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的第二天，杰克·安德森开始在报纸上写一系列专栏文章，声称发现了政府的一件重大丑闻。他指控的依据是一位替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国会进行活动的妇女迪塔·比尔德向上级写的一份备忘录。他说，备忘录暗示，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反托拉斯问题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受了该公司给予即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一笔捐款的影响，约翰·米切尔和我都由于这笔捐款而竭力主张给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优惠的待遇。据称，这整个交易几乎是比尔德夫人一手操办的。
其实，这项反托拉斯的解决办法对政府有利，而不是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利，因为它要求这家公司放弃相当于10亿美元售价的证券。在解决以后第一天开盘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下跌了11%。而且，据称，影响了这一解决办法的那笔款项并不是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或者共和党的，而是捐给圣迭戈市，以便该市能够争取成为1972年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工商业资助本地的市政当局，以便争取该市成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本来是惯常的做法。当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喜来登业务部正在圣迭戈市筹建一家新旅馆，把它这笔捐款看作广告投资：这家旅馆如果能在代表大会开会的一周内成为总统竞选总部，就将在全国享有声誉，所以给圣迭戈市这样一笔钱是值得的。
至于我本人在有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问题上的作用，只限于将近一年以前在司法部对该公司提出三项反托拉斯诉讼时，我曾气愤地给迪克·克兰丁斯特打过一次电话。克兰丁斯特是米切尔的副手，当时他负责处理这个案件，因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是我们以前的法律事务所的顾客，米切尔为了回避嫌疑，拒绝处理这个案件。
我当时认为，司法部的三起诉讼显然违背了我的反托拉斯政策。我相信，只有当美国公司能够像外国许多受本国政府保护的垄断企业那样强大的时候，它们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所以我曾指示说，不能只因为企业的规模巨大便拆散它们，只有当它们违反公平竞争的法律时才能这样做。我对白宫班子和在内阁会议上都清楚地说明过这个立场，可是现在司法部的一些下级官员却采取一种故意与此相抵触的方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级职员认为对他们的起诉是不公正的，纷纷前来华盛顿设法使政府放弃诉讼。他们走访了两党的国会议员以及政府中他们能够拜访的所有愿意听取他们意见的人。当其中的一个案件于1970年年底提交法院审理时，法院也认为起诉缺乏根据，作出了与司法部的意见相左的裁决。
几个星期以后，我获悉司法部准备就此项裁决向上级法院上诉，我便打电话给克兰丁斯特，命令他不要这样做。原先的起诉已经违背了我特别阐明的政策，我不准备容忍任何下级或任何部门再有违抗命令的做法。两天以后，当我火气平息下来时，约翰·米切尔找我来了。他对司法部里有人爱发脾气和自命不凡的情况很敏感。他劝我撤销给克兰丁斯特的命令，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司法部就会有人辞职，这样就将招来国会大吵大闹的听证和一场政治大混乱。他把这次政策上的冲突解释为无意之中的认识不清造成的。于是，我同意不干预反托拉斯司准备向上级法院上诉的决定。
结果是，司法部里负责起诉这个案件的官员决定不再上诉，请求通过谈判解决，其原因完全与我给克兰丁斯特打的电话无关，也与该公司用以影响共和党选择代表大会地点的任何捐款无关。几个月以后，水门事件的两位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和利昂·贾瓦斯基都调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件，并且作出结论，认为在这个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易。我交出的我与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谈话的录音带也证明，我当时下令不要上诉是由于政策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党派斗争。但是，我的清白是一年多以后才获得证实的。在大选前的1972年春天，民主党人充分利用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件。根据我们当时作出反应的方式来看，我们正好帮了他们的忙。
在安德森的文章发表时，迪克·克兰丁斯特已被提名接替约翰·米切尔为司法部部长。他立即要求参议院召开新的听证会，以便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个举动后来证明是极大的失策。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中有打冲锋的非总统竞选人爱德华·肯尼迪和他的两个朋友伯奇·贝赫和约翰·滕尼。他们很快就把听证会变成谴责政府的讲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拉里·奥布赖恩参加了他们的大合唱，几个大的广播电视网突出地报道了这些信口开河的指责，我们那些有时比较复杂的解释也就湮没在这片喧嚣之中。我认为，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是靠谣传的消息吃饭的，并对夸张手法入了迷。
日记
我如果将来在某个时候有空写书，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就这个问题写上一章。每逢一个委员会调查颠覆分子，报界总是攻击委员会所采取的调查程序。每当一个委员会调查哪个企业或者政府官员（甚至包括总统在内）的时候，报界对稀奇古怪的程序不置一词，可是，如果调查是针对颠覆分子的，他们就会马上加以谴责。
当然，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标准。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该按照公正的程序办事——这是我一向坚持的原则。我这样做触怒了报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一个委员会如何调查，而是它在调查什么。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双重标准。
一年以后我才发现肯尼迪简直是伪善透顶。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威廉·凯西向国会作证时说，尽管肯尼迪在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听证会上伪装公正地哗众取宠，他在三个月以后却给凯西打电话，要求在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件民事诉讼中不要把他的一个朋友主持的一家投资银行列为被告，凯西没有理睬肯尼迪的说情。
接连好几天，白宫的工作人员到处奔忙，试图减少政治上的损失，不让委员会里那些热心搞党派斗争的人抓到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材料。传闻那份备忘录本身就是伪造的，所以科尔森派人去见比尔德夫人，鼓励她公开否认文件的可靠性。我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名叫E.霍华德·亨特。后来，比尔德夫人果然出来作证说，安德森发表的备忘录是伪造的；她的女秘书也宣誓证明，她说没有用打字机打过安德森所说的这个文件；备忘录上所写的收件人也作证说他从未收到过这个文件。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事件把我们，特别是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弄得疲惫不堪。在这次两党之间的宣传战中，我们吃了一个大败仗；公众尽管并不确切知道其中的原委，却已经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产生了反感。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对这种情况竭力采取达观的态度。
日记
科尔森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向我作了汇报，并且说他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去鼓励工作人员不要因为受到攻击就悲观失望。我对他说，这不过是开头，以后的攻击会厉害得多，我们要顶得住。
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更强硬的语言来对付我们的一些民主党朋友。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把全部时间用来造谣诽谤。
霍尔德曼曾经指出，乔·克拉夫特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政府对各种泄密事件的反应太过分了。同一天稍晚的时候，康纳利在叙述他与〔全国广播公司主持电视新闻节目的广播员〕约翰·钱塞勒的一次谈话时，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个意见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开头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所牵涉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本来我们应该像霍尔德曼所建议的那样，干脆把全部证据摊在桌上，而不必为此不安。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