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北京是一座过去的遗迹随处可见的城市。对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来说，这些历史性的建筑和景物意味着什么？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趣的个案。这部小说描写钟鼓楼地区一户四合院的众生百态，钟楼和鼓楼这两座古老的建筑，只是充当胡同生活的背景，它们是被保护的文物，游离于市井烟火和街衢繁华之外。但历史上的钟鼓楼是作为公共报时装置而存在的，每天晚上和次日凌晨，鼓楼上的大鼓敲击出有节奏的鼓声，钟楼随后撞钟报时。而在整个夜间，每个时辰撞钟一次，鼓楼则保持沉寂。[1]暮鼓晨钟构成了城市生活的自然节律，钟鼓楼因而深深地嵌入普通市民的日常起居之中，即使在清朝覆亡、民国建立之后，这种状态仍然在持续，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出宫，原来负责钟鼓楼报时的銮舆卫随之取消，钟鼓楼的报时功能才被彻底废弃。[2]

有趣的是，刘心武对历史上钟鼓楼与城市生活这种有机的联系，完全持否定的态度。钟鼓楼传统的计时和报时方式，被当作落后的象征。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对时间和历史的思索，显然是建立在现代化观念基础上的。充当公共报时设备的钟鼓楼必然被现代钟表取代，它们只有作为文物才具有价值。这部献给“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小说题记）的作品，对历史采取了毫不留情的弃绝的态度。

钟鼓楼的命运，可以看作当代北京城市身份的一个隐喻。在《钟鼓楼》出版前不久，1982年，北京被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市政府编制的总体规划提出了保护“古都风貌”的明确要求。[3]“古都”和“风貌”这两个词经常放在一起使用，这提醒我们“古都”是一个处于一定距离之外被观看的对象，定义古都的那些建筑与景物及其承载的历史，属于一个从当代北京分离出去的过去的世界，它们与当下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就像钟鼓楼疏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般。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建构和把握“古都”，恰恰依赖于这种把历史对象化和客体化的策略，依赖于将过去从现在分离出去，将历史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去的逻辑，这些都是现代历史观塑造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古都”乃是现代的产物。

在一部介绍古都北京的著作的序言中，作者把北京称作“伟大东方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4]博物馆的比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观点。他用博物馆的陈列品来比拟传统事物的现代命运，传统的价值体系崩塌后形成的碎片，被安置在博物馆中，它们只有历史和审美的意义，而不再具备现实的能动性。[5]就古都北京作为被观看的对象以及它与当下生活的关系而言，把它比作博物馆是很恰当的。

不过，在博物馆作为一种现代制度出现之前，今天我们视为艺术品的许多器物，都曾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中行使着各自的职能，就像钟鼓楼在被当作文物古迹之前，曾经作为公共报时装置存在一样。想象一下我们回到了清代的北京，如今构成“古都风貌”的那些古建筑，都在一个几近完美的秩序空间中各安其位。宫殿、苑囿和坛庙等皇室建筑，既是行使政治权力的场所，同时又以其庄严神秘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遍布城内外的诸多寺庙满足着各个阶层宗教生活的需要，有的还发展为市集，或者因其景色风物，成为文人士大夫游赏雅集之地。它们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为居住其中的人们提供了现实的活动空间。

更重要的是，古代北京城的各类建筑和景物提供给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本身就充满了历史感。钟鼓楼的暮鼓晨钟，在日复一日有节律的报时声中，已经获得了深沉的历史意味，一种庄严的“纪念碑性”。[6]中国是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国度，北京是拥有数百年建都史和上千年建城史的都城。在清代的北京，人们随处都能碰到历史悠久的古迹，城阙、宫苑、寺庙乃至街市，都有漫长的过去可以追寻。然而古代中国人与现代人的历史意识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按照黄俊杰的说法，中国古代历史意识的基本特点是对古今之间连续性的体认。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们把从历史中获取的启示作为当下生活和行动的指南，过去和现在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就生活在从过去绵延至今的历史之中，他的意义世界就是由他身处其中的历史而被揭示、阐释和塑造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浸润着对历史的感受。[7]

古代历史意识中对古今之间连续性的体认，在有关城市的文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某处古迹，作为一个具体的空间，构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我们翻开《天府广记》《京城古迹考》《日下旧闻考》这些记述北京历史的著作，很容易看到“考古证今”“案古证今”“茹古涵今”一类的词汇，它们把作者对古今之间连续性的体认表达得再清晰不过了。对乾隆皇帝来说，他统治下的帝京超越了前代都城[8]，这种今昔的对照显示了盛世的气象，皇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由此得到重申。而仕宦京师的文人士大夫，则常常以特定的古迹为中介，将自己与前贤联系起来，表达个人的道德理想和政治关怀。康熙年间冯溥因希慕元代名臣廉希宪而重建万柳堂，嘉庆年间法式善考证明代李东阳“西涯”旧居，为表示仰慕而自号“小西涯居士”，不过是其中两个例子，凡是文士经常诗酒雅集的胜地，大多具有类似的意义。无论是皇帝还是文士，他们面对北京或北京的某处古迹时生发的历史意识，都充满了政治和伦理的领悟，这些领悟是活跃的现实经验的一部分。历史不是外在的客观认识的对象，而是像一条长河从过去流来，携带着丰富的意义融汇到人们的心灵中。

近代以降，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以古今之间连续性为核心的历史意识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现代性”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名词，中国的现代性究竟起源于何时，是否有其本土的内在脉络和独特性，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我在这里并不打算介入有关现代性的理论论辩，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将现代性界定为19世纪中期以来，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的力量，以及伴随这一力量而在中国产生种种新的器物、制度、观念和文化实践。现代性使中国偏离了原先的轨道，与此同时，在新的视野和观念下，中国人身处其中的历史传统也开始被相对化和客体化，不再成为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的自然源泉，而是构成了被批判地加以审视的对象。正如王晴佳所指出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这个国家的过去，对过去与现在分离的感知，成为新的历史意识的基础。[9]

现代性给北京这座古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00年庚子事变后，北京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引入了现代市政管理制度，道路交通得到改善，西式房屋到处拔地而起。在新出现的现代建筑、设施和生活方式的映衬下，沉淀着久远历史的北京城显得陈旧起来，它像是属于一个过去的世界。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了裂痕，分离在所难免。1912年民国建立后，北京彻底告别了帝京的身份，在观念的层面上，帝京的历史也已成为过去。然而，整个民国时期，帝京遗留下来的大量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人还保留着对帝京的历史记忆。换言之，过去的北京有很大一部分仍存留了下来，民国时期人们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个“过去的北京”，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我用“旧京”这个时人经常使用的词来指称这个“过去的北京”，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二是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如果说在前现代的北京，人们是生活在历史之中，那么到了民国，“旧京”已经属于一个被对象化的过去。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本身是一个过程，借用列文森的术语，旧京的“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并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到来立刻就实现的。民国时期出现了将旧京客体化和博物馆化的认知模式和文化实践，但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与旧京仍保持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情感与态度上的维系。随着旧京日渐远去，对旧京的历史记忆渐渐淡化，博物馆化的认知模式和文化实践最终占了上风，“旧京”于是变成了“古都”，以稳定的形象定格在时间之中。

这个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历史意识的特点，虽然人们意识到旧京属于过去，但在“旧京”成为“古都”之前，面对旧京时所生成的历史意识，往往包含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种张力：过去尚未完全作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存在，它们以某种新的形式活在现代人的记忆之中。重新去探访民国时期关于“旧京”的各种书写中表达的历史意识，也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如何重建人与历史、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这个更大的问题。

所谓“书写”，在这里泛称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各种表意实践，它既包括各种类型的书写文本（文学作品、学术著述、旅游指南等），也包括围绕某些事件展开的公共性的舆论，乃至借助文字展开的命名、规划等实践性的活动。我希望通过不同形式的“书写”，来把握人们面对旧京时生成的历史意识的丰富性，不同的书写者，赋予旧京以不同的新的内涵，“书写”实际上就是“重写”。在对旧京的“重写”中，“过去的北京”获得了新的意义，成为“民国北京”的现代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的“重写旧京”，凝结了人们对这座城市过往的丰富体验。因而本书并不是以“民国北京”为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关于对北京之过去（“旧京”）的认知、理解及想象的历史研究，更接近观念史和心态史。在这里，“过去”作为一个书写的对象，本身就是那种将过去与现在区别开来的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正如“传统”往往是现代性的发明一样。过去的北京（“旧京”）如何被对象化和客体化，最终成为博物馆化的“古都”，这个过程是我想要描述和分析的主要内容。[10]

这本书在时段上大体以民国时期（1912-1949年）为范围，不过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为了使整体思路更加清晰和完整，某些章节会突破民国的时限，将视野上下延伸至晚清和共和国时期。就全书的结构而言，并不完全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关注帝京的物质遗存（建筑及空间布局）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它们如何从皇权的象征转变为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客体化乃至符号化的过程，它体现在一系列城市书写中：民国初年宫苑形象的转变，30年代关于“文化城”的争论，旅游指南中帝京景观的再现，以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帝京空间布局的文化价值的确认。第二部分则把目光转向旧京的其他古迹，它们不像皇室建筑那么受到重视，大多在北京的现代化过程中沦为废墟乃至消失。其中一部分古迹先前主要依托文人士大夫的风雅传统，如今随着士人阶层的衰微而陷入无人照料终至破败的境地。尽管有旧式文人试图复振前朝风雅，却难免时代错置的尴尬，或传统歇绝的伤怀。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对待这些古迹则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写实和科学的眼光对其加以描述和记录，将其转化为对象化的客体；另一种是把这些废墟遗迹看作北京这座“古城”衰老不堪的表现，特别是在30年代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的语境中，出现了许多以“古城”为母题的诗文，其中常常流露出对历史的深沉忧思。

第三部分讨论的是对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历史记忆和认识在一系列书写中的表现，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纳入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去的。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者视少数民族王朝统治北京的历史为耻辱，潜藏的种族记忆被激活，形成负面的北京形象。而早已视北京为故土的旗人则在民国时期被压抑的处境中，发展出自身的北京表述，他们有意忽略身为满族的族群记忆，强化自己作为北京人的地方认同，并将自己的北京书写构造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对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不同看法，也渗透到建筑史的研究中，这些论述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的背景下，透露出不同的政治意味。最后，在一个整体性的民族视野中，拥有数百年都城史的北京，被定义为“民族艺术”的载体。这也构成了旧京博物馆化的一个环节。

在全书的余论部分，我将从40年代末关于北平文物整理的争论入手，重新梳理新中国成立至当代北京旧城保护的讨论与实践的大致线索，探讨旧京博物馆化的复杂过程和后果，特别集中于旧京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方面，最后尝试对历史、记忆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作理论上的思考和总结。

注释

[1] 参见罗哲文：《北京钟楼、鼓楼》，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辑：《钟鼓楼》，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7、49页。

[2] 参见朱家溍：《什刹海梦忆录》, 《什刹海梦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 参见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44页。

[4] 阎崇年：《序言》, 《中国古都北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

[5]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II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113-114.

[6] 参见[美]巫鸿：《时间的纪念碑：巨型计时器、鼓楼和自鸣钟楼》,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梅玫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 See Chun-chieh Huang,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Historica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in Chun-chieh Huang &Erik Zürcher,eds.,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Leiden:E.J.Brill,1995);Chun-Chieh Huang, “The Defining 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istory and Theory,Vol.46,No.2(May,2007)；黄俊杰：《传统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时间”与“超时间”概念》, 《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

[8] 见《御制日下旧闻考题词二首》，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9]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1-26.

[10] 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一书中，极具洞见地提出了“在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定义过程中，‘过去’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与董玥的思考略有不同的是，本书不是直接讨论“过去”如何介入对北京现代性的建构中，而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把“过去”本身问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