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他们目光如炬，往往不在乎诗中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追求通往历史的诗歌阅读，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我也曾深受“诗史互证”方法的影响。1995年，我入读南京大学，当时南大“诗史互证”的风气甚为浓郁。系里的老先生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等都重视文史兼治、诗史互证，而且各自都有精彩的著作垂范后学。懵懂的我在这种风气中试图思索相关问题，并曾在自己本科和硕士的学习中有意无意地加以模仿。2002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学习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很想对“以诗为史”的观念做一个梳理，但相关思考不免流于空泛。在业师陈国球教授的点拨下，最终决定考察作为文学批评概念的“诗史”一词在各时代之内涵，对以“诗史”一词为中心而展开的各种论述加以考索，藉此梳理“以诗为史”的传统在历史上的产生和传衍情况。在陈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循序渐进地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并形成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诗史”概念》的博士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许多概念，向来被视为恍惚难懂。不要说意境、兴象、神韵、性灵、格调之类，即便看起来表面字义清晰如“诗史”，其实也是一个意涵复杂、不易阐释的概念。
“诗史”一词，最早见于沈约（441—513）的《宋书·谢灵运传》：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郭绍虞等人认为，“非傍诗史”一句意谓“不是依傍别人的诗句或依靠运用史实作诗”。依此解释，此处“诗史”一词有“诗歌的历史”、“诗歌中与历史有关的典故”两种意涵。不少学者赞同前一种说法。不过，若揆诸史实，沈约并不喜欢在诗中用典，这与同时代的王俭、任昉等人有所不同。郭绍虞等人的后一种说法，或许能接近沈约的本意
沈约受命撰写《宋书》是在永明五年（487）春，以现存的文献来看，此后的四百年间，“诗史”一词虽然在《南齐书》及江淹那里被多次使用，但意指《诗经》和《史记》，是一个并列词组，而非具备独立意涵的概念。一直到晚唐的孟棨，才开始在《本事诗》中使用“诗史”一词来指称杜诗，使其具备全新的意涵，并正式进入文学批评的天地。不过，其意涵已与沈约使用时完全不同。之后，经过两宋、元、明、清几代文人学者的反复运用及持续地辨析与阐释，“诗史”一词逐渐成为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重要文学批评概念。
然而，想要准确把握“诗史”一词的内涵，却相当不易。因为在不同的时代或相同时代的不同语境中，“诗史”一词往往歧义纷出，其内涵甚至大相径庭，令人茫然无所适从。学者指出，“诗史”一词的内涵仅在两宋就已达到九种之多，更不用说该词的内涵在后世还一直有着不停地增衍。我们只须看到英语学界在翻译“诗史”一词时的不确定，便可知道准确把握该词内涵的不易。通常情况下，英语学界若提到“诗史”一词，会径直使用汉语拼音Shishi来指代。然而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便不再用Shishi来简单指代。如黄兆杰（Siu-kit Wong）在翻译王夫之的《姜斋诗话》时，将王夫之使用的“诗史”一词译为Poet-historiographer。严志雄（Lawrence C.H.Yim）在分析钱谦益的“诗史”理论时，则将钱谦益笔下的“诗史”一词弹性地理解为Poet-historian或Poetry-history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李惠仪（Wai-yee Lee）则用Poetic history或Poet-historian来翻译不同语境中的“诗史”一词。这些差别表明了理解上的不易，使得今日要研究“诗史”一词的内涵和理论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语境，首先来展开精微的辨析工作。
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首先致力于梳理和辨析“诗史”一词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内涵，在此基础上勾勒“诗史”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努力抉发其理论意义。之所以设定以上三个方面为重点探讨的方向，主要是受到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刘若愚等人的启发。
韦勒克等人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成三大范畴：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和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是“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当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际上并不能决然分开，相反，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诗史”一词的内涵虽然繁复且有变化，但其核心关注的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即诗歌（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自然可以归属到文学理论的范畴。但是，从晚唐“诗史”之后，此一概念也逐渐并频繁地被运用到文学批评的范围之中。情况渐趋复杂，有必要再加以分疏。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1975）一书中将文学研究非常细密地分为两大范畴，列表如下：
一、文学的研究（Study of Literature）
A．文学史
B．文学批评
1．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
a．文学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b．文学分论（literary theories）
2．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a．诠释（interpretation）
b．评价（evaluation）
二、文学批评的研究（Study of Criticism）
A．文学批评史
B．批评的批评
1．批评的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
a．批评本论（theories of criticism）
b．批评分论（critical theories）
2．批评的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
a．诠释（interpretation）
b．评价（evaluation）
刘若愚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明确研究的思路。“诗史”这一概念本来属于“文学的研究”中“文学批评”之“理论批评”，既有文学本论的部分，也有文学分论的部分，须根据具体不同的论者而定。而历史上对“诗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的研究”中“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中“批评的批评”，如从古至今大量运用“诗史”来理解杜诗、宋末诗歌、明末清初诗歌等情况，均属于“文学的研究”中“文学批评”之“实际批评”；另如邵雍对“诗史”的意见则属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中“批评的批评”中“批评的理论批评”之“批评本论”；至于宋人大量关于“诗史”的言论，则应该属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中“批评的批评”之“批评的实际批评”，它们既有诠释，也有评价。
若综观民国以来有关“诗史”问题的研究，我们会发现过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各类文学史和杜甫研究著作中，有大量探讨“诗史”概念的论述。这些论述，大都属于“文学的研究”中“文学批评”之“实际批评”，这类论述在阐释“诗史”一词的理论意义上，并没有贡献。
二、有部分属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如龚鹏程研究“诗史”一词的发展史，即属于文学批评史的工作。
三、更多的研究属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中的“批评的批评”。多属“批评的实际批评”，极少数如龚鹏程的部分工作涉及“批评的理论批评”。
以上的大致分类，可以帮助完善本书的研究思路。本书选择“诗史”概念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并非简单地试图对此概念做一较为完整和彻底的研究，而是想侧重分析此概念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也就是说，本书的工作倾向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即主要研究历史上大量对“诗史”概念的“批评的批评”，抉发这些“批评的批评”中所蕴含的文学理论的意义，并建构“诗史”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点已进入文学批评史的工作）。在建构“诗史”概念历史发展之时，并不特别讲求全面与细致地描述，而是尽量围绕问题来展开讨论及对历史加以呈现；同时致力于弄清历代各类“诗史”说的内涵和外延，重点考察“诗史”说通过何种途径建立并发展起来。譬如宋代以后诗文中随处可见的此类不具备任何理论意义的“诗史”一词，多属“实际批评”。对这样的现象，本书一般不加以考察，除非如宋元之际集中呈现出来的较具规模且富批评史意义的“实际批评”。至于本书在讨论明清之际“以诗为史”阅读传统时所附的论钱澄之《所知录》一文，考察的是钱澄之在“以诗为史”的观念驱动下进行创作的现象，通常意义上属于“文学的研究”中“文学史”的研究。但我关注的问题是理论对创作的影响，即“文学的研究”中“文学批评”之“理论批评”对“文学的研究”中“文学史”的影响。当然，在展开具体问题的讨论时，各种层次的论述其实又往往交叉并融合在一起。
在目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界，术语、概念或范畴的研究十分流行，也收获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若从方法上来说，本书也可以纳入学界常说的概念研究。但是，本书的问题和用意已如前述，既然不是单纯的概念分析，所以落实到写作上时，在方法上试图与一般的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概念研究有所区别，那就是本书特别注重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讨论问题，而不希望用理论逻辑去掩盖历史文献所能传递出来的各种信息。所以，本书会尽力将每一条材料系年，希望通过材料的历史顺序来呈现概念的起源和发展。本书也会尽力考索每一条材料所处的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特殊内涵，尤其对于两宋大量的有关“诗史”的零散论述，本书更注重挖掘和打捞历史碎片，并不强调将如此众多的论述整合成有系统或有条理的面貌。此外，本书特别注重考察每一种“诗史”内涵首次出现时的历史语境。比如一种内涵在宋代出现后，清代的理论家虽然仍会时常提及，但却并没有任何变化（包括较大的或细微的变化），则本书仅会在讨论宋代首次出现时顺带提及其在后世的反响，而不会在讨论清代“诗史”的时候加以重复处理。缘是之故，清代大量的有关“诗史”概念的论述，本书仅择取其中的重要人物及理论取向与前代有异的加以分析，而不再像对宋代那样进行全面的辨析。
总之，本书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努力回到历史语境去仔细辨析每一条材料所能呈现出来的理论意义。当然，仅限于此是不够的。所以，本书会在每章的结尾部分对大量材料所呈现出来的纷杂的意义及时加以总结，并在全书结论部分展开较为宏观的理论反思和演绎，希望藉此弥补大量考释所带来的文献主义的倾向，同时也避免全书架构可能出现零散的问题。
每个重要文学概念的研究，都可以视为一次从特定角度来反思中国文学基本传统的机会。“诗史”概念与神韵、性灵、格调、肌理、境界等侧重表现诗歌美学的概念有所不同，它指向的是诗歌（文学）和历史之关联的重大问题。我从事“诗史”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部分回答我对诗歌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困惑，帮助我追寻曾令我“寤寐思服”的“诗史互证”方法的理论来源。当然，就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言，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文学批评史一门学科所能处理穷尽的。然而，通过全面、系统地考索“诗史”一词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情况，可以厘清“诗史”说的由来、基本内涵，甚至于理论上的漏洞与不周延，可以厘清蕴藏于“诗史互证”方法背后的理论倾向，更可以看到“以诗为史”传统的形成轨迹。
这一传统的形成无疑是漫长的。我注意到，“诗史”本是唐人在阅读杜诗时总结而得的文学概念，但此概念经过宋人和明人的辨析，已经逐渐脱离杜诗文本的缠绕，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至明清之际，“诗史”理论得到广泛认同，不但形成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而且还影响到了诗歌的创作。这些，我在正文中将逐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明遗民钱澄之以清晰的“诗史”写作理念努力从事诗歌创作实践，他在撰写南明史著作《所知录》时，竟在该书中收录了他本人创作的七十三首诗歌。这一奇妙的诗史互证的现象是探讨“诗史”理论如何影响创作的绝佳例证。在《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所知录〉书写样态》一文中，我试图分析钱澄之如何在“以诗为史”的观念驱动下从事诗歌创作，他又是如何将此诗歌观念贯彻到史学著作《所知录》之中的？诗歌与历史一旦熔于一炉，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在过往的文学史叙述中，钱澄之并非至关紧要之人物，但其一生著述，无论诗、文，抑或经学、子学、史学上的研究，都贯彻有非常清晰的写作理念。这是他与一般诗人、学者不同之处，也是他卓越之处。我已另撰一书探讨钱澄之为何及如何写作的问题。
通过辨析历代有关“诗史”概念的讨论，我对古人文心的细密及理论的思辨能力有了更深的领悟。今人常言古代诗话、词话多片言只语且多自家体悟之言，这自然是有识之见。不过，这些论断还是有些片面和极端。我发现，从明代中期开始，诗论家们对于“诗史”保持着长达百年的持续诘难与辩论。正因为如此，才能在理论上奠定“以诗为史”的传统，才能导引出明清易代之际大规模的“以诗为史”的诗歌写作。这种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阐释，自然得力于悠久的经学注疏传统。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而弥新，也正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学者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与努力。
2012年1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