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历史地、理性地理解变革

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在设计并贡献各种回应变革的对策时，最好能温习一遍古今中外已有的历次变革，以期对社会变革能有一种知识界特有的冷峻，以坚定的理性对待变革。有感于人生的诸多烦恼，有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场经历。其实，由个人群聚而结成的社会又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为解不清的“社会情结”而苦恼、而调整、而变革？诸多的社会两难命题，如群体与个人的矛盾对立、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对立、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对立、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对立，以及人自身的本能与意识的矛盾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对立，一直在考验着人类的心智。“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架永远找寻不到平衡、处于摆复中的“天平”。种种的阴阳两极相运，过分倾斜到哪一头而舍弃另一端，社会都难得安宁，人们也不会感到满足。就以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又何尝不是对传统的、中世纪的种种“不合理”的倾斜和压抑，做一种尝试性的调整呢？已有的历史经验足可以证明，社会的变迁，如文明取代野蛮、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都是得失相兼、利弊俱生、善恶共荣共存的。市场经济变革除了带来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物质的富足），也必将混杂着污泥浊水，叫人们一口吞下，不消受也得消受。早在20世纪初叶，陈寅恪先生游学日、法、德、美之后，凝聚其精要的体验思索，发表了一席至今读来仍震烁人心的宏观高见。他一方面预言“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另一方面又深致忧虑，谓“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且曰：“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这是谁都得经历的、无可逃遁的变革的历史代价。明乎此，眼前的诸多不尽如人意都显得淡淡的，一切均在必然中。梁启超说过，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叶扁舟，初离海岸线，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现今之中国，情境虽不同于近代之中国，但仍是一个“过渡时期”，迷惘与困惑自也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患得患失、顾影自怜，何不以一种平静明智的态度，去观察那些为众人不满意的不合理的旧事物是如何随潮流而去，而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是如何产生和生长的呢？变革，将是无穷无尽的，如危崖转石不达平地而不止。新旧交替，众人不满意的不合理的事物，终究会被无情地割舍。变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只处于航程的头一段，即通常所说的“初级阶段”。因此，不必苛求变革，也不必苛求自己，一代人做不到的事，后一代人一定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