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诞生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延续与断裂交织并行的，单方面地强调延续或者断裂，都不免失之偏颇。本研究探讨的问题虽主要集中于20世纪前期，但如若不阐明这一时期之前的历史发展特征，就容易使人看不到历史的继承性，误以为该时期的许多历史现象纯粹是某些个人的“天才”创造。19世纪末至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间的这段时期可以被称为通往民族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很多遗产影响了土耳其共和国，有的则被共和国直接继承。注42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和帝国走向衰落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从19世纪开始，如何拯救帝国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了与帝国相关的认同问题。为了挽救奥斯曼帝国的继续衰败，统治精英提出过多种政治方案：西方化、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这些主张在帝国晚期的不同时候交织并行。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从奥斯曼主义走向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过程。具体地说，随着现实情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情况下，还想维系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完整已经无异于痴人说梦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被迫放弃已逝的帝国梦幻，沿着其他已独立民族之足迹，启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政治进程，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走向民族自决。但这个恰如分娩一般的转变过程又何其艰难痛苦！

注42拉斯托指出，凯末尔搞的一系列重要改革，并非原创，绝大多数都继承自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1908—1919），而且还继承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参见Dankwart A.Rustow, “Atatürk as Founder of a State, ”in Nermin Abadan, ed., Yavuz Abadan'a , Ankara:SevinçMatbaasɪ,1969, p.550；小许理和教授研究了青年土耳其因素（Unionist factor）在土耳其民族革命中的作用，揭示了凯末尔党人力图抹杀这一因素之历史作用的事实，参见Erik Jan Zürcher, The Unionist Factor—The Role ofthe CUP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1905—1926, Leiden, E.J.Brill,1984。在许氏后来的著作中，他进一步认为，凯末尔党人的政治风格与改革内容大多是青年土耳其因素的一种延续，许氏认为：“在‘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s，许氏这里用的是小写，表示的是同一类型的人，而不是特指那个发动了1908年革命的团体——引者）统治下，土耳其经历了两次同样的政治循环。首先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1908—1918）时期，其后，当‘凯末尔党人’统治时是安纳托利亚和罗米里亚保卫民族权利协会及其后继者——共和人民党。在每一个循环中都包括了一个自由与多元的时期（分别为：1908—1913年和1919—1925年），紧跟着就是威权主义的压制时期，后者把有效的一党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世俗化的改革结合起来（分别为1913—1918年和1925—1950年）。”根据这一标准，许氏认为，只有到了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才真正摆脱了他所说的政治循环，从而走上了“不安的”民主化道路。参见Erik Jan Zürcher, Turkey:A Modern History, London:I.B.Tauris,1993, p.4；我国学者董正华在探讨凯末尔改革的经验时曾指出：“凯末尔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较强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董正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57页。

在奥斯曼帝国的长期历史中，既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土耳其民族意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奥斯曼帝国末期开始出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呢？这种民族主义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