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论小说的反叛精神

小说家有很多写作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因而孜孜不倦地创造另一个世界，借此疏解内心的冲突，获得心灵的平静和精神上的安慰。可以这样认为，小说家是对现实说“不”的人，他们是现实的反叛者。他们拒绝而不绝弃，高举反叛的大纛。如果他们认同现实生活，小说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对现实的反叛中，小说家透视现实、反观历史，并力求对其获得深刻的理解，从而使生活获得永久的意义。略萨说：“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那些对现状和目前生活心满意足的人们，干吗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虚构的现实这样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去呢？”米兰·昆德拉也认为，小说是人类发明的抵抗不幸的最佳武器。它的魅力及承载的意义就在于怀疑、批评、拒绝和反叛现实，自由地表达对生活的看法，抒发内心深处真实的信仰，建构理想的生活情境，从而弥补和安慰现实生活的不足。而且，这种怀疑、批评、拒绝和反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坚决和彻底的。否则，他们就缺乏写作的动力和支撑，也无法深入时代的五脏六腑以及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如略萨所言：“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和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实际上，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堂吉诃德式的勇士，他们勇猛地向一切虚伪的、腐朽的、落后的和专制的东西冲锋，捍卫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堂吉诃德宁愿舍弃生命，也不愿放弃理想和信仰；他虽然承认自己的失败，但从不灰心丧气。在塞万提斯的《巴拿索神山瞻礼记》中，诗神阿波罗为每个诗人备有座位，唯独没有塞万提斯的，他只好站着。阿波罗让他把大衣叠起，坐在上面，可塞万提斯连大衣也没有。塞万提斯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遭遇和命运，这实际上也是无数伟大小说家的命运。但他还是倔强地举起了长矛，拉开了欧洲现代小说的帷幕。他塑造的掺和着自己遭遇的堂吉诃德，也赢得了海涅的眼泪和掌声，屠格涅夫的震惊与倾倒，以及一切反叛现实者的由衷尊敬。

小说的铁锚，深深地扎根在活生生的现实之中。小说家从现实出发，又摆脱了现实的羁绊和束缚，他们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世界，成为关注自己内心的个体。小说“帮助人能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心，发展他对真理的志向，反对人们的庸俗，善于找出人的优点，在他们的心灵中启发羞愧、愤怒、勇敢，把一切力量用在使人变得崇高而强大，并能以美的神圣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伟大的小说家，无论是“我粉碎一切障碍”的巴尔扎克式的作家，还是“一切障碍粉碎我”的卡夫卡式的作家，无不是脱颖而出的时代逆子，把同时代的人抛在后面。当他们心灵与现实的冲突不可阻遏时，就突破现实生活与自身的束缚，迎来了小说的怀胎分娩。普通人中当然也有对现实不满者、内在生命和外在生活格格不入者，但他们缺乏小说家的敏感和创造的勇气，也可能是由于对小说不屑一顾、内心匆忙或者拙于表达，那些构成小说家血肉的心灵上的细节以及悸动被忽略了，倒不是起初决心委身小说的小说家有高于他们的天赋。因而，勇气和敏感是小说家完成反叛的先决条件。他们要摆脱世俗的成见和一切束缚，获得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能够站在人类的高度去表现生活、存在及其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小说家往往是失意者、失败者，通过小说，他们吐露隐衷，扩展和丰富了自己的生命，抵御了伤害和不幸，呼唤合理而诗意的生活，并衍生出对生活意义的思考——这样的生活合理吗，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古今中外的伟大小说家，无不是马尔克斯所说的“啄食社会腐肉的秃鹫”，并以此为食物，吐纳孕育出健康、鲜活的具有人类共同价值和意义的精神能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小说之所以至今仍然能发出辉煌的光焰，就在于它们穿透了阴霾重重的时代，用伟大的心魄安顿抚慰了人们的心灵。它们既容纳了生活的阴霾，也包含了生活的阳光，始终贯穿着道德和精神的紧张和冲突，而且处理得不偏不倚，合理熨帖。我们缅怀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因为它们宽容博大，兼容并包，有令人压抑崩溃的阴霾，但也不会忘记阳光和诗意；有讥讽和嘲弄，也不失善意的理解和同情。而且，它们总是坚定地植根于道德界限清晰的世界，浇筑塑造自己的人物，给人类提供经验、食粮、抚慰和希望。

小说家的反叛，是对不合理的现实说“不”，同时他们又对理想的生活说“是”。反叛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生活，而是在对现实的批评之上生长出符合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东西来。这种否定不是简单的逃避，最起码不是灵魂的后退，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重新编排生活事件，经过小说家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建立起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世界。正如略萨所言：“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小说在诞生的同时不但完成了对现实的反叛，而且也渗透着作者对另一种生活的认同和肯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控诉“罪恶和铁路的时代”的《白痴》，读过的人谁也忘不了美丽高洁的娜斯塔霞怒焚十万卢布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不会不为她的身世而感到悲愤。在美和尊严成为金钱和权利的交易品、人们锱铢必较的时候，她成了悲愤女神。她看穿了世间的虚伪和丑恶，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反抗这种亵渎。难以忘记的还有那个“完全是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婴儿”的梅什金公爵。他患有癫痫，自小离开祖国，在瑞士封闭宁静的山村长大，因而他具有超凡脱俗的天真和圣洁，是陀氏理想中的“圣徒”。在那个充满欺骗嫉妒和敌意仇恨的世界里，他宽容忍耐一切，以自己的怜悯和同情来呵护、解救受到蹂躏的美。他不避利害、无所企求，以悲悯之心对待那个复杂而又肮脏的世界，守护着一切美丽而圣洁的东西。他舍身饲虎，搭救被男人们侮辱的娜斯塔霞。尽管他解救不了任何人，甚至也救不了自己。娜斯塔霞被害后，他像傻子一样，同罗戈任共同守护在她的尸体旁边。梅什金公爵是陀氏理想中的基督，他宽容而温顺，坚忍而博爱，悲天悯人，以德报怨，但在冷酷无情、残忍争斗的“罪恶和铁路的时代”，却成为别人痛苦不幸的缘由。他的同情和怜悯，不但毁灭了两个女性，同时也毁坏了自己。他想用美来拯救世界，结果是他基督式的圣行和作为不但未能拯救世界的苦难，而且连其美德也被这可恶的世界一起毁灭了。他只能离开俄罗斯，又回到欧洲的疯人院成为彻底的白痴。美丽而圣洁的东西，在这个罪恶的时代无法生根。其无可挽回的毁灭，给我们灵魂带来震惊、洗礼以及对美丽圣洁的永恒向往。陀氏揭示了他的理想人物无法在那个社会里生存的本质原因，同时也唤起人类对美和圣洁的深情向往。

小说家的反抗和拒绝，不是简单地直陈和宣告，而是复杂而含混地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的反抗并不就某个问题提供无可辩驳的答案，而是表现生活无穷无尽的形式和样态，呼唤合理而美好的生活，使得人类更热爱生活。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不少平庸的读者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私通与惩罚，他们简单地判定安娜·卡列尼娜是错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判定这是一部关于私通遭遇惩罚的小说，是十九世纪小说私通主题的伟大变种，等等。这显然误读了这部伟大的小说，背离了对小说精神的认知。单就女性而言，除了安娜，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一群妇女的生活遭际。多莉是个很不幸的妻子，她忠实地履行着传统妇女的角色，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可是她的丈夫斯季瓦却出了轨，她没有办法。她不但要忍受丈夫在外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还要维持这个庞大家庭的正常运转。她在备受养育多个子女的折磨、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偶尔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她羡慕安娜为灵魂、为自己尘世的幸福而不是为上帝而活着。人们谴责安娜的时候，多莉反问道：“他们谴责安娜，为什么？怎么，难道我就比她好吗？”她甚至觉得，“安娜这一步走得太对了，我说什么也不会谴责她。她自己幸福，也使另一个人幸福，不像我这样备受折磨”。还有伯爵夫人莉季娅。她结婚两个月就被丈夫抛弃，两人分居，婚姻有名无实。她自此爱上了无数个人，从来没有认为需要离婚。列文的女管家，她更像一位朋友而非仆人。还有帮助多莉从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的那位农村妇女，她的孩子死了，她说“上帝为我减轻了一点负担”，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这群妇女的生活重复而无聊，精神没有寄托，没有任何出路可言。托尔斯泰谴责她们，又理解她们、同情她们。他自己的内心，也一直处于谴责和同情的冲突之中，这在小说的题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中已经得到了暗示。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攻击和复仇，而是浓烈地感受到映照全书的爱、宽容和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说，托尔斯泰是通过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和女性问题，容纳整个时代，并在其中贯穿他对灵魂、宗教问题的深刻思考。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的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这些蕴含，那些平庸的读者却看不到也读不懂。

小说家反叛现实，必然要溯及历史，现实和历史之间或隐或现的关联必然会在小说中得以呈现。一个没有历史反观与未来远视的作家，他的反抗也肯定缺乏深度。“艺术家的精神是远视的，世人看得很重的事情，他视而不见，然而他与未来对话。”小说家不但与未来对话，也必须与过去对话。在对现实的揭示和反叛中，深刻的小说家绝不会放过历史的辐射影响。当然这不是以历史家的材料论证，而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历史进行反叛和重塑，并摆脱了专业历史学的束缚，往往提供比历史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更多更准的历史认知和判断。如《白鹿原》中鹿兆海和白灵“掷铜元”决定入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情节，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是对宏大革命叙事的解构。在我们的革命历史叙述中，共产党人在入党之前，就已经有岿然不动的革命信仰和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掷铜元”的细节，并不是陈忠实的面壁虚构，而是他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小说虚构。阅读《白鹿原》之后，我阅读了一些当年革命者的历史传记，不得不惊叹小说在反叛矫正宏大历史叙事方面的巨大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积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杜聿明同时收到了国共两党的党员登记表和阅读材料。国民党的阅读材料是很薄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阅读材料是很厚的《资本论》。杜聿明比较了一下，《三民主义》很薄，很好读，很快可以读完；而《资本论》，他读不下去，那么厚，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读完。所以，他选择了国民党。在他这里，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完全是偶然的纯粹个人化的选择。这和《白鹿原》中“掷铜元”异曲同工，何等相似！小说免不了和历史对话。小说家选择怎样一个视野，以怎样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由来，以及由此因缘际会导致的生存现状，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是尤为关键的。同历史对话的深度，实际上也代表着小说家思考的能力，决定了小说的深度。当然，小说和历史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历史是从外部来揭示人类生活的变化的话，小说则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类生活的内部去揭示人类的生活嬗变，并对历史从外部即政治、战争、经济、文化等角度寻绎人类发展变化的方式发起了攻击。因而，小说不但反叛现实，还攻击历史，是历史勇敢的反动者，并比历史提供更多真实的东西。

小说在造历史的“反”的同时，也要置身于自己的发展历史当中，造自己的“反”。任何小说家的写作无不是对之前作品的历史意识与美学经验的回应，包含着继承既往经验和突破束缚的努力。小说家只有在美学上提供了比之前小说新鲜的东西，发展了某个方面，或者创造了某个方面，才能使得小说的血脉延续下去。如果小说家没有置身于小说发展的历史当中，没有明晓自己的创作哪些是重复、模仿，哪些是创造、发展，将自己置身于小说发展的历史之外，那么，他们就如盲人骑瞎马、井底观苍天，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陶醉，只能是小说家前辈驯服的臣民，“造反”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之所以对当前的小说创作普遍失望，不仅仅因为这些作品只是用光秃秃的速记符号捕捉到了生活的奇光异彩，鲜明地描摹出生活屏幕上的丰富表情，还因为这些作品智力贫乏，缺乏美学上的发展和创造，置身于小说的发展历史之外，没有在艺术上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因而这些作品一闪即逝，即使能给我们短时间的新鲜之感，但很快就被无情地淘汰了。这真如白居易的诗句所描绘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比如莫言，就小说艺术的发展而言，莫言没有积极意义上的推进和贡献。他的小说暴力、血腥、恐怖，痴于描写酷刑、杀戮以及各种变态的欲望；叙述既有对福克纳、马尔克斯的生硬借鉴，也有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承袭，而且形成了模式化的套版，作品的场景和情节屡屡重复；文字恣肆放纵，粗俗芜杂，文白搅和，中国文字的典雅、含蓄、优美荡然无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他的作品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这段话云里雾里，含混不清。魔幻现实主义不是魔幻加现实，也不是将现实魔化。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最本质的精神，是在魔幻中见真实、在荒诞中寓深意，终而落到干预社会、反抗寡头、反抗专制和反抗独裁的最终目的上。拉美颇具代表性、颇有影响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等等无不如此。而莫言作品中的所谓魔幻，多是荒诞不经、耸人听闻、令人头皮发麻的杀人剥皮、酒缸撒尿、檀香酷刑，这些带有离奇色彩和虚幻的内容，却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认为这样的“幻想文学”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不知作何感慨！我们可以说莫言在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历史上，非但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将小说艺术拖入了险恶可怕的深渊。别林斯基在批评法国狂热文学热衷于通奸、乱伦、弑父和杀子的不道德性的时候说，这些文学“从全面而且完整的生活中仅仅抽引出这些实在是属于它所有的方面，择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可是，在作出这种由于片面性而已经是十分错误的选择的时候，文学的无裤党们遵循的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艺术要求，其目的却是为了证实自己的个人信念，因此，他们的描绘没有任何可靠性和真实性，更不要说他们是蓄意对人类心灵进行诽谤了”。莫言的创作，与其说是“为了证实自己的个人信念”，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自己认同的感觉放纵。正如不少人所言：他是一个有感觉而无思想，有才华而无担当的作家。他的写作，缺乏恒定的普遍的人类关怀和终极价值，缺乏同情、理解和暖意，势必会走向阴暗暴力、血腥自醉的壕沟。在无意有意当中，他也完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生活和语言的“诽谤”，投合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化与现实的偷窥和好奇，他的作品既不能标志我们的文学达到了世界水准，推进了小说艺术的发展，也不能挽救当代文学的整体颓败。这不仅是莫言创作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小说普遍而严重的症候。

小说的反叛在美学领域内表现出勃勃的雄心，小说家们努力建造属于自己的领域或者完善的人物，建立起崭新的精神世界，从而完成对生活、现实的重新认识。因而，在小说家的反叛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与现实生活经验的重合部分，又可以在“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中看到一个与现实生活经验不同的独特部分。小说家出发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找最为恰当的关节点，在现实的苦难和诗意的阳光之间寻找一个最佳摆渡点，重构生活的理想和意义。正如普鲁斯特所指出的：“小说的艺术重建创作本身即那种强加给我们并且被我们拒绝的创作。至少在它的一种形态下，这种艺术旨在选择创造物来反对它的创造者。但是，它还有更深的意义，它与世界或人们的美相结合以反对死亡与遗忘的强大力量。因此，它的反抗是有创造性的。”即使人类的生存处于最恶劣、最险恶、最艰难的境地，漫天阴霾的缝隙里，依然有人性的阳光。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积聚这些微弱的阳光和不可抗拒的坚韧毅力，正如詹姆斯·B．梅里韦瑟在评价福克纳的创作时所说的，福克纳一生的小说创作努力所做的东西，就是“在人类为自我掌握命运与人性完整斗争中他们主观存在的现实，他们仍然被诱惑要冷漠无情，被拖住后腿而变得步履维艰，但却总是根据‘古老的真理’，激励着自己走向道德上的完成”。选择反叛的同时，小说家获得了现实中无法得到的权利，并受到了新的限制。他们断然拒绝无法容忍的极不合理的现实，同时又坚定地确信人类的正当权利、义务以及普遍的情感爱憎。因而，小说家即是说“不”的人，也是说“是”的人。他们的反抗虽然源于个体，但这种活动在本质上不是自私的，并且超越了个体，他们以决绝的反抗，追求人类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感情，为生存提供坚实可靠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困难的是如何确定“不”与“是”的黄金分割点，这不仅需要心灵的光辉，同时也需要智慧的丰富。选择这个黄金分割点，小说家不是在铁尺上寻找一个点，而是在具有稳定的精神标杆、价值倾向和道德关怀的整体关照的前提下，调整和选择自己的落足点。对此，加缪主张“正午的思想”，即“地中海思想”，知道世界冰冷，仍要尽力燃烧，反对集权与暴力、悲观与虚无，从不取缔生活的意义。他认为，“为了改变自然的冷漠。我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阻止我把阳光下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想象为美好的，而阳光使我懂得历史并非一切。改变生活，是的，但并不改变我视为神明的世界”。如果偏向任何一方，都将使得小说价值的天平难以平衡，人类的存在成为疑惑。如果一味地说“不”，那么生活、存在的意义会被全部抹杀，存在就成为虚无。文学要与人类的苦难保持坚韧的记忆和联系，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但同时也不能对生活的零星的诗意和希望熟视无睹，而让小说成为装盛不幸和诅咒的容器。就生命个体而言，正如加缪所言，“降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途径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这实际上也是小说的精神，反抗绝望而不弃绝，深陷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挣扎中，创造出某种过去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使在人类生活最残忍的时期，依然有穿过苦难阴霾的光线，如果看不到这些光线带给人类的温暖和希望，那么人类的生存就毫无意义。如果只看到这些苦难，人类的生存也就取消了意义。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固然是残酷的，但看不见阳光和人性的诗歌却更加残酷。毕竟，人类还要继续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球上生存、生活。如果对生活只是赞同、喝彩，并报以鲜花和掌声，那么就成了奴化的、顺从的宣传式的写作。这样的角色，自然不是小说应承担的，它必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一九四九年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小说创作，成了意识形态驾驭下的驯良骡子，以至于作家审视自己的创作时发出了这样的喟叹：我们这些作家，人还没死，作品已经死了（李准语）。“文革”结束之后，放声大哭的“伤痕文学”和揭开伤疤的“反思文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绝大多数还是背叛了小说的精神，没有跳出意识形态的牢笼。小说回避不了政治，重要的是小说家站在何处，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表现人，是不是与人类精神、个人命运、自由、权利、爱意、悲悯等保持饱满健康的联系，笔下的人物是不是冲出了种种限制，而不仅仅是社会现状和政治事件。这也是《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大量涉及政治事件的小说能够超越时空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除了少数小说家能够恪守良心、良知，在灵魂的冲突中写作之外，我们不少小说家又被名誉绑架、被市场裹挟、被金钱俘虏，人类心灵的普遍真实与真理——尊严、关爱、同情、怜悯、牺牲等重要的东西被搁在了一边，小说成了腺体分泌出的欲望、暴力、游戏的展演，成了精神上的痰盂，而不是心灵冲突孕育出的蚌珠。虽然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有些言过其实、过于偏激，但也击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七寸”。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已经大面积地背离了小说的精神。我们亟须小说精神的重温和回归。

我们捧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们的作品，常常会被生活的阴霾和生存的重压弄得喘不过气来，但从来不会陷入虚无绝望的境地。他们用炽热的精神、恒定的价值、热忱的道德关怀点燃生活的亮光和生存的诗意，从社会、精神和肉体的腐烂溃疡中拈出灵魂的罪恶之虫，同时固执而又倔强地浇灌着微弱而又顽强的精神之莲。灵魂的善恶交织，精神的混沌深邃，打破了我们习惯的善恶判然的界限，使得我们不由得考问生活的目的和生存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们“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的作品才超越了时空，成为人类精神天宇的太阳，永远普照和抚慰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