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京到文化城

作为绵延数个朝代之久的都城，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象征着皇权的宫殿、苑囿和坛庙，它们构成了界定北京“帝京”身份的核心要素。辛亥革命终结了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但帝京宫苑却相对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它们并没有随着王朝的覆灭立刻成为历史的遗迹。在民国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宫苑作为皇权的象征，仍旧刺激着人们的情感记忆。民国初年的宫苑开放运动，只是使得宫苑的象征意义发生颠倒，使其成为新的共和价值观的见证。对皇权的否定和批判，政治和道德的意味非常浓厚，与传统的帝京想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北洋政府不仅在人事上与前朝纠缠不清，还有意沿袭宫苑的政治功能，这就使得宫苑在时人眼中显得更加暧昧。

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人们才开始在一个与过去断裂的视野中重估帝京遗产的价值。1928年首都南迁后，北京被改为北平。20世纪30年代，丧失了政治地位的北平需要寻求和创造一种新的身份，同时，为了应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将北平建设为一座“文化城”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地方政府与国家政权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方案，着手付诸实施。此时帝京的物质遗存（建筑和古物）祛除了先前的政治和道德意味，被看作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构成建构“文化城”的重要资源。它们吸引着本国和外国游客的眼光，成为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物。伴随“文化城”建构而产生的各类旅游指南，也将北平的帝京风景呈现为某种物化的景观。当帝京遗产作为过去之物被重新赋予意义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被客体化了，甚至表现为某种符号式的存在。

除了分散的建筑和古物，北京以宫城和皇城为中心的空间布局，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的目光。在来自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启发下，北京被视为城市规划的杰作，这一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难发现，对帝京遗留下来的空间布局价值的重新确认，实际上遵循着与“文化城”的建构相类似的逻辑，两者都是通过对历史的客体化，试图把过去之物的意义固定下来。当旧的王朝体制已然解体，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失效，如何重新赋予帝京的物质遗存和空间布局以稳定的、可识别的内涵，对建构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现代身份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帝京历史的客体化和符号化正是以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断裂的现代历史意识为前提的，只有当过去不再是绵延至当下的活的传统的时候，它才可能被塑造成符合需要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