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

土耳其民族主义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奥斯曼帝国本是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大帝国，它的统治集团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给欧洲造成的压力和恐惧是实在且长久的。然而，至少自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面临着诸多内外压力，可谓内外交困。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帝国境内非穆斯林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它们纷纷闹独立或争取自治，把帝国折腾得疲惫不堪。随着非穆斯林民族渐次脱离奥斯曼帝国，剩下的主要/主体族群就是土耳其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民族主义正式登场了。

本书使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指的是从奥斯曼帝国末期直到土耳其共和国时代奥斯曼-土耳其人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方案，包括“土耳其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本书探讨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尤其是它在20世纪前期发展的两个阶段（同时亦可理解为两种形态），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土耳其主义”和凯末尔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又以“土耳其史观”的提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本书特别点出了两个阶段/形态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重点考察的是第二个阶段。

土耳其民族主义具有东方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它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出现的，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建构土耳其的民族认同，亦即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将土耳其建构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以期建立新的信念、团结和组织形式；另一方面，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作为帝国主人的土耳其人自近代以来即饱尝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迫切需要实现自强与现代化，这就不得不承认欧西的先进，并努力学习和赶超之，这一历史任务亦很自然地落在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身上。

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出现过多种挽救帝国衰落的政治方案：“奥斯曼主义”（Osmanlɪcɪlɪk, Ottomanism）主张的是以奥斯曼国家为基础创造一个“奥斯曼民族”; “伊斯兰主义”（其实就是泛伊斯兰主义，Islamɪcɪlɪk, Islamism）以伊斯兰教号召所有的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维系奥斯曼帝国的存续，该主张有时把宗教社区“米勒特”（millet）等同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nation”。在有些学者看来，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土耳其主义”（Türkçülük, Turkism）则明确宣称自己站在当时民族主义潮流的浪尖上，是时代的先锋，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他们批判“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说后两者违背了民族主义的原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注定要失败。在凯末尔时代，民族主义原则已被明确地写进了党章和宪法。

本书把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开端确定为“土耳其主义”，一方面是历史地尊重“土耳其主义”的自我宣示，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以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为考察主体，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跟帝国密切相关，而对作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共和国来说仅有背景意义，现代土耳其的官方民族主义是在“土耳其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另外，笔者判定，土耳其民族主义主要地呈现出东方民族主义的族裔—文化认同属性，而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虽有“原型民族主义”的特征，但其认同都是基于传统的帝国或宗教，没有具体的、共同的、稳固的“族裔核心”。所以，“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本研究中不被看作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潮。而在土耳其主义的自我叙事中，它追求的是建立以所谓的共同文化、共同起源为基础的“民族”，将其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应该是合适的。

自19世纪下半叶起，有一些土耳其知识分子接触到欧洲人所写的关于早期东方突厥人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唤醒了奥斯曼-土耳其知识精英的族裔意识。他们开始反省和质疑：“奥斯曼”这个王朝的名字在民族主义时代似乎不代表任何实质内容。于是，一种土耳其（突厥）意识兴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开始日益关注“土耳其民族”（Türk milleti）的历史、传统、习俗、文化与民族意识问题，他们致力于散播和书写早期突厥人的历史，以期建立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古代突厥部族的历史联系，最终唤醒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形态，即“土耳其主义”（Türkçülük）。

土耳其主义包含的内容很多，本研究并非要从整体上研究“土耳其主义”，而主要是探讨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对土耳其民族、民族传统及现代化的看法。土耳其主义关注的是“土耳其种族”（或如其所说的“突厥人”）的历史，强调使土耳其语国语化。这种思潮出现的背景是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了非穆斯林居住的地区（主要是巴尔干），帝国原先的基督教臣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自身民族的历史和身份问题，他们恰好利用了19世纪中后期兴起于欧洲的“突厥学”研究，并结合欧洲的种族/民族思想，发展出这样一种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

“土耳其主义”这个词是20世纪初土耳其/鞑靼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们自己概括出来的，最为著名的民族主义分子如尤素夫·阿克储拉（Yusuf Akçura）、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等人都使用这个词来概括19世纪末以后所谓突厥-鞑靼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格卡尔普是公认的土耳其主义的精神与理论“导师”，他把土耳其主义概括为一种文化运动，即复兴所谓突厥人的民族文化。在格卡尔普看来，无论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还是改良派通过学习西方所带来的那种文化，都不能代表土耳其的民族文化。格卡尔普强调，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突厥人就已经拥有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而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突厥人的民族文化就日渐处于潜意识状态。土耳其主义就是要把那处于土耳其人灵魂深处的、无意识的民族文化重新激活。格卡尔普认为，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是兼容的，土耳其主义者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使土耳其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实现完全的嫁接，亦即现代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土耳其主义所要复兴的民族文化是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文化。它认为，这种文化还部分地保留在安纳托利亚的民间社会，因此，格卡尔普等人也曾号召知识分子要走向人民。所谓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时期，也就是突厥部落在内亚地区生活的古代时期。从根源上说，土耳其主义有关土耳其民族历史的“想象”主要是间接地依据了中国有关突厥古代历史的记载。在本研究中，笔者把“土耳其主义”简单地界定为：在19世纪末，主要产生于奥斯曼帝国和中亚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它通过追溯突厥人的古代文化，鼓吹一种土耳其/突厥民族意识，并以此与王朝（奥斯曼）认同和宗教（伊斯兰教）认同相抗衡。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了。著名的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将军领导人民挫败西方列强肢解土耳其的企图，在1923年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的新政权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对于这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来说，系统地重构土耳其的民族历史就成为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这项事业在凯末尔主义时代发展的顶峰是1930年代初“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的正式提出。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阶段”。

“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Kemalist nationalism），顾名思义就是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复合型民族主义，有着严格的政治界限，反对极端的“土耳其主义”——泛突厥主义，但在文化上，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仍然继承和延续了土耳其主义的很多思想元素。自20年代末以后，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开始日益强调种族因素。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就出现了两种主张并存的局面，一是“土耳其主义”的极端派——泛突厥主义，二是官方的民族主义，即“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土耳其官方民族主义在凯末尔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主张之下，出现了强调种族因素的历史观——“土耳其史观”。在研究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时，除了讨论凯末尔本人的民族观外，笔者着重讨论“土耳其史观”的问题，因为它代表着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顶峰。

土耳其民族主义经历了独立运动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策略期”之后，在1920年代末过渡到成熟期，并以“土耳其史观”为标志达到高峰期。所谓“策略期”主要是指，在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之前和民族政权巩固之初，凯末尔既要表现出对奥斯曼王朝的效忠和认同，又必须谨慎地调和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随着民族政权的巩固，土耳其的官方民族主义就逐渐明确了，这也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成熟阶段，即理性的民族国家建设阶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提出了具有强烈虚幻色彩的“土耳其史观”。

“土耳其史观”是1931年编写的土耳其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思想指南，但学界一般认为，该史观的正式提出、论辩和宣传是在1932年7月2—11日召开的“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Birinci Türk Tarih Kongresi）上。简单而言，“土耳其史观”就是凯末尔主义时代土耳其官方关于土耳其民族史的一种观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的高峰阶段，同时带有很强的凯末尔个人的色彩。这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理论体系，注1而只是一种对民族历史的官方表述，可以看作是一种以学术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史观”的主要内容很快就被土耳其官方悄然放弃，注2在当代土耳其的百科全书中，我们也无法找到“土耳其史观”这个词条。在土耳其，该史观也常被叫做“阿塔图克的历史观”（Atatürk'ün Tarih Tezi）。

注1按土耳其学者塔奈尔·帖木尔的说法，土耳其史观是“受到凯末尔支持的，但又并非他正式签署的”（Atatürk'ün , fakat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得到威权主义领导人支持的观点，但没有严格而正式的官方界定。Taner Timur, Osmanlɪ, Ankara: Kitabevi,2000, p.173。

注2Taner Timur, Osmanl , p.173.

那么，“土耳其史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年按凯末尔的指示提出并论证这一史观的阿菲特·伊楠（Afet ,1908—1985）女士曾概括说：

我们的祖先曾创建了很多伟大的国家，他们同时也是宏伟文明的主人。……土耳其国家的真正主人，不是那些在较近历史上迁徙而来者；土耳其人是一个圆头颅的种族，是曾经在安纳托利亚创建了伟大国家的一个民族。这一民族的最初文化故乡是在气候适宜的中亚。后来，气候条件的变化迫使这个会用磨光石器、懂得农业生产和擅长冶炼金属的人群到处迁徙。从中亚出发，他们向东、向南迁徙，向西则散布于里海南北。他们在所到之处定居下来并建立了文明；他们在有的地区成为土著人，在有的地方则与原来的土著居民融合。在欧洲，他们碰到的恰是长头颅人。伊拉克、安纳托利亚、埃及和爱琴地区的文明，最初都是由中亚的圆头颅人种创造的。我们今天的土耳其人也是他们的孩子。阿塔图克的历史观就可以这样概括。注3

注3Afet , “Atatürk ve Tarih Tezi, ”in Belleten，第三卷，Ankara:1939。

据此，土耳其人是上万年前就生活在中亚的一个圆头颅的种族，他们曾在中亚的一个内陆海那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约公元前9000年），当这个内陆海由于气候变迁干涸了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中亚，为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开化，而四处迁移；他们向东到了中国；向南到了印度；向西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安纳托利亚、希腊和意大利。注4由于小亚细亚原本的土著居民是土耳其人注5，因此，安纳托利亚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土耳其人的祖国。注6后有学者把这一史观的主要内容及目标概述为六点：

注4Soner , “Otuzlarda Türk Irk, Dil ve Etnisite, ”in Modern Türkiye'de SiyasɪDüşünce-Milliyetçilik，第四卷，Istanbul,2002, p.246。

注5根据这一史观，古代的大诗人荷马就成了土耳其人，他的真名被认为是“Umar”，这来自土耳其语的一个词“ummak”，意思是“希望”。荷马被说成是阿卡（Aka）土耳其人。他的作品来自赫悌人的神话。因为，赫悌人与希腊人的神是一样的，既然赫悌人是土耳其人，那么，希腊人也就成了土耳其人。赫悌人的土耳其语名称是Eti，他们是安纳托利亚最古老的民族。当阿塔图克说“这块土地已经属于土耳其人4000年了，是不能拱手送给外国人的”，他其实就是在说赫悌人。参见Baskɪn Oran, Atatürk :Resmi DɪşɪBir , :Bilgi Yayɪnevi,1999, p.274。

注6Soner , “Otuzlarda Türk Irk, Dil ve Etnisite, ”p.246.

（1）土耳其人是圆头颅的白种人，白种人的故乡是中亚；（2）文明的摇篮是土耳其人的故乡——中亚；（3）由于各种原因，土耳其人自中亚迁徙后，把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4）安纳托利亚的最初土著即土耳其人，故土耳其人就是这里的原本主人；（5）必须好好研究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文明的贡献；（6）必须努力搞清奥斯曼国家形成的真相。注7

注7Ramazan Tosun, “Atatürk'ün Türk Tarih Tezi, ”in Ata Dergisi, Selçuk Üniversitesi Atatürk ve Tarihi Araştɪrma ve Uygulama Merkezi, No.10, Konya-2002, pp. 231-234．关于“土耳其史观”之内容的概括有很多，虽然表述上或有所差异，但内容基本一致。另外的表述，可参见：Büşra Ersanlɪ,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Kemalist Era:A Theory of Fatal Decline, ”in Fikret Adanir and Suraiya Faroqhi（ed.）, 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 Leiden:Brill,2002, pp.115-116；以及Soner , “Otuzlarda Türk Irk, Dil ve Etnisite”。

在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下，这一史观受到了支持国家意识形态的人们的欢迎，此后，“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就把土耳其的历史描述为仅仅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与中亚之间神话般的联系再加上阿塔图克的革命”。注8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凯末尔本人更是坚定地宣扬这一思想。注9“土耳其史观”提出后，尽管也曾有少数反对意见，但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它确是不容置疑的。

注8Büşra ErsanlɪBehar, The Turkish History Thesis,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9, pp.276-277.

注9有一次，凯末尔告诉一个英国外交官，英国城市肯特（Kent）的名字在土耳其语中就是“城市”的意思，这是英国过去被土耳其人影响过的证明。在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并非没有其他种族的存在，而是认为世界并不是仅仅由土耳其人种所构成的，但这种“宽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因：“……我们不想证明全世界都是由土耳其人构成的。我们应该接受其他人种和民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立存在。那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证明是土耳其人给他们带来了文明，并教会他们高级的语言技巧。”Baskɪn Oran, Atatürk :Resmi DɪşɪBir , p.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