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972年5月
5月1日，也就是基辛格预定动身去巴黎的那天，我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它使我更加担心我们没有能够使苏联领导人相信我在越南问题上坚持立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要我避免在越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这样会破坏一次举行有成效的首脑会议的机会。
基辛格全神贯注地制定他5月2日与黎德寿会谈时准备采取的策略。我花了几个小时来弄清我们两人对他在会谈中应当遵循的策略是否真正意见一致。
下午稍晚一些时候，基辛格在开了一个半小时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会议以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来，这时我正在和霍尔德曼谈话。基辛格刚收到一份电报。这是艾布拉姆斯发来的，他说：“广治已落入共产党的手里。顺化的争夺战正在开始。”
他审阅电报的时候，我们沉默了片刻。艾布拉姆斯说：“广治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除了它对南越的士气是有影响的，不过顺化的失陷将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问道。
基辛格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说：“他认为他必须报告，南越人很可能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或团结一致的决心，整个局面很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听到的话。我拿过电报来亲自看了一遍。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问道。
“南越人似乎是按积极到消极这样的周期行事的，”基辛格发表意见说，“他们表现得很好的时间大约有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好像垮掉了。这次危机逐渐酝酿了大约一个月，现在他们正在按照预计的时间垮下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我对谈判的想法，”我说，“我不希望你对北越人作任何让步。他们会由于这一切而趾高气扬，因此，你应该用你的态度使他们老实下来。不说废话，不讲客气，不要迁就。我们还得让我们的苏联朋友知道，如果这是他们打定主意要我们付出的代价，我就宁可放弃首脑会议。只要我们在越南还遭到麻烦，我是绝对不会去开首脑会议的。”
接着我想到了暗淡的前景——整个南越失陷的结局并不是不可想象的。那样，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实行海军封锁来索回我们的战俘了。
“到那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我对霍尔德曼和基辛格说。
“那时我们就只好勒紧裤带了。”基辛格闷闷不乐地回答。
1972年5月2日上午，我到了办公室以后不久，鲍勃·霍尔德曼进来告诉我说，埃德加·胡佛昨夜在睡梦中逝世了。
这个消息使我十分悲痛。我也感到很突然。尽管胡佛已经77岁了，但他的精力和干劲使他看上去年轻得多。他是1924年开始任调查局局长的。在此后的48年中，由于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政治上的敏锐感，他成为七任总统的忠实公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1947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已经是一位民族英雄了。
埃德加·胡佛能量很大，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情报。对于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通常都知道一点内情，这种情况使他对朋友很有帮助，也使他在敌人眼中是个危险人物。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他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峰。在肯尼迪任总统时，胡佛已经66岁了，肯尼迪的许多顾问劝他找一个人代替胡佛。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司法部部长，他发现胡佛在司法部里的势力干扰他推行一些具有政治意图的有力的行动计划，因此，有一段时期两人的关系很紧张。
我记得，1961年有一次我在华盛顿时，曾经坐在胡佛的家里，听他没完没了地痛骂那个正好是总统的弟弟又是他上司的“鬼鬼祟祟的狗崽子”。但是，在我认识他的所有年月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用无礼的语言谈论过约翰·肯尼迪或领导过他的任何其他总统。
在林登·约翰逊手下，胡佛是总统的一位亲信。约翰逊对胡佛的钦佩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记得1968年他对我说，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还当不上总统呢。约翰逊爱听情报和流言蜚语的程度，同胡佛对此的贪得无厌不相上下。从许多方面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不健康的，因为正如后来参议院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胡佛正是在约翰逊任内使联邦调查局在卷入政治方面达到最高峰的。
我就任总统时，曾要求胡佛留任局长，但是我意识到，由于他年事已高，他的漫长任期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正在引起各种问题，所以我势必要开始考虑接替的人选。
1971年，约翰·埃利希曼和我手下的其他工作人员竭力主张，为联邦调查局、本届政府和胡佛本人着想，我们应该采取主动，促使他自愿提出辞职，免得事情发展到他在压力下被迫辞职的地步。我们听说，联邦调查局的士气日益低落，一度是胡佛力量来源的纪律和自豪感这些特征，现在已被人们看作他喜怒无常和刚愎自用的表现。
那年，米切尔手下的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恩还听到其他一些问题。他报告说，他得到了胡佛在局里的一位最亲密的助手威廉·沙利文表示担心的消息。沙利文显然认为胡佛摆脱不了旧日关于共产党威胁的想法，所以在对付有暴力倾向的新激进分子时缺乏灵活性。沙利文还不安地感到胡佛正在变得反复无常，近年已经同沙利文翻脸，打算把他撤职。
马迪恩报告说，胡佛可能试图利用1969年我们对政府助理人员和记者安装的17部窃听器作为讹诈手段，以维持他的局长职位。我倒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事来。我早就听人说胡佛是依靠对历届总统进行威胁和巧妙的讹诈才保持住自己的职位的，可是我对这些说法一直抱怀疑态度。我还相信，不管胡佛可能多么想揭露各种政治把戏，他决不会故意暴露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窃听活动，因为这种事情张扬出去，就可能不利于我们的停战努力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其他主动行动。但是，联邦调查局正处于大动荡时期，虽然那些窃听活动已经停止了，我也不能让这方面的报告落入埃尔斯伯格那样的人手里，因为这样的人会伺机加以公布，成为新闻界的英雄。
发给联邦调查局的关于电话窃听报告的几份副本都在沙利文那里，所以我叫马迪恩从他手里要来，以便把所有的文本都保存在白宫。后来埃利希曼说他要亲自保管这些文件，我同意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说所谓来自胡佛的威胁。我从来没有对他提过这件事。
1971年10月，埃利希曼送给我一份由白宫工作人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G.戈登·利迪替他起草的一份说服力很强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详细分析了由于胡佛长期担任局长而造成的复杂局面，最后竭力建议让他辞职。
埃利希曼赞成立即采取行动，约翰·米切尔却抱有比较克制的看法。他知道胡佛的弱点，但是他觉得，如果想要撤换他——特别是万一引起公开的对抗——那就会给我造成许多困难，并且使本届政府大失人心。他指出，尽管有那么多批评，胡佛在全国和国会里仍然有很多支持者。在千百万美国人的心目中，埃德加·胡佛仍然是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
我告诉埃利希曼和米切尔，我认为这一阵新的反胡佛的批评浪潮主要来自可以猜想到的方面，指控的内容也在意料之中。十分突出地公开对他批评的人之所以反对他，并不是由于他的政策，而是由于他代表这些人所反对的信仰和社会准则，特别是他对国内共产主义和颠覆活动的讨伐、他主张制定严厉的反犯罪法案的坚定立场，以及他对立法和司法上的过分宽容所持的反对态度。我决不会因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受到攻击便抛弃他。
不过，我确实还有两点担心，一点是国务方面的，另一点是政治方面的。我最感不安的是，有迹象表明，胡佛的日益反复无常的行动正在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士气。我对米切尔说：“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出现的真正的难处，在于那个人本身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多年来几乎完全用来为调查局和国家服务的那种十足的自负感，现如今正在被用来为他自己服务了。我敢肯定胡佛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即他目前考虑自己过多，而对他想要为之服务的事业却考虑得不够。”
我的第二点担心是从我自己的政治现实主义出发的：我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当选为下届总统。我知道联邦调查局一旦落入一个竞争意识很强的反对党手里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所以我很不愿意让民主党人有机会任命一位在今后四年或八年里无疑地会执行他们反对共和党人的指示的新局长。
最后米切尔建议说，理想的折中方案是说服胡佛在1972年77岁生日时自愿宣布决定退休。这样的宣布既可以刹住日益增多的批评，又可以避免人家指责说是我们把他逼走的。
由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行政上属司法部部长管辖，照例应该由米切尔向胡佛提出他自愿辞职的问题。但是，正如米切尔所说的：“总统先生，你我都知道，碰到这样的问题，埃德加·胡佛是除了美国总统的意见之外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的。”我知道他的话很对。尽管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决定请胡佛到白宫来同我一起吃早点，准备到时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在吃早点时，胡佛的谈吐像往常一样地机敏、清晰和果断。显然他是在设法表示，尽管他已届高龄，从健康、智力和情绪方面来看都还适宜于继续工作下去。
我对他说，我知道他因为最近国会里有人对他攻击和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一次非难联邦调查局的会议而有点生气。
“埃德加，你不应当让这类事情影响你的情绪。”我说，“林登对我说过，要是没有你的指点和帮助，他可能当不上总统。你也知道，我同样很尊敬你，并且在将近25年前我就开始对你有深厚的私人感情了。”说了这番话以后，我尽量温和而婉转地指出，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一定认识到，攻击他的次数和激烈程度在今后几年里还会增加。如果他在那些长期批评他的人的持续攻击下结束自己一生的事业，而不是在理应受到的举国颂扬声中告老，那将是一场悲剧。
他的反应直截了当。他说：“我最希望的莫过于看到你在1972年重新当选。如果你认为我留任局长会妨碍你再次当选的机会，就请告诉我好了。至于眼前的这些攻击，以及将来人们打算进行的攻击，我都满不在乎。我想你是了解的，人家攻击得越凶，我就越狠。”
显然他是不准备主动提出辞职了。1952年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应该确定我对他的竞选有没有妨碍。现在，胡佛恰恰就是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除非我明确要求，否则他决不提出辞呈。我决定不这样做。私人感情在我作出决定时起着一部分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胡佛在大选前辞职也许会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很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政治问题。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看法，就是把我们当年对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担心看成一种民族神经病。由于胡佛一直站在战后时期反犯罪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前列，他在人们的观念转变以后便被描绘为头号神经病患者。但是胡佛从事这种公众所需要的工作已经有48年了。
他在自己漫长的和评价不一的一生中树敌众多。他挨过不少批评，其中一部分是应得的。但是，批评他的人责备他“反对”这个或那个集团，却是不公平的。其实，他坚定地维护美国，只反对那些他认为可能在从事危害美国安全的活动的团体或个人。
日记
他死得正是时候；幸而他是在在职的时候去世的。如果他被迫离职，甚或自愿辞职，他是绝对受不了的。我还记得大约两周前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我在电话里表扬了联邦调查局在处理飞机劫持案件方面的成绩。他感谢我的这个电话，并且表示完全支持我们正在越南采取的行动。我现在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去年年底我没有强迫他离职。
我请布坎南替我起草〔关于胡佛逝世的〕讲话稿，我想我当时只把一处改动了一下，内容是：虽然我已下令全国下半旗，但联邦调查局上空的国旗却将永远高高飘扬，因为埃德加·胡佛英勇地抗击了对他的机构的恶毒攻击。
当我们正在设法确定胡佛的继任人选时，我接到了基辛格关于他5月2日在巴黎同北越人会谈的报告。北越人的态度冷酷。忍受了三小时的侮辱和谩骂以后，基辛格中断了会谈。
日记
我不以为奇地看到，北越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这是基辛格历次出国最无成效的一次。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他就是有这个弱点。他显然一味地抱有这样的想法：应该可以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既然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就应当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他就无法看清为什么现在还不足以迫使敌人认真地进行谈判。我和黑格作过一次长谈，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实行连续两天轰炸的办法，而不是像亨利在本周早些时候所建议的那样隔日轰炸一次。目前我们手中能够打出去的牌没有几张了。
我给亨利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我认为他在飞行途中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是否需要抢在苏联人之前宣布取消首脑会议。
黑格强调指出，比越南问题的结局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我得以继续任职。我没有把握能一定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坚决认为与其像约翰逊那样离开白宫，还不如做出哪怕是最困难的抉择，甘冒一切必要的风险，以保持美国在越南的地位。
当然，在我们的整个链条中，薄弱的一环是究竟南越人是否有战斗决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艾布拉姆斯的信心显然已大为动摇，只要我们把他5月1日的备忘录与仅仅一周前的备忘录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以个人名义给阮文绍拍了一封电报，想使他振作起来，因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战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的非常困难的时刻，我们决不能眼看着他丧失勇气。真正的问题在于敌人甘愿为了赢得胜利而做出牺牲，南越人却根本不愿付出很多代价来避免失败。而且，正如黑格所指出的，如果南越人不能坚守阵地，哪怕动员世界上的全部空军力量去袭击河内、海防地区也是无济于事的。
当晚，基辛格从巴黎回来以后还为黎德寿的傲慢态度而感到沮丧。他觉得同苏联举行首脑会议的可能性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了，因此他同意我当初的想法，认为我们应该立即取消首脑会议，免得苏联人抢先这样做。
我们讨论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取消首脑会议是否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它能否迫使苏联最终对北越施加一些压力？它是否能够使我们不受约束地进行轰炸，直到他们屈服为止？我们一致认为，这些事情看来一件也办不到。
我说，要是这样，我就必须考虑一下它会引起什么问题了。它会给国内许多希望和平的人泼一盆冷水，并使民主党人有了同我们真刀真枪地进行争论的题目。它将使苏联人有机会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宣传攻势，宣称他们已经粉碎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取消首脑会议是真正明智的办法。”我最后说。
基辛格认为，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既进行轰炸又举行首脑会议。现在我们只好轰炸了，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巴黎见不到某种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就要轰炸。苏联人知道这一点，所以，除非他们认为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威胁，他们很可能自己会先取消首脑会议，并把这方面的过错诿之于我们的轰炸。这将是最坏的结局：国内有许多人强烈抗议轰炸，而首脑会议又已经取消了。
两方面摆出的论据似乎都有说服力。很难设想我怎么可能在苏制坦克隆隆驶过顺化或广治的时候前去参加首脑会议，并同勃列日涅夫碰杯。这样做将显得麻木不仁或软弱无能，甚或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要是由我们来取消首脑会议，人们就一定会批评这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只会使走向更和平的世界的希望成为泡影。
我决定冒个风险，推迟做出决定，起码等几天再说。与此同时，我决心不顾最近的一切挫折，仍然保持强硬的态度。我首先是对勃列日涅夫5月1日来信做出干脆的答复。在那封信里，他曾经警告我不要在越南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议的行动。我的回答是，北越人欺骗了我们，他们显然希望他们的攻势能迫使我们让步：
然而，总书记先生，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现在我必须根据既成的局面，决定以后的几个步骤。由于近来的一些事件，看来没有多大希望把更多的实质性考虑告诉你了；现在已经没有根据可以相信这样做会对局势有什么积极的影响。正如黎德寿先生已经表明的那样，河内轻视第三方所转达的任何信息。事实依然是：苏联的军用物资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提供了手段，而苏联答应施加的影响，即使已经实施，也已证明是不起作用的。
我要霍尔德曼和基辛格把情况扼要地告诉约翰·康纳利，征求他的意见。据霍尔德曼报告，康纳利强调说：“最要紧的是——总统决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也不应该取消首脑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表现出他的毅力和领导才能。别那么谨小慎微——如果他们一定要取消，就让他们自食其果，不过我料想他们不会这样做。”
我同基辛格、霍尔德曼、康纳利和黑格一道讨论了这个问题。“就我来说，真正的错误总是在我不按自己的直觉行事的时候犯下的。”我告诉他们，“EC-121飞机被击落时，我曾意识到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轰炸北朝鲜。我们没有这样做，大家都以为我们软弱可欺。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吃着那份亏。在我们打进柬埔寨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应该同时轰炸北越。要是我们当时这样做了，这场该死的战争早就结束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直觉地感到，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如果举行首脑会议的代价是在越南吃败仗，那么它就一文不值。我直觉地感到，不举行首脑会议，全国人民还能够接受，但他们不能接受输掉战争这一结局。”
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切断敌人为攻占南越所必需的燃料和武器装备的供应，以挫败北越的进攻。因此，我下令立即制订在海防港布雷和轰炸河内主要军事目标，特别是运输军用物资的铁道线的计划。
我到戴维营去起草宣布这个决定的演说稿。星期天晚上，我记下了那个紧张的周末发生的事情。
日记
星期五下午4时，朱莉和我一起到戴维营，6点钟左右特里西娅和埃德也来了。晚上，我们看了鲍勃·霍普主演的一出出色的喜剧。
星期五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朱莉，星期六告诉了特里西娅。
朱莉看起来担心这个措施是否能够见效。她显然看过不少关于我们过去在越南军事失利的材料。她也意识到许多人对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存什么幻想，以致我们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公众支持。我指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美国将不再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了。她回答说，有许多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当大国。当然，这正是教授们向许多年轻人灌输的那种毒素。不过，朱莉相信戴维一定会完全同意这个决定，并且她似乎意识到局势需要我们这样做。
特里西娅的反应是马上就赞成，因为她觉得我们总该有所作为，但是她也确实不知道我们还能用其他什么办法来避免战局继续恶化。
帕特是星期五深夜才到这里的。我刚从桦舍回来，我一直在那里起草演说稿。我看见帕特房里灯还亮着。我进去后，她从床上起身走过来，搂着我说：“什么都不用担心。”
那个周末，我对约翰·米切尔谈了这件事。他表示完全赞同我的决定。
有一点似乎使亨利很高兴，那就是除了一个人以外，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包括他那位有点儿鸽派倾向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赞成搞封锁。他们都认为，这样一来首脑会议就吹了。米切尔和康纳利一样，不同意这个估计。
我和基辛格讨论是否有必要准备一个在首脑会议万一取消后的应急计划。今天上午，尽管他仍然认为苏联人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他还是把首脑会议不被取消的可能性从原来估计的20%提高到25%。我一再提醒他在我们做出这项决定时康纳利提出的论点，即我们可以不开首脑会议，也可以在其他若干战役中吃败仗，但是我们不能在越南输掉。不仅是大选，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要求美国不在越南遭受失败。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我们的全部精力就必须集中到一个目标，就是保证我们不致失败。
我们仔细研究过的演说稿将说明事情演变的过程。也许最重要的是涉及苏联的那一部分，亨利非常赞成我最后提出来的意见。这段话必须写得非常巧妙，我觉得我们已经尽量把意思说清楚，并且给他们留下一条出路，如果他们想要找条出路的话。
这整段时间使我们一家非常难受。特里西娅和埃德决定在戴维营再住一段时候。我很高兴两个女儿能充分利用这个地方，因为正如我对女秘书罗斯说的，谁也不晓得明年我们还能不能利用这个地方，我希望她们对这几年的经历留下最愉快的记忆。
星期一上午，我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我已经决定要进行轰炸和布雷，并将在当晚的电视演说里宣布这个决定。
日记
星期一是相当费劲的一天，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莱尔德反对这个决定；罗杰斯则说，如果这个行动真能收效，他就赞成。不出所料，康纳利和阿格纽都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会议记录本身可以说明问题。当然，老实说，这件事对莱尔德和罗杰斯来说都是声名所系，我想他们大概非常怀疑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不消说，真正的考验还要看做出这项决定以后他们是否支持，对这一点我倒没有什么怀疑。
最大的问题还是苏联将如何反应。星期一上午，我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说明我已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及其理由。我重申我要致力于把我们的新关系发展成为世界和平基础的意愿，并说我不想让北越人的行动强加于我们的局面使我们偏离两国已经开始走上的道路：
总书记先生，最后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现在正是需要显露政治家风度的时刻。当前，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结束长期以来越南冲突给我们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造成的有害影响。我准备立即同你一道缔造一种不使任何一方屈辱而又有利于所有有关国家人民的和平。我知道，我们同心协力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演说稿的最后文本是到5点钟以后才准备好的。为了朗诵方便起见，我标了一些记号，然后在5点钟去理了个发。大约6点钟，我照往常在讲演前的做法，喝了一小碗麦粥，略为充饥，然后又看我的稿子，直到7点30分。
我原地活动了大约10分钟，慢条斯理地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到白宫西侧楼的罗斯福室，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开会。
这个房间舒适、暖和，壁炉烧得很旺。我扫了一眼那些熟悉的面孔，有的紧张；有的保持警惕，反正都全神贯注。他们是：卡尔·艾伯特、休·斯科特、比尔·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约翰·斯坦尼斯、乔治·艾肯、杰里·福特、黑尔·博格斯和另外六位。有的人将会反对我；有的人虽然但愿我没有做出这项决定，还是会勉强支持我的。当我说明当前的局势和我决定采取的行动时，没有一个人打断我的话或者提出问题。
我承认这是一服非常猛烈的药剂。做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并且我知道，他们决定表示支持也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支持，我将非常感谢。”我说，“如果你们办不到，我也会谅解。”
当我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屋里鸦雀无声。
基辛格约了多勃雷宁在我预定发表演说前不久到白宫来。当他介绍我讲话的内容时，多勃雷宁显得异常激动。“向你们挑战的是河内，为什么你们要向我们出气呢？”他问道。
基辛格仍然很冷静。多勃雷宁说，除了事态向坏的方面发展以外，他看不出有别的前景。
当晚9点我发表了演说。在叙述了军事形势和谈判僵局以后，我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停止这场战争，那就是不让北越的人得到作战武器。”我接着说，“我已经下令采取下列措施，当我现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这些措施正在执行。北越港口的一切通道都将布雷，以防止船只进入这些港口并不让北越海军从这些港口出发进行军事活动。美国武装部队已奉命在北越的内海和它所主张的领海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阻断任何物资供应。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切断铁路和其他交通。对北越军事目标的海军袭击将继续下去。”
然后，我提出了一项新的和平建议，它成为第二年1月最后解决方案各条款的重要依据：
第一，必须遣返全部美国战俘。
第二，必须在印度支那全境实行国际监督下的停火。
一旦释放了战俘并在国际监督下实现了停火，我们就将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届时我们将着手在四个月内从越南撤走全部美国军队。
你们看，这是一些宽厚的条款，这是一些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投降或遭受屈辱的条款……北越理应立即加以接受。
最后一段是我亲自起草的给苏联的措辞谨慎的信息：“我们料想你们会帮助你们的盟友，你们也会料想我们不致停止帮助我们的盟友。但是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只帮助盟友提高防御力量，而不去帮助它们对邻国发动侵略……近几个月里，我们两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限制核武器、贸易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接近于达成比较重要的协议。让我们不要滑回到以前那种阴暗的时代。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牺牲你们的原则或朋友；但是你们也不应该让河内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勾销我们双方曾经如此耐心地共同开辟的良好前景。”
国会和新闻界随即提出尖锐的批评。特迪·肯尼迪说，布雷是一种“在绝望中采取的毫无作用的军事姿态。我认为他的决定是不祥的，并且我想也是愚蠢的”。《圣路易斯邮报》说全国人民是不会支持我的，因为“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不光彩的，是可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消息灵通的外交观察家现在都推测首脑会议将无限期推迟。大部分电视网的评论员还一致认为我的演说严重地危及首脑会议的召开。全国广播公司驻莫斯科的记者说，要克里姆林宫轻易接受我的决定是不容易的，这个决定将“实际上消除举行首脑会议的前景”。
军事计划人员的缩手缩脚仍然是一个问题。
五角大楼送给我审批的轰炸计划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胆怯的。就像我给基辛格的一份长篇备忘录里所写的：“军方只打算对北越进行200架次的袭击，我担心这会变成约翰逊政府1965—1968年间进行的那种令人意气消沉的‘不担风险的轰炸’。”
既然已经忍痛做出这项决定，并且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风险，我决心按照我原来设想的方式加以贯彻。我在备忘录里接着写道：
我不能过分强调我已下定决心打算孤注一掷地干它一场。但我们必须让敌人得到深刻的印象，觉得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我们的言论是会有一些帮助的，但我们今后几天的行动则要比我们的言论有效得多。
我现在根本不满意军方就空军活动问题提出的计划……
我们目前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做得太少，动手得太晚。现在正是我们可以争取公众尽量支持我们的行动的时候，做得过分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大家都应当记住，我们现在必须用那种真正能戳痛敌人的方式去惩罚他们……
既然我已经做出了这项极其困难的关键性的决定，我就打算坚持到底，非迫使敌人屈服不可。我希望你把这种精神灌输给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我希望军方积极行动起来，向我提出一些怎样实现上述目标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这种倾向实在要不得。约翰逊政府的弱点就在于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曾经一再警告敌人，而当敌人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却相当温和。现在敌人已经越过了边缘，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有力量摧毁他们的作战能力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我和约翰逊的区别就在于我肯定有这种决心。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其原因一定在于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风，特别是国防部的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风，这些人当然会得到他们在国务院里的盟友的大力帮助，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弱我已经指定要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坚强行动。这一次我希望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解，有助于采取非常有威胁性的、有力的和有效的行动。
苏联塔斯社发出强烈的谴责，说布雷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在我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苏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充分准备等他们发表谴责我的行动并宣布取消首脑会议的官方声明。
第二天，多勃雷宁在地图室与基辛格会晤。多勃雷宁完全改变了通常的轻松谈吐，冷冰冰地声称他奉政府之命宣读一项正式照会。使基辛格大为宽慰的是，照会是比较温和的，并且只就我们的封锁以及我们的一枚炸弹偶然击中停泊在海防港的一艘苏联船只和炸死一名苏联海员一事提出私下抗议。在第二天下午他们再度会晤时，基辛格随便问起苏方为什么没有提到首脑会议。
“你们没有问起有关首脑会议的问题，”多勃雷宁回答说，“所以我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做出新的决定。”
基辛格说：“这是不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提出有关首脑会议的问题呢？”
“不，”多勃雷宁回答说，“你们把一个困难的局面处理得很不错。”
在他们会晤的同时，我去医院探望手术后正在休养的马诺洛。我一回来，基辛格就赶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告消息。“我认为我们已经度过这场危机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我想，我们可以一面布雷和轰炸，一面举行首脑会议了。”
第二天，多勃雷宁打电话对基辛格说，他接到莫斯科的一封电报，是谈到首脑会议的详细程序的。他甚至提出了双方交换什么正式礼品的问题。苏联人打算送我一艘水翼艇，供我在比斯坎岛使用。他还说，要是勃列日涅夫能得到一辆新车来丰富他收集的豪华汽车的品种，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现在似乎可以断定，首脑会议是不会因为那次讲话而流产了。曾经预言灾难临头的新闻界权威和国会里的批评者，这时也不再做首脑会议将被取消的文章了，而是开始集中指责我们的轰炸机正在袭击非军事目标。
5月15日星期一，我一大清早就回到办公室准备应付排得满满的各种会议和约会。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正在和唐·肯德尔谈话，鲍勃·霍尔德曼进来问我能否到我的私人办公室同他谈几句话。关上门后，他说：“我们从特工系统的电讯上得到消息，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的一次集会上遇刺。”
我问，他是否还活着。霍尔德曼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开枪的是个白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情况目前还不了解。
华莱士遇刺的消息不免使人回想起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的恐怖情景。不管这次新的打击如此可怕和令人震惊，我还是决心不让全国在一片议论声中陷入恐惧状态。
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建议，由于国内充满暴力气氛，总统候选人应该避免参加露天集会，只通过电视或在安全有保障的紧闭的大厅里竞选。我对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我不同意再增加负责保护我的特工人员。
中午前后，约翰·康纳利到我办公室来。这时刚刚宣布他辞去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并提名乔治·舒尔茨接替他的工作。我对他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我想出去散散步。
“什么时候？”罗恩·齐格勒问道。
“就是现在，”我说，“咱们走吧。”
我决定陪康纳利一道步行回财政部大厦。当我们从隔街对着财政部大楼的白宫东侧楼走出来时，一小群人从街上围了过来；我停下来和一些带着照相机的年轻人和几位外国游客聊天。一位看来像是有身份的人自称是律师，上过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当我拔脚走过马路时，他说：“谢谢你今天到外面来走走。”
周末，我到医院探望了华莱士。
日记
星期五上午回华盛顿的途中，我下车去探望了华莱士。华莱士太太颇有吸引力的风度再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很热情，可以想见她在华莱士的竞选活动中一定是个好帮手。
他的体力看来是完全能够让他同人家晤谈了，但我觉得他的听觉和理解力有时不怎么好。他对自己在预选中的成绩很得意。我告诉他，我从苏联回来后一定派人向他介绍情况，对此他很高兴。他说他考虑以后去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我对他说，只要他在华盛顿地区，随时都可以住进去——那里的安全有绝对保证，病房也特别舒适。
他虽然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但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因而多少有点容易感情冲动。这点在我们这次见面时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指出，他曾反对汉弗莱和马斯基，因为他们过去都投票赞成把美国卷进东南亚战争的每一个步骤，现在却批评我为使美国摆脱战争而做的努力。他床边有一个花编的国旗图案，我在辞别时叮嘱他要使我们的国旗高高飘扬。他敬了个礼说：在总司令面前，我保证一定这样做。我回了一个敬礼，离开了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