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一九八六年八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一九五五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搂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陨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那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三十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讧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唯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五五年反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伦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五十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参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一九六六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宿怨已久，其锒铛入狱的悲惨遭遇与周扬不无关系。此时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
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一九八七年九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做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在这之后，这个囚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存。而其他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了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相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此，在这个拥挤的国家里，你绝难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的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续发生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在持续发生一种隐蔽的，却更为可怕的裂变。我们对前者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对后者却谈论得太少，太少。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内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儒无可挽回地跌落进犬儒哲学的怀抱。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向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拷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没有卢梭的《忏悔录》，就没有十八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二十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丰收。还记得萨特是怎么说的吗？——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让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控诉吧，控诉者将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本文初次发表于《书林》一九八八年十月号，
《解放日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文摘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
《当代思潮》一九八八年总二十二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