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

汉民族政治文化发展到今天，不说是沉疴难起，亦可说积贫积弱，步履蹒跚。在这一文化的“孩提时代”，即基因形成时代，是否已潜伏下某种病根，致使今日积重难返？俗人有言：三岁看老；哲人亦曰：“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我的观点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其核心是这个民族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如有缺陷，将泛化为整个政治文化的缺陷。汉民族先秦时代，是政治哲学，也是政治文化基因的形成时代。与古希腊相比，汉民族在先秦阶段没有出现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即终极关怀是政治哲学的根本性缺陷。在失落这一基因环节后，整个政治文化后继乏力，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马克思所谓“营养不良”“早熟”或“发育不健全”的诸般病态。

一

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在公元前六世纪即提出并试图回答宇宙本原问题。从泰勒士主张万物皆出于水，到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希腊哲学史的第一个一百年，也是最重要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里，希腊哲学经过泰勒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相互驳难与创造，建构成堪称西方文化链的第一环节：终极关怀。从此，终极关怀紧紧纠缠着西方思想，终古不释。泰勒士之后，没有一个哲人不是带着终极关怀上场，也没有一个哲人不是带着终极遗恨离开思想舞台。宇宙本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恒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结果。在这一问题上穷追不舍，胜者不胜，负者不负。然而，这个无胜无负的问题却使西方思想孕育出一种极其可贵的超越风范与理想热忱，与此岸现实拉开了距离。其政治哲学在终极关怀下滋润发育，发育之初即获得了一种“彼岸意识”：人间至尊至贵皆退入此岸全景，化为第二性或第三性的派生之物，纡尊降贵，任学者从彼岸观照，评论指点。政治哲学的开山巨著《理想国》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它的恢宏画卷。《理想国》完全可以当作《理念国》来念，是柏拉图站在彼岸向此岸发难，用彼岸理念构筑成一个理想世界，用以超越并改造人间此岸。柏拉图以此奠定了自己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开山祖地位，也以此规范了西方政治哲学两千多年的基本流向。后世耶稣基督的救世意识，奥古斯丁的忏悔深度，康德在现象界之外再划出一个本体界的理论幅度，都可以看成是从泰勒士—柏拉图那儿发源过来的关怀彼岸终极的传统，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弘扬光大。即使是在“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终极关怀这一文化基因也还在滋养着西方知识界的良心意识。从托尔斯泰这位跨世纪的巨人开始，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左拉、萨特等等，我们可以开出一长列堪称西方社会良心的优秀知识分子名单。从古及今，西方终极关怀不止，社会批判不息。终极关怀这一强大基因，一直活跃在西方思想生活与政治生活里，与其他因素一起有力地推动着政治文化的民主进程，源远流长，不可中断。

中国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在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与泰勒士同等的历史地位，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相当于普罗泰戈拉，跳过了那极其重要的一百年，即孕育终极关怀的一百年。孔子论学，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原，进入经验世界，直接讨论君臣之道，人伦关系。《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寥寥数语，即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又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翻遍《论语》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字，没有一个命题涉及宇宙本原及其终极关怀。孔子思想活动五十年，在宇宙观方面几无建树。所有宇宙观的重要范畴：有无、道器、理气、天地、心物、动静、虚实、坚白、一多等等，在孔子思想中几乎全然没有出现。如偶尔论及自然现象，亦多为“取辨之物”，即从中导出政治性、道德性和某些结论的形象譬喻。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面众星拱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轼，其何以行之哉？”（《为政》）这样的“取辨之物”，与其说具有哲学意义，不如说只有文学和教育学价值。无怪乎黑格尔说孔子，“只不过是个平庸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页）。

与孔子大约同时，唯一有力量能与儒学相抗衡的是另一显学——墨家学派。墨子是否对宇宙本原有终极关怀呢？他的“言必有三表”皆不出此岸世界，与思辨哲学无缘。墨子当然有很多精彩思想，远远超过孔子，但对本体论的回答却落入与孔子同一窠臼，以先王之事为本。儒、墨两家势不两立，但思维极限，都以先王祖宗为限。在这样的视野中，无法出现一个彼岸世界，因而也谈不上什么终极关怀。

先秦诸子中依稀有些彼岸意识的是老庄学派。这一派人“夸父追日”，颇有些超然风范。他们提出过“法自然”思想，类似西方的自然法。然而，这一派人流于隐居不仕，当时放弃了百家争鸣的参赛权，此后又无西塞罗这样的政治家将其思想转接于政治实践（注：汉代虽有内儒外法，兼用黄老，用的是黄老南面之术，灵魂已被阉割，与西塞罗转接自然法于罗马政治不可同日而语），失去了对汉民族政治哲学的指导地位。老庄后来不绝如缕，一是作为民间道教发展，性命双修，成为极端自私的养身之道，与社会政治脱离了联系，二是作为知识分子入仕出仕的精神调剂，聊供不平之鸣，即所谓儒道互补，对社会政治也不发生积极影响。老庄哲学具有深厚的理论潜力，本来孕育在自然法中的近代民主观念如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万民平等，在这一派哲学中都可发育，可惜自生自灭，不登正宗，造成了汉民族政治文化史上一次可悲可痛的思想流产。

要而言之，儒、墨、老三家是站在中国政治文化入口处的思想始祖（法家仅为刑名之学，没有文化发生学意义，难以在此相提并论），套用黑格尔论亚里士多德的定语来说，他们是汉民族“思维教养的主要负荷者”。他们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民族的思维定式。然而这三家或者视野偏窄，或者自甘流失，都不能建构汉民族政治文化最根本的基因环节：终极关怀。尽管先秦诸子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终无一家为彼岸世界而争，亦无一家为终极关怀而鸣。后来儒登庙堂，墨流民间，老庄隐于江湖；再加上其他后起学派的交会掺和，终于形成了所谓“实用理性”（李泽厚语，见《试谈中国式的智慧》一文），即整个民族先验不足经验有余，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维定式。先秦以后，虽有两汉之“宇宙论”，魏晋之“玄学”，模模糊糊地探索彼岸终极，终属亡羊之后，难改先天不足之颓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