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观天文，察地理

《易经·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过去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就说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天文、地理总是相提并论。

现在，天文、地理已很少相提并论。有学问的人可能知晓一些地理，但对于天文，敢于大谈一番的，恐怕没有多少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老的天文知识已然陈旧，说出来也不显得有学问，而新的天文知识又极为高深，不是外行可以插嘴的。另外，地面上的灯光，特别是城市中炫目的霓虹灯光，夺走了我们头顶的星光，群星（自然不是指歌星、影星）已离我们日常关注的事情、大家谈论的知识远去了。眼下在某些人群里流行所谓“算命”，“算命”者爱告知人家属于何种“星座”，说完星座便开始大谈人家的祸福，其实，这些“大师”“小师”未必果真在天上找得出那些星座。

在没有声光电化的古代，情形则不同。夜幕一降，地上一片黑暗，只有群星灿烂在上，有亮有暗，有动有恒，时有流星，时有彗星，对任何一个好求知、肯思考的人，每夜仰视群星，无不大动思维，欲看个究竟，想个究竟。于是，借群星而发挥的学问很多很多。这里要说的是一件与地理有关的事：“分野”，就是将天上的星座与地上的区域相对应——天文、地理一种特有的对接。

在我国古代人的眼中，国家幅员之辽阔，与天廓近似，所以当皇帝叫“坐天下”，治理国家叫治理“天下”。用“天”来形容国土，是中国这个大地域国家的特点。然而“天”不是干净的一块，上面有日、月、五大行星（合称“三光”）和其他成组成团的星群，其间的动静格局是古人最要知道的。古人又以为，天上的动静格局与地上的动静格局（包括山川郡县分布、社会兴衰、人事凶吉）必有关系，所以观天文的时候要察地理，察地理的时候要观天文，二者合为一件工作。我国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分野思想，《周礼》记载，有一个叫“保章氏”的官，职责就是“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在那个时候，所分封的地方“皆有分星”。在后来的《史记》《汉书》中，叙述地上的州县郡国分布时，也常向上指一指星座（像二十八宿），如《史记》说：角、亢、氐对应的是兖州，房、心对应的是豫州《；汉书》说：“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

这一门知识学问，古人将它归入天文一类，但它又确实包含着一种地理观念，一种对地上区域体系的理解方式。唐代的大天文学家一行和尚，研究的是天文，却提出一套地上山河大格局的思想，称作“天下山河两戒”说，其核心内容是：天下的山河分成南北两个大系，这两个山河大系又成为分割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南方蛮夷的两条地理界线。一行的这套地理归纳源于对星空格局的总结。他的天下地理格局思想，到明清时期还在被人们谈论，在我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史上影响不小。以天星对地域，是我国古代天、地、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分野”思想里面，当然有大量哲学或迷信的虚构，尤其是后来，天星与地域被赋予不少荒诞的关系。将旋转的星空对应地上的区域，必然存在许多问题。清朝一些讲求实际的学者对上古分野理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宋代的《天象分野图》

说到天文与地理的关系，有一点的确是大有实际意义的，即人类的地上方向观念的建立，离不开对天文的观察。人要认识地理，先要决定方向，没有“坚定正确”的方向，地理就是一笔乱账。而依靠地面上的东西，山也好、水也好，根本无法理出绝对性方向。只有明亮而又具有严格规律的天象，启发并给予了人类方向观念，太阳的升落是确定方向的头一个自然标志，然后还有北极星等。数典不能忘祖，地理学虽属“地学”，但不能忘记当初“天文”对于创立地理基本概念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卫星定位系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远古先人以天星联系地位之理想的真正实现。我们遨游大地，涉足于万水千山之中，即使在荒原绝域，只要拿出卫星定位器“观天文，察地理”，就能得到精确的位置所在。

河南孟津北魏元乂墓的墓顶星象图

甘肃武威出土的西汉漆木式盘线绘图，天盘为圆形，地盘为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