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精神空间

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论小说对自由的召唤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早晨七点多，二十七岁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死刑。八个月前，他因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事件被捕，罪名是“参加策划犯罪阴谋，散发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充满反对东正教和沙皇的无理言论的信，并伙同他人在一个私人印刷机构的帮助下企图散布反政府作品”。在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要塞度过的八个月的囚禁生涯中，他读《圣经》，读莎士比亚作品，读完了两部圣地游记和圣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著作。他有三个月没见过太阳，没见过头顶的绿叶。他的一个同伴在被监禁后发疯。八月，他和被关押的二十几个同伴获准放风，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宽敞的院子有十七棵大树，可以看见蓝天，晚上可以点蜡烛，对陀氏来说，可以写点东西了。生活还有什么奢望？没有了，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幸福。他写了一部新小说《孩子们的神话》（八年之后发表时易名为《小英雄》），讲述的是一个小孩子对一对情侣纯洁初恋的惊讶，小孩子惊讶爱情的纯洁、忠诚和无私。在陀氏看来，命运即使赐予人们这么幸福而又短暂的一瞬，在困境中也足以抚慰人的心灵，温暖人心，拯救人于绝望。那么生活也是幸福的，人也是值得活的。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信念，他顽强地、平静地活着。他不知道结局是怎样：流放，要好多年吗？处死，还有多久，会是什么时候？他耐心地等待着判决，也终于听到了死刑判决。不过他的平静令人惊诧。斯别什涅夫记录下了他走上刑场的神情：

被判决的犯人被拉到谢苗洛夫操练场，其中三人被捆在柱子上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尽管颤抖不止，却没有惊慌失措。他满面苍白，但是脚步相当迅速地走上绞刑架；与其说受到了压抑，不如说有些匆忙。只要“开枪！”一声令下，一切就都终结。此刻有人摇起手帕——行刑中止。但是，在要塞里就已失常的格里高利耶夫，在被从柱子上松绑解下之时，像死一样苍白。他的思维能力已经全然丧失。

陀氏坦然地等待着死亡，在他看来，生命即将终结已毫无疑问。这五六分钟给他以后的全部精神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自忖生命还有一分钟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哥哥。劫后余生，他在第一封信里对哥哥说：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被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当场向我们宣读了死刑的判决，让我们与十字架吻别，在我们头上折断了佩刀并给我们穿上了死刑囚服（白衬衫）。以后三人一组被绑到柱子上准备行刑。三人一批，当然，我在第二批。须臾之间我将离开人世。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们全家；在最后的一刻只有你留在我心里，此刻我才体会到，我是多么爱你，我的好哥哥！我也急忙拥抱了站在我身边的普列谢耶夫、杜罗夫，与他们诀别。最后响起了中止行刑的信号，把绑在柱子上的人解了下来，并向我们宣布：皇上赦免了我们的死刑。然后宣读了真正的判决。免罪的只有帕利姆一人，他仍回军队担任原职。

在陀氏的小说中，我们不止一次读到他对死囚和死刑的描述、刻画和思考，这些几乎都源于他这次痛彻心扉的“死刑体验”。不过，他没有留恋过生，也没有因即将失去生命而痛哭流涕。他越过了死囚的绝望栅栏，抵达心灵自由的旷野。在押赴刑场的途中，他几乎也没想到自己，他用自己的眼睛，穿透了庸俗的生存，吓退了死亡。在濒死复生的第一封信里，他看到了结实而又麻木、平庸而又呆板的生存图景：

在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去的路上，我只见囚车窗外人山人海，可能消息也传到了你那里，你必然为我感到痛苦。现在你对我可以放心些了。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并永远如此；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一思想已与我融为一体了。是的，真是这样！

…………

每当回忆过去，想到浪费了许多时间，把时间耗费在迷误、错误、无所事事、无节制的生活上，想到我不珍惜时间，多次做出违心和勉强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就感到非常痛心。生命是一种天赋的能力，生命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无限幸福。……

在死亡逼近的时候，陀氏没有眷顾自身的生命，而是珍惜这活着的仅有的几分钟，从囚窗忘我地看见了生活。他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生命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无限幸福。”他在想象着生活将要发生的情节：一群陌生的、好事的、幸福而又平庸的人，将会奔走相告，告诉他的哥哥，他被处死了。临窗一眺，他眺见了别人的生活。即将发生的虚幻的事情如同小说的情节一样自然展开，他用对生命的珍视，超越了死亡，将他和即将处死的命运隔开。或者说，他用小说家的自由，无视死神的恫吓，表现出秋叶般的静美。他眷恋生命，用小说家的情怀，扩展了生命的容量，这短暂的几分钟，平静地显示出生命的诗意。但同时，他又对那种平庸的生活不屑一顾，他想给这庸俗平淡的生活注入诗意。从围观的看客麻木欣喜的表情中，他用小说家的思绪，延展出他们将会去告诉哥哥自己的死讯，哥哥将会悲痛欲绝的场面。面对即将到来的死神，他依然用小说家的思绪思考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评价他面对死神如何的大义凛然、平静如水，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小说家的思绪超越了平凡的存在，甚至超越了对生命的眷顾，使他自始至终自由地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小说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他拥有超越一切宰执的主体性和心灵自由。二十年后，《白痴》中的梅什金对阿杰莱达讲述的死刑犯临死前的一分钟，实际上绝大部分就是自己在谢苗诺夫校场的遭遇——

我觉得，他一路上一定在想：“还早着哩。还要走三条街，够活一阵的；走完这条街，还有另一条街，以后还要走过右面有面包店的一条街……离面包店还远着哩！”四周全是人，呼喊声，喧闹声，成千上万张面孔，成千上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得忍受，而主要的是得忍受这么一个念头：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要被处死，而我却要被处死！……那个人在张望，他的前额上有一个疣子；刽子手衣服下面的一个纽扣长锈了……

据陀氏后来对朋友讲，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会被赦免，充分做好了死的准备，这几分钟长于百年。他的头脑像万花筒一样，一生如同闪电一样一幕一幕从脑海中掠过。因而这刻骨铭心的死亡体验在他后来的小说中不断重复出现，每一次都摄人魂魄。贝多芬说：“经过痛苦达到欢乐。”陀氏经过死亡，用小说家的思维，捕捉到了自由和诗意——“这几个时刻似乎挪动了他对整个世界的视角：他所理解的事，是没有体验过、等待过必定之死亡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命运给他送来某种伟大的认识、罕见的经历，像是对一切现存事物的一种新的衡量尺度。”这种自由和诗意，不仅仅是身体和活动所受的限制，而是更为深刻的东西，对生命的神秘性、生活的合理性和生存的目的性的确认和追寻。

小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作家喋喋不休地表达自己如何痴迷和钟爱文学，但如陀氏这样，将小说当成生活的作家，则如凤毛麟角。这正如赫尔岑所说：“这种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要将小说当成生活方式，必须具有心灵的绝对自由，如果内心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那么任何有形无形的压迫都不会使小说家做出退让，他们只会依照自由的灵魂的召唤去写作。也正是小说的这种特殊的禀性，使得小说充满了魔力，成为人们反抗现实、构建诗意、抚慰心灵的一种最吸引人的文体。

卡夫卡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将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的作家。在保险公司上班之外的业余时间，他都花在了写作上。他躲在地下室里，恨不得断绝一切社会交往。除了吃饭，都在写作。根据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先生研究卡夫卡日记的结论，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悔婚，除了最后一次是由于父亲的反对外，其余两次都是为了文学。他“把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实际上把最大的爱献给文学了，他和文学结下了‘姻缘’，有排他性了。一切有碍于这一‘姻缘’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为了钟爱的文学，他牺牲了世俗的人生。尽管他的人生和小说都令人难以直面，但他绝对是彻底的：他揭示的人类的孤独、绝望的处境以及寓言般的生存困境，直抵现代人的内心，开启了二十世纪文学新的时代。同时，在他令人压抑的小说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微弱而又倔强的对自由和诗意的渴望和呼唤。《审判》中的K，处于无法言说的人生困境中，被莫名其妙的审判搞得心力交瘁。这个时候，他通过窗口瞭望外面的世界，即使只有一个瞬间，他也看到了正常的生活，看到了生活的亮光，看到了生活的诗意。小说多处可以看到K百无聊赖地通过窗口眺望的细节。正是窗口投射进来的这细微而又迷人的诗意，支撑着K坚持着这场可能永无尽头的审判。在K被捕后，他始终通过窗口瞭望外面平庸而幸福的生活——好奇的老太太想知道K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坐在箱子上看报的赤脚男人，推着一辆手推车的两个男孩，还有一个穿着睡衣打水，边打水边望着K的瘦弱女孩。然而，这些琐碎的、日常的甚至庸常无聊的生活已经远离了K，他被无休止的审判之网越束越紧，他只能在短暂的一瞥中投去羡慕或不屑。在小说的结尾，K被两个穿礼服的肥头大耳的人执行死刑。K在迎接他们时，又将目光投向了窗外：“他走到窗前，再次向漆黑的街道望去，街道对面差不多所有的窗子都已黑了灯，许多家的窗帘放了下来。在楼房一个有灯光的窗户里，小孩子们正在一个有网栏的床上玩耍，他们还不会走路，用小手彼此够着。”尽管他勇敢地迎接命运的裁决，但依然显露出人之为人的对生活的最基本的依恋，渴慕小孩子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K被押解到采石场处死，在与采石场接壤的楼房的最高层上，一扇窗户打开了，K的目光深情地投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瘦弱的人将身子探出了窗子，胳膊也伸得很远。K搁置了自己行将就戮的命运，却在思索着：“他是谁？是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伸把手帮助的人？是一个人？是好多人？还有救吗？是不是还忘记了什么借口？肯定还有。这个逻辑虽然站得住脚，可它抵制不住一个想活下去的人。”就在K浮想联翩，木讷和淡然里还本能地留有对生活的迷恋的时候，刀子深深地捅进了他的心脏。他没有感觉到疼痛，他看见了两个刽子手贴着他的脸的表情——“活像条狗！”。米兰·昆德拉将卡夫卡通过窗口投射进来的生活，比作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朝向人物始终把持着——纵然是在最危急的时刻——自由的决定权的世界，正是自由的决定权给了生命以幸运的不可估量性，后者恰恰是诗意的源泉。托尔斯泰极其诗意化的世界与卡夫卡的世界是两个极端。但是，全靠那半开半闭的窗户，它就像一股怀旧的气息，一丝柔和的微风，进入了K的故事中，并留在了那里。”这“半开半闭的窗户”，如同安娜·卡列尼娜卧轨时撞到她脑袋上并从背上碾过的庞然大物，爆发出生活的诗意和召唤：“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表面看来，托尔斯泰写的是安娜的生命如何走向结束，实质上却表现出对生活的留恋，我们能够感受到无比真实的生命深度和厚度。托尔斯泰笔下的生活如同盛开的鲜花，尽管花丛中也有毒刺蛰伏，但他从未掏空生活的意义，而是不断地在追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恐惧，也使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和诗意。因而，我们最惧怕的小说家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家也是他。无论生活怎样困厄，无论怎样去描绘生活，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成为伟大小说家契合于心默念不宣的重要律条。卡夫卡对于生存是极其悲观绝望的，无论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是他笔下的人物的生活，二者总是充满了互文。但他毕竟活在生活中，在可怜的人间，因而在其极其压抑沉闷的小说中，还是情不自禁地透露出对生活和诗意的向往。《审判》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窗口”，正如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瞥见的一小块郁郁葱葱的绿洲，使得卡夫卡和后来消极厌世、取缔生活意义的向他效法的徒子徒孙们有了重要区别。

米兰·昆德拉在他那充满压抑和缺少自由的小说里，也偶尔会将目光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给人物灵魂以自由和诗意。《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雅库布在离开祖国的时候，目光被一个五六岁的站在窗前的小男孩吸引住了：“这孩子还不到五岁，正透过窗玻璃望着池塘。也许他在瞧那个用枝条挥赶鹅群的男孩。雅库布不能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这是一张孩子的脸，但是吸引雅库布的是那副眼镜。这个小男孩戴着一副显然是深度镜片的大眼镜，男孩的头很小，眼镜却很大。他忍受着它们就像忍受着栅栏，忍受着一个命运。他透过镜片凝望就像透过他被判终身监禁的一座监狱栅栏朝外望。雅库布回视着这孩子的眼睛，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悲哀。”孩子天真无邪，对生活充满向往和期待，他们的世界弥漫着朝阳般的诗意。雅库布却看见了这个男孩未来的生活，那副大的眼镜，似乎隐喻着这个小男孩以及所有小孩子未来的命运，他们都将被套上命运的重轭，如同自己一样不得不逃离这个“伟大”的祖国。

契诃夫在一封信中说：“作家的责任是在维护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维护人的自由和生活的诗意。自由像彩虹一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诗意如同太阳一样，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其普照。眼光锐利的小说家，纵使描绘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也善于透过“窗口”，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捕捉到诗意的自由。德国作家维·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是个酒鬼，通宵达旦地和同伴酗酒，回到家就是打骂妻子。有一次妻子故意磨蹭半天开门，丈夫踉踉跄跄地进了屋子。妻子怕他吓着孩子，就将他往外推。他抓住门框和妻子扭打了起来。平时很温和的丈夫发怒了，因为妻子前一天从他的口袋里拿走了老爷的赏钱，而且藏了起来。他像发疯的狮子扑向妻子，揪住了妻子的头发。妻子说什么也不给钱，丈夫劈头盖脸地打她，可她宁愿被打死也不给钱。他将妻子打倒，自己也倒在了妻子的身上，还是要他的钱，妻子仍然不给。这时候他狂喊着要将妻子掐死。鲜血从妻子的头上流了下来，顺着额头和鼻子弯弯曲曲地流着。他害怕了，放开了手，摇晃着走到窗前睡下了。这个情景真实而可怕，令人毛骨悚然。这个时候，作者加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下子使这部带有恐怖和血腥味道的小说充满了自由的诗意，不仅仅使读者可怜作品中的夫妻俩，同时也使之滋生出爱意。遭遇暴打的妻子在苏醒过来之后站了起来，用衣服擦掉地上的血迹，去安慰受到惊吓哭叫的孩子。之后又来到丈夫跟前，将他的头放在枕头上。然后整理自己的衣服，取下被揪掉的一撮头发。她宁愿头发被揪掉，宁愿头破血流甚至被掐死，也要保住那点维持家庭生计的钱。在被打之后，她表现出伟大的母爱，安慰被惊吓的孩子；尽妻子的责任，照料丈夫；整理自己的衣着，坚韧地面对艰难的生活。这其中有委屈，有对孩子的歉疚，有对丈夫的宽恕，有不幸中的自由和坚韧，既令人痛心怜悯，又使人感觉到悲惨生活中的暖流和爱意。只有熟悉并热爱自己写作对象的作家才能捕捉到这样的细节，也只有对自由和诗意充满向往的作家才能纤毫毕现地表达这个不幸的女人惨遭殴打之后的坚韧和宽容。正是这样的细节，给这个惨烈的场面投上了爱、自由和诗意的光束，提升了这个场面的境界。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并不乏《农民》中的女主人那样坚韧地向往自由的事例，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并未充分地发现，也没有精彩地表现。以“文革”叙事而言，在我读过的作品中，除了控诉迫害之外，很少有作品去表现人物在困厄折磨中将目光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剧作家张献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人真事。一九四九年的上海，有一个青年小开，和后妈即父亲的小老婆生活在花园洋房里。解放后，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娱乐都被取消了。小开喜欢西方音乐，就在家里听听音乐，喝喝咖啡。小开最喜欢的一张唱片叫《月亮河》（Moon River），这是美国电影《蒂梵尼早餐》的主题曲。奥黛丽·赫本弹着吉他，在防火梯上吟唱《月亮河》，催人泪下，成为一个永恒的场景，那一幕也是电影史上最令人感动的镜头之一。但这首歌同当时广播和高音喇叭里激越雄壮的革命歌曲显然极不协调。革命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小开也越来越小心。他关上门，拉上窗帘，躲在房间里偷偷欣赏。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这首美帝的“靡靡之音”，常常跑到小开家里偷听。这样过了好多年，“文革”开始了，《月亮河》的唱片无疑会被查抄，可谓劫数难逃。他的不少朋友都听过这张唱片，想保密肯定是保不住的。于是，对这张唱片的查抄和小开他们对这张唱片的保护的拉锯战开始了。红卫兵三番五次地上门抄家，想找到这张唱片的下落，结果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这其中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情景，需要我们用想象去填充。抄家者气急败坏，他们要打开缺口，找到这张唱片的下落。他们抓走了小开的后妈，一个美丽风雅的姨太太，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其间用了怎样的手段和刑罚，我们也只能去想象。但令抄家者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温婉柔弱的女人，竟然有红色电影里的革命者那样的坚强意志，怎么也不肯说出唱片的下落。三天后，满身伤痕的姨太太被放出来了。回到家里，她目光呆滞冷漠，什么话也没说，走到窗子跟前，纵身跳下，不料落地的时候正巧碰上电线，她的头被割断，鲜血飞迸，人头落地。抄家者对于这张唱片的追缴也就到此为止了。“文革”结束后，当年偷听《月亮河》的年轻人重新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月亮河》。不过，唱片的纹路已经模糊不堪，只能隐约听见幽婉的咏叹。听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禁在想：这个旧上海走过来的姨太太，在遭遇暴刑之后，是否也如《农民》中的女主人公一样，用目光安慰自己的孩子，在镜子里对视自己脸上的伤痕，在纵然一跃的瞬间，她是否看见了奥黛丽·赫本抱着吉他，在防火梯上吟唱？可惜在“文革”叙事中，我们很少看到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对自由和诗意的叙写。我们小说中的上海叙事，钟情于爱慕虚荣、自私无比的选美小姐，那个渴望自由、呼唤诗意的姨太太，被淹没在风花雪月、摩登浮华之中。

我们的当代小说，缺少上述的对自由和诗意的向往。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小说家很少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很少能够抵达精神自由的境地。他们并未体验到自由、获得内在的自由，因而也很少或者很难给人物以自由。我们的小说家眼里的自由和诗意，不是安安静静地活着、消消停停地写作，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小说家的主体性和自律性是同步共生的，小说的自由既不是原原本本地将生活中丑陋肮脏的一面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也不是顺从市场的需求，炮制精神上缺少含量的庸俗之作。自由是属于人类每个个体的权利。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阐明了个人自由在社会中的限度。首先是“意识的内向境地”，需要“最广义的良心和自由”；其次是有个人的“趣味和志趣”；再次是有个人之间联合的自由，但须无害于他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他人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在意识的领域内每个人有表达思想、情操、良心和意见的自由，但这些不能涉及他人，不能对他人构成危害、带来坏的影响，只有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小说家写出小说来，除了卡夫卡等少数作家是为自己写作不愿公之于世之外，绝大多数小说家的写作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因而小说也可以视为一种作家个体心灵孕育的面向众人的社会文化活动。作家当然要忠于自己的心灵，但不能无限夸大人的动物性，不能置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和规范于不顾，最起码不能抱有欣赏赞同的态度，不能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这正如每个人没必要也没意义要将自己每天的排泄告诉别人。同时，小说写作也不能置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于不顾。如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所著《一样的海》中写到六十岁的达农，妻子刚刚去世，儿子里科去了西藏旅游，这时候儿子的女友蒂塔住进了家里。蒂塔打开了达农的记忆，诱惑了达农并同其乱伦。蒂塔将自己的所做所想写信告诉了男友里科。里科在孤独时同一个年龄跟自己母亲相仿的妓女上了床，这时候，他对自己女友和父亲的这种关系也释然了。在给蒂塔的信中，里科这样写道：

没有关系，你让我父亲，一个瘦弱，如孩子般的人，到浴室看你的身体。让他看吧，没有关系。我喜欢这主意。你牵着他的手，放在你身上不同的部位，让他感觉。他看了你，没有关系，他摸了，也没有关系。毕竟，他立即退缩了并逃到雨中碎纸遍地的大路上茫然地游荡。没伤害到谁。没有关系，毕竟，在我是婴儿的时候，他的妻子给我喂了奶，给我换了尿布，然后哄我在她怀里睡觉，现在我的妻子对他做同样的事。不久他会变成一个婴儿。

这种写作的自由显然违背了最基本的伦常，可惜的是作者对此抱有欣赏的态度，觉得唯独如此，似乎才可以表现人的孤独。再看看有人是怎样评论这个情节的：“在这段‘没有关系’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无数的镜头，大雨中的父亲，青春的身体，意念里让人颤抖的欲望，母亲，甚至还有最为纯真的孤独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婴儿成长，我们食用人世间的尘埃和道理，长大成人，最终，我们将拥有足够的孤独，变回婴儿。”这种看似带有主体性的自由并未遵从人类的共识和心灵的自由法则，因而也是矫饰的、伪善的、极不道德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放纵，而是能在一个被人类文明或者社会承认的普遍价值和自由空间里自由活动。

小说的职责，就是在精神的维度上维护人的自由、尊严，表达生活的温暖和诗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劫后余生写给哥哥的信中说道：“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并永远如此；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我的心还在跳动，还是原来那样的血肉之躯，他有爱，有痛苦，有怜悯，有记忆，而这一切终究是生活，On voit le sole（i阳光普照每个人）!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生活和命运对于他过于无情：自幼体弱多病、癫痫、糟糕的兵营生活、西伯利亚的死刑犯、被赦免后又在西伯利亚当苦役和列兵十年……但他像约伯一样，口中没有半句亵渎神灵的话。他靠什么活着？——正如他喜欢引用的泰伦提乌斯的话所说的：“人没有权利回避和忽视世上的一切，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高的道德理性：我是人，人类之事没有不关乎我的。”他自己则阐释得更为透彻：“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地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级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愿我们的小说家实现“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让作品中的“阳光普照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