命与文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从而认定：“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1]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阶段性总结，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一切进步的并努力实现民族形式与大众走向的文艺实践的系统分析与理性概括，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我们需要的是在群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与具体环境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脱离实践与脱离大众的空谈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等等。《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表述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确立。

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丰沃土壤，汲取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紧密联系中国当时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并代表了当时所有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中国人的心声与理想，因而其一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大众倾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形态的时代与实践超越，从而体现出创新价值，其具体标志就是“大众文艺观”的确立。

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必然逻辑。而“马、恩本人没有专门论述文艺大众化的文字，列宁只是提出文艺‘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的理论前提，未能触及‘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意义以及具体实施措施；高尔基虽有论及，但却是零散无系统的”[12]。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才得以自觉而完整地构建与阐发。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之一，陈独秀提出了“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其后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联”对人民大众文学的有益探讨，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论文，精辟地论述了大众文艺的许多理论问题，对文艺大众化的性质任务、题材内容以及形式语言上的革新，都提出了鲜明而具体的意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大众文艺观”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理论准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等文章中对“大众文艺观”做了更为系统、更为完整与更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阐释。他认为五四以来我们所努力追求的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3]。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人民大众的性质与取向，在《讲话》中得到了更为鲜明与更为完整的阐释。“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4]，因此，“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15]。只有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的主体，只有把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精神需求，作为文艺创作的来源与文艺批评的标准，只有把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宗旨作为解决一切文艺问题的出发点，文学艺术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担负起应有的唤醒与鼓舞民众、引领民众向前迈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三融合”第二个具有里程碑标志的思想成果，是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与文艺观念。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文艺实践，创造性地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指向。最能集中体现邓小平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的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在科学地廓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继承与借鉴等诸多理论关系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更是有着精辟而深刻的见解。在邓小平看来，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出发点。“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变革现实、改造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永远是文艺家艺术实践的生活源泉与情感动力；表现与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体现了当代文艺的价值属性。人民大众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都有了新的丰富与拓展，新的时代造就的人民大众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审美趣味的多变与提升，都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望，都必须具有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基础，仍然是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进步文艺作品的共有特征。文艺家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正面向与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与审美趣味，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区别于一切其他文艺的根本特点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标志的邓小平文艺思想，无疑具有承上启下、开拓发展的时代化特征。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祝词》中，邓小平主张：“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6]当然，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意义，决定了其思想指向与实践价值，并不在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传承。一方面，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思想文化上的错误，邓小平认为应该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同志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一些文艺观念与理论关系，又做出了冷静而客观的历史分析与时代甄别。其中特别是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界定及重大理论建树，为新时期的文艺实践打破了坚冰，开通了航线。

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首先强调的是以尊重艺术的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为基础，应该说这是对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极端政治化与极端社会化倾向的理性甄别与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回归自身，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艺术而艺术”，一切文学艺术，只有当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民大众的愿望时，它才能够获得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进一步突出了人民大众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丰功伟业与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文艺来源于人民大众又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大众文艺观”的新的创造与新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民性时曾经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17]这些思想观点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1.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必须继承本民族丰富的文艺资源，必须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艺传统，只有这样，当代文学艺术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这就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进程，提出了科学的精神向度与价值标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最新表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深刻的历史意味。2.文学艺术实践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鲜活的生命力与审美感染力要能够持续保持与发展，必须“与时俱进”。要通过文学艺术这种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着力表现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涌现出的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社会主题与新的艺术形象，从而彰显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的新的中国特色、新的中国风格与新的中国气派。这就同时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上提出了鲜明的时代化要求。3.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发展中，贯穿着一条鲜明而确定的主线，那就是：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文艺来源于人民生活”，到“文艺为人民服务”，到“文艺只有赢得中国人的喜爱才能走向世界”，再到文艺“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等，都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理性诉求。在文学艺术中突出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正是以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学思想、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并真正成为衡量社会生活进步与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价值内涵，也恰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曲折与反复以后，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思想环境中真正开始复苏与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也自此开始成为可能。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形态与理论成果，不仅仅表现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创新等“领袖话语形态”上，而且还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的追求、探索与创新。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们的创新成果，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框架内的“学者话语形态”，它是在“领袖话语形态”思想指导下的学科逻辑层面的具体拓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8]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性品格，只有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才能保证并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典形态，需要通过阐释形态得以传承，更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与新的文艺实践中经受真理性的检验并完成其思想创新与学理递进。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在基本原理与指导思想、政策导向等层面的思想与观念建树，只会引领与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而不会代替在这一领域中专业学者的逻辑思辨、学理突进与体系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既以“重读马克思”的姿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原典形态和承传形态，都因其文本经典地位而被视为可阐性的元话语，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文艺学家也就从事对元话语的研究，皓首穷经地致力于注释或阐释式的研究工作，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进程中的庞大学理空间”[19]，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领袖话语形态”的学理性阐释与实践性考证，并且自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中。

20世纪末期，中国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争议的热点问题，在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形态的内容构成、体系原则以及中国化实践成果的较为充分的思辨与论证之后，众多学者开始了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文艺思想的简单阐释和重复言说，也不是任何西方文艺思想的中国版，更不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复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包括西方当代文艺实践）为基础，以艺术规律为本位，对中西文论以及某些自然成果的全面融合、创造整合而成的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历史感又有创造性的一种新型文艺理论体系’”[20]。这些理论构建与尝试，虽然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论与质疑，但都不影响它们（包括争论以及对立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进程的思想活力与学理因子，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并在科学理性与历史实践精神的烛照下，真正显示与证明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有机融合的无限可能性。在众多的“学者话语形态”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和“文学人学论”。

如果说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所贡献的积极的理论价值，主要是纠正与调整机械反映论与庸俗社会学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重构的负面影响，并开始科学、理性、符合逻辑地进行学理探索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真正实现学理逻辑与实践境界上的超越与发展，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形态与理论延伸中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深度发掘与理性复归。“文学人学论”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以后的章节将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形态与阐释形态本身一段曲折而复杂的理论成长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艰难而深入的理性梳理与逻辑演进。无论是“领袖话语形态”，还是“学者话语形态”，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与理论成果。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达到其更高境界——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高度统一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与成果，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影响是丰富而深刻的，它不仅造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而且改写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整体面貌，使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的进程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改变并最终确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已历经一个世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领袖话语形态”与“学者话语形态”在内的中国化或曰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在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结合中，日益呈现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形态所必然具有的时代开放性的特色与民族大众化的价值取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形态，它必然要在解决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和文艺理论自身发展中，不断走向创新、成熟与科学的完善。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如何实现时代创新始终是一个问题。无论是实践验证还是思想解读，都存在着由不尽自觉到逐渐自觉，甚至是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的思维与阐释状态。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思想与政治生活中极端社会化与极端政治化的倾向有关，这也许是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难以获得思想自由与理论自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我们自身理论研究的局限性甚至错误的方法论也有着难以推卸的关联。由此，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并实现时代创新，就必须正视与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1]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先声。

第一，我们要科学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的核心价值，从而科学构建中国化进程的学理基础与逻辑框架。应该看到，至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价值仍然缺乏整体性的认识与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与美感的起源问题、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艺术典型问题、文艺创作的倾向性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历史悲剧的创作以及悲喜剧的界定等，都有过反复且不乏深刻的解读与剖析；我们也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一种观点，去试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体系。但对于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什么，这种理论体系中能够凝聚与统摄各种问题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继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逻辑是什么，却始终没有一个基本明确的共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取向的科学定性带来困难。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2]恩格斯更是明确而直接地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精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存在于完整性之中，因此其核心价值取向与逻辑学理框架，是以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为主旨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有机融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艺理论界“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反映论形成风气，人们习惯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一般历史流程的肯定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同，并且像经济唯物主义那样，把经济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在文艺评判中则习惯于把社会历史标准作为衡量文艺的唯一依据。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来面目与完整形态横遭遮蔽与扭曲，被突出与强化的往往是为某种功利主义所阉割的局部论述与特指观点。譬如说，关于人的本质的概括，人们只知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知道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也论述过“自由自觉是人的类的特征”等；关于艺术与美感的起源，人们只知道“劳动创造了美”，并且只是简单而武断地将这里的“劳动”诠释为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劳动，而不去追究“劳动”本身蕴含着的极为丰富的人性内涵与历史成因。对于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文艺批评标准，被关注与被强调的也只是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文艺与人的关系则被视若禁区。这些失却了人文精神的所谓历史观念，只能沦为“跛脚”的理论，“跛脚”的理论是非完整性的，因此也是非科学性的。[24]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历史活动的第一前提都是人，我们不能把社会历史活动作为抽象的东西与人对立起来，“人作为人类的经常性前提，也是人类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2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文学艺术。文艺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必然负载着历史因素与人文关怀，因为任何一种审美理想或审美趣味都与特殊历史阶段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文明程度息息相关。作为对文艺在人类历史生成意义中的价值判断，其核心仍然不能摆脱作为审美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离开了人的鲜活的感性世界的活动，抹杀了审美主体在人类整体历史活动中的自由而独特的精神追求与审美自律，一切文艺的“历史观点”都会走向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反面。对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思辨，对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表述，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辩证互动与有机融合，两者不可偏废，对非人文的历史精神，或对非历史的人文精神的片面强调，都会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价值的偏离，导致作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文艺理论学说价值内涵与价值功能的缺失，影响与消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人类文艺实践历史发展的推进与提升作用。

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在新时期的理性回归，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价值，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与学理优势，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构建与当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选择了一个思想突进的切入点，也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参与当代文艺运动实践的思想优势与理论张力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推进，如何与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相一致，如何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精神向度相一致，其根本的思想连接点，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指向。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融合，本身就显示出人文精神是历史流动的产物，它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其价值内涵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尤为表现出时代发展与面向人民大众的鲜明品格。

第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必须自觉而理性地整合多种思想理论资源。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6]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27]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都获取了巨大与迅疾的思想推进与知识增长，世界主流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也都发生着纷繁复杂的时空置换与观念颠覆，特别是在所谓现代性转型与后现代性遭遇的思想语境与知识谱系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推进中，去构建一个真正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与社会实践具有强势真理影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逻辑系统与学理框架？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乃是通过思想筛选与学理整合，使多种文艺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内和谐共生，并且由此衍生与创造出多维多元知识综合的优势，衍生与创造出能够坦然面对当代文艺实践的新的话语形态、新的命题形式与新的阐释结论。这种科学推进与时代创新的多种思想资源整合，不仅表现在概念范畴上，而且还表现在思维方式与文化精神上。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学理延伸与批评实践，不可能是静止的、封闭的，呈现出一种孤立自存的状态。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中的积极正面的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这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念、人文精神的历史传承与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文化为线索，来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是建立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状态和社会的精神危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就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并把他们所设计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或“和谐-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除了批判这些论述的空想性质外，同时对其中的消灭阶级的对立、提倡社会和谐的理念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理想社会的建立，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的私有制，是造成生产关系对立性质的根源所在。因此，对私有制的扬弃是实现真正和谐社会的历史前提，其中就包含着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从对立斗争到和谐自由的推移、转化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正是在综合与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并分析与克服了其历史局限性与理论缺陷后，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不仅描绘了理想美好的未来社会，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与历史途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就深刻概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价值与终极关怀，也是我们当下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文化的出发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8]以人为本、追求和谐，是人类生命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追求，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与西方诸民族的文化精神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民族性而言，是追求人性与人生和谐境界的文化。在处理事物矛盾关系的态度上，中国古典哲学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之间的排斥与冲突。儒学的最高范畴“仁”就是一种寓含着人与人之间亲善协和关系的精神境界。孔子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劝诫，可以看作是孔子理想社会风范与理想人际关系的信条；孟子倡导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宋代张载最早使用“天人合一”的命题：“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天人合一”表现出古代哲人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度关注与终极关怀。同样，中国古典美学自孔子始，就强调美与善的和谐统一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孔子对《韶》乐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孟子从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出发，对美的内涵做出界定：“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外，从儒家中庸之道哲学派生出来的审美标准——“中和之美”，更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种强调情理平衡与和谐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标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追求和谐并非追求同一。中国古典哲学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朴素的辩证法原理。《国语·郑语》记载了史伯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并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谐包含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相济相成”与“相反相成”都同样体现了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两家学说，既有离异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老庄尽管避弃现实，却并不否定生命。他们以崇尚自然与效法天地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基本准则。与儒家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他们对人性人生和谐的追求，更多的是表现在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他们企图以“道”来消解社会的阶级差异，弥合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失衡，以恢复个体精神的自由与和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尽管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其中表现出的宽容处世、自由平等的精神指向却值得肯定。庄子所倡导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与自然天地平等的和谐的理念，是道家哲学的根本命题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大厦，当然不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近一百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当代转换同步，即使在当前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构建，也理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还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代转换中不可或缺的梳理、甄别甚至是批判剔除的思想与理论担当。譬如说儒家文化中“君王为本”的专制主义色彩与道家文化中“效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倾向，与体现自由与创新为前提的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选择，还存在着相当深厚的历史隔膜。

同样，西方文论与西方美学发展中的诸多人本主义思想与和谐理念，也同样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推进与体系构建提供丰富的思想养料与理论资源。西方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脉络是泾渭分明的。应该说一切真正理性主义哲学的精神指向，都是追求自由、和谐与统一。西方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作为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形态）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就曾断言：“一切皆在流转，对立物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述中也表达了质料与形式、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观念，当然，他只是在可能性中而不在现实中肯定对立面的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根据“数”的原则来剖析美，认为美在于“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29]。康德美学则是在鲍姆加登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想象力作为感性与理性联结的中介，重点分析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力图使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而黑格尔则是“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0]。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以前，辩证法精神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第一次得到了自觉与系统的表述。黑格尔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致力于在人的精神世界去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生存与艺术审美的辩证原则与历史精神，也正是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等思想学说中汲取理论营养，并经过科学的批判与合理的“扬弃”而得以形成。但与黑格尔等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否定之否定而达到真理的基础，不能完全概括为人的客观精神与自我意识，而主要是人类主体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

西方现代以来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如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与历史转向等）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规律和法则的解构与颠覆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带有明显的盲目超前的性质，他们在“否定僵硬的压抑人的旧理性的同时，竟连同有益的蓬勃着生命活力的有价值的理性思维传统、科学的认知手段以及对历史规律和人生真谛的把握，都一起抛掉了”[31]。这些都与有着鲜明的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表现出价值与向度上的背离与差异，但其对于破除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为当代文艺与美学研究开启一个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的思维格局却颇有帮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态主义美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理论派别所关注的如何化解“文化工业”兴起与传统文明危机、科技发展与自然保护、人文情感与社会理性、人性诉求与历史规律的矛盾关系等理论命题的探讨，对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完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参照与理论借鉴的意义。同时，以多元整合取代单一改良，以整体探索冲破学科壁垒，从单一而陈旧的文艺社会学到文艺心理学、文艺经济学、文艺传媒学；跨学科的学理探索与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真正趋向丰富性与普遍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有机融合开启了行之有效的科学途径。

第三，紧密联系当代文艺运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科学推进并真正获得时代创新与走向大众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一个鲜明而突出的特征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关注的是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2]实践性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根本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得以存在与延续的最重要的推进力。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当代的实践程度，就取决于其满足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需要程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世纪中叶的伟大发现掌握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就是理论的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否为当代人民大众所掌握，根本的问题，就是看其对当代中国文艺实践能否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与引领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命题与重要范畴，就是对人类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的总结，是对优秀的文艺遗产的合乎规律的继承与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构建，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分析当代文艺现象，指导当代文艺实践，另一方面又在与文艺实践的对话中，去丰富与完善自己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有自觉融入人民大众的文艺实践中，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最终实现时代创新与大众走向的最终目的。

当代中国文艺实践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时代语境：一是社会历史现实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审美尺度、审美趣味与审美方式的变化；二是多样化的文艺理念与文艺模式等的影响、冲击与挑战，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思想与理论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遭遇以及社会与文艺实践中的新媒介、商品化与大众文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给予科学解答的。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由于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由于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应有关注，由于对文学的艺术生产性质和艺术市场机制的自觉认同，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与学理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文艺运动实践实现对话，并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与引领作用具备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参与当代文艺实践，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自觉确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原理为基础的思维观与价值尺度。传统僵硬的文学思维定式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得到调整与更新；必须营造出一种宽松宽容与自由和谐的文学氛围。要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与思想批判的精神，因为文艺批评如果缺少反思与批判的思想维度，就是在纵容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文艺倾向。当前同样要警惕与纠正那种所谓时尚的文艺批评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尺度，即否定是时尚的，而肯定则是浅薄的，批判是深刻的，而歌颂则是矫情的。这种把肯定与否定、批判与歌颂的有机关系简单割裂的思维逻辑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对文学批判精神与否定意识的表面化认识。批判与否定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全部属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文艺批评正是通过对对象的价值批判与价值重估以实现对对象的超越并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肯定与统一。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文艺批评以人类某一个理想状态为标准臧否现存事物，它只看到现存事物与这个理想状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二者的联系。因此，它看不到现存事物是实现这个理想状态的必要阶段。”[33]批判与歌颂、肯定与否定的有机联系，不仅是历史臧否的辩证法，也是艺术判断的辩证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生态批评与文艺生态学研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构建，在思维视角与价值调整上，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生态批评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一种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的姿态，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动准则，呼唤与催生人类生存的生态自觉意识与生态道德观念。当代人类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生态危机与当代世界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是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桎梏。随着生态批评与文艺生态学研究对当代文艺实践的介入和影响，它的研究范畴就已经突破了对当代环境文学以及与自然相关的文学文本的解读，它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向文学艺术的终极的关怀——文艺在整个人类自然生存中的责任和使命。怎样从文艺的人类审美特性出发，去思考与追问当代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怎样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去致力于化解乃至消除人类生存与自然存在的恒定矛盾关系？怎样从科学发展的高度，去理性辨析与审美认同当前在中国兴盛的“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现象？这对当代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新的思维向度的确立，其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也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在汲取整合多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影响与推动当前文艺实践乃至于整个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实现科学推进的新的艺术增长点。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精神向度与努力方向，有着两个层面的逻辑内涵，首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保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需要，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在当代构建与当代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成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人文精神是历史流动的产物，它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其价值内涵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尤为表现出人民性、实践性与历史发展的品格。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讲话》等文章中，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大众文艺观”。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阐释的新的发展与新的贡献，为“大众文艺观”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新的思想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根本宗旨，就是贴近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就是贴近与关注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生活实践与精神需求，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并引领人的精神生活为最高境界。

要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少数专家学者“专利”的研究宗旨与学术生态，要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从深奥到通俗，从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自觉的审美实践与物质实践。因为只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的理论，无论怎样先进与科学，其社会影响力与指导实践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播与普及中，努力尝试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理论关系转化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理论形态，转化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及实践价值，用这种中国化的文艺思想与理论观念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欣赏，引领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并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受众群体的自觉追求。

一种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进程与实践程度，是由这种理论体系的客观基础与对象主观选择这样两个方面互动作用的结果。“大众化”的机制实际上是指“理论体系（或价值观）如何吸引和说服社会大众的内在方式，它由两方面的要素所构成：一是理论体系本身的内涵魅力，二是这种理论体系内涵与社会大众需求的对位或契合状况”[34]。前面曾提及，由于人文精神被丢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停滞在单一的社会历史层面而成为“跛脚理论”的现状，“跛脚理论”是不彻底的，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无法掌握群众。随着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优势与完整形态逐渐凸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正是人民大众所期望的理想境界。因此，还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内涵的完整形态与学理优势，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与大众走向的重要基础与逻辑前提。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时代创新，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在不少重要观点上存在学术分歧外，诸多学者的见解与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譬如说，“大众化”是否就仅仅是理论的通俗化、简单化和普及化？因此，如何将源自外族、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深入浅出地传达给人民大众并成为他们生活实践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这将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目前首先需要达到的目标，应该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得到人民大众自觉的实践感知与文化认同。譬如说，“大众化”是否会重新导致理论学习与思想传播的庸俗化和教条化？因此，“大众化”的要求，是否意味着全民都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庸俗社会学思想与教条主义学风使人“谈虎色变”，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破坏性众人皆知。但正如当年恩格斯告诫一些在美国帮助搞工人运动的德国工人那样：“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35]关于“学院派”作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制约了“大众化”的进程，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论及的“‘学术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危机’的一种征兆”[36]，这种判断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情况，是令人怀疑的。“学术化”与“学院派”能否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笔者并不否认学院或学者理论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并且认为这种状况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得到自觉纠正，但是以原理研究为主的理论与以现象研究为主的理论是应该有着合理分工与不同侧重的，因此，简单地把所谓“学院派”与“大众化”对立起来，是一种缺乏理性且脱离实际的判断，并很容易走上轻视理性思维的另一个极端。至于国内有些学者将“大众化”与“化大众”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与结果的辩证联系，[37]这种见解同样值得商榷，“大众化”与“化大众”可以或者作为过程或者作为结果而人为拆解吗？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前提下，如何廓清与厘定大众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与潮流，已呈现出历史涌动与时代延伸的必然趋势，理应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未能突破凭借西方社会形态与文化观念作为理论参照及价值取向的思维局限；或者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来分析、批判发生在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伯明翰学派对霸权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抗拒情绪，将大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或替代者加以肯定；或者试图确定所谓“第三种大众文化理论”（即以鲍德里亚大众文化理论为蓝本，在批判与肯定之间寻找界定、批判大众文化价值功能的可能性）。如何根据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特殊国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观点、美学观点与人学观点，来审视大众文化的价值功能、产业性质、受众趣味、市场走向与拓展公共空间的能量等，并消减与克服其商业化、娱乐化等先天缺陷，最终引领与提升大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审美功能，使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健康发展，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