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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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禀气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问题并非我们现代人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疑问,朱子本人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朱子的弟子也常就类似的问题与他进行讨论。关于这一问题,朱子首先归之于“禀气”,强调禀气对理的遮蔽性影响。《中庸章句》言:“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关于“恶”的产生的问题,《大学或问》诉诸“气禀”也有类似的表述:


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四书或问》,第507—508页。


朱子的这一段论述从气禀的清浊、偏正等角度解释了人物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人会有善恶的差别,并由之而强调修养功夫的意义。在朱子看来,人物在根源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由于禀气“偏正”不同,故而有了人物之分。即使在禀气较正的人那里,也由于清浊不同而有了圣凡之别。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是气质对理的遮蔽,使一般人在禀气之初无法全具其性,可以说在这点上“气强理弱”,理的本然纯粹之善因为气的作用无法展现,对于一般人来讲,如果不加修养,则完全是气居于主导地位,这就突出了修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通过修养可以让善性展现,最终善得以主导人的行为,可以说修养是现实的人能够实现“理强气弱”的必要条件。但是修养如何可能呢?朱子仅仅讲“本体之明”“终有不可得而昧者”,至于为何如此,朱子并未申说。

此外,朱子不仅论述了禀气对理的遮蔽性影响,在有些地方,他还认为,理的具体实现状态还与禀气状态有直接关系,气的获得直接影响着理的获得。在与赵致道讨论“理气同异”的一封书信中,朱子言:


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即是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答赵致道》,《文集》卷五十九,第2863页。


在朱子看来,如果从禀赋这一视角看理气问题,则气具有主导意义,现实的人禀得的理是随着禀气而获得的,禀得的气多,相应获得的理就多,反之亦然。《语类》当中的一些论述更是将禀气的类型与禀理的类型联系在一起,如:


性有偏者。如得木气多者,仁较多;金气多者,义较多。扬。《语类》,第75页。


可见,在朱子那里,人在现实当中的仁义礼智等价值德性的获得,是直接和禀得的五行之气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气的属性遮蔽理,还是气的获得直接影响理的获得,都体现了“气”“气质”对理的“优胜”。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在这一“气强理弱”的意义上,“养气”“变化气质”才成为修养当中十分重要的问题。而气质能否变化,又和穷理尽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