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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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气强弱

一般我们认为,朱子思想中的“理”可以代表其思想中的“价值”性要素,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内容,是“纯粹至善”的,气则是实存世界主要的“质料”性构成,也是实存世界的“动力”系统,它具有一系列属性,如清浊厚薄,构成现实中的万事万物的有形有相的诸多状态。朱子在《大学或问》中讲道: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冶”者,正谓是也。(《大学或问》,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07页)朱子在《中庸章句》首章的注释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朱子注释: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万事万物都是“合理与气”而有。朱子认为“理”是“气”的主宰,但在现实的流行层面,作为主宰的理却又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语类》,第3页。的。这其实就会导致如下问题:理到底如何主宰气?在现实层面,理和气到底哪一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如果我们把问题置于修养论与历史观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问题的切实意义:既然我们说理是至善的,而理又是气运动的根据,那么为什么现实当中人总是不那么好,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通过修养来“复性”?这其实也就涉及朱子思想当中的“理气强弱”问题,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朱子思想当中理对于气的根源性地位以及气对理的诸方面影响。

朱子本人其实很少使用“理强气弱”或“气强理弱”这样的概念表述上述问题董金裕指出:“朱熹直接谈到气强理弱的资料,在其为数甚多的著作中,仅有两条,皆见于《朱子语类》。”(《朱熹的气强理弱说及其地位》,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第390页)其实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两段对话实际上是对一段话两种不同详略的记述。此材料本文下面论述时会引用。,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的字眼,而是从相关问题出发,把“强”理解为占主导,“弱”理解为作用、属性未发挥主导,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问题在朱子思想中的普遍意义。尤其是我们不局限于朱子单纯的理气论述,而是把问题放大到与理气有关的其他哲学范畴上,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就更为明显。如《论语集注》在解释“克己复礼”时朱子讲:“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四书章句集注》,第131页)“人欲”发于气质,在朱子看来,人心禀得的天理似乎不能不被人欲所遮蔽。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克己复礼”功夫的必要。没有人欲之私,也就不需要克己复礼了。更为重要的是,也有不少朱子后学以及近代以来的朱子学研究者,都注意并使用“理气强弱”来理解上述问题。对于朱子理气论当中的“气强理弱”问题,学者早有关心。明代诸多理学家,如曹端等人,就直接面对朱子思想中的这一问题。薛瑄在《读书录》中直接谈到“气强理弱”并用这一观点说明修养问题。他讲:气强理弱,故昏明善恶皆随气之所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时而发见,随复为气所掩,终不能长久开通。所谓为学者正欲变此不美之气质,使理常发见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明〕薛瑄:《读书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罗钦顺在《困知记》中直接点出了“气强理弱”,并以此评价朱子思想(参见〔明〕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第十一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5月,第5—7页。又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七《诸儒学案中一》)。陆世仪则在《思辨录辑要》中对薛瑄、罗钦顺有所评价(参见〔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版)。这些都是后代朱子学讨论中涉及“气强理弱”等问题较为明显的地方。可以说,这一问题在朱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使用“理气强弱”这一范式对上述问题进行“转译”,我们可以追问:在修养论上,如果理终究强过气,那么修养就没有必要;如果气最终强过理,那么修养又怎么能够成功?修养靠什么得到保证?后者在不同意“化性起伪”的朱子那里可能更为突出。在历史观上,如果理最终强于气,为什么圣人少凡人多,为什么三代之后就没有黄金时代?如果气最终强过理,我们又靠什么来保证恢复三代的可能呢?尤其是在朱子那里,如果气强于理,三代最终只是气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完全可以不以三代作为价值的参照。下面就让我们从具体的材料出发,从一些方面,对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强弱问题进行讨论。在此,我们主要从抽象的“理气”层面对上述这些疑问进行讨论;对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如“大德必受命”“德福”“三代与汉唐”等则暂且搁置,留待下文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