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文化名人。《老子》一书，亦名《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同《易经》《论语》一起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为重大而又深远的思想巨著。然而，千百年来对于老子其人其书却是争议不断、众说纷纭。历史上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至今仍是一宗悬案，烟雾缭绕，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研读老子其人，绕不开司马迁。一定意义上说，老子其人其生平成于司马迁亦疑于司马迁。司马迁提供了最早、最为准确的有关老子其人信息，同时又为争论老子其人埋下了伏笔。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后人关于老子其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司马迁所记载的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人及其生活年代。应该说，在清代以前，对于老子的争论并不大，一般认为老子生活的年代与孔子同时且稍早于孔子。19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撰文对老子其人提出质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了一场热烈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年长于孔子；另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在孔子、墨子之后；还有一种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老子其人。这场争论的文章后来汇集在《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胡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一批顶级学者都卷入了争论，甚至有了意气之争。胡适与钱穆就老子的年代问题通过几封信，胡适主张老子生活的年代为春秋晚期，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人，晚于孔子。据说，两人一次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追根溯源，关于老子其人争论的源头还在于司马迁的《史记》。历史上记载老子其人的书籍很多，大多带有神话或传说成分，唯有《史记》比较严谨，具有充分的史料价值。从《史记》记载分析，司马迁明确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这就是春秋时期有老子其人，姓李，名耳，字聃，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曾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子崇尚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汉初道家与儒家已形成不同学派，相互排斥。关于老子和老莱子，应为两人是无疑的，却同是春秋时期人，同为孔子的老师。老子长期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著书《道德经》，而老莱子是位隐者，终身不仕，著书十五篇。所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关于老子与太史儋，由于两人都是周朝史官，且名“聃”与“儋”的古音相同而字义相通，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老子与太史儋应为两个人，也是无疑。太史儋见秦献公的时间是公元前374年，此时老子仍在世的话应有两百余岁，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两人的处世原则和理念截然不同，老子虽为史官，关心政治，却不愿直接为官从政，最后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太史儋则志于入仕，积极为秦献公献计谋策。因而司马迁在记载两人时持谨慎态度，用了“或曰”“盖”等存疑之词。关于老子生活的年代，老子的年龄大于孔子，应为春秋末期，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不仅在《史记》中多有记载，而且在《庄子》《礼记》《左传》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中也有记载；另一方面，1993年湖北郭店竹简本的发现，据碳-14测定，竹简本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说明在战国时期《老子》一书已存在并流传，那么，作为著者的老子就应生活在更早的年代。老子所著《道德经》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诚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所言：“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老子是革命家，他消解了“上帝”“天命”等宗教和迷信观念，实现了古代思想史上的革命。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需要借助宗教和超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天命观。天命观的本质是神秘主义，认为宇宙间有个至高无上的神；主要内容是相信神灵经常关心并干预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各种事务，相信神灵具有必要的智慧，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意愿，相信神灵具有实现其意图的权能和超自然力量。不过，古代殷商王朝和周王朝的天命观有明显差异。殷商时期的天命观带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巫术传统，核心概念是“帝”或上帝。殷商的帝与祖先合二而一，它是殷商族群专有的守护神，而不是所有族群的守护神，更不是普适的裁判者。从甲骨文分析可知，“帝”字是花蒂的象形，预示着殷商种族的绵延不绝，也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所以，殷墟甲骨卜辞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风”。意思是，甲辰那天，上帝要命令下雨，上帝要命令刮风。还有“帝其降堇（馑）”，“帝降食受又（佑）”。意思是，上帝要降给饥馑，上帝赐给我们吃的，保佑我们。还有“伐邛方，帝受我又（佑）”？意思是，征伐邛国，上帝会保佑我们吗？还有“王封邑，帝若（诺）”。意思是，君王要建筑城邑，上帝答应了。还有“我其巳宾，乍帝降若；我勿巳宾，乍帝降不若”。意思是，我免占卜官的职务，上帝是应允的；我不免占卜官的职务，上帝是不允许的。这些都说明自然界的风雨变化、人世间的年成好坏、战争胜负、筑城、任官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决定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王朝天命观的核心概念是“天”，比起殷商的“帝”说有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周朝的天是所有族群的保护神，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和人文性。同时，周朝为了说明周朝取代商朝的合理性，提出了“天命靡常”观念，认为“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意思是，不是我们周朝敢违背殷商王朝的命令，是天不保佑商朝。周朝还把天与祖先分离为二，赋予天以伦理意义和道德内容，提出“以德配天”观念，认为君王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得到上天的保佑。尽管周朝的天命观有了进步，但春秋末世的战乱、苛政、重赋、酷刑，不仅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价值失序，而且意味着“天命摇坠”和精神世界的危机。老子对当时的社会生存状况进行了哲学反思，对统治者的天命观进行了思想批判，提出以道的观念取代“帝”和“天”的概念，以哲学取代宗教。在老子看来，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实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怎么评价都不为高。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撰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一场革命。德国诗人海涅称赞：罗伯斯庇尔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康德砍了上帝的头。老子却在2500年前就砍了上帝和天命的头，从而为中华民族减少宗教色彩、增进理性光芒开辟了道路。

老子是哲学家，他创立了道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的整体框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对老子的思辨哲学做出较高评价，对孔子却颇有微词。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其著作不过是“道德的教训”，“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对于黑格尔的评价，似可从《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的一则故事中得到理解。“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说明荆人能超出个人之得失而不忘国别之界限；孔子能超出国别之界限而不能忘世人之藩篱；老子则超越私己、国界和人世，在宇宙大道的背景下来看“遗弓”事件，无所谓得、无所谓失，故可谓“至公”矣。通过这则故事，既可以体会到中西哲学的差别，又可以感悟儒道学说的差异。西方哲学以古希腊为代表，以自然为出发点，以实验为主要方法，着力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哲学以先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着力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关注政治和人生问题，且局限于社会领域探讨人生和政治问题，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总体而言，伦理道德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但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还是有着明显差别，孔子学说只有伦理内容，老子学说却具有思辨色彩。孔子学说的主题是人，是人生而不是人的存在。孔子提倡人道有为，关注的是人伦秩序而不是人存在的形而上根据和意义，他努力从宗教制度和血缘纽带里探寻政治统治和道德生活的普适原则，这就是仁者爱人的伦理学说，“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就是德政与礼治的政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礼治在国家层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家庭层面，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家国情怀的道德修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学说的主题也是人，却是人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人生。所谓生存，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存在”范畴，并非简单地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老子提倡天道无为，关注的是人存在的根据及其终极价值，这就是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根据何在，其生命的根源在哪里，人应当如何生存、怎样生存才符合人之存在的本性等高度抽象的问题。老子通过批判反思和抽象思辨，最后概括升华为道这一哲学范畴。康德指出，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科学的某种纯粹观念，并不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存在。老子之道正是康德所说的某种纯粹观念，这是老子作为哲学家的重要标志。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是老子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老子以道为核心范畴，注释拓展，创建了道家的哲学体系，构筑起古代中华学术的宏伟大厦，从而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存在、生长和归宿做出了本原性思考，为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形而上根据。

老子是政治思想家，他提出的“无为而治”政治主张，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规律。老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期，整个社会经受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危机。从社会政治制度分析，周王朝东迁之后，共主衰微、王命不行，旧的贵族等级制度“礼崩乐坏”，于是诸侯兼并、战争频仍。春秋初期是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纷争，末期则为十四国争霸。从经济层面分析，统治者横征暴敛、恣意妄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生活。《左传》记载，昭公三年，在齐国是“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踊是指受刖刑的人所着的假肢，由此可见刑罚严苛和受刑之人众多。在晋国是“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无怪乎，老子尖锐地批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在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时，统治者却穷奢极侈、招摇过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意思是，朝廷很败坏，田地很荒芜，仓廪很空虚，统治者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锋利的宝剑，餍足了饮食，家里有多余的财货，这种行为就叫大盗。这真是无道啊！从精神世界分析，由于“天命摇坠”，旧的关于人与天、人与鬼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普遍受到怀疑，精神信仰和社会伦理道德出现严重滑坡。面对如此深重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先秦思想家提出了各自匡正时弊和政治统治的方案。比较而言，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政治思想，也就是从抽象思辨和终极追问的角度提出了道家的政治主张。在这个过程中，老子运用“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阐述深奥的道理，这也是老子高于其他思想家的地方。“正言若反”，是对事物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正确的把握，不仅提醒人们要从反面的关系中来观看正面，以显出正面的丰富内涵，而且提示人们要重视对立面的作用，甚至于对立面所产生的作用更胜于正面所显示的作用。因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并把无为而治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事事、没有作为，而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政治统治。《老子》第五十七章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然后指出无为而治的反面是统治者过多的干预，弊害甚多，“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意思是，我怎么知道无为而治的好处呢？因为天下禁忌越多，人们就越陷于贫困；人们先进的器具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的巧智越多，歪邪的事情就更加兴盛；法令越是详明，盗贼出现得越多。最后以圣人的口吻指出，无为是手段，治理才是目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是道教始祖，他创立的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理论最为重要的渊源，道家哲学乃是道教至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老子否定了宗教，否定了上帝和天命，而老子本人却被尊为道教教主，这真是“天命靡常”和绝妙的讽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一词曾被赋予广泛的含义，最初的意思是指以“道”来教化众生的各种理论学说和实践，先秦思想家都以“道”来指称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自命或被认作是“道教”。作为宗教的道教，是指在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渐形成了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某种实践，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道家与道教具有根本区别，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在东汉中后期形成的宗教。但是，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尊《老子》为主要经典，是教徒们必须习诵的功课；后来又把《庄子》奉为经典，称为《南华经》。这表明道家哲学确实是道教的思想渊源，《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指出：“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从这段议论可知，老子之道与道教之道有着密切联系。老子之道深邃幽远，是不可捉摸而又确实的存在，即“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同时，道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把道作为天地万事万物的根源，且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超越时空的存在，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就接近了宗教思想，为道教从宗教角度进行解释提供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之道被道教所吸收运用，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当然，道教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老子之道，而是做出了创新性改造，给予了宗教性阐述。在道教看来，道是“神秘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老子哲学与道教的联系，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是对老子的亵渎。

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仿佛看到函谷关的上空仍然盘旋着紫气，仿佛看到一位老人骑着青牛孤独前行。这就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活在春秋末期，约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在中华历史的天空中，他是最亮的智慧之星。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他可以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星宿媲美。